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默默耕耘七十载 一生执着语言学

管季超0712

詹伯慧：默默耕耘七十载 一生执着语言学
　李永杰　　



                                 
                                 
关键词：语言学 詹伯慧

        他出身文学之家，其父有着“岭南词宗”的美誉；他师从语言大家王力教授、袁家骅教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语言学研究者；他坚信语言学研究要重实践重调查，常年走访在田野调查的第一线，撰写了一部部分量十足的语言学著作；2013年，82岁高龄的他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组织全国老中青三代百余位方言学者，历时3年多，编纂出版了被誉为“汉语方言学史上一座丰碑”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在即将90岁之时，他又捐出毕生积蓄50万元成立南方第一个语言学奖。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他依然坚信做学问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就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詹伯慧。

文学之家 学术启蒙

1931年，詹伯慧出生在潮州古城，他自幼便接受“双语教育”：父亲詹安泰是讲客家话的潮州饶平人，母亲柯娥仙是说潮州话的潮州枫溪人。詹伯慧告诉记者，他自小用客家话与父亲交流，用潮州话与母亲交流。“在这种语言环境下成长，我很早就对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詹家的祖居在饶平润丰楼，是典型的客家土楼。潮州地区普遍尊师重教，据了解，仅“润丰楼”就出过几位进士，而詹家的“学文堂”也走出了3位大学生。他的父亲詹安泰先生早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国立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前身）国文系，二叔詹天泰先生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三叔詹力泰先生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幼年的詹伯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可谓书香门第，薪火传承。

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中山大学被迫西迁云南澄江。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急聘詹安泰赴滇任教，詹安泰接函后，匆匆赶赴云南。此时，潮州城同样动荡不安，日军持续轰炸，年幼的詹伯慧跟随家人回老家饶平县避难，回到祖居地读书并开始系统地接触客家方言。此后，由于中山大学回迁至韶关坪石，詹安泰又回老家接詹伯慧到坪石，就读于坪石广同会馆主办的汉德小学，直至小学毕业。“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是从广州迁过来的，他们都是说白话（粤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詹伯慧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了粤语。到了小学毕业时，詹伯慧已经能同时掌握运用汉语七大方言中的三种——潮州话（属闽语）、客家话和广州话（粤语）。

        詹安泰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家，精于词学，与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并称“现代中国词学四大家”。在詹伯慧的记忆中，自小家中常有一些文学名家与父亲探讨学问，自己也深受熏陶，一直很喜欢古典诗词。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山大学重回广州，詹伯慧就读于广州的中山大学附中。当时中山大学文科领域名家荟萃，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岑麒祥教授就经常在詹家做客，在他们与父亲的交谈中，詹伯慧逐步对语言学研究有所认识，并产生了浓厚兴趣。“我自小就生活在多种方言的环境里，听王力教授他们谈语言学研究那么有趣，被深深地吸引了。”在了解到当时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是全国大学中唯一的一个语言学系，而且由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于1945年创办时，詹伯慧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投身语言学研究。1949年，高中毕业的詹伯慧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录取，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专攻语言学的大学生。

注重实践 勤于调查

        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凭借着从小掌握多种方言的优势，詹伯慧在语言学尤其是在方言方面的天赋逐渐显现出来。在王力等教授的悉心教导下，他的学术能力逐步提升。当时全班7位学生，詹伯慧年纪最小，但学习成绩却非常优异。

        大学毕业后，詹伯慧被分配至武汉大学中文系工作，正式开启了语言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一干就是60多年。1954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而此时的北京大学已集合北大、清华等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学者，加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并入，成为国内语言学领域中最具权威的一个专业。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学研究队伍还很单薄，北京大学汉语专业的各项研究任务繁重，方言学研究人才尤其匮乏，王力教授此时想到了詹伯慧。

