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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陆俭明:语言文字无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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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 13:41: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沈阳、陆俭明:语言文字无小事

陆俭明  沈阳

安徽淮北举办“规范汉字书写大赛”,400名中小学生共同挥毫,感受汉字之美、书法之美。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大家谈·语言文字规范那些事儿】
编者按
  语言即生活。我们每天都说话、写字,但你是否深思过那些你脱口而出的一词一字与世界万象、时代风貌的连接。
  根据社会语言生活发展和语言文字建设的需要,《语言文字》版特推出“大家谈·语言文字规范那些事儿”专栏,邀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教授和沈阳教授担任主持人。该专栏既讨论方方面面的语言文字现象,更关心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实现路径。而“大家谈”本来就有两个含义,一是请“大家”发表高见以指点迷津,二是请“大家”七嘴八舌以集思广益。
  语言文字问题往大里说,是个大问题。语言是民族和国家的标志,没有语言,就没有民族的独立,没有国家的尊严,没有社会的发展。因此,语言文字之于人类、之于民族、之于国家、之于社会,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亡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语言文字问题往小里说,有些也确实微不足道。由于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要素,是人们日常交际的工具,每个人都要说话,都要写字,因此有些语言文字使用的问题也往往习焉不察,见怪不怪。确实,跟“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的高科技比起来,跟“汉语走向世界”的大趋势比起来,生活中的一些语言文字问题确实好像无足轻重。但即使是些小问题,也不应该视而不见,更不能掉以轻心。
  “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习近平总书记常常引用的这句古语,应当成为我们看待语言文字这些“小”问题的态度。
“存在”不一定都合理
  最近有位语文老师认为有些汉语的语句得了“语言癌”,这或许言过其实。但就像癌症总有征兆一样,“早发现、早治疗”还是必须的。
  先说汉语和外语混用现象。钱钟书在《围城》里就描写过一个“张先生”的说话腔调:“可是我有hunch;看见一件东西,忽然what d’ you call灵机一动,买来准OK。他们古董掮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fool我。Oyeah,我姓张的不是sucker,休想骗我!’”近年来,社会上这样说话的情况似乎愈演愈烈,不少人都喜欢在说话和写文章时夹杂着使用外文单词。比如人们现在常说的“hold住”,就是典型的半西文半汉字构造的词语。其他如“out了(过时)、小case(小事)、pk(对决)”等,差不多成了汉语词语新写法。难怪有人写了首“中英文混搭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Forever Young,问君能有几多愁,as a boy without a girl”,也算是对汉外混用现象的调侃和讽刺。
  再如“新词新义”问题。语言中出现新词语和新词义,本来一点也不奇怪,但有些词语却是为了“立异”故意“标新”。很多中小学老师“控诉”说搞不懂学生写的和说的是什么词语,如:“我”叫“偶”,“喜欢”叫“稀饭”,“同学”叫“童鞋”,还有“吐槽、神马、悲剧、妹纸、肿么”等。虚词中最典型的是类似“非常、很”意义的“巨、N、狂、粉、暴、真心、各种”等程度副词。更有甚者用字母、数字、标点等来代替汉语的词语,比如“CU(再见)、orz(晕倒)、@(给予)、7456(气死我了)、:)(高兴)、—}(亲吻)、(+_+)(狂晕)”。如果这些都算是“汉语”,那汉语的词语可真是无奇不有了。
  又如乱造词语问题。有的是“重复造词”,即为原有的特定词语又造个新词,比如原来说“照片”,现在变成“写真”;还有“恐龙、青蛙、大虾、菜鸟、粉丝、发烧、骨灰”等也都有了新意思。有的是“简缩造词”,比如“麻小(麻辣小龙虾)、个唱(个人演唱会)、酒驾(酒后驾车)”等。还有广告中常见的“改变搭配”,如“随心所浴(热水器)、百衣百顺(电熨斗)、骑乐无穷(自行车)、默默无蚊(灭蚊器)、咳不容缓(止咳药)、无胃不至(胃药)”等,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所谓“特殊文体”。这几年出现了“咆哮体”“淘宝体”“凡客体”“羊羔体”“红楼体”“高铁体”“舌尖体”“甄嬛体”等几十种所谓“文体”。比如“咆哮体”的特征就是“有木有?”和一连串的叹号和问号;“淘宝体”的特征就是“亲,……哦!”;“凡客体”就是排比句的“爱……!”。这些特殊语句甚至还进入了公共场合和正式文本中。招聘通告中就有“亲,你大学毕业有木有?你驾驶执照有木有?”。交警队宣传海报:“爱飙车、爱兜风、也爱逃避处罚。爱超速,不爱戴头盔,我是交通违法者,我拿着通往天堂的签证。”高速路上的大标语:“亲!你酒后驾驶了有木有,你疲劳驾驶有木有?伤不起!”可见这些“特殊语句”颇有市场。
