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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慈江: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千万不要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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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0 12:42: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于慈江: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千万不要混为一谈

【来源:博雅理想国 2017-05-22 】 【作者: 于慈江】




    本站按: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有一些未尽之处,如一题为“通识教育的非功利本质”,那么难道“人文教育”是功利的吗?(也许文章开头只是讲通识教育,并没有要和人文教育比较,大题目是网络小编加的,但是对于读者来说,看了这个大标题,自然每一段都要对两者进行比较了。)后面又说“通识教育课程包括人文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但接下去却大讲人文教育不讲“其他课程”(只是偶尔提到“数理化”),并以“从事人文教育20多年”的徐贲教授的话作结,这岂不正好是“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了吗?最后还有:“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伽利略的《星际信使》和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也大都是从人文精神、人文阅读的角度去切入的——像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阅读与诠解,就是从几何学与民主政治这样的人文视角起眼展开的”,似乎又是人文教育包含了通识教育了。
    我读得有点糊涂,大家都来帮细读一下。

大学教育与通识课


    作为一个常识,大学本科毕业拿到的学位通称为学士(Bachelor),如文学士(BA)或科学(理学)士(BS或B.Sc.),取其初出茅庐、初登高等教育通道、初窥学术门径之意,类乎中国古代进国学读书的“学士”,但与中国古代资深专家级的官位“学士”(南北朝唐宋明清等朝代掌管典仪、撰述或代皇帝批答奏章等的文学侍从之臣)或“大学士”(学士中资望最深者,通常是所谓阁老或中堂)其实大异其趣。

    而所谓硕士(Master),则因为开始有机会进入某一专业领域的纵深,由粗放简略的泛与大转而关注精致具体的微与小,与“硕”字所含之意即使不是恰好相反,起码风马牛不相及,若不好称为“微士”“小士”的话,也至少应该称为“专士”。同理,所谓博士(Doctor),则因为已经深入某一专业领域的堂奥,由疏离的博而大进而趋于专注的精而深,与“博”字所含之意正可谓背道而驰、大相径庭,若不便称为“狭士”“窄士”的话,也似乎应该称为“精士”或“深士”之类。

    或者说,单就高等或大学教育本硕博三个阶段而言,与普泛、宏硕或淹博搭点儿界的实在并非字面上或听上去似乎更相干的硕士和博士阶段,反而是比较初级的学士阶段,是本科教育。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任的清华经管学院海归院长钱颖一十几年前作为特聘教授一到清华大学,就主动请缨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课,并曾如是强调说:

    “我一直都认为,本科教育是大学中最重要的。”
    “他相信,年轻人在18岁~22岁之间的可塑性比之后更强。”
    “清华经管学院教学办学术主任朱玉杰算了算,几乎全院都在办本科——40多名教授中,有30人以上给本科生上课;70多位副教授里,将近60人给本科生上课。”
    (原春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最“功利”学院做最不“功利”的改革》,《中国青年报 》,2017年04月24日01版)

    而在全球特别是中国持续改革中的本科教育中,方兴未艾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又渐成热点,渐成重中之重。还是不妨以清华经管学院为例——

    “打开这所拥有最热门专业的学院的本科课程表,更是让人瞠目结舌——140个总学分中,专业课只有50个学分,通识课高达70个学分,另20个学分是任选课。”
    “你还能找出比我们学院更‘功利’的领域吗?但恰恰是在这个最‘功利’的学院,我们在推行最不‘功利’的教育。”
    院长钱颖一调侃道(出处同前)。

不算题外话的是,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不仅硕士分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更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他作为清华大学一个院长对于通识课的青睐应该与他本人的海外求学经历,特别是与一向重视并引领美国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哈佛大学的潜移默化影响不无关系。当然,也应该与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等高校的从教实践和切身观察有一定关联。

