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康强：最后的名士

管季超0712

施康强：最后的名士




    1973年9月15日，吴藕汀先生由南浔乘早班长途汽车返嘉兴。他先到平望换车，此地属江苏吴江县，有莺脰湖。美丽的地名，而且有典故：《儒林外史》第十二回中，湖州娄公子泛舟湖上，大宴宾客。雅人深致，吴先生每经过平望，即往莺脰湖边，眺望烟波渺茫，然后入市沽酒独酌。
　　吴藕汀（1913-2005），浙江嘉兴人，弱冠即负才名，为词坛名宿、画家、版本目录学家。1951年，被嘉兴图书馆派往南浔嘉业堂藏书楼整理藏书，从此留在湖州。1958年，因故“一怒而去”，获准退职，落户南浔。本想以著述为生，结果靠变卖家什度日，以写作、填词、种药、养猫自娱。嗣后与嘉兴失去联系，以致有他已化去，如“东坡海外”的讹传。故人沈如菘（侗廔）先生请评弹演员胡天如在南浔打听吴藕汀的下落。于是吴先生决心启程，重访暌别十多年的故乡。
　　此时，“文革”已跨入第八年，渐成强弩之末。市井日常生活表面上恢复正常。吴先生在嘉兴小住后返南浔，填了二百阙《减字木兰花》记录此行。他与众多旧友或在茶室茗谈，或登酒楼小酌。他留意生活的小情趣，发现市民多喜养鸟，或饲金鱼。他与沈如菘和另一位友人合作《岁寒三友图》。沈如菘是他的平生知己。曾经，听说多年不见的沈先生从外地返里，他即冒大雪乘舟往晤，倾谈不知鸡晓。此番又下榻沈家，夜雨声凄。词曰：“航行雪满，鱼雁传来君已返。握手无言，此事铜琶又再弹。寐难合睫，谁料今宵重借榻。不断檐声，夜雨凄然滴到明。”另一位老友，比他年长的庄一拂先生奉佛，自号一拂居士或“箨山和尚”。因传闻有误，曾为吴先生赋悼诗，有“青山埋骨已成空”和“鬼唱浔溪事亦同”之句。听说他归来，乃冒雨来访。词曰：“南郭耕读，身世穷通真覆鹿。闻我归来，涉水粘泥亦上街。犹疑梦蝶，居士而今成老衲。埋骨青山，鬼唱浔溪句可传。”他路过或特意经过东门宣公桥之北的安东旅社，回想青年时代的艳遇。“有女伶者，摘来雪样，艳傍天香，称娴雅之姿，擅皮黄之技。庚午来禾献艺，承刘山农世丈之介，缱绻于此。其《起解》，《会审》两出，余最赏之焉。”词曰：“安东旅社，四字犹存心暗惹。宛转余音，年少欢情何处寻。鱼枷上演，犯妇冤沉洪洞县。睡起含颦，频见妆台镜里人。”总之，读这两百阙减字木兰花，我们会以为那年头已经天下太平，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庄、吴、沈三位文人结习难改，一时“轻骨头”，又起了唱和的兴致。次年，1974年，是嘉兴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朱彝尊客居京华，怀念故乡风物，写作《鸳鸯湖棹歌》的两百周年。三位乃分别以旧史、抗战史和新史为内容，各赋《和鸳鸯湖棹歌》两百首。有热心人为之刻蜡版油印，并且传播。
　　1975年10月，吴先生再度返里。他与沈侗廔预先约定了见面时间。因抵达嘉兴较早，他先去别处，惊悉侗廔已于三天前“进去”了。事因棹歌而起。当局正要刮一场红色政治“台风”，紧一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遂从一些好心人称之为“老年人的游戏”的《和鸳鸯湖棹歌》中嗅出点什么，有大兴文字狱之势。嘉兴是个小城，棹歌一事足以闹得满城风雨，人言鼎沸。侗廔家的书画信件被抄走。一拂亦“进去”了。参与其事者多被传唤、训斥。藕汀先生闻此变故，自言“终日栖栖皇皇，了无兴味可言”。不过他总要与友朋叙谈，并且特地到梧桐树街探望幼年女伴姚秀英。数日后，先生乘汽车怏怏而返第二故乡南浔。还好，事情没有闹大。藕汀先生说他回家后，“嘉兴到南浔来了一男一女，谅必是警政人员，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对我还算客气，没有一句谴责的话”。沈、庄两位不久即获释放。
