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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还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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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8 11:59: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莫言:我还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有人担心,莫言会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如今,距离莫言获诺奖已过去整整8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也已过去整整10年。近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回公众视野,再次引发读者关注,与新书有关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累计阅读量超1.7亿。
  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他用12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世纪到当下社会,莫言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读者不禁感慨,那个“讲故事的人”又回来了。
  “说书人”故事常新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这本蕴积了近10年的新作中,他一改一贯的故事讲述方式,在小说中注入了新鲜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还引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她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靠胡编乱造、添油加醋牟利。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其中寄寓了作者的褒贬。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远去。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常新。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将眼光转向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他说:“这些人物,有的就是我的朋友,有的甚至像我的孪生兄弟一样,是彼此的知己。这些小说里的人物跟我一起慢慢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在成长、在晚熟。这七八年来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
  《晚熟的人》中的故事多是莫言近几年回乡后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在莫言眼中,以知识分子还乡为视角的小说很多,其中不乏经典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至今,他的不少作品都是采用这个视角。“但这个视角本身在发生变化,第一,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自己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我的年龄大了,视野广了,我的思想是不是变深刻了很难说,但变复杂了是肯定的。另外,我的身份也变了,过去我仅仅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个知名作家,因为2012年获得诺奖,我的作家身份又添加了一层更为复杂的色彩。现在再回到故乡,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比过去要丰富得多。”莫言说:“因此我觉得,‘还乡视角’虽说是旧的,但是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故事变了,这个视角就有了新的含义。”
  书里书外 亦真亦假
  《晚熟的人》延续了莫言一贯的第一人称叙事风格,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作家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让读者可以追随书中这位“莫言”的脚步,回到高密东北乡。书中的“莫言”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游客来自天南地北,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评论家李敬泽说:“《晚熟的人》同时也是关于书中叫‘莫言’的人物的故事。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作家莫言在打量着每个故事中叫‘莫言’的人物,书中的‘莫言’变成了被书写、被观看的人。我们能够看到书里叫莫言的那位,尽管可能已经是一个被历史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经典化的作家,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活动于此时此刻的人时,面对世界复杂的经验,他也会感到迟疑和困难,也会有迷惘和感叹,书中莫言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实中莫言的镜像。所有这一切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并不常见。”
  于是,书中的人和事,亦真亦假,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他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回到写作本身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许久的莫言终于通过作品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
  作家苏童曾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莫言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刚获奖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但莫言并未忘记作为作家的职责所在,他说:“我一直在努力,8年来我发表的作品不多,但还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做准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莫言说:“希望能够在近几年里拿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来。如果写,肯定写的跟以前不一样,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语言也要有变化。”
  对于自己是否打破了所谓的“诺奖魔咒”,莫言十分坦然:“要等读者来判断。”他说:“‘诺奖魔咒’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大部分的获奖作者获奖后很难再有力作出现。客观上的原因是获奖作家一般年龄较大,创作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有人甚至获奖后没有几年就告别了人世。但也有不少作家在获奖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在获奖之后创作出《霍乱时期的爱情》等至今还在被我们阅读的名著。”
  回首获奖后的8年,莫言还是那个作为写作者的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本报记者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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