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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学术不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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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6 11:50: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赵园:学术不是一切张弘

从初涉学术的兴奋到厌倦,最终完成自我转型,王瑶弟子回忆一波三折的学术人生
  人物名片
  赵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先生。著有《北京:城与人》、《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以及散文集《独语》、《红之羽》等。
  赵园语录
  ●我做学术主要靠关起门来自己读书、思考,不大有与人讨论的习惯。朋友圈子也没有过定期的读书会、讨论会之类。直到现在,除非不得已,一般不参加学术会议,也不大听演讲。这不止出于天性,也是能力的限制。
    ●学术对于我不是一切,没有必要让它覆盖我的全部生活。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
考了现代文学,却连《子夜》也没读过
  1978年考回北大,事后看来,当然是意义相当重要的选择。我读研究生那年,已经三十三岁了。几乎完全说不上什么“基础”。考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却连《子夜》、《骆驼祥子》也没有读过———在那之前几乎是只读外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
  也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文字训练靠的是偶尔写写信和文革中为自己所属的一派起草大字报。但对文字,一向很在意,即使是个便条,也会字斟句酌。由后来的职业看,这种习惯当然有益。
  我们那一帮同学入学时,都是老青年了。钱理群、吴福辉已近“不惑之年”。这个年龄从头做起,辛苦可想而知。
  每天宿舍—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真走怕了。毕业后偶尔回北大,不但不怀念学校生活,看着教学楼、图书馆的灯火,总有点凄凉似的,也就因为书读得太苦、太累,付出的代价太高。
  这帮人起点不同,经历各异,但好不容易“重返校园”,都很玩儿命,相互之间也不免暗中较劲。都有了一把年纪,遇到一起,很投缘,这尤其不容易。有时也吵架。记得有回跟人吵翻,大怒之下摔门而去,第二天早餐在饭厅迎面碰上,还想保持冷战状态,但看那同学笑眯眯地端着饭碗走过来,也就不好意思再绷着了。那几年间,寒暑假也很少休息,有的同学将老婆孩子接来,自己照样跑图书馆。讨论起学术,兴奋得很,常常弄到忘情无我。一同春游秋游,必得约好了“只谈风月”,警告言必称沈从文的凌宇,只要提到沈从文的名字就罚。记得头一年秋天一起去香山看红叶,由山上下来,才发现并没有留心红叶。也就是在那期间,我对学术“本身”发生了兴趣。
  学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由学校出来之后,就不再有当年那种跟人讨论学术的冲动。学术对于我,似乎只是书斋里的事。在他人的想象中,我和丈夫和友人间,大约总在讨论学术。其实我们的话题很广泛,聊的多半是社会、人事。我跟年轻人说,学术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对我的占有已够多,我不希望学术覆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偶尔也仍然会讨论讨论。记得有一回去长沙开会,一进硬卧车厢,就和几个朋友大谈起四十年代———那时我正在写骆宾基,对四十年代兴致很高。
  即使在不热心讨论之后,仍然是一段思维极其活跃的岁月。说不上“文思泉涌”,却也往往被各种思路所激动。还记得那时书桌上、床头上到处放了纸片,随时准备着“灵感”来袭。即使已经睡下,也会起身,将某个稍纵即逝的想法记下来。有年轻人写关于我的评论,谈到书后的“余论”,书中的注释,用了“奢侈”这个字样。那时的思维的确活跃到近于奢侈,种种想法,像是可以无穷无尽地挥霍似的。这当然是幻觉。你会老,会迟钝甚至干枯。那种“泉涌”,在我,永远不可能再现了。
  整个八十年代,专业之外,对小说、美术、电影都有兴趣。订了《中国美术报》、《世界美术》,和丈夫去看美展,还约了一班朋友参加电影界的讨论,“玩儿票”写影评。记得由小西天看片子出来,黄子平的夫人玫珊动作敏捷,一跨上自行车,就如弹头出膛,眨眼间就冲进了夜色中。
  写完《北京:城与人》,对学术开始厌倦
  到了八十年代末,《北京:城与人》已经完成。这是一本计划外的书。刚才已经提到,八十年代的我并不以“专业”
