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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无法做到比鲁迅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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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0 16:24: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钱理群:我无法做到比鲁迅更强大


   在中国学术界,钱理群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考察,对20世纪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资源,持续进行着自己的社会批判,并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
  近日,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出版,对自己的学术历程和精神世界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接受本报专访谈知识分子、启蒙、鲁迅精神、中学语文普及等问题。
  钱理群说,从内心来说,他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

中学生可以读懂鲁迅
  1 关于中学语文
  我有一个观点,只要具备两个条件的青年,一定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走近鲁迅。一条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读不懂鲁迅。第二条是思考问题或者说对现实不满,对自己思想不满,希望有所突破。
  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接近鲁迅,我一向认为,鲁迅是常读常新的。读鲁迅有一个特点,就是与读者的生活阅历有关系。阅历太浅,可能读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
  新京报:你介入中学语文教育,既是实践鲁迅的思想,也是对现实问题的介入。这套书的市场反应怎样?
  钱理群:我介入中学语文,基本上是坚持一种民间的活动。我编的书,是课外读物,不是教材。这套书销售一直很好,到现在已经有二三十万了。
  新京报:你编的这套课外读物,选了多少鲁迅的文章,有具体的统计没有?
  钱理群:课外读物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有主编自己的个人意图,所以我选鲁迅的作品比较多。我们过去选鲁迅作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鲁迅的哪些作品适合中学生读;所以我选了很多现在教材里面没有,但我认为是中学生可以接受的文章。还有就是怎么读的问题。
  新京报:你也在中学做过尝试,就你了解的情况看,现在的中学生能否像你一样走近鲁迅?
  钱理群: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这些年来我一直尝试到中学讲鲁迅。我给他们上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们从拒绝鲁迅到接纳鲁迅。我到过的学校有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还有北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自己亲自讲,听课的学生很能接受。听到底的学生不多,但是,听的人收获很大。我编了一个教材,现在已经被国家教委审定通过了,作为高中学生的选修课程。
  我有一个观点,只要具备两个条件的青年,一定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走近鲁迅。一条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读不懂鲁迅。第二条是思考问题或者说对现实不满,对自己思想不满,希望有所突破。因此,对鲁迅的态度,其实和每个人的选择有关系。如果这样的估计没错,确实有相当多的青年在拒绝鲁迅。但是,也有一批青年在走近鲁迅,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可证明:鲁迅的著作特别畅销,甚至包括我们讲鲁迅的著作也始终畅销。当然,读鲁迅的读者比例不大,但是绝对量不小。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也不需要所有人都接受他。我经常开玩笑说,孔子非常热,鲁迅比较冷。从表面上看,鲁迅比以前冷多了,以前大家都读鲁迅,学鲁迅是不正常的。现在的鲁迅,有人欢喜,有人怕,有人骂,其实是正常的。(哈哈大笑)
  新京报: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选一部分鲁迅作品作为大学的通识教材是不是更好?
  钱理群: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接近鲁迅。我有一部分资料没有整理出来,根据很多学生的反映来看,不同年龄对鲁迅有不同的认识。我一向认为,鲁迅是常读常新的。读鲁迅有一个特点,就是与读者的生活阅历有关系。阅历太浅,可能读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
  
写给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人看
  2 关于本书
  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
  新京报:在《我的精神自传》中,你讲述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与苦难的密切关系,几乎没有提及一些美好的事对您精神世界的影响,为什么?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人总体上是充满苦难的,所以我这个命题就是谈应该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把苦难过分强化。
  新京报:对你来说,精神资源如何变成一种共识,并在多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钱理群:从思想、学术的发展角度来说,思想中断了。我们后人的思考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但是,前人的思考已经被抹杀了,我们一切得从头开始。在我看来,这是今天的思想界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掘、继承历史的优秀遗产这个使命,应当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特别是我们这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更有责任记下来总结。
  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义愤、控诉和痛苦当中,而应该把它提炼出来,升华成我所说的精神资源。我要讲的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有兴趣。但是,人们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历史上来。不要等到后人需要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要找材料都找不到,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来。那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后人,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等,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问题我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完美的答案。而是把自己思考遇到的困惑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如实的说出来,希望年轻一代一起来讨论、思考。我估计这个书的读者不会太多,但总有一部分人对这些问题有兴趣。
  介入现实要以学理为基础
  3  关于自己
  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因为我从学术中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快乐。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
  新京报:在你所说的“精神界战士”和学者之间,应该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钱理群:就我自己来说,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因为我从学术中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快乐。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但是,我的选择和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贵州待过18年。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这使我有了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底层情怀,以及民间立场。这决定了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面,就要破门而出,关注社会问题。
  我的学术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关注学术问题背后的思想问题,我的学术是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来做学理的探讨。而“精神界战士”更强调行动和实践,两者之间是相通的。“精神界战士”所能发挥的作用,取决于你的精神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你的学问正好为你的精神提供学理的支持。同样是对社会问题发言,你的批判有学理基础和没有学理基础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发言,都是从鲁迅出发的,也就是说,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介入,是以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为专业基础的,只有有了学理的基础,发言才有自己的特点。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发言是以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越深,他的发言就越有力量。
  新京报: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文化界有多次论争,但是你一直没有参与,为什么?
