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翻史书－－韩扑（第一部分）与中学语文文言古诗有关的历史

读屏跟帖是美德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细读史书的心得之作。作者紧紧围绕着曾经被选入《语文》课本的著名历史文献，进行文本细读，力图能发今人读史所未发，烛微洞细。全书依据历史文献的出处，分为“左传篇”、“史记篇”、“三国篇”、“宋朝篇”、“明朝篇”等。所讨论的文章包括《郑伯克段于鄢》《崤之战》《烛之武退秦誓》《曹刿论战》《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鸿门宴》《周亚夫军细柳》《桃花源记》《木兰诗》等历史名篇。一方面，作者通过阅读原点，对这些选篇进行上下拓展，在完整的历史过程中重新阐释课文选段的内涵，另一方面，作者也试图寻找文本的缝隙，来挖掘作品背后隐藏的深意。这些耳熟能详的篇章，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总能知道其中的大概。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课文传达出来的浅表信息，而是努力从新的视角对其解毒，赋予这些篇目以新意。作者是《沈阳晚报》编辑，文笔流畅，语言组织能力较强，行文通俗而不失严肃，理性而不失诙谐，文思缜密，分析精当，善于在细节中打开缺口，触目历史可能的真面目，可谓鞭辟入里，老道睿智。

[ 本帖最后由 读屏跟帖是美德 于 2009-2-14 12:00 编辑 ]

读屏跟帖是美德

        在《史记》之中，论用情最深的篇章，除了《太史公自序》之外，就是《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和这篇《屈原贾生列传》了。说太史公“用情至深”，是因为在这几篇文字的叙述中，太史公动辄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出来议论几句，一抒胸臆。著史而失去平常心，这是史家的大忌，因此，班固后来多拿这一点来诟病司马迁。

读屏跟帖是美德

第1节：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1)         
　　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   
　　——《屈原列传》为什么夹叙夹议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头本来没有这句话，但清代村儒毛氏父子乱改《三国演义》后刊行时，把这句话镇在了演义开头，结果四处传播。在四百年来的“常言道”之中，属这句话危害极大，流毒极深。本来，一个民族，应该存一个信念，有一本是非，发扬一个共同的理想，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血性，有持守，我们的国家才会有进境，而如“话说”这种庸俗冷漠的看客心态，却是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痼疾。
  
　　比如，看客们去听相声，听郭德纲在《大保镖》里告诉他们：屈原是包粽子小贩的祖师爷。   
　　看客们爆笑。   
　　听完相声，扑感觉到，我们确有经常读读这篇《屈原列传》的必要了。   
　　课文《屈原列传》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选入时去掉了关于贾谊的部分，并省却了《怀沙》赋原文等处。而《屈原贾生列传》作为屈原和贾谊的合传，太史公是饱含了深情去著录的。
  
　　在《史记》之中，论用情最深的篇章，除了《太史公自序》之外，就是《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和这篇《屈原贾生列传》了。说太史公“用情至深”，是因为在这几篇文字的叙述中，太史公动辄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出来议论几句，一抒胸臆。著史而失去平常心，这是史家的大忌，因此，班固后来多拿这一点来诟病司马迁。
  
　　司马迁是性情中人，班固是名教中人（是岳不群），所以《史记》和《汉书》很不一样。司马迁的“屈原传”，史学价值其实远远不如文学价值。在这篇传中，司马迁插入了三篇文论，拢共占去整个篇幅的一半。
  
　　说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其实是在借屈原、贾谊的遭遇来抒发自己。屈原做《离骚》，以香草美人为寄托；司马迁写《史记》，则以屈原和贾生为寄托。   
　　很多老先生讲，对于史书要“五读俱全”：读其人际、读其细节、读其背景、读其校勘、读其评注。虽然我们平时做到“五读”并不容易，但在读《屈原列传》时，必须一起读《楚世家》。我们可以发现楚国的国家建制与中原各国并不一样。它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分为三个系统：军政、贵族、巫祀。作为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屈原负责管理的是楚国的贵族和外交，还有一部分巫祀事务。同时，军政事务却是不让他染指的，屈原从不带兵。
  
　　从列传中也可以看到，楚怀王一开始很信任屈原，并让他主持改革（但不是真正的变法）。   
　　怀王让屈原主持的是什么改革呢？是贵族改革以及宗教改革。   
　　在称为“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以后，楚国上层将神权集中于己手，使楚成为战国时旧贵族势力最强的国家。贵族一直掌握着楚国的中枢资源，掌握着做官的最任意优先权，所以楚国的政治上层接近铁板一块。楚国籍的人才虽然很多，却始终不能为本国所用。春秋时便有“惟楚有才，晋实用之”的说法，意思是楚国人才很多，却都投奔到晋国去，与楚国为难为敌。
  
　　到战国时这种情况依旧存在，比如李斯这样的人，他想有发展，而在楚国想通过仕途出头，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去秦国闯荡。   
　　这样一来，楚国的上层越来越昏庸保守，所以改革弊制、还政于公就成为它自救的惟一出路。但是因为利益与特权是成瘾之物，所以变法在楚国之难，也是天下无双的。吴起曾经受楚王的委托变法，政风刚猛的他得罪了不少贵族。所以，支持变法的那位楚王一死，贵族们就群起而攻之，把吴起干掉。
  
　　到屈原时，楚国的政治气候又有不同。因为是人口和领土大国，加上生产科技的催动，当时楚国的经济规模骤然增长起来。其结果就是，贵族阶层发现，他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一个捞钱、奢靡的大好时机到了。
  
　　楚国的政治结构远远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要求和新兴士人的参政要求，但贵族们自己却看不到这个。他们所致力的，是如何在其位而谋其利，实现自己的特权最大化。      
   
第2节：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2)         
　　屈原所处的位置，使得他成为了贵族们把好日子过下去的最大障碍。   
　　屈原是聪明人，他明白富庶而愚昧的楚国，已经成了各国眼中，尤其是秦国眼中的首席肥肉。他的忧患感觉如此之强，主要缘自这一点。   
　　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军事支持，也缺乏政治工具。本国权贵排挤和秦国间谍反间的双重作用，使屈原的先知先觉、大声疾呼和大量创作，在特权利益面前也只能沦为无能的力量。他创作了《离骚》，却也因此走上了“赴渊”的不归之路。屈原在流放中所写的作品，很多都笼罩着一层不祥的悲凉气氛。屈原是何等聪明的人，他怎会不知，自己迟早要被除掉，只不过暗处的那些人不会这样轻易让他死去，而是用“等待死亡”的心态来折磨他。
  
　　须知，即使屈原“披发行吟泽畔”的时候，他背后也是跟着很多董超、薛霸之类押守者的。   
　　屈原的结局，显然是被“天使”勒令监督自尽的，实际上，就是被秘密处决了——古时刑不上大夫，像除掉屈原这样身份高贵而罪愆又不足以构成诛杀的角色（主要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一般都是“令其自尽”，给你自我选择了断方式的尊严。而且，以屈原刚健畅达的性格，他绝不会自杀的。当然，这只是关于屈原死因的一种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如今，很多人都说屈原是听说过渡沦陷的消息后，殉国难而自杀的。问题是，楚国郢都虽然沦陷，但并不意味国家的灭亡，相反，屈原应该积极投身救国才是，怎么会憋屈得去自杀呢？从他临死做的《怀沙》来看，“大难”明显成为他必须死去的理由。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国家的首都失陷、权力中枢对国家突然失去控制的时候，对于潜在政敌或异端分子，会采取什么措施呢？这类快刀斩乱麻的事情，在古今中外发生得还少吗？屈原正是当时楚王的最大潜在政敌之一，新楚王及其班底不对他下手，才是怪事。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屈原和贾谊放在一篇之中呢？除了因为两人都是所在时代的大文豪，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在相似的政治背景下，因为呼吁变革，而遭到贬斥排挤而死掉的。贾谊遭到政治驱逐，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
  
