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谈枕边书

管季超0712

祝勇谈枕边书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去年底您做客《我在岛屿读书》，感受如何？
　　祝勇：我很喜欢这个节目，首先是因为这个节目没有邀请影视明星，而都是作家、诗人、编辑家和艺术家，有余华、苏童、叶兆言、西川等，都是我敬重的人，多是老朋友，和《收获》主编程永新是第一次见，也是一见如故。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对于彼此的话题都心领神会，没有交流障碍，这一点特别好。第二是拍摄地放在一个小岛上，这个场域很特别，既封闭，又开放，岛上的空间相对封闭，谁都无法轻易“逃离”，反而让话题能够深入，纵横驰骋，无拘无束，状态也十分轻松，谈到的许多内容令我难忘，假如在一个平常的环境里，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可以潜尝辄止了，或者是很矜持，不会太深入。对我来说，这次拍摄是十分难得的体验。
　　节目中您带去了故宫的一本“网红”游戏书——《迷宫》之《金榜题名》。游戏中包含悬疑推理，平时您也喜欢推理小说？我注意到您曾推荐过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
　　祝勇：我从小就喜欢推理小说，一直是推理小说迷。我在沈阳读小学二年级时，因为哮喘病休学一年，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伴我度过了那段寂寞时光。那时看的推理、悬念小说还有《希腊棺材之谜》等。我还从广播里收听了一部小说叫《绿色之王》，播讲者是演员王刚，当时他在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还没有演和珅。有一次我对王刚老师说我听过他播讲的《绿色之王》，我能准确地说出作者是保尔-卢·苏里采尔，主人公叫雷布·克利姆罗德，王刚老师大惊失色，说那太早了，没想到至今还有人记得。孙甘露《千里江山图》刚出版我就读到了，一看就喜欢。那篇书评是我主动写的，因为我觉得孙甘露老师把一个密室逃生的传统套路翻新了，演绎得太完美了。我猜测许多作家都喜欢阅读推理小说，也都有写推理小说的梦想，至少我有，但至今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它对智商的要求太高，我觉得我的智商不够。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童年时期的读书生活是怎样的？
　　祝勇：1975年我上小学，那时正是“文革”后期。1980年我上中学，新时期文学已经起步。因此我的阅读，从“文革”后期的文学作品一直过渡到新时期文学。尤其上中学以后，我家里订了《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这些文学期刊，当时有影响的作品，我都是同步阅读的，像王蒙《在伊犁》、冯骥才《神鞭》、铁凝《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刘绍棠《蒲柳人家》、邓友梅《那五》、阿城《棋王》、刘心武《钟鼓楼》、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都是在这时读到的。我还记得一件奇妙的事，就是《小说家》杂志发表了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邓友梅、陆文夫、何士光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题目竟然都是《临街的窗》，这有一点行为艺术吧。现代作家里我那时读得最多的是巴金，最喜欢他的长篇小说《寒夜》，还有《马赛的夜》这些短篇小说，还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不一一列举了。今天回忆起来，都会奇怪当时那么紧张的学习压力下，怎么还有时间读那么多的文学作品。
　　谈谈您的读书兴趣吧，喜欢什么类型的书？
　　祝勇：随着年纪、阅历的变化，我阅读的兴趣点也在变化。就像前面说的，我的学生时代读文学作品最多，如今年过半百，仍然读了不少小说，但更多是阅读古书，像《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文史通义》什么的，年轻的时候不喜欢读古书，读不进去，现在更喜欢古书，还有唐诗、宋词，百读不厌。可能是因为上学的年代，古诗、古文是被要求（甚至是强制）阅读的，所以失去了阅读的快感，今天是主动阅读的，才能发现里面包含着恒久的价值。
　　很多读者是因为美文认识您，回顾您的文学经历，有过哪些变化？
　　祝勇：年轻时喜欢读散文，也喜欢写散文。散文抒情性强，直抒胸臆，语言又考究，有创造性，所以非常喜欢散文。后来我与苇岸、宁肯、张锐锋这些作家同气相求，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给散文界带来一些活力，1997年云南《大家》杂志推出“新散文”栏目，我们这批写作者写出的作品就被命名为“新散文”。所谓“新散文”，写作观念是新的，题材却包罗万象，包括表达对传统的认知，比如我以传统手艺保护为主题写《蓝印花布》，以历史城市保护为主题写《十城记》，张锐锋以汉字为主题写《世界的形象》等。这算是我写作的一段历程吧。2002年我写《旧宫殿》以后，写作主题逐渐转向故宫，2011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又写了一系列以故宫为主题的作品，我的写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直持续到今天。
　　近年来您以故宫的藏品和历史为主题进行写作，从《旧宫殿》到畅销书《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陆续推出的“祝勇故宫系列”（包括《故宫六百年》《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等），故宫给您带来了什么？
