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鸟兽草木探源中华古老文明——读《文物中的鸟兽草木》

管季超0712

从鸟兽草木探源中华古老文明——读《文物中的鸟兽草木》

王钊

　　出没于古代器物与画像中的鸟兽草木，题材广泛，映现着人们与自然界生物丰富密切的关联，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含义和艺术脉络。《文物中的鸟兽草木》一书通过描述这些图案、纹样的风格，剖析其意涵，来推想古人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改造与利用，复原彼时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追踪古族的征伐与迁徙，再现悠远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呈现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价值。
　　《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四川人民出版社）是从刘敦愿先生生前文稿中编辑而来的一本小册子。刘敦愿（1918-1997），湖北汉阳人。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学家。1939-1944年就读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科，毕业后曾在四川省图书馆等单位工作。1947年应聘于山东大学，先后在中文系、历史系执教。早年致力于山东地区田野考古调查，对建立山东早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有重要贡献。晚年专注于美术考古研究，针对史前陶器艺术、商周青铜艺术、东周与汉代绘画艺术等问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著有《刘敦愿文集》。
　　初识刘先生的研究还要从他那本《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说起，这部著作是他几十年来对中国古代美术史和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总结，直到现在仍然是美术考古学专业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在这部著作中，刘先生特别关注到了各种出土文物中的动植物造型和纹饰，尤其是书中有一章“青铜器装饰纹样的起源与母题研究”集中讨论了各种青铜器中的动物造型和纹样，这不仅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范围拓展到先秦时代，也对当代人了解早期人类对自然的观察和应用大有裨益。不曾想在这部著作绝版多年之后，仍有有心人关注到刘先生的这一学术志趣，将他对出土文物中动植物元素的研究整理集结为眼前这本《文物中的鸟兽草木》。这部著作是一本让人充满惊喜的作品，它通过解密出土古物承载的动植物元素，让人们重新回到那个久远时代里，体味人与自然的互动。
　　长久以来考古研究更多倾向于通过遗址形制和出土文物来探讨当时人类族群的政治制度、宗教、军事等社会现象，而研究者对出土文物的自然元素关注并不多，它们最多只是以背景的形式辅助上述研究。但越是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初期，人类与自然的接触就越密切，从最初的游猎采集到之后的农耕畜牧，早期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自然中劳作生息，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将对自然的观察和实践总结为丰富的博物学知识。这些知识一方面是口口相传的实用技术，之后又以文字形式保存流传；另一方面这些对自然的观察以图像形式留存在了人工物品中，这些图像或是记录了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比如岩画中的狩猎采集），或是将动植物形象图腾化，展现出人类对自然某方面的崇拜（比如各种器物上图案化的动物形象），再后来自然纯粹成为一种审美元素被装饰在各类人工器物乃至描绘在画卷之上。
　　描绘在画卷上的动植物在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专门的花鸟画科，存世较多且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唐宋之前存世画卷较为稀少，对动植物的描绘更是凤毛麟角，对这一时期动植物的形象研究就需要借助各类出土文物的帮助。不过传统金石学和现代考古学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这一研究面向，而较早对中国古代文物中动植物元素感兴趣的是英国博物学 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他于1940年在美国出版了《中国艺术中的自然》（Na⁃ture in Chinese Art）一书，初步地探究了中国传统艺术品中呈现的各种自然元素，其中有许多涉及先秦两汉时期青铜器和陶器动物造型的讨论。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不久，刘敦愿先生也开启了自己对古器物的考古研究，与苏柯仁侧重采用西方博物学视角审视这些古器物不同的是，刘先生以博物学鉴别为基础，之后通过综合运用文献、考古、艺术、民俗、地理等众多学科知识来推断这些动植物形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含义。由于先秦相关文献的缺乏，直接研究此时期出土文物会面临诸多困难，刘先生通过上述方法的综合运用时常会得出颇有见地的观点，即便如此，他总会谦虚地强调自己的观点还需要日后通过新出土的材料加以检验。
