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语文教育实验的历史回顾

管季超0712

杭州大学教育系　李静蓉
　　一
　　近代语文教育实验是本世纪初教育实验运动的一部分,它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裹挟下应运发生、发展的。成立于1914年的中国科学社是新文化运动科学思想的策源地之一,它以传播科学知识、谋中国科学与实业发展为宗旨,尤其重视青年学子的科学教育。在它的推动下,国内形成了科学教育思潮,这股思潮,一方面强调对学生教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即“科学教育化”;一方面强调“把教育当成一种科学,用科学方法去研究而求出较精确的结果”,即“教育科学化”。在此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热衷探讨教育中科学性问题,终于形成教育实验运动。其次,它也是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的结果。实验教育学早在1912年就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影响甚小。五四以后,国内出现了一个学习西方的高潮,一方面,大量翻译西方教育理论、学说,同时,国内的教育团体不断地邀请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如杜威、孟禄、麦柯尔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提倡教育实验法。与此同时,20年代留美学生相继回国,他们在国外专攻教育学,深谙教育实验的原理及技术,一回国即成为教育实验运动的主力,并一直推动着它的发展。
　　语文是中小学教育的基础科目之一,它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其教育内容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教学方法上偏重于灌输和死记硬背,不求理解,更不注意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它阻碍着民族才智的发展。近代新式教育确立后,传统教育为新教育所取代就成为势之必然。新教育在教学目标、要求、教材内容及教学方法上都与封建教育有着本质区别。但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白话文入选教材、注音符号、简化字等等,无一不是新生事物,无一不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可以说,语文教育改革是语文教育实验的现实生长点,二者紧密相连。
　　如同整个教育实验运动,近代语文教育实验最初也是从模仿美国开始的。1916～1921年是语文教育实验萌芽期。最早的实验是刘廷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所作的汉字心理实验,国内则有俞子夷模仿桑戴克的书法量表而进行的小学生书法测验(1918年),并编制了四种小学国文书法量表。“此量表一出,而中小学界遂知教育成绩可用客观的标准考查矣”。1921～1927年是语文教育实验兴起阶段。这期间,一部分留美学生继续进行汉字心理的实验研究,国内则受测验运动的影响,致力于编造各种语文能力的标准测验,如陈鹤琴的《初小默读测验》、廖世承的《中学国文常识测验》等,这些测验一方面有助于改变过去评判成绩全凭主观的情况,另一方面提供了科学的考试方法。它为教育实验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1927年至抗战时期,语文教育实验进入繁荣阶段。前两时期,参加实验的人多局限在大学教授及专家,且多与国外合作,本时期中,广大中小学教师积极参与,投身于语文实验,就自己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一大批专家教授则纷纷走上教学第一线,在教学中进行广泛的实验研究。艾伟在万青实验学校、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根据语文教学实际而长年耕作不辍,抗战期间亦未停止。1945年内战开始,在教育实验所需的稳定环境遭破坏后,语文教育实验逐步走向式微。一些学者开始总结和反思过去的实验,诞生了一些语文教育实验的专著和专论。艾伟的《汉字问题》、龚启昌的《中文阅读心理之现阶段》等,给近代语文教育实验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大体上看,这些实验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是语文教育心理实验;二是具体教学法实验。
　　二
