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军：论美学与现象学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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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军：论美学与现象学的社会价值

作者:张彦军

美有一种向善的力量，懂得欣赏美的人才可能拥有美德。生机勃勃的小私有制是美，生命之必然性得到保障后积极追求共同意识是美，于人生与社会，足够了!

　　世界是现象的，我们生活在现象之中
　　启蒙运动中最重要、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除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有洛克、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和笛卡尔、康德等的理性主义。其中，洛克他们(经验主义)根本就不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正确解释任何东西。洛克指出，人的适应是先天就有的，人的心灵本来像是一张白纸，在它上面并没有任何天赋的标记或理念的图式。至于各种观念和知识是怎样写在这张白纸上，进入人的心灵之中的问题，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给出了答案：“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休谟也对人类的理性——不管它是否有神的帮助——提出了最根本、最彻底的怀疑。在他们的冲击之下，传统的形而上学陷入最深刻的危机。为了拯救形而上学，康德写了有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康德指出：对我们人类的理性来说，世界无非就是现象世界。我们的理性具有接受、整理、总结、塑造现象世界的能力。而世界只能通过现象被我们所接受、所理解。理性接受了现象之后，使用自己的功能对其进行加工的产物。就原则上讲，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合成”的结果。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一书，就是专门为了反对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而写的。他认为经验论只抓住了个别事物，不能把握普遍的、必然性的东西。若仅凭经验，这是动物行为。他说：“禽兽纯粹凭经验，只是靠例子来指导自己”。①
　　胡塞尔和其他一些哲学家要把他们的学说命名“现象学”。现象很重要么?的确，现象非常重要!因为，既然我们对事物本身——不可能有任何把握，我们的理性的唯一对象无非就是现象，那么，我们能够或者必须研究的唯有现象而已。著名的哲学家梅洛.庞蒂以知觉研究作为其现象学的基石，他认为知觉是现象学最核心的研究对象——如果不倾向被思想的对象，思想就永远不存在：这就是意向性。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知觉感觉得到的才能体验到，而只有知觉到的才能被把握到。如果人处于知觉和体验之外，那么他就与真理和真理的认识无缘。只有人的知觉才能赋予人的灵魂以光辉。他告诉我们这样一句意义深远的话：“知觉向我开启一个世界”。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意图和界限：回归存在。这也与萨特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共同主张相吻合：“我在”优先于“我思”，“我思”赋予“我在”以意义。②
　　现象学描述的是实在物，也就是描述处在自在与自为之间、意识与物质之间、自由与自然之间的东西，“两者之间”的东西是梅洛·庞蒂的关心所在——我与他人中间的是世界间，他人是我的世界构成的前景。整个历史不是无意义的，但又不是只有一种意义。历史不能提供真理，却可能使我们避免一些错误。绝对的历史不存在，它只是对无意义的一种消除，它的意义是未完成的，是开放的。换句话说，知觉的主体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这个主体同时是思维着的主体，又是肉体的我。所以人生就必然有物质欲望，又有自我意识，人的肉体不能纵情存在。人既是自由的，又是被动的。人是身体和思维不可分割的存在，使得世界与人生都成为暧昧、摸棱两可的。所以也有人称梅洛·庞蒂为“暧昧的哲学家”。③梅洛.庞蒂的思想的确深奥难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人具有物质(身体)和精神的二元性，生理趋于私欲而精神趋于感情。每个人的灵魂都向往高贵，但却摆脱不了下贱的身体(生命的必然性所决定的)，现象中的人永远是一个天使和魔鬼组成的矛盾体，由矛盾体的人组成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正义与邪恶交织的矛盾社会。人类不会毁灭，也不会绝对胜利，人类社会无法达到文明的终点，至少现在看不到这样的远景。
　　现象有二类：第一类是自然现象(所有实物的属性，如人、动物、植物、日月星辰、山河海洋，工厂、学校、住宅、车辆、道路等)。第二类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又分二种，一种现象是属性的(如单身、同居、家庭、婚姻、民族、国家、文字、文化、法律、企业制度、犯罪和公益 等等，它们表现出相当于社会的某种属性)，一种现象是形而上的(如幸福、痛苦、价值、道德、意义、文明、善、恶、真理、虚伪等没有确切定义的概念)。形而上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形而下指可感知的物质世界，而形而上指物质世界背后的东西，不可感知的，但又与物质世界密不可分，甚至决定物质世界的东西，如幸福，如道德，如制度，如国家，如哲学。如果没有社会，哪有政治、制度、国家、道德和幸福这些概念。一头耕牛怎会理解自己过得幸福还是悲惨?狮子和毒蛇又怎会明白道德?
