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管季超0712

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发布时间：2015/11/25

   摘    要:

　　文章分8个方面评述了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及代表性成果,指出近年来文化语言学研究存在学科内部研究的不平衡性､学科外部研究的不平衡性､研究的深度较差､缺少科学研究方法等问题,接着从学科定位､学科界限､学科继承､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研究重点､学科沟通与学科成果转化七个方面对汉语文化语言学研究进行了反思｡

　　关 键 词:

　　汉语文化语言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

　　作者简介:

　　赵 明,厦门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

“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名称是方言学学者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1]的正式提出的,其提出的主旨为:“在泛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演变｡”这门学科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申小龙发表了《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2],号召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深入研究｡1988年,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正式肯定了这一门学科[3]｡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语言学界出现了一股“文化热”,便与此学科的提出密切相关｡

　　“文化语言学”自提出至今已经近30年｡近十年间,中国文化语言学学科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本文分8个方面评述近十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学科发展的不足,希望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未来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探明道路｡

　　一､近十年的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成果

　　(一)词汇文化研究

　　文化对语言中的词,尤其是词义影响最为深刻与明显,这使得词义不可避免地要涵盖民族性的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积极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卓有建树者当属王德春先生｡受苏联“语言国情学”的影响,王德春开创了“国俗语义学”[4],在此学科的积淀下,一些学者对词的文化意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出现了一批相关论文｡同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本时期词语的文化意义研究具有以下新特色:

1.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宽｡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仅限于对词语的文化意义的探求,同时也逐渐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如安俊丽[5]认为黄颜色成为一种极为尊贵的色彩,象征着权力､社稷､尊贵､吉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古汉语中以“黄”作为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多与政治统治､宗教或祭祀有关,因此“黄”颜色词显性与隐性地折射出的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内涵对整个汉语词汇系统具有一定的影响｡

2.研究视角面向应用转换｡世界汉语教学的良好形势使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学本体的研究成果应该转向应用(主要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2005年世界汉语教学大会召开之后,从教学视角探讨词语文化意义的论文越来越多｡陈绂[6]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出发,以含有数字“一”“三”“九”的成语为例,阐述这些数字在成语中所具有的非数目概念上的含义｡

3.研究方法的更新｡随着Robert Lado对比分析理论与Larry Selinker 中介语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及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采用了对比的方法,以便在教学中增进正迁移,克服负迁移｡有的学者在词语文化含义的研究中,突破了国俗语义的约束,进一步加强了汉外词语文化含义的对比研究｡

4.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一些论文涉及词义的文化认知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是个可贵的尝试｡周光庆[7]通过对上古汉语中的“昜､暘､揚､陽”4词依次组成的一个同源词族的考察,揭示了隐含着汉语词族形成发展的特定的认知､文化机制｡

　　著作有以下几本值得注意:

　　莫彭龄《汉语成语与汉文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谭汝为主编的《民俗文化语汇通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崔希亮《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武占坤《汉语熟语通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民俗文化语汇通论》还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文化语汇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建构,刘叔新认为该书“大胆地越出传统学科研究的固有格局,走出一条融合词汇学､熟语学､文化语言学和的方法论意识的崭新研究路子｡”[8]

　　近十年词的文化意义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部分论文研究不太严谨,对词的文化意义的界定过于主观,其标准难以令人信服,从而影响了论文结论的科学性｡

　　(二)汉字文化研究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反映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十年研究汉字文化的主要著作有:何九盈､胡双宝与张猛的《汉字文化大观》(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版,2009),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暴希明的《汉字文化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冯盈之的《汉字与服饰文化》(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刘元满的《汉字在日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本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版)中有专章从汉字文化概说､汉字形态的文化阐释､汉字结构的文化阐释､汉字职能的文化阐释等几方面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可以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研究汉字文化的主要论文也有一些｡但总体看,研究得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三)称谓文化研究

　　著作主要有:徐琳的《<祖堂集>佛教称谓词语研究》､胡剑波的《冒犯称谓语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08),胡士云的《汉语亲属称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刘宏丽的《明清敬谦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现代汉语敬谦辞》(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