　　在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语文一科的起步最为艰难。别的科目如算术、格致、体操等可以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从教材的使用到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可模仿外国。而具有几千年历史的语文,却无法通过翻译国外教材,聘请国外教习来促进自身的变革。因而,对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儿童掌握母语的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一研究在本世纪前期主要集中在汉字心理和阅读心理实验。最早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语文教育实验的开创者刘廷芳。他在1916～1919年间为探明汉字学习过程的特征、字义学习与笔画多少的关系、错字与字形组织的关系等问题做了十组实验。他的实验带动了许多留美学生的汉字心理研究。他们回国后结合当时的文白之争、朗读与默读之争等,对儿童的阅读兴趣、阅读能力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艾伟的《汉字问题》《国语问题》《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是总结这一领域实验成果的重要著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述:
　　1.汉字字形问题　对汉字字形的分析研究是探索掌握汉字的心理规律的途径,从而为有效的识字教学和编辑语文教材提供依据。这一研究大多在20年代由留美学生借助国外的先进实验设备完成。刘廷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和艾伟在华盛顿大学的实验,均从汉字音形义的关系入手探讨汉字学习的心理过程,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如在汉字学习的过程中,识字与笔画的关系不大,而默写却受笔画多少的影响;错别字的产生与字形有关,最容易出错的字是笔画过多或过少或结构复杂的字等等。他们以此为依据,提出识字教材的编写应注意在最初的十课之内,生字的笔画数应在1～10之间,要有重复出现的机会等,在识字教学时,应注意对字形加以必要的解释,以及时纠正学生的错别字。
　　2.常用字问题　对汉字基本字汇的厘定及其常用性的实验分析,是编辑识字教材的前提。陈鹤琴于1920年对儿童用书、报章、杂志、儿童作品、古今小说和杂类共六种读物进行统计分析,历时三年,编成《语体文应用字汇》,共有4261个单字,后来经敖弘德、俞子夷的补充,增到4339字。此后常用字汇的研究结果大多在四千字左右。除此以外,还有对字汇的分级研究,即研究学校教育各年级儿童所当识或所能识的字量,王文新、黄裳、艾伟等人的结果都很有影响。艾伟在1931年前后,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用学生字典,
　　用统计学上的取样法,选出100字编成测验,被试每识一字代表认识135个字,他的结论如下:
　　年　级初一下初二下初三下高一下高二下高三下
　　全识字426248875114547356325862
　　半识字447242734524428540733895
　　总　计873491609638975897059757
　　　　(注:全识字指见字形而知音义,半识字是见形只知音或意的一种。资料来源为《识字心理》正中书局1948年版)
　　3.汉字书写　写字心理学的实验首推俞子夷于1918年为制定书法量表而进行的实验,这一实验一直持续到1923年。在实验中,他选定了16个字:“四只小鸟它们在园中飞好象一个人字。”这16个字把普通常用的笔画和间架结构都包含在内,成为以后书法测验的经典材料。1926年他又就写字用笔问题做了一实验,结果是钢笔写字速度最快。此外还有胡毅关于握笔姿势的实验,他以50名大学生为被试,让每人写三直行字,写时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实验结果为:书写时拿笔的手与所写的字构成的角度因人而异,一般在30与40度之间,最小为10度,最大为50度。
　　4.汉字排列问题　汉字传统上是直排,而西文却是横排,这两种方式对阅读和书写的影响如何?张耀翔于19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以中国留学生为被试做了一实验,结论是直排优于横排;其后的十余年间,先后有高仁山、杜佐周等人做了11次类似的实验。为尽可能地排除习惯的影响,艾伟让被试用速视法看无意义的材料,结论是横排成绩为优。尽管当时实验结论有分歧,但艾伟的结论却更为人信服。此后,赵欲仁等在1925年的实验证明横写比直写快。
　　5.阅读生理基础的实验　沈有乾的眼动实验最为科学,揭示了阅读中文时眼动的规律,眼球的活动与阅读速度的关系。龚启昌等人的实验则研究了理解力与年龄的关系及各年龄的理解程度,正常的、科学的阅读习惯等问题。
　　6.阅读兴趣的实验　艾伟在1926年、1938年,龚启昌在1937年都曾有过实验。他们的结论是:a.儿童对韵文没有特殊的兴趣;b.低年级最感兴趣者为童话,稍高一点为英雄故事、伟人行述及冒险侦探等;c.儿童的阅读兴趣受读物特质的影响,其兴趣依次为惊异、生动、动物叙述、谈话式、幽默等九类,最不感兴趣的是刻板的理论,中学生的说读兴趣较分化;d.阅读兴趣与学习呈正相关,感兴趣的文章学习易而速,反之则难而缓。这些成果表明了儿童不是小大人,有独特的心理。
