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灵魂在哪里

管季超.

教育改革的灵魂在哪里

刘铁芳

我大概是从1995年开始关注教育与生活问题的。在南京师范大学金生鈜老师的影响下，我逐渐开始以“教育回归生活”作为自己教育思考的主线，直到2000年左右，思考的重心都集中在这个主题下，没有根本性的超越。200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伦理学博士阶段的学习，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逐步加深，我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开始慢慢转向。“回归生活”的教育主题针对我们的成人中心、知识本位、应试取向的教育传统而言，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它意味着我们的教育的重心逐步向儿童自身的自主、健康、和谐发展转移。当“回归生活”成为教育的强势话语，是不是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或者说“教育回归生活”的主题本身就可能隐藏着另一种危机？我开始久久地思考。大概是2004年下学期初，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平庸。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确立一种深厚而清明的智性生活的背景下，过于强调教育的生活化，可能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教育所型塑出来的个体人格的平庸化与教育自身的平庸化。当代西方教育教学理念是在承续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思想资源的基础与背景上展开的，对于他们而言，教育的基础性问题——教育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实际上早已不是问题，所以他们的教育研究关注的重心更多地指涉技术层面，在这个层面做得十分精细，这从目前国内大量翻译的当代西方教育教学理论书籍中可见一斑。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不要忘了，从杜威到雅斯贝尔斯，到布鲁姆等人，他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都是直接从最基本问题开始，从期待什么样的社会和什么样的人开始。我们自身教育的基础与背景实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所型塑出来的臣民文化与心理人格，二是我国一直有着李泽厚、林毓生等先生所指出“实用理性”传统，这使得我们的社会文化品质始终有一种浓郁的实用品格。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变迁，使得国民人格的现代化实际上还远没有完成。与之相应，我们的教育自身的现代化也并没有随着高楼大厦的建立和现代信息化传媒的引进而完成。世纪之交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一开始就成为我国教育的中心问题。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全面的准备、开阔的视野、自上而下的推动，使得这次课程改革大有一种翻天覆地、欲对中国教育来一番彻底改头换面的气象。我对课程改革虽未曾振臂而呼，但也打心底里表示支持，只是朦胧地有些隐忧：诸如是否过于理想化，有些忽视中国教育地区差别太大的实际以及国民文化、心理现实；改革面是否过于宽泛，使得改革的目标过大，导致轻重不分，甚至可能会出现避重就轻的迹象；改革的全面推动是否过快，使得需要更多酝酿的复杂问题被简单化；等等。后来慢慢发现，这些好像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毕竟教师和学生都是有着自己主动性的人，只要改革的方向正确，他们的自主能力总可以保障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学生诸多能力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课程改革在何种程度上树立起了自己的灵魂，使得置身各种纷繁教育改革理念之中的实践者始终能坚守着一种有灵魂的教育？我们这些年来的教育改革是否逐渐沉淀出了自己的主导性理念，这些理念是否涉及当下教育的根本性问题的转变，并成为教育上下的共识?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社会事功对教育的反复冲击，加上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经世致用的思维品格，导致我们的教育在现实层面始终没有超越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现代教育理念的启蒙并没有在我们的社会中完成。随着社会变革的逐步完成和社会组织层面体制化的逐步深入，教育自身也在没有被现代性充分洗礼的背景下急迫地进入了体制化的轨道之中，深度体制化之中的教育日渐成为一种越来越精致的技术。每个人都按部就班，把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精细、到位，而不需要关心这种实践样式本身的教育价值与意义，这使得教育实践中的技术主义倾向十分明显，教育缺少了内在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正在对这一现实做出深层的回应。在一个话语时尚、口号迭出的时代里，倡导“有灵魂的教育”，就是期待我们能更多地关注教育的基本问题，关注每一个教育行动的价值与意义，以期在观念层面能逐步超越教育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从而努力提升现实教育的品格，并且怀抱这样一种心愿：经由教育品质的提升而逐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精神品格,提升我们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需的生动的创造活力与生命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