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来：互联网历史学蠡测

管季超0712

未来已来：互联网历史学蠡测

作者：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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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我们如何估量互联网对世界的影响都不为过。从史学角度而言，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史学乃至当代史样貌和走势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同时，以我们目前的经验，互联网与人类社会的纠缠只会加深不会减弱，我们对互联网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因此，历史越走向未来，或者说未来越变为已来，史家对互联网的重视只会增强不会减弱，互联网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重要。

    一、什么是互联网历史学

    学界同仁已经对“互联网史学”或“网络史学”有所关注，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不过，现有研究尚停留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将“互联网史学”等同于或约等于史学的网络传播。其二，将“互联网史学”定义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其存在形式是“电子史学”。其三，提示应用数据库和数据技术的局限性。论者多主张在迎接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同时，也要“警惕数据库”，避免陷入数据化陷阱，坚守历史学对史观、史识的追求。这些研究记录了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历史学求新应变过程中的困惑与探索，为进一步探讨互联网对历史学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在讨论互联网对历史学可能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对互联网有一个比较清晰、准确的定义，也有必要基于最新的互联网发展更新对其的认识。从技术上说，互联网是一种将各种终端基于共同的通用标准和软件协议连接起来的信息技术。1993年以后，“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网络尤其是互联网得到了迅速发展，迅速遍布全球，且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宣告了人类社会演化进程的彻底改变，从此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论者认为，“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应用技术，互联网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超强的结合能力”。特别是发展到移动互联网阶段后，其用户已经逐渐覆盖了传统互联网的几乎全部使用者，使得“线上”的人和“线下”的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在如何认识互联网历史作用的讨论中，无论从我们的实际感受来说，还是从学界的研究来看，“互联网”拥有巨大的革命性力量，也是最能概括信息社会各种特性的名词。因互联网而逐步诞生的新的史学，或可将其命名为“互联网历史学”。互联网历史学必然要脱离“网络＋史学”的定义，因为它观照的是互联网在历史学变革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简单的载体或手段。将近十年前有学者指出，将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的当代世界史或一些国家的历史，无视或忽略互联网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信息化进程，将会是难以想象的疏漏”。如今这一结论或可再进一步：未来的历史学不可能脱离互联网的影响而存在。
    史学，究其根本是对人的研究。互联网带给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改变也是对人的改变。互联网正在重新构造社会生活本身。史学善于以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社会，也就善于发现那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变化的沉淀积累轨迹；史学亦能深入人的心灵，于新样态的史料中寻求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变迁。因此，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已经不是初入互联网时代时，身为历史研究者面对新的社会生活的好奇与探索，而是对这种新的社会生活乃至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史料、所改变的历史知识生产机制、所孕育的新的历史研究者这三者的理论性思考。

    二、互联网极大扩充了历史言说主体

    就互联网发展对史学的影响而言，目前最直观也最显著的变化是历史言说主体的极大扩充。麦克卢汉有言，“媒介即信息”“媒介即人的延伸”。近代史与古代史相比，一大区别即史料浩瀚无比。之所以如此，大众传媒的发达是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出版技术的进步令更多的思想和言说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治史的基本依据。而当互联网平台为大众所运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就来临了，个人对时代的体验、对世界的观察乃至内心瞬间即逝的感受，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并且展示在网络搭建的公共空间。几千年来的史学研究中已被默认为前提的“沉默的大多数”一变而为“大多数不沉默”。

    史料的无限扩充也带来了“记忆爆炸”的恐惧，“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更低”。因而，“当我们还在以传统史学追求记忆总量的增加、追求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的旧思维来看待大数据并为之欢呼的时候，实际上海量数据所造成的不知所措已经悄然显现”。论者认为，历史叙述既是通过史料来实现的，也是通过对史料的主动删减、对记忆的主动“遗忘”来实现的，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删减史料，体现的是史家思想意旨的高下。

