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中国语文教育大讨论的三篇文章

教师之友网

引发中国语文教育大讨论的三篇文章
（一）女儿的作业　　邹静之      

过元旦时女儿的语文作业，有一项是把综合练习作业本重抄一遍，从题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万来字。此为三项作业中的一项，女儿学会了熬夜，元旦那天写到凌晨3点。女儿六年级。

昨日看到一幅画，题目是《陪读》。儿子深夜在写作业，父亲在叠高的椅子上，发悬于梁，满地烟蒂，苦熬等孩子作业写完，是个好父亲。现在一些教师的能力已经深入到了家庭。听一朋友说，家中电视从不敢看，曾遭到孩子老师批评，说孩子苦学，家长看电视，不是为父之道。这样的老师大概能使整个家庭都笼罩在苦读的氛围中。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女儿不听，她尊师敬道。

有一天，她问我“灰溜溜”怎么解释。我想了一会儿，问干吗解释这个词。她说是作业。我说这个词你会用吗？她说会，很快造了句子。我说这就可以了，关键是会用。解释“灰溜溜”这种词毫无必要，就像解释“馒头”这个词没有必要一样。女儿不屑，她认为我从没有学好过语文，连小学的问题都答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词是否都有再用语言来解释一遍的必要。如果不是，就该放孩子们出去玩玩。我想小到“灰溜溜”这类词，也要用书面语去说它一遍了，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东西就太多了，我们确实不必在“灰溜溜”面前灰溜溜。

每临考试，回家的作业，大多是做卷子。卷子很长，女儿她们称其为“哈达卷”，挺准确，像一条长长的哈达，从桌子上拖了下去。她吃完晚饭就俯在上边写，一条“哈达”写完了还有—条。有时我路过她的房间，她的影子借台灯的光投在天花板上，那影子没有什么光彩。我从没有借这个影子想象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来，没有爱因斯坦，也没有惠特曼。我的感觉是—个作坊里的小工在干她最厌烦的活。我曾看过她的数学作业，对格式和步骤要求十分严格，不厌其烦，明明可以综合列式子的，也要求分部：一个式子之后还要有语言阐述（干吗非要把简单的复杂化，他会做就证明他是明白，清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把聪明的孩子们当成白痴来教。他们其实非常灵动．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机敏得多，但我觉得那种教学好像就是非要压制住他们的活跃。很多时候这样的教学像是想验证一下谁更按部就班，谁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式。

有次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我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还有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这真让人吃惊，我不知道“齐”与“同”在这儿有什么区别。按新华字典“齐”宇第三个义项就是同时、同样、一起的意思，并举例用了“同心”一词。该用“同心协力”时，用“齐心协力”谁能说这是错了。女儿说；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其它当然就错。真可怕，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中国语言之丰富，词汇之多，所谓同义词．近义词，相应的不止一条，怎么就会有一个答案呢。那第二条，我觉得题目的意思，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为准确，“妙”和“肖”与“如生”比，哪一个更与“逼真”这个词接近呢。关键争执还不在此，把对的说成错的，就不仅是误人了实是害人了。还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实际也这样，我反复怎么说这两条都没有错，女儿也不信，她视老师为绝对权威，老师以标准答案为圣旨。女儿把她原来活跃、灵动的心收起来子。从她心里把那两个词赶出去了，她将接受别人给她的标准，来谨慎地使用词汇，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的说话。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词--残酷。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我不知道“挤眉弄眼”为什么只能算神态类的词，而就不能算是动作类的词，神态和动作清楚的界线在哪儿。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灾祸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长两短”。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学生这个有什么意义。把一个词归于神态，或把一个词归于动作，对她应用这个词有什么作用。除限制别人的想象外没一点儿好处；古语说“文无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标准，谁学会为“推敲”而推敲呢，诗人大概也不会再说“疑是银河落九天”这话了。最奇怪的是，语文到这程度，女儿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准是傻子”(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女儿说她们班的同学，写作文常找来相应的一篇．改个名字抄上去)。这类的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新华书店占了有几张柜台，买者踊跃。那些父母并不知道真写好作文的人，并不是看这些书看的。那天，我同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柜台上认真地读《高老头》，问她为什么不买回家去读。她奇怪地看着我，说这样的书怎么可以买回家呢。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句子来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希望工程是为了救助那些失学儿童的，而我发现很多上学的儿童他们极想失学，女儿说一想到作业就要发疯，他们厌恶把他们当做傻子来教。他们不想学那种一时有用(考试一时)，一辈子没用的东西，他们讨厌那个把简单复杂化的教法。他们讨厌作业，讨厌考试，他们讨厌评分不公正和狭隘。他们厌学。我也讨厌这样的学习法，我一直把家里深夜了还有一个在写作业的学生，当成是这个家庭的灾难(听朋友说，她高中的儿子，从没有12点前睡过觉，想想真可怕)。我真是对她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作业深恶痛绝。我已经多次地怂恿她不写那些东西，就是不写，那实在是对人的智力的污辱。

     这是我在二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女儿已经上初二了。她的作业量没有任何改变。我家住在六楼，她每天回家的脚步声非常沉重，我知道那声音一大部分来自那个书包，我曾经幻想过把一个快乐轻松的女儿放进家门，而把那个书包关在门外，但那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一天来到过。很多有儿女还在上学的家长跟我说过，一家中最辛苦的是孩子，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但就是这样，别的科目我不敢说，就文学而言，我相信这些苦难的孩子们并没有学到什么。我的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外甥女，就基本没有写作能力，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重点学校，她写作文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她的文章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心里话。很多人已经把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