　　在词典方面,吉常宏主编了《汉语称谓大词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这本词典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称谓工具书,在释义的准确性､释义的体制与用法诸方面也比同类称谓词典更为优越;洪成玉的《谦词敬词婉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增补本)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和汉语词汇研究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堪称精品;温端政､温朔雁共同编写了《敬谦语小词典》(语文出版社,2002),对谦敬语研究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四)人名､地名文化研究

　　人名､地名等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通过对人名､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可以探求出文化与人名､地名之间相互之间的关系,对语言､文化的研究均大有裨益｡本时期研究人名文化的著作主要有:张惠英的《语言与姓名文化:东亚人名地名族名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王建华的《人名文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林善珂主编的《客家地名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谭汝为的《天津地名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等等｡

　　(五)汉民族思维方式对汉语语法结构的影响研究

　　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对汉语语法结构的影响很大｡申小龙[9]认为,由于汉语与欧洲语言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精神面貌”,真正的汉语语法应该以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特殊规律为主体,同时也反映人类语言的某些共同规律｡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汉语的思维､表达和语法与欧洲语言的基本对立表现为灵活与精确､综合与分析､具象与抽象､动态与静态的基本对立｡在其著作《汉语语法学: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申小龙又多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六)数字文化研究

　　数字不属于数学的独立王国｡把数字当作特殊的文化语言,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认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吴义方､吴卸耀编著的《数字文化趣谈》(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主要论文有:周双的《中英文数字习语的文化背景比较》[10]从文化背景比较的角度指出,数字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数字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而数字习语更是语言中的精华,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历史色彩和地方色彩｡

　　(七)修辞文化研究

　　修辞研究本身不能脱离文化｡修辞与文化的关系,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单向的关系,而是一种交互影响的､双向的关系｡本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修辞学领域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宗廷虎､陈光磊共同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作为修辞通史,《中国修辞史》在修辞史基本理论的建立､修辞现象发展规律的总结上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同时也对修辞与文化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做了系统的阐述｡谭学纯从泛文化背景考察广义修辞活动,他出版了《修辞:审美与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三联书店,2008)等著作,研究视角较新,研究比较深入｡于全有[11]则号召建立一门“文化修辞学”的学科,然而这门学科的建立还有很多理论上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文化语言学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前者着重探索汉语与汉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后者则着重探索汉语与汉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因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并不是借鉴西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舶来品,其实质应为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2004~2014年间,该领域研究主要涉及内容如下:

　　1.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及根本原则｡

　　继张占一20世纪80年代提出“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区分后,张英[12]提出的“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的划分是本时期影响较大的文化教学理论｡以往对文化的划分从其是否影响交际得出“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两个范畴,而“知识文化”很难说不影响交际,因为争议颇大｡“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则从文化存在的形态出发进行界说:“文化因素”指存在于语言层面(语音､语法､语义等)的文化,而“文化知识”主要是存在于社会交际规约方面的文化｡因此,对外汉语教学文化问题的范畴也可相应地分为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与专门的文化课“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两种形式,这种认识比“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的区分更向前一步,而且已经在教学中以单独的文化课的形式得到了实践｡

　　2.文化教学方法论｡

　　欧阳祯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王治理的《传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蒋印莲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等也用了一定的篇幅阐述了文化教学方法｡

　　3.对文化课教材的研究｡

　　陈瑜敏[13]以情感态度意义的语言体现作为切入点,采用话语分析的视角,从态度类型等三方面进行了系统考察,张英[14]分析了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所存在的问题,对文化教材的编写思路､体例､与语言类教材的区别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4.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

　　如赵明[15]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结合具体的汉语教学实例,文章指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目标在于以文化观念为根本､使汉语学习者沟通文化实践､文化产品与其掌握文化观念之间的联系｡明确这一点,对走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有重大意义｡

　　5.文化大纲研制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出台无期,成为制约文化教学发展的软肋｡张英[16]在总结前人文化大纲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制文化大纲的基本原则｡

