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现场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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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zt]　　

    9月9日下午，民族文学研究所彝族青年学者巴莫曲布嫫在本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的系列报告会上，以图文和音频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十二年来的田野研究，“口头传统研究的普遍性意义在于探寻人类的表达文化之根。史诗传统的解读不同于书面诗歌的阐释之处，就在于它需要主体去主动建构一种动态的观察和全方位的研究，而建构即选择，也是某种程度的演绎和阐释，虽然田野研究也不可能不牺牲史诗传统本身的某种复杂性和丰富性。但这种基于田野观察的史诗演述描写和传统动态的研究，实则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对象。一双脱离表演场域的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而一种缺乏对史诗传统进行实地观察的预期视野也就什么都发现不了，而仅仅就文本分析来做的史诗研究也就错失了许多揭示史诗传统的鲜活要素。”

　　巴莫曲布嫫于199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钟敬文教授和董晓萍教授，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民间文艺学。2002年1月民俗学家、教育家钟敬文教授辞世后，由民间文艺学家刘魁立教授继续指导，于2003年 6月25日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法学博士学位。巴莫曲布嫫在师大学习期间，于1999年8月在芬兰土尔库大学参加了第五届世界民俗学者暑期国际培训，在“史诗工作小组”研修；1999年1月至2002年3月美国华盛顿大学与人类学教授Stevan Harrell（郝瑞）进行合作研究；2000年9月10日至2002年1月6在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作访问博士研究生，系统地学习了国外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尤其是汲取了国外口头传统研究与史诗研究中诸多的方法论，学术视野开阔，理论功底深厚。

　　巴莫曲布嫫的学位论文《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首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匿名评审，得到了5位国内专家的一致好评。答辩委员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5位博士导师组成，文艺学专家程正民教授任主席，委员有文艺理论专家童庆炳教授、民俗学教授刘铁梁、民俗学教授万建中、文艺学教授王一川。各位教授从多方面对这篇题为《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的博士学位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刘铁梁教授认为，论文“复原了‘勒俄’实际文本的生存状态，为今后民族史诗研究作出了示范，标志着民族史诗研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童庆炳教授认为：“彝族研究彝族史诗，投入了本民族的情感和对家乡民族文化、史诗的热爱，以学者的眼光来追溯史诗的原生态，透露出很好的理论素质和学术修养；用关注、吸收、保护、养育、兼收并蓄的态度来研究史诗，尊重传统，大胆挑战和质疑，带来了论文的学术特色，更表现了作者的开放性研究的胸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王一川教授认为，论文“选题难度大，拨乱反正，挑战性强，有创新意义，善于把学术探讨和族别认同结合在一起，充满了学理探讨和个人激情。”整个答辩过程是巴莫曲布嫫的研究成果的展示，也是一场充满知性智慧的学术交流。答辩委员会对巴莫曲布嫫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如下评定：

　　“巴莫曲布嫫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彝族诺苏支系的史诗传统为个案，从民间叙事传统被“格式化”的问题反思中，实践了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的田野技术路线，有助于推动学界重新检视以往的民俗学文本的制作方法。作者在运用民族语言学和语义学分析方法的同时，将国外民俗学、民族志诗学、文化研究等理论观照深入地投射到地方口头知识与本民族史诗话语的内部系统中，通过探讨口承传统与书写文化的交互关系，在民间口头论辩这一特定的民俗活动过程中，揭示并阐释了诺苏史诗传播─接受的文化生态，本土学者的“内部知识”优势和新一代史诗学者的理论思考得到了较好的统合。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本土社会的史诗演述人、史诗传承机制、史诗传统法则、史诗文本形态、史诗的叙事界域，史诗演述的仪式化叙事语境、史诗演述场域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论文从田野研究的具体案例中抽象出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模型和理论思考，对于深入阐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史诗传统提供了一些学理性的参考与支持，标志着中国史诗研究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史诗学、民间文艺学以及民俗学的田野研究也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该项课题主要涉及两种工作语言与大量的田野资料，在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研究中实践了一种值得提倡的写作规范，从取样到引证一以贯之地依据国际上通行的学术标准。论文思路清晰，文字表述流畅，结论稳妥，多所创获。总之，这篇学位论文立足于本民族的民俗生活和史诗传统，严谨完成田野研究的学术实践，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彝族史诗研究具有相当的推进作用。”