（二）　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王丽      

    前年夏初，当我收拾起我的教科书、我的备课本和我平时在学校用的一应物件，走出H中学那带着十九世纪欧洲风格的铸铁缕花大门时，我对这份职业的热忱、灵感和骄傲将永远留在H，再也找不回来了。我无法想象我还能在另一所学校，面对着另一群孩子，重新开始我的讲台生涯……

我是经一位长者的引荐来H中学当代课教师的。那时我刚从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在浙江老家曾当过12年中学和师范语文教师的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重操旧业。这不光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喜欢它带给我的尊严感和年轻感，也不光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更重要的是，我想体验一下在北京当教师的滋味。

    说起来，我的运气还真不错。我所任教的中学不仅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而且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其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创办于1871年，在中国教育史上曾一度与燕京、金陵、圣约翰这些名牌学校齐名。一百多年来，它虽历经沧桑变迁，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名校所特有的雍容大度和既古老又青春永在的风范，一如校门口花坛中央那口被芊芊芳草围绕着古老的校钟。

我教的是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课。

上过几堂课之后，我开始觉察出H中学的学生与我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差异来。也许是从小生长在我们这泱泱大国的京都，“早充观国宾”之故，H中学的学生显得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敏锐、内心更丰富也更有激情，且特别富于幽默感和善于言词。总之，在他们身上，有一股京都长大的孩子特有的气质，--当然，这与他们大都来自文化层次较高的家庭和从小学到初中受过较好的教育有关。

这一切身加快了我与他们的沟通。在课堂上，我鼓励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展开讨论。我们的讨论常常从课文内容出发联系各种社会现象：从学雷锋运动到当前社会上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的不道德行为，从日本政府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到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从金庸小说到流行歌曲……在讨论中，我和学生们似乎达成一种共识：语文课本身就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

然而我很快深深地感到苦恼。

首先是教材的陈旧、落后。在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真正从语文的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其余一半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且还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便是写景抒情文章也是如此。如第一单元选的三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难老泉》，均作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其思想意蕴都明显打上那些年代的印记。另外，像报告文学这种注重新闻性、现实性的文体，课本中选的仍然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五十年代的作品，真令人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

记叙文是如此，议论文的情形也许更糟。除了领袖讲话和鲁迅作品之外，其余几乎都是一些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平庸之作。而更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总共28篇课文中，竟没有一篇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仿佛使用这本教材的老师和学生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末，而是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后来，我还找了高中其他年级的语文教材来看，情形也大同小异。

面对着这样的教材，我常暗自发问，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累深厚，从古到今，名篇杰作举不胜举，挑出几十篇上百篇适合中学生读的，绝非难事，为什么偏要选一些如此陈旧、平庸的作品塞给学生们呢？

但我别无选择。我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一方面要考虑到学生应付考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教学生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名篇杰作，哪些只不过是平平之作。如教第一篇《雨中登泰山》，我没有按“教参”的讲法一味说好，而是在肯定了文章的可取之处后，又谈了自己的看法：写景有堆砌罗列之嫌，太“死”、太实，缺乏意境和神韵；文章意蕴不深化、不丰富，缺乏让人回味的东西，且全篇找不出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精彩之笔，更谈不上有鲜明的特色。

学生们愕然了。他们从小学到初中，从没听过一位语文教师如此评论一篇课文。在他们的印象中，凡选进课本里的文章都是无可挑剔的，尽管他们自己并无这种体会，甚至没兴趣去体会。但我这种讲法却使他们觉得十分新鲜，他们的兴趣反而被激发起来。时间一长，他们也渐渐领悟到如何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别一篇作品的高低优劣。

      没想到教材给我带来的更大的烦恼还在后头。那就是课后练习的编排设计。为了省事，还是举《雨中登泰山》一课的练习为例吧。其中有这样一道思考题：

课文处处于一个“雨”字，创造了“人朝上走，水朝下流”的诗一般的意境。作者下笔是怎样点雨的？收笔又是怎样点雨的？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姑不论“人朝上走”云云天晓得会是什么“诗一般的意境”，我敢断言此文作者 李健吾先生是肯定答不上来的。而且，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绝不会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换言之，只有自己毫无写作经验的人才会想得出这样荒唐可笑的问题；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教材中比比皆是！每次遇到这样的题目，我都是尽力克制住内心的反感，将“教参”上的所谓“标准答案”抄给学生，以便他们将来应付考试。

    相比之下，上述这类题目还不算是最离谱的，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时下流行的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题，以《雨中登泰山》一课为例，请看题目如下：

   四、下面是课文中的一段话。后面列出四种分析。把最能确切反映作者意图和表达方法的一种选出来。

    课文：略

    1．作者运用借代、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在逆境中奋斗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2．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的千姿百态、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3．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在逆境中奋斗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4．作者运用借代、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的千姿百态、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这种绕来绕去的习题，让人一见脑袋立刻发胀，哪里是语文练习？分明在挖空心思捉弄人！我忍住气耐着性子才把题目看明白。按照课文的意思，我想选第（2）项不会错吧！但翻开“教参”一看答案，却是第（3）项。我冥思苦索，最后总算琢磨出编者的玄机：在编者眼里，这些泰山上的松树原来都是政治生物，都在“逆境”中“奋斗”、“自豪”！这岂不是分明在教人牵强附会，甚至投机取巧吗？我的年龄使我有幸未曾经历过反右，文革时也没资格成为红卫兵，可我从这道练习题中完全能想象政治上的牵强附会多么荒唐而可怕！……