  钱理群:除了与几个同学如黄子平有过少数合作之外,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我常常处在场外观察的状态,很少参与各种讨论。但是,不参加不等于不关心,我自己讨论的问题,与大家讨论的问题其实是有关系的,但不是直接针对那些问题的。
  比如,我没有参加人文精神讨论,但是,我更关注这场讨论背后的问题。我这本书前面讲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都是80年代以来的热点问题。像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我没有参与。但是,我把他们的争辩的问题化解成了具体的思想问题,做自己的讨论。我逃避论争的原因在于,问题的论争最后常常变成人事关系,人事纠缠,产生意气用事。我对此有一个概括:在边缘的位置上讨论中心的问题。
  知识分子应该坚守做人底线
  4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你要明白,哪些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逻辑不一样。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新京报: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情况很复杂。他们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之后,到9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物质社会的诱惑之下;另一方面,很多坚固的东西都被瓦解了,像你这样自省和反思已经很困难了,你认为呢?
  钱理群:是很困难。因为困难,所以总需要有人来坚持。
  新京报:你以自身经历自我证明,“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人仍然可以创造并坚守着自己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是一种常态,你是否过于理想化了?
  钱理群:道德有不同的层面,但是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比如说你没有力量反抗,你不反抗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伤害别人或为虎作伥。即使你做奴隶,你也不能当奴才。不能要求所有人当圣人,但也不能认为大家都如此,就必须如此。我要坚守什么,我自己对自己会有要求。但是,我不会去要求别人。但有一条,做人的底线不能过。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鲁迅、王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策略家,无法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认为那是幕僚、师爷们的事。在思想家和实践家之间,你似乎对后者不太重视,为什么?
  钱理群:我是讲,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总体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应该有一种血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方式可以不一样。第一种层面,他是理论家,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第二种层面,他有自己的理想,他用这种理想来批判现实,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批判,他是批判者,比如鲁迅。这两个层面的,我们都称为思想家,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批判者。他们不是做实践指导者的。第三个层面的是实践家,他们将思想、理论转化为实践。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第四个层面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院里的学者,所谓“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人。他的任务是积淀,传播、传递知识。这四个层面的知识分子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你要明白,哪些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逻辑不一样。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明知力量有限,但是必须做
  5 关于启蒙
  传播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或知识,不是把你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你的目的是启发学生内在的创造性,启发他们做思想和知识的主人,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
  新京报:就你自己来说,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种层面?
  钱理群:我通常扮演两个角色。有时我是从思想者的角度,那我的思想很彻底,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激进,因为我是强调自己的理想,不考虑实践的。但是,有时我也参与实践,这是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但必然有很多妥协。
  新京报:你一方面质疑启蒙主义,一方面又坚持启蒙主义。前几天,易中天在上海表示,很不喜欢“启蒙”这两个字,因为这代表一个是“启”,一个是“蒙”,有太强的精英意识。你对此怎么看?