　　秦始皇是什么?人们会不加思索地回答：是人。也有不同的声音说：他不是人而是暴君，焚书坑儒，连禽兽都不如;也有声音说：他很伟大，统一了战乱的列国，修筑长城抵御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但秦始皇在胡塞尔等人眼里只是一个现象，即便再有，也是另一个现象，如成吉思汗，如希特勒。传统文化是什么?是美德、是糟粕、还是该继承或者该抛弃的遗产?在胡塞尔等人眼里，传统文化只是一种现象，可能会很长久，也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灭亡掉。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现象，有的人说它是十年浩劫，有的人争锋相对说它是再革命(毛泽东为保住人民地位，反抗官僚主义复辟而进行的革命)。对于任何难以定论的事物，用”现象“一词解释再合适不过。人们对事物的表达方式一贯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嵌套，就很容易将事物的本质扭曲。现象是中立的，它价值无涉，而人类社会是一个众多价值观竞争的世界。
　　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科技对生活的改变，作为主体的人正处在越来越复杂的现象之中。原始人主要面对的是自然现象，主要需要战胜的是恶劣的大自然，如洪水、野兽、饥饿和寒冷。共同的目标让他们拥有一种共同意识。有了共同意识才有团结，有了团结才有和谐，有了和谐才有幸福，用现在的话说它——“穷开心”。现代人主要面对的是社会现象，如暴力、战争、犯法、公平、效益、民主、人权等等。自然现象带来的残酷性已经被我们的祖先战胜，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组织的罗网却将现代人牢牢捆绑在其中。
　　现象的意义是美
　　生活的本质是现象——确立了我们分析事物的方法;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分辨现象——决定了审美观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 该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胡塞尔和李泽厚们并没有直接回答，胡塞尔给我们一个有效方法——现象——一个事物首先必须被放在价值无涉的中立位置才能去定义;李泽厚则给我们该怎样定义一个事物的有效标准——美——情理结合产生美，美产生善和真的社会，就人类智慧而言，已经足够了!他们的思想对这个无肠无脑的功利主义世界，对这个争先恐后消费、全民癫狂的冷血社会，无愧于一种温暖的慰藉!
