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80后批评家黄平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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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批评家黄平个案研究

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1999-2003）、文学院（2003-2006）、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6-2009），在程光炜教授指导下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7月起，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现为该系副教授。学术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著有《“80后”写作与中国梦》（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大时代与小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贾平凹小说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等，编有《新世纪小说大系·底层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2011年度、2013年度优秀论文奖。2011年度当选上海市“晨光学者”。

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桓仁，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程光炜教授指导下，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转战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目前，已是该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同时，黄平还兼任《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2012年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2008年，荣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2011年、2013年，两度荣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著有《贾平凹小说论稿》、《大时代与小时代》等专著。目前年仅33岁的黄平，已然成为“80后”批评家群体中的“大哥大”，发展势头备受学界关注。
黄平主要以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比较集中于80年代文学、“80后”文学、视觉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黄平比较推崇“形式主义”的批评观念，批评文风洗练华丽，善于从文本的细部讲起，以绵密精致的“细读”展开问题。2009年到上海工作后，黄平的“细读”融合着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性的激烈展开，慢慢变得更具历史性，侧重考查当代文学从路遥到郭敬明的青年书写，他以“个体与共同体”为聚焦的中心，在2011年就不乏前瞻地提出过“80后写作”与“中国梦”的关系。目前黄平正在推进这方面的研究，讨论王朔、王小波、韩寒这一脉的“反讽”写作所象征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
所谓成长，就是自我的突围，身体的突围，知识的突围，地域的突围……而若要探究一个人的成长，判断一个人未来的走向，研究其“突围”的时间节点，亦是方便法门。
我一直认为，黄平的成长的三个节点，从地域上讲，一是辽宁，二是北京，三是上海，亦知黄平，从其成长的三地，便能探个究竟。

