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举对话史金霞：怎样做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

管季超0712

原文地址：张鹏举对话史金霞：怎样做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作者：史金霞

我认为，心中有人的课堂，才是有温度的课堂，有思想的课堂，才是有重量的课堂，有个性的课堂，才是活的课堂。

怎样做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

——张鹏举与史金霞老师对话

读了史金霞老师的专著《不拘一格教语文》深受触动，也非常感动，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才是真正的语文教育，这才是高水平的语文教师。

教语文，能够入格已属不易，破法而出，“不拘一格”去教，则就更是非同一般了，而支撑这“非同一般”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下面，就是我与史金霞老师的一番交谈。（史金霞简称史；张鹏举简称张）

（一） 境界：首先是教育

张：史老师，您好！在您的大作《不拘一格教语文》中我读到这样一句话：“与其说教育者应该去培养一个怎样的人，不如说教育者应该追求自己做一个怎样的人。”这是您从语文教育工作的首要追求吗？

史：张先生，您好！您是前辈，能与您交流是我的荣幸。其实， 2007年7月写这本书的草稿时，我拟定的前言题目是《首先是教育》。我认为，不管一个教师教什么科目，都不应该仅仅把传授学科知识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个教师，如果把自己定位为授业之师，势必会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会在教学工作中，背离教育。就教育而言，不管他教哪个学科，只要是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教书育人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

我非常认同美国教育家帕克·帕尔默在他的著作《教学勇气》中的观点：“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我们追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应该追求成为一个人，一个具备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完整的人。

马克斯·范梅南说，教育是对成长迷恋的事业。不能以为教育只是教师帮助学生成长，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自我教育，教育着也被教育着。真实的教育，应该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心灵与思想，能够让师生在人的平等的层面上，共同成长，彼此促进，真正地达到“教学相长”。

张：在一次阅读课上，您发现有两个学生朗读速度比其它同学慢得多。您非但没有中止他们的朗读，反而引导其他学生接纳他们，最后还对同学们能够接受这两个同学的特殊读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大家都学会了欣赏和包容，这才有了我们这节阅读课的和谐圆满”。类似情况还出现在电影欣赏课对学生的文明教育。您是如何理解语文课价值取向的？

史：首先，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由衷地热爱我的专业。报考师范院校时，我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因为热爱，我最终选择了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

一个语文教师，必须要有专业自觉。对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学，要有衷心的热爱，能沉入其中，发现她的美丽与绚烂，涵咏体会，以她的博大丰富浸濡自身，更需要有理性的反思。

一个语文教师，要教语文，更要用语文去教。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课承载着更广博更丰厚的内涵。在语文课堂上，种下一棵勇于栉历史腥风沐时代血雨的精神之树，扎根于坚实的大地，渴望着阳光生长，使学生养成悲天悯人的情怀，培育现代公民的责任担当意识，是语文课应有之义。

张：您写作教学中摸索提炼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这一套做法，既回归了写作教学的本源又形成了独特的“史氏写作教学法”。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套写作训练体系，究其实质，它分明是一路追随着学生成长的足迹。请谈谈您是怎样践行“教师要做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这一理念的。

史：呵呵，张先生您一下拔高了我的实践，真不敢说这是“史氏写作教学法”。不过，如您所说，我确实是一直致力于守护我和孩子们的精神家园的。

不只“写作教学实践”，在阅读教学、实践活动课的组织、诗歌教学的拓展以及电影课教学的开发，所有这些课型中，我都以守护师生的精神家园，使之自由蓬勃个性地生长为出发点，每一个环节的操作法，也以其是否可以促进精神心灵的成长为取舍原则，每一次课型的调整变革，也是为了更好地达成人的成长这一目标。

我一直致力于让我的语文课，成为一门有意义的课，成为学生的梦想和快乐的期望，成为思考开始的地方，成为可以透露出智慧和人性的角落，成为我的心和他们的心融会交流的家园。

( 二 ) 视野：读书如呼吸

张：在谈到诗歌教学时，您这样写道，“对于学生而言，越是隔膜的诗人，越是需要教师的强力运作，像狄金森、里尔克、弗罗斯特、博尔赫斯，莫不如此，而即使是国内相距并不遥远的诗人，比如顾城、海子、北岛、和食指，因为所处时代的特殊以及各人际遇性格的强烈个性，也需要教师动脑用心下功夫。”请您谈谈这“力”从何来？“功夫”何在？

史：以前有个说法，要想学生有一杯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后来又有人说，这不对，应该是教师要有自来水，要做一条河，要做一片海。其实，这还都是定位于教师是传授者，学生是接收者。以为教师拥有的越多，所能够给予学生的也就越多。