一些自然现象(地震、火灾、洪水、干旱)虽然某些很残酷，但它具有直观性，它对其它动物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难不倒聪明的人类，人类超越自然现象走进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的残酷表现在其隐蔽性，它并不像自然现象一目了然，相反，很多在常人眼中理所当然的现象其背后隐藏着本质的原罪。家庭在社会是普遍的现象，而在犬儒主义、恩格斯和空想社会主义家莫尔等人眼中却是罪恶的，它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并衍生出所有的人性罪恶，包括犯罪和战争。国家也是普遍的现象，但在爱因斯坦等世界主义者眼里，它不过是一个集体和另一个集体争夺的私有财产罢了，所谓的爱国主义是愚昧可笑的。他反对战争，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移民限制。移民限制出现也仅仅是前二三百年才发生的事情，在旧时人们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如何看待“自由”这一现象，汉娜.阿伦特说：自由人以茅屋为居室，但他们处在不朽的篇章之中;奴隶人在大理石和黄金屋下栖身，但他们泯没了自由神性。对于“现代”这一现象，她有着深刻的洞见：人们被套牢在流水线工作岗位与随意盲目的享乐焦点，生命单调贫乏，价值感飘忽不定。而当人们试图超越生命必然性的桎梏时，却又担忧于生命必然性的着落，或者即使生命必然性有了保障，又无知于积极生活的方式。④
　　理本体导致美的单向化，情本体扩展美的丰度，丰润的美才适配善的美德
　　西方的政治哲学带来的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新事物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幸福归属，也不能解决人类对人生意义的困惑。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却日趋冷漠，这原本就与人生的宗旨背道而驰。针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困境，当代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创新思想，他认为人生追求的正确方向不应是道德的形而上学，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用他的话说，(理本体)它不能解决好些人追求生活价值、人生意义、心灵拯救、精神慰安等等安身立命或终极关怀的问题。(西方)人意识到他(她)所“应当”(ought to)去做的事，无关喜怒哀乐，只是执行理性的命令。公平、正义、民主、人权、自由、博爱，这些影响幸福的诸多要素终究要通过感情反应在作为本体的人身上。
　　在一个没有绝对上帝的社会，人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生物存在。情本体统一情与理，是生物的欲望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摸索、沉淀，形成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情感传统，是理性与本能的一种恰当结合，这种情感确乎有助于润滑和改善由现代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利己与冷漠。⑤
　　母亲一针一线缝补衣服很美，父亲在田地里劳作的身影很美，外婆的叮咛很美，是因为亲人之间有感情。白求恩大夫放弃西方的富裕生活，终身致力于帮助中国人民，不是因为天生爱吃苦，而是他对中国苦难的人民有感情，感情产生了美。现代的医院，医疗设施先进，医生技术高超，但“医闹”事件不断，医患之间矛盾突出。有钱有势的人享受专家上门治疗，而穷人在手术台上等死(钱到位才医治)，所以老百姓普遍怀念改革开放前的大集体时期，那时去医院看病，虽然医疗条件不如今天，但是医生询问仔细，很亲切，在冬天测体温时，温度计在手里捂热后再放入病人的身体，心里感觉特别温暖。而时下，医生的态度已经巨变，一点耐心也没有，好像欠他多少是的。这正是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发挥出来的作用。 雷锋在当下被讥笑为“傻子”，董存瑞炸碉堡的英雄故事被现代人改编成炸药包上粘有双面胶的幽默段子。时代不同了，政治的取向也不同了，个人的价值观也变了。革命时期呼唤战斗英雄，经济时期呼唤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媒体感慨：老师为人师表，医生救死扶伤，两个原本最受人敬重的职业如今却成为道德高危行业。为何说自由主义丑陋?因为自由主义与他人之间只有利益交换，没有感情，而感情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特征。“天赋人权说”的缔造者卢梭也承认：自由主义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人拿公共利益当回事。