　　汉文帝是帝王术大师。他对贾谊的破格提拔，其实，就是冲击老臣派的政治试探、火力侦察，比如，让贾谊出任太中大夫，让雄才善辩的贾生与墨水不足的老臣们“廷议”等等。
  
　　从什么地方集中试探呢？就从玄妙难测的“鬼神之事”上入手。   
　　李商隐《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写的是贾谊被外放以后，文帝秘密召见他回京，二人在密室里深谈，说的都是些鬼神之事。
  
　　李商隐这首诗有他的个人寄寓，并非历史原貌。   
　　汉文帝千里迢迢把贾谊召回京城，在密室里深谈，难道真的就是唠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吗？   
　　其实，汉朝是一个迷信的朝代，当时的鬼神之事并不是小事。诸吕灭后，当时还是代王的刘恒接到周勃、陈平等人从长安发去的“请来即位”的邀请，不知吉凶，还特地占卜了一下：占卜的结果是“吉”。刘恒这才下了决心，打点行装上路。
  
　　其实，“鬼神”话题是文帝掩人耳目的借口，他与贾谊讨论的，仍是变革的事情。后来，贾谊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政治预言，却一一应验。汉朝的国策，也逐渐走上贾谊所设计与呼吁的正轨。比如，汉武帝在董仲舒的设计下，玩“天人合一”的专制集权猴戏，极大加强了统治力；又顺着贾谊的思路，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与楚国相比，汉朝还是幸运的。文帝比楚王有韬晦，汉朝的军事贵族势力相对也比楚国的旧贵族容易对付些。   
　　不过，贾谊自己仍然在汨罗江水的倒影里，看到了屈原。   
　　到西晋、晚唐时，中国人又面临了和屈原时的楚国、贾谊时的汉朝相似的情况：贵族守旧奢靡、统治者贪图享乐、国家内忧外患。但西晋人和晚唐人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屈原，也没有贾谊，他们只有一群醉心于清谈、吸毒和吹口哨的“名士”，以及一群汲汲于内斗的“强人”。于是，西晋和残唐到底灭亡，华夏文明也遭遇了浩劫。
  
　　我们一代代人重读屈原的价值正在这里，只不过最好不要在吃粽子的时候，因为那不叫居安思危，那叫记吃不记打。   

读屏跟帖是美德

第3节：“将相和”只是貌合(1)         
　　“将相和”只是貌合   
　　——《廉颇蔺相如列传》不单讲“男人的情谊”   
　　关于“将相和”时廉颇、蔺相如两人的年龄，历来存在误解。很多读者都认为廉颇当时是白发老将，蔺相如是青年才俊，这是受了后世戏曲舞台形象的误导。   
　　廉颇最初见于记载，是赵惠文王十六年挂帅带兵攻打齐国取胜——当时，齐国被燕将乐毅攻打，几乎灭国，廉颇这次出兵，有趁火打劫的嫌疑。廉颇何时死去的呢？赵悼襄王年间。廉颇受诬陷被驱逐到魏，又跳槽到楚国，其间发生了著名的“廉颇虽老，仍能每餐食斗米”的典故。其后很久，老将军才在楚国辞世，那时离廉颇初亮相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如果老廉八十岁过世（古人平均寿命短，那时活八十岁，相当于现代人活一百岁左右），那么他初亮相时，至多也就是三十多岁，而他当时的身份就已经是赵国的大将军。
  
　　“将相和”故事，则发生在赵惠文王二十五年。按上文的推算，廉颇那时应当40岁上下。   
　　再说蔺相如的年龄。他比廉颇还早死10多年，却比廉颇晚出道。他的身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宦者令缪贤舍人”，也就是宦官首领缪贤的幕僚，大概相当于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潜龙毋用”的状态。缪贤自己是老油条，当然不会用菜鸟做幕僚，而且他推荐蔺相如时，提到当年蔺相如曾出谋划策，使自己解困于危难；且用廉颇的话说“相如素贱人”，在贬低相如时也没有强调他年少，这些都说明相如屈沉下僚很多年。所以，他出道时，很可能岁数比廉颇还大些，至少不是个小年轻。
  
　　《廉颇蔺相如列传》因为“将相和”的典故而闻名。详细的故事，只要是上过高中，学过这篇课文的读者都熟悉的了，扑不赘述。本文要说的是，如果关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全篇，再参照其他篇目的有关记载，你可以发现，“将相和”故事的背后，其实是赵王在操控两种对外路线，调和鼎鼐，力图保持国家发展平衡的运作。
  
　　再如，廉颇对蔺相如的古怪态度，以及秦国对赵国的前后表现，都说明“将相和”的背后，隐含着赵国两种外交策略的较量。   
　　当时，玩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都已经不在了，但其外交遗产还在，各国内部，仍存在联秦与抗秦的两种外交思路。虽然赵国是军事强国，但也不例外，其内部也有外交分歧。  

　　廉颇很明显是联秦派。注意，他只是亲秦，而不是投降。廉颇在赵国带了半辈子兵，打了无数的仗，曾经对燕国、齐国、魏国出兵，都取得了成功。可是对秦国呢？除了曾经与秦军协同作战，在《史记》的记载中，廉颇只带兵跟秦军打了长平一仗，但还因为消极避战，中途被撤了。
  
　　课文中说，惠文王十七年，赵王得到和氏璧，秦国立即提出用十五城来换，赵王召大将军廉颇等商量对策。他们怎么计议的呢？   
　　大家开了半天会，结论是：呜呼！无法可想。   
　　廉颇当然主张给秦国璧，这样纵使秦国赖账，赵国在国际上也有话说。   
　　赵王却舍不得。   
　　最后是赵王背后的太监缪贤推荐了一个人：门客蔺相如。   
　　这个缪贤不简单，他跟燕王过从甚密。燕王为什么要结好赵臣呢？如果读过苏秦的传，就明白了，苏秦当年搞合纵，佩六国相印，孤立秦国，他的大本营就在燕国；燕国也因此捞取不少国际好处，所以，跟燕国结好的各国权贵，历代不绝。这是燕国的一个外交政策。秦国也因此最恨燕国，以致后来有燕国策划“荆轲刺秦王”的事发生。缪贤与燕王结好，当然是抗秦派，蔺相如是其幕僚，而且深得缪贤赏识，所以也是抗秦派无疑。
  
　　蔺相如的行为也是如此。他见赵王，慷慨陈词的内容，全是以秦为敌；到秦国，又戏耍了秦王，刻意激怒后者。   
　　史载，完璧归赵后一年，秦攻赵，夺取一城；次年又攻赵，杀两万人。         
第4节：“将相和”只是貌合(2)         
　　这实际是“完璧归赵”引发的军事行动，是“完璧归赵”的余波。所以说蔺相如“不辱使命”，实有夸大之嫌。不给秦玉璧，又能令秦理亏而无言，无所行动，这才真正是不辱使命。蔺相如一番大言，貌似义正词严，其实理亏。秦王并没有说不给赵十五城，而且还斋戒沐浴，很正式地要接受玉璧，蔺相如却把玉璧偷偷带回了。据司马迁的记载，蔺相如的依据，竟都是“度”，“度”秦王如何如何，也就是主观猜测。明朝时有王世贞作《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就很看不惯蔺相如这一套“完璧而失信”的手段——王世贞也是从蔺相如的视角看问题的，其实相如的本意，正是要托“大义”而激怒秦王，同时也由完璧而邀功于赵王。
  
