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现代“解诗学”

管季超0712

重建现代“解诗学”
孙玉石

　　中国新诗，摆脱旧体诗而独立萌生发展，自1917年以来，到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从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或写实或 浪漫或明白易懂的白话诗，经过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废名、穆旦等人的象征派、现代派、意象派诗，到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朦胧诗、后 朦胧诗，以及现今各种各样表现方法复杂多变的现代诗，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艺术趋势，是作者的传达方式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对于诗歌的阅读与接受，也越来越多 了一些隔膜和障碍。

　　为此，作为研究者和批评者，就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一种努力和建设，即在宏观地和历史地研究新诗现状和发展的同时，如何注意复杂文本的微观研究， 也就是多进行一些文本的细读、解析的工作，从基础上激发起读者走近和阅读新诗的兴趣，提高他们对于新诗阅读与接受的素养和能力，使得更多读者能够从新诗阅 读中，获得一种美感的熏陶和精神的愉悦。多年以来，我自己本身也带领学生，通过课堂教学、理论著述、作品读解，进行所谓重建现代“解诗学”的工作，就是这 种努力的一种实践。

　　我以为，要解决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新诗“阅读和接受”的问题，主要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新诗创造出的朦胧性与神秘美，要有一种积极的接受心态。

　　新诗自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存在不同形态的艺术探求和美学差异。胡适当时提倡白话诗，不赞成“抽象的写法”，提出要用“具体的写法”，创造出一种“逼人的影像”。在他看来，明白、清楚，加上有力，就是美。对于这种狭隘偏颇的美学观念，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关于古典诗歌研究的长篇讲演稿里，表达了 不同于胡适的意见。此后，这种意见越来越多了。1937年，胡适、梁实秋在《独立评论》上反对“看不懂的文艺”，周作人、沈从文立即站出来发表文章反对， 认为这些作者的作品具有一种含蓄蕴藉的抒情特性，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 而是拥有了艺术表达自己个性的能力。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朦胧”以及“看不懂文艺” 的争论，到80年代以来关于朦胧诗的争论，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面对文学艺术乃至诗歌的出现，我们作为阅读者和接受者，应该调整和转变已经习惯于阅读“明白清楚”的文学作品的心态，提升对于这类有深度“余香和回味”美 的作品接受理解的审美能力。

　　其次，如何进入和解读那些具有朦胧性和神秘美的新诗作品。

　　一是注意诗的意象的象征性。意象复杂、蕴涵多元的作品，常常引起批评家与研究者之间因多义理解而发生分歧的现象。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 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批评家李健吾着重从“装饰”二字解释这首诗表现了人生的悲哀。作者回应说，自己的 诗要表现的是人生哲学体悟中所感到的“相对”观念。李健吾又出来辩解，进一步阐述了对这类象征诗的接受与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他认为“诗人挡不住读者”，与其说他的理解与作者的解释相悖，不如说是相反相成的。

　　二是注意这些诗的语言、意象的特殊内涵，以及它们各自之间存在的特殊联系。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这些诗的不好懂，是因为作者创作完作品之后，把语言与语言、意象与意象之间的桥“拆掉了”，读者要追踪作者的想象，自己把桥搭起来。

　　三是注意一些象征派和现代派诗，往往借助神话传说、荒诞情境、虚幻想象构成抒情主体，在这些意象组合的背后，曲折隐秘地传达自己的诗旨。

　　四是注意诗人和诗作具有的特殊深玄的文化背景。T.S.艾略特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派诗崛起之后，非常强调诗的象征性对于法国17世纪玄学诗这一传统艺术的吸收。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训练培养自己的解诗能力，提升自己进入复杂文本的审美素养，减少隔膜和误读。

　　误读往往来自对于现代诗传达方式的陌生。对复杂的美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感觉陌生，但接触多了，增强了理解复杂美的东西的敏感性，陌生也就会变得熟悉。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被认为看不懂，顾城的诗当时被许多人批评为不知所云的四行小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现在人们都可以理解了，他喊出的，是那个时代一个年轻人对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存在被前辈人漠视的“代沟”，所发出来的倔强否定的反叛呼声。郑敏1986 年写的《心象组诗》之三《渴望：一只雄狮》，在理解和接受时所遇到的障碍要大得多了：在我的身体里有一张张得大大的嘴/它像一只在吼叫的雄狮/它冲到大江 的桥头/看着桥下的湍流/那静静滑过桥洞的轮船/它听见时代在吼叫/好像森林里象在吼叫/它回头看着我/又走回我身体的笼子里/那狮子的金毛像日光/那象 的吼声像鼓鸣/开花样的活力回到我的体内/狮子带我去桥头/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当时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身体的笼子里”的“雄狮”，象征了 一种被压抑的性冲动，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强烈的性解放呼声。我不赞成这样“误读”的阐释。我认为这首诗运用复杂的象征意象、超现实的手法，传达了诗人对于创作精神自由的一种渴望与冲动。郑敏给我的信里说，那种“误读”性的“离题的阐释”，使她有一种啼笑皆非之感。据我的推测，如果“雄狮”意象是 让读者进入理解误区的第一步，那么“去赴一个约会”的“约会”一词，从它本来意义上去看待，就是导致误读的关键了。2001年1月诗人送给我的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郑敏诗集》里，这首诗的最后一行，作者改成了“那里，我去赴与自然的约会”。这样改后，虽然被某些读者当成赞美“性解放”或“爱情诗”的“误 读”可以避免了，但是却使这首诗失去了含蓄蕴藉的精髓所在。

　　实际上，对于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的理解、接受和欣赏的能力，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心理原型”决定的，主要还是在后天里，更多阅读一些陌生性的文学作品，积累起来而形成的一种性情、资禀、修养、趣味，同时也获得了阅读中的兴趣、敏感、能力。由此，我也时常告诫自己这样一句话：“不拒绝陌生。”2009年年初，我给一个中学语文教育刊物写的一段“卷头语”，用的就是“不拒绝陌生”这个题目。

　　(《新诗十讲》，孙玉石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