    关于《和鸳鸯湖棹歌》，沈侗廔自言：“越一载，四凶殄灭。再逾年，余与箨山始申请发还抄家没入官中之书籍信札和棹歌稿件，乃蒙赐还于保密档中。其时公安承办人员徐某，乃以我诗中涉及吾禾重点文物——楞严寺铜佛被毁事情，训之曰：我等化无用为有用，尔之惋惜，足见顽固。余于诚惶诚恐之余，进而窥伺铜佛之毁，固在彼等‘革命’之手也。”吴先生自己亦说：“原因是侗廔在和诗里有‘百年大劫此无双’及‘被毁于丙午’之语。一拂也有‘楞严寺穷穷穷，还有十万八千铜’的说法。所以他们做贼心虚，一提到楞严寺铜佛，便触目心警。我看铜佛是酿成棹歌案的起源之一，亦未可知。”
　　三位文友中，以沈侗廔（1916-1989）的遭遇最为坎坷。他早年从画师学画，毕业于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曾两次入狱。第二次，1968年，被安上的罪名是“以琴棋书画反党”。劳改获释后，在嘉兴“沦落市井，与引车卖浆者为伍”。1979年由无锡国专的同学冯其庸先生推荐，应聘安徽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讲授中国美术史（他有旧作《中国美术史略》），才算有了一个公职。
　　此后，吴先生在南浔与友人频繁通信。鱼雁来往最多的是沈侗廔。1991年，先生整理1981年至1990年之间的友朋信札，加上按语，编成《十年鸿迹》一书。书中多记载嘉兴以及杭嘉湖地区的“老派文人”、国画家和诗词书画爱好者的活动，以及对中国画坛风气的议论。
　　沈侗廔自嘲“人家退休，我方就业”。1986年他的“历史问题”平反，被评为副教授。他在写给吴藕汀的信中说：“虽然这对我是无所谓，名利并不萦心。不过近几年发表的文章比较多，尤其是学术性文章，真是‘棘手文章新教授，白头冠服老遗民’。我志在文章不在画，主要还是争口气和吐口气。”“我素以笔锋凌厉见称，因我毫无顾虑。几十年来都熬过来了，现在这几年，我总算在中国美术史论坛上有一点小小名声。以骂倒一切之概，一吐几十年来的秽气。”
　　授课、写作之余，他频繁参加学术活动，或畅游名山大川，并考察敦煌、麦积山、龙门、云冈等地的美术遗迹。他有本钱自负：“实际上我决不小觑自己，对古人、今人都毫无愧色。可以较量较量的。出名的人能看看的实在并不多，诗书画刻文‘五毒’俱全者，从古到今也极少，现在更不在话下。” 他自认“使气好斗”，有其心理原因：“我被嘉兴人赶出故乡，不远千里谋生就食，日日如丧家之犬，飘零如无主孤魂。夜夜到十二点甚至到一点，忙忙碌碌，为名乎？为利乎？非，出口气耳。”
　　沈侗廔兼擅诗书画篆，自然推崇文人画的传统，引吴先生为同调：“我以为你的画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将来必传无疑。以后是不是可以每画一词，题在上面，大大发挥文人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色。不要画归画，诗归诗。”1982年，他在北京看到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习作后，猛烈抨击使用男女裸体模特作画，甚至说“因此在美院学习的青年就不可能不发生与模特儿通奸淫秽的事”。此番议论，好像历史退回到六十年前，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开风气之先的时代了。吴先生比较通达：“侗廔没有把人体美与‘通奸淫秽’分别开来，一味苛责于‘纤毫毕露’就是有碍风化，好像是太保守了一些。”
　　同年，他应邀去上海参加上海国画院书画展览。“时能画能书，或者书画可以看看的有，但能诗文者绝无仅有……这些画最多充其量不过是画家画，能够得上文人画条件，凤毛麟角。所以现在有的竭力贬文人画，原因即在文人画已经将要成为绝响。”“你我出名，有赖于诗词。无这点文学基础，想传于永久，是不容易的。我是很欣赏文人画的，轻视工匠画的，就是因为他没懂得诗词，诗词不懂，那就何处来的诗意。书画诗词意境相通，贵就贵在此处。” 他评论上海书画院诸公：“身为院长的唐云，也未必知道什么诗文。九十多岁的朱屺瞻，也什么都不懂，所以这些画人，最多不过是个画匠，美其名曰画师，毫无文人气息。这些人偏偏都题诗，不题犹可，一题皆错，真是可笑得很哪。”以己之长，轻人之短，沈先生未免偏激。