1955年，北京大学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王力教授马上推荐已在武汉大学的詹伯慧，让他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进修汉语方言学。詹伯慧到北京大学后，深得袁家骅教授赏识，担任了他的助手。袁教授还推荐他参加了当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到海南岛调查黎语。半年后回京，袁教授又邀请詹伯慧参加他主持编写的《汉语方言概要》，此时詹伯慧开始展现出他在方言学方面的过人之处，他负责编写此书中分量最重的粤方言和闽南方言两章，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汉语方言概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方言的著作，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迄今一直是方言学的经典之作。

“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方言研究必须要深入田野进行调查，不能只是‘坐而论道’。”在詹伯慧看来，注重社会实践与深入调查是自己进行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法宝之一。他于1959发表的《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在学界引起较大关注，是其早期学术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军话”是詹伯慧1956年到海南岛调查黎语时发现的。《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揭示了海南岛南端崖城镇中残存于几千居民口中“北方方言岛”的语音面貌。这种方言现象引起了语言工作者的重视。关于海南岛“军话”的这份记录，此后常常被语言学界用来作为“方言岛”的实例。

        作为骨干成员之一参与编纂国家“重典”——《汉语大字典》，是詹伯慧学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汉语大字典》筹备上马，詹伯慧作为编委会成员，一开始就参与编写规划的制定，此后多年一直负责该字典的收字审音工作。《汉语大字典》分上古、中古、现代三段注音，是我国历来辞书中音读最为完备的一部大字典，其中凝结了参加注音、审音工作者的众多心血。

不断求索 情系研究

1983年，詹伯慧调入暨南大学工作。1985年，他被任命为暨南大学复办后的第一任文学院院长。詹伯慧到暨南大学后，首先想到的是建立方言研究机构，建立培养汉语方言学人才的硕士点、博士点。他在1984年就创建了汉语方言研究室，自己兼任研究室主任，并在同年开始招收方言学硕士生。1990年他又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1991年开始招收攻读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迄今詹伯慧已培养博士研究生29人。1994年我国首批5名攻读汉语方言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授博士学位，其中出自詹伯慧门下的就有4名。

        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詹伯慧的理念是：首先，要有一个“大汉语”或“整体汉语”的观念，对汉语方言有总体上的认识，才能有的放矢地对各地方言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其次，要以语言事实为根本，辅之以人文背景，构建方言研究的基础和理论，并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方言调查和研究；最后，还得注意处理好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

        如今，他已出版语言学著作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其中由他主编的广东省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成果《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1987、1988、1990）、《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4）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8）等多次获评国家教委和广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他主编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获评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由他主编、粤港澳三地一批粤语学者共同编纂的《广州话正音字典》以及由他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好评。《广东粤方言概要》于2005年5月荣获广东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政府奖），是广东语言学科领域唯一获此殊荣的著作。

2013年，詹伯慧以82岁高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并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为此，他让课题组专门在暨大文科楼留了一个办公位。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准时到达办公室。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骑着老旧的自行车，早晚穿行在暨大校园内，一时间传为美谈，被暨大师生誉为“学校一道美丽的风景”。如今，回忆这段往事，詹伯慧笑谈，“现在我还想骑自行车去办公室工作，但是他们都不让了”。2019年大病之后，他的身体已不如前，但是对科研工作的热情没有丝毫减弱。

        回顾自己近70年的治学经历，詹伯慧表示，“执着”二字浓缩了自己对学问的态度，“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是我这一辈子的追求”。他的很多研究项目一干就是十年八年。在研究过程中他坚信好事多磨，有志者事竟成。他曾参加过许多需要花大力气、长时间的“学术工程”，如编写《汉语大字典》《大百科全书》《广东百科全书》，对广东粤语进行长时间、有计划的全面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又组织粤港澳一批粤语专家，主持粤语审音、编纂粤语正音字典等一系列工作。

        刚刚卸任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的甘于恩教授是詹伯慧较早的一批学生，回想起几十年来跟随詹老师求学治学的经历，他感慨万千。“詹老师年轻时就头顶行李箱、赤脚蹚水在海南做田野调查，写出不少经典论文，年过花甲还与我们一起奔波在粤北、粤西沿江流域，堪称广东方言学界调查面最广的前辈，给我们树立了如何做好学问的优秀榜样。”