通识教育的非功利本质


    如前所述,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眼中最不“功利”的教育,正是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其实,由所谓文理或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发展而来并体现其心智熬炼神髓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虽然在欧美已实行多年,正式引入中国大陆也就是本世纪初的事。而到了2015年11月,为了推动和强化中国高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视、共识与互相间的交流、互通有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在上海正式发起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标志着国人和学界对通识教育的觉识与认知度已有显著提升。

    2016年6月,笔者有幸在清华大学参加了由“大学通识教育联盟”主办、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承办的“第二届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在这次年会上,又有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六所院校正式加盟“大学通识教育联盟”。

    然而,对通识教育这一舶来品的界定和解说,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向来都有相当含混和模糊之处,也其实一开始就存在着让业内人士深感困扰的较大争议。这一众说纷纭的懵懂或混沌正是在一般意义的制度性约束和理念差异之外,导致处于起跑线上的中国大陆的通识教育各行其是、浅尝辄止、无法深化和出彩的一大主因。

    譬如,有的人将通识教育当作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有的人则视其为一套体现文理或博雅教育理念的课程体系;有的人认为与它相对应的是所谓专才教育,有的人则认为专业教育才是其对应物(2016 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针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就明确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有的人认为通识之“通”,是所谓通才之通,有的人则认为是打通和融会贯通之通……不一而足。

    笔者以为,引入得较早、操作得不徐不疾也较为成熟和有形状的是中国香港各高校的通识教育体系与制度。以作为通识教育领头羊的香港中文大学稳扎稳打的渐进式“中大模式”为例,该校是这么诠释通识教育的(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 我们的使命(疑有缺,原文如此)

    通识教育是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全体本科生提供均衡教育,促进学生智性的全面发展。课程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人类和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理念和价值;培养他们成为怀抱全球、关心社会的公民,有能力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面对不同的挑战,作出有识见的判断。中大通识教育旨在帮助学生:

    拓展知识视野,培养处理新问题的能力;
    积极思考历久弥新的课题,探讨智性追寻与个人在工作、家庭及社区生活的联系;
    对中国文化传承及其他文化传统有更深入的了解;
    培养表达、沟通及批判思考所需的态度及能力;
    扩展好奇心,广泛阅读,发展自主学习及团队合作所需的态度及技能。

可见,无论高校和学界对通识教育的内涵与外延存在多大的争议,一个共识是,通识教育的本质是在既往细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之外,在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外,突破学科间的各自为战和人为藩篱,注重经典与所谓“无用之学”的研读解析,在终身学习与文化自觉的良好氛围里,为学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教育与发展机会,开掘其以贯通古今中外、包容异见为鹄的和导向的识见,拓展其涵容与融汇人文、社会和自然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广阔的知识视野,认识不同学科特有的理念与价值,引导他们关注人类与社会历久弥新的价值、意义、理念、文化传统与共性话题,培养他们阅读、表达、沟通、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的基本态度与素养,提升他们的发微抉疑精神、批判性思维习惯与问题解决能力。

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集


    2005年6月18-20日,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在北京香山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这个会议聚焦的虽然是人文教育,但谈得最多的还是与所谓“专业主义”教育相对垒的本科通识教育。当然,也多多少少涉及了与中学生乃至5岁到12岁儿童的素质教育相关的问题——因为说到底,通识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虽以大学教育为其基本领域却又绝不限于大学教育阶段的终身教育理念与终身学习实践。有的人在讨论与访谈中,干脆将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糅在一起,统称“人文通识教育”。

    那么,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二者究竟有何关涉和交集?

    众所周知,在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习得之外,教育离不开人文素质的提升、人文情怀的养成、人文关怀意识的自觉。前者侧重的是教,后者侧重的是育——这大概就是教育的要义与本质。而中国当下的所谓人文教育,其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多年的“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人文素质教育,指的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与人文关怀为宗旨,以提升其伦理道德、心性精神和价值观念等人文素养为目的所施行的教育。