　　祝勇：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凝聚着15世纪以来的中国史，也凝聚着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比如故宫的建筑，建造年代虽然只有600多年，其精髓却直通遥远的《周礼》。紫禁城所遵循的这种空间观念与时间观念，至少可以远溯到河姆渡文化。因此故宫是观察我们民族精神历程的一个特殊的窗口，也是一个独特的写作题材。世界上许多文化遗产都成为文字表达的主题，像雨果写过《巴黎圣母院》，三岛由纪夫写过《金阁寺》。自从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我就更有责任把故宫写好。我不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但我会努力。
　　以故宫为原点，您的创作领域在不断拓展，是不是所有故宫的宝物都能激发您的创作灵感？写作上有怎样的规划？
　　祝勇：冯骥才先生说，在故宫这个文化土壤上，我应该写出大东西。冯骥才先生殷殷期望，令我十分感动。但我才疏学浅，不一定能够如冯先生所愿，写出这样一个大东西。目前我至少在两个方向在做着努力，一个是学术方面，我在写《故宫艺术史》，是一个多卷本，已出版第一部《初民之美》，还有一个是长篇小说，我在以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避寇为主题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国宝》，应当是一部三卷本，那段历史荡气回肠，可歌可泣，完全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大东西”，无论能不能写好，我至少要把它写出来，我经常用托马斯·曼那句名言安慰自己：“只要完成，它就是好的。”我希望能在2025年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出版。
　　作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您的阅读和过去比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祝勇：当然，出于本职工作需要，我不仅阅读大量古籍，许多还是围绕故宫的文化与历史，许多是文献史料，还有民国以来一些“故宫学”著作，能搜集到的我都要看，像郑欣淼先生刚刚出版的《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等等。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写一部对这些前辈的“故宫学”专著进行综述的著作。总之我想做的事情很多。
　　在故宫系列丛书的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祝勇：不断自我完善。我是在“文革”后期上学，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年代，没有国学童子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乃至喜爱都是后知后觉，我的研究、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通过写作来塑造作品，也是在不断地塑造我自己，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伴随着写作一步步走向成熟和渊厚。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祝勇：我白天阅读的书籍，古籍、历史学术类著作比较多，睡前阅读就希望轻松一些，因此以小说和传记为主，早年读过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最近在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传》《柳青传》《路遥传》，希望了解他们的写作人生，了解这些作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任何一个成功者，在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上都有非凡的经验。我虽然更关注学术，但对当代长篇小说的阅读量也不小，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像徐怀中《牵风记》、冯骥才《艺术家们》、陈彦《主角》、余华《文城》、徐贵祥《英雄山》、孙甘露《千里江山图》、范稳《吾血吾土》、叶兆言《刻骨铭心》、艾伟《镜中》、邵丽《金枝》等，我都是利用睡前在第一时间读完的，以此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状态，让睡前的时光变得十分愉悦。
　　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祝勇：欲罢不能。每晚睡前阅读的时候，我自己会限定时间，以免睡得太晚，第二天起不来，耽误了工作计划，所以不能太任性。但每读一本好书，限定时间即将到来，我心里都会升起一种很强的失落感，就像所有的好时光，我都不希望它马上结束。
　　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祝勇：我反复重读的书不多，《红楼梦》是其中之一，但每次重读不一定从第一个字读起，而是翻到哪页读哪页，可能从某一个片断读起，就像进入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每次可以从不同的门走进去，甚至可以从窗子跳进去，不一定每次都规规矩矩走正门。前两年我还重读了《复活》，与年轻时的阅读体验不同，那时是以做功课的目的去读的，现在却是出于内心的需要，更加感佩于它的大巧至拙。它的深刻性与形式感，在今天也独树一帜。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
　　祝勇：《庄子》《红楼梦》《唐诗三百首》。
　　若有机会见到古人，您想见到谁？
　　祝勇：我想见到苏东坡，与他聊聊此生最后悔的事和最不后悔的事。
　　假设正在策划一场宴会，您希望邀请谁？
　　祝勇：卡夫卡。（主持：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