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

管季超0712

马戎：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

摘要：根据多年来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作者提出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发展密切相关的100个思考题，希望关心和长期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一起共同予以关注和思考，希望在交流和讨论中能够逐步深化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努力争取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相信，对这些题目的积极讨论将会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关键词： 民族问题   民族发展   民族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先后生活着无数群体，各自以共同的祖先和血缘记忆、语言、宗教、谋生方式、生活习俗等聚合在一起，努力拓展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范围。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迁移，相互征战、贸易、混居和通婚。有时大群体分裂为几个小群体，有时小群体合并入大群体；有时会组成这样的集团，有时又会组成那样的集团。在这一分分合合的过程中，各朝代的文献都记载下当时流行的群体族名，无数群体的原有族名最终在历史中消失，另一些群体则勃发兴起并在中华历史长卷中留下浓重的一笔。在长期彼此交往、相互吸纳和通婚中，各族群的血缘相互混合，各自的文化也在相互学习和交融中发展、变化，各群体自身的面貌和群体之间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中原群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汉族”正是在这一漫长的众多族群的融合中形成的。这些群体之间曾经结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共同体，各边疆群体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程度上服从中原王朝和皇帝的管辖，有的甚至曾经“入主中原”而成为中华主导群体，从而在各群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交往模式方面打上了深刻的历史政治关系体的烙印。经过两千多年来彼此依赖互补、磨合交融的曲折历程，他们逐步演变成为一个自在的“中华群体”，并在鸦片战争以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一个自觉的“中华民族”。

    20世纪曾是中国“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先后接受了不同来源的“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构建模式，其中既有来自西欧反对封建专制、倡导共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也有来自苏联的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理论，这使中国的民族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变得极为复杂，也使今天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研究专题。根据多年来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我写下了自己近期想到的一些思考题，希望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朋友们和我一起共同予以关注，并在交流和讨论中不断深化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以便在其中一些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我相信学术界对这些题目的积极讨论将会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所推动。

一、历史和现实中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与当前各自的现代化之路

1．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世界各地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迅速发展。在这些交往和相互比较中，我们是否承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科技创新、经济活动、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与速度方面，在知识体系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16-19世纪亚非拉各地政治实体与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进行的贸易和战争中，我们是否承认欧洲国家具有远远超过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是否承认亚非拉国家曾经一度是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承认亚非拉各国为了救亡图存必须在各方面向欧洲文明学习？

2．“文化相对论”认为地球上所有群体的文明都具有独特和彼此不可替代的价值，任何文明的消失都是人类文明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一观点已被许多人接受。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承认不同文明在推动科技创新和工业化发展方面具有不同的机制和客观效果？是否承认在不同文化相遇后，发展相对滞后并缺乏竞争能力的群体及其文化在现实竞争中必然衰落？如果我们今天批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近代史上曾长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在今天的国际交往和国内族际交往的现实中，尽管有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叙事话语和所谓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我们是否仍然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恶性竞争和某种新的“丛林法则”？

3．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时期，一国内部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及居民群体（特别是少数族群）是否需要加入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伦理，各民族对待科技知识和追求物质财富的观念和动力存在差异，但是，我们是否承认当前各族广大民众普遍期望获得并享受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生活消费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福利制度？

4．今天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为创建和维持现有优质社会服务设施和福利体制所需的财富来自哪里？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进行殖民扩张和财富掠夺，今天仍然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继续垄断前沿科技发明并在高科技产品销售中获取暴利。对此，我们可以在道德上予以谴责，但是必须承认它们在残酷的军事战争和贸易竞争中拥有实力并占有优势。那么，欧美工业化国家拥有实力和优势的源泉是什么？从客观条件来看，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与亚非拉国家相比并没有绝对优势，同时，北美大陆在印第安人占有时期和白人殖民者占有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态势。所以，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社会制度创新，无论是理论思维还是产品加工，工业化国家较高的人口综合素质与能力是否是其创新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5．我们是否承认种族、族群成员之间存在先天的智商或能力差异？承认世界上存在“优等种族/民族”或“劣等种族/民族”？假如我们否认这一种族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人类群体具有基本相同的生理基因与智商，人们潜在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后天的学习教育和社会熏陶可以得到发掘和培养，那么，发展滞后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竞争能力和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方面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否主要源自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和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差异？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走过的自强历程，是否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这些差距的逐步理解与认识？