甘于恩告诉记者，詹老师经常把“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挂在嘴边，实际上他老人家也是这么实践的，这为我们后辈学人树立了学习的标杆。“目前我们都身兼一些职务，科研任务也很重，但一想到詹老师的教导，想到他年近九旬还在不断地工作，推动方言研究事业，我们就异常感动。”他表示，为了国家的语言事业，广大方言研究者还要继续走在田野调查的路上。

        谈起治学经验，詹伯慧特别强调“与时俱进”这个词。他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1998年学会用电脑以后，他再也没有过手稿了，都是电脑写作。记得在2015年初次接触他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来扫一扫，加上微信”，“上网查询资料，手机微信方便学术团队联络，信息化时代这些你都得跟上，做学问也是如此，对新事物要包容”。所以，汉语方言学辞书的数字化建设也成为他主持的重大项目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盛世修典 意义非凡

2017年5月，经过国内外近百位专业语言学者、方言学学者的艰辛努力，历时3年多，由詹伯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研究员领衔主编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正式出版。该辞典分为上下卷，约460多万字，堪称鸿篇巨著，轰动了中国语言学界，尤其是全国汉语方言学界。在同年10月广州举行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首发式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盛赞这部词典是“丰碑中的丰碑”。此时，詹伯慧已经86岁高龄了。

        其实，编纂这样一部大词典的想法，詹伯慧在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并且于十几年前和一批资深语言学者开始着手进行了。“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事情最终搁置了，直到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我们的大词典又重回正轨，直至2017年正式出版。”谈到这里，詹伯慧动情地表示，词典的编纂过程一波三折，其中的艰辛和不易自己铭记在心，如今这一愿景真正实现了，喜悦之情自不待言。

        我国语言资源十分丰富，而汉语方言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更是世界闻名。“从事汉语方言工作的人都明白，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源远流长，从汉代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詹伯慧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振兴大潮的兴起，汉语方言学界调查研究工作蓬勃发展，一些大型的汉语方言研究工程相继开展，随后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就陆续出现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成果。

        在汉语方言工作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国家语文政策也引导着人们不断加深对语言是国家重要资源、方言同样也是重要资源的认识。詹伯慧认为，为适应方言学科的发展和方言应用的需求，着手编纂一部能够涵盖汉语方言学科方方面面知识，反映汉语方言研究发展情况，展示汉语方言研究成果的百科性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就显得很有迫切性和现实意义。他曾参加过30多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纂工作，汉语方言虽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篇幅有限，整部语言文字卷中，汉语方言方面的条目只有寥寥几十条。此后詹伯慧常常在想，如果能组织起方言学界的力量，编纂一部信息量大、内涵丰富、体例完善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就可以弥补相关辞书中方言及方言学内容的不足，为汉语方言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扩大汉语方言的社会影响，推动汉语方言的社会应用，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对促进汉语方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提升汉语方言学科建设的学术水准，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先后获评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2019）、中华优秀出版物（2020）、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20）。它现在已经成为许多语言学家、方言学家最重要的必用参考书之一。谈起这部词典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张振兴研究员认为，《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事实与理论并重，条目设置涵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古今的所有领域和相关部门，同时涵盖汉语十类主要方言的分布地域和地点。《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全面地描写了汉语方言统一性、分歧性、复杂性的本质特征；多维地反映了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立体地体现了汉语方言学与其他分支语言学科，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密切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是一部汉语方言学科以及语言学科的百科全书，它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成为观察汉语、了解汉语的一个最重要窗口。”他说。

2020年11月，由詹伯慧捐资50万元设立的“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在广州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南方第一个语言学奖。“50万元不算多，但也是我的所有积蓄了，我应该为语言学研究再做点什么。” 詹伯慧告诉记者，做学术研究，自己有着近70年的坚持与执着，设立这个奖项是希望鼓励更多人延续这份坚持和执着，“希望他们继往开来，青出于蓝”。如今，年已九旬的詹伯慧依然奋斗在语言学科研事业的前沿，他坚信，自己还可以为祖国的语言学研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