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视野扩展与质量提升

管季超0712 · 发表于 2020-7-27 09:47:41

中国现代化的视野扩展与质量提升

刘少杰

原文刊发于《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4期。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化快速进展的背景下，社会生活的活跃程度和行动效率空前增长，变化速度和联系广度也空前提高，而且社会分化程度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也呈现了新的状态，这些都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尖锐挑战。面对复杂的社会变迁和艰巨的社会治理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这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战略扩展和现代化的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演化

无论中外，现代化皆具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意涵，并且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现代化还被赋予了不同的重点任务，形成了具有多种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与现代化观念。在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人们对现代化实践的理解认识，一直处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展变化之中。

20世纪60年代，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已经形成高潮的80、90年代，在政府文件、学者论文和百姓言谈中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农业、科技与国防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物质生产能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以便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发展状态。虽然科技现代化不能简单等同于工业和农业现代化，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科技现代化主要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其实质是面向物质生产或物质财富的发展追求，而国防现代化也主要是指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简言之，中国在20世纪后期追求的四个现代化，其主要目标是提高物质生产能力或创造更多物质财富。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政府文件和学者论文中的现代化概念逐渐出现了一些日渐明显的变化，一些非物质因素，如思想观念、价值信念、道德风尚和社会秩序等，在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代化建设的视野得到了持续扩展。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布，社会和谐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单纯以经济效益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观念开始转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现代化的新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对这个新任务的总体目标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把社会治理向国家治理提升的战略部署，并且还是推进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理想追求。从现代化事业的现实需要上看，不仅过去几十年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在国家制度体系的导引和规定下展开的，而且在未来的现代化发展中，同样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的导引和治理能力的作用。

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上看，一方面，广义的社会治理包含了国家治理，因为国家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国家是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不能离开国家谈社会治理；另一方面，狭义的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是相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在国家体制之外的。近几年讨论和实践的社会治理即是在这种狭义上，围绕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展开的。

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追求上看，中央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方面做了规划。像在其他方面讨论现代化问题一样，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一定的理想目标或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展开的实践过程，它既是源于对已经开展的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总结，又是对现代化未来进程和达到目标的一种设计，超越了过去，指引了未来。

二、现代化视野的战略扩展

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现代化要依靠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后期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瞄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和关键任务，其意义和功绩不可低估。然而，虽然现代化事业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不同领域的现代化事业是不可能在某个时期齐头并进的。这不仅是因为在特定历史时期诸多社会发展问题有轻重缓急之分，而且还在于我们对各种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程度，亦可称之为现代化的战略视野，伴随历史进程而不断扩展。

20世纪后期，摆在中国人面前最严重的问题是贫穷落后，是物质生产能力低下和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只有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才能奠定现代化的基础和激发现代化的活力。因此，20世纪后期举国推进的四个现代化，是在认清了社会主要矛盾、抓住了社会根本问题的战略视野中展开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提高，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即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仅不同地区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同一地区也存在城镇乡村、社会阶层、行业职业等方面的多种不平衡。并且，物质生活的不平衡也影响了人们的价值理想、生活信念和发展预期，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的不平衡。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影响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不平衡问题，已经不是单纯依靠发展物质生产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准能解决的，更不是仅仅是经济增长和市场发育的视野所能覆盖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本身的客观因素，如地理位置、环境资源、人力资源、市场发育、地方文化等，也有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观因素，如人口流动、市场行为、企业经营、政府行政和思想观念等。论及现代化建设的行为主体，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社会成员、市场参与者和企业组织，而较少从国家角度来讨论现代化的行为主体。事实上，国家在现代化进程推进和现代化事业建设上，具有比其他行为主体更加重要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

在现代化的推进和建设中，国家是与个体、集体不同的行为主体。个体的现代化行动是通过个人的参与行为实现的，而企业等机构的集体现代化行为是通过组织行为实现的，二者都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中的具体存在。但国家不同，虽然国家的意志要通过领导集团和政府官员的行动来实现，但这些行动必须纳入到国家的制度体系中才能被认可是国家行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的本质是制度体系，国家意志、国家战略或国家行为都要通过制度体系的作用才能实现。

