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精英私立中学怎么让学生获得“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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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精英私立中学怎么让学生获得“特权”？

西莫斯·可汗

【编者按】西莫斯·可汗是美国巴基斯坦裔第二代，靠着父亲的打拼，这个移民家庭很快进入了中上阶层，可汗也得以有机会进入美国著名的寄宿制学校圣保罗中学。多年以后，可汗已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当他时隔几十年回到母校的时候发现，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跟他那个年代完全不同，“新精英不是一群靠家族财富和信托基金混日子的高富帅和白富美。新精英们明白，光靠继承是无法占据社会阶级的顶端的，且他们的生活不需要排斥其他人。”新精英坚信需要勤奋努力，而持续占据有利地位更需要不懈的努力。

根据自己在母校的民族志研究，可汗写了这部《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作者通过考察圣保罗中学的日常，研究精英意识和行为是如何一步步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本书中文版刚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选摘自该书部分章节。

圣保罗中学宿舍

不会有绝对平等的社会。

关于不平等的问题不是“不平等存在吗？”而是“有多少不平等存在，特点是什么？”如果看上去是“公平的”，不平等更能令人容忍下去。系统化的、持久的不平等——优势和弱势代代相传的地方——触犯我们当代人的敏感神经。如果贫穷的永远贫穷，有钱的聚财不散，大家肯定不乐意。像种族这类先天特征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机遇，这个说法也相当令人反感。不平等的程度也是一个有点争议性的话题。如果穷人的收入足以维生，而富人通过革新创造财富的机会更多，我们中的有些人则不介意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其他人觉得愈来愈大的差距引发着社会问题。证据显示，不平等对社会而言，弊大于利。

最近几年很多人搞不明白，为什么一边是不同的社会机构对他们过去排挤在外的人群开放起来，一边是不平等的问题仍在加剧。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化不平等的世界里，就是说我们的国家一方面信奉开放的民主原则，但另一方面不平等程度也与日俱增。我们倾向于把开放和平等理解成齐头并进，但如果回顾过去五十年的经验，就发现事与愿违。这点在精英大学里最显著，学生群体在种族多样性方面愈加进步，同时也变得更富有。

在1951年，黑人在精英大学中大约占0.8%，今时今日的常春藤盟校里大约8%的学生是黑人；哥伦比亚大学2014届学生里大约有13%的黑人——与美国整体人口中的黑人比例持平。类似的变化也体现在别的种族身上，而且如今女性也多于男性，造成了大学录取中倾向女性的性别落差。毋庸置疑，我们的精英教育机构对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士越来越开放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变革，与革命无异。这种变革不仅仅发生在学校里，也发生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

与此同时，整体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剧烈上升。当我们想到不平等时，又会联想到贫穷。而当社科学者们研究不平等时，往往着力于不利因素。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理解穷人的境地应可帮我们缓和一些贫穷的痛楚。但如果我们想理解近年日益严重的发生在美国的不平等，我们得更多地了解富人，以及那些对他们的产出和维护意义重大的院校。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家庭收入的变化，这点就变得很明朗。从1967年到2008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大约是25%，数目可观却没什么可称道的。当我们沿着收入阶梯拾级而上，却能看到一些很夸张的东西。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5%收入增加了68%，越往上走，增加的百分比越大。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的收入增加了323%，而最富有的0.1%收入居然增加了令人咋舌的492%。为什么不平等程度在过去四十年中上升了？这大多要归咎于富人收入的爆炸性增长。

开放性与不平等程度双重增长，与我们关于社会历程的直觉背道而驰。为什么有些我们最精英和最尊敬的院校——为最大经济成就提供了康庄大道的那些——变得对之前排除在外的人群越来越开放，但美国整体不平等程度却加剧了？为什么我们更开放的民主理想转变成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过得越来越滋润，而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处于停滞状态？

如果我们留意阶级这件事，能获得一部分解释。我强调的“开放”是种族上的。但如果我们在里面掺入阶级因素，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私立精英院校接二连三发布新闻稿昭告天下，如何努力让大学成为普通美国人负担得起的项目，而学校的现实是，这是一个被富人统治的地方。