    但我却不能擅自改动答案，我又只能将自己的见解连同“标准答案”一并端给学生。

解答这类题目仍不算是最苦恼人的。要你自己来编写这种形式的题目，那才是痛苦不堪的事。每每期中考试由各校自行出卷。这个任务自然落到各科任课老师头上。由于我常为此“叫苦”，其他老师体谅我，特意将最简单的一部分题目分给我出，但我还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折磨。我的思维怎么也不能构想这样一种题型：即必须做到供选择的四项答案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其余三项都是似是实非的，而且在意思表达上只许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存心让学生乍一看一头雾水，须经过一番全神贯注的仔细斟酌比较之后才可能判别出来———当然，结果“正确”与否，只有天知道！这种任务对我的智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真是空前的挑战，我每次都须绞尽脑汁，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直弄得头胀如斗，才算勉强完成任务。但别的老师一看，总还能挑出不少漏洞。

后来听说，这种题型是在使用计算机改卷之后出现的，目的是追求判分的“准确性”、“科学性”，避免人工改卷难以避免的“随意性”。但似乎没人想到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语文不同于理科。理科考试用计算机改卷也许确有好处，而语文课则不然。语文课的内容不是抽象的公式、定理、定义、概念，而是凝聚着作家（广义的）的思想、情感和才华的有血有肉的作品。由此可见语文课本身就带有很多模糊性、多义性的东西，大至课文主旨，小至一句话、一个字，都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本不能用非此即彼这种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在语文教学中，迷信计算机式“判分”的“准确性”、“科学性”，付出的代价是无数少年的生机和灵气！

     我的这些苦恼和想法当然不能无保留地向学生们倾诉，我怕的是孩子们若完全按我的想法去学语文，将很难对付那些逼人就范的种种考试。但千虑难免一疏，有次也闹出个小小的“乱子”来。

    在高一语文课本中，有朱自清的两篇抒情散文———《绿》和《荷塘月色》。我对朱自清的作品本来比较熟，对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和有关传记也多读过，备课时又查阅了近年有关朱自清散文的评论文章。当然，我也翻阅了“教参”，但我觉得那上面讲的实在太“死”、太陈腐。我宁愿按自己的意思来讲。

    那几节课是我一个学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尽量深入浅出地给学生们讲这两篇作品的意境美、神韵美、语言美，也讲朱自清的人品道德学问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而对我来说，这样的讲课彻底打破“教参”的桎梏，从中也体会到一种找回“自我”的美妙感觉。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讲到《绿》的寓意时，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见解并稍加发挥说：在当时正值青春韶华的作者心目中，梅雨潭的“绿”，其实已幻化成、或者说已升华为一种至真至纯至美的象征，它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所以作者称它为“女儿绿”，并连用几个女性的“她”字来称呼它；因此，这篇作品的寓意也可以看成是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深情热烈的讴歌。这个见解虽然与教材上讲的大相径庭，但学生们觉得十分新鲜、有意思，于是便牢牢记住了。

    偏巧到了期末考试时，区教研室统一出的卷子中就有这样一道题：

    这一段文字（指有关“绿”的那段描写）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请用简明的语言加以概括。

    标准答案是：“表达了作者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而我的学生中有好几个都答是：“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讴歌。”结果被扣了分。

这件事使我哭笑不得。当然，我不是说“标准答案”的就是错的，但这样的答案就像是一顶帽子，拿来安在随便哪篇写景抒情散文的头上都差不离，因此，这不是滥调又是什么？

不过，还有比滥调更误人子弟的判断题，如：

    A、描写梅雨潭的绿，观察点是梅雨潭。（）

    “标准答案”是“梅雨潭边”，因此，这道题是“错”的。

    D、最后通过想象把梅雨潭的美提高到了神妙的高度。（）

    “标准答案”是“把梅雨潭的绿的美……”，因此上题也是“错”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题目，除了出题者，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能做“正确”？有人说：现在中学的语文考卷，连大学教授都做不出来。其实，越是大学教授越做不出来，因为它太荒谬了，荒谬得令人匪夷所思。只是苦了当学生的，除了绞尽脑汁，努力去捉摸出题者的思路和死记硬背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作文教学中，也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怪招。至于议论文的作文教学，则完全是公式化、教条化的。课文分析是本着“教参”上说的“提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著名”公式来教的（教材中选的课文几乎都可以纳入这个套子），初中这样教，高中也这样教，一以贯之。我戏称为“三股文”，比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更厉害。

应该说，议论文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有感而发的。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恰恰相反，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一定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越是重大的问题越无法解决。因此，很多议论文名篇杰作并不打算解决什么问题。只以其议论的精辟、精警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思考，并以其审美价值给人以美的感受。如果按“三股文”的要求，鲁迅的很多杂文都是不合格的！

   这里，我还不能不提到，近年高考作文的题目设计走的也是“三股文”的路子，题目的繁琐、怪异、刁钻，也是挖空心思才想得出来的，仿佛存心要将学生考“焦”、考“像”。然而高考一过，报上却是一片叫好声，称赞题目如何新颖呀，训练如何全面呀，等等。不过，就我见闻所及，叫好的都是某些重点中学的特级或高级语文教师，未见有语文专家学者出来认真讲几句话，实令人感慨系之。

