韩军的“新语文教育”理念

管季超0712

他，让语文教育返本归根

——韩军的“新语文教育”理念

作者：陶继新   

    韩军，1962年生，“新语文教育”代表人物。博士研究生，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省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曾宪梓教育基金一等奖获得者，全国青少年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青年报》作文大赛唯一中学教师评委。在全国讲课200余场。著有《韩军和新语文教育》一书。

    在中国中学语文界，韩军无疑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教师。 　 这不仅因为他有着众多的荣誉称号，40岁出头，就已当了12年的特级教师；也不仅因为他的“新语文教育”被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学习协会列入中国建国以来“著名的教学流派”；而且还因为他对语文教育惊世骇俗的崭新思索。韩军应邀去过全国200多个地方。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课、他的报告，都让听众好评如潮；他的观念、他的思想，给语文教育界内界外的人带来震动和轰动。
    韩军“新语文教育”的“新”字，非标新立异之“新”，非新旧之“新”，而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五四“新文化”的“新”。他主张语文教育接续五四“新文化”之“新”。五四“新文化”强调的“科学”，落实到“语文教育”，就是“求真”，“民主”落实到语文教育，就是求“自由”与“个性”。这种重新建构的真实、自由、个性，才是“新语文教育”的精神内核。
   韩军说，我的“新”其实比大家更“陈旧”，比当今颇为时髦的打破传统、标新立异、唯新是举，“陈旧”了近90年。我主张回归两个传统，一是回归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传统，一是回归五四前民族语文教育根本文法的传统。
　　韩军说，他是在为语文教育寻根求本，他让中国语文教育返本归根。
　　于是，就有了韩军倾注20年教学实践心血，构建的“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念——

理念一：真实个性，回归语文教育的“人文”之本

    “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时髦用语现已深入人心，但12年前，尚系崭新理念，乏人提及。1993年1月，韩军第一次在中国语文教坛提出“人文精神”，很快成为燎原之势，进而燃亮语文教育的角角落落。    但韩军也感遗憾，当今人们在说“人文”时，误解了本义，理解成“思想、政治、课文内容”等与“人文”的本义相去甚远的解说。     韩军强调，“人文”本义是人性，即求真，求自由，求个性。当今中国语文教育，最迫切的是回归到“人文”的这个本义。时下中国，请暂不要给“人文”添加其他的含义。教师课堂上讲真话，学生口头“我口说我心”，笔头“我手写我心”，师生不虚伪、不造作，精神真实，灵魂自由。这，就是目前语文教育中最大、最迫切的“人文”，也是“人文”之本义，更是语文教育之本。上课时，老师真诚、平等地对待学生，与文本，与学生，真心沟通、真情交流，同样也是“人文”。当今中国，在语文教育中坚持这一点，仍不容易。     韩军认为，好的语文教育，需要师生共有一种植根于语言人文精神的人伦情怀、人生体验、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来凝固化的语言，充分施展个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种痴迷如醉、回肠荡气的人化情境，从中体悟语言妙处，学会语言本领。

    韩军说，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语文课上师生都不能说真话，这样的历史，仍在继续。同时，不少教师，仍孜孜迷信技巧、技法、步骤，克隆、模仿教案、教法，约有60%的教案是克隆、因袭。这是中国语文教育中两个根深蒂固的“痼疾”，前者是“精神专制”导致“精神专制”，后者是“精神虚无”导致“精神虚无”！想想，那么多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说的不是自己咀嚼、思考过的话，而是搬来的话，又如何让学生作文中、口头上，说真心的话、个性的话？     韩军说，语文教育之树，枝繁叶茂，历久常青，源于语文教师深扎于文化沃土中的默然无语之根；教师立于脚下土地，立于人类博爱，立于深厚的文化积淀，用自我人生，体悟文本中人物、民族、人类的命运，感受与咀嚼文本中的个体与人类的苦难，与大地上的同类血脉相通，有悲天之情，悯人之怀，与文本中的人物同歌哭、共笑骂，真实地鸣奏语文教育动人心魄的乐章，那样，语文课就情感饱满，充满魅力。这，是语文教育的人文根本，人文血脉，是语文教育真实、自由、个性的本然所在。

    韩军说，教师“精神真实”，才能导引学生“精神真实”，教师“精神丰盈”，才能导引学生“精神丰盈”。一味迷恋技巧、技法，一味克隆模仿，语文课岂不如水上浮萍？    韩军说，现在社会有些“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假冒伪劣”横行。在此世境中，守住语文课三尺讲台的“人文”本真，坚执于精神真实、自由、丰盈，师生同说真心话，人人自由思考，保持个性，实在不过是“回归常识”，然而，当今中国，回归常识却还需要一份勇气！