我的同事安德鲁·德尔班科提到，90%的哈佛学生来自的家庭，收入高于55,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中位数，而且哈佛的招生办主任定义……哈佛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介于 110,000美元和200,000美元之间的……如今的学生平均要比他们的前人来得富有。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一份关于十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的取样里，收入在全国水平位居下游的学生家庭占全体学生的百分比大致保持稳定——大约10%。与此同时，收入水平位居上游的百分比扶摇直上，从三分之一多一点到整整一半……如果这个取样扩展到前150位的大学，位居下游的只占全部学生的3%。

哈佛的“中等收入”是我们国家最富有的那5%。单这条就透露了大量关于精英教育院校的信息。一方面他们看上去对我们更开放，很大程度上因为开放意味着多样性，而多样性指的是种族。但另一方面阶级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

虽然穷学生们经历着一系列的劣势——从低质量学校到没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到在遭遇困难时缺乏支持——大学对这类挣扎往往视而不见，对穷学生和富学生一视同仁。这与有亲人是校友的学生、运动员、少数族裔学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三类人被大学给予特别关照，以增加他们被录取的机会，但贫穷的学生负担不起这样的奢侈。他们可能持有疑议，但大学真的对此“盲目”到极点。他们在面对贫穷带来的劣势的态度上存在矛盾。结果是高校招生中蕴含显而易见的阶级偏见。大学教授们，看看我们的教室就能获知这个悲哀的真相。简而言之，好多富娃娃上了大学，却没什么穷娃娃。

当我在讨论不平等时，我坚持回到教育问题，尤其是精英教育问题。这不是巧合。能预测你收入的最准变量就是你的受教育程度；去一所精英教育机构能进一步拔高你的工资。教育与财富息息相关。如果申请大学的竞争之激烈标示着什么，很明显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逻辑耳熟能详。考虑到财富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过去五十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也考虑到成为一个精英的核心是精英教育，我们需要更加了解精英学校是如何培养出那些驱动不平等的人的。

“英才教育”的核心是社会工程的一种形式，目标是辨识出社会里的天赋秉异者，让这些个体得以有合适的施展才华的机会。在SAT里的例子里，意味着评估特定的数理、阅读、写作和词汇能力，以此作为学术能力的标志。向英才教育的转移，旨在对曾经被重视的属性去集体化处理，并对新的“先天”属性个人化处理。这套新系统超越了社会装点性的外在标准，奖赏人们继承的个人天赋，而不是看学生们是否表现出某个良好的继承来的特质以录取他们。

当英才教育思想开始进入大学录取工作，哈佛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威尔伯·本德表达了焦虑：“真的存在什么好的方法来辨认和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善良、人性、个性、同情心、热情、责任感、活力、创造性、独立性、异性恋等等这些特质吗？我们到底要不要管这些？”杰罗姆·卡拉贝尔表示，许多特点被用来替代精英身份。

我们好像可以用“优秀”这个词为个体卸下社会纽带和身份的陈旧包袱，替之以个人性格特点——勤奋、守纪、具天分和其他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来衡量的人力资本。采用这种方法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削弱了裙带关系，鼓励学校对社会中曾被排除在外的具有天赋的人开放。这也是在质疑如平权法案，这样，考虑了个人表现以外因素来甄选技术机器的政策。这也能用来为富人们持续增长的收入（正因他们拥有如此价值连城、无可替代的能力）证言。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种衡量方式模糊了一件事：产出不单纯取决于个人素质。我认为，英才教育中关于勤奋和成就的理念将社会构成的差异自然化，将产出取决于是谁在做而不取决于在什么条件下做区分开来。通过观察英才教育的崛起，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新精英群体以及我们当代所经历的不平等的某些运作方式。