     幸而也有例外，上海的高考作文题就出得高明得多，如前年的《责任》、今年的《我看课外阅读》，端端正正，大大方方，且贴近学生生活。可惜未能在全国推广，让那些歪点子一意孤行。

    我常常想，如果使这些素质很好的北京孩子自觉地多接触、多关心校园外的广阔生活，凭他们敏感的心灵、活跃的思维、“早充观国宾”的眼光，他们的写作兴趣和能力一定会有明显的提高。在高一语文课本第二单元后面有一项写作训练，内容要求学生分小组选择一个合适的问题，制订采访提纲，采访校领导、团干部或教师。我想，何必规定得这么死呢？何不把采访范围扩大到校外，让学生自己选择对象，作一次社会采访。

    我的设想立即得到学生们的热烈响应。他们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在短短两周的课余时间里，两个班八十多名学生分组或单独采访了不同社会层面、十余种职业、近百人次对象。在这些采访对象中，有国有大厂厂长、银行经理、国家体操队教练、球星、大款，也有下岗女工、外来打工仔、小保姆、卖报老人、残疾人、甚至还有地铁乞丐、癌症病人、吸毒者的亲属、离异家庭的孩子……。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人第一次以一个自觉的社会观察者的眼睛来窥视这个充满悲欢哀乐的大千世界。从他们写的采访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大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关心社会，为一些陌生人的生活和命运而思考、而欢乐或担忧……。

    一个采访报摊老人的女孩在采访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卖报是最简单不过的活儿，谁都会干。可是，当我陪老人守了一下午的摊子以后，我才体会到这活儿的艰辛，明白挣钱的不容易。那天是星期六，老人一直守到傍晚，眼看天都擦黑了，买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可老人还没有收摊的意思。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长期在老人这儿订报的顾客今儿不知为什么还没下班来取报。老人说，既然答应人家了，怎么也得等他，要不一会儿人家来了，一看摊子没了，多窝心呀！这平平淡淡一句话教我寻思良久，我明白了什么叫‘敬业精神’，什么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什么叫‘平凡中的伟大’！”

    我真忍不住要对孩子们说：这才叫作文！学作文原就与学作人分不开的。

最别出心裁的是一帮采访北京名刹---法源寺的学生。他们七人结成一小组，组长是一位挺能干的女生。他们与一位远来中国佛学院深造的年轻僧人展开一场十分生动有趣、富于人生哲理的对话。在八十多篇采访记中，他们的采访记别具一格，让我这当老师的想起来就觉得高兴、有趣，文长不录。不过，我曾给《中国校园文学》杂志写过一篇综合报导，其中摘录了他们的妙文。据编辑部的朋友说，那篇报导发表后，反响挺好，有读者再次给我来信，但我那阵子正忙得焦头烂额，没写回信。不过我自知我的这些做法都有头无尾，愧对学生和读者！

我虽然教了多年的中学和师范语文，但从我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便时时想着不要当“教书匠”。也因此，多年来，我一直读书写作不辍，使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始终保持在一种敏锐、活跃的状态，读书、教书、写作三者构成我生活的等边三角形。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暂从“教书”这口“井”里跳出来，开阔视野，更新和充实自己。我在H中学所做的这种教学试验，完全是出于对我国长期以来语文教学的荒唐谬误的痛切感受，也出于对学生的责任感。使我高兴的是，在这我种教法的影响下，学生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越来越浓，随着他们读、写、听、说诸项能力的提高，他们也渐渐摸到了对付那些“歪题”的窍门。在高一学年末的语文考试中，我教的其中一个班的语文平均分甚至超过了号称“天之骄子”的级段重点班，名列全年级第一。当然我也知道，我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不可能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长欺的教学实验计划。但我深深感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不然，不知还要祸害多少代人。我曾在96年的《中华读书报》上见到一则资料：1995年上海华中理工大学对该校3511名新入学的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做了一次中国语文水平测试。测试结果，总平均仅为63.9分；其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均不及格。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够发人深省吗？记得王蒙先生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现在优秀的人都不当教师了。”若果如此，中国教育还有什么希望？

    由于学校的人事变动，我不得不离开H中学了。在离去的最后一堂课上，我对学生们说：“感谢你们给我这愉快的一年，虽然我也有苦恼，但这是我教师生涯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年。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因为你们是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

   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再去当教师，但我想，我应当将我这一年的感受和思考写下来，倘能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便是对我这一年工作的最好的报偿。

　 我深深感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不然，不知还要祸害多少代人。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见到：1995年上海华中理工大学对该校3511名新入学的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做了一次中国语文水平测试。测试结果，总平均仅为63．9分；其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均不及格。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够发人深省吗？

