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2003国际大专辩论赛

教师之友网

旁观2003国际大专辩论赛

[/url]
本届冠军中山大学队侃侃而谈。与往届不同，教练在场上指导

    沈冰是本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主席。
　　作为曾经受惠于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电视人，沈冰现身说法。辩论开场以后，沈冰说自己，当初要是不报名参加1997年的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就不会得到在《联合早报》的工作机会；要是没有《联合早报》的工作机会，就不会走进CCTV.现场的观众看到她充分展示出昔日辩手的如簧巧舌和激辩头脑。
　　从9月20日到9月26日，12支身穿标准制服的参赛队的领队、教练和辩手轮番出现在CCTV电视直播大厅，他们坐在有华美舞台灯光，有环形飞碟状的辩论席中开始唇枪舌剑的比拼。辩手被划分为A、B两组分别进行比赛，A组的辩手有纯华裔学生代表队，B组有纯非华裔学生代表队，有华裔和非华裔的混编队。参赛辩手统一操持汉语，但多样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和思维方式在辩论会上的撞击制造出辩论的多种情趣。
　　给真实加分
    9月24日下午4时，北京语言文化学院队与A、B组联队交锋，正反双方的辩题为“夫妻之间应不应该有隐私”。
　　北京语言文化学院为正方，辩手是美国的莫阿、西非的莫里斯、加拿大的米雪和越南的胡秋云。教练为北京语言文化学院老师、作家梁晓声。反方A、B组联队，辩手是香港浸会大学的王乐、弗莱堡大学的蔡葵、墨尔本大学的肖慧敏、澳门大学陈典。
　　莫阿坐到辩论台上的时候声音一直在发抖，她经常因为紧张害怕而失声大笑。主持人蒋昌健提问的时候，她会因为慌乱而拒绝回答。就像莫阿的局促和紧张让观众发笑，莫里斯的憨厚和坦白也令观众开心，作为北京语言学院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莫里斯担任二辩，莫里斯说自己从小结巴，畏惧在人前说话。他的坦诚不时获得掌声。
　　莫阿作为一辩作三分钟的陈词，莫里斯作为二辩主辩。米雪和胡秋云作配合和协从。
　　陈词之后进入盘问的环节。
　　在反方盘问之后，由历次国际大专辩论会上获得最佳辩手的嘉宾向辩手提问。
　　蒋昌健对莫里斯提问：“在你的立论当中有一条说，隐私的存在和对隐私的尊重是社会文明的表现，我想问你，是不是夫妻之间的隐私越多，表示夫妻之间的文明程度越高？”
　　莫里斯：“你刚才问隐私是不是越多文明程度越高？我们的观点是衡量夫妻之间文明的标准是应不应该允许有隐私存在，而不是隐私有多还是少的问题。”
　　蒋昌健：“那么我问你，如果有一种隐私足以改变夫妻二人的关系，而且这种隐私操纵在一个人的手上时，你觉得这种隐私的存在公平吗？”
　　莫里斯：“我坚持认为，夫妻之间应该有隐私，我这么认为当然是因为我也给我的妻子自由拥有隐私的权利，那样我认为很公平。”
　　蒋昌健：“如果她在外边有了你不喜欢的一个人跟她在一起活动，你也允许她有隐私吗？”
　　莫里斯：“我觉得隐私不一定是对爱情的不忠。隐私不一定跟爱情有关系，也可能跟别的事情有关系，隐私的类型不止一种。”
　　蒋昌健：“那你的意思是跟爱情有关系的隐私是应该隐瞒的，跟爱情没有关系的隐私是不需要隐瞒的。”
　　莫里斯：“如果我结婚，发生过一次婚外恋，那我就不能向我妻子坦白交代，但是如果她察觉了那对不起，我就只能自作自受了。”
　　蒋昌健向莫里斯提问之后，1997年获最佳辩手的王慰卿对莫里斯发问。
　　王慰卿：“不久前我刚刚结婚，在那段非常甜蜜的日子里我的夫人这样问我，她说：亲爱的，今生今世，你愿不愿意对我永远诚实，绝不隐瞒。那么我望着我夫人深情纯洁的眼睛我应该怎么回答？”
　　莫里斯：“那我会说‘我愿意’。”
　　王慰卿：“如果你今天坚持你方的立场的话，你应该这样回答，你说‘不’。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有隐私’。你现在在立场上出现了矛盾，你怎么解释？”
　　莫里斯：“因为我不觉得隐私是恐怖主义。隐私的存在不会影响夫妻之间的诚实。除非我们不在这个世界，只要在这个现实世界，隐私就一定存在。”
　　王慰卿：“我想问，你这么坚持自己‘应该有隐私’的立场，你能告诉我你是出于什么心态吗？”