　　6.文化课型教学研究｡

　　吕蔚[17]分析了如何运用跨文化意识及方法处理教学中的文化不适应及文化冲突的问题｡

　　7.文化语用研究｡

　　亓华[18]归纳出“表扬”语六种常用的功能及相关句式,并重点分析汉语三种特殊表扬方式的跨文化语用问题｡

　　8.语言课内文化因素研究｡

　　李枫[19]阐述了对文化因素进行阶段性划分的依据､必要性及其相应的分类原则､划分办法,提出了文化因素教学的阶段性策略｡

　　9.语言课教材文化因素研究｡

　　余心乐[20]､赵明[21]分别考察了语言类教材中的词语翻译与编排问题,对教材中文化因素的呈现提出了合理的改善建议｡

　　二､近十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内部研究的不平衡

　　总体看,学科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而在另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尚不够深入,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需要注意的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成效的好坏与汉语文化语言学研究深入程度密切相关,二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国际汉语教学的深刻内涵,正在于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22]｡近年来,研究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有“泛文化”谈论的倾向｡避开语言而遑论文化会使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显得“大”而“空”｡

　　(二)学科外部研究的不平衡性

　　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本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仅与认知语言学相比为例,认知语言学在反对主流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上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型｡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运用于汉语语言现象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如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张伯江的《现代汉语双及物句式》(《中国语文》,1999年第3期)和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等等｡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十分热门的领域,而文化语言学无论是成果质量还是规模声势均难与其相提并论｡

　　(三)研究的深度不够

　　近十年文化语言学学科的理论著作除两部教材《文化语言学教程》(苏新春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文化语言学教程》(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外,理论著作基本为寥寥,这说明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没有创新｡文化语言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还不满30年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言学“大热”,理论著作近10种之多｡前辈学者为本学科理论的创建起到“首创之功”｡而近十年,本时期在文化语言学理论方面难有系统的论著｡与形式主义语言学相比,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弱点,目前许多人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

　　(四)研究方法问题

　　从研究方法来看,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一些论文采用了定性分析(“质”的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应该有充足的语料来说明问题,并且研究结论应该随着研究的进展而逐渐形成｡但有些文章在研究开始之时就已有了一个固定的想法,即一种“经验式”的研究,尤其是没有利用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或者语料不充足因此研究结果势必要受到人工干预的干扰｡因此,这样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靠便值得商榷了｡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量”的研究)很少,而可靠的结论往往是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三､近十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反思

　　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断言,近十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那样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同时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我们认为,文化语言学学科若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

　　(一)学科定位

　　文化语言学是本体学科还是交叉学科?这个问题在20世纪就争论不休｡我们认为是交叉学科｡研究语言不能回避文化｡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特性是文化语言学学科能立足于现代语言学学科“之林”的重要基石｡研究文化语言学的学者既不能过于自卑,不敢同阉割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属性､认为文化语言学不是“学”的观点做斗争而丧失研究动力;也不能夜郎自大,过分夸大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影响,认为只有文化语言学才是语言学,别的都不算｡文化语言学决不能分割成互不相干的语言与文化的两部分,这是十分重要的｡语言中包蕴着丰富的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对语言产生宏观与微观的影响｡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中有深入体现,我们以后研究文化语言学仍要坚持这一观点｡

　　(二)学科界限

　　有人经常将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混淆,我们认为二者具有明显的学科界限｡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有人提出,文化因素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社会生活中必定包含大量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概念有窄有宽｡因此,文化语言学其实是社会语言学的翻版,甚至被认为包蕴在社会语言学当中｡对此,我们持否定态度｡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是两门有交互性､但又有明显界限的学科｡文化语言学的重点是从文化背景出发,考察语言的文化性质与文化价值,同时兼顾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社会语言学则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言,重点研究语言的语用规则及社会属性｡二者的学科界限是很清晰的｡而从产生地域来看,文化语言学产生于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学[23],而社会语言学发源于国外｡