　　《文物中的鸟兽草木》收录的文章由编者分为四卷，分别代表了刘敦愿先生对这一类主题的四个研究方向。第一卷侧重于说明动植物形象在古器物上的艺术表现。早期古人受限于绘画材料和技艺，往往会将动物最显著的特征呈现出来，从而突出其特征性和装饰性，以此成为早期器物上最常见的装饰元素之一。许多出土器物上精美的动物形象设计得颇具动势和艺术性，完全可以代表当时的绘画发展水平。第二卷对早期器物上的动物元素的含义进行了揭示，可以说这是本书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很多解释极具启发性。比如作者对饕餮纹含义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改变了以往将饕餮作为贪暴的象征。针对商代出现的大量鸮形青铜器，作者结合实物和相关文献揭示出鸮类如何从辟邪猛禽一步步沦为传统文化中不祥之鸟。第三部分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将出土器物与传统文献紧密结合的治学能力。比如，作者通过山西石楼出土龙觥上装饰的龙蛇纹以及文献记载，将其判定为夏文化遗存的明证。作者又根据“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的记载深入揭秘了商周之际民族迁徙的历史事件。第四卷则是全书最具博物学特征的部分，作者通过岳石文化陶器上的叶脉印痕鉴定还原了古人生活的生态环境；商代貘尊的鉴定间接证实了貘在中国古代的分布；战国铜鉴上的纹饰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园林景观营造；最有趣的是作者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虫兽纹臂甲上发现了类似于今天“食物链”的动物图案。这些有趣的发现不仅仅反映出作者对出土文物细致地观察态度，更能展现出他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研究眼界，这些都是当下越来越专门化研究所需要的学术素养。
　　《文物中的鸟兽草木》中汇编的文章都是刘敦愿先生在20世纪中后期陆续完成的作品，从这些研究的内容可以看出有一些文章是其深入探讨力求攻克的学术问题，有一些则是他对某一发现颇感兴趣，随机撰写的短小杂文。对于前者他力求严谨完善地进行证实，有时还会引用国外相关案例进行间接证明；而对于后者文风就相对轻松，作者似乎在展示自己发现的同时又抛出一个问题，期待后来者可以对此产生兴趣并将其解密。无论是作者撰写的哪一类文章，无不流露出作者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和热情，学术研究的真谛本身就在于个人的志趣爱好与问题意识的紧密结合，只有很好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研究者才能自乐其中而源源不断地收获丰硕的果实，我想刘敦愿先生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学者。他几十年来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兴趣导向，在几乎没人涉猎的研究领域不断辛勤耕耘。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对古物中动植物元素的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当时考古学关注的中华文明探源等宏大议题并无显著影响，但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每个地区的学者面对的不仅仅有自己切身相关的文化议题，还要以全球化的眼光来思考整个人类的文化和发展。在这其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议题逐渐成为全球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方向，它不再是细枝末节的个人学术喜好，而成为我们当今学术研究的“显学”。在这种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通过环境史、博物学史、物质史等颇具时代特色的研究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些传统的研究材料，而刘敦愿先生早已在几十年前就以自己的个人志趣在这方面辛勤耕耘。今天他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众多领域学人的关注，而这本小书的出现就是对这种情形最生动的反映。
　　今天的学者和民众越来越关注到自然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板”，而实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学术研究层面逐渐将其置于主角地位。先有专门书写自然的自然文学出现，接着各个文史学科陆续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而民众也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现代生活之中，自然生态成为了践行美好生活的响亮口号。“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两千多年前孔子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千百年来无数有识之士将其作为自己的志业，锲而不舍地在历史中传承发展，今天我们在阅读《文物中的鸟兽草木》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着刘敦愿先生对这一教诲的躬身践行，而我们也将承接起他的这一愿景继续前行。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