　　鉴于强调将史诗传统及其口头表演置于本土社会的仪式化叙事语境中去加以研究的重要性，该项田野研究在实际推进中，有如下几个彼此关联的重要环节：

　　1）通过一个地区──义诺彝区腹地美姑县──的史诗传承及其深隐的话语世界，2）通过一位传统中的史诗演述人──曲莫伊诺及其习毕学艺和表演实践，3）通过理解地方知识与民间话语中的史诗本体观念及其传统法则的深刻表达，4）通过“克智”口头论辩传统与史诗演述的内在机制、运作方式及特定的口头艺术过程，5）通过山地社会的仪式化叙事语境与史诗田野研究中的演述场域的确定，逐一讨论了史诗田野、史诗传承人、史诗传统法则、史诗演述的生命情态等互为关联的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观察与捕捉口头叙事的本质性表现的研究视界──演述场域。这些有关史诗传统的学理性思考与相关术语的提炼，正是本文作为田野个案研究的意义所在。通过以上相互联系的五个步骤，基本实现了此项田野研究的工作目标，一是建立了一种系统的、有步骤的观察手段，二是在实际田野的表演情境中确立了具体的田野研究方式，并加以运用和调整，三是从表演个案的建立到个案的扩大，在对一位演述人的跟访过程中观察到了其他12位口头论辩能手（其中含7位史诗演述人）的表演活动，获得了大量的观察资料与实验性的分析数据。

　　关于“田野研究”，巴莫作了如下学理性的总结：“田野”作为一种特定的学术空间为多个学科所共享，其方法论在积累了不少专门的经验之后，也在逐步的检讨过程中开始走向学理性的建构与抽绎。在国际民俗学的圈子里，以往多用fieldwork （田野作业），而近年来在参考平行学科或其支学（比如家乡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民族志诗学等）方法论的同时，更多地吸纳民族志访谈、文化写作等相关的学术经验之后，民俗学者也渐渐地达成了某种共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fieldwork （田野作业）已经逐步被并置到了field study（田野研究）之中。这一经并置，就为过往的田野作业法输入了某些新鲜而深刻的理念：

　　第一，田野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含括着田野作业，并将之整合为田野研究中的基础环节，同时提倡个案与专题。对田野研究者而言，其案头准备工作和理论预设，就不仅包括了田野日程的计划和步骤、资料搜集的手段和技术、记录采访的专题和内容，以及进入社区的角色和方式等等具体操作层次与技术路线，还应当包括对田野问题的有效视界，田野关系的主动建立，地方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乃至田野笔记与田野访谈的规范化，田野中的跨文化经历与主动体验，田野写作中的文化发现等等更为丰富的理性思考。

　　第二，田野研究意味着田野中的研究，一俟田野开始，研究也就开始，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其工作方向是从桌面到田野，而非仅仅是从田野到桌面。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仅仅针对业已设计完毕的“问卷”，或以“表格式”的预设框架为发现问题的禁锢。换言之，田野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既定学术目标，或为了印证某种学术预设去调查、参与、观察和搜集资料。

　　第三，田野研究强调研究者主体在田野关系中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主动认知，对自身学术背景和“文化

　　眼镜”可能形成的影像失真甚或倒置的敏锐体察，能够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观察距离来切近对象，并适时地、主动地作出精细的调整。

