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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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的，李登辉是农经系的，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3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3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麽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麽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麽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麽，哲学是什麽，史学是什麽，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麽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为台湾民主辩护

　　我们到大陆下了飞机不需要调时针。我们说话不需要翻译，迷了路可以开口就问;我们随手买份报纸，拿来就可以读。电视上的新闻和酒酣耳热的辩论，不需要解释就可以听懂，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华人世界”，同时区、同语言、同文同种。我们的履历非常相似：大多数的我们都有贫穷的童年记忆，少年时对于镇压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觉察，大学时开始对西方的开放自由有所向往;成熟时，却发现现实中有太多的人为障碍，阻挡着我们对梦的追求。

　　我们的梦，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开;颟顸的专制者，下来;让公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从北京到新加坡，从香港、澳门到吉隆坡，我们都在梦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且从长时期的殖民和专制统治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公平正义既不能依靠“仁慈”的异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为替天行道的本族专制者;民主，遂承载着我们深重的期望。

　　在这一种梦想和苦闷的交织下，台湾的民主十几年来变成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因为它在华人历史上开创新局之外，也因为它的发展有我们熟悉的轨迹：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同时将经济成果投资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后，人民转而向威权政府挑战要求政治参与，逐渐开展出今天的民主体制。

　　华人民主，行吗?

　　华人心底蠢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着相似的规则发展出民主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缘观念、凌驾法治的泛道德思维方式等等，与讲究社会契约、强调权利与义务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轨?民主是不是会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会带来社会不安?或者，以华人的公民素质，有没有资格实行成熟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公开的当代实验，在所有华人眼前进行。这个实验究竟怎么样了呢?

　　台湾政府在沙斯(SARS)期间的慌张混乱、上下扌干格，相较于新加坡或甚至于北京政府在处理善后时的剑及履及，在华人世界兴起一个流行的说法：处理危机时，民主政府不如威权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处理危机，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楼暴起，大开大阖，相较于台北建设因为与民众长期沟通协调而出现的“牛步”效率，也加强了一种印象：民主等于低效率。

　　台湾国会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的镜头传遍全球，国际社会引为笑谈，华人社区更是当作负面教材。民主制度里可能有的弱点，譬如粗暴多数牺牲弱势少数，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长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恶凌驾专业判断，在台湾民主的实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随着国会不堪入目的肢体和语言暴力，辅以电子媒体的追逐耸动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于政治“台湾化”这三个字已经在大华人区中成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综艺化的代名。

　　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走到了2004年3月20日的总统大选。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枪响、离谱的公安、诡异的医疗;像三流的肥皂剧：控诉不公又提不出证据、要求正义又提不出主张、召唤了群众又不知如何向群众负责;像不忍看的闹剧：总统的肚皮公开展示，仿佛肉摊上等待卫生检查的一堆肉。

　　这是亲痛仇快的一幕：对民主本来就敌视的人，用台湾民主的走调来证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对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湾民主的成功来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虑。一名南京的年轻学者来信说，“台湾的乱象动摇了全世界华人对民主制度的期许和信心。也许这是民主必修的课程，但是如果学费太昂贵，会使想注册的人望而却步，而部分注了册的人则可能决定退学。一次大战后意大利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类似的悲剧在台湾上演，将不仅仅是台湾的悲哀，也是全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究竟能不能为台湾民主的“荒腔走板”辩护?在“警匪肥皂闹剧”里，可不可能读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寻找核心价值的必要

　　假设你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里突然亮了灯。你看见窗格里的人在吃饭喝酒谈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见，也不可能知道，一离开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么说什么。你的视角，就锁在那灯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里。

　　华人世界看台湾民主，往往也在镁光灯照亮的一小方格内。在那方格里，我们看见陈水扁举着拳头嘶吼，看见连宋趴下来亲吻泥土，看见立法委员带头冲法院，看见打架、流血、绝食。在那一小方格内，我们听见“消灭外来政权残余势力”、“为台湾人民挡风、挡雨、挡子弹”、“冲进总统府”等等充满煽动煽情、与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驰的声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后面，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

　　纵深之一：为什么美国的两党政治可以那样平静地政权交替，胜败都等四年一决;台湾却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掷?是华人文化里缺乏理性吗?