　　赵王是重玉璧，还是重土地和人民呢？《史记》是不著闲笔的。司马迁笔下的两次赵国的败绩，已经说明了他的看法。   
　　同时，廉颇作为大将军，秦两次来攻，都得胜而去，不能不说他是有责任的，他明显是不作为，是不想给蔺相如擦屁股。   
　　接下来渑池会，蔺相如对秦王作人身威胁，但正是因为廉颇已经驻扎大兵在边境，而且廉颇和赵王议定：王上此去若有不测，太子立即登基，所以赵王一行才得以无恙而回。   
　　这就是联秦派和投降派的区别。所谓联秦派，就是向秦国示好，不给后者战争借口，把战火引向别国，同时自己迅速发展国力，用从他国攻取的土地，来弥补结好秦国付出的代价。
  
　　纵观廉颇在赵国的战争生涯，基本都是这一路线。对秦国，他采取守势和外交安抚，同时积极对燕、齐、魏等国下手，运用自己的地缘优势迅速增强国力，力争赶上秦国。所以，蔺相如数次激怒秦国，引起两国战端，白白消耗赵国的国力，这是廉颇不愿看到的。
  
　　所以，廉颇才要羞辱蔺相如，跟他过不去。   
　　面对挑衅，蔺相如说的话大家都了解了：他先拿廉颇和秦王做比较。这个比较，颇不伦不类，廉颇是上阵杀敌的大将，秦王是高居庙堂的君主，他们怎么可比呢？   
　　蔺相如的水平就在这里。他知道自己的话将被转述给廉颇，所以在话里充满暗示：我作为抗秦派，在外不怕秦王，在内不怕廉颇；同时，赵国要想图存图强，必须把各派各方的力量整合在一起，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主张，但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使得赵国强大起来，这正是王上的深意。
  
　　以廉颇的水平，他当然明白了蔺的意思和风度，被蔺相如的大局观折服，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相如的背后还有赵王在做推手，遂负荆请罪。   
　　其实这里边，最高明的人是赵王。廉颇是联秦派，赵王当然知道，而且意识到如果单单让廉颇用事，国家和秦走得太近，与他国关系持续恶化，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破格提拔抗秦派背景的蔺相如，使其与廉颇形成一个平衡。
  
　　赵王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平衡”呢？这与战国的形势有关。我们学过一篇课文叫《六国论》，那里边的主要观点“六国之灭，弊在贿秦”，总体是不错的，但又有一点不对。因为秦以外的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各怀国是的个体，互相之间因为利益而分分合合，如果秦曾经因内乱而弱，那么统一天下的还不一定是谁，所以当时的各国，包括秦，都在外交上是不断摇摆的。赵国处在各国中间，也必须时时留有余地。这是宏观上的平衡。
  
　　还有微观的平衡。那时候没有实现大一统，各国之间，人才是流动的，其中各种倾向的都有，有鲁仲连那样的侠士，也有苏秦张仪这样的投机政客。他们的能量是非常大的，甚至达到一力兴邦，一力亡国的程度；甚至他们之间，还有私下的默契，甚至曾经有A国大臣兴兵攻打B国，B国初战不力，换了一个元帅，进犯者就退兵了，于是后进的元帅加官晋爵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那A国的大臣和B国的新帅，私下是有关照和交易的。
  
　　赵王要想让自己治下的能人既形成合力，又互相制约。他清楚地意识到，实现派系间的平衡布局非常重要。         
第5节：“将相和”只是貌合(3)         
　　这之后，廉、蔺合力，攻打齐、魏，占城略地。   
　　且看，赵国实现“将相和”以后，秦国就害怕赵国、不敢来犯了吗？不是。秦国还是要来进犯，因为赵国朝廷上平衡了，军事上没有平衡，对秦国的战线还没有得力的将领。于是，赵王又推出了一个重量级人物，这个人就是赵奢。
  
　　其实，《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四个人的合传。司马迁把这四个人作合传，你应该明白他的含义了吧。   
　　赵奢是个传奇人物。这位名将是税务稽查员出身，因为税收得好，后来做了赵国税务总局的局长。后来，国势危机，赵局长弃账从戎，一举成为赵国名将。   
　　将相和八年之后，秦国与韩国进犯赵的军事要地阏与。赵王找来廉颇，问：能不能出兵去救？   
　　廉颇能怎么回答？   
　　路远，地险，敌强，没有胜算。   
　　赵王又找大将乐乘。   
　　回答和廉颇一样。   
　　最后找来赵奢。   
　　赵奢：两军斗险，亮剑，勇者胜。   
　　赵奢就领兵去了。   
　　阏与之战是战国中期的一次著名战役，此战秦军大败。赵奢一战为赵的西部边境打出了10年的和平——可惜赵国没有抓住这10年时间发展国力。而秦国占据巴蜀以后，国力发展得也确乎太快了。
  
　　赵奢回国就被封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同列。这样，赵国在军事、外交上，实现了人才的完美布局，成为一个阶段性强国。   
　　四年之后，赵惠文王死了。他很厉害，能调和鼎鼐，令将相和，可他儿子就没这么厉害了。   
　　赵孝成王一登基，秦国立即来攻，做军事试探。当时，国君幼小，太后临朝，赵奢又死了，对秦作战没有大将，蔺相如提出请齐国派救兵。须知，齐与赵仇恨很深，态度怎么松动呢？原来，在此前五年，赵最后一次进犯齐，这次领兵的人便是蔺相如。这一战打得奇怪：两军刚刚对峙，赵就主动与齐言和了——将相和的好处正在这里，需要红脸就推出红脸，需要白脸就推出白脸。
  
　　那次言和，正是此次求救兵的基础。不过，齐提出一个要求，要赵派国君的小弟弟长安君去当人质。太后不同意，于是左师触龙去劝她同意，是为《触龙说赵太后》。   
　　齐国救兵一到，秦国本来就没准备决战，于是退兵。   
　　赵孝成王七年，因为执政的平原君处置失当，秦赵矛盾再次激化，双方在长平对阵。那时候，蔺相如已经处于病退的状态。孝成王派廉颇领兵。   
　　为什么用廉颇对付秦国呢？因为赵奢死了。   
　　廉颇打得怎么样呢？初战不力，深沟高垒，避战。应该说，廉颇是忠臣，他不出战，是避免决战，要保存赵的军事实力。那时候，秦赵的力量对比，比完璧归赵、将相和的时候更悬殊。此时的廉颇已经开始转变自己的倾向，他这次避战，是出于军事考虑：赵军本土作战，补给线比秦军短、安全。
  