　　7.有关默读的实验研究　抗战前,艾伟已开始对此进行研究。他认为,默读能力中理解与速率成正相关,默读能力与智力也呈正相关。中国儿童的默读速率与理解都较朗读为优,且随年龄增长而递增,但中国儿童所受的默读训练太少太迟,他强调应从三四年级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艾伟认为默读能力至少包括四种具体能力:迅速浏览撮取大意的能力、精心详读记取细节的能力、综览全章挈取纲领的能力及玩味原文推取含义的能力。这四种能力中第二、第三两种关系最密切,而中国学生中第四种能力成绩最差。此外,艾伟还编制了中小学各级默读能力测验,都有常模,在30年代后期及以后广为流传。
　　8.有关儿童学习文白能力的实验研究　五四以后废除文言文的呼声很高,但传统的影响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消除的,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儿童学习文言文是必要的。有鉴于此,艾伟先后做过三次实验以探明儿童学习文白的能力,他的结论前后稍有不同。1926年他在沪杭宁三地测验学生的理解力,当时他认为文言文确实很难,小学不应教文言文,初中开始教授,要从易到难,而且文白之间的比例应当恰当;1928年他扩大测验范围至平津、苏北等地,经过几年的统计分析他认为从初一开始就不授白话文,全部教文言文。因为统计结果表明无论在理解力还是速度方面,文言文的进步明显而白话文的进步则较缓。1940年后,他主持中大实验学校,在小学高年级进行文言文的教学实验成绩斐然,故他提议文言文的教学应从高小开始。这是他文白观念的三次转变,他对中学文言白话的阅读能力的分级测量以及文白的理解力、速度都有极细密的分析,他还分析了影响诵习速率的因素,如文章的内容是否为儿童感兴趣,长度是否适当等。
　　三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行大学区制。当时的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院普教处处长程柏庐下令让江苏各省立附小改名为实验小学,以推行实验教育,由是实验小学名声大振。各省纷纷仿效,或改易校名,或创办新校,都以进行科学的教育实验为己任,“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教育上的一部分困难问题”,成为当时一句极流行的话。此后的十年间,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江浙闽、平津等地都掀起了探讨语文教育实验研究的热潮,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类:
　　1.教材问题　由于当时的教材编写不尽人意,而政府又没有强行推广法定教材,不少学校就自行编写教材,并通过实验来估定自编本的效果,上海等地曾做过国语科用书与否的实验,结论是用书比无书好,安徽则有人对国语教材每课生字量测定,得出一般以七至十字为佳。2.识字教学实验　1注音符号(拼音)教学法实验,当时有综合教学与分析教学、声介符号结合与韵介符号结合的教法,有系统教与机会教的不同,还有拼音教学应从哪一级开始的问题,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实验。著名的如张达善1936年在南京实小的实验,比较先授注音符号后授汉字和汉字与注音符号同时教授的效率,结果表明注音符号在教学汉字之前教学,比两者同时教学效果要好;教学注音符号时,先综合后分析比先分析后综合容易掌握。2生字教学实验。实验选题集中在生字教学时,要讲解还是要练习,讲解时要不要讲同音字、形声字等。东大附小的实验表明讲解法与练习法均为必要,应采有意义之练习法。3查字典方法的实验。当时的检字法有四种:部首、四角、笔数及头尾。上海的一些学校就这四种检字法的功效做过比较,一般认为四角检字法难学易检,部首法易学难检,有意推广部首查字法,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3.写字教学实验　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工具的革新。写字的工具不再只有毛笔,钢笔、铅笔的效果如何?东大附小的实验表明钢笔的效果最好,总的趋势是硬笔胜过软笔。儿童练字的方法有映写、临写和自由写三种,苏州中学实验其效率,认为临写优于映写;邢绮庄1933年做过映写与自由写的比较实验,结果为映写对十岁以上的学生效果好,九岁的学生宜采用自由写。
　　4.阅读教学实验　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教学的角度估定默读的价值,如苏州女中实小用单组法在本校四年级实验,结果表明经过默读练习,学生无论在速率、了解还是在记忆方面都比以前有进步,默读较为科学;二是从实验中摸索有效的阅读指导方法,如杭州横河小学发现闪烁片对阅读速度有帮助,在阅读教学中就采用闪烁片练习法,不少学校在实验中发现做读书笔记或者摘要能促进学生的阅读。