圣保罗中学图书馆

在探索圣保罗（中学）的时候，我会展示这所学校是如何制造学生们“优秀”素质的。我们来瞧瞧，这些特点是如何在少数人有条件接触的精英模式中发展。貌似自然的，其实都是人为的，但这个权利被严格限制着。回到我在圣保罗最初的日子，还是可以看见这些紧张关系。学校很努力地去招募少数族裔群体中具有天赋的那些人；与过去相比，校园里有更多这样的人。这些学生作为多样性的代表，也不只是装点门面。在美国追求自由平等这个伟大项目的宏观背景下，圣保罗也想要重视自己的精英角色。但跟所有远大的理想一样，这个项目颇具挑战。

我们要问，为什么。不是精英院校没有努力，也不是因为处在弱势的群体对流动不渴望。

在开始构想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对自己会有什么发现还是挺有把握的。我以为自己会回到在圣保罗开学第一天的那个世界。我会置身于一个充满着家境殷实、特权在握的学生的校园，看到几个家境贫苦的非裔或拉丁裔的孩子被隔离在他们自己的宿舍里。我会记录下已经来到学校、并注定会成为下一代精英的学生们具备的社会、文化优势。我会看见优势是如何被保护和维持的。但是，如今的圣保罗与我十年前从那儿毕业的那所学校已经大不同了。

在圣保罗中学的民族志研究震惊了我。我没有发现因高高在上的地位而生的自以为是，取而代之的是对拥有特权的心安理得和淡定。这本书讲的是关于新精英们的故事——根据我再次回到圣保罗而想到的群体——了解这些精英也能够让我们对英才教育体制下的不平等有新的理解。

一所寄宿学校是如何保证它的门生都能走上康庄大道的呢？学生们是不是拥有、培养或学会了什么，使得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占优势？几十年前，这些问题可能很好回答。那时的学生们来自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家庭。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贵族阶级借助像圣保罗这样的学校稳固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领头羊的地位，并把这个权利传到下一代人身上。圣保罗将与生俱来的权利转化成文凭、关系和文化，所有这些都保证他们的毕业生在未来获得成功。

今时今日，精英的统治地位变得不再直截了当。我面前的男孩女孩来自世界各地。圣保罗甚至可以被错认为是一所公立高中。很少有地方负担得起或能分享这种蓄意造就的多样性。坐在一个从纽约布朗克斯区来的——要是四十年前绝对不会被录取——贫苦拉丁裔男孩身边的，是一个来自世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女孩，她表现出令人害怕的镇静。

接下来我会描绘这个被我称之为“新精英”的群体——一群得天独厚的年轻人，跟我们通常在脑海中幻想的富家子弟的形象不太吻合。他们不都生于富贵之家，不全是白人，他们的家人未必四百年前就抵达了这片土地，也不都来自美国东北。他们的文化不怎么学院派；不避讳饶舌音乐，相反以 “更纯的” 各种文化知识丰富自己。

谁是当代美国精英？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关于这个世界、别人的处境和人际交流，他们在学些什么？他们如何适应过去五十年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他们如何应对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章节里都跟财富无关的那些人对开放性的需求呢？

我认为，新精英不是一群靠家族财富和信托基金混日子的高富帅和白富美。新精英们明白，光靠继承是无法占据社会阶级的顶端的，且他们的生活不需要排斥其他人。可是，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他们像是21世纪的美国：坚信要在圣保罗这样的地方待下去需要勤奋努力，而持续占据有利地位更需要不懈的努力。像美国的移民和中产者，他们相信种瓜得瓜，向上流动在美国是永远可能的。看着周围各种肤色的同龄人，他们能凭经验相信自己是对的，即使有时所谓经验不过是轶事罢了。

我发现，圣保罗正赋予学生越来越多的特权，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资质。鉴于过去的精英依靠的都是资质——围绕“正确的”血统、关系和文化建构他们的世界——新精英创造的是特权：一种为他们提供优势的自我认知和交往模式。老派资格的精英们，靠着在给他们提供优势的资源周围建筑护城河和城墙来组成一个阶级。