　　吴藕汀退隐南浔鹧鸪溪上，沈侗廔劝吴出来做事。吴先生曰：我虽处于“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不必绝人以逃世。了心之切，即在尽心内，不必绝欲以灰心”之中。但是出来办事，总难免“花局盆内，终乏生机；鸟入笼中，便灭天趣”。对于沈的舟车劳顿，吴亦不以为然：“侗廔聪明人也，何以不知‘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烟霞自足；会心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赊’耶。《孔子家语》中有云：‘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倘常涉山林，兀不犯此三者，岂不‘己取也’。”
　　1989年，沈侗廔查出肝癌，当年在嘉兴医院逝世。吴藕汀不胜惋惜之余，评曰：侗廔“劳累过度，自然在所难免。不过侗廔好胜，易于常人，不免为人所忌。”
　　吴先生选择了另一种活法。他固然心态平和，想来与他的境遇比沈侗廔要少些坎坷也有关。他兴趣广泛，自言可以十八个字总结一生：“读史、填词、看戏、学画、玩印、吃酒、打牌、养猫、猜谜。前四项是主要生活，后五项是多头。我是专力则精，杂学则粗。”其实还应该加上种药。闲居鹧鸪溪上时，他为验证《本草纲目》而种植药草，自号“药窗”。对于他，一切都可以成为赋诗填词的题材。他念旧，友情和柔情。“棹歌案”那年，他去探访上文提到的幼时女伴姚秀英，但没有心情做诗。青梅竹马虽堪追寻，白首相见，各叹老境而已。后来再次重晤，秀英备酒肴颇丰，中有他爱吃的梅菜肉、咸肉、脚蹄三大碗。这场景很“俗”，亦很美，很温暖。他填《瑞鹧鸪》赠姚秀英：“赢得相逢鬓已银，似成幻梦是非真。小桃树下迷藏戏，明镜奁旁嬉笑频。倏忽年光如箭羽，何堪风雨袭湖滨。最难消释心头事，眉月含娇方采云。”
　　吴先生讲究饮食的细节，对果物、肴馔、点心多有吟咏、考证、记载，读来可喜。嘉兴南湖菱闻名遐迩，无角如馄饨。吴先生咏曰：“珍奇果品，碧绿凉波朝露沁。天下无双，菱角他方多有芒。鲜甜粉嫩，采摘风传歌阵阵。薢茩登盘，时过中秋桂子攀。”（笔者案：“薢茩”，植物名，见《尔雅》。诸家注解不一，或曰即菱也。吴先生学问大，用此僻词。）“嘉兴粽子享盛名者仅三十余年，以五芳斋为著。豆沙则甜，鲜肉则咸。”诗曰：“非因江上赏端阳，包角堆盘菰叶香。作料当年精选择，而今调味已寻常。”除了为状元糕和汤包，他还为“鹅头颈”做诗：“花散草枝上祖坟，应时糕点正芬芳。引长弯曲形容美，可尝曾怜王右军。”
　　关于酱鸭：“嘉兴酱鸭出名，可能还在同治、光绪年间。我少时，外地人的确有人到嘉兴述及酱鸭，尤其是上海人为甚。但我家当年并不十分重视，很少以此为嘉兴名产送人。当年乌镇酱鸭与盛泽酱鸭，其名胜于嘉兴。前年我在嘉兴吃过所谓‘酱鸭’，哪里是酱鸭，实为烧鸭耳。嘉兴人一向可能喜吃酱鸭，所以讥笑只说不做事的人，叫做‘三钱买个酱鸭头，只生只嘴’。嘉兴吃鸭喜吃毛鸭，故而多在夏天。菜馆有小白菜炒毛鸭，面店有鸭面。鸟腊店有卤鸭，堪称美味。”
　　关于烧卖：“烧卖”两字很费解，“烧麦”实在即是皮子薄，馅多，如馒头、包子一类，清道光间却叫“烧麦”。《古禾杂识》王寿案云：“茶肆中又卖烧卖，捣蒜和食。剪纸书多肉烧麦，贴于招牌之右。”这“烧麦”两字，与“烧卖”两字，同样连不起来。“麦”大概皮子是用麦粉的意思，现在仍然广用“多肉烧卖”四字，以作招揽。我看应该是“多肉少卖”，可以表明这食品是肉多而皮子薄，那么“烧卖”及“烧麦”改“少麦”，比较讲得通，“多肉少麦”也合乎情理了。（笔者案：今北京市肆作“烧麦”。又，清光绪七年修刊本《嘉定县志·物产·食物类》写作“纱帽”：“以面为之，边薄底厚，实以肉馅。形圆如纱帽，故名。蒸熟即食最佳，迟则少味。”）
　　1986年吴先生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01年回嘉兴定居。