　　韩军说，制造假冒伪劣的物质产品，会害人性命，那么，制造伪劣精神产品，如，课堂上、作文里、口头中，言不由衷、鹦鹉学舌、胡编乱造、伪抒怀、假抒情，那就是从精神、人格上，奴化人，毒害下一代了。

    韩军说，呼唤回归“真实、自由、个性”的“人文”之本，具体说，无非就是让学生说“人的话”―——真实、自由、个性的“人性”之话，不要教唆孩子说“神的话”——假话、大话、套话，也不放任学生说“鬼的话”——自私、冷漠、仇恨的话。所谓“神的话”，是泯灭人性，培养虚伪的神性，实为奴性，所谓“鬼的话”，是动物的“非人”的本能占据了道德心界与心理视域。总之，说话、写作，既不拔高，做“虚伪之神”，也不降低，做“非人之鬼”，不“装神”，不“做鬼”，做真实、自由、个性之人。这就是返语文教育的“人文”之本。

   韩军说，教师为显示所谓“真实、自由、个性”，课堂上毫无顾忌地倾泄对世界、人生的绝望，把鲁迅先生那样的“骨子里彻骨的绝望”传染给十几岁的孩子，让他们觉得世界“本然”面目就是黑洞洞，无亮色，那也是他不赞成的。韩军说，我可以让孩子感受悲愤，但绝不给孩子带来绝望；我可以将毁灭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展示给孩子看，但绝不能让他们看不到希望的亮色。韩军在上《照片记录中国之痛》一课时，开始先向学生展示中华民族面对苦难仍然迎难而上的四幅照片，从而让学生感受悲壮画面背后蕴藉的一种昂扬的精神。这就是“人文”（人性）的限度与节制。
    “人文”即人性，语文教育的根本植于此，而语文教育的“人文”须臾不离文字，这也是韩军一再申说的。


理念二：举三反一 ， 回归语文教育的“积累”之本　　

　韩军说，五四“新文化”精神应张扬，而五四后始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大的基本思路却应反省，此思路即“举一反三”。
    所谓“举一反三”，即，每学期只学一本教材，以课文作范例，教师不厌其“深”“细”“透”一味讲析，微言大义，咀来嚼去，学生围绕几篇文章，斟句酌字，操来练去，独独忘了大量积累。此“举一反三”之路，实是学数、理、化等理科课程之路，却成了五四后现代语文教育东施效颦的“必由之路”。此“路”的结果是，学生一学期最多只读不足30篇课文，漫漫中学6年，最多360篇。试图通过360来篇所谓范例，让学生会读、会写远远超过360多篇文章，实在是车水杯薪、缘木求鱼。高中毕业仍不会阅读写作者大有人在，效率之低可见一斑。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远比不上千百年的传统语文教育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根源在此！　　韩军反道求之，他主张“举三反一”。他说，学语言是积累为本，读书为本；数量在先，大量读书识文，由量变到质变。学理科可“举一反三”，通过一个例子学会解大量同类习题，师“举一”于前，生“反三“于后；学语文，则是“举三反一”，生自我积累、积淀大量，才会读写反刍点滴，生自“举三”于前，生自“反一”于后。幼儿学口语的效率之高令人吃惊，一年可牙牙开口，两年便正常交流，奥妙在于，一出生，便掉进了语言大海。大人与其说话，大人之间说话，都有意无意走进幼儿的听觉。
    韩军算了一笔账，幼儿1天至少听100句话，每句10字，一年至少听了36.5万字，两年至少73万字。幼儿在“举三”之上，自然而然“反一”。古人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在小孩子那里，演化成了“听话数十万，说话自然成”的奇迹。而传统语文教育一直不自觉地走“举三反一”之路。
    五四后始的现代语文教育，抛弃了传统的“举三反一”，试图走捷径，在“举一”上“反三”，每学期30篇课文求“深”“细”“透”，繁琐解析，微言大义，字斟句酌，艰难推进，欲图“反三”。
    韩军又算了第二笔账，每学期95节语文课（共4275分钟），学3万字（一册教材课文的总字数），速度是每分钟7字（3万除以4275分钟）。中学6年12学期共1140节课（共51300分钟），学12册书，课文共36万字。区区36万字，学生跟随老师艰难煎熬6年共51300分钟，以7字／分钟的速度字斟句酌，操来练去，6年到头，竟不如婴幼儿两年学口语所“听”字数73万字的一半！虽漫漫6年，学书面语（读写），竟不过关！又怎能过关？
    韩军激动地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循“举一反三”为圭臬，效率低，造成十几代、几十代中国人，少年青春光阴流逝，民族智力惊人浪费，触目惊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五四后期，现代语文教育悖逆传统语文教育，所遭受的“报应”！
    越执迷于“举一”，就必然越执迷于“讲析”，必然越求“深”“细”“透”。当今中国，960万之大地，所有语文课堂，普遍情况皆是，1000来字课文，每位老师几乎都不厌其“繁”地讲析3节课共13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而韩军呼唤的“举三”，则力举积累、积淀大旗，看似不求甚解（实际上是“天下本无甚解”），其实正如大鹏展翅其“风之积也”“厚”一样，方能展翅“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韩军说，大力提高语文教育效率，必须“举三”为根本，不弃“举一”，“举一”为辅。他提两点建议，第一，大胆调配时间。初中、小学，以2节（或3节）学课本（即“举一”），放弃“深、细、透”，只比正常阅读稍慢些，只粗通文意，不求甚解，3节（或2节）课让学生自读课外书（即“举三”），按正常阅读速度自由阅读。第二，不要执迷于课本。初中、小学，学课本（“举一”）与读课外书（“举三”），时间各占一半，高中则可直接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精选》《中外散文百篇》与“四大名著”等课外书做课本。韩军说，如此，语文教育才真正回归根本，数以亿计的中国学生必能在语文能力真正突飞猛进！
　  韩军算了第三笔账，若采用3节课读课本＋2节课读课外书（或，2节课读课本＋3节课读课外书）“举三”为主“举一”为辅的教学方式，3节课读课本（即“举一”），比正常阅读速度稍慢，44字／分钟，每节课完全可完成2000字，3节共完成6000字；2节课读课外书，按正常阅读速度350字／分钟，一节就可自读15万字，2节课就30万字。那么，每周5节语文课，可轻松完成30.6万字！而如果按“举一反三”的路子，单单拘囿于课本求“深、细、透”，每周5节课，最多只能完成区区1600字！一多、快、好、省，一少、慢、差、费，悬若霄壤！
    韩军呼吁，为了几代中国人，几亿中国孩子，光阴不再在语文课上无谓浪费，回归“举三”为本、辅以“举一”之正途吧！