6．各国各地区是否只能跟随西方国家走它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今天，各地区各族群的现代化是否必须参照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是否需要以西方工业化的一套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和汽车拥有量、人均教育和医疗经费等）来评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并把在这些方面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具有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文化传统的地区和群体是否可以探索和发展出具有不同特点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路径？在发展模式方面，他们是否拥有自主探索权与选择权？假如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这些权利，但是现实中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市场贸易规则是否能够给这些地区和群体提供这样的探索机会和选择空间？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人的五个手指不一般齐，而且各有各的功能，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互补”的功能？

二、对于发展滞后地区与群体而言，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7．一国内部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使各地区达到大致相近的发展水平？一些地区之所以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对滞后，通常受到居住地区地理条件（高原、荒漠、山地、海岛等）和资源（适合耕种的土地、淡水、地下资源等）的限制，这些条件今后仍将继续制约当地现代化农业、工商业和城镇的发展。那么，这些受到地理和资源条件限制的地区将通过什么途径、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一个发展滞后地区为了在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方面达到发达地区的水平，主导的因素和力量是什么？生产力是由人和人所发明的工具所组成的，生产关系也是在人们实践的推动下不断演进的，一个地区在“硬件”方面的现代化与当地劳动力基本素质和能力的“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8．如果要使一些地理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的地区在基础设施（住房、能源、交通、通信、市政公共设施等）、公共服务（包括城镇管理、治安、消防、教育、医疗、住房建设等）和消费模式等方面达到与发达地区同样的水平，必然需要巨额资金的长期投入。况且，在地理条件恶劣和人口密度很低的条件下，建设和维持高水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需人均支出，要显著地超过地理条件优越、人口密度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现有经济活动的产出无法提供建设和维持这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消费模式所需的经费（人均产值、税收、居民收入），那么，这些地区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巨大经费将来自哪里？

9．第一种可能性，即发展滞后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制度运行所需经费、物资和人才主要来自本国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和人力支援，但这必然发展出该地区在各方面特别是资金方面对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的高度依赖。即使建设和发展资金主要来自境外财团，同样会重复20世纪80年代在拉丁美洲各国出现的“依赖型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模式。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发达地区是否愿意长期向发展滞后地区提供巨额资金和人力、物资支持？这种“依赖型”经济关系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关系可持续的条件是什么？

10．假如发展滞后地区利用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援和资金支持，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使本地劳动力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使本地人力资源和本地新兴经济成为财富创造的重要来源，这将有可能逐步降低本地区对外部资金和人才的依赖性，并使本地民众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享有自尊和自信。但是，这一过程一般需要多少年？这一过程需要哪些必备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这种区域间发展水平的相互持平在社会、文化等层面又意味着什么？

11．一些地理条件恶劣地区（沙漠、戈壁、山岭、冰川、冻土地带等）曾因不适合发展传统农牧业而发展滞后。如果科技知识和工业能力（勘探、开采技术）达到一定程度，这些地区有可能勘探出丰富地下资源（石油、天然气、矿藏等）。这就是第二种可能性，即发展滞后地区及居民有可能以新发现的地下资源换取财富，从而解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来源。但是，任何地下资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的，这种“资源换财富”的模式能够持续多少年？如果本地人口没有在地下资源枯竭前切实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那么一旦地下资源枯竭后，现有的社会体系与经济运行又将如何维持？

12．考虑到以上两种可能性，我们能否认为，在近代工业化发展中相对滞后的地区和群体最终扭转自身不利地位、并使本地区与发达地区具有相同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主要途径，就是努力提高本地区的人口素质和市场竞争力，积极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生产贸易和社会管理技能，参与工业化进程并发展出繁荣并可持续的地方经济，从而在平等交流、相互贸易、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一度发展滞后，但在明治维新后积极学习欧洲文明，培育出本国优秀人力资源，形成了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通过进口资源、本国加工和对外贸易成为先进和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日本的发展经历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目前我国教育体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离大城市越远、生活条件越艰苦地区学校教师的收入和福利就越低，这造成了在学校师资队伍、教学效果方面十分悬殊并仍在不断恶化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现代公民国家，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是公民平等权利的基本内容，为了吸引并留住优秀教师，偏远地区教师通常享受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如果目前的教师工资待遇基本格局不能得到扭转，那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相对竞争力呈现的是一个不断提高还是持续下降的趋势？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对此负有什么责任？