　　“棹歌案”同案的庄一拂先生（1907-2001），又是一种活法。他毕业于东亚研究院，为法学硕士。曾在民国政府的财务部门任职，抗战时期从事昆曲演唱活动。他的家境必定丰裕，胜利后弃政归田，在嘉兴南门五龙桥外，经营“南园”，颇有山石园林之趣，内有“箨山”。晚景不佳，迁居陋巷。有两妻，本为女校同学，愿共事一夫，后来均与他分居。一拂居士虽不能画，诗词乃本色当行，尤擅度曲，著有《古典戏曲存目汇编》。为“棹歌案”，他写了散曲和杂剧。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热心张罗成立鸳鸯湖诗社，为此与地方官员拉关系，颇遭老友吴藕汀和沈侗廔私下讥讽。平心而论，吟风弄月也需要经费和场地，没有官方支持，风雅的诗社根本办不起来。
　　他收嘉兴一冯姓女士为弟子，携之同游九华山，作《九华吟》，备遭物议。沈侗廔说：“一拂的《九华吟》不看也罢，里边什么‘美女’啊，‘仙娥’啊，‘弄玉’啊，‘玉京’啊……总之都是这类东西，‘意淫’而已，不怕玷污佛地。”还是吴藕汀通达：“箨山和尚的《九华吟》可谓‘艳声四布’，我却未曾拜读。佛地也曾有过‘摩登迦女’出现，何足为奇。”其实此事也可予以同情之理解：诗人暮年独居，愿得一红颜知己以慰寂寥，乃至自以为已得红颜知己。可谓禅心未作沾泥絮，亦逐春风上下狂。据网上的资料，一拂居士蜕去后，有好事者问冯女士对《九华吟》的想法。冯女士的回答很高明，四两拨千斤：“他写了后给我看，我至今也没有仔细琢磨过诗里的内容。”
　　吴藕汀、沈侗廔、庄一拂三位先生堪称“名士”。这是中国文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为名士者，姑且从魏晋算起，多半在野或由庙堂退居林下，多才多艺，复有真性情，时有瑰意琦行，因此名扬一方或者更大的范围。在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名士一脉得以绵延不绝。由晚清入民国，国情大变。教育体制效法西方。“世家”渐趋式微，其子弟更多接受的不是“家学”，不是词章书画，而是新式教育。平民百姓更少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如果说由于前朝的流风遗韵犹存，民国学校内外仍不乏“名士”，那么到1949年以后，培育“名士”的气候、土壤可谓荡然无存了。仅以传统文人的基本功做诗而言，当今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有几位能写中规中矩的律诗和绝句？遑论填词。或许也有会的，老师教的或自学的，但又有几位是像吴藕汀那样，赋诗填词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是生命力的冲动，乃至无事不诗，无物不可入诗？文学院既然如此，美术学院国画系更没有必要把做诗列入必修课。侗廔先生对国画不题诗猛烈抨击，对书法却只是一笔带过。历来，书法对诗词的依存关系比绘画更密切。当今书坛名家挥毫写的不是毛诗，便是《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或常见的宋词，几乎没有自己创作的诗词。于是书艺成为单纯的炫技，不复抒情咏怀。话说回来，他们也有诚实可爱的一面。至不济，也可以录一首相对偏僻的宋诗，如黄山谷，稍见腹笥之宽呀！
　　嘉兴，杭嘉湖地区，整个江南，乃中国古典文化积淀最深厚之地。吴、沈、庄三位都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完成其人格，然而取向不同。沈侗廔狷介、刚烈。吴藕汀虽有怒而辞职的壮举，总的说来醇厚平和，顺天机，近老庄，善于把人生诗化和艺术化。庄一拂风流自赏，朋辈说他是“登徒子”、“风流才子”。若把他放在《儒林外史》里，应是杜慎卿一流人物。嘉兴旧称嘉禾，藕汀先生喜以“禾郡”、“禾中”指称故里。三位先生组成的“名士”群体，在下颇欲以“禾郡三子”称之。三子咸归道山后，名士一脉不仅在嘉兴，恐怕在江南，甚至整个中国自此绝矣。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国文化史又翻过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