　　世界是感观现象的，我们的世界无非是一个知觉的世界。哲学发现了现象，美学对现象进行解释。对于现象的解释，用美、丑比用诸如道德、正义、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富裕等概念更确切。文学(童话、散文、诗歌和小说)、绘画、音乐和艺术是美学基础，它能让粗糙的人性变得精致，麻木的思维变得敏感。通过对现象的美与丑进行辨别，通过培养我们对大自然、对家庭、对他人社会的感情，最终才能形成温文儒雅、相敬如宾的文明社会。人对现象的辨别能力，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这种能力就是常说的审美观，其它动物没有审美观，任凭十万年还是亿万年依旧是低等动物，生命永远摆脱不了必然性的桎梏，也体验不到文明所带来的幸福。现象学美学杜夫海纳说艺术是拯救人摆脱“异化”的文明能力，审美感知是人与大自然独一无二的接触，在这种接触过程中大自然就像“人的母亲”那样敞开自己的胸怀。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一幅《伏尔加河的纤夫》，有的人会感动，有的人索然无趣。为什么有的人爱听音乐，有的人爱听流行歌曲，有的人爱听震耳欲聋的DJ。为什么摔倒在马路上的老人，有的会被好心人及时送进医院，而有的却死在人流中。这都是一个人的审美观所决定的——认为正确的就去做，认为错误的就不做，甚至反对。在哲学家眼里，林中散步、窗前凝思是美，简单节约是美;在土豪们眼里满桌的酒菜是美，蒸桑拿找小姐是美;在伪君子眼里，在优雅气派的高尔夫球场潇洒地挥杆是美;在专家眼里，册封职称、荣誉证书是美，在普通人眼里，高楼林立、川流不息是美，搓麻将和购物是美。毛泽东看到百姓被地主、被官员欺压的丑恶现象，所以要坚决贯彻人民专政——老百姓最美。邓小平看见百姓缺吃少穿、国家困苦，所以要发展经济——富裕才最美。日本攻陷南京后进行杀人比赛，在规定时间内杀人最多者被封为勇士，给于嘉奖，他们用刺刀刺杀孕妇的腹部，对毫无反抗能力的百姓像切西瓜般的砍杀。在地球的另一边，纳粹军人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熏死在毒气室，然后将他们的脂肪做成高级肥皂，死者的头发做成工艺品放在客厅欣赏，在他们的意识中，同情心和人道是微不足道的，无人性的残忍才是美。
　　劳动是美吗?双腿沾满泥巴的农民是美还是丑?散发着汗臭的工人是美还是丑?如果是美，为何世人竞相逃离农民和工人的身份，为何社会不给予他们相应的地位，为何总让他们奔波在维权和讨薪的路上?美学家莫里斯说过：“人既然要劳动，那么他的劳动就应伴随着幸福，否则他的工作就是不幸的，不值得的”。美是真和善的前提，真善美三者之中只有美才可依靠感观知觉到，善依赖美的理性积累，真又依赖善的理性积累。人类几千年都没有得到真理是因为没有对善的把握，而善的缺位正缘于我们在现象的世界中没有认识到美，或者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美。正如现实中我们的教育一贯实用化——重理化轻文哲、重“智育”轻“德育”、重“智商”轻“情商”，培养出大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视人文和公益建设，这样教养出来的几乎全是看重功名和利益的公民，而这样一群急功近利的公民又怎么可能形成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
　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缺乏审美力，总是迷惑于各种社会现象中。追寻人生意义，我们不可能得到答案;追求道德，我们也不可能得到答案;追求政治制度，我们更加不可能得到答案。答案唯有在现象中寻找——积极追求美。无论是东方的园林、曲艺，还是西方的建筑、工艺。无论是知识界的文化救国论，还是革命家的政治救国论，最终都落实到人的本体(审美观)上面来——审美观决定着思想，思想决定着行动，行动造就出制度。

　　道德是什么，文明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面对如此宏大的概念，任何解释都不能诠释其意，徒显苍白与空洞，康德和胡塞尔告诉我们：只有宏大的现象才能解释如此宏大的概念。

　　就文明而言，19世纪之前西方对文明的定义比较狭隘，认为生产方式先进，知识丰富就代表文明，而生产能力低下，礼仪不合西方的定义就是野蛮，所以当对非洲和美洲进行侵略的时候总是定义为文明战胜了野蛮，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其实是真正的野蛮。到了现代西方才逐渐认识到这种对文明的定义是错误的。有文化意味着某种文明，但是没有文化并不意味"野蛮"。文明对自身的品格要求更高，对知识与技术次之，古往今来，贪污和欺压百姓的多数是有文化的人。古希腊灭亡了，古印度灭亡了，古巴比伦消失了，古代中国的禅让制被王权世袭制所替代。为什么文明如此优秀，却为何一次又一次被强暴的战争所吞噬，社会重又还原成王权霸道?难道说文明不如野蛮吗?还是暴力比道德更实用?为什么世上那么多善良的人劳役在既贪又淫的权贵和富人的手心之中?不是常说“邪不压正”吗?

