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对话》：我们的语言能从暴力中解放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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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对话》：我们的语言能从暴力中解放出来吗？

2016年04月11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徐贲

《明亮的对话》

作者：徐贲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4年1月

资料图

如果你读过乔治·奥维尔的《1984》，一定对那个乌托邦社会所发明出的人工语言“新语（Newspeak）”印象极深，也一定惊叹于语言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作为一种“思想制度”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的。

“新语”是那个极权国家“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基于英语，但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取代或取消，只剩下二元对立的表述。例如“坏（bad）”被“不好（ungood）”所取代，人们无法表达“老大哥是坏的（Big Brother is bad）”，只能说“老大哥是不好的（Big Brother is ungood）”。结果这种方式削弱人用不同方式及语句表达意见的能力。

回归到中国的公共表达空间，今天，在官方媒体、网络媒体、微博、微信共同构筑出的公共话语环境中，自下而上、匿名的环境看似让表达比往昔更自由了。然而，我们的语言从暴力中解放出来了吗？当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堂而皇之地把“女权主义政治立场”称作“女权婊”之时，我们不仅为公共表达的理性而哀叹——谩骂、攻击、标签、污名仍然司空见惯，我们的母语何时才能洗去上面陈年累积的污垢，还公共表达空间以平等和尊重？

公共说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说理的特点是什么？公共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公共说理才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公共说理……作者徐贲认为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是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序的现状，他以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20年精华为基础，用十八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非理性话语

公共表达空间的痼疾

徐贲在谈论公共说理的著作《明亮的对话》中陈述了他对今天中国公共表达空间的忧虑：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话语必须区分为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然而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却十分模糊。私域话语是“我与我”的关系，而公域话语是“我与你”的关系。“我与我”的关系范围是由亲近者组成的小群体，如家庭、帮会、教会、政党，成员间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维系力量和一些与平等无关的结合原则，经常是不需要说理的。然而转移到公共群体成员之间的陌生人与陌生人范围，就是“我与你”的关系，理性话语必须在场，任何主张都需要充分且合理的理由。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而使用非理性话语就是一种对社会理性、真实秩序有严重破坏作用的行为。徐贲更在这本著作中指出了当前社会中，很值得警惕的一种非理性话语——“群盲社会”中的“哄客话语”，而这种话语所营造出的舆论环境却是异曲同工的。

哄客话语

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哄客话语在今日的公共表达空间盛行多时。它表现为，主观情绪色彩浓烈，一切可能与其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其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徐贲引用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的论述，“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

因网络营造出的虚拟空间和虚拟身份，哄客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他们藏匿在虚拟身份中放肆宣泄个人焦虑，却无需为此承担角色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同时也为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了摇篮。哄客们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这种自我隐藏和变形折射着“新集权政体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与之共生的暴力倾向。

网络上非理性的群众极具排他性、压制性和暴力倾向。哄客话语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愤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表现得十分专横。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他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比如民族主义，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

然而，这种群众自下而上的狂热和扭曲的自由，恰恰支持了统治惯用的驭民逻辑和合法性：为了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行任何对个人的排斥、钳制、压迫、残害。而这样的群众语言和宣传话语同样拥有一种罐头思维：“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口号），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说理可能

民主社会作为话语共同体

人的理性，也就是人与他人说话、交流的能力，是人的社会性的最根本的体现。人的言语行为关联着他人，是一种社会行为。民主社会不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利益。但是，民主社会却可以成为一个话语的共同体，因为利益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都可以通过说理而不是暴力，去妥协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对于民主来说，说理不仅是一种话语伦理，而且更是一种自然正当的社会之善。

我们必须通过学校的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和社会启蒙来提高公民的理性分析和思考的水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公共说理的规范。

新京报记者/伍勤

（根据徐贲《明亮的对话》整合）

【“公共说理”小词典】

●批判能力扫盲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两种启蒙（扫盲）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与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

●图尔敏论证模式

图尔敏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部分。可用以避免自身，或发现他人在说理过程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出现问题或谬误。

●塔西佗陷阱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对于任何一种权威来说，丧失信誉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不再相信一种权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

●戈德温法则

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在1990年时提出，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这个法则先是用于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

徐贲目光所及：在犬儒世界立人

2016年04月10日
来源：新京报

徐贲

曾梵志作品。

我读徐贲先生的书，已经逾十年之久。他的第一本汉语著作，应是《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出世之日，我还在皖北小城读初中，当时风靡的“后学”于我，恍如天方夜谭，自然无缘识荆。我与他的书结缘，得等到2005年，那本《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单看书名，近乎宣言书，这正是那个年代的风潮和特色，彼时知识分子研究可谓一门显学，名目包含“知识分子”的图书如过江之鲫；时易世变，现在再以“知识分子”为题，只怕乏人问津。这本书，与其说让我见识了徐贲的思想，不如说令我感念于他的情怀。