  我们承认“人走得多了就成了路”。上面这些现象能大行其道,必然有其产生、存在和应用的理由,而且求新求变是语言发展和应用的必然趋势。事实上,有些新词语和新用法也并非都面目可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每年发布的“十大新词语”中,很多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比如反腐新词“能人腐败、小官巨贪、一家两制”等,再如“很阳光、服务人民、被自杀、黑他”等过去认为是病句的语法格式越来越成为正常用法。但毕竟前面举的一些例子就像人体中的癌细胞,虽然不一定都“致命”,还是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是或不是,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
  据说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有十几种译法,其实最基本的翻译就是“是或不是,何去何从”,所以也可以套用这句话来看一些语言文字现象。
  关于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是两难问题。“推广普通话”是一项写入法律的国策,而且普通话形成和发展也是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更不用说推广普通话对于促进人员交流、推动经济发展、发展文化教育都有好处。然而,近年学界和民间一直有人大声疾呼,要保护方言。确实,语言跟生物一样,一旦灭亡就不能再生。“乡音难改”不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乡土情怀,是一种地域文化,更是一笔精神财富。我们认为,因为汉语有统一的文字,这也就使说汉语的人在心理上都很自然地认同所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在这样的基础上,鼓励人们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也珍爱自己的方言,这应该可以并行不悖。
  又如要不要学习汉字的繁体字,也颇有争议。这几年有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增设繁体字教育”或“写简识繁”的提案议案。理由不外是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便于学习古代文献,能欣赏汉字构造和书写艺术等。在中国大陆要不要继续实行简化字,这几乎不用讨论,因为这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可逆转的改革成果。上述争论有学术和实用的考虑,也涉及文化和民族的因素,确实需要慎重对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大陆民众“写简”之外也“识点繁”,台港澳地区的民众“用繁”之外也“识点简”,这对民众生活,对文化交流,对两岸和平,应该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再如要不要使用外文字母词,更是引起广泛热议。政府部门曾要求禁用英文缩写词,中央电视台将“NBA”改称“美职篮”,“GDP”改称“国内生产总值”。但也有学者支持适当使用字母词,例证是字母词进入汉语由来已久,最早1903年《新尔雅》收录“X光”,1965年《辞海》收49个字母字词。而且像“A型血、H股、DNA、PM2.5、H5N7病毒”等,不用外文字母词还确实不行。由于字母词很多人愿意用和喜欢说,在一些正式文件和新闻报道中也难以完全避免,就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事,而需要综合考虑文字的规范要求和社会的使用情况。一方面要进行必要宣传或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至少正式媒体上应尽量不用;另一方面对非用不可的外文字词也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并逐步选择恰当的汉语字词来取代。
  还有就是“詈语的非詈化”现象。现在不少人把一些脏字眼挂在嘴边,如自称“屌丝”,标榜“逼格”,再如“碉堡了、傻逼、你妹”之类,居然都说者大言不惭,听者也无动于衷。最近政府部门规定在媒体和公众场合应禁用这些词语。我们认为,或许更需要从社会方言的角度研究一下为什么会“脏字变不脏”。虽然这些脏字眼儿,变得不那么明显或换了写法,不过就像“细微颗粒物”这种看不见的污染也是污染,“干净”的脏话也还是“脏话”。如果能“揭露”这些污言秽语的本来面目,那么不管怎么“非詈化”,这些脏字脏词是不应该有也不会有容身之地的,毕竟谁也不愿意“出口成‘脏’”。
  (作者:沈阳、陆俭明,分别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讲座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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