13．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极具多样性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发展出不同的经济模式和地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区域间的政治整合和全国性（资金、原材料、能源、技术、劳动力等）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各地区之间必然出现经济整合的发展趋势，孕育和发展出一个新形式的产业布局与功能分工体系。在新经济体系的孕育和发展中，各民族如何发挥各自在传统经济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与优势，通过“优势互补”来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之间的资金、人员、物资交流是否应当被称为“援助”并要求边疆地区民众“感恩”？列宁曾多次提到“大国的好处”和“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同为中国公民，无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在考虑自身的发展模式和生存前景时，是否需要突破本族人口的传统聚居区和本族群利益的局限性？在面对全国性共同市场时，中华各民族应当如何在相互协作中“优势互补”，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推动“多元一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三、中国话语体系中“民族”、“族群”概念的由来

14．什么是“民族”？这个汉文词汇在西方语言体系里的对应词汇究竟是哪一个？英语中的“nation”、“nationality”这些概念所对应的，是一些什么性质的群体？各自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这几个词汇和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对应内涵何时、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在西欧国家的话语体系？又是何时、在什么样的关系模式中传播到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类似词汇和概念在东欧及斯拉夫语系、阿拉伯语、印地语、日语等其他语言中是何时出现的？这些词汇的出现对各地区的社会政体构建和群体认同意识演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5．在中国，汉语中的“民族”是一个本土自生的概念，还是在近代从西方社会引进的概念？如果是自西方引入的概念，它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境中进入中国话语体系并逐渐被中国各群体所使用？其他语言（如日语）是否在其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民族”是个政治性的概念，还是一个主要偏重血缘和文化特征的概念？在中国，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实际应用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在传统的汉文、蒙古文、藏文、满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是否有相应的“民族”概念？中国的这些群体在古代和清朝如何在口头和书面文献中称呼中原群体和其他群体？如何称呼中原政权和其他地方性政权？今天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如何翻译汉语的“民族”一词？为什么会发生用词方面的变化——包括出现新词汇或原有词汇的内涵发生变化？谁主导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各群体认同意识的演变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于族际交往又带来哪些社会心理后果？

16．什么是“族群”？“族群”所对应的英文词汇是否是ethnic group？这个词汇在人类历史上是何时出现的？有人说这一词汇的出现至少要比nation晚200年，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认为有必要发明一个可以区别于nation的新概念？Ethnic group与nation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Ethnic group最初出现在哪些国家并用来表示哪些类型的特殊性质的群体？它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是什么？这个词汇的历史起源和发展、传播过程是怎样的？这一概念何时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一概念与汉语中常用的“民族”概念有什么不同？今天在世界其他国家，这一概念主要被应用于哪类群体？这一概念的学术意义、应用性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美国等许多工业化国家把国内属于不同种族、来自不同祖籍国、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各类群体都称作“族群”（ethnic groups）而不称作“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

17．如何理解起源于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这个概念与欧洲思想界出现的启蒙运动、民主共和思想、“民族主义”思潮和社会上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是什么关系？“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它所对应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原则，还是对应于建构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共和政体？如果一个政治实体承认本国内部存在许多“民族”，宣称自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能否开展真正具有现代公民社会意义的“民族国家”构建？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原则的“民族国家”？

18．近代以来人们追求“民族国家”的政体建构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与这种政治组织方式的变革相呼应的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什么？当代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发达西方社会和发展中非西方社会在这方面有什么异同？为什么有些人提出“后民族国家时代”这一概念？20世纪后期西欧国家组成的“欧盟”和东欧苏联的国家分裂分别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哪些发展趋势？各自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今天人们在国家政体建构进程中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有哪些？处在这种发展趋势中的中国社会各族群应当如何认识这种历史趋势？应如何判断并选择真正符合本族群长远利益的道路？