  自限,对当时的小说就很留意。写《北京:城与人》,“缘起”其实只是读了邓友梅、汪曾祺的几篇小说,被他们的文字所吸引。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老舍,也就自然地将当代的京味小说与老舍挂在了一条线上,找到了“纵深”。文字感觉对于我太重要了。我选择研究对象,有时就因了文字感觉。京味小说外,再比如对萧红,对明清之交的傅山。也会有不自觉的模仿。如果某段时间读一种读物,笔调会向那读物靠近。《北京:城与人》在我的“学术作品”中比较好读,与那段时间读京味小说有关。
  写得随意,心态也松弛。其中有的部分,含了一点反省。我自己缺少的,就是老北京人的生活趣味,他们那种由琐细人生中“找乐”的能力。我是个枯燥乏味的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于是对京味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淡淡的欣赏态度。
  到了《城与人》完稿的时期,我对“学术研究”感到了厌倦。有兴趣的题目像是都已经做过,不知道该如何打发余下的岁月。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我甚至想,自己能不能干点别的?有朋友开玩笑说,我给赵园找点材料,让她编织工艺品吧。那时常常会想到做学术的代价,比如“生机”的斫丧。是不是真的只能这样生活?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这也应当受了八十年代的空气的鼓励。你会非常希望生气勃勃生活。至于怎样“生气勃勃”,其实也说不大清楚。
  在转向新的课题之前,像是为了告别,写了那本《地之子》。这也是我所写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后的一本书。
  接受陈平原建议,转向明清之际研究
  这些年别人总要问起,为什么我后来转向了“明清之际”。我只能说,我的选择有非常个人的理由。那就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方向,把我由厌倦中救出来,重新激发起对学术的兴趣。有一段时间甚至有点走投无路的样子,在朋友们面前说起这“绝望”,竟然会泪流满面。大约就在某个这样的场合,出于同情,陈平原、夏晓红夫妇说,试试明清怎么样?
  有时候你的命运的转移,就在一念之间。也像当年的考研究生,“试试明清”这一念,让我在三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中流连到了今天。这期间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人生有几个十几年!但也像当年的考研,我对这回的选择并没有后悔。
  如果没有这次的转向,倒会真有点遗憾呢,因为我毕竟曾经喜爱中国的古代文学。
  这十几年做的尽管不是文学,也仍然像是圆了一个梦。有时候,一握线装书在手,又轻又软,也会让我觉得愉快;倘若遇到好的文字,那简直就是享受。当然,这种机会并不那么多。我所做的,是像在沙里淘金,比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辛苦多了,也因为没有本钱。
  最初,甚至读线装书有断不了句的时候。我没有古代文学更没有古代文献的专业训练,原先的那一点爱好也早就消耗殆尽。没有导师,只能自己摸索。好在还不算太晚,精力还比较充沛。
  当然,我的生活中也有别的。比如有音乐,有电影———看看碟,或者和丈夫去电影院。仍然和朋友聊天。我不希望也相信不会被学术榨干。
  我讨厌故作悲壮,从来不说“献身”学术,把学术这种职业神圣化也神秘化。老舍说自己是“写家”,较为平情。前些年流行说“码字儿”,就有点矫情。学术不神圣,尤其不神秘,但在学术这职业的“从业者”,应当对学术心存敬畏。
  最怕的,是那种无所不敢写、不敢说的“学者”。至于做学术做到哪一天,还不敢说。但我会随时想到,学术不是也不应当是我的全部生活。
  记者手记
  赵园做学术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是自始就“有志于”此。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时,她应试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离开她任教的那所中学。1964年考入北大,大学毕业去河南农村插队,她只带了《辞海》文学艺术分册,那两年间不记得读过别的书。有时,赵园会在劳动了一天,同伴们睡熟后,在床头点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读那两册《辞海》。———这也是那两年她所能搜寻到的跟后来的“学术生涯”有关的仅有的记忆了。
  曾有学者说,赵园的研究凭借触发。一旦有东西激发了她的灵感,她的思想会喷薄而出。赵园觉得这符合她的状态,因此她在读书时很挑剔。看她的学术研究和写作,这种触发似乎一直在牵引着她前行。
  赵园有一本散文集《独语》。“独语”大概也是她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现状。学术研究需要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演绎,散文的倾诉需要细致的感受和情感的触动。以学者的角色,在研究之外用散文来给予补充,赵园显然想让自己的人生更为丰富,所以才身体力行一种更为本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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