　　不，是阶段的不同。美国的民主制度有200年的实践经验，今天两党之争只是政策之争，属于执政的技术层面。台湾民主，从解严的1987年算起，只有短短17年。两党所争，不是政策，而是核心价值之争，属于文化认同、安身立命的灵魂层面。为技术或为灵魂而争，意义不同，激烈程度当然不同。别忘了，美国为了对于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隶制度，牵涉到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认定;为了核心价值，人，是可以义无反顾的。

　　凡是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的社会，在独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后，会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对被扭曲、被伪造的历史，用自己的眼睛彻底找出真实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权的国民党、集权的共产党;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华民国、文化的古老中国——三股文化的影响与政治的笼罩，还有被稀释掉了的非汉族原住民的影子，纠缠在台湾的深层意识中。未来怎么走取决于过去怎么解释，那么过去怎么解释?不同来历的台湾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为集体经验不同，痛点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对于“台湾应该是什么”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认知。这些不同的认知必须经过长期的交锋摩擦之后，才能得出共识，也就是一组共同的核心价值;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就没有公民社会。

　　如果你知道，寻找、建立共同的核心价值是任何民主必经的首要过程;如果你知道，台湾人在经过50年日本殖民、40年军事戒严，而此刻还面对强权的国际封锁和飞弹的威胁，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试图“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压抑了一百多年之后，自由第一次来到，而且只有短短的17年，17年中没有军事政变、没有流血暴动、没有强人独裁……你会怎么说呢?

　　你在镁光灯小方格里看见警察的盾牌和受伤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见的纵深是：50万人上广场，心中怒火狂烧，可是行为理性温和，秩序井然，对于民主真相的要求，却又坚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50万人，对广场上的认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冲上街去叫嚣对抗。3月27日可以说是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开启。

　　更何况，选举的争议翻天覆地，人们血脉贲张，但是最终还是诉诸司法;我们没有看见暴民，没有坦克，没有街头的火焰冲天。

　　是的，在权力争夺的卑鄙龌龊中，我仍然看见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里

　　在那一小方格里，很多人以为：那就是民主了，选举投票、国会争执、万人抗议，很耸动，很刺激。你或许羡慕它：我们，门儿都没有。你或许排斥它：太乱。

　　可是我想告诉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义，在那小窗格以外，无形地溶在生活点滴里。

　　是民主，使台湾变了。政府机构、军事单位从长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历史重要，因此历史街区得到保存;族群意识高涨，弱势的权力——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参与政府决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愿主导。如果说，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为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很费时间。可是，你要一个肯花时间来听你说话的政府呢，还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你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

　　被“绑架”的感觉

　　我无意说，台湾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满缺陷，因为它先天不足。

　　国民党当权时，我曾经觉得自己是“被绑架的人民”。蒋介石的独裁使我在西方留学时，觉得抬不起头来。他没有我的背书，却对全世界代表了我。

　　当时并没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后，我仍然是个“被绑架的人民”。四年来，陈水扁以巩固政权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以对抗中国的操弄来巩固政权，以族群对立的情绪来凝聚选票，件件都违背我这个公民对民主原则的认知，但是他，对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绑架”的感觉，不好受。

　　可是，让我们把事情理清楚：陈水扁的确是操弄了“中国妖魔牌”而赢得权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么验票，比四年前多出150万人投票给他。在指责他玩弄民粹的同时，我们可能不该忘记了根本的问题所在：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这种痛苦越深，陈水扁的操弄空间越大。政绩可以一塌糊涂，诚信可以疑云重重，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原地踏步，但是因为有中共极权的威胁在，人民觉得就必须团结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敌忾。对政绩、诚信、政策的质疑，对民主程序正义的坚持，都可以被当作“卖国”标售，因为中共的威胁，实实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陈水扁成功“绑架”的，是中国集权政体对台湾民主的威胁。

　　戴着防毒面具跳舞

　　台湾的民主，就在这样变形扭曲的结构里想要长得正长得直，像戴着防毒面具跳舞，像穿着防弹衣游泳，像绑着脚链赛跑;而你说，17年太长?台湾民主是个“国际笑话”?

　　我说，17年太短;我说，台湾的民主不是“国际笑话”，打击它的极权统治才是。我说，台湾人很了不起。

　　2004年的大选，是民主退步吗?或许，因为多年来不曾被怀疑的选举机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点，被严重怀疑。但是谁说民主的进程是一条直线呢?它其实更像曲折的之字，进一步退两步，退一步进两步。进退转折之间，走势向前，就是进步。2004年的台湾，我们看见国亲两党的挫败。但是在野党，如果没有热情理想、没有革新冲劲，因而消灭，难道不是民主的进步?执政党，以最不光彩的姿态在抗议声中上台，因而被迫谦虚怀柔，难道不也是一种获得?

　　这些日子，台湾人心情确实沉重。在强人的阴影下生活过，他们太清楚自由多么脆弱。现在新强人陈水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历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胁，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过了，接下来的考验严酷无比：悲情可以夺权，如何执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愈合?与中国的关系，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对话?面对半国人民的敌视，何以治国?

　　民主，其实就是维持清醒，不间歇地与强权的角力。

　　台湾人今后最大的挑战是：国民党作为反对党一败涂地，反对的势力如何重整?知识分子又怎么找到位置，重建反对力量?理性、宽容、有知识有定见的公民，如何从草根培养?

　　台湾人不需要华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励，更需要理解。在40年的军事戒严下生活，在500枚飞弹的瞄准下思想，面对新的强人上台，还要回头去研究德国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台湾人在民主的进程上从无到有，从有到深沉，没有勇气，没有毅力，是做不到的。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