　　莫里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我的隐私我不说。”
　　莫里斯一直在从容应对，他的状态轻松、自在，在出击的时候言词坦率，他的立场来自他的生活背景教育背景文化背景，他的回答常常令观众发笑。
　　辩论结束的时候，评委团把“优秀辩手”的荣誉给了莫里斯。评委发言说：“此届辩论会将有一个新的原则，就是给真实加分。还有我们认为辩手应该表现出的是个人的能力，而不是教练团的能力。莫里斯的表现符合新的评判原则。”
　　竞选辩论不精彩
    德国弗莱堡大学读博士的蔡葵，在全队失利的情况下获得A组“优秀辩手”的荣誉。
　　与弗莱堡大学交锋的是中山大学，论辩的题目是“网络是否是虚幻的”，蔡葵对这个辩题并不是很有兴趣。
　　蔡葵为自己来自一个富有思辩传统的著名学府感到骄傲。德国民族具有思辩的传统，是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国家。弗莱堡大学就出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于国际大专辩论会蔡葵有自己的看法。
　　“这么大规模的电视辩论会在德国从来没有过。他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说实话，能成为问题的问题不是两个大学的学生就能辩得清。
　　我理想的辩论不是这样的。辩论的结果要对观众或者说大众有启示意义。我挺反感玩文字游戏，你即便通过文字游戏把对方打败了，那也没有多少意思。辩论的最高境界就是智慧和思想，你的表达生动、真实，你要善于倾听，你要有思想作支撑，不仅仅是炫技。你可以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一定要是真实的看法。辩论赛这种形式某种程度把辩论这种技巧放大了，偏离了辩论的方向，出现很多程式化，事先准备，背诵，朗诵诗歌一样朗诵辩词，这是不对的。“
　　“还有为了辩论很多大学统一制作服装，统一发很多经费，学校专门给时间排练，把辩论赛的成绩和大学的荣誉挂起来，这些在弗莱堡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在弗莱堡大学，并不会因为你是辩论队员，就给你什么关照，提供车、接送你到机场，这些都不可能。一切都是靠自己。你要参加就自己做。对他们来说辩论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辩论就是表达你自己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蔡葵坦言自己更看重思辩本身，而不是辩论表演。哥伦比亚大学的辩手毕卫似乎和蔡葵持相反的意见。
　　哥伦比亚大学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交锋。他们的辩题为：“现代社会男人更累还是女人更累”，毕卫在决赛中获得“最佳辩手”称号。
　　“在美国的大学也有辩论赛，不过，没有像这个活动搞那么大。我们那儿的辩论是从英国流到美国的一个辩论传统，就是议会制的辩论传统，用议会的辩论规则。两个队各出两个人，对辩，主要是演讲为主，甲方作立论，乙方作驳论，风格跟这个不一样。不只是临时抽签，还是临时提问题，正方想一个问题，反方花10分钟准备，然后就开始辩论，完全是即兴的。”
　　毕卫把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和美国的政治家竞选辩论作比较：“美国有政治家的竞选辩论，那种辩论没有大学生辩论这么活泼。
　　政治家辩论，就是一个人立论，一个人反驳，时间都不太长。政治家的辩论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怕说话，说得内容太多，人家就会抓你的把柄，被人抓住把柄，你在政治上就惨了，所以美国的政治家一般都会回避辩论。一般谁领先谁就会逃避辩论。常常会出现两名或四名政治人物准备举行辩论，结果有一个人根本不去。或者有一个党，怕落后的那个党要求辩论，觉得自己会当权的那个党就会说没有必要，像2000年那次布什就尽量回避，回避不了就会说得比较空虚，怕被人家抓住把柄。“
　　“那些政治家的辩论不如大学生辩论精彩有意思。我在辩论的时候非常紧张。因为在辩论当中有很多变化。你本来准备好想说的话，后来发现没有用，尤其到总结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总结的话能不能有3分钟的时间，你一边说话，一边要看表，紧张得要命。
　　4个月全封闭