　　(三)学科继承

　　既然明确了文化语言学是源于中国本土的学科,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研究就需要从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汲取营养｡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命名虽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中国传统语言学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论阐释､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西汉扬雄的《方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两者收词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新中国成立后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虽然篇章较短,但注意从第一手材料发掘语言学规律,实质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化语言学学科正是需要在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基础上,杜绝空谈,注意语言学事实的发掘与规律的概括｡唯有如此,方能令文化语言学学科在现代语言学阵营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学科研究方法

　　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仍停留在文化参照法､阐释法､描写法等学科创制之初所用的基本方法上,近十年来在研究方法上没有长足进展,在对比与量化方面上做得更是十分不够｡

　　对比方法的广泛运用是现代语言学发展进步的重要表征,也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Lado(1957)的《跨文化比较语言学》一书进一步推进了语言学中对比研究的进展,并提出“正/负迁移”等概念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实际参考｡文化语言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对比｡通过对一些貌合神离的一些差别,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描述出来,无对比也就无所谓的文化语言学｡伍铁平[24]曾很好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而如何进行文化比较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方法来看,一是研究词语不同的文化意义,二是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研究隐藏于社会交际规约中的文化｡但是对比并不意味着文化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个性,反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因为,人类语言的共性可以在研究语言的个性中发现｡

　　量化研究也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应用计算机手段建立多种用途的语料库､并运用概率统计处理语言已经成为当下语言学发展的主流之一｡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总结有限的实例确立某个规律,其结论常常缺乏客观依据｡相反,可靠的结论往往是依据大量事实,是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而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太可靠,这也是一些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结论持怀疑态度､加之以诟病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排除精密化｡正如邢福义[25]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使脚步迈得更稳实一点,最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具体事实的发掘和研究上面,既把一个个具体事实分析清楚,又从众多具体事实中生发出理论｡否则,依靠浮想式的研究方法,或者依靠对事实的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研究,都无法让文化语言学在语言学界排上较高的学术座次｡”

　　另外,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存在所谓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的区别｡汉字文化圈是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的区域的统称,又称为儒家文化圈,一般指历史上受中华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曾经或现在仍然使用汉字､以汉语文言文(日韩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文化､习俗相近的区域,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汉字文化圈内的语言文化是否存在共性?其共性表现在哪些方面?非汉字文化圈的语言文化与汉字文化圈内的语言文化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再如,文化对语言类型产生哪些影响?语言类型中的文化又有哪些共性差异与个性特征?这些问题仍有待于文化语言学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五)学科研究重点

　　目前汉语文化语言学尚未形成学科研究的突破点｡王宁(1996)曾指出文化语言学的重点应当首先放在语义上[26]｡本文也认为,从文化视角研究汉语词汇语义应该是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的突破点｡语义问题与外部宏观世界的密不可分,从文化视角研究词汇语义十分必要,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要想做到这一点,学科不但深入继承训诂学的营养,同时也应该深入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如语言国情学等｡我们相信,扎实做好这一点势必会成为汉语文化语言学学科的新的“生长点”｡

　　(六)学科沟通

　　目前,学科之间的对话､融合是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学科之间固然有界限,需要进行“专”､“深”的研究,同时我们也提倡交叉性｡搞文化语言学的人也应该懂得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反过来,搞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人也应该适当懂一点儿文化语言学知识,从而有助于增进学科之间的对话､互通大有裨益｡从另一层面来讲,也避免限制自己的研究路子｡

　　(七)学科成果转化

　　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主要指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语言学分支｡文化语言学的应用价值何在?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理应转化到第二语言教学之中[27]”我们认为,文化语言学有以下应用价值:

　　第二语言教学｡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为例,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的转化问题切实关系到汉语第二语言文化教学的质量问题｡目前,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领域,用力最勤､成果最丰的始终在语法､词汇､汉字等汉语本体领域,而与语言关系密切的文化研究成果始终无法与前几个方面相比,学术界翘首以盼的“文化教学等级大纲”迟迟未能出台,这与文化语言学的成果转化不够是休戚相关的｡