19．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各族群成员与生活在身边的其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人们之间的族群差异（语言、宗教、祖先记忆、生活习俗等）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本质性的还是表象性的？每个群体文化的传承是靠群体成员的后天学习来完成，还是因为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先天地遗传了本族群的文化？个体的价值观念、行为特征、生活方式和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还是会因时因地根据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族群的文化特征和认同意识是如何在自身与周边人群的交往中凸显出来的？

20．在一个传统多部族帝国（如沙皇俄国、中国清朝）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共和制国家，在为本国的现代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设定一个总体目标时，应当把内部具有不同族源和历史记忆、语言、宗教、社会组织特征的各群体引导成为各自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民族”（nation），建设一个以“民族”为单元的多民族（联邦制）国家？还是应当把各群体引导成为保留文化特征和历史记忆的“族群”（ethnic group），并把国内所有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整合成为一个现代“民族”（nation）？这两种路径各自的利弊是什么？现实发展中的可能性如何？

21．在西欧工业化发源地各国和东欧亚洲传统国家的“民族构建”模式的比较中，安东尼•史密斯提出两个相互对应的“民族”模式：“公民的民族模式”（civic model of nation）和“族群的民族模式”（ethnic model of nation）。菲利克斯•格罗斯提出了“部族国家”和“公民国家”这一组对应的概念，这两种“国家”概念与史密斯提出的两种“民族”模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案例分别演绎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这两组对应的概念和两个理论框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国家构建是否具有某些启示？

22．最早衍生出“公民的民族模式”的西欧国家，它们在转变之前属于世袭多层级封建国家还是属于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它们的发展历程是否能够使用从传统“部族国家”到“公民国家”的演变这一理论框架来加以解释？中国的清朝是否应当被归类为菲利克斯•格罗斯定义的“部族国家”？推翻清朝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否可以被归类为“族群的民族模式”？“公民的民族模式”和“公民国家”是否应当成为中国在民族构建中的目标？中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23．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如果存在，它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作为组成部分的各族群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各自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模式？今天，中国政府识别出来的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各自具有的政治和文化含义是什么？费孝通教授在1988年提出理解中华民族基础性结构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框架，他在这一理论中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过程？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多元”和“一体”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四、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理论、制度与政策

24．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是如何论述“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把一些民族称为“革命民族”并把另一些民族称为“反革命民族”？他们的理论根据和价值判断的具体标准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论述和评价19世纪亚非拉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

25．列宁在1913年时曾经表示不赞成联邦制，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为什么又实行了联邦制？列宁是如何论述联邦制的？苏联的一百多个“民族”是如何识别出来的？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等组成的联邦体制最终是如何建立的？苏联的联邦制、南斯拉夫的联邦制与美国、瑞士、西德等国家的联邦制之间存在什么本质性的区别？1991年苏联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解体，苏联的最终解体与当初国体设计中的“多民族联邦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26．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民族”定义？斯大林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下、出于什么考虑提出他的“民族”定义和相应理论的？我们应当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相关的民族理论看作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看作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革命形势下，为了特定目标而提出，仅适用于特定时期和特定国情的政治概念和夺权策略？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社会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对新中国的民族制度、政策的设计制定产生了哪些影响？

27．当代人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实践应当抱持什么态度？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反思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这一工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60多年后，当我们回顾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时，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所持的基本理念、国体设计目标以及识别过程中的各种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对于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哪些历史反思？由“民族识别”工作奠定的中国民族整体框架，在随后几十年引导“民族”关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实际社会效果，与当初设想的目标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差距或者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出现某些差距或意外后果，这些差距或意外后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8．在一个多民族（多族群）国家内部，应当如何理解和实现各民族（族群）之间的平等？什么是“法律上的平等”？什么是“事实上的平等”？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具体指标来衡量群体之间的平等？在族群之间进行比较时，怎样才能显示出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在群体层面，民族平等是否应当体现在由调查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群体之间在受教育水平及其结构、宏观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方面的平等？在个体层面，权利的平等应当体现在成员之间在法律权益和竞争机会的平等，还是体现在成员之间在竞争结果和实际收益方面的平等？假如在经济活动中，个人的贡献与回报之间应当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即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平等交换原则，那么在公民个体间的“法律上的平等”与民族（族群）集体间的“事实上的平等”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差别和矛盾？人类社会对平等和公正的追求，是否最终应当落实为公民个体之间在法定权益和发展机会方面的平等？