如今这个时代，一个教师，尤其是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做一个领航者，一个赶海人，引领学生，激发学生，使之求知若渴，求智如饥，保持热情，并且获得求知的信心和能力。因此，我一直提倡“教材为我所用”，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开发资源，构建课程，并且，要以完全开放的姿态，与学生共同建构语文课堂。

我主张打通课堂内外之隔，丰富并建构文本意义，使课堂开放丰富，自由饱满，健康有力，具备不断生长的可能。面对任何一个文本，教师在备课时，都应该站在时空的坐标线上，致力于探求它的内涵与外延，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调动可以调动的一切因素，纵深挖掘，多维勾连，比照裁汰，最终确定自己课堂教学的目标和所要采用的方法与所使用的素材。

“语文老师不是只给学生讲书的，语文老师是引导学生看书读书的”，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把叶圣陶先生这句话，当作终生的勉励。

张：您在教《长亭送别》时，在 “看这一场生离死别”、“为何是生离死别”两个环节之后，又进入了第三个环节：“曾经有太多的生离死别”，让学生从《诗经》一直读到当代流行歌曲，共涉及23个作品，这样大容量的教学内容，是对教师文学视野的考量，请谈谈您的文学视野是怎样形成的？

史：这应该首先得益于兴趣，如前所述，我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汉语，尤其是古汉语，历史散文，唐诗宋词，魏晋笔记，这些对我而言，确实具有独特的魅力，甘之如饴。在上师专时，我有两门课程是考取年级第一的，一门是古典文学，一门是教材教法。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大学本科是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因此，相对而言，我的基本功比较扎实。那时的自学考试是很严格的，题目是众所周知的繁难，不认真读书，是不能通过的。那时，我一边自学，一边把自学的内容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各个时代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悉数背过。游国恩先生主编的自考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一共五本，是出了名的难学难记难考，但是，我一次就考过了。

我从来都不敢说自己饱读诗书，我所读过的，只是浩如烟海的文史经哲诸子百家之中的，最皮毛的东西。

张：在您的语文教学中，“几乎，每节课，都有书推荐，每周都有阅读课，每周都有读书摘评，每个寒暑假都有一个内容丰富相对完整的推荐书目”，我也在您新浪博客上，看到了您这个寒假给高二学生所开的书目，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确实令人惊异。“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请谈谈您自己的读书生活好吗？

史：我的读书史，是从听书开始的。

收音机，是我童年最亲密的伙伴，最好的老师。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收音机里的节目是让人心驰神往的。除了各大电台的“每周一歌”、中央台的“小喇叭”和“星星火炬”，我对于各电台的小说连播和广播剧、话剧、电影、戏曲以及相声等的播出时间，全都了如指掌。而当时播放的，多是经典名著。我在听书的过程中，丰富了想象力，在我心灵的土地上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小学时代，听过孙敬修爷爷讲的《西游记》）和连环画《西游记》等，印象最深的是五年级看的《血疑》。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去同学家玩，从她上高中的姐姐那里读到的，真是被鲁迅的文字迷住了。还有一本语文读本，里面有好多中外小说，其中有契诃夫的《万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第一次读的长篇小说，是小姑送我的《叛女》（邢院生著）和小叔送我的《东方列车上的谋杀案》（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这两本书，至今保存完好。

到了初中，就开始接触报纸和杂志，那时候，开始剪报，开始摘抄，把自己喜欢的文章诗歌剪下来或抄下来，与此同时，开始了自己带有文学性质的写作。

将读书和写作合二为一，是始于大学的。值得庆幸的事，我上学早，到大学时刚17岁，记忆力和理解力都是最好的时候。一方面按照自己的兴趣，一方面按照自己的专业，各种书籍，吞咽咀嚼：从苏格拉底到罗曼罗兰，从雨果到歌德，从大小仲马到狄更斯，从司马迁到曹雪芹，从屈原到李商隐，从鲁迅到张爱玲……两年间，几百本书读下来，整个人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将读书和写作逐渐化作自己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则是在参加工作之后。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变，阅读和写作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文学作品逐渐不再是我的主要阅读对象，文化，哲学，历史，教育，思想……更多更广的人文视野逐渐向我打开；而小儿女的文学性“碎笔”也慢慢地让位给教育随笔和教育思考等更多理性的文字。

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读书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情。亦如斯宾塞所说，写作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我必须读书，就如同我必须呼吸，我必须写作，就如同我必须说话。