　　第四，田野研究要求我们要从田野与文本两个维度来高度关注民俗学的“证据提供”（documentation），也就是说要从田野研究的一系列环节如，田野作业（fieldwork）、访谈（interview）、田野笔记（fieldnotes）、田野记录（transcribing）、田野报告（reporting）、田野迻译（translating）、田野的文本化（textulizing）到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田野档案（archiving，包括田野文献识别、获取、处理、存储和传播等），才能最终支撑起被阐释的文本，而在史诗田野中，只有经过这一完整的、有步骤的、充满细节的田野研究流程，才能最终提供并支撑一种能够反映口头史诗传统本质的，以表演为中心的民俗学文本及其文本化制作流程。

　　第五，田野研究要自始至终地贯穿学术的思考、文化主题的发现和文化意义的揭示，最后都要落脚在理

　　论概括的层面上。而任何形式的理论抽绎，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角度入手、组织和梳理材料的结果。田野研究应该是一个走近对象到发现对象本质性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因此，田野研究中对资料或文本的取舍和轻重，都深刻地浸透着研究者的“指纹”，也就是研究个性。

　　第六，在置身田野的过程中，理论和预想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换句话说，在实地表演的场域中，对材料的透彻理解与语境关联的动态分析，会反过来对理论框架的搭建、分析模型的推演，乃至具体操作规程的调整产生深刻的影响。田野研究，一方面就意味着，它绝不仅仅是特定理论或学术预设的简单验证过程，而毋宁说是检验、修正，乃至颠覆预设理论的过程；另一方面，田野研究不是一种走向田野的姿态，而是一种学术主体能动性的激活装置，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对象本质、去提炼出更切近对象、更符合对象本真，同时又能烛照其社会文化语境和史诗传统规定性的学理性阐释，因此，也为我们通过史诗田野的实际展开，而最终在史诗理论的思考中有所建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作为一篇主要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史诗演述传统的论文，田野研究方法贯彻本文始终。从实际材料中生发理论，是论文的基本工作方向。“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巴莫总结道，“论文的努力，与其说是倡导一种工作方法，毋宁说是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体认与实践，经过曲折与矫正，渐次形成了一种较有系统的、具体的、能够更加接近史诗传统本真的田野研究路线。正是沿着这种工作方向，我们进入史诗田野，从鲜活的史诗演述中去探寻古老的民族叙事传统，而跟踪史诗演述人的田野过程，正是我们走近传统、发现传统，并揭示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及其口头本质和生命力的工作流程。”

　　这次学术讲座得到了与会学者和研究生的好评，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巴莫对“田野研究”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实证性演示，而“演述场域”及其“五个在场”要素的提出，不仅对史诗等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研究具有学理性的阐扬，也将对涉及田野工作的诸多人文学术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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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研究：语文教师专业成长的捷径
   冯 为 民