    与记忆毫不费力、选择更加艰难相比，“不打折扣”的史料的出现，将是未来史料的另一大特征。史料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历史的基础，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打了折扣”的。这是因为，旧有的史料载体是会磨损的，不论纸张、电子介质，磨损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史料“被打折扣”与史学可以建立在“打过折扣”的史料的基础上，是传统史学中自然且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以后的史料，因为有云端的存储技术，在虚拟化之后，不会磨损。除非人类社会毁灭，这种史料将永存下去，而人类社会一旦毁灭，历史也就消亡了。
除了史料“体量”的增长，史料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

    除了以上所述的多主体文本这一“新样态”，互联网时代的史料还具有“多样态”的特征。得益于数字技术，过去一直存在却难以进入史料范畴的历史内容有了保存、传播和被研究的可能。“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建立了自身独特的符号系统和话语体系……文字、符号、图形、声音、图像、动画等多重媒介通过数字化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新的超级文本”，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当然绕不过这些“超级文本”。多样态的史料弥补了传统基于文字存在的史料的平面性，增加了对历史的直观乃至真实感受，有可能成为史料群体中的生力军。

    对未来的历史学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史料除了“数字化史料”，更重要的是“天生的数字史料”。互联网这一载体不仅提供了传统载体所不能实现的“速率、体量、多样性、价值密度”，而且更新了对史料形态的定义、提供了众多“天生的数字史料”。这些史料具有不同以往的特质，也不能仅仅挪用对待“大数据”的方式去处理。史料的处理是史学研究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因此，“互联网史学”必须把建构新的史料学作为首要任务。

    三、互联网带来历史知识生产机制的变化

    历史学既是一门研究人的过往的学问，也是一种历史知识生产机制。一定的时代有一定的历史学，也有一定的历史知识生产机制。随着时代变化，历史知识生产机制也必将发生改变。事实上，这一生产机制已经在悄然变化。改变大致发生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在哪儿写、为谁写；第二个方面为谁来写、怎么写；第三个方面为从“单独写”发展到“集体写”。

    第一个方面，传统史学的发表空间，不外乎学术刊物和其他媒体。互联网兴起后迅速成为新的发表空间，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并不代表“网络史学”真正成立。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最初的判断得到了检验：“业余史家”确实未能借由新的发表空间抢走历史知识的话语权，但越来越多的专业学术刊物选择了“网络首发”的形式，走出了脱离印刷发表空间的第一步。近年来的实践证明，网络首发适应了互联网时代，释放了学术生产的潜在需求，也通过与互联网化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结合，实现了学术影响力的提升。这一发展过程深化了我们对互联网与学术研究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是毫无疑问，互联网为突破传统的发表和传播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在“为谁写”的路上，还需要更多深入的尝试。

    互联网对历史知识生产机制的第二个影响也与历史知识制作者相关，但却不是在“专业”或“业余”的意义上，而是在培养方式上。尽管互联网历史学与大数据和数字人文完全不同，但是，后两者又是信息社会中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方法。这股“数字热”也带动了培养“数字人文人才”的热潮。由数字人文、大数据方法培养起来的历史知识制作者，正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历史由谁书写”这一问题的可能答案，同时也是“如何书写”的可能答案。这些新型人才需要掌握的是各类高级算法支持下的常见应用技术，如“可视化”。尽管目前掌握可视化技术的历史从业者还不多，但在可见的将来，以可视化技能为代表的数字史学技术很可能成为历史学家的标配。