（三） 胆识：立人的课堂

张：现在学生的“早恋”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学校教育中较为棘手的难题。您“大大方方”地和学生“谈情说爱”，表现出“霞姐”足够的坦诚与善解人意，表现出一个教育者的宽广胸怀。可以谈谈您这“高人一筹”手法据自何出吗？

史：呵呵，如果您跟我的学生谈“早恋”这个话题，他们一定会跟您说：“早恋是个伪命题！”因为，我就是这么对他们讲的，而且，也得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认同。

对于一种必然出现的问题，无视它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一味地回避乃至压制它，将本来正常的事情，以不正常的思维变成了魔鬼；将本来是美好的感情，以卑污的意识当作了丑陋；将本来是健康的心智的发育成长，以专制的专横压挤成了不健康的病态。

更何况，爱情，这本来就是人性之中最美好的情愫。试问一个个成年人，我们的青春年少时，是怎么度过的呢？难道我们真的忘记了，“我”也曾这样慢慢长大？难道我们一定要让曾经如“我”一样的年轻人，受难再如“我”？

我认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就要大大方方去面对。

为什么要把原本光明灿烂的美丽变成不可告人的隐秘？为什么要把本来纯粹的洁净的感情，当作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毒瘤？为什么不能谈论？为什么不能感谢？为什么不能以虔敬纯洁的心地，让青春的美丽化做人生中最美的一段回忆？

美好的东西，就让它作为美好来绽放，就让我们把美好收藏。这是回归常识，也是尊重人性。

张：在阅读教学中，您对学生大胆地提出“四要四不要”的要求，您倡导的这种“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会不会将学生引向“狂妄”而毫无敬畏之心？

史：首先，我重申一下我的阅读“四要四不要”：“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要敢于提出异见，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有根据的道理，要突现自己个性的智慧，动自己的头脑，而不依赖他人。不要迷信书本、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老师，尤其是不要企图在我这里找到唯一的标准答案，我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

综此“四要四不要”，诚如您所说，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之具备批判精神。

独立思考，并不是不参考别人的意见。我在提倡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让学生铭记“布拉格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学会倾听，学会交流，学会尊重。

批判精神，也不是狂妄自大，批判的目的是发展，是完善，是建设，批判是基于内心有对美好与不断生长的期盼与渴望，所以我也同时给学生讲述钱穆先生的历史观，对于不能确知的，既要有温情与敬意，又具备了解之同情，保持足够谦卑与敬畏。

比如我们课堂上对很多文本的解读，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经常会发生观点的碰撞，甚至激烈的争论，但是，不管彼此观点是否一致，都力求用证据说话，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求同存异，而绝不会出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人身攻击。

失去了独立思考，丧失了个性意识，不具备批判精神，没有广阔的眼界、开阔的胸襟和睿智的思想，语文教学也就不可能具有触类旁通的丰富、由表及里的透彻和敲击心灵的深刻，就不可能立己立人。

张：您在阅读教学中主张“尊重历史，还原文本”，将课文被删改的内容恢复原状，您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冒险？有什么副作用吗？

史：我从来没觉得我这是在冒险。首先，我确实对教材编者删改原作有不同意见。按照自己的意图，随意删改，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觉得这是不妥当的。

但是，我并无意于冒犯前辈或权威，这种还原，主要是基于尊重，对作者，对读者，乃至对编者，都是一种尊重。在我的书中，可以看到，我是将这种文本的变化与对比，当作一种课程资源来开发的。

至少到目前而言，我还没有发现这有什么副作用。因为，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教学之后，学生的思辨能力、鉴赏水平和宽容精神，都有明显的增益。这些，在我的课例《属于那个时代的长江三峡》《斑纹》和《奥林匹克精神》中，都能体现出来。

如果语文课只有一种或几种上法并且只允许几种上法，那肯定不只是语文的悲哀了。当一个语文教师无法回答诸如“你为什么要这样上语文课？”这类问题时，也说明他尚处于混沌迷惘之中，他的语文课势必是盲目的，是经不起追问的。

每节语文课都注定要打上教师的个人烙印。面对教材，必定有教师自己的选择和对策。最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和对策，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一个语文教师，应该确立自己的语文教学追求目标，这个目标绝不能只是期中考、期末考、中考或高考你的学生的语文分数达到多少，而应是，通过你的语文课堂教学，你要传递给学生什么，并且，从中你自己渴望获得哪些成长。

我认为，心中有人的课堂，才是有温度的课堂，有思想的课堂，才是有重量的课堂，有个性的课堂，才是活的课堂。

2012-1-12-22：30

张鹏举先生：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全国中语会副秘书长。

本文发于《语文教学通讯》（高中版）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