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学：向大历史的回归

管季超0712

传记学：向大历史的回归作者：张乃和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3日 14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60卷《牛津国民传记辞典》     ■本期主持：张乃和（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本期主题：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 主持人语    　　有不少人认为，传记学主要关注个人的生平，是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而世界史研究往往关注国家兴衰、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是对人类集体行动规律的探索，二者很难相提并论。在学科归属上，也有不少人认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与世界史研究相去甚远。然而，现代欧美国家兴起的国民集体传记，为我们重新理解个体与群体、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期的三篇文章，旨在厘清欧美传记学的变迁，说明传记学回归大历史，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在当代国际史学界，传记学是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然而，在我国史学界，传记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朵金花”的绽放以及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推动了史学学科的繁荣，不过传记学学科建设问题并未提上日程。改革开放后，学界提出历史人物学、人物传记学等学科设想，出现了一些专门刊物或专栏，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后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以及各高校史学的学科专业设置，并未体现传记学，也未见到有高校史学学科实际招录和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究其原因，人们往往把传记学视为文学或小历史，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社会本位的大历史相比，传记学似乎微不足道。 　　事实上，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曾明确把传记学归入史学，并提出了改造传统传记学的主张：“如果传记的写作能够在表现某个人物时运用审慎的思考和判断，并把该人物的大小、公私行为融为一体，那么该人物就必将能够获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更加生动的表现。”到了18世纪，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以其实现了文学艺术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平衡，而被誉为英美传记学典范。与此同时，传记学已开始自觉地向民族国家靠拢，与社会本位的大历史一道承担起重建社会与国家的历史使命。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就是集中体现。英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从1747年的《不列颠传记》到1885年的《国民传记辞典》，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摸索过程。其间也有人曾尝试编纂《世界传记辞典》，但并未成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国民集体传记成为人们获得民族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因此，英国《国民传记辞典》甫一出版发行就引起广泛关注，从1885年到1900年，先后共计出版了63卷，此后还有多卷增补、索引及再版。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英国《国民传记辞典》开始得到大规模的补充和修订。先后由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哈里森、戈德曼担任主编，于2004年正式出版了《牛津国民传记辞典》60卷，其中收录了象征民族国家精神的传说人物，如“约翰牛”“布列塔尼亚”等。这些条目不仅仅属于传记学，更属于英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范畴，是传记学回归大历史的明证。 　　在英国的影响下，欧洲大陆诸国以及美国等先后出版了国民集体传记，具体有：1835年到1857年间，瑞典先后出版国民集体传记23卷；1852年到1878年间，荷兰出版24卷；1856年到1891年间，奥地利出版35卷；1875年到1900年间，德国出版45卷；1933年到1997年间，法国出版50卷；1960年到2005年间，意大利出版65卷。此外，美国从1887年到1999年间也出版了本国的国民集体传记24卷。多数国家的国民集体传记如今均有网络版，经编委会严格审读来稿后，可及时补充更新。现代欧美各国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顺应了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潮流，成为展示全体国民形象的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还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国际史学发展潮流。它使传记学不再局限于个体自然人的生平，而是放眼更大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个人传记、群体传记与国民集体传记鼎立的局面，从而推动了传记学的发展，并成为其回归大历史的重要标志。 　　传记学融入主流史学，如今已成为国际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共识。现代美国知名的传记文学作家里昂·爱达尔在其编辑的《传记学》创刊号上明确指出，形式、风格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文学性传记是以史学的“研究性传记”为基础的，传记文学作家“不能虚构事实”。即使主张史学文学化的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怀特，在其撰写的《实用的过去》一文中也指出，传记可以是“文学的”，但不是“虚构的”。最近，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出版的《国际历史科学文献》，不再把传记学列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是直接归入历史科学主流。传记已被认为是历史作品的重要类型之一，甚至可能成为21世纪史学家们偏爱的作品类型。 　　但在中国学术界，人们对传记学的认识有所不同。文学家朱文华先生曾在他的《传记通论》中指出传记文学作品的史学性质，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意见“未能得到更多的同行专家的明确赞同”。国内首部《史学理论大辞典》把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并列为两种体裁，认为西方存在着两种传记学传统：一种传统是把传记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另一种则把它视为类似文学的艺术，由此出发把传记分为文学传记与历史传记两种体裁，而且大多数人认为传记学是文学的分支。这反映了传记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让传记学回归大历史，不仅是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传记学今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看，个体、群体和整体，是历史的三个主要层次，也是史学研究的三种主要对象。一般而言，个体史学被视为传记学，群体史学集中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史学，整体史学则主要是世界史学。其中，群体史学和整体史学早已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并已体现在史学学科专业设置上。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却很少有人关注传记学，似乎传记学与群体史学和世界史学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事实上，欧美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表明，国民集体传记早已成为以上三种史学之间融会贯通的桥梁，传记学也由此突破个体史学的局限，回归到了大历史。另外，传记学在国内的文学界往往引人注目，并被明确地包含在一些高校新开设的文学写作类研究生专业之内，这容易引起人们对传记和传记学的误解。一些人认为，传记可以凭借想象去虚构细节和事实，传记学属于文学，从而出现了传记学文学化现象。这不但有悖于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还有可能助长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撰写传记应以科学的史实为基础，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这是传记学发展的前提。 　　通过批判性地借鉴外国经验，现代中国的传记学有可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专业史学工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初步建立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该资料库由美国汉学家郝若贝初创，后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持建设。21世纪初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先后参加了该资料库建设。由于我国史学界未对传记学予以足够重视，也未能及时批判性地借鉴外国经验，使得外国人在该资料库建设上先行一步。况且，这还不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国民集体传记。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原则与史学学科建设结合起来，让传记学回归大历史，应提上我国史学学科建设的日程。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国国民集体传记，从而加强民族国家认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国民集体形象，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张乃和，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