　　5.作文教学实验　对如何改革传统的作文教学,本世纪前期语言学家、教育心理学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艾伟、俞子夷认为对作文能力的评判应从文章结构及行文流畅方面间接入手,按错计分,错误越少得分越高,并制出了不同的作文量表,以求得作文能力测验的标准化;而语言学家如黎锦熙等则从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出发,总结了一些教学原则,如写作重于讲读,改错先于求美,日札优于作文等。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但当时的风气是“凡各种科学不可全恃他人已得之结果,必自己加以研究试验”,因而中小学教师以专家的思想为理论假设,结合自己教学实际,做了许多实验。a.作文是定期作还是随机训练,上海一些学校通过实验认为定期作文效果较好;b.与此相关,作文是在课内限时交卷好,还是课外不加限制好?一些实验无法判断孰优孰劣,采取折衷的办法,两者相结合;c.作文是否命题,也有一些学校实验过,一般都认为命题作文优于自由作文;d杭州横河小学的研究认为日记可以代替作文;e.作文指导方法方面,经过实验,一般认为应指导学生拟提纲,打草稿,教师命题以后,应加以启发;f.批改作文的方法当时流行个人订正法,一般在作文课结束后,再由教师逐份批阅。批阅时,文字、符号两者兼用,但最忌对作文大删大改。
　　6.新教学法实验中的语文教学　20年代早期,我们曾引进过几种国外的新教学法。其中曾影响过大多数学校的,是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由于设计教学法只是在小学试行,而且大多将语文与常识、公民等科混合在一起,本文不做讨论。
　　道尔顿制在1923年前后兴起并盛行。最先试行道尔顿制的是吴淞中学的国文科。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实验的,则是东南大学附中,主持者为穆济波。道尔顿制的特点在于取消班级授课,由学生各自按计划自由学习,教师只是不时解答疑难。东大附中的做法是:设置国语科作业室,室内多置各种书报杂志,编制学生每周每日的作业指定和成绩记录表,即教师将教材按日平均若干单元,每一单元都有一中心,围绕此中心,每周有不同的精读、泛读、语法或者作文训练。每次的作业指定开头都指出本周的阅读范围,然后是启发性的介绍,最后是注意事项及要求。要求中特别强调读书笔记的作法,教师对学生成绩的考核就是读书笔记及练习题答案、作文及临时的口试等几项内容。实验一学期后即行停止,因为实验班的成绩不理想。
　　四
　　教育实验对语文教育发展的影响很大。首先,教育实验促进了语文教育的近代化。我国第一个语文教学大纲是配合1922年学制改革而制定的《新学制课程纲要草案》,它是当时语文教育研究水平的一个反映。如它规定小学生毕业时应识三千五百字左右,这是根据当时常用字汇的研究成果而确定的。1929年后国民政府拟修改大纲,重订中小学课程标准,从起草开始,经过八年的实验,至1936年才编订修正完成。这次编订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专家的意见。如艾伟作为教育心理学家参与其间,他对初中国语教材的意见成为大纲的规定:“语体文与文言文并选,语体文递减,文言文递增。各学年分量约为七与三,六与四,五与五。”这一规定一直维持到1941年。另外,参编者能从教育实验的成果中吸纳有价值的结果,如大纲对教学法的规定十分具体,要求教师对精读内容讲解前介绍写作背景,讲解后指导学生作读书笔记等,都是当时阅读教学心理的实验结论。因而这个大纲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一直通用到1941年。总之,正是教育实验才使近代语文教育得以建立一个较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教学大纲,从而使语文教育讲授较系统,要求较明确。
　　其次,教育实验普及了教育科学化思想。新式教育创办之初,语文教师多半是旧式文人,沿袭书院式的教学方法;而教材的编辑者也多凭过去的经验选编课本。这样就造成新式学堂学生“读书不能成诵,写字别字太多”,语文水平下降。语文教育实验的兴起,对改变经验式的编书、教书影响极大,在许多教师教育实践中树立起了科学的教育观。尤其是1927年以后,各地中小学有一种“自然的趋势,大家趋向实验的一条路上去,很想做些初步的实验工作”。江浙等省的教育厅时常利用假期进行实验教育讲座,或者举办教育实验成果交流会等,普及教育实验思想,因而各地的实验学校都能自觉地进行因素控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这些无一不表明教育科学化思想已广为流传。
　　当然,正如李廉方当年指出的,在当时整个教育界千疮百孔之际,“中国目前教育,重在整个改造”,而进行小问题实验是“枝节为之,不生若何影响”。在中小学教学法实验中,有些实验者避难就简,选一些凭常识即能判断的问题作为实验题目;有的互相抄袭,结论信度与效度都不大。评价它的历史作用,这些不足之处不能不提及。但语文教育实验毕竟使语文教育发展步入科学化发展的轨道,就这一点来说,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