  钱理群:我强调启蒙的原因在于,我认为,现在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最大的还是国民精神的问题。说简单点,是人心出了问题。现在强调教育,教育本身就有启蒙性质。我所质疑的启蒙主义是,你是救世主,你是教训别人的,这是我要质疑的。
  比如作为一个教师,他和学生是一种互为启蒙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你传播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或知识,不是把你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你的目的是启发学生内在的创造性,启发他们做思想和知识的主人,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坚持而又质疑其实是我的一种思维方式。我认为,价值本身存在一种陷阱,你必须对此保持警惕。比如说,坚持启蒙主义对我来说就是坚持做教育工作。这种启蒙可能有两个陷阱:一个是你可能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到启蒙的有限性,防止夸大。所以我所强调的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低调的、理性的。明知道我们做的事儿很有限,但是必须做。
  新京报:这也涉及知识分子摆正自己位置的问题。一方面要防止自己有过强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民粹主义。
  钱理群:知识分子是民众中的一个,我觉得,不能否认精英的存在,但是,精英意识不应该和平民之间对立起来,两者应该是朋友关系。
  被批评“走在鲁迅的阴影下”
  6 关于鲁迅精神
  我的精神资源比较单一,主要是鲁迅,这是我非常明显的一个弱点。但是,我这个弱点,同时也有优势。所以有人说我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这就包含着批评在里面。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民族要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很难,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更难。我觉得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一点是我们有鲁迅,我与很多海外学者接触,他们都很佩服,很羡慕中国有一个鲁迅。
  新京报:鲁迅在你的精神资源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看待其他的精神资源?
  钱理群: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最广泛吸收精神资源,仅有鲁迅是明显不够,我们很明显要借鉴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还有同时代人包括胡适的精神资源,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精神资源。我这些年用我的概念强调鲁迅的精神资源,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我个人认为,20世纪中国自身的经验在思想文化上,最高的是鲁迅。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是胡适。我觉得,鲁迅的资源可能更带有中国本土的原创性,这是我强调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京报:但是,在你的精神资源里面,主要是鲁迅,其他的比较少。
  钱理群:就我个人来说,就是我的精神资源比较单一,主要是鲁迅,这是我非常明显的一个弱点。但是,我这个弱点,同时也有优势。首先,它没有使我陷入完全传统化或者完全西化的毛病。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对任何一个中国或者西方的大家,最理想的状态是进得去,出得来。而我的问题就是进去了,但是我没有完全出来。所以有人说我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这就包含着批评在里面。我自己也知道,没有完全跳出去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始终对鲁迅资源的挖掘还不够,现在只是开始。而很多人认为太多了。鲁迅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之外,常常有超越性的思考,而我们对这些估计不够。所以,我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就从鲁迅那里找到资源。
  另外,就是你跳不跳得出来,不是你主观愿望能决定的。我何曾不想跳出来(笑),谁愿意永远走在别人的阴影下?我认为,成为最好的研究者就是不仅精通他,深知他,还能超越他。你能成为他的对手,倒过来批判他。那是研究的最高境界。研究孔子,研究鲁迅都应该这样。但是,学者很难做到。我就没有看到一个研究者能超过孔子,到更高的地方来成为孔子的对手。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具有比他更强大的思想力量,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做到的问题。坦白说,我无法做到比鲁迅更强大。但是,有些问题我是接着他往下讲,这就有我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这样做也有学者批评,说你这样讲的不是鲁迅,是对鲁迅的过分阐释(哈哈大笑),真是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没有超过鲁迅,你就是被他捆住了;另一方面,你又有所发挥,过度阐释。其实,任何一个学者,都是有自己的局限的,我对这一点认识很清醒。
  新京报:你刚才说对鲁迅的认识刚刚开始,使我想起了陈丹青在谈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时对鲁迅的评价,两者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钱理群:陈丹青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对鲁迅的认识受到一些局限;另一层意思是还有些东西没想到。我觉得陈丹青是深知鲁迅的,对鲁迅进入比较深的人都会有这个感觉,对鲁迅的认识还没完,甚至刚开始。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民族要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很难,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更难。我觉得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一点是我们有鲁迅,我与很多海外学者接触,他们都很佩服,很羡慕中国有一个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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