理念三：美读吟诵，回归语文教育的“诵读”之本

   韩军说，千百年来，教语文从未离开“诵读”，包括背诵。韩军把这种扯开嗓子，摇头晃脑，或铿锵锵，或婉转地朗读，称作“美读吟诵”。自五四后，尤其20世纪40年代至今，现代中国语文教坛，大体只热衷“讲析”，几乎完全丢掉“诵读”。现在，是回归根本，让“美读吟诵”登堂入室的时候了。
    韩军说，学语文本来很简单，千百年来一直很简单，即吟诵是根本之**！可五四后，人们却逐渐摒弃了吟诵**，迷信千技百法，所谓千技百法，无非是解剖解析之法，把整体文章碎尸万段之法。他说，美读吟诵，是“人心”与“文心”感应，文字是立体的——诵读使平面文字达于立体；文字是交响的——诵读使无声的文字形成交响。美读吟诵，在传统语文教育中行之有效、有大效，而在当代所谓的创造、创新、创意中被丢弃否定了。结果，创造因缺少根基而只能在花样翻新上左右摇摆，创新因缺少积累而只能在表面形式上徘徊不前，创意因缺少厚重而只能是雕虫小技的表演而已。
    韩军认为，“无字不能读”。他读课程表、座次表、元素表等，他也读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在外地上观摩课，他把现场的会标甚至天气预报等，也读得有声有色，使文字立体飞扬，犹如交响，听众皆惊呼。韩军目的就是，启蒙全国语文教师都挚爱吟诵。

    韩军对吟诵颇有心得，他说吟诵的关键，是“随心所欲”“道法自然”。重要的是“心”，心到音才到，若心不到，则音抑扬顿挫，也失去自然！吟诵非喊，矫揉造作，拿腔拿调，是对听众和吟诵本身的双重蹂躏。“诵到极致就是‘说’”这是韩军的对诵读的名言。诵读的至境，是平平淡淡、自自然然地说话，平白质朴地说话，生活化地说话，用心来说话；生活中平凡百姓无一点矫饰地说话，正是吟诵的至高至纯的境界！诵读者之“心”与文章作者之“心”达成共鸣，那么，淡然去说，自然去说，随心去说，便能让动听众心魄。诵读是一颗“心”在支撑。读杜甫的《登高》，韩军化身为杜甫，有了“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雄浑；读李商隐的《隋宫》，韩军直入闻一多的心灵，为课堂营造一种反讽的氛围，嬉笑怒骂见神韵；读《大堰河》，就与艾青心心相通，令现场成百上千的听课人潸然泪下。