教而不研则浅，对于一线的语文教师来说，要通过教研提升自己的语文教育教学能力，提升自己的专业发展质量，就必须确定一个务实的抓手，这个抓手必须聚焦于自己或他人的课堂教学，语文教师立足于本校的课堂教学研究，才是最鲜活的、最有生命力的，因此进行课例研究才是语文教师专业成长的捷径。
课例是关于一堂课的教与学的案例。课例研究是以教师的教学实践为基础，通过对一节课的全程描述或其中若干件教学事件的描述，包括在课前、课中、课后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描述，使之形成个人反思的对象、理论研究的素材或他人学习的范例。课例研究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校本研修方式，课例研究既是教师解决实践性问题的过程，也是教师积累实践性知识的过程，课例研究聚焦的是教师与教学情境的持续互动过程，课例研究为教师集体观课，课后相互评论，共同改进教学提供了平台，为深化教学研究提供了有效途径。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既会遇到得意的情形，也会遇到困惑的情形，如果能坚持及时总结、反思、调整，不断各种各样的实践性问题，积累原始材料，积累研究方法和经验，就会少走弯路，甚至会被动为主动，化自己的课堂“出错”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形成独特的、最具个性的教学风格。课例研究以课例为载体，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确能全面提升语文教师专业能力。
虽然课例研究的关注对象应该是最有效、最自然状态下的课堂教学例子，但从研究的视角看，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那样，就会回到传统教研活动“就课论课”的老路上去，就课论课的研讨方式我们经历太多，往往是研究主题不明确，随意性太强，东扯西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就是泛泛而谈，有时就是走过场。真正课例研究必须有所选择，突出重点，旨在通过研究化解教学难题，改进教学行为，提高教学质量。学校领导者则需要高度重视“课例研究”，通过大力提倡课例研究让语文教师学会分享、学会批判、学会发现、学会借鉴、学会研究，把课例研究引到促进教师个体成长和学校整体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将语文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活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解决课堂教学实际问题来直接推动教师专业的自主发展，提高学校的校本教研品位。
课例研究的首要条件是选好课例，课例有不少类型，确定好课例类型尤为重要，课例类型的确定源于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如需要问题呈现型课例，就必须偏重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以问题唤起深思和反省的行动，从问题中记取教训，调整自己的“问题意识”。如果是经验分享型的课例，就必须偏重于实践经验的可贵之处的研究，找准经验的成因，目的是借经验唤醒自己的成就意识，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和收获自己的成功教学。如果是理论验证型课例，就必须偏重教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结果研究，课例为印证理论的实例，目的是唤醒理念意识，尊崇科学教育理论的价值，使之与实践很好结合起来，从而让自己不断走向学者化，为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做好奠基工程。
不同的课例有不同的研究价值，但从一线语文教师的现状看应主要关注典型课例，这些课例往往体现先进教学理念中的挂钩点，体现教学实际操作的典型性，是优秀教学经验的凝炼，如教学的精彩构思和关键性细节的呈现，能解决一般语文教师的困惑，能激发语文教师的创新意识，树立语文教师的信心。
    从研究的角度看，语文教师必须注意每一个已选定的课例，弄清楚课例的要素构成，清楚把握各种解教学现象，如背景与主题：常见问题、困扰难点、核心理念；情境描述：环绕主题、裁减情节、引人入胜；问题讨论：提出问题、引发讨论、放飞思维；诠释与研究：理性解读、提炼观点、超越经验等。尤其对关键性事件、矛盾的焦点要仔细研究，认真推敲。如果是聚焦于自己的课例，则要突出生态性，多暴露问题，多进行反思，引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在严格解剖自己的教学目标、教学行为、教学计划、上课、课堂效果后，认真修改课例。课例研究一定要设置好研究点，而只有设计好研究点之后才能使自己能带着问题观课并有所思考、有所收获。
课例研究是高度重视过程的研究，正因为如此，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会落到实处。作为课例研究者的语文教师一定要根据研究的主题及解决的具体问题对素材进行取舍，以如何解决问题的策略选择为需要。研究者需要重视在观察中分析，在叙事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课例研究属于微观层面的教学研究方式，因此在进行课例研究是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必须讲究研究的选点准、视角巧、见效快。课例研究主要着力解决的是教学中的某一具体问题，不能面面俱到，当然，如果你能持之以恒，课例研究同样能做到主题系列化的研究。在课例研究过程中，如何选择有效的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如完全可借课例研究将较为微观的研究主题纳入宏观的研究框架中，经过整理和概括更有利于生成教学的实践性理论，从而扩大教学研究的指导范围，提升教学研究的指导水平，研究主题的系列化有助于扩大教师教学知识的共享范围，加深教学知识转化的程度，从而促进教师合作共同体的构建与形成。当然，也完全可以借课例研究激活语文教师的教学知识创生能力，通过教师个体与教师群体之间以及不同教师群体之间教学知识的共享和转化中实现教学知识创生，让语文教师品尝到语文教学只有不断创生才会让自己的职业生命更精彩。
课例研究是语文教师专业成长的捷径，语文教师只要坚持搞好自己的课例研究，就一定会成为有建树的研究型教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