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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接受的历史,未必是记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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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4 09:39: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立群:接受的历史,未必是记录的历史

王立群,1945年生,河南大学教授。第四届教育部高校教学名师,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招标项目《文选汇校汇注》首席专家。央视“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史记》”主讲人。
  他曾被网友评为“最学术的主讲人”。
  自2006年起,王立群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史记》,次年,《王立群读〈史记〉》(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50万册。王立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研究古典文献学的,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文献依据。”
  对于自己的学术功底,王立群颇为自信,因为所有讲解的人物,他都经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比如讲韩信,他会把期刊网上评价韩信的文章“一网打尽”,对学术界的研究现象了然于胸。他是一位认真的学者,做学问,上《百家讲坛》,无不如此。
  王立群曾长期致力于中古文学及“《文选》学”研究,完成《〈文选〉成书研究》。论证精微,结论可靠,得到已故中古文学研究专家曹道衡先生的推许,认为“此说极为有见地。”已故学者王运熙先生也认为本书“显示了他功力之深厚,眼光之敏锐。”而王立群对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山水散文起源的研究更是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
  同时,王立群随手记下十年中读史讲史的札记,写就《历史从未走远》(大象出版社),因为“书写的历史”已经固定下来了,“解读的历史”却在不断地变化,不断依照自己对人、人性、社会的认识,赋予历史以新的见解。
  “品读宋词,就是品读我们自己的人生。在那些哀伤的体验中,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心底被唤醒;在那些欢愉的体验中,我们的笑靥展开了,枯燥的日子有了趣味,苍白的人生有了亮色;在那些豁达的体验中,我们的心灵舒展了,纠结的不再纠结,放不下的也看淡了,生活多了几分优雅,添了几分从容。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王立群《赏词如风》(大象出版社)的代序写得唯美动人。他说,宋词宛如一条河,裹挟着宋人的慷慨激昂、悲欢离合流到我们面前。我们用真心、真情走近他们,理解他们。我们喟叹着相似的境遇,抒发着相似的情感。他们经历过的,我们正在经历着;他们感怀过的,我们正在感怀着;他们遭遇过的,我们正在遭遇着。他们的人生,便是我们的人生……一千年后的我们,从宋词的字里行间,又看到了当时的世界。
  诗词若此,历史又何尝不是呢?2021年8月17日,《中华读书报》专访著名学者、河南大学博导王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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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您愿意分阶段谈谈吗?
  王立群:之前一直在学校教书,61岁是节点,这一年上了《百家讲坛》,此后我继续发表论文,写专著,继续申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只是时间安排上会紧张一点。
  中华读书报:您的梦想是当一名土建工程师,高考时报的是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专业。为什么会对“土木建筑”感兴趣?
  王立群:报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专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理科成绩一直不错,1965年我高中毕业时,外语、数、理、化等五门成绩是一百分,当时我所在的开封一中,管教学的教导主任动员我考清华大学。另一个原因,1965年对高考学生的家庭背景审查严格,报考绝密专业、机密专业的学生都要分批开会,我是校学生会主席,但是开会都轮不到我,我只能报既不绝密也不机密的一般专业。我想清华大学理工科最理想的专业就是土木建筑。
  我是理工男,后来学文科,纯属偶然。我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三志愿是开封师范学院,最终的结果是都没被录取。“文革”时有人把开封教育局档案室砸了,找到当年的高考档案。我后来有机会看到档案,发现当年的高考成绩完全符合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王立群:我的心态是这样:凡是不能改变的,接受就是了。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空分设备厂在开封东郊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技校,招初中毕业生,但要教高中课程;一所是子弟小学。面试时考高中的平面三角,我不等他们问,把高中平面三角按章、节的顺序,把涉及到的公式、原理背着通讲了一遍,讲了三个小时,两个老师有点吃惊,直接把我录取到技校当数学老师。但是后来没到开学,事情起变化了,当时主管技校的副厂长认为我没上过大学,高中生教高中课,再能讲也不行,让我到子弟小学去工作。
  中华读书报:《史记》研究者众多,但是通过《百家讲坛》,您所讲解的《史记》传播更为广泛,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您成为“学术明星”。
  王立群:我不喜欢“明星”这个词。我觉得只是知名度有所提高,我更喜欢的是讲我认知范围内的东西。后来参加央视的诗词大会,也还是在文学的范畴之内,离专业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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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您这么重视文本解读?