29．在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里，群体性的政治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对于每个具体的群体成员的含义是不是一样的？族群之间的政治权利的平等是否意味着两个族群应当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经济领域（劳动力行业、职业结构）方面也趋于相近？人们能否通过追求群体的平等政治权利来实现群体之间在社会、文化、经济上的平等？一个现代社会首先应当保障的是各民族的群体平等权益还是全体公民的个体平等权益？群体权利能否简单地等同于个体权利？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思考和判定具体案例中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时，是否需要考虑当事人的族群背景、个体地位身份和具体事件的性质？各族群和全体公民是否应当秉持相同的平等观、公平观和正义观？

30．“自治”是一个相对于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而言的概念？如何理解“区域自治”、“民族自治”、“民族区域自治”这几个概念？在多族群混居的地区，谁应当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一个自治区域内的“自治”群体在本区域内是否享有排他性的“自治”权力？排他性的“自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自治”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领域（政治权利、资源权益、人事任免、文化教育、宗教管理等，以及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中的发言权）？在目前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里，世界各国存在着哪几种“自治”形式？各自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以及实践的社会效果怎样？在不同“自治”制度设计背后，体现的是哪些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逻辑？

31．自1921年正式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演变经历了哪几个历史时期？在每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问题纲领各有什么特点？影响中国共产党思考我国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内外因素都有哪些？如何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制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如何回顾和分析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和社会效果？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合法性前提和制度环境是什么？这一意识形态基础和合法性前提在60多年后的中国有没有发生变化？当初设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在今天有没有发生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是如何建立的？当初建立时是否在领导集团和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并提出不同的选择方案？各种不同意见背后的道理和逻辑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了各地的制度选择？

32．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土司制度是否属于某种“自治制度”？实行土司制度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明清两代的中央政权为什么要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在当时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际交流等方面以及对于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人们分别具有什么意义？“改土归流”这一制度变迁对原来实行土司制的当地民众带来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提高当地民众的社会竞争力起到了什么作用？有人把一些曾长期实行省、县体制的地区在1949年后改设“民族区域自治”称为“改流归土”，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3．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是否属于一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长期实行“保留地”制度对于北美印第安人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保留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与国内其他高度工业化区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印第安人在这些“保留地”里是否生活得幸福、自信并享有尊严？这种高度自治的“保留地”制度是否真正保护了印第安人的各项权益和传统文化？“保留地”的存在是否能使印地安人的文化免遭当地现代化的影响？是否有效地提高了印第安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并使他们逐步成为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当代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社会成员？北美印第安人在近二百多年里是否有效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或出现了实质性的社会发展？他们距离自己的传统有多远？他们距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34．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如果采用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那么，一些人口规模较小、居住在边疆地区、没有完整经济体系的群体（如北美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依照土著群体的自我意愿是否会长期坚持自己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拒绝与外部社会交流以防止被“同化”？这样是否会导致这些群体和地区被隔绝在本国的现代社会与经济体系之外？这样的生存模式是有利还是不利于这些群体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如果这些群体始终拒绝进入通常观念中的“现代化”轨道，它的成员们是否感到生活幸福？如果他们希望享受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和文明成果，但是又不愿意亲身投入现代经济体系去就业和劳作，那么保障他们消费的经济来源是什么？这种来源的保障是否能够赋予他们尊严和实力？

35．取得独立后，印度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历史进程具有哪些特征？尼赫鲁总理为什么提出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的国家目标？独立60多年后，全体印度国民是否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印度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为了构建这样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印度社会过去和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印度的“民族构建”进程能够为中国提供哪些启示？