                           一 遥远的北方
   1999年7月，对于辽宁的小伙黄平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在一座偏僻的辽东小城中，他没有悬念地成为文科高考状元。但这其实并非天大的惊喜，他在当地的中学一直是年级第一名；天意弄人尽管是文科状元，他离第一志愿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分数线，还是有一点距离。吉大固然在各类大学排行榜中排到前十或前十五，在东北当地分数线也不错，但不算超一流的高校，高考状元如果连吉大都考不上，这自然就成了一个尴尬的新闻。
这个意外显然让十八岁的黄平措手不及，他最终被吉大调剂到该校哲学社会学院的社会学专业，吉大还是那个吉大，但社会学与文学，却相隔千里。黄平被高考撞了一下腰，这一闪，竟是长达四年之痛。或是生平头一次，黄平深切感知到了自己的家乡与外面世界鸿沟般的差距了。那一年的夏天，那座叫桓仁的小城，雨季来得早，雨水夜比往年多，刚入八月，清晨就很冷了，一团团白雾弥漫，似是与失落的黄平同悲。怀着复杂的心情，黄平最后一次去了当地的图书馆，在长长的《基督山伯爵》、《大卫·科波菲尔》、《复活》等借阅记录下面，借了一本美国学者写的《社会学是什么》。
和“80后”一代近乎所有的青年学者相似，黄平开始了“本科—硕士—博士”的漫漫求学历程。在当时看来，黄平的文学之路密布荆棘：欠发达的基础教育、漫无章法的文学阅读、局促落后的视野与人脉，以及最后和文学没有半点关系的社会学专业。离开家乡去吉大报到的路上，黄平落泪了，他和家乡的种种缠绕撕裂开了，“现代”的飓风将他吹向远方。
由于一直无法释怀错失文学，黄平对社会学专业提不起半点兴趣，在我们的谈话中，黄平说，去吉大报到后，他开始大面积的逃课，有的课程他从第一节课逃到期末考试。每个学期开学，黄平从吉大南校区行政楼的一楼走到十楼，按着自己的兴趣，给自己做一张课表，上面主要是中文系的课程。在中文系的课堂上，黄平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叫张晓岩的北京孩子主动写给他一张纸条，约他课下一起去参加小团队的读书会，重温“白衣飘飘的年代”。巧合的是，大二寝室调整，社会学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安排在文苑二舍五楼同一个楼层，黄平的隔壁恰好是张晓岩的寝室，他天天厮混其中，最后甚至被以为是中文系的一员了。
在阅读上黄平并不系统，基本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一遍遍读自己在大一寒假的车站小书店里发现的王小波，读《1984》，读米兰·昆德拉，读现当代的作家们，也继续读着高中三年最热爱的19世纪欧洲作家，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黄评说，他不算是读书多么勤奋的同学，当时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在哲学社会学院的辩论社团“智搏辩论社”上。吉大有悠久的辩论传统，每年秋冬季节的“先锋论坛”全校辩论赛是校园盛事，多年来哲社与法学双雄争锋。黄平和一群好朋友一起，几乎把辩论当做自己的主业，从大一张罗到大三，最终夺得了校园总冠军。夺冠之后，黄平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了，他这几年的社会学成绩中等偏下，有的科目还因和老师意见不同被判为不及格。和高考前一样，黄平再一次冲刺文学，他准备跨专业考本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当时的他戏言自己的人生规划：硕士换专业，博士换学校。
    经历了辛苦的复习与一系列波折，黄平考入了中文系，成为吉大现当代文学专业当年唯一的跨专业学生。2003年秋天，黄平再一次从家乡来到吉大报到。由于指导黄平的教授调到了另一所大学，黄平在硕士三年还是自学的状态。依然是漫无目的的阅读，写着“时代背景—故事梗概—人物分析”之类的作业，直到2004年秋天，步入研二的黄平，随手翻开从朋友处复印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如果说在黄平的学术阅读生涯中有一个标志性的起点，那可以从那个夜晚开始的，在吉大萃文楼安静的自习阶梯教室里，黄平第一次和赵毅衡教授的大作遭遇。如受电击，黄平第一次悟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形式分析，形式分析又如何和文化、历史贯通。尽管素未谋面，但十多年来，黄平一直将赵毅衡教授尊为启蒙恩师。赵毅衡教授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形式—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于黄平后来的研究中有重要影响。
以下的三本书，可以概括黄平硕士阶段的阅读：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福柯《规训与惩罚》、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苦恼的叙述者》让他领悟到形式批评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规训与惩罚》让他明白宰制文学与文化的外部力量，这两本大作从不同方向让黄平学会了如何进入文本的深层。此外，《光荣与梦想》以机智、灵活、富于节奏感与戏剧性的文体，教会黄平怎么抓住读者，黄平日后的论文，明显借鉴了美式新闻的笔法，他的文体在同一代批评家中别有特色。
黄平开始慢慢走上文学研究之路，对于这个充满潜力的硕士生，他还缺乏一个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机会。这个机会在2005年3月19日到来了，当天吉大文学院借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请程光炜、陈晓明两位大牌学者讲座。程光炜教授当天下午做《知识与控制——论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对80年代文学的在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的讲座，黄平就挤在听讲的人群中，这是这对师生第一次见面。多年后，黄平在批评文集的后记中曾经回忆过这个场景：
那是第一次见程老师，老师的讲座题目，和他当时的研究方向有关，大致是借助佛克马、蚁布思的理论，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经典生成背后各种力量的博弈。讲座结束，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一个环节，请在座的学生提问。我当时随手翻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128页，这是姜涛撰写的第十章，讨论“经典的颠覆与重置”，其中有一段话：“在谈及中国现代经典问题时，佛克马、蚁布思就指出有关‘经典’问题的讨论，往往于1919、1946、1966、1978这些特殊的年份有关”。我现炒现卖，举手发言，借助这句论述，仿佛自己熟读佛克马的样子，一口气说出这些年份，胡乱问了一个文学经典历史化的问题。程老师当时表情很是惊讶，在回答我问题前，特谓转向讲座主持人刘中树教授表示，听说过吉大的同学素质很高，但没想到对经典熟悉到如此程度。……回宿舍后大概觉得这位名教授和蔼可亲，没什么北京上海来的架子，我冒失地把新写的王小波批评发了过去，好像有两三万字，又臭又长。没几日程老师居然回信了，表示写得不错等等。我不惮冒昧，又去信和程老师交流。几轮通信下来，大概到2005年的6月了吧，程老师突然问我，将来怎么打算，是否愿意去北京跟他读博士？这可是霹雳般的消息，一下子划开了我眼前的迷雾，当时我对着电脑久久不知道怎么回答，不大相信这珍贵的邀请是真的。[1]
程光炜教授在日后也回忆过这一细节，对照阅读，十分有趣：
黄平虽是我学生，但我与他的结识还有一个缘分。2005年3月，吉林大学文学院张福贵教授请我与陈晓明教授去参加那里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之后，自然有能够想象的一个节目，即和文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座谈……教授分别讲完，该轮到研究生提问题。这时，从会议室拥挤的人群中站起一个白皮肤、高个头的年轻人，他自报家门叫黄平，接着问了我几个文学史研究方面的问题。在吉大这种国内一流大学，能够向老师提出涵义新锐、观念超前问题的学生，应该不在少数。不过，那天黄平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一是他口齿清晰、表达能力极好；二是提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自觉，不像有的学生经常头重脚轻，问题似乎很大，但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却不甚明了。凭着在大学任教二十多年的经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个可造之材。回人民大学后，黄平陆续给我发来几篇文章，我也与他在网上有所讨论。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写信希望黄平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欣然同意。这是我们师生缘的开始。[2]
分别看师生二人的回忆，有三点因素注定了这次相遇：其一是运气，黄平当天的运气好得出奇，恰好正在阅读名家演讲所引用的文本，这样的概率不大；其二是口才为代表的综合素质，经历了多年辩论赛的历练，以及野马般的自由自在的生长，黄平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好学生”；其三是细腻的学术感觉，赵毅衡教授所范导的“细读”，使得黄平超越了常见的大而无当的学术思维，可以细致地讨论问题。似是天意，程光炜教授发现了个“可造之材”。北京学术界的大门，正在向这个东北青年打开。