    9月26日，辩论会总决赛，主持人宣布，中山大学获本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
　　场上的中山大学主教练任剑涛和四位队员击掌拥抱。
　　对这次能参加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大队所付出的代价，任剑涛是甘苦自知。
　　“从今年5月15日，为备战2003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大辩论队就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全封闭式集训。队员们在充电之余不间断地进行模拟赛，大约每天两次模拟赛，使队员们面对镜头时能表现自如，特别是今年的赛制发生变动，强调突出个人风格，比赛过程的即兴发挥，这都需要有针对性的训练。中大队有一个存有几百道题目的辩题库，在平日的训练中，随便抽一道题，只给10分钟准备就上场辩论。这对队员的现场反应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都是很好的训练。”
　　“封闭训练内容首先是选拔队员，理论修养、语言表达、整体形象……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那时候队员们换来换去，调整得很频繁。接下来包括各个系、所的专家、教授甚至外面公司的专家，给队员们讲了几十场专题讲座。接下来就是实战训练，教练和队员一起写辩稿，进行模拟比赛。比完就看录像，根据录像进行调整，每天工作起码9小时。有时为了增加强度，还搞一些一对四、一对八这样的训练。”
　　在本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形成焦点的除了获得冠军的中山大学队，还有获得“最佳辩手”奖的台湾世新大学学生黄执中。
　　辩台上的锋芒毕露的黄执忠在台下谦和低调。
　　“这次辩论赛中，我们对手表现得非常好，我一直以为在辩论比赛当中，双方水准到了一定的程度，非要分出谁好谁坏，没有意思。我非常开心能跟这样的对手交手，不管是他们赢还是我赢。”
　　当记者问黄执忠“最佳的辩手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时，他说：“我不晓得。就像你问我，最漂亮的女生应该表现出什么状态？我不知道，没有答案。”
    十年舌战

[url=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ulture/200310090023_9625.jpg]
夺冠的复旦开“花辩”之风

加菲猫是“致命武器”
                

    一个雄辩的神话
    2003年9月，远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姜丰回到北京，和昔日的辩友重忆往日的光荣。1993年姜丰作为辩手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她所在的复旦大学辩论队获得冠军。姜丰直言说自己很幸运，“我整个职业生涯都与1993年那场辩论赛有关。”赛后一年，姜丰毕业，借辩论会的效应顺利到CCTV工作，开始主持名牌栏目《正大综艺》，不久独立担纲《文化视点》的主持及制片人。
　　1993年的那场辩论赛后来被誉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巅峰”之作。
　　决赛在狮城举行，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杜维明和刚刚开始被中国主流文化接纳的武侠作家金庸坐镇评委席，中央电视台全程播出7场比赛的实况。
　　总决赛辩题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复旦大学以反方力主“人性本恶”，与台湾大学交锋。当年关注辩论赛的人会记得复旦“二辩”季翔的一段有关《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穷凶极恶”四大恶人的论辩如何引来满堂彩声。
　　“因为这一场辩论赛，姜丰与她的同伴们一起成为了公众人物。”
　　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电视导演潘跃回忆道。