（三）文学教育的悲哀（讲演）薛毅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我总在想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我上的课，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话语能给在座的各位带来什么。这也应该是诸位要考虑的问题，诸位以后要毕业，师范大学的学生按道理说是要做中学教师的，你们以后在课堂上的滔滔不绝能给中学生带来什么呢?当然，我完全知道．诸位中大多数是不愿当教书匠的(笑)，这就使我的工作的意义失去了一大半，我今天的演讲也没有多少作用(笑)。但我不想为此而谴责诸位，不当中学教师有很多理由，除了工资收入问题外．有一个理由不可忽视：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也不需要什么文学感悟力、想象力，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你必须按照上面的要求来讲，不能有任何不同，要不然，领导不愿意，学生和家长也不会放心，以后会考、高考出问题了怎么办?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才能还有机会发挥吗?以前，我总对学生把当中学教师这件事看得太容易而不满，现在看来，他们说得有道理，书上什么都有，碰到生词可以查词典，学生询问课外问题你回答不出也无伤大雅，那还不容易?只要刻板地照搬照抄就行了。但这里面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昧。(台下：大学里不也这样吗？)我完全同意。有一个诗人李亚伟写了一首诗《中文系》：“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然后再去撤网……”我就算是被网住的鱼儿。鱼儿离开了水，没有什么活力了(笑)。客观地说，大学稍好一点，你们的自由度比中学要大，有些鱼儿比较灵活，没有被网住(笑)，但整体上没有大的变化。昨天，我听说一件事，一个学生顶撞了一位领导，她说：“为什么只给我们压力，不给我们魁力?”这话我听了非常难受，我们，包括我目已，在大学课堂上所讲的文字，还有多少文学魅力呢?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使人的心灵变得超来越简单、狭窄，越来越教条、刻板。而我们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了，简直就是牢不可破的传统了，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使它延续下去。本人同样是这种文学教育的产物，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尽管时时在反抗，但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一种庞大的传统相较量。诸位也在反抗，比如，逃课就是一种反抗，看武侠小说，看言情小说，就不看老师指定的作品．也是一种反抗(笑)。但反抗的效果总不理想。

    依照李亚伟的说法，本人就是鲁迅的“随从”和“秘书”，是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的人，但有一些人连当秘书和随从的力气也不愿花，对鲁迅作品的解释简直荒唐透顶。比如对(药》的解释，你们每一位都知道，说它的主题是反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这帖“药’失效了，因为它脱离群众，所以革命应该另求新药。我在中学里都相信了这种说法。我们还能感受那些细节所包含的震憾力吗?那黑夜中观看杀头的场面，那演着血的人血馒头，那阴冷的坟场……本来我们能够感知这一切的，但那种解释却破坏了我们的感觉系统．使我们都患上神经官能症，都变得麻木了，我们的皮肤成了一层厚厚的围墙铁壁，丧失感知力了。崔健有一首歌唱道，“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跑在那逃出医院的路/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在这雪地里撒点野…”注意，没有感觉是几代人的大病：对《孔乙己》我们仿佛有感觉。老师强调他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一面津津有味地讲述他的可笑行为，课堂气氛很活跃。我们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笑，笑他的“多乎哉，不多也”笑他又穷又酸，像酒店里的吃客们一样地笑他。但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要揭示的就是那些吃客和我们这种人是如何对待一个苦人的。我们没有能力感觉到他人精神上的痛苦，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我们实在冷漠得可以，这篇揭示社会冷漠的小说也无法唤醒我们，反而在小说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我们和吃客们一起在嘲讽他，挖苦他，欺负他。本来，文学的一种伟大意义就是要使人与人的心靠近一点，一个要饭婆子在雪地里的死亡，某个角落里的婴孩的眼泪，都不应该视，“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不能将他人的生死拦在窗外，不能将一个人的孤苦无援当作笑话……这是文学的大精神。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往往走在与此相反的道路上，它并不希望我们拥有这种大精神。

    我们的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19O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篇文章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目的，文学，是用于“新民”的，也就是后来所谓培养“新人”的意思。文学承担着这么一个巨大的任务。文学的教育目的一旦确立，用这个标准来看文学，就会发现，有许多文学作品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相反，它们还会添乱。在梁启超看来，小说的力量实在太大了，“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入”，“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只有能用于“新民”的，才是好的、善的文学，才可以被广泛提倡，那些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的文学，则必须被弃绝。“新民”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使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急务”。“新民”必须做到哪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排列了许多要求，要有公德，有国家思想．能进取冒险，合群，自尊，等等。请注意，梁启超没有为精神自由提供任何空间，在他的“新民”框架中，体验、想象、心灵的丰富性是没有位置的。这和世纪初的王国维、蔡元培的思路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在于能给予国民以心灵的慰藉，陶冶人的情感，使人与人能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精神联系，拓展人的精神空间。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没有选择王国维、蔡元培的思想，那些好像与中国的“第一急务”无关，梁启超的想法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一直到现在，把文学与培养“新人”联系在一起，这个思路没有变化，把文学的作用抬得很高，但对文学的要求中又不包含文学性，相反，根本漠视它存在的意义，这一点也没有变化。“第一急务’并不要求人有文学素质，那东西似乎太次要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是雕虫小技，是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做的，但它又不想放弃文学，而要把它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因为意识形态认为可以通过文学来教育人，所以我们的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就是所谓“寓教于乐”。但总是乐不起来(笑)。