36．清朝末年，保皇党与革命党在“中国”、“中华”的定义和“中国”的地域、国民范围方面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十八行省建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些口号的始作俑者是些什么人？康有为拥护君主立宪制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等词汇是何时出现在中国的话语体系的？当时国内外的哪些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促成和推动这些概念得以在中国流行？

37．在抗日战争处于危急时刻的1939年，顾颉刚为什么坚决反对中国人继续使用“中华本部”这一概念？他为什么同时又公开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一观点表示异议？在这两位学者的争论中反映出他们在政治和学理上的哪些不同考虑？经过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之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到了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费孝通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发生在1939年《益世报》上的这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以及费孝通先生观点的前后变化，对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可以带来哪些启示？

38．总结20世纪的百年中国历史，清末保皇党与革命党、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概念的定义和关于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施政纲领方面存在哪些主要分歧？对于它们各自在民族问题上推行的具体政策和施政实践，我们可以进行哪些比较分析和理论反思？

五、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族群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39．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和保护内部文化多样性之间能否兼顾？在各族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是否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我们应当以什么标准来分辨各群体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进行分辨鉴别时，我们应当根据本族知识精英集团或政府权威机构提出的带有主观价值判别的标准来进行分辨并做出结论？还是应当在时代岁月流逝中，接受现实竞争实践对各文化传统内在生命力的检验？在族群文化具体内容的价值判断和弃留取舍方面，谁应当具有发言权？是政府还是社会？是居于社会上层或生活在其他城市的部分民族精英还是生活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普通民众？

40．经济全球化是否也包含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内涵？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满足“交易”的需要，任何进入“市场”并带有“商品”性质的交换物（有形或无形，物质或非物质）必然趋向于某种程度的度量“标准化”。这样“标准化”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对传统的文化多样性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文化多样性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如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些传统文化（如小族群语言、地方方言、传统工艺、宗教仪式等）因为践行者越来越少而逐渐消逝，这是否是一个历史演进的必然结局？为了记忆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化，我们是否应该做些什么？应当如何去做？

41．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展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在汉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在形式和政策上是否应当有所差别？少数民族民众对草原、“神山”、“圣湖”等自然地理区域的传统崇拜和相关禁忌，是否与民众在世代经营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得出的生存经验和生态伦理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蕴藏深刻文化内涵的民间生态禁忌？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农业、畜牧业、渔业经济模式应当如何过渡到现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既吸收保存中国传统的智慧与经验，又能够积极吸收国外现代化的农牧业技术与经营方法？

42．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是否也包括社会组织结构和人们的自我意识、权力观念的变化？少数民族社会能否自外于整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演变？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参与民族议题讨论的主体和角色定位是否会发生变化？在进行民族意愿表达、选择民族文化模式、使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时，谁能够真正代表各民族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这一代表权是由广大民众选出的，还是由政府指定的？我们看到在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有些“民族领袖”所代表的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和上层集团的利益，为此他们不惜牺牲本族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或者拿民族的长远利益去冒险和赌博。我们在讨论与“民族”议题相关的问题时是否应当思考一下，当某些人以“全民族”的名义发言的时候他们是否真正在为该族的普通民众考虑？他们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全民族的命运？

六、语言的功能与双语教育

43．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交往中，语言文字是否具有“传统文化载体”和“交流学习工具”的双重性功能？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语言文字的应用性功能和文化意义？应当如何认识世界各地语言文字的发展现状及未来演变趋势？我们需要学习并掌握国内外最具学习交流功能的工具性语言来促进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同时也需要继承与发展本民族/族群语言文字，这二者之间应当是怎样一个关系？当我们对各种语言的学习交流工具性能进行评估时，能否采用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进行相互比较？这一体系应当包括哪些具体指标？

44．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功能？作为任何人类群体内部信息的交流工具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发展程度（是否发明文字，语言系统的复杂程度，词汇体系的涵盖领域和丰富程度等）是否也是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当不同群体相遇并开展交流时，作为相互沟通信息和相互学习知识的工具，各种语言在使用中是否也存在某种相互竞争的态势？各群体应当如何客观和理性地认识这种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逐步成为全世界通用语言，法国人和德国人如何看待这一语言学习的发展态势？他们的态度和取舍有哪些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当汉语成为中国的全国通用语言后，中国各少数民族如何认识这一语言发展态势？