　　须知，赵国是骑兵厉害，对峙并不符合赵军的作战优势，但决战即使胜了，赵也要元气大伤——正所谓“老将不赌”。   
　　于是，秦对赵行反间计。年轻的赵王一方面听信谗言，另一方面廉颇的联秦派背景也让他不得不怀疑，于是作出了撤换老将军的决定。   
　　赵王撤换廉颇之后，用谁替换他呢？用的恰恰是赵奢的儿子赵括。   
　　长平之战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赵国的全部战争精英，45万将士，几代积攒的军事家底，全部毁灭。   
　　秦国因此奠定了取天下的基础，因为诸侯再没有如此强大的军队能与他抗衡了。   
　　秦进围邯郸一年多，廉颇率残兵苦苦支撑，赵国几乎灭亡。平原君带门客毛遂从楚国搬来救兵，信陵君窃符夺魏营，两国来救，加之秦国也已经筋疲力尽，才退兵而回。   
　　秦赵两败俱伤，谁最高兴呢？燕国。   
　　此时，蔺相如已死。他生前一直结好燕国，结果养虎遗患。长平之战后5年，燕对赵发动总攻，赵国相国廉颇反击，消灭了燕国军队，进围燕都。廉颇很想兼并燕国，使赵国的实力达到与秦国抗衡的程度。但秦国趁机又出兵背后，占领了赵国三十七座城池。
  
　　结果，赵国灭燕不成，反而丧失大片国土，廉颇的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了。   
　　或者可以理解为：因为秦赵力量悬殊，廉颇战略的成功，已经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了。而赵孝成王没有老爹的手腕，也没有慧眼，更不懂得调和鼎鼐、相互制衡的必要，只好继续由廉颇推行“拆东墙补西墙”的战略。
  
　　几年后，廉颇又攻下魏国的城池。   
　　这时，孝成王去世，新君悼襄王一登基，就立即将廉颇免职了。廉颇被逐，逃到魏国寻求庇护。但魏国也不信任他。这时，赵国作战不力，又想召回廉颇，可惜朝廷上已经没有他的人为他说话了。去探视廉颇的人，回去报告称，廉颇前列腺肥大、大小便失禁，已经不能带兵打仗，失去了利用价值。
  
　　几年后，无奈的老将军又跳槽到楚国，作军事顾问。   
　　“将相和”之后四十年，一代名将廉颇客死于楚。这四十年间，赵国有机会，有人才，有实力，但终于没有能够阻挡秦国的勃兴与统一步伐。赵国只有军事改革，而秦国却实现了全面改革，这是两国兴亡的根本差距所在。
  
　　廉颇死后又数年，赵亡。         

读屏跟帖是美德

第6节：破解“魏公子密码”(1)         
　　破解“魏公子密码”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背后   
　　选自《史记?魏公子列传》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文，历来以曲折的故事、淋漓的情节而令读者印象深刻。通过探究这个故事的前后背景，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围绕三晋发生的有趣的大事件。而且，信陵君魏无忌这人也非常有趣，黑白两道通吃，他的列传，就充满了各种此类细节的记载。
  
　　前面作“《左传》篇外篇”时，我们已经知道，晋是春秋时期最强霸、最持久的超级大国。但是，晋的强大，全靠异姓公卿的智勇来支撑，而公室自己却不思进取，甚至还常自相残杀。于是，公卿的实力一代一代，越来越强。这个失衡的趋势，最终导致了公卿起事，干掉晋国公室，瓜分晋土，自己开张立国。周王室虽号称是天下的共主，但已经衰微得没有骨骼，干脆承认了这三个篡逆的新国家，这便是“三家分晋”。
  
　　分晋之后，晋国所留下的丰厚军政遗产，首先被魏国发扬。魏文侯任用一大批能人，推行新政，国家强大，但因扩张太猛，招致各国围攻。庞涓败死在马陵后，魏迅速下降为中型国家。不过，魏国军队的战争能力，在各国军队中始终是很强的。
  
　　但，也因为三晋的产生已然颇为来路不正，所以，这三国的君主，一方面很警惕自己身边的权臣，一方面又给能臣们提供了很宽纵的政治气候。   
　　所以，三晋在战国时期涌现了大量的实干家和阴谋家，成了七国政治大戏的人才库。仅仅在军政外交方面，廉颇、蔺相如、理论家慎到、荀子、哲学家公孙龙、策士虞卿都是赵国人；权术大家申不害是半个韩国人，法家理论权威韩非是韩国公子、搞商人政治的吕不韦是韩国人；吴起是半个魏国人，政治能人商鞅、搞连横的张仪、提出远交近攻的范雎是魏国人；名将乐毅是半个魏人半个赵人。
  
　　用一个比喻的说法：三晋的掌权者是坐在了人才大喷发的火山口上。   
　　这正是信陵君魏无忌，能够罗致数千能人门客的宏观与微观背景。   
　　信陵君出身魏国公室，是魏王的弟弟，年轻轻就开始参政。但他却不安于仅仅在魏国贯彻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还借助手中掌握的国家资源，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情报网络。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所谓“战国四公子”。当时，各国为了增强人才储备，执政者都好养士，门客最多的有五个人：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秦国文信侯。因为文信侯吕不韦是商贾出身，当时贵族和后来史家不把他看在眼里，所以提到养士，一般都只提到出身世家的前四位公子。
  
　　其中，平原君赵胜和春申君黄歇所养的士最有充门面色彩，而且这二位公子也没有识人之慧。孟尝君田文养士目的最明确，就是做大自己的势力。他养了门客三千，其中颇有鸡鸣狗盗之徒，用来实现他政治上的秘密操作。在自己的封地薛地，他赶走原来的良民，却收纳了各国亡命之徒、刁民和通缉犯六万多家，作为自己的私家武装。他自己后来也弹压不住这些人，只好实施老剑客冯谖的权术方法，以利取人、以德服人，为自己经营出一个狡兔三窟的退路。
        
第7节：破解“魏公子密码”(2)         
　　而信陵君，却最能控御自己的门客，把他们的价值发挥到极限。   
　　战国中后期，各国的士人阶层同气连枝，暗生默契，把权贵们把玩于股掌之上。信陵君就利用这一点，把他情报网络的触角延伸到了各国执政圈的最上层。   
　　有一次，公子和魏王下棋，突然传来紧急军报，称赵国率兵犯境。魏王赶紧扔下棋子，准备召开御前会议。这时，公子按捺不住，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公子对魏王说：陛下安心下棋吧，那不过是赵王在打猎。   
　　魏王坐下，又下起棋来，下着下着，问：怎么知道的？   
　　公子随口回答说：我有个食客，就安在赵王身边，所以赵王有什么事，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任何一个君主，都不可能容忍自己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大臣存在。   
　　赵王身边就有你的人，你取赵王的性命还难吗？   
　　那么，我魏王的身边呢？   
　　这一件事，就足以使魏王对公子的疑惧终身不能释怀。   
　　再下面就是我们课文的内容了。知道了前文所述“窃符救赵”的大背景和信陵君养士的特点，我们就可以明白魏王为什么拒绝让公子带兵了。   
　　首先，公子去结好侯嬴，也是绝非“礼贤下士”四字所能概括的。   
　　侯嬴不是隐士，甚至根本不是真正的“士”，他跟田光、荆轲、高渐离、季布、郭解、朱家、虬髯客一样，都是“侠”，也就是当时的秘密社会（相当于现在的黑社会，或者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的老大。他称朱亥为“客”，而不称“友”，其黑帮身份和江湖地位不言自明了。他的公开身份，是魏国国都东门的守门人，所谓大隐隐于“门”，不过是玩笑。他当守门人的目的，是便于控制自己的组织——侯嬴的组织有多么厉害，你往下看就知道了。
  