二 在北京

2006年9月，黄平再一次从家乡出发，这一次的终点跨越了山海关。在2005年，黄平已经在北京住了几个月，他借宿在清华的宿舍里，张晓岩那个时候正在清华读新闻学院的硕士。和“北漂”的学术青年一样，黄平骑着一辆最便宜的二手车，从清华到北大到人大，旁听程光炜教授的课，在人大求是楼参加考博英语培训，以及在北大、清华蹭课。一个戏剧性的细节是，他曾经和六年后的妻子旁听戴锦华教授同一门课，一个坐在前排，一个坐在角落里，双方没有机会认识，只有在六年后的上海相遇后，才惊奇地发现了这一点。
2006年的这一次报到，黄平不知道自己在北京要住多久。初到北京，他面对两大考验：怎么顺利地融入到人大课堂中？怎么在昂贵的北京维持生活？黄平的毅力与运气再一次发挥作用：在暑假，他就“笨鸟先飞”，认认真真地准备秋季学期的作业，当时程光炜教授要求每个学生选一个八十年代文学的题目做一篇论文，分给黄平的是谈《今天》，但不能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而是以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来做。和享受着夏日时光的同学们相比，黄平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提前几个月下功夫写作，这个外来的同学，最终第一个完成了论文，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同样在暑假，他通过学校的BBS找到了一份在京城北郊的吉利大学讲“演讲与口才”的兼职工作，同样简称为吉大的吉利大学这门课，简直是为他这个吉大的辩论冠军量身定做的，一节课八十的课时费，足够他养活自己了，在随后的三年中，黄平赚回了大学十年的所有费用。由于讲课非常受欢迎，学生甚至主动去教务处要求增加课时，他这个人大博士的月收入，一度比人大的青年教师还要高。
无限广阔的北京城，给这个外省青年慷慨地提供了舞台。阅读、写作、讨论、发表，黄平的学术生涯走上了正规；展览、话剧、音乐会、名胜古迹，黄平凭借着丰厚的课外收入，享受着北京的文化生活。和媒体报道中的苦兮兮的博士生活不同，黄平展现出一流的适应能力，他像一条鱼，自在地游进了北京的大海里。在各个方面，他都不再像东北的边陲青年了，而是慢慢变成年轻有为的专业人才。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锻造他，这种力量在多年前将他从家乡送进大学，又将他从东北带到北京，这种力量黄平后来想明白是“现代性”的“脱嵌”。以个人主义的方式，黄平会有美好的未来。他当时不可能读到一墙之隔的钱理群教授后来的感慨，偌大的海淀区各大名校中，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凭借着自身的天赋与努力，隔断了与共同体的联系，契合着现代性的运作，在新的世界中重塑了自我。
2007年秋天，升入博士二年级的黄平，这次要写的论文是重新讨论《废都》事件，《废都》不是他很喜欢的作品，但分析起文本，黄平的细读特长得以发挥。这篇《“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的论文被程光炜教授推荐到当代文学的顶级刊物《当代作家评论》，顺利地在2008年第2期发表。2008年6月，黄平在北京的一个会上，第一次见到林建法主编，林老师勉励他写得不错。2008年底，黄平这篇论文获得了《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而在前一年，他的同门杨庆祥获得了《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程光炜教授指导的这两个2006级的博士，先后成为两家大刊论文奖多年来最年轻的获奖者。由此，黄平成为林建法主编长期约稿的作者之一，也慢慢受到其他刊物主编的关注，发表论文开始变得容易起来了。
在获奖的同时，正以贾平凹小说为对象写作博士论文的黄平，开始考虑求职的事情。就业是一道要命的门坎，多少优秀的博士生因没找到好的去向，从此无声无息。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另一座大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两位老师荣休，教研室准备在2009年招聘一位青年教师。华东师大中文系名家辈出，是全国最好的中文系之一，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见。从来没去过上海的黄平，尽管也投去了求职信，但在当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转过年来，他收到了华东师大的面试通知，黄平的教育与科研履历，求学路上所得到的程光炜、林建法等名家的首肯与推荐，展现出打动名校的潜力。2009年3月20日夜，黄平第一次去上海，当火车第二天中午停靠在上海站时，一个陌生而同样开阔的世界展开了。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家庭、未来的寓所，都在这座国际化大都会中等待着他。
北京的求学岁月至此接近尾声，黄平从上海回来后，在5月份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盘点这三年的学习岁月，黄平深受程光炜教授“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想的影响，开始在文学史的视野中理解作家作品，关注文学场以及社会结构对于作品的形成与接收的塑造，重视“文学”与“历史”的关联——黄平后来将程光炜教授这一套批评方法，概括为“史家批评”。黄平之所以比较顺利地把握到程光炜教授的学术思路，除了人大课堂的研习之外，也在于他之前的研究思路，无论是赵毅衡的“形式—文化”，还是福柯“知识考古学”，在思维逻辑上和程光炜教授的“重返八十年代”都是相似的，不把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孤立看待，而是在历史中予以把握。这近似于詹明信的研究理路：“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3]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气质上黄平和程光炜教授比较契合，程光炜教授的学术气质是19世纪式的，像英国学人与俄罗斯学人的综合，雅致而厚实，富于人文气质与人道主义精神——相比较而言，文学研究体制化、理论化之后，更流行的是法国学人、美国学人的气质。程光炜教授的精神向度，无疑让在中学阶段熟读19世纪欧洲文学的黄平感到熟悉而亲切。黄平自己概括他与导师的共同点在于——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过，当时的黄平作为学生，还生活在大学的围墙之内，文学与生活的严峻关系，他到上海后，才开始真实地体验。