　　辞书编纂｡目前辞书编纂过程中,对词语的文化信息的揭示往往不够,释义､配例也均有不当之处｡如“赤脚大仙”是“红脚大仙”还是“光脚大仙”,外国人很难说得清,因为“赤脚大仙”这个文化词语的词义外国人很难由语素“赤”推知词义,必须从汉文化的历史或典故中找到理据｡学习这类文化词语,最方便的办法是使外国人有意识地集中学习,系统地了解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最后达到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融合,外向型的专门文化词语学习词典的编撰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我们非常有必要在词典学界借鉴文化语言学的成果,使辞书编纂过程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翻译｡翻译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综合性创造活动｡如何处理好意义的传达和形式的转换,有很多问题要探讨,其中文化的“丢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文化”的丢失指“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蕴涵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没有被携带进来｡”[28]如何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达?这就需要深入研究汉外文化差异,寻求有效的翻译策略｡因此,文化语言学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名称是“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通俗来说就是如果你和外国人打交道(由于存在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得体地去交流｡以往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多集中于非语言层面的文化,在语言层面的文化用力很小｡而实际上,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语言层面的文化因素极有可能影响交际,因此,文化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这看似两个不同的领域实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程棠[29]也提出语言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的教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之一是:“要遵循语言教学的规律｡……我们上的是语言课,而不是语言理论课｡我们用文化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学科的知识来指导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更好地排除交际上的文化障碍,而不是讲解文化语言学､语义学或语用学等学科的理论｡”而目前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与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沟通是远远不够的｡

　　除上面这些课题外,文化语言学的成果转化还涉及言语表达研究､语言规划研究等等｡另外,也应向社会普及､宣传文化语言学,做好学科的转化工作｡如果这方面做得好,一定会受到社会的欢迎｡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基础薄弱,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应该在这个学科上继续努力,使学科更快更好地发展｡

　　注    释:

　　[1]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J].复旦学报,1985,(3).

　　[2]申小龙.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J].学习与探索,1987,(2).

　　[3]吕叔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J].中国语文,1988,(1).

　　[4]王德春.国俗语义学和《汉语国俗词典》[J].辞书研究,1991,(6).

　　[5]安俊丽.黄色彩对汉语词汇的文化影响[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6]陈绂.浅析嵌有数字的成语———兼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内容[J].语言文字应用,2009,(4).

　　[7]周光庆.昜暘揚陽词族考释[J].古汉语研究,2008,(3).

　　[8]刘叔新.《民俗文化语汇通论》序[J].古汉语研究,2008,(3).

　[9]申小龙.语法差异文化阐释[J].南方论丛,2011,(2).

　　[10]周双.中英文数字习语的文化背景比较[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11]于全有.文化修辞学的内涵与学科属性[J].语言文字应用,2011,(1).

　　[12]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J].汉语学习,2006,(6).

　　[13]陈瑜敏.对外汉语文化教材话语态度分析[J].语言教学研究,2010,(6).

　　[14]张英.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J].汉语学习,2004,(1).

　　[15]赵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 [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3,(3).

　　[16]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大纲”基础研究[J].汉语学习,2009,(5).

　　[17]吕蔚.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18]亓华.汉语“表扬”语的话语模式与跨文化语用策略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19]李枫.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J].语言教学研究,2010,(4).

　　[20]余心乐.对外汉语教材文化翻译例说[J].中国翻译2009,(4).

　　[21]赵明.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词语的教授原则与方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4).

　　[22]赵金铭.国际汉语教学的跨文化思考[R].“首届汉语跨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大会报告,复旦大学,2014年 8月｡

　　[23]王宁.汉语词源的阐释探求[J].中国社会科学,1995,(1).

　　[24]伍铁平.论语言的比较和文化的比较[J].语文建设通讯(中国香港),1991,(10).

　　[25]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78.

　　[26]王宁.汉语词源的阐释探求[J].中国社会科学,1995,(1).

　　[27]张英.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J].汉语学习,1994,(1).

　　[28]张英.语用与文化———兼析日本教材 [J].汉语学习,2001,(4).

　　[29]程棠.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原则方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