　　就意义而言，据《成都商报》报道，刘宁(化名)曾是某县理科高考状元，8年前，他以近650分的高分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大学之前，他的学习一直很好，带着万分之一成为像爱因斯坦、霍金一样改变世界的梦想，步入大学。…………父亲在找过数十家网吧后，55岁的刘国华(化名)终于在通锦路一家网吧，找到了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刘宁(化名)。25岁的刘宁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正全神贯注盯着显示屏…………曾经的高考状元，却变成了现在沉迷网络﹑四处流浪的流浪汉，逝去的自豪感和荣耀感令刘父的心里有着难以言说的无奈和痛心…………用刘宁的话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只做了几个月，仅仅因为觉得没意思，因为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认为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让他看不到意义、找不到目标，一切都很平庸。他觉得像大多数人那样工作、结婚、生子的生活很无聊，他还想过，如果自己生在战争年代，自己是不是会更有价值?这也是他喜欢游戏的原因。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众说纷纭，它既是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平常的生活问题，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主义者说是自由，物质主义者说是享乐，费边社说是改良，法兰克福学派说是抵抗“物化”，犬儒主义者说是共产共妻，实用主义者说是金钱，教育家说是培养人才，政治家说是肮脏和黑暗，公务员说是一点小小的权力，动物保护主义者说是关爱生命，恐怖主义者说是暴力，道家说是小国寡民，儒家说是修身齐家平天下，法家说是“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阴阳家说是长生不老，陶渊明说是世外桃源，范仲淹说是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才乐。荀子说是化性起伪，徐霞客说是山水，哥伦布说是寻找新大陆，雷锋说是助人为乐，罗伯特.欧文说是以人为本，斯密说是自利的市场，罗尔斯说是正义，桑德尔说是社群，释迦牟尼说是博爱，成吉思汗说是征服天下，马克思说是消灭私有制，希特勒说是消灭劣等人种——犹太人，本拉登说是消灭美国，普通人说是平庸，回归到动物的本质生活。

　　平庸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专利，正因为平庸，才令生活缺少意义，生活才感觉空虚、无聊和压迫。后物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呼吁社会中的个人克服“物化”。物质就象鸦片，人的精神一旦被其麻痹，就很难醒来，生活摆脱不掉“物”的压迫和“利益”的争斗，而生命日趋向两个不利于社会文明的两个极端发展：一，或是暮气沉沉，消极悲观，不热爱家庭和社会，没有生活的积极性，最终被社会淘汰。二，或异化成深谙世道、圆滑势利的“经济人”。可以得见，为什么官本位在中国大地上根深蒂固、屡禁不绝，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造就出大量的乡愿之人——他们貌似遵纪守法，忠实孝顺，实则迎逢取巧，附炎趋时，世故又老道，这就为官本位的滋生提供了有营养的土壤。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他像机器一般顺从，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典型的平庸之恶。

　　就道德而言， 旧时三妻四妾是一种现象，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也是一种现象。旧时女性的守寡是一种现象，现代流行的试婚也是一种现象。奴隶制在二百年前的美国是一种普遍的合理合法的现象，“天赋人权”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全世界都是不合理的现象。孔子认为暴政是不道德的，佛教认为吃荤是不道德的，犬儒主义认为家庭是不道德的，马克思认为老板是不道德的，毛泽东认为官僚是不道德的，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才能确保人民的主权。耶稣说上帝是唯一的道德，穆罕默德说是真主才是唯一的道德，可见世上并没有绝对的道德，正如没有确定的真理一样的道理，道德和意义都只是相对而言，都只是一种现象。或许，道德就是对道德本身的不断完善，正如真理就是对真理的不断追求。

　　说道德是永远，或者说道德是智慧(《君王论》中说权谋才是智慧)，或者说道德是虚伪，都没有说道德是现象更加真实贴切。因为道德只不过是等级社会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动物世界中，不存在道德这一概念，能够说狮子不道德吗?毒蛇不道德吗?我们的祖先争夺土盘、将战俘变成奴隶，将战俘的妻子女儿变成自己淫欲的对象，是道德吗?道德终将会被比它更高级的——“文明”代替，或许以后人们只会说某某人很文明，某个时期的社会很文明，而不会象今天的我们说个人有道德，说社会有公共道德。
　就政治制度而言，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丑陋的制度，公有制是美好的制度，而斯密和哈耶克却是刚刚相反。自由主义迷信私有制，认为正是私有财产使个人具有更多的自由。然而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能实现个人自由。“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并没有过得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正是物对人的支配，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铁的必然性”，个人在这种必然性中，无法实现自主活动。 在资本支配关系中，无产者与有产者作为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并不能自主选择，也不具有人的价值与尊严。