    对“新人”的设计，聚集了意识形态对人的要求，也主宰着文学教育如何进行。它不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而是一帖“救亡图存”的药方。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曾经被统一起来，鲁迅就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但后来，意识形态发现人的全面发展会妨碍“救亡图存”目标的实现，“新人”必须是直接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对“新人”的构想越来越单一化，渐渐地，性质发生了大变，自由、爱情、个性、独立意志、“特立独行”，这一些都成了“新人”的敌人。你不能我行我素，你不能有欲望，因为这与那个伟大目标无关。你必须努力学习，为那个目标而学习，你必须努力劳动，创造财富，你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你要把一切奉献出来，你的精神和肉体，都不属于你自已，而要由那个目标来支配。最后，对“新人”的要求走向极端，一言以蔽之！听话：你要听我的话，跟着我走，做我的好孩子。我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是这样一种“新人”形象：一手拿着语录，表示听话，一手拿着红缨枪、斧子、镰刀，那是劳动和斗争的象征。眼睛警觉地观察四方有没有敌情，凡是贼眉鼠眼的都一定是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凡是有靡靡之音、男男女女的地方都是要提高瞥惕的。男的没有老婆，女的没有丈夫，这些都可能腐化人的心灵。嘴里吃的是忆苦饭，脚上穿的是草鞋。晚上最好不睡觉，节假日最好不休息。家里有病人最好不要管，工作要紧。洪流中飘来一段烂木头一定得跳河去捞，因为那是国家财产(笑)。这时候的“新人”已经没有任何灵魂和肉体可言了，它是一架机器．一只螺丝钉，一块任什么人搬来搬去的砖头。时间早巳证明，这种“新人”的设计和培养是完全失效了的，所培养出来的人根本无法“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看几代知识分子的学养和能力就可以知道，未受或少受这种教育的人比“新人”们不知道高出多少。你们接受的“新人”形象与我的不一样了，不过，听话的要求不会变，只是适度放开而已。我读过一篇童话，叫做《谁是木偶人》，在木偶剧团里，一个小木偶逃跑了，导演非常气恼，发动人们到处寻找，结果把一个孩子抓来了，因为这孩子非常听话，路口的信号灯坏了，总亮着红灯，他站在路口等了半天，就是不走。导演试一下，果然，他比真的木偶还听话，于是，他加入剧团，成了一个非常受观众欢迎的木偶明星。--我很重视这个童话，我觉得，这个孩子是继潘冬子之后的又一个“典型”。听说也有人想把这童话改编成电影，但有关方面感到，这种片子出来，会引起思想混乱，所以制止了。再怎么着，听话还是要的。听话的具体内容么可以变通一下。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学，合格的，就是思想性好的，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文学教育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思想性，文学性只是传递它的手段，是外在的、附加的，教师在分析完思想主题之后，才会附加地分析一下它的艺术特征--那是陈年老调，千人一面的东西，什么地方都用得上，叫做语言流畅、结构严谨、刻画细腻、以情动人，还有夹叙夹议(笑)，比喻啦，排比啦，象征啦……文学教育教给我们的文学性就是这些，我相信，受过文学教育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还是这样理解文学的。那么，思想性就会分析得很好吗？更糟！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笑)。诸位不要笑，请回忆一下诸位在大学里的作业，有的很可能还这样写。反正我总是读到这样的大作(笑)。请不要小看它，文学教育就是采用了这种阐释方式，它非常简单，一学就会，不用费多少脑子，所以它流传得很快，而且战无不胜，不管多么复杂的作品，都可以这样对付，把一切都可以搞得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没有任何问题。你一旦习惯了这种方式，就会发现其他的阐释都是胡扯蛋，都是不知所云的。前几年，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语文学习》上引用曹禹最初写的文章重新阐释了《雷雨》，不算复杂，马上，一位中学教师出来反驳，我记得很清楚，他的第一句话是：“这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因钱理群教授提出‘新看法’而又成了问题’。是阿，《雷雨》中阶级斗争这么明显，还谈“蛮性的遗留”，“宇宙像一口残酷的井”干什么?即便是曹禹说的也不能算。如果要投票表决，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教师会赞同对钱理群的反驳意见。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与它相匹配的是在同一时期创作出的所谓文学作品，那是文学教育的首选作品，我们都很熟悉的所谓当代散文几大家的作品，几首歌颂圣人圣地的诗，几篇忆往昔的小说．这些是文学教育的宝贝。它们的主要意思是，少吃饭，少睡觉，多听话，多干活，游玩时别忘了忆苦思甜，困难时要记住英雄伟人，看看过去，想想现在，展望未来，频繁地叩头表示感谢，天天赞美壮丽伟大。有一篇赞美松树的散文，说松树的根可以派什么用场，松树的枝可以派什么用场，叶可以派什么用场，然后号召我们大家要向松树学习，不如在座的各位学得如何?(笑)也不知那些编教材的和教书的学得如何，没听说他们集体捐献心脏肝脏。(笑)也许自己没学好，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笑)奉献难道不好吗?奉献是一种很好的行为，但不是唯一的，否则，人就不完整了，人和牛就没有区别了。但文学教育就是要求人们做一头老黄牛，还说那是鲁迅精神。