国家以何种制度体系规定和主导现代化的推进与建设，不仅是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也是其本身能否实现现代化、能否保证各项现代化事业顺利进展不可轻视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以其制度体系在推动物质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现代化事业出现了普遍的不平衡问题，并且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时，国家制度体系如何做出相应的改革、国家治理能力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推进现代化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极大地扩展了现代化的战略视野。在扩展后的现代化视野中，不仅已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还要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作为现代化主要推动者和治理者，也要自我推进，要优化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使现代化事业在更广阔的战略视野中实现更加顺利的发展。

三、现代化水准的质量提升

尤其重要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扩展了现代化的战略视野，而且还提出了提升现代化质量或现代化水准的战略任务。事实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事业的构成因素，也是现代化进程的支配权力。一方面，从构成因素上看，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定是一个有缺欠的、不完整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否达到现代化水准，或者说它是否真正符合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全民族现代化事业成败与否、兴衰与否的支配权力。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展的四个现代化进程来看，没有哪项现代化事业不是在国家通过其制度体系和政府机构的领导和支配下进行的。并且，涉及社会生活各种领域或各种层面的现代化事业，特别是在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下，生活差异和利益分化都会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发挥有效的治理能力，是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

国家能否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实现有效治理，首先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然而，究竟如何判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了现代化？虽然人们能举出很多是否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但最根本的判断还是应当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坚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虽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强大的反作用，但它只有在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基础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时，才是进步的，也就是在根本意义上说是现代化的。

进入21世纪后，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网络信息技术获得了日益增速的发展。这些新技术不仅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工具，而且改变了生产力并引起了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现代化水平已经大幅提高，同时也向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工业化发展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由工业社会延续而来的各种管理知识或治理技术，可以用来治理当时面临的社会矛盾，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未遭遇巨大挑战。

而到了大规模的网络信息化时代，现代化的形势和任务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暴露出很多局限或短板。应当承认的是，原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上是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甚至有些方面是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是建立在稳定性基础之上的，以追求稳定性为目标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有稳定的根基。农业社会是一个以土为本、世代相继、少有变化、稳定熟悉的社会。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增强了流动性，但因为机器生产的要求，工业社会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

网络信息社会是建立在流动性基础之上的，并且，信息作为网络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其生命活力在于不断地更新和传播，这就决定了网络信息社会是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一种新社会。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12%，网络信息化已经迅速地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种领域。在社会生活大规模的网络信息化过程中，缺场交往、传递经验、网络动员、信息权力、网络群体、脱域社区等网络社会新现象层出不穷、十分活跃。网络社会中的新现象、新活力和新矛盾，以其灵活多样的不确定性，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特别是当移动通信速度从2G到5G的不断提升，网络信息交流与传播在极速中进行，网络社会的时空压缩不断提高，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这就使得，由工业社会沿袭而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高度不确定的社会变化面前常常显得反应延迟、力不从心。在这些崭新而快速变化的新形势下，应当改革和调整那些不适时宜的治理制度体系和治理行为方式，建立适应网络信息化变迁、善于应对复杂不确定性问题、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能最大限度激发和调动社会活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进一步说，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实现立足现实的转变，即把国家治理体系建立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立足基础，从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转移到网络信息化社会上来。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清楚认识网络信息化时代社会变迁的根据、实质和趋势，才能在复杂的并且不断转换形式的大量不确定性面前做出准确的判断，形成符合实际又切实可行的战略对策。

在内容和形式上迅速变化的不确定性，是网络社会的本质特点之一。如果能够立足网络社会来看待其中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不仅能够看清其复杂多变的事实场景，而且还能认识到这些转瞬即变的不确定性也是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本质属性，是社会能量增加和活跃程度提高的一种进步。如果只是从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立场来看待网络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不仅无法理解因海量信息供应而引发的社会快速而复杂的变化，而且只能得出消极的结论，进而采取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治理措施，或行使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权力。

因此，必须明确认识当代中国在科学技术、生产实践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改革那些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模式，形成能够有效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治理能力，进而在更高水准上实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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