新精英们认为自己更加个性化，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通过努力得来的。他们淡化了对高尚的情趣和“你认识谁”的重视程度，取而代之关心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这条成为精英的道路很特别，奇妙地结合了当代文化习俗和古典美国价值观。

新精英们故事的走向是基于一种在美国根深蒂固的信仰，那就是优秀和努力终将为你带来回报。这种信仰驾驭了21世纪的国际视野，从任何事物身上吸取和提炼价值、对当下发生的事了如指掌。像圣保罗和常春藤这样的院校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排外的游艇俱乐部，而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多样性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尽管是包含细致具体的社会规则的微观世界。这本书会带领我们进入圣保罗的世界，并引出学生在那里学习的关于特权的三堂课。

圣保罗中学校舍

第一堂课：阶级是非自然的，它们像梯子，而不是天花板

学生在解释他们拥有的财富时，学会强调艰苦奋斗和天生我才的重要性。对一个开放社会的承诺强化了这个框架——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这些特质才能解释一个人的成功。然而，学生们也懂得开放的社会并不意味着平等——差很多。社会等级的存在自然而持久。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有赢家就有输家。但不同于往昔的是，以前的地位是通过继承得到的，现在要靠自己获取。阶级不是限制人的障碍，而是允许流动性的梯子。学会向上爬，必须要跟你上面的（和你下面的）人群互动：一边创造亲密关系，一边又不能表现得大家是平等的。这是一个技术活，又要假装阶级不存在，又要随时随地尊重它的存在。如果阶级太牢固或太明显，是很危险和不正当的——社会封闭且勤奋和天赋无关紧要。因此学生学会在互相交往时使用一种特殊方式并保持某种敏感度，使阶级的存在助他们一臂之力，而不是对他们产生限制——简单说，建立相对的公平。

第二堂课：经历很重要

学生可以通过经历获得教训。很多圣保罗的学生拥有已经特权在握的背景，如果说他们更轻而易举地学会这一切，也并非不可思议。不过适应这所学校里的生活对每个人都有点儿难。如果学生表现得好像胜券在握，就会因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被排斥。在认识自己在学校的位置的过程中，学生靠的不是他们的家族背景而是经历。旧精英——你是谁——的那套逻辑变成了新精英的——你做过什么。特权不是什么你与生俱来的东西；特权是需要你学会去发展和培养的。

第三堂课：特权意味着淡定

学生们培养的是对自己行为举止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的核心是将特权视若平常的锻炼：对付任何社交场合都能游刃有余。在课堂内他们既可以思考《贝奥武夫》也可以探讨《大白鲨》。在课堂外他们听古典音乐也听嘻哈。他们在自身品位中展现出一种激进平等主义，而不是仅仅传递我们认为是“精英知识”的东西——史诗、纯艺术、纯音乐、对古典文献的研习——来彰显自己的不同。特权不是在知识周围划定界限或把这些知识当作资源来利用。学生们的口味很杂，表现出博采众长的架势。讽刺的是，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开放社会中，排外性是失败者的标志。从这个角度看，不能靠精英们的行为来解释不平等，而是要看处于弱势的人们表现的特点。他们受限（排外）的知识、品位和脾性，意味着他们没有跟上这个开放新世界的脚步。

精英们的淡定也是交际资源的具体形式。在貌似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从吃饭到跳舞到约会，无处不见特权在学生身上镌刻的印记和学生们通过日常交往来展示特权的各种方式。被具体表现出来后，特权不再被看作是因为机会不均所造成的，而是来自于某一些技术、天赋、能力——“你是谁”。圣保罗的学生好像自然而然就拥有了成功所需要的一切。这种对社会产生的差异的自然化，掩盖了持久的不平等的存在。

圣保罗的学生毫无疑问特权在手。他们在积累惊人的优势，这些学生和其他美国青少年——甚至是同在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仅几英里之外的那些——在生活上的差距大得惊人。精英们对美国梦的追随，无论是否出于善意，都是在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精英们拥护着一个开放社会，也表现着特权，掩盖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挥之不去的社会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