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

管季超0712

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

谢有顺

“文化大散文”盛行了多年。这种散文的普遍特点是，大规模地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这个潮流的倡导者，以前有余秋雨，以后有王充间、卞毓方、费振钟、朱鸿等人 (他们大概属于成功者，不成功的历史文化散文的书写者还有很多)，他们所出示的话语风度，满足了许多人的文化期待，也使许多人觉得在散文中建构大话语模式的梦想正在实现——或者说，已经初步实现。

“文化大散文”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它的遗留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理。我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据我有限的阅读，我发现，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自己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甚至，在一些人的笔下，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像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不说这些历史史料许多都有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局限，我只想探讨，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散文作者，如何能够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忙于对史料下结论，而尽可能多地去发现历史中的人性和精神碎片。也就是说，对于散文而言，历史这个阔大命题的诱人之处，并不在于诉诸史料的历史传奇和历史苦难的演义，而是在于那些长年沉潜在民间的独特段落和瞬间。这些段落和瞬间里面所蕴含的精神消息，往往才是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它与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以为，如何更多地发现这些段落和瞬间，并为这些段落和瞬间找到合适的心灵形式，使之被缝合到一个大的精神气场之中，是历史文化散文作者急需共同解决的难题。

历史是什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是知识和材料，是铁的事实，所以他们有理由寻求历史的正解；而如果一个散文作者也像历史学家那样试图以史料说话、并求历史的正解的话，那除了留下一堆漏洞和笑柄之外，我想不会有其他的收获。

因此，我认为，历史的力量，对于散文作者来说，恰恰是以非历史的方式达到的；它不是为了寻求历史的正解，而是为了接通历史中秘密的心灵通道。可是，当下的文化散文作者在进入历史的时候，往往表露出一种试图纠正历史的文化态度，他们的行文中，似乎总是在辩白，在澄清，在告诉读者历史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而恰恰忘记了他们手中那些有限的材料，并不足以做这样正统的事情。结果，多数的历史文化散文，都落到了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的旧话语制度中，它无非是专注于王朝、权力、知识分子、气节、人格、忠诚与反抗、悲情与沧桑之类，并无多少新鲜的发现。 ·

这样的历史文化散文可以休矣!散文是个人的，独立的，它最怕落人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之中。可困境恰恰就在这里，当历史在为散文作者提供有力的支援的同时，也为他们设下了陷阱：由于历史的阴影过于强大，作家往往无法挣脱它的圈套和逻辑，最终只好臣服于它。在最需要作家发表史识，最需要作家表现出人性的洞察力的时候，作家的身影却淹没在历史那阔大的阴影里，这与文学所需要的独立和创造的品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以为只有历史文化散文作者的写作不是受制于历史(更不是简单地转述历史)，而是以非历史的方式来面对历史本身，他的写作才会贯彻出真正有价值的个人眼光和精神敏感。

什么是非历史的方式?我想，就是上面所说的“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它们可能处于历史的背面，处于常规历史的暗处，但它们却可能是最为靠近人性的区域，是值得散文真正用力的地方。如果说，历史研究主要是材料发现，那么，散文写作则应该是一种精神发现；这种精神发现又往往是非历史的，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只有它能有效地联结历史和作家之间的精神通道，也只有它能到达历史的人性深处。

或许，你可以把我这种表述归纳为一种历史的方法论，没错，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理解的问题。对于当下盛行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者来说，历史理解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他们更多的还是操用“历史纠正”的方式，而我，提倡的是“历史理解”。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作家可以给予历史一种意义，一种对于自己今天的生活和精神有崭新发现的意义，而不是一味地去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最终你会发现，“给予历史一种意义”，还是“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这对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是根本不同的。

因此，历史文化散文的困境，不在于作家们缺乏历史知识，而在于他们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没有“史识”，作家就无法超越材料，获得洞见；没有“史识”，作家就不可能真正地与历史、文化发生精神对话，反而容易被史料所左右和蒙蔽。

随笔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脱离了散文的局限，尽管现在大多随笔仍然还属于散文的范畴。从明清时的性情文章，到五四时期的杂文而至今天的余氏“文化随笔”、“小资文体”，甚至笔者前些时间还在《世界文学》上看到过“小说体随笔”等等，不一而足。随笔以到了难以用文体来界定的一种文字表达形式了。

相对于纯粹的散文、小说，我认为随笔的范畴和表现方式扩大了，其思想性也可能更分散了，一篇散文、小说可能只能表达一种主题、思想或情感，但随笔则不一定，也许是片刻的感动，也可能是表面上杂乱无章的思想和情绪。

朱光潜曾说过：“艺术和游戏都是意造空中楼阁来慰情遣兴。”那么，为文也是一样，笔下千般的文字组合也只是为了排遣胸中之情或尽兴，不管在写作手法上是沿用了前人的方法或是另出新意。这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随笔更自我得多、随意得多。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四轻”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对此我不应有任何异议。在一个无需“原创性”的时代，散文作家应当放弃进行精英话语推销的使命，他们的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只需进行各种小型话语复制（“克隆”）：从历史和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贴到“散文”文本里，藉此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份和解的状态。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是如此。

我们需要的是对一般的散文随笔作者的写作知识讲解。至于散文应当承担的历史重任，不是这个讨论所能够解决的。那是更高层的作家和评论家的事情。 但是要感谢你提出的一些值得这个讨论重视的问题。如：“四轻”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

转贴～～朱大可的文章还指出一点，余秋雨的散文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化“在走向软化、平面化和轻快化方面所企及的程度。这种软性话语起始 于邓丽君的一声娇媚浅唱，而后渐次转换为文人的婉转长吟”。他还把鲁迅的《野草》和余秋雨的《天涯故事》做了比较，特别指出余文呈现出“轻快、轻浮、轻松和轻贱的‘四轻’面貌”。

《人间世》1934年第14期有林语堂《关于本刊》的编者短语。认为当时的文章“轻者过轻”，“重者过重”，“有味便无益”，“有益便无味”。因而提倡“娓语笔调，亦曰个人笔调，闲适笔调”。以使之“开卷有益”、“掩卷有味”。

相对于纯粹的散文、小说，我认为随笔的范畴和表现方式扩大了，其思想性也可能更分散了，一篇散文、小说可能只能表达一种主题、思想或情感，但随笔则不一定，也许是片刻的感动，也可能是表面上杂乱无章的思想和情绪。

对这一点，我倒是有点赞成，随笔不必都呈现“思想性”。

记得诗人西川说： “有数千年的时间，“诗言志”一直被当作中国诗歌写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被滥用在诗歌写作当中，而且不仅如此，它也被滥用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新闻报道等当中。“诗言志”有可怀疑之处，例如“言志”成了抒情的代名词，而抒情又成了对于道德情操、完美人格的独白式表达，这种表达是主动的、世俗化的，与古代西方那种被动的、非世俗化的诗学理论形成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