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判断力的“状元”不是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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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判断力的“状元”不是有用之才
徐 贲

读到一篇《山西多名高考状元穿官服骑马游街获"皇帝"敕封》的报道说，7月25日，在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举行了2015年全国高考状元敕封典礼。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山西7省市自治区的10名高考状元在典礼上接受“康熙皇帝”敕封。这些高考状元身穿状元服，肩批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进入皇城相府御书楼广场，“康熙皇帝”敕封他们为“第一甲状元赐进士及第”，每人赏“诏书”一册、人民币10000元，《康熙字典》一函。敕封毕，众状元披红骑马，在陈廷敬府第仪仗队的带领下，由御书楼进入城内，经大学士第、东书房、明清街，举行了盛大的状元游街仪式。随后，又来到陈氏家族当 年的私塾南书院，将自己的头牌亲手挂至屋檐之下，取高屋建瓴、大展宏图之意，供后人仰慕励志。中午，众状元在皇城相府贵宾楼享用了陈家美味独特的“八八状元大宴席”。

21世纪中国社会精神失落，价值彷徨，许多人在文化复古和无厘头怀旧中寻求心理补偿。从求神拜佛、看风水、看相、算命、问卜于“大师”，到诵读《弟子规》、着汉服、效仿科举荣耀，文化民粹主义怪事叠出。“康熙敕封”的奇思怪想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10名高考状元，一些被视为最有知识，将来有望成为国家人才的年轻人，居然津津有味地参与其中。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教育的失败和年轻一代“知识人”的危机。他们虽然学到了不少专门的学科知识，但却欠缺知识人最需要的“判断力”教育。将近100年前，梁启超在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课的《为学与做人》（1922）中就已经强调，年轻学生“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所谓的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 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判断力是一种辨明事请是否合乎常识、常情、常理，是否理智、审慎、合宜的能力，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具体事情作出对错判断和正确行为选择的能力。

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应该是现代知识公民教育，与过去那种卖于帝王家的臣民教育是绝然不同的。受教育多年的“状元们”本该有此常识。被假冒的“康熙皇帝”敕封难道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他们本该对此有所判断。“敕封”不过是皇城相府贵宾楼拿“高考状元”当道具使的广告花招。然而，他们对之浑然不觉，滑稽当有趣，完全没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在他们身上，教育是失败的。

状元游街原本是要显示荣耀，结果反成为众人的笑柄。对这则消息的网评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有病，得治”。这些状元们得的是思考力的软骨病。成为缺乏判断力的考试机器和高分弱智。

年纪轻轻就得了判断力软骨病，就算日后成为专业人士，也非常容易成为缺乏判断力的政治愚民。“判断力”(judgment)是一种实践理性。一是理性，不思考，不思想就无从谈理性。二是行动，思想引导行动，判断是为了做出选择和决定。判断力是通过“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又称“批判思考”）的教育逐渐培养的，这种教育在美国从初中就已开始，在中国的中学教育里几乎是完全缺席的。

对将要成年或已经成年的人来说，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判断力。大人对小孩子说：听话，照做，就不会有错。那是因为小孩缺乏判断力。对成年人不能这样要求。政府不能只是要求民众听话，照做，不能把他们当没有判断力的成人儿童。听话和照做的民众是不会锻炼出自己的判断力的。他们只能永远听由权力的控制和摆布。

美国科学史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说，“如果不学会运用判断力的工具，而只是一味地听从自己的希望，那就撒下了受人摆布的种籽。”也就是说，惟有依靠判断力，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该希望的和可希望的，什么是不该希望的和不可希望的。如果有人对你说，一年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算你再期待实现共产主义，也应该判断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同样，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是康熙皇帝敕封的状元，就算你再得意，也应该判断一下说这个话的用意，岂可随便信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