　　公子魏无忌有那时最强的情报网络，当然明白侯嬴的真实身份和影响力，所以非常想把他招致自己帐下。但是，无论公子的态度如何谦卑、礼遇，侯赢都拒绝表示：因为如果自己是公子的门客，那样的话，等于承认了自己的组织是以公子为宗主的。不过，他还是故意当着公子的面，跟屠夫朱亥聊天，并且后来又把朱亥的情况介绍给了公子。
  
　　于是，公子去拜见朱亥。可他很奇怪：朱亥为什么不还礼呢？   
　　因为朱亥的老大只有一个人，就是侯嬴。   
　　翻开《史记?刺客列传》，对照读一下燕国太子丹去结好田光的部分，那个程序和魏公子结好侯嬴的程序何其相似，而且魏公子找侯嬴，跟太子丹找田光，目的都是一个：收买亡命。
  
　　虽然司马迁没有将笔触直接伸向这个秘密的社会，就算有，也只是像《游侠列传》中的那样吉光片羽，但是从上文举例的字里行间，还是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秘密社会的若隐若现的身形。为什么那段时期涌现出了众多藏匿于民间的亡命死士？为什么那个时期民间多有喜好斗剑搏击的壮士？为什么到了秦汉交替时期尚有落魄如韩信者，却依然身怀利刃，而又遭致市井中人的挑衅和侮辱？这都说明这个秘密社会的存在，而且这个秘密社会还有自己的运行规则。这个所谓的秘密社会，究其实质，是一种存在于民间的秘密缔结社团组织的生存方式。
  
　　这个秘密社会的名字，叫做“江湖”。   
　　战国的公子们就是要利用秘密社会里选练的杀手。   
　　荆轲、高渐离和朱亥等，恰恰就都是这样的杀手。   
　　到邯郸之围的时候，公子从魏王手里要不到兵，只好准备自己去跟秦军拼命，因为他明白，这是当时决定七国命运的大事件。三晋唇齿相依，况且秦国要征服天下，必先征服三晋；而要征服三晋，必先征服赵国，因为赵在三晋中军事潜力最强；如果赵先亡，秦国顺手就可以摆平韩和魏了。
  
　　公子临行，准备与侯嬴永诀。这时候，侯嬴终于挑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然后帮公子分析了形势。   
　　你看这个隐士，魏王的兵符放在哪里，他掌握；公子曾经秘密帮魏王宠姬杀人报仇，他也掌握。信陵君的情报网络那么强大，但侯嬴的情报却比他的准确。侯嬴比魏公子聪明，他知道情报的叠加价值，知道如何拨除冗余信息。
        
第8节：破解“魏公子密码”(3)         
　　最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首席杀手朱亥亲手交给了魏公子。   
　　之后，侯嬴就自尽了。后来，田光把荆轲介绍给太子丹，之后也自尽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做秘密社会组织的首领，他们的结局也就只有这一途。   
　　魏公子与秘密社会的交结，并没有就此结束。   
　　公子夺军杀将、解邯郸之围后，还军于魏，自己却只好留在赵国。   
　　赵王说，公子是赵国的大恩人，要拜他为相国，还要封五座大城给他。公子想接受，但是门客提醒他说：你是魏国人，又有功劳，又有“神通”，赵王会真正放心你吗？于是，公子拒绝了封赏，赵王也就安心让他留在了国内。
  
　　接下来，公子去拜访了两个人：毛公和薛公。毛公混迹在赌场，薛公藏身在歌厅，这两个人很为当时的士人所不齿。公子却按照当初结好侯嬴的路子，去结好他们。   
　　平原君听说了这事，很不屑公子的做法——赵胜是公子哥儿，当然无法洞见秘密社会的厉害。   
　　平原君的门客，因为这件事，有一半的人改投到了信陵君门下：这就是黑社会名人毛公和薛公的无形影响力。   
　　魏公子居赵十年，不断发展自己的情报网。   
　　第十年，秦攻魏，魏王请公子回国领兵抗秦。公子邀集各国军队，号令威仪，身佩五国帅印，击破秦军，收复失地，一直追到函谷关。秦人在关中龟缩不出，叹服魏公子的厉害，痛定思痛之余，也发展起自己的情报网，其创始人正是文信侯吕不韦。
  
　　吕不韦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魏公子，很快，魏王中了反间计，不再信任公子。魏公子心灰意懒，遂狂欢而死——不愧一代风流人物，死都死得这么有个性。   
　　公子死后十八年，魏国灭亡。         

读屏跟帖是美德

第9节：兴也无种，败也无种         
　　兴也无种，败也无种   
　　——《陈涉世家》没有写到的事   
　　高中课文《陈涉世家》大家都非常熟悉，其中的两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广为后人引用。课文从《史记》中选用的部分，从陈胜微末时显露野心开始，到原楚国各地叛乱响应陈胜造反，戛然而止。
  
　　这就像我们对小时候看的很多电影的记忆：斗争的形势风起云涌了，胜利的旗帜扯满山下了，主角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中走到悬崖顶上，大手向远方一挥，镜头紧跟一个上半身特写——影片到这里，也总是戛然而止。
  
　　后来呢？   
　　翻开《史记》原文，我们可以看到，陈胜称王以后，也是有很多故事起伏的。陈胜、吴广的事业，最终以败亡而告终，而他们的败亡经历，却也正是和后世很多造反者走了同样的路子。可见，英雄不读书，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敢想敢干，坏的一面则是不知借鉴历史教训，等到后期逐渐听说兴亡典故时，往往已经积重难返，难以挽回败势了。
  
　　要了解陈胜失败的历史真相，除了去翻看一下《史记》原文，还应该了解一下时代的背景。   
　　在战国时代，华夏文化圈基本上还是一个贵族的社会。但秦灭六国，扫荡孑遗，大国分解为郡，小国多置为县。大小贵族的封建领地被统统摧毁，旧王侯都沦落为平民。比如，张良就是原韩国的贵族，国灭后无家可归，又没有产业，只好加入了恐怖组织，去刺杀秦始皇。
  
　　所以，到秦二世时，天下已经没有什么“王侯”了。秦的爵秩里还有关内侯和彻侯，但那都是靠军功和事功取得的俸禄称号，没有地方行政权，而且一般不许世袭，即使有个别世袭者也要累世递降。
  
　　那时候，想做官要以吏为师，学习公务和律法，考试合格后，从最低级的小公务员做起，成绩优异者逐级擢升。所以，即使平民，也有位列公卿的可能，秦朝上下，只有皇帝一家“世袭罔替”。
  
　　可以说，秦朝的出现，等于已经去掉了旧时代王侯将相的“种”。   
　　所以，陈胜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不是“王侯将相不该由血统垄断”的意思，而是“王侯将相，我们想去做就能做，想怎么做上就怎么做上”的意思。而且，从陈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陈胜自诩为“鸿鹄”，天生就比“燕雀”有志向和理想，已经自我认定为可做王侯将相的“种”了。
  
　　但，正因为秦消灭了贵族世袭制，又没有与民为善，反而鞭笞虐使，无所不至，所以六国人均不以秦帝为宗主，也丝毫没有忠顺的概念。况且天下受压迫过甚，大家生不如死，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能用“死”来威压他们的时候，陈胜的一声呐喊，就导致了黎民的倒戈，而因为没有像周那样的各路贵族的缓冲，貌似强大的秦朝顷刻间便失控倒塌，可谓自毁长城。
  
