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勇：人文尺度的确认——20年来华东师大版《大学语文》巡礼

教师之友网

黄昌勇：人文尺度的确认——20年来华东师大版《大学语文》巡礼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2年4月11日第8版 】 【作者： 黄昌勇】

　　大学语文课程,几乎是与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创建同步设立的。随着近代欧美大学教育模式的全面移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道路从科学救国到制度上的创新再到文化启蒙,人文教育有了一个从忽视到重视的转机,就是在重视科技教育的同时,又着力于传统文化的整合与再造中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这样,就有了20世纪20、30年代直至40年代并持续到50年代初期的大学语文教育。其时主要由一批语文专家编写并开设这门被当时称为“大一国文”的大学一年级的必修课。其时的语文教育大体上着眼于两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继续培养学生中国语文的能力;二是养成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染。这两个方面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常常讨论的所谓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后,大学语文课程开始了长期的中断,其后果的严重性在于,对于一些综合性大学来说,因为有传统的文史哲学科的存在,理工学生庶几还可以在气氛上有所熏染,而众多的单科性的大学人文教育则完全成了一片荒漠。
    新时期伊始,匡亚明先生倡导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随即得到众多院校的热烈反响,在高等学校开设大学语文课一时蔚成风气。其后20年来,大学语文的教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5年的全面兴盛时期;二是从1985年到1990年的衰落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受到市场经济兴起后的社会转型的严重冲击,实用主义观念的强化,很多学校甚至停开了这门课程;三是1990年开始至今的复兴时期,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出现的矛盾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主动意识,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经验教训,单一的科技实用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通才”教育思想的回归,甚至文化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的影响,终于使整个社会意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大学语文的教育重新引起关注,成为很多理工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
    1980年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这一学术性机构,次年由徐中玉主编的教材《大学语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本产生很大影响的教材先后经过三次修订,共有四个版本,供全日制普通高校使用(我们称为1981年本);1988年徐中玉、钱谷融主编了主要供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用的《大学语文》,在“出版前言”中明确这本教材也适用于全日制高等院校(我们称为1988年本);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由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出版,经过几年的使用,2001年又出版了增订本(我们合称其为1996年本)。大约在1990年中以后,随着大学语文教育复兴期的到来,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也打破了单一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大约有几十种之多,但总体上看来,教材建设从体例上看还没有越出上述三个本子的模式。
    1981年本是以文学史为线索,每个单元的选文后都对一定时期的文学史予以概述,我们称之为文学史模式,这一体例是直至目前仍然为众多大学语文教学实践者所接受的,同时这一体例对后来的大学语文的编撰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比较典型的一是李运抟主编的《大学语文》（本站按：《中国语文》）(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二是由王步高、丁帆主编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988年本是以文体为标准的,我们称之为文体模式。这一体例同时也受到了文学史模式的影响,表现在每一文体单元中又以文学史的顺序来排列选文。受这一模式影响的教材也不在少数,比较典型的是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组编的《中国语文》（本站按：《大学语文》）,以文学史上更为详实的各文体来选文,可以看成是1988年本的扩大。
    1996年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学语文教材的一次革命,与此前的两种版本比较,展示出了一种全新的体例。编者主要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为连接点,并以此作为标准,在众多文学名篇精品中选出一组有代表性的作品,共同组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对这一版本,褒贬不一,但对其探索精神是一致给予肯定的。
    以上这三种版本的模式,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两种模式,前两种是文学史—文体模式,第三种是人文精神模式。之所以产生新的模式,其实标志了20年来通过大学语文的教学实践以及它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的认识深化以及在探讨它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定位等问题上,理论界有了更为明晰和更为科学理性的总结和认识。
    这样,我们在研究这两种版本的关系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它们之间在课程性质上所出现的本质差异。
    一个世纪以来的大学语文教育,人们对它的性质的认识总体看来没有越出工具性与人文性两个方面的内容。工具性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语文知识(或语言知识),二是文学(或文学史),三是写作能力。1981年本和1988年本比较注重的是工具性,或者说是将工具性放在第一位,人文性放在第二位。但是,人文性已经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匡亚明在同一篇序言中写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材料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其他版本也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广内涵。但是,语文的人文性质还没有上升到这门课程的本质属性之中。1996年本明确提出了人文精神之于大学语文的根本属性。在“编写说明”中没有再提到提高语文能力这方面的内容,而是认为这是一门可以“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作用,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营造大学里文化氛围的基础课程”;在罗列这门课程四个方面的作用时,首先提及的就是“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当然,只要是选择了文学精品,一定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写作能力。重要的在于此前人们对大学语文的定位始终摆脱不了工具性的束缚,乃至为课程的实用性所牵制,人文精神成了这门课程的附属内容。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提出了人文精神这一大学语文课程根本性质的见解,摆脱了工具性的约束。确立人文精神为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根本点,是多年来摸索的结果。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大学语文教育的历史行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大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和曲折,诸多外部因素大体上是制衡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主导因素。但是学科建设本身的因素也值得我们关注,即其自身的独立品格的不确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任何一门课程必须有其明晰的课程性质及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并有着相对稳定的教材。而课程的定位与目的也体现在教材中。（本站按：“编写说明”提到的四方面作用是：一、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二、看到人和人格的力量；三、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四、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彩描写提供了美感、愉悦和享受，既能陶情养性，也能提高鉴赏力与写作水平。）
    1996年本之前的选本,无论是何种体例,都很难与中学语文相区别。所选作品或作家中与中学语文教材的重复率相当高,尤其是对工具性的强调,更使这门课程沦为中学语文的延续或补课。其二,文学史模式,难以与大学中文专业作品选或文学史相区分,而文体模式又与写作课接近。这样,大学语文失去了独立的价值追求体系,成为一门可有可无的边缘性课程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文精神模式,使大学语文有了相对独立的品性。它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学中优秀篇章的集结,总括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内蕴的人文资源,让学生在审美欣赏中情操得到陶冶、情感得到升华。
    大学语文人文精神的确立,其独立的学科性质还在于它与大学教育中集中体现出工具性的理工课程相区别,也与相类的其他人文学科有明显的区分:其他人文学科的课程都带有系统知识体系,学生首先追求的是知识体系,然后才是价值判断;而大学语文的人文性质的目标直指的是价值体系。一般人文学科的课程带有很强的学术性,更注重于知识的积累,大学语文则更多的是对价值体系的感悟中增加学生的精神内涵。
    作为新探索的1996年版《大学语文》,问世以来褒贬不一局面的出现,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编者对这种新的模式的性质阐述得不够充分,使人们对教材的根本性的突破认识不足;二是1981年本和1988年本长期以来的使用惯性。这两种版本更接近于中文专业教师的知识背景,而1996年版则需要教师具备更宽广的知识储备。新的本子给教师上课带来一定的困难。1996年版《大学语文》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教材以传统人文精神的九个方面为线索编选文章,这几个方面的选择是如何确立的缺乏必要的论证。若能对中华人文精神博大精深的内涵作一系统的梳理,找出主要方面,并在前言中予以充分的阐述,教材的科学性就比较强了。而且,人文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变更,选文可以突破传统,延伸到当代,使教材更具有时代气息。而2001年的增订本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有质的突破,总结出“品格·胸怀”、“为政·爱国”、“亲情·人性”等十个方面的精神特征来选文。尤其是在选文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文章的经典性质。虽然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选了少许外国作品、将中外小说作为两个部分单列出来),但增订版所做出的努力从此书甫一面世就连续再版已经反映出来。
    世纪之交,文化素质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大学语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行程,必将展示其勃勃的生机,这是所有从事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殷切瞩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