  王立群:我读研究生时期师从的老师叫王宽行。宽行老师的特点,就是文本解读的功力特别强,一首《木兰辞》《孔雀东南飞》能讲十几节课。文学课最重要的是讲文学的发展史,讲一个作家的创作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文本解读。
  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有无名气,关键是他写出来什么作品。没有优秀作品,作家就立不住脚。所以我讲两汉文学的时候,每学期给本科生拿出一个月讲司马迁的《史记》,讲《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代表篇章,通过作品了解《史记》,通过《史记》认定司马迁的文学地位。
  中华读书报:您的文本解读有什么特点?能具体说说方法吗?
  王立群:一是下工夫,二是要以研究为基础,三是透过文字看实质。同样讲《史记》,不是每个人能讲好、能让听众满意。我自己也写过《史记》研究的论文《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中心》,发表在《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后来被《新华文摘》(2012年第6期)全文转载。《文学评论》发表时,有一页“编后记”,重点推荐了本期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我的文章。我通过详细解读文本,指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本是一桩历史丑闻。不仅《史记》《汉书》的本传含蓄地披露了这桩丑闻,后世学者也对司马相如的婚姻进行了长期的鞭挞。从元代戏剧开始,文学作品一刀砍掉了司马相如密谋卓文君的情节,将一桩历史丑闻成功地转化为一个文学经典。
  这也引发了我对“历史”两个字的思考。文章最后我提出对“历史”二字的解读应分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即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相识及婚姻的真实情况,这些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二是记录的历史,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相识相伴,完整地写出来了。司马迁喜欢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列传》是《史记》中最长的一篇,而且开了先例,把司马相如大量作品收到传记中。但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文字,不动声色地揭露了司马相如骗婚的真相,给后人解读文本留下线索。《史记》司马相如的故事,到了话本小说以后,剪辑掉前面骗婚的情节,编成故事。司马相如的婚姻保留到现在,只是记录的、书写的历史,是对真实历史的选择性书写。三是传播的历史。进入话本小说,上了戏剧舞台,就更走味了。老百姓不会去读《司马相如列传》,他们看的是戏曲、电影中的司马相如,他们看的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老百姓心中的历史才叫接受的历史。
  再比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开篇即云:“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视扁鹊与秦越人二者为一,这是司马迁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神医有两人:扁鹊和华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写了两个人物,最重要的人物是扁鹊,司马迁写了扁鹊给四个君王看病的故事。考察四个君王的生活时代,相差了五百年。我的结论是,扁鹊是古代神医的代称或图腾。
  所有解读都是以研究为支撑,否则文本解读就是虚的,不靠谱。
  中华读书报:关于《司马相如列传》的解读,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议?
  王立群:有争议很正常。我认为我对司马相如的解读很客观。在文学的催化下,今天的司马相如早就戴上“情圣”的桂冠,高坐在圣坛之上。他和卓文君的故事成为追求自由爱情的典范。成都人引以为豪的两大圣人就是“诗圣”杜甫和“情圣”司马相如,所以我的观点一出来,媒体反应强烈。不论学界的认识如何,在民间,这桩案子很难翻案。但人们了解的司马相如,是接受的历史,不是记录的历史。
  3
  中华读书报:您在少年时期就接触《史记》,是从什么时候起,觉得摸到了《史记》的“门道”?