　　无论陈胜、吴广、项羽还是刘邦，他们都是楚国人。楚国在为秦所灭的六国之中，受秦的屠戮最惨酷，与秦国的仇恨最深。所以，陈胜振臂一呼，各地楚人云涌响应。可惜的是，陈胜却作出了三个错误的抉择。
  
　　第一个是急于称王。   
　　陈胜从“兴”到亡，一共仅6个月，可是已经称王了，还给自己修建了宫殿，设置了百官，却不愿借助楚国旧王室在楚人心中的惯性权威。过早暴露野心、私心，只能带来英雄豪杰们的离心，到最后，陈胜身边只剩下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和投机分子。最后他死在自己的车夫手里，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后来朱元璋采取“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战略，最后成功了；洪秀全却走上陈胜的老路，结果后人都看到了。   
　　第二个是偏信、专断。   
　　陈胜称王、选官、拜将，全用“心腹”，当然都是一些小人、野心家。陈胜本人没有什么才能，但在他下面带兵的却有不少枭雄、大盗。怎么驾御他们呢？陈胜搞了一批“特派员”，监督众将。他任命了一个叫朱房的为“中正”，一个叫胡武为“司过”，负责统领这批专员，挑毛病、打小报告。各路将领作战，如果失礼或违抗“王命”，立即就地收押、处决。陈胜至死都把朱房、胡武之流认作忠臣，可是这些忠臣擅作威服，携私枉法——其实也没有“法”。总之，影响极坏，大失众心。
  
　　此间，吴广被同样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的部将谋杀夺旗，陈胜却封赏了那个部将，可见，他已经昏聩，不明是非远近了。   
　　第三个是轻重不分、滥封诸侯。   
　　《陈涉世家》没有选入课本的后半部分，充满了背叛、野心和愚昧。   
　　陈胜刚起兵时，秦的主力部队一在朔方，一在岭南，全力进行扩张战争，根本来不及回援。秦国后来赦免了大批刑徒、奴隶，交给少府章邯（他此前没有打过仗，是专门给皇帝管钱管衣食的），去平灭各地造反。在章邯的军队练成战斗力之前，陈胜拥众入关，并不是没有灭秦的可能的。
  
　　最终，陈胜却只派了一支偏师灭秦。这支部队的统帅周文是干什么的呢？是风水先生。他跑去见陈王，说自己是军事专家，理论“咣咣地”。陈王就任命他为统帅去打秦的都城所在——关中。这位风水先生一路烧光农舍，裹胁百姓，把他们驱赶在军前做炮灰，一路浩浩荡荡冲向关中，正遇上章邯的“队伍”，后者也没有战斗力，双方其实都很心虚，但章邯明显更善于临阵指挥，结果是乱斗一场。形势一乱，周文裹挟的老百姓立刻就跑散了。章邯率领精锐的中军，追着周文的旗号打，结果周文败亡。这是陈王由盛转衰的拐点。
  
　　同时，陈胜还派人去平定北方，结果派去的人相继自立为赵王、燕王。还是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做得，我怎么做不得？这些都分散了陈胜的力量，让他陷入一个必败之局。
  
　　陈胜的失败足可告诫后人：以毁灭秩序而“兴”的，早晚也要亡在同一个所在。   
　　陈胜死后，项羽成了又一个陈胜。他的失败同样证明：逆天而行，与天斗，过程惊险刺激，其乐无穷，但必然挫折，甚至败灭。   
　　所以，刘邦和他的后人大声疾呼：天下的燕雀和鸿鹄们听着，我们才是龙凤，王侯将相是有“种”的！   
　　比如刘邦的白马誓内容就是：将来有谁不是姓刘而称王的，天下共诛之！   
　　这正是秦亡后乱世的终结，是专制的汉王朝统治的开始。         

读屏跟帖是美德

第10节：鸿门宴上，项羽不能杀刘邦(1)         
　　鸿门宴上，项羽不能杀刘邦   
　　——《鸿门宴》的前缘后事   
　　《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名篇，也是多年来中学语文教材必选的名篇。然而，因为大多数学生并不会去看原文和相关的刘邦、张良、樊哙等人的纪传，所以大家望文生义，往往把项羽当做庸人，把刘邦当做奸人，把范增、张良当聪明人，把项伯当小人，把樊哙当莽撞人。
  
　　其实，如果细读《史记》的相关篇章以及后来学者的分辨，大家的上述印象恐怕就将动摇。   
　　下面，扑就帮大家翻检一下。   
　　首先，简述一下鸿门宴之前的大事件。   
　　始皇帝死后，秦虐，民反，英雄逐鹿。项梁、项羽叔侄起兵，推楚王孙熊心为怀王，恢复楚地，沛公刘邦率众来投。此时，秦国主力军，一在南越拓土，一在长城守边。所以，六国诸侯军得以复兴而坐大。但，秦少府章邯率军分别平定，先破斩陈胜、吴广、项梁，又邀击诸侯于赵国，战局迅速变得对秦有利。
  
　　此时，怀王召集宋义、项羽、刘邦开会，议定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消灭秦军主力，并慑服诸侯，再一同取道函谷关入关中；一路西进，经武关进入关中，取咸阳灭秦。怀王与宋义、刘邦约定，谁先入关中，就可以在关中称王。
  
　　其中，西路主将是刘邦，北路主将是宋义，项羽是宋义的副将，范增是宋义的军师。   
　　花开两朵，先表一支。北路军走到半路，宋义勒兵不进，隐隐有坐观天下成败，拥大军以自立的意思。于是，项羽、范增合谋，干掉宋义抢占了军权，然后破釜沉舟，渡河与秦军在巨鹿一战而破之，秦军败降，诸侯畏服。于是，项羽率众进军关中，在路上，发现秦军投降的士卒不服、生了贰心，遂坑杀秦军将士二十万，只留章邯等三降将以备后用。
  
　　但兵临函谷关时，联军发现刘邦已经先入关中，并派兵守备了函谷关，于是破关而入。项羽部众共40万，驻扎在新丰鸿门。其中，项羽本部有十几万，剩下都是诸侯的部队——其中有些心存观望，并没有真正归附，还有的甚至处于被解除了武装的状态。刘邦的军队10万，驻扎在霸上——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刘邦没有据守咸阳，这是鸿门宴那晚项羽不能贸然杀他的最大原因。
  
　　再说刘邦这一路。后人往往认为刘邦之所以先一步灭秦，是因为他批亢捣虚，抄敌后路，总之，是运气好。但读者往往忽略了，刘邦的部队并非楚军主力，很多是跟他一起从沛县造反、想混吃混喝的“老兄弟”。他边打仗，边收聚陈胜、项梁败灭后的散兵游勇，又有宛等几个大城的守军投降被他收编。即使如此，他到咸阳时也才只有10万余人。我们以此可以推算出，他出兵时带了多少人，他的仗有多难打。
  
　　刘邦出发之后，一路智取力夺，兴仁者之兵，行诡谋之用，才打进关中。而且他入咸阳之时，对父老约法三章，对故吏安置妥善，不抢秦宫的女人，不杀降顺的将士，不贪府库的财宝，把一切都安置停当，才老老实实地退军霸上，等诸侯军队的到来。所以，说他“劳苦功高”是一点也不为过。他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是个愚蠢的小人，认为挑动项刘争战，自己能得到项羽的信任与赏赐，于是，到项羽那里告密，说刘邦图谋不轨。
  