    由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是利用人类积累的智慧、文明、价值体系与精神结晶,来达到涵养学生的情怀与心胸、气质与性情的目的,进而帮助他们成长为素质合格、心智健全、有独立人格和操守的世界公民,它的课程设置内容便更偏向文科一些,主要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内容,特别是文史哲艺的一些经典及其阅读相关。说到底,人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判断力、价值体系、健全人格、跨文化视野与创新能力,强化他们的文化自觉与文明担当意识。

    与人文教育相比,通识教育要更为广义,更为宽泛。它所涵容的的教育内容不仅关涉人文与社会科学,也关涉包括数理化生在内的自然科学与技术进步。当然,对后者的探讨所采用的更多并非严格的专业视角,而是普泛而宏观的通识视角,即在基本的科学原理与实操手法之外,更多关注隐含其间的历史、哲学与方法论色彩,更多关注科学思想的演化过程。

    近些年中国大陆对人文教育的重视说到底,是对中国过去从前苏联横移过来的、绵延数十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工科偏好的一种拨乱反正,强调的是学生的人文素养特别是判断力、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培养与提升。

    当然,如上所述只是针对中国当下的人文教育理念与现状而言,与西方如美国的人文教育理念与实践还是小有差异的。

    据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Sain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英文系教授徐贲(Ben Xu)所述,“(中国)国内教育、知识界人士常有将‘通识教育’误以为就是‘人文教育’的。这可能是因为谈论‘通识教育’的人士自己并没有从事人文教育的实际经验,只是在理论层面上随意发挥。其实,在美国大学的实际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中,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两种不同的课程。当然,这是一般而言的,因为美国大学或学院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与之配合的课程设置。但就教学目标而言,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区别则是相当明显的。”(徐贲:《课堂内外的人文经典阅读》,《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接下来,他具体解释说:

    我本人从事人文教育20多年,也教授通识教育的课程,仅以自己的经验来谈这两种课程的关系与区别。在我所任教的大学里,人文教育的所有课程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人文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其他各种课程则是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的。人文教育包括两种核心课程:经典阅读讨论(Seminar)和写作(Composition)。阅读是两学年(4学期)的课程……写作是一学年(2学期)的课程……

    人文教育的经典阅读(又称“伟大著作”,Great Books)和说理写作都不是某种特定的专业知识课程……写作课上的阅读技能以经典阅读课上的训练为基础,而经典阅读课上所要求的写作分析和文字表达能力(学生们写的essay或paper)则主要是在写作课上培养的。这两门人文教育课程之间有着实质性的联系,它们是否能起到人文教育的效果,主要在于如何去教,正如前耶鲁大学校长吉亚玛提(A.Bartlett Giamatti)所说,“人文教育是公民社会的关键,而教学行动则又是人文教育的关键”。

    ……人文教育以阅读和讨论为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考、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这些是包含在“阅读”的知识范围之内,而不是外在于阅读的。所以可以说,人文教育是一门离不开“阅读能力”的课程(慈江按:“一门”两字似应删去)。

    由徐贲教授的解说可以至少提炼出如下三点:首先,美国的人文教育课程不仅是通识教育课程的组成因子,更是其核心内容,是必选必修课;其次,美国的人文教育以阅读和讨论为其基本形式,其核心课程主要包括相互作用与彼此关联的经典阅读和说理写作两种——前者为后者提供阅读的技能与训练,后者为前者提供解析阅读心得的文字分析与表达能力;第三,美国的人文教育旨在建设健全的公民社会、培养学生关注社会与人生的公民意识,如何教、怎样学作为教学实践关乎这一教育的成败——这大概正是所谓小班授课(不超过20人)、鼓励提问和积极互动的内在动因。

    此外,从徐贲所著《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所列的经典阅读书目可以看出,美国人文教育关注的不仅也是多样化的经典与经典的阅读,而且也主要是文史哲艺方面的——譬如,《圣经?旧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蒙田的《随笔集》、霍布斯的《利维坦》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即便有与科学包括数学相关的,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伽利略的《星际信使》和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也大都是从人文精神、人文阅读的角度去切入的——像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阅读与诠解,就是从“几何学与民主政治”这样的人文视角起眼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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