    诵当然包括背诵。巴金背诵《古文观止》200篇，茅盾背诵《红楼梦》，才有了《家》《春》《秋》和《子夜》等巨著。韩军说，若一个人能熟诵“1、2、3”，即背诵100篇古文、20篇现代文、300篇古诗词，达到高中毕业的语文水平绝不成问题。而有人担心，让今天的学生熟诵如此大的数量，哪有时间保证？哪有情趣。韩军说，大有时间，大有情趣！每学期95节语文课，中学6年12学期，约1000多节语文课，就是1000多个45分钟，老师占用1000多个45分钟滔滔不绝讲析，怎就挤不出时间让学生来背诵文本？孩子正处于语言记忆的黄金时期，一节课45分钟背诵一篇《师说》那样的古文绝不成问题，一节课背诵三首《七律》也根本不成问题。算算，熟诵上面的“1、2、3”，才花多少时间！入情入境诵，配乐诵，分角色诵，男女声独诵，齐诵，赛诵，表演诵，接龙诵，花样不计其数！比被动听教师讲析有情趣千百倍！韩军还主张，不但诵，还要抄，即抄原文、抄经典。诵、抄，文心、文脉才直入学生之人心、人脉！
    诵、抄，看似最笨，然效大矣！一是文字功力见大效，二是精神体验见大效。体悟经典文本“文辞”“文脉”“文气”，化先贤血肉为学生血肉，接通先贤心灵，为精神垫底。最笨之法，是最便捷之法，最本然之法。
　　　投机取巧、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舍功利之欲求，得心灵之宁静，入乎其中，用心，持之以恒，诵、抄经典文本，方能入至境。
理念四：文字意识，回归语文教育的“文字”之本

    帕默尔说：“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它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韩军说，语文教师要有文字敏感，才能称得上优秀的语文教师。医生见了人面色不好，会不由自主想起内在病变，这是医生的职业敏感；而语文老师捧读文章，应首先关注文字。文字对语文教师，犹如空气对人之生存那样重要，但也如空气那样让人忽视了其存在。    韩军举例说，林语堂《论趣》开头“记得那里笔记有一段，说乾隆游江南，有一天登高观海，看见海上几百条船舶，张帆往来，或往北，或往南，颇形热闹”，寥寥48字，洗练纯粹，却神肖毕现。 若换另人，同样描述此事，则可能至少耗用60字，意趣也比林语堂大为逊色。不少语文教师在读《论趣》这样的文章时，往往忽视如此的“文字妙处”，而只关注哲理、情节、结构、主题，作者生平等等。独忽视了本应关注的“文字”。

  　韩军说，语文课，首要的是上成文字课！他说自己的课，所有教学细节无一不是由文本的文字引发，并紧紧围绕文本文字形成波澜。语文老师首先是文字工作者，你若关注所谓精神，那么也须由文字出发，以文字体现，由文字贯穿，所谓“着意于精神，着力于文字”。

　　　韩军说，不少人误解“人文”和新课标，语文课漠视文字的现象很严重。他说，语文课上可以关注孩子的思想，但还有专门的思想政治课；语文课可以讨论历史，但还有专门的历史课；语文课可以唱歌，但还有专门的音乐课。他说，现在的一些语文课“四不像”，或唱歌跳舞，或直接思想教育，完全游离文本文字，还美其名曰“注重人文”“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等，其实是“肥水流了外人田”“失其本然”，舍本逐末。语文课不排斥调动音像、多媒体，但也必须由文字而触发，同时又落脚于孩子们的说话写文。没有文字意识与文字行为的语文课，不是本然的语文课。不然，语文课就没了存在的价值。人的文字素养，并不比思想素养、哲学素养差一点，因为文字好了，可以使一个人文质彬彬、气质优雅、精神高贵。 　　　　