    文学教育还得选择一些其他时代其他地方写的作品，当然，还是用其原来的标准。你我都明白，这一些，比刚才所说的要好得多，更像文学作品。但色彩并不丰富，因为有许多作品，离标准太远，不应该接触，要读一些所谓“健康”、“向上”的作品，不然会引起思想混乱。在他们所选的作品中，哪怕有一点点异样的声音，也得提示一下。我学《荷塘月色》的时侯，老师就说明，这里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情绪，然后分析道，那是当时当地的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换言之，我们不能有苦闷。学苏拭的《赤壁怀古》，老师就着重批判“人间如梦”一句，调子低沉，过分悲观。人面对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而感慨生命的短暂、江月的永恒，也不行，他们可能在想，要是学生都有“人间如梦”的想法，那我们的建设事业靠谁?(笑)朱自清《温州的踪迹》里面的《绿》一文，那几句把潭水比作姑娘的文字，我们那时是删掉的，可能怕我们浮想联翩，心存邪念，于我们成长不利吧，现在倒是补回来了，可见大有进步。我猜想是删是补，专家们大概要讨论一番。有时怕人家心存邪念，主要是由于自己已有了邪念，周作人把这叫做“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笑)这种心理最好不要存在。问题更严重的是，那套阐释体系也能把经典作品讲偏，讲歪，讲得味同嚼蜡、刻板无趣。仿佛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对封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大词来概括，再加上阶级局限、消极面，就完事大吉，天衣无缝了。里面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丰富感情，没有对人的处境的体验、同情、理解、悲悯。教师教学生们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像上帝一样审判芸芸众生。他们说，《项链》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是批判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这样一来，那个女主人简直活该倒霉。这样—来，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大概也都是自作自受；我们无法体会小人物的辛酸处境，无法理解小人物的挣扎和被命运作弄的悲哀，我们连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得到培养，那套阐释体系反而摧残了我们本来可能有的同情心。

     (台下递上来一张纸条)这里有一张纸条：“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对新人的设计和文学阐释体系中都缺乏人道主义?”--很对!我们反了几十年的人道主义，反得连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没有人情还怎么能理解文学?文学本来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到沟通，使我们体会到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这些，却被我们的文学教育挤压得踪影全无。在大学讲坛上，说到鲁迅的《在酒楼上》，最可能讲的是吕纬甫如何背叛自己，向封建主义投降。说到《伤逝》，准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仿佛主人公不参加革命就不能谈恋爱。说到老舍的《骆驼样子》，那就是个人奋斗没出路。你看，所有不符合他们“新人”标准的人，都是倒霉蛋。你听信了这种说教，还能被文学作品所打动吗?你还能有丰富的人生感受吗？……(台下递上纸条)这一张纸条说：“在后现代的语境里谈论人道主义，你不感觉到可笑吗？人道主义是一种死亡了的思想。”这样说来是有点可笑，人道主义也从来没活过。很有趣，我们这个社会从前现代一下子变为后现代，人道主义时代被跳过了。以前只要听话，奉献就可以，不要人道，现在据说只要欲望，就怎么都行，也不要人道，所以它还没活，就又死了(笑)。人道主义有两种意思，一种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宣称人类是宇宙万物的主人，有权改造一切，征服一切，结果把地球改造了，征服了，也就破坏得差不多了，把人也控制和征服得如此这般，20世纪哲人们对这种思想反思得很厉害。另一种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一种具体系统的思想，我认为它首先是思想的前提，它强调要关怀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人与人应该相爱，不应该互相残杀，一部分人不应该奴役另一部分人，不能把人当做手段、工具、畜生。9O年代中国的“后现代”将士们善于利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围剿人道主义。所以他们一个劲地宣布死亡的消息，人道主义死了，启蒙主义死了。知识分子死了……当然，惟独他们还活着(笑)。有人说他们的“后现代”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话说错了，他们太符合实际了，由于他们的努力，前现代终于与后现代接轨了。(台下有人举手，问：“请问，人道主义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为什么说它是思想的前提？”)不，人道主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非常脆弱，自身还困境重重，不是连活的权利都还没有吗?(笑)它绝对不可能包打天下。有人可能要问，它这么没用，还要它干什么?是啊，有了它不能解决问题，它好像反而在制造问题，使得人们顾虑重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是没有它，会出大问题，我听说一个事件，6O年代初不是反人道主义吗，批人情论、人性论，老师在课堂上也批，结果，造反开始后，一个学校里，学生把一个老师扔进游泳池里，大批学生围在游泳池边上，老师想上岸，学生用脚把他踢回去，老师在水里来回挣扎，半天过后，慢慢地，他沉入水底。没有人救他，甚至也没有叹息，学生们高高兴兴，神采飞扬地观赏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死去，这一天成了革命的盛大节日。（持久沉默）人道主义不是一种思想，它也不是靠思想的灌输可以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情怀，是长久积累起来的一种情怀。思想家有了这种情怀，他的思想才可能对人类有益处。社会有了这种情怀，一种好的思想的实践才有可能不致于走向反面。本来，文学教育是有助于培养这种情怀的。但我们这里好像总对这种情怀不放心，不怕没它会出什么问题．总怕有了它会造成混乱。

     这里还有一张纸条：“那种文学教育模式，我们很早就不相信了，教我们的老师真的相信它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人相信它。但是，你们尽管不相信，还得听课，复习，参加考试。不要以为你不信就没事了，最多浪费一点时间，千万不要小看话语的力量，你习惯了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尽管不信，它还是会占有你的思维。我看，可以试一试，假定现在没有任何压力，请你们写出自己对《祝福》的理解，然后你们自己看看，肯定还会有许多你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套话、空话、废话，一个学生很悲哀地对我说：“老师，我只会这样写，要不然，我就写不出来。”这就是话语的力量。教师也一样，不一定相信，但是被这套话语支配了几十年，习惯了，要不然不知道该怎么讲。于是，不一定相信的仍然在讲，不一定相信的不得不听，这套话语就一直会传播下去，没完没了。它的弊害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人发现了，它与思想学术界发展的差距也有将近20年，也就是说，将近20年的时间它几乎没有变化，却延续至今。你们将来做了中学教师就敢不那样讲吗？去年有一个毕业生，工作后第一次开公开课，讲解鲁迅的《药》，她告诉我她准备换一套讲法，我很高兴，还回答了几个问题．最后我突然想起，问她：“这会不会对你有压力？”因为人家不习惯，会以为她在胡说八道。她略有所思，……后来，她就按照原来的教科书上的那套讲了。可能她以后会习惯．虽然现在有点厌烦。可能她的学生以后也会问：‘教我们的老师真的相信它吗?”