就我所见，从2005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徐贲在中国大陆共出书十三本。2016年初，三辉图书推出了徐贲作品集，几乎将此前出版的重要著作一网打尽。这无疑是读者的福音。于我而言，还有一重惊喜，即期盼已久的《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终于引进，我以为，此书在徐贲写作与思想版图之上，正居于核心地位，它的出版，犹如画龙点睛。这也给了我一个契机，来谈谈这些年来阅读徐贲的体验和感悟。

□羽戈

直刺时代幽暗

从学者转向知识分子

把徐贲出版的所有书籍置于一排，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以2010年为界。此前他的著作，倾向于学术，从《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到《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看看书名，翻翻目录，即可判知究竟。这里的学术，不仅指文章的体例，更指思想的本位：他虽然对现实发言，依旧以学者自居。此后他的著作，诸如《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等，包括貌似学术专著的《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所收录的文章之主体，用徐贲的定性，叫“公共随笔”，按我们惯常的说法，就是时评。写作这些书的徐贲，更接近公共知识分子。

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而有之。学者同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物不胜枚举。我在这里强做区分，则为勾勒徐贲的转向：不难发现，十年以来，他的公共关怀越来越浓烈，面向现实的发言越来越密集，语言与文风越来越直白，批判的锋芒越来越犀利。尽管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向，其思想之本质并无明显变易，然而转向的出现，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像徐贲这样的转向，不止他一人。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知识人纷纷从喧嚣的广场退回冷寂的书斋，那么新世纪之后，潮流恰好相反。不必说研究政法、经济、社会、历史的人文学者，就连研究数学、医学、科学的理工学者，都无法压抑、掩饰对现实的关切，从学院破壁而出，走向公共媒介，走向街头和田野。这背后有时代的刺激。时代的剧烈转型，不仅导致学术的价值被重估，还导致知识人的天职被重塑，此即《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一书所探求的主题。

如今重读此书，我不由想起了博尔赫斯。1969年，70岁的博尔赫斯为其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作序，他写道：“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一样，《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包容了此后十年徐贲所写作的几乎所有话题：“知识分子与公民政治”一辑引出了《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明亮的对话》、《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假面大众社会和犬儒主义”引出了《在傻子和英雄之间》、《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文化批评的记忆与遗忘”引出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明确了这一点，便可理解他的转向，用流行语来讲，改变的只是他与世界的相处方式，不变的则是他与世界的根本关系。这十年来，他的思想一以贯之，像一道锐利而坚忍的光线，直刺时代的幽暗。

塑造公民理性

尽一个知识人的职责

《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序中，徐贲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做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这里有两个说法值得注意，一是“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二是“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明亮的对话》一书，既是对“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批判，也是为中国公民与立志于成为公民的人士提供的“特殊的知识”。

中国人喜欢讲理，却不会讲理。我们的政治生活为宣传和立场所盘踞，日常生活则为诡辩和意气所主宰，这二者的共同点，不仅在于缺乏一种清明的理性，更在于缺乏追求清明理性的可行路径。不必说权力者和民众，单论知识分子，纵观二十世纪，能有几人堪称说理者呢？前半期的名家文章，梁启超擅长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陈独秀杀气腾腾，鲁迅有刀笔之风，揣测动机、人身攻击等都是其惯用伎俩，这些手段则是说理的大忌，大抵唯有一个胡适，在坚守说理的底线。至于后半期，更无足观。有人推崇顾准，然而顾准虽是思想的先驱，所使用的语言却布满意识形态的残酷烙印，不合说理标准（当然这是时代局限，不该苛责）。直到世纪之交，才涌现了王小波、刀尔登、徐贲这一路说理者，在强权与犬儒交织而成的荆棘丛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相比同侪，徐贲的特色在于，他不仅说理，还教人怎样说理，《明亮的对话》正是一本说理教材。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及徐贲所引用的安德烈·纪德之言：“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就此而言，说理的价值不止在说出的道理，还在说理的过程，对说理者的训练与磨砺：如何言必有据，如何讲求逻辑，如何尊重对方，如何容忍异己的意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说理的价值规范，即在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涵养。徐贲一直强调，说理是公民的必备素质，说理是公民在说理。我曾总结，说理之于个体，可以塑造一种公民理性，之于社会，可以塑造一种公共理性。这句话，便是阅读徐贲的感受。

基于说理与公民的亲密关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适合与《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共读。我无意厚此薄彼，却必须指出，这本说理教材也好，徐贲的其他书也罢，其归宿与根基，恰是《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正如徐贲思想的要义，恰在“公民”二字，而且这两个字前，可以加上“中国”的前缀。徐贲虽飘零异国，依然心系故土，他并未疏离于祖国的苦难，反而深知当下中国最急需什么，所以这些年来，他始终恪守公民本位，坚持公民言说，普及公民观念，推行公民教育，以此来尽一个知识人的职责与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我常常向人推荐徐贲的著作，尤其是《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和《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这两本。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徐贲的思想？我思量半晌，答道：在无赖的世界说理，在犬儒的国度立人。所立之人，就是公民。

“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做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