　　于是，有鸿门宴的故事，事情经过课文已有了，不再赘述。   
　　鸿门宴上，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是因为他的“妇人之仁”吗？   
　　不是。   
　　项羽此前杀宋义，有范增与全军将士的支持；坑秦卒，有诸侯军队襄助。现在要杀刘邦，但是诸侯会帮助他吗？不会。因为那时候项、刘都是怀王手下的将军，都是楚军，而且矛盾没有公开化——受阻函谷关，曹无伤告密，令项羽感觉刘邦有敌意，再加上范增一顿故弄玄虚的教唆，才使他一怒要攻打刘邦。项羽当时的年龄很小，只有20多岁，是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岁数，战场上很厉害，政治上却还很稚嫩。
  
　　而当刘邦亲自到鸿门谢罪，并把功劳与称王的资格拱手相让时——其实很可笑，刘邦有什么罪好谢呢——刘大哥已经把自己包装成道德的完人，亲切的战友，一切滴水不漏，若此时项羽再杀掉刘邦，势必失去众多诸侯的信任，势必影响自己的威望，也没法向怀王交代。同时，刘邦的军队虽然不多，但若诸侯军队继续作壁上观，项刘火并窝里斗，双方都是十几万人，纵使项羽能胜，也将导致自己元气大伤；即使杀掉刘邦，其部队也不可能轻易就会被自己兼并（刘邦军中有不少秦人，而项羽刚刚因为难以协调自己部队与秦投降队伍之间的关系而坑杀了二十万秦人）。
        
第11节：鸿门宴上，项羽不能杀刘邦(2)         
　　当时，对于项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杀掉刘邦，而是赶紧利用自己的威势，抓稳时机，分封诸侯，剪除对手，获取众心，建立霸业。所以，项伯回营对项羽做工作汇报的时候，真正打动项羽的并不是刘邦于秦宫室、宝库、美女无所取，而是那句“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所引发的他对大局的全盘考虑。“项王许诺”，其实，鸿门宴的前夜，项羽就基本放弃了第二天要修理刘邦的意图。
  
　　所以，项羽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杀掉刘邦。   
　　项羽鸿门宴不杀刘邦，是他入关后所做的惟一正确的选择。正是这次项刘言和，才构成了项羽得以马上着手分封诸侯的基础，才是他得以称“西楚霸王”的基础。   
　　但是接下来，项羽却做了若干非常错误的抉择，其中一项，就是没有除掉刘邦。其错误如下——   
　　烧杀秦地。秦楚世仇，楚亡后有民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加上各国遗民都恨秦人，所以烧杀当然是为报仇雪耻。此外，项羽立意不把关中作为根据地，所以要进行战略破坏。但是，虽然项不能像刘那样选择安抚的上策，而选择了战略破坏，这也不是没有办法补救：将关东六国的乱民、滑民、罪人殖民到秦地，与秦人共处，使得民怨自相抵消，起码无法形成合力。
  
　　独占秦宝。项羽夺取了秦宫历年的珍宝与美女，挟之东归彭城。后来，这成为很多诸侯跟随刘邦偷袭彭城的一个诱因：刘邦答应他们，破城之后，公分其宝。   
　　乱封诸侯。项羽主持分封，如同儿戏，各国旧王族被挤走，甚至没有了领地，而分封在最好地方的，则是项羽的战友和亲信。这成为其后几年大起战端的直接原因。   
　　放走刘邦。项羽称霸以后，能与他争天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田荣。刘邦的危险性自不待言。称霸之后，项羽为刀俎，刘邦为鱼肉，除掉他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项羽先夺其兵权，并留刘邦于身边，挟其东归，然后或翻出旧案，或秘密处决，都易如反掌——就像刘邦后来杀韩信、彭越那样。而改封刘邦在汉中，靠近秦地，灭之而不易，防之则难测，这是对项最不利的选择，等于驱虎入山。同时，齐国在六国中与秦关系最好，灭国最晚，而且不战而降，破坏最轻。田荣、田横兄弟又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他们占据齐国旧地，自然是项羽劲敌。后来，刘邦从关中杀进中原，正是在项羽同田氏激战于齐地时，趁虚而入的。
  
　　项羽枉称霸主，起码在杀人这一项上，比刘邦差远了。刘项逐鹿，刘邦杀的英雄比项羽多得多，但他取了天下；天下也不以他为暴君。杀人容易，关键是什么时机杀，在哪里杀，让谁去杀，怎么杀，杀完以后跟大家如何解释。历史上，那些成为“明君”的强人或者流氓，都是善于掌握杀人火候的大师。
  
　　项羽杀了一辈子人，只鸿门宴一次正确地选择了忍住不杀，还被后人讥笑为“妇人之仁”，人做到这份儿上，真是太失败了——当然，也有范增这样“智者”的误导因素在其中。
  
　　下面说说《鸿门宴》中几个相关的人。   
　　曹无伤。反正项羽要放了刘邦，曹无伤早晚暴露，所以，项羽乐得顺水人情，把矛盾推在小曹身上，而且，项羽讨厌这种背主之人。   
　　范增。这人争议最大，很多人误以为他是项羽阵中惟一的智者。对此，苏轼曾写《范增论》，从一个片面指出范增无他过人处，只是会教唆杀人而已。项羽杀宋义、坑秦卒、鸿门宴、烧咸阳，到后来屠戮天下，范增都是谋主，等最终项范反目时，已经杀人太多，无法挽回了。项羽军中，有韩信，有陈平，都被阻塞了言路，范增若真有智慧、器量，为什么不像萧何那样简拔激发他们？
  
　　张良。此人隐忍，善于黄老之术，借刀杀人，无心折柳，大隐隐于朝。相比之下，刘伯温鬼鬼祟祟藏到乡下，还想遥控朝局，结果死于非命，境界比他差得远了。   
　　项伯。这人也是智者，预见项羽早晚灭亡，但身为亲族不能背反，所以，身在楚营却结好刘邦，两边做人。刘邦家属后来被项羽扣为人质，也亏他多有维护。汉兴之后，项氏被杀殆尽（虽然官方说法是“皆不诛”），只有他这一支安然无恙，而且被赐姓“刘”。神吧？试想，就算项羽得天下，会把项伯如何？
  
　　樊哙。刘邦刚入咸阳，见秦宫美色而不能动时，就有人臭损他一顿，把他拖走了，直拽到霸上——此人正是樊哙。加上闯营救主，大智大勇，樊哙哪里是一勇之夫？   
　　陈平。这人较复杂。鸿门惊魂记，让刘邦感受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后来楚汉相争，陈平来投，刘邦给他金钱无数，让他建立了当时最发达的情报网络。陈平就是刘邦背后的情报头子。此后，刘邦灭楚，解白登之围，擒杀韩信、彭越，都离不开陈平的秘密情报与影子部队。
  
　　刘邦死时，其政治遗产表面上移交给了吕后，但有一个系统，并没有移交，那就是陈平的情报系统。   
　　陈平当年用刘邦的“无限支取”资金建立的情报系统，威力非常巨大，组织非常深厚，大概相当于托洛茨基创建的红军情报局或美国在二战时建立的战略服务局。无论是朝内还是朝外，甚至在匈奴内部，陈平都能想到令形势峰回路转的办法，成功地化解了“白马之围”。汉兴之后，这个情报系统并没有裁撤，而是随着军功派一起保留了下来。到高祖死后，很多人员和组织转入半地下的状态。后来，诸吕开会，陈平不动声色，但会议的内容却一清二楚，这不能不说明问题——
  
