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与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

管季超0712

地方性知识与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
□ 周云水

2010年3月5日<中国民族报>07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需要，结合当时国内形势，充分调动党内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创作激情，借鉴陕北及周边地区各族群众的地方文化，将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成功地融入到了基层百姓的生活中。依靠陕北群众的地方性知识，党内民族研究机构对于回族、蒙古族进行了初步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共产党人开始对民族问题进行思考

　　抗战时期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在中国西北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进化论的吸收、农村社会阶层分析和延安精神中平民主义的关怀，将人类学所强调的地方性知识悄然融入一个社会理想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延安的新文化运动鲜明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强烈兴趣。民间的剪纸、戏剧、秧歌，乃至陕北有名的民歌“信天游”等成为延安新知识分子潜心挖掘、收集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的努力在于将这些原本属于民间的文化资源改造成为革命所需的新文化载体。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深入群众之中，广泛接触并运用了地方性知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团结全国各民族人士共同抗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阴谋，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初在中央设立了民族工作机构———西北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在认真分析西北五省少数民族问题的基础上，于1940年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两个提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为当时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区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整体；各民族按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但这些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能脱离祖国大家庭而存在。

　　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

　　延安的地方文化非常丰富，包括秧歌、说书等各种戏剧表演形式，成为党宣传民族理论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非常注意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8月，中央发布《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古、回等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组织机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组织少数民族的抗日救亡团体，同时支持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秧歌是延安后期中国革命的歌舞，是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意识形态，对民间传统歌舞的现代化开采开发而创造出的中国现代革命红色文化。陕北秧歌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祀神的民俗活动，传统秧歌队多属神会组织。在娱乐活动稀少的情况下，能看到一场戏本身就是一件过瘾的事。群众在看戏的时候，能从中寻找出自己生活的影子，故而更加兴奋了。毫无疑问，他们会用生活实际来评判演出，这就有了参与，是精神上的参与，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所以，艾青在《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一文中指出，“写秧歌剧，首先要熟悉当前的革命政策，要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要求，服从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革命秧歌借助政治宣传而时兴，同样，也只有符合政治、政策的内容，才能被写进新的秧歌剧中。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延安文艺界在整风三年内发生了根本变化，空前活跃起来，作家艺术家纷纷打起背包，下农村，去部队，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暂时下不去的，也活跃在街头，办墙报，出画刊，尤其是闹秧歌，更为深入人心。

　　以延安为中心的新知识分子，不以人类学者为名，但长期注重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收集，其旨趣在于将民间文化的“平民主义意识”改造为供革命所用的新文化形式，文化改造中也广泛接触了与人类学知识近似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为民族问题的研究和民族政策的落实牵线搭桥

　　1941年10月，毛泽东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说：“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再次总结：“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并号召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

　　正因为延安时期党重视地方性知识的应用，注重民族问题研究的迫切性，才有这一期间的各种民族政策。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为了切实体现这一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在保障少数民族政治平等权利的方面，陕甘宁边区各自治区(乡)的参议会、议员都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会及乡长、委员，乡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士提任。在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方面，边区政府提出，宗教信仰是每个民族的自由，对其风俗习惯应加以尊重。边区政府成立后，在境内回民集聚区先后帮助建立起5处清真寺，在建寺时政府给予土地、经费以及各方面的便利，毛泽东还亲笔为新建的延安清真寺题字，使回族人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温暖和伟大。

　　此外，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延安成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1937年，延安中央党校举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专门培训蒙古、回、藏、苗等少数民族干部；陕北公学举办了蒙古族班。1938年，陕北公学把民族问题研究室扩充为民族部，广泛招收少数民族学员;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该部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首批招收了蒙古、回、藏、彝、满、汉等各族青年学员300多名，设立了回族班、蒙古族班、藏族班和彝族班等。另外，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等也招收了一些少数民族学员。这些学校为抗日战争和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革命奉献精神以及良好文化素质的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大多处在生活贫困、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状态，要团结他们一道进行抗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对少数民族人民密切相关的经济文化生活实行必要与可能的改善。因此，陕甘宁边区下属的各自治政府在上级民主政府的大力帮助下，根据各自治区域的民族特点和实际需要，实行了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放信贷、减免税收和生产消费合作等政策，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和皮毛、纺织等家庭手工业。

　　以上这些民族政策的具体落实，很大部分依靠延安地方性知识作为宣传媒介，让这一时期党的民族政策通过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予以理解和接受。可以说，延安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党员干部通过地方性知识了解当地不同民族的文化状况，又通过地方文化的再造宣传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了各民族共同抗日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