　　“国际大专辩论赛最早是从1986年开始的，它的前身是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大专辩论赛。亚洲大专辩论赛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正反双方电视对辩的节目模式。1993年的狮城决赛后，每个学校都要搞各种各样的辩论赛。”潘跃说。
　　“1993年的狮城之战催生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集团的一个协议：国际大专辩论赛从1993年开始准备搞10年，轮流坐庄，两年一届，一届在中国，一届在新加坡。”
　　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赵林是2003年“金六福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评委之一，他在回忆当年的大专辩论赛的盛况时说：“1993年复旦大学的异军突起，同时也开创了一种辩风，辩论界的业内人士给它下定义叫花辩，辩风很花哨，用非常华丽的词汇，用大段大段的排比。那种辩风，内蕴的东西不是很深，但是它外在的东西非常迷惑人，因此它给别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次比赛种下一个恶果
    潘跃成为国际大专辩论赛在中国的引进者。为了让这个节目更好看，1995年潘跃请来了当时在美国的杨澜做辩论会的主席。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金庸、余秋雨、严家炎、杜维明、茅于轼等国内外著名学者，他们的加盟使辩论赛更有看点。
　　“按照轮流坐庄的原则，1995年那一届就是在大陆，在北京。
　　“决赛是由南京大学的四位女生对台湾辅仁大学的四个男生。最后比赛结果是3∶2，南京大学稍胜一筹。
　　“但那场比赛种下了一个恶果，以后就出现了在哪边比赛，结局就可以估计得到。
　　“紧接着是1997年的第三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北京移师新加坡。
　　过去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的都是由国家教委指派，北大1986年参加过，拿了冠军，以后就不参加了，复旦大学1993年参加了，拿了冠军，也不参加了，然后1995年南京大学在国内辩论赛拿了冠军，它也不参加了。
　　这个时候，临时指派首都师大。那场比赛的辩题是‘真理是不是越辩越明’，最后比赛结果是马来西亚大学取胜，首都师大输了。
　　“消息传来，国内一片哗然。这是自1990年南京大学未能狮城折桂之后中国大陆院校的第二次失利。这次失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人们对新加坡赛制的彻底反思。首都师大除个别选手尚有可圈可点之外，其余辩手无一不是背稿机器，更有辩手在对方六次质疑面前无动于衷，依旧慢条斯理背完自己的文章。”
　　“背稿和表演已经成为辩论的顽症，”潘跃说，“辩论既然是”对手戏“，你就无法安排对方。你可以做精心的准备，对战事的发展作出预测和判断，并制定相应的方略；你可以作基础储备、心理调整和技巧训练，你可以背若干的典故名言警句甚至观点陈述段落，但你就是不能背也背不了一篇完整的‘辩论稿’。然而遍览当今的辩论赛，‘背’势汹汹，势不可挡。辩手的背稿和歌手的假唱性质相同，美是美了，但给人的感觉很假。”
　　一场最搞笑的比赛
    “那时国内比较重视辩论了，再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就不再随意指派，而是采取选拔的方式。1998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全国大专辩论赛，就是为1999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选拔一支大陆的参赛队。16个队伍参加选拔复赛，最后西安交大脱颖而出。”
　　“正式参赛的8支队伍里，西安交大最后露面，大家都看好他们。交大的四个辩手是四个西北汉子，长得很魁梧，而且他们有意识地把脸化得比较黑，往辩席上一坐就像四个包公，给人很威严的感觉，而且他们显然是训练有素。而另一边呢，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派了四个女生，全部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般参赛女生都穿着正儿八经的队服，而她们都穿着连衣裙、旗袍，衣着颜色不一样，发型不一样。我们说今天又是一场四朵金花对四大金刚的比赛。