  王立群:我觉得历史决定文学。一个国家的历史决定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农耕文化发达。这样的历史决定我们的文学和农耕文明是密不可分的。我在学文学的时候,非常注重历史。
  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如果不是他本人有那样的经历,如果不是汉武帝的处罚、对他个人尊严的摧残,他不会有劫后余生的痛苦。司马迁写书时不由自主地把这种痛苦的感情融入进去。读书的人,如果没有经历很多事情,也不可能深切地体会《史记》,写书的人和读书的人,二者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对作品的理解会更深刻。
  中华读书报:《史记》记载的人物中,有您特别推崇的吗?
  王立群:我读《史记》,很推崇的人物是项羽。所以我给学生讲课选《项羽本纪》。我在《百家讲坛》的第一个系列也是项羽。项羽是可以乘乌江亭长的小船逃走的,但想到跟随他的江东八千子弟兵无一生还,无颜见江东父老,最终他“宝马赠亭长,头颅送故人”,拔剑自刎。
  项羽是一个有羞耻感、有荣辱心的人。他和刘邦在荥阳对峙时有一段对话,大意是因为咱们两个人争天下,打打杀杀,导致天下老百姓受害。为了不连累老百姓,咱们来个决斗——这话刘邦讲不出来。项羽不愿意为了成就自己的帝王之梦,让天下百姓流血牺牲。所以我在《史记》中欣赏佩服的就是项羽,他是有血性的。乌江自刎也是血性的体现。
  以“乌江”“乌江亭”为题的古典诗歌有几百首,但是,最能够看懂项羽的是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
  中华读书报:李清照是司马迁的知音,您也是他的知音。
  王立群:我不过是机缘巧合在《百家讲坛》讲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很多研究司马迁的学者没有机会讲。对《史记》的研究,也并不是我的学术研究中最满意的。
  中华读书报:那您在学术研究中最满意的是什么?
  王立群:对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山水散文起源的研究。我读研期间读了一些类书在“江”类中,发现有大量描写长江,特别是描写三峡景观的作品,作者是南北朝的地方志作家,而不是文学史上说的郦道元。郦道元是北朝人,一生没去过三峡。后来我写了论文《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发表在《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说明中国古代山水散文的起源是南朝地方志的作者,他们创造了古代最优秀的山水散文。地方志中优秀的山水散文通过郦道元《水经注》、通过类书,影响了后来的作家,包括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小石潭记》。《小石潭记》的几处名句,都来自南朝地方志中的山水散文。
  中华读书报:这篇论文引起很大反响,也体现了您作为学者的敏锐和勇气。
  王立群:这篇论文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把山水散文的起源定在南朝早期地方志的作家的身上,南朝地方志的作家率先写出来了传诵千古、精美绝伦的山水散文,影响了郦道元的《水经注》,然后这些文章被收在类书中间,通过类书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影响了后代大量写山水游记的作家。
  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在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专门提到了我的《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而且加了注释。我曾说过自嘲的话:我写了一辈子论文,都比不过第一篇论文。相信我的观点未来会被更多文学史的编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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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和“喜马拉雅FM”也有合作?多媒体时代,这些多元的传播手段对于学者有怎样的影响?作为公众人物,您平时和网友交流的平台有哪些?
  王立群:对!和喜马拉雅有过一次讲宋代诗词的合作。我个人主要是发一些微博,最近发得少了;在抖音、快手上发视频多一点。抖音的点击差不多一百七十万,快手的点击近一百万,微博粉丝有一百一十万。当年在小学阶段听《百家讲坛》的听众,十五年过去,都大学毕业了,新的一代成长起来后,很多人没有听过《百家讲坛》,我剪个两三分钟重新播一下,有几百万的点击率,算起来,也有很多人听。
  我没有团队,都是自己操作。有一些东西想表达一下,就在自己能掌握的平台上说一说,或者把过去讲的东西剪辑放在平台上,是一种延伸也是一种扩大。
  中华读书报:您在多媒体上花的时间多吗?对目前的状态满意吗?
  王立群:不多。可能一次剪几集,有时间发一集,或者隔几天发一集。除了晨练不可少,偶尔玩玩哑铃,其他时间就是读书和写作。我觉得目前的生活节奏很好,时间可以自己掌控,一般不接受采访。(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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