    第三个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很可能从个人单独进行走向团队合作、从单一学科走向真正的跨学科。尽管跨学科的愿景和实践已经流行多年，但结果并不符合预期。根本原因可能不在于摸不着跨越学科的门径，而在于将各门学科区别开来的现代学术体制以及与之适应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严格地说，任何一门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众人合作的结果，但现代社会的结构也规定和制约了学术学科体制。新的互联网时代恰恰突破了某些既定结构，带来了变革学术体制的可能。在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可以代替人类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分析工作的情况下，以后的历史学家甚至要面对人工智能的竞争。因此，必须打破“单兵作战的局面”，“用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新技术的介入，甚至要主动同包括计算机专家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同事深度合作，开展研究”。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互联网还将对史料制作的机制产生影响。从史料制作角度而言，以前的史料形成有赖于史料的制作者，比如史官、文献的记录者、书写者、影像资料的制作者。现在生活留痕成为了普遍情况，生活的主体就是史料的主体，因此，传统的史料制作形式也会发生变化。职业的史料制作者未来依然存在，但他的创制将会变成一种“定制”，而以普遍或一般意义的“历史”为目标的史料制作将日趋消亡。这将改变历史学家寻找史料、利用史料的方式，而当下的历史学似乎对此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四、互联网孕育新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的对象虽然是过去，但是历史学家却只能存在于当下。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家，已经展现出相当不同的特质。他们与前代历史学家的差异，可能不止表现为“代际”，而且还表现在“类型”上。论者早已指出，“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或回忆，对于历史的书写或重构，进而史学的发展，与人类传播媒介技术及其工具的变革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不仅体现在外在浅层次上的史学表现形态领域，而且体现在内在深层次上的历史感知—体验模式和史学思维方式领域”。互联网技术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力量，当然会对历史学家的“感知—体验”模式产生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一代历史学家的时间感是全新的。时间感是历史时间的一种反映，历史时间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特定历史时间观念“成为现代西方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范式形成的基础，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史学专业化的完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会不会令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在本质上与目前命名为“现代”的社会截然不同的阶段？这一问题虽然尚难以回答，但是现实生活已向我们昭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各个学科已经感受到其基础理论正在被现实动摇的危险。一旦造成社会的质变，则历史时间也会发生根据互联网特质而生成的变化。

    其二，新一代历史学家成长于全新的空间感之中。正如时间一样，互联网时代的空间也是被互联网技术塑造的。空间的被压缩、空间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流可以实现即时化，使得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空间感。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人。他们与前互联网时代的人类之间的差距，可能远远大于以印刷术为界限的前后人类，也远远大于以蒸汽机为界限的前后人类，而这样的人对历史的认知也必然不同。
《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曾在2011年第4期所组织的“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笔谈中写道：“互联网不仅改变着当代生活，也在记录和创造着历史；它不仅改变了史学研究方式，也影响和改变着史学家。史学家不仅在文献和文物中研究历史，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悟历史，因为昨天的生活就是今天的历史。显然，互联网极大地丰富了史学家的历史感受，这种感受必然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这段话准确描述了历史学家随“网”而“变”的必然性。在陈春声看来，“新的学术世代……其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我们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样貌”。新的历史学家，可能已正向我们走来。

    余论

    如今看来，互联网之于历史学，早已超出了工具的范畴。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社会信息化进程呈现的新现象，以及给史学方法论带来的种种改变，势必触发我们对史学理论中的某些历史认识论或历史哲学范畴的命题重新做出思考”。互联网甚至可能会修正对“元史学”的定义。由此可见，新的互联网历史学正在未来向我们招手。新的互联网历史学，可能会在两个趋向上获得发展。第一个趋向是整体史。第二个趋向是个体史。当然，伴随着这两大趋势，互联网历史学也会面临相应的问题。比如史学的信心问题。

    一切真历史无非当代史。从未来的视角看现在，互联网不仅已经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在逐步成为当代历史的底层架构。互联网所蕴含的巨大思想意义和新鲜的文化内涵，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空间、群体以及人本身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构成史家“知识凭借”和“思想方式”的核心内容，它们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史家对过往历史的研究和叙述。即便这些历史中并没有互联网的存在，却无法逃脱互联网对关于这些历史的叙述的形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的影响不但将施之于当下以及今后，还将投射到过去，从而推动包括既有历史叙述在内的史学发生革命性、总体性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真正的“互联网历史学”才得以形成，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