三 在上海

到上海后，黄平立刻感受到上海紧张的工作节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黄平进校的前几个月，正在筹建一份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刊物《现代中文学刊》，陈子善教授担任执行主编，黄平在教研室的本职工作之外，兼任该刊唯一的编辑。博士答辩后，黄平提前到上海忙了半个月，住在学生宿舍里，为《现代中文学刊》的创刊号奔波。匆匆回京参加毕业典礼后，黄平很快赶回上海正式报到，办好工作证、校园卡、户口、身份证等所有手续，入住教师公寓，在暑气蒸腾的七八月份，做好了第一期的刊物。在夏末的九月初，迎来自己第一个班的学生。
到上海后黄平的写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孤零零的个体，无法对抗以“房价”为表征的对于青年一代的压迫性机制。黄平开始形成基于自身体验的问题意识，他的形式分析，开始逼近内容背后的历史风暴。代表性的论文，是《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4]、《〈蜗居〉、新人与中国梦》[5]、《“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6]。黄平重读80年代的孙少平，也读今天蜗居在上海的海藻，读被视为“80后”两条道路的韩寒与郭敬明笔下的青年，他关切的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时代，青年如何介入到历史之中。倪文尖独具慧眼，发现了黄平这一时期心里的声音：
我注意到，“在笔者写作的同时”这个句式，仿佛已成了你的文字徽记，而且，也正是这种感应和批判现实的能力，事实上，格外擦亮了你发现问题的眼睛。比如，在解读郭敬明《小时代2.0》的过程中，如果不是“我爸是李刚”事件的爆发，如果不是对此有足够的敏感，那么，你很难从那二十来万字中，慧眼独具地拈出“这车是我爸的”这句听来很普通的话，也就谈不上紧接下来的精彩分析了：“‘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这里，你惹人眼目地引用了自己曾经的批评文字，而我，很能够理解你这里的自我征引，因为这段话，与其说是你写作《<蜗居>、新人与中国梦》时第一次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你这些年来一直响动在心里的声音！[7]
无疑，初到上海的黄平，分享着彼时流行的左翼理论的资源，在有形与无形的社会压力下，大学青年教师也在普遍“向左转”。而华东师大中文系在王晓明、罗岗、张旭东等教授的主持与影响下，在90年代以来成为左翼批评理论的重镇。不过，2011年之后，黄平的写作发生了变化。在理论立场上，黄平深受19世纪人道主义的浓郁影响，他至多是对于左翼抱有历史同情的“局外人”，但是对左翼的一些激进的、教条化的文学与政治态度无法认同。同时，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黄平在这一年娶妻、购房，安安稳稳地在上海扎根下来了。他笔下的历史激情渐渐平息，而是更为冷静、审慎地反思自己的文学研究与这一代人的命运。
2011年之后，黄平的文学批评道路也走得平稳开阔，随着各类文章在著名刊物、报纸上的发表，黄平逐渐被视为“80后批评家”的代表之一。《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在2012年开设“80后学者三人谈”栏目，邀请他和中国人民大学杨庆祥、复旦大学金理参加，这个栏目广受关注，不在于三位青年批评家有多么新鲜而深刻的思想，而在于缓解了批评界长期以来后继乏人的焦虑，黄平等开始被视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青年梯队。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推出《“80后批评家丛书”》，黄平自然顺利入选，出版了博士论文《贾平凹小说论稿》；北岳文艺出版社在续小强的主持下出版了“火凤凰批评文丛”，黄平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批评文集《“80后”写作与中国梦》；而由于在2012年当选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与文学馆合作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平第二本批评文集《大时代与小时代》。在三十岁出头的年纪，黄平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批评文章。伴随着良好的研究成绩，他在单位中也很受同事与同学的欢迎，可以参评副教授的三年工作年限一到，黄平顺利地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第一个“80后”副教授，也入围了上海一些青年科研骨干的支持计划。
接踵而来的认同，没有让黄平变得自负而张狂，相反他开始反思流行的研究模式，尝试寻找自己创造性的道路，通过文学研究揭示一代人的精神处境。经过短暂的沉淀与酝酿，2013年，黄平独辟蹊径，在各篇文章中大谈文学界近乎无人关注的克尔凯郭尔，以王朔、王小波、韩寒的作品为细读对象，聚焦他们艺术形式上的“反讽”，以及“反讽”所折射的一代人的疏离之感，这种“脱历史”的疏离感无疑是高度历史性的。这批文章代表性的有《反讽、共同体与参与性危机——重读王朔〈顽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个体化与共同体危机——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没有笑声的文学史——以王朔为中心》（《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等。黄平并不接受对于80后一代“恶搞”、“犬儒”这类印象式的、缺乏学术质量的论断，他要穿透这类似是而非的见解，寻找历史的与理论的谱系。克尔凯郭尔可以解释一百多年后的中国青年么？黄平正在写作一篇他心中的大文章《罗素？福柯？还是克尔凯郭尔？——王小波的诗学问题》，尝试以青年一代的文学偶像王小波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