    (台下：如果您是中学教师，您怎么做?)您是问我敢不敢与现在的文学教育体制对着干。我要说豪言壮语也没意思，说不定到那时没胆量了。我刚才所说可能太悲观。实际上，在现有的体制和你个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回旋余地的。如果你在许可的范围里，讲一些真正有文学意味的内容，你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我向你致敬，我希望孩子们都能遇到你这样的好老师。至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不要为难孩子，课堂上不要像对付敌人那样对付孩子，课外也不要压制学生的自由发展。我最不能忍受他们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题目来为难、作弄孩子们，这一句子有什么深刻含义啦，为什么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啦，加点的词有什么作用啦，那个东西象征什么啦…，我们每一个都受过这种折磨，你以为此中必定大有深意，冥思苦想，不得而知，其实那个答案，还是套话、空话，或者实在是不着边际的胡话。许多学生，对文学教育所制造的那个“鲁迅”烦得要命，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真能把鲁迅当枪使，特别是鲁迅作品中的用词，简直可以把学生整得天昏地转。一个女作家说，她的一篇文章收进了中学课本，可是里面出的思考题，搞得她莫名其妙，她都不知该怎么回答。几个孩子不同意老师对巴金的文章的解释，他们的解释老师又不赞成，孩子们写信给巴金，巴金支持孩子们的观点，但老师还是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因为教学参考书就是这样说的。你看，我们的文学教育体制已经死板、荒唐到这种程度。在这种体制下，如果再碰到一个同样死板的亦步亦趋的老师，孩子们不是活受罪么。教育者们还老是担心学生的课外阅读，担忧学生在课外阅读一些与他们的要求不一样的作品。我最近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学生们这么喜欢流行文学，喜欢琼瑶、三毛，还有流行歌曲，等等。其中一大原因是，与文学教育控制和阐释下的文学相比，这一些要亲切得多，更有人的气息，更有生命活力。在这种地方，他们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他们从中能找回身体的感觉，懂得人的七情六欲是合理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欣赏人的风采，他们可以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用另一套话语来表达自己。你去看看他们私下来往的信件，私卜传阅的习作，你会发现他们从流行文化中学到的，比文学教育灌输给他们的，要有意思得多。不要轻视流行文化，虽然它为学生们提供的精神空间毕竟有限，但如果下一道圣旨，严禁学生接触流行文化，学生阅读什么全部听从老师的安排，那学生们恐怕会闷死的。教育者们不怕他们会闷死，而总怕他们没有是非鉴别力，怕他们多读书而中毒。读一点讲爱情的，会不会整天就想着男男女女的事，读一点“悲观”的作品，会不会跳楼自杀，读《红与黑》，会不会变成野心家，读《安娜.卡列尼娜》，会不会穿着黑衣服去卧轨。(笑)现在已经管不住了，所以要“正确引导”。可是又不太会引导，因为教师们这类书看得不多(笑)--这不奇怪，教书先生是用不着看多少书的，只要认真研读教学参考书，会翻词典就行。在座中间肯定有不看书的大学生。有一位大学生在毕业前很坦然地告诉我，他四年里没有认真读过一本书，也不怎么听课，就考试前借人家的笔记背一背，混过四年。他现在正在做中学教师呢。据他说，他的一些同学也是如此。这大概也没什么，至少，他读懂教学参考书的水平是有的。我希望这样一些未来的老师们在未来少干一点活，干得越多，越可怕。

    如果你想做好一个文学教师，你不愿完全被现有的文学教育体制所控制，你想给学生的精神发展以真正的帮助，那么我建议你，回到王国维、蔡元培的美育思路中去，理解文学和文学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想引用他们两人的话来说明文学和文学教育的意义，来结束这次演讲。王国维在《教育杂感》中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糟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王国维接着说，我国的文学，比不上西方．我国重视文学的程度，也比不上西方，那么，我们的国人在什么地方能得到精神慰藉呢?中国又没有宗教，艺术又这么匮乏，既然无法找到精神慰藉，那么赌博吸毒就会泛滥，如果不培养国民的精神趣味而禁止赌博吸毒，必然无功而返。而精神趣味，需要千百年的培养，不比物质文明，很快可以从西方引进。王国维说，他搞不懂谈教育的人为什么不考虑这个问题。蔡元培在1930年答《时代画报》记者问时说：“我以为现在的世界，……盲目地祟尚物质，……以至增进贪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成抢夺，我们竟可以说大战的酿成，完全是物质的罪恶。……要知道科学与宗教是根本绝对相反的两件东西。科学祟尚的是物质，宗教注重的是情感。科学愈昌明，宗教愈没落，物质愈发达，情感愈衰颓，人类与人类一天天隔膜起来，而互相残杀。根本是人类制造了机器，而自己反而成了机器的奴隶，受了机器的指挥，不借仇视同类。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塑、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者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到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我的演讲就此结束。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