⑥　　同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会有如此对立的定义?首先，人们对私有制的现象没有仔细地剖析。私有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小私有制，另一种是大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然而“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在新自由主义那里，同样具有这种逻辑错误，即混淆不同性质的私有制，以小私有制的存在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作合理性辩护。小私有制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其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要，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却并非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相反，它以剥夺他人劳动为基础，其存在的条件恰恰是对小私有制的取代。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带有田园诗般的浪漫色彩，然而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它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它却并非人类理想的所有制形式。⑦
　　以私有制作为社会公正的衡量标准是不对的，剥削性才是衡量社会是否公正的真正标准——大私有制导致富人对穷人的剥削，而公有制却导致穷人对富人的剥削。大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是一种剥削性的制度。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然而这些体制并不能克服社会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正义现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梅洛.庞蒂认为既然现象学是对人的实在经历的存在的描述，那麽它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是白的，也不可能完全是黑的。一个现象中的美和丑是共存的，此消彼涨的，没有百分百美的现象，也没有百分百丑的现象。毒蛇那么恶，蚂蟥那么丑，人类还要提取蛇毒和水蛭素来治疗癌症和心血管病。在我们批判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可曾发现它们的优点和美的部分?现象只有美丑之别，没有对错之分，错误的只是无知的你和我。
　　美有层次。权利我所欲也，善亦我所欲也，究竟是“权利优先于善”，还是“善优先于权利”?如何看待权利与善的关系，这是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罗尔斯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权利优先于善”，桑德尔作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主张“善优先于权利”。对于”善优先于正义“还是”正义优先于善“的争辩，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一个谬论。公益是大美，人权是小美，公益对应善，人权对应自利。善原本就是正义的，善与正义之间没有谁先谁后之分，人权与善都是正义的，但人权(自利)是”小义“，善(公益)才是”大义“。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维护自身权利是无可厚非的正义之举，但在紧要关头，如地震、火灾、洪水等危急时刻一些人哄抬物价，见死不救，搬出”正义优先于善“作借口，就太说不过去了。
　　美学代传统，美学代宗教，以美学安抚中国人的心灵。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全是人没有信仰的缘故，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宗教的领域也逐渐缩小，但要恢复宗教显然不可能，那么我们就应该用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美学家李泽厚也说：”中国人缺少信仰。蔡元培、王国维提出“美育代宗教”是在上世纪20年代，过去快有100年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代生活中偶然性增大，人会感觉到命运没法掌握，人生意义没法知道。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赚了钱之后怎么办呢?为什么活这个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什么都不信仰的人是危险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事都干得出来。"
　　美有一种向善的力量，懂得欣赏美的人才可能拥有美德。生机勃勃的小私有制是美，生命之必然性得到保障后积极追求共同意识是美，于人生与社会，足够了!百年前的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有：“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如果说文明的使命是幸福和谐的社会，那美的使命就是促进文明。当我们在寻找美的同时，美也在寻找着我们。而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失望的同时，现实同样对我们感到失望。一个没有美的社会注定是冰冷的社会，冻彻你心，痛彻我心。
　　备注①选自《现象学》百度百科
　　②、③选自《梅洛.庞蒂》百度百科
　　④选自《人的境况》——汉娜.阿伦特
　　⑤选自《 “情本体”的视界》——fany
　　⑥、⑦选自《马克思的产权思想：价值取向与当代意义》——赵义良 王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