　　“她们的教练是一位在大陆工作过的老师，她认为国内的辩论赛很沉闷，辩手都在义正严词地侃侃而谈。她说：”我要改变这一形式，我会带来一种致命的武器，我要让整个辩论场由于我们的加入而让大家耳目一新。‘比赛开始以后，她们的一辩就开始胡搅蛮缠。西安交大是正方，他们的立场是’应该引进电脑裁判‘，一辩陈词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他一说完，反方一辩站起来，第一句就是：“现在有一句俗话：一个广告牌掉下来，砸死了十个人，九个人是经理，一个人是推销广告的。
　　‘然后，她就从推销广告开始指责对方说：“你们肯定是拿了电脑商的钱，你们大力提倡引进电脑裁判，你们实际上是在推销，你们是广告商。’她根本就不立论，一上来就栽赃，确实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弄得全场气氛很活跃。
　　“比赛过程中，有个女生就离开自己的位置，绕到对方的辩席上去，拍着对方辩手的肩膀辩起来了，我们当时就傻了眼。在自由辩论时她们的一辩又拿出一些道具，如娃娃、纸牌等向空中扔，又拿出把扇子，说：”你们总是在一本正经地陈词，弄得主持人都汗流浃背了。‘然后就对着主持人扇扇子。
　　“她们四辩陈词时说：”你们好像是在期待救世主，好像足球比赛一定要引进电脑裁判，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她话说到这里，场下坐着的她的教练一下子站了起来，说：“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国际歌’，然后就开始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有几个观众就开始不自觉地跟着唱。”
　　当时担任评委的赵林说：“这是一场非常滑稽的辩论赛，只有在现场时才能看到，比赛的录像，后来是经过中央电视台剪裁的。”
　　一道自掘坟墓的辩题
    刘春从1997年的国际大专辩论决赛看到了宿命的意味。作为国际大专辩论赛事的策划者和传播者，刘春负责过1993年和1995年两次电视直播，但是到了1997年之后，他对辩论赛的热忱一天比一天减弱。
　　“辩论赛的模式化使辩论赛的问题泛滥，过度的铺排煽情和过量的引经据典成为辩论赛被人诟病的顽症。辩论中百人一面，众队相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开篇怎样开，立论怎么样立，收口结尾又是怎样的针线，几乎都是一个固定的套路，屡试不爽。教练都是这样教，辩手都是这样辩，甚至评委都是这样评，辗转因袭，无休无止，辩论已成为流水作业，每个辩手，每场辩赛都无非是这条线上的产品，变换的只是辩题和辩手的面孔。”
　　“1997年的那场比赛的辩题竟然是‘真理越辩越明’和‘真理不会越辩越明’。把辩论本身推至被诘问、被质疑、被解构的地步。连辩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都值得怀疑。真理如果不是越辩越明，那么辩论是干什么吃的？是街头的杂耍把式？当年的新加坡广播局拿出的这个辩题是一个损招，它使后来的主办者难以为继，经过此番‘自掘坟墓’。大专辩论赛大约可以寿终正寝了。”
　　刘春的说法映照出他彼时的心态。事实是国际大专辩论赛从来就没有停顿过。
　　电视策划人、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一直对国际大专辩论赛表示质疑，他说：“辩论赛特别是全国性的辩论赛已经成了很多学校为提高知名度而竞争的场所。学校领导很重视，带队老师要立‘军令状’，学生要封闭训练。功利心太强导致了辩论赛的准备和表演过度。
　　“从1993年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掀起高潮以来，每次夺冠的队伍甚至选手都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声誉。在各大学出现辩论专业户，学校给他们开绿灯，保留学籍，等于是停了一年学，专门搞辩论赛。”
　　辩论已经不仅仅作为比赛而存在。它也成为电视节目的一种样式，成为电视台吸引收视率和赢得广告的一个脱口秀节目。（编辑：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