   语文老师不要自轻“文字”，要回归根本。
理念五：重文写白，回归语文教育的“文言”之本　

　教师不读文言与经典，课本与课堂忽视文言与经典，已是半个世纪的事实。韩军在不同的场合曾问过这样的问题：哪位语文教师通读了《论语》《史记》与“四大名著”？结果读过的只有寥寥几人。这就是中国语文教师队伍的真实现状。
　　有感于此，韩军写了《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文，2004年4月22日发表于《中国教育报》，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文白之争。《新京报》转载时称：“一时间硝烟四起，引发了众人的争议。这场争议，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已经过去’将近80年后，又躬逢了文白论战的盛事。”
　　韩军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顿失光彩、黯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根本解释，就是自20世纪30年代始，中小学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就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13岁之前的语言“敏感期”，没有接受过系统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受的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背景下，以白话为本位的。20世纪30年代之后，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非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韩军说，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文言与白话的关系，犹如母子、本末。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本源处”学习语言，诵读相当数量的古诗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而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50年代到90年代的大陆作家、学者，整体上文字水平，难与上半叶的大师比肩，根源就是少年“语言敏感期”接触的文言愈来愈少。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成为白话大师，开白话一代风气，是因为他们在少年时接受了全面、深入的文言教育。白话大师们少年时期在文言的“酱缸”里浸泡过，汗毛孔里都渗透着文言的滋养，成人后，白话里处处有文言的光辉。而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文人、学者们，少年“语言敏感期”恰好处在大陆现代语文教育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课本摒弃文言愈来愈多的时期。因此，50年代到90年代成人的文人们，少年时期接触文言的数量“一代少于一代”，因而他们成人时的文风也基本上“一代逊于一代”。几十年来大陆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正是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
    韩军说，少年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的文言，成人后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少年涉猎极少的文言，或仅学白话，哪怕是一流的白话，那么，成人时期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通过白话学习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现代语文教育“返璞归真”“返本归根”的基本法则。
    韩军说，百篇文言诗文烂熟于心，自然就会“腹有诗书气自华”，写起白话文来也会轻松自如。美国高中母语课，用整一年时间读古英语的莎士比亚原著，且让学生写古英语诗歌。台湾高中语文课本几乎全是文言。
    韩军主张，白话与文言，各占半壁江山。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增加文言篇目。高中，课文篇目数量上（并不是总的文字字数），文言篇目应略高于50%；重视文言的目的，在于奠定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基，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白话的效率。韩军说，青年学生可以练习文言写作，考试也可写文言作文，但不赞成用文言交流。

理念六：化意为字，回归语文教育的“写作”之本

　过去的写作观念是，化“思想意义”成为“文章”，而韩军提倡 化意为字”，即化“意念”成“文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变成文字。前者过于庄重严肃严格，后者则轻松活泼自由。
   在“化意为字”观念指导下，韩军可以让全国任意地方的初中生，在6分半钟写出接近300来字的作文，13分钟能写作580来字。而中考作文一般要求一小时左右写出600字。

　　这并非有意制造新闻。韩军曾在全国各地，在任意初中班级，现场作过多次的试验。做法是，营造轻松、愉快的情境，像做游戏，让学生现场写作，暂不考虑卷面，暂不进行修改，暂不查字典，只不停笔地写，题目是《周末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我登上了神舟号载人飞船》，多数学生在6分半钟写了300来字。
    学生的写作潜力之巨大，惊人。写作本同说话一样是天然本能，同游戏一样快乐轻松。古时五六岁七八岁能写诗作文的神童，大有人在。而自从所谓现代语文教育以降，出口成章，立笔成文的所谓神童却罕见了。现代语文教师忽视、压抑了这种潜能和本能。对学生作文吹毛求疵，横挑鼻子竖挑眼，浇灭了孩子的写作热情，使孩子视写作为畏途，写作神秘化。韩军痛惜禁锢多，将原本愉快的表达变成痛苦，写作成为学生心中的痛。他重视挖潜，让写作回归本然，游戏化、生活化。学生潜能在被挖掘同时，拥有了成功的喜悦，有了主动挖潜的内在需求。时间一长，便自然地形成写作能力。古代文豪的立马成诗，就在韩军的学生那里，成了立马成文的现实。　　他说，人活着就是意念流动着，意念流动就可随笔成文。任意一个中等程度的学生都可以写出三本书，小学、初中、高中各出一本，人人不是不能写、不会写，，缺乏的只是回归本然的挖潜。人人写作的时代已经到来。    教师少作否定性评价，要千方百计地挑优点，想方设法多鼓励。学生就会在显性表扬与肯定性的心理暗示中产生自信。有了自信，就有了自觉，就没有写不好文章的学生。    韩军说：“我的‘新语文教育’，无非是回归常识与本然，回归两个传统。之所以回归，是因为所谓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几十年来走向异化，违背常识，割断传统，把本来简单、普通的东西，政治化、学院化、复杂化，我不过是用20年教学实践的思考，说出常识，守住普通，接上传统，返本归根，以璞为真。”

    最后录韩军打油诗：“淡泊恬静朴为本，平平淡淡拙是真。滴泪泣血说语文，从容练达做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