四 徘徊

不再以透明化的自由主义框架来肯定“个体”，也不再以背负沉重历史债务的左翼框架来肯定“共同体”，黄平就像他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走过的道路一样，徘徊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居于反讽的虚无是容易的，而且这虚无也是深刻的，但这不能是一个批评家或一代人的终结，而应是笑着向过去告别的开始。“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情感结构（是谓“人性”）与话语结构（是谓“文学”），构成了黄平可能穷其一生要苦苦思索的大问题。就目前而言，对于“个体与共同体”，历史性地考察，是黄平在研的教育部项目《新时期文学之发生》，他延续着“重返80年代”的研究，从历史的源头开始清理；批评化地考察，是重读王小波，闯入王小波迷宫般的叙述文本，以及“王小波热”的历史之谜；理论化地考察，是从克尔凯郭尔开始，细读一百多年来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个人”的论述，一直接续到80年代的存在主义热；当代性地考察，是以网络文学与文化为对象，研究当下的青年文化，这是黄平的一个国家社科项目选题……
对于自己的道路与未来的选择，黄平一直保有清晰的自觉，他在文集后记中表示，“不知道是火凤凰涅槃，还是本雅明所描述的保罗·科利的‘新天使’，自己往昔微茫的通过文学的挣扎，终究是广阔的现代性方案的极小的一部分。自己以为走在一条与众不同的奋斗之路上，其实是这个时代最主流的剧本。一切都像瓦砾一样从大地上被神秘的力量吸起，重建新的世界。这种脱嵌，我们这个时代称其为‘自由’；这种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称其为‘进步’。”[8]家乡的图书馆已经遥不可及，化作拆迁下的废墟，从辽宁经北京到上海，跋涉了两千多公里的黄平，是否能够走进当代中国的历史深处，走进一代人的心灵深处？
（本文才考了几次对于黄平的访谈、黄平“今日批评家”自述、批评文集《大时代与小时代》自序、批评文集《“80后”写作与中国梦》“后记”等材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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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后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

[2] 程光炜：《有关黄平》，《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3]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7页。

[4] 该文刊于《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5] 发表时题为《在中国梦的断裂处重建对“改革”的想象》，刊于《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8期。

[6] 刊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7] 倪文尖：《致黄平》。

[8] 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