45．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政府在西部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各级学校提倡的“双语教育”？政府提倡和推行“双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里，“双语教育”应当如何设计与推行？应当在两种语言掌握和运用方面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了达到较好的教学和社会效果，学校推行“双语教育”的顺利实施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政府教育部门是否应当提供多种不同模式的语言教学体系，使家长和学生有选择教学语言模式的权利？

46．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教育”（如民国时期的蒙藏学校）与1949年以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教育”（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大学）之间存在着哪些共性与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设立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体系的历史条件、政治目标和社会效果有什么不同？今天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民族中小学、民族院校）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效果怎样？各级民语学校毕业生（“民考民”）的就业和个人发展空间与普通汉语学校的毕业生（“民考汉”）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差异？

47．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文和通过汉语学习现代知识体系（数理化及其他专业课）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和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具有负面影响？对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工业化知识体系和对今后就业有什么影响？目前我国建立了民族教育体系（使用民族文字的各科教材并用民语授课）的主要少数民族（蒙藏维哈朝）的民族文字现代知识出版体系发展情况如何？在今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民族语文出版事业的发展前景如何？少数民族学生通过阅读本民族文字出版物能够获得哪些自身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教育能否脱离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系统的支撑去孤立发展并取得成功？

48．我国有些少数民族有传统的口头语言，但没有书写文字。这些口头语言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呈现弱化甚至逐步消亡的趋势。作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些口头语言如何能够传承下去？在这些口头语言的学习、传承和研究等方面，国家的语言研究机构和民间文化团体应当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

49．语言的功能是各群体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工具，双语教育除了工具性的目的之外，还有影响更为深远的文化价值。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双语教材建设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统编汉文教材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没有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在教材内容之中，或者在汉文教材中极少包含介绍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那么这些教材能否真正起到全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汉族极少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状况对于各民族的文化理解和族际交往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有什么影响？我们在第二、第三语言的选择方面，是否应当注意到国内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知识二者之间的平衡，并从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培育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50．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教育出版体系的建立和维持方面，中央政府一直在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性保障。但是，各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语言文字工作的推进和民族语文现代传播事业的发展任务主要是由本民族知识精英来承担的。我国的汉族知识分子在什么程度上参与了这一事业？今天我们是否需要认真总结建国60年来我们在这些领域里取得哪些辉煌成就，又走过哪些弯路？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创建与发展方面，在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方面，我们是否已经达到能够使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眼光、胸怀和专业素养？

七、跨区域人口流动

51．随着中央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近些年从沿海省份和中部地区来到西部地区经商和就业的汉族流动人口？这些汉族流动人口在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哪些行业和哪些职业的工作？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交往带来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52．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近些年从西部地区来到中部和沿海省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部和沿海省市主要从事哪些行业、哪些职业的工作？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个体自发流动到沿海城市的？多少人是由政府组织 “集体劳务输出”的？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况（居住、子女入学、就医、社会保障等）怎样？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当地基层政府对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给予了哪些帮助？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东部、中部和沿海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交往带来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他们对促进我国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发挥了什么作用？

53．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远景来看，各民族成员走出传统居住地并逐渐散布到全国各地，根据自己的专长、个人意愿和发展机遇在全国各地居住、生活和发展，这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全国性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各族传统居住格局出现的这种调整对中华民族内部的相互交往、相互了解和融合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目前这种跨越传统居住地的各族人口流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近期的发展前景怎样？我国目前各地的劳动力管理制度和人口流动政策对这一流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54．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任职的汉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在这些汉族干部的任职、工作安排和族际交往中存在哪些问题？汉族人员对此有些什么反映？他们对西部地区的干部和人才流动提出过哪些建议？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这些汉族人员有些什么反映？他们对干部和人才的跨地域交流和流动有什么建议？

55．西部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有没有可能以较大规模来到中部和沿海省市任职和工作？这样的少数民族干部流动和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跨区域就业将会对我国的民族交往和社会认同模式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中部和沿海地区的政府和民众对此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政策？中央政府是否需要为此出台某些专项政策？如果在沿海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