　　细看《史记》从《高祖本纪》到《吕太后本纪》这一段，我们可以发现陈平这个人非常奇怪：他似乎无所不知。所有人的动向，都在他的眼线之中，连惠帝死时，吕太后没有真哭，只是干嚎，这样的小细节都被陈平掌握了，足见陈平道行之深。原来，张良的儿子张辟强作为宫中的郎官，服侍太后、皇帝。
  
　　其实，他就是陈平的间谍。      

读屏跟帖是美德

第12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上）(1)           
　　《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上）   
　　——文帝为何成全周亚夫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唐代王维的《观猎》，描绘了当时某将军出猎的盛景，其中“细柳营”一典用来代指兵府，而在一般的引用中，“细柳营”也均用以形容森然严整的军营。初中课本选了《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相关的一段为课文《细柳营》：“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
  
　　后来历代均撷取这个典故，以形容某名将治军严格，不动如山，一声令下，敢把皇帝拉下马，我的营盘我做主。   
　　其实，就此典故的背景而言，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简单。这一段中涉及的两个人：天子汉文帝并非随性懦弱、没见过世面的小青年；将军周亚夫也并非只知军旅之事的武夫。二人的这一“交锋”，背后大有渊源。相关的，还有两人也非常重要：一个是汉景帝，文帝之子，他后来要了周亚夫性命；一个是文帝朝前丞相、绛侯周勃，他是周亚夫之父。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外戚跋扈，刘姓皇族凋零几尽。多年后，吕氏急病而亡，朝中一直蛰伏的军功派老臣举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为文武首领，发动政变，将诸吕灭门，并迎代王刘恒入京。其中，陈平运筹帷幄；周勃则夺取王师，指挥内外，冲在最前线，又主持秘密会议，拍板让刘恒出来主持工作（主要因为其外戚薄氏较老实），可以说对文帝登基、刘姓复兴功劳最大。所以，文帝践祚之后，封周勃为右丞相，成了皇帝之外的军政一把手。当时，刘恒22岁。
  
　　新君登基后，封赏了所有先朝老功臣，同时，也提出任命从代国跟自己一起进京的人为九卿。         
第13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上）(2)         
　　在汉代，宫中、府中分开，各司其职，宫中对皇帝本人负责，管理与皇帝有关的一切军政礼财的事物，九卿就是其中最高的九位长官。文帝让嫡系占据九卿之位，就等于接管了国库、宗庙，最重要的是得到王师的控制权，控制了御林军、京师武库和皇家卫队。
  
　　府中对丞相负责，处理国政，仍由周勃和陈平牵头。   
　　周陈他们没有选错，刘恒是当时刘氏最了得的子弟。这个人持重隐忍、后发制人。他在偏远的代国做了17年的代王，吕后临朝的多年之中，刘姓宗室被诸吕杀得风雨飘摇，幸存的齐王也是险象环生，偏偏刘恒就能悄无声息地挺过来。
  
　　刘恒安置好宫中事务的同时，谦虚谨慎，礼让老臣，敦敦睦睦，一句多余的话不说，一点过分的事情不做。   
　　表面上，新朝廷万象更新，百废具兴，君臣其乐融融，周勃等老人无数次在背后感叹：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于是，老臣们准备甩开膀子干点大事，把皇帝扶上马背，还要好好送一程。
  
　　可是有一天，皇帝临朝时，很自然地、很和蔼地问周勃：老丞相，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   
　　周勃被这句话问得汗透其背：不知道……   
　　那么，老丞相，全国一年中钱粮的开支收入是多少？   
　　副相陈平代周勃回答说：陛下，那自然有主管的人。   
　　那么，丞相的职责是什么呢？   
　　陈平说，调和阴阳，使各司其职。   
　　皇帝说：好。明白了。   
　　这段话表面上是皇帝的普通咨询，其实不然。   
　　这些问题，刘恒在代国时天天都在学习，明白得很。当日这样问来，充满弦外之音。不久，就有人提醒周勃：丞相，你功高震主，又位高权重，人家怎么能对你放心呢？   
　　那我该怎么办……   
　　于是，周勃向文帝请辞，立即得到批准。这事就发生在文帝进京后的一个月。   
　　过了一年多，陈平忽然死了，周勃很意外地又被起用为相。   
　　周勃再居相位一年，有一天日食，皇帝说，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一年多前，我封了很多王侯，这些人贪恋京师繁华，都不肯到封地去，以至惹动天怒……老丞相，你能给他们做一个表率吗？
  
　　于是，周勃赶紧辞职，回到绛侯的封地，永远离开了权力中枢。   
　　但是，这位老侯爷三起三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才过一年，有人揭发周勃在养老的地方“谋反”。于是，他被抓到长安，关进诏狱，遭到拷问。他千金收买了狱吏，万金贿赂了国舅（姓薄），才因为太后求情而告免。
  
　　在诏狱留下案底后，周勃回封地深自谦抑，7年后善终。周勃长子继承爵位，且贵为驸马，但他很快因为亲朋有人犯杀人罪被株连，官职、封地被没收。侯位空缺了一年多，才又从周勃其他子弟中选出周亚夫，继承了侯位，但封地改在当时的条县，是为条侯。
  
　　文帝为什么要这样对周家？   
　　汉兴以后，武帝之前，高吕文景四代，都擅长黄老之术。说穿了，就是对上层使用权术，对下层无为而治。   
　　所谓黄老，其实并非仅仅熟读《老子》五千言，最重要的是学一本关于《老子》的“参考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韩非子》，里边讲的全是有关法、术、势的帝王学，韩非认为君主“无为”之道出于老子，故而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重新解读（不同于现在电视学者的是，韩非的解读相当严肃）。韩非指出君主之无为都是表面的，是有所不为，暗地里则要无所不为。后来，司马迁著《史记》，把老子和韩非合到一篇列传之中，就是这个道理。
  
　　文帝22岁即位，45岁晏驾，在位的23年中，他着力于三事：发展国力、抑制功臣、培植刘室，巩固了刘家江山，也种下七国之乱的根苗。而他耗费心血最多的，则是培育抑制老臣、鼓励新近的政治大气候。贾谊就是一个试验品，将来还要说到他。
  
　　为了皇权独尊，老臣及其家族虽然必须受到打击，同时，文帝还需要借助他们的能力和影响，来抵御匈奴、牵制外戚。         
第14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上）(3)         
　　最重要的是，文帝需要给他的继承人留一个真正能打仗、有威望的人，一个救火队员。   
　　于是，在文帝44岁时，匈奴犯边，威胁长安。皇帝安排了三位青年将军分别驻扎在京师周围（一共安排了六处营寨，还有三位将军的驻地在北边边境）。   
　　安排已定，皇上说还不放心，于是又安排了视察的节目。   
　　这是一场考试，也是一种较量。   
　　从课文中我们看到，皇帝的车驾随从，在现场所作所为非常放诞。这当然是有意为之的，因为文帝行事向来严谨而低调，不会允许自己的车驾这样胡闹。   
　　前两位将军对皇帝车驾的“逢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简单的趋炎附势，见尊而谄媚，这不太可能，因为他们都是优中选优的干才；另一种，则是有意成全，刻意用自己的无能反衬出周亚夫的严整——皇帝要看，就给他看看虚实利害，不能忘了，咱们都是当年周老侯爷使出来的。
  
　　所以，这场戏自始至终，文帝看明白了：周氏家族仍是军事系统的老大，这位周将军确实也有些本事，而且性格当仁不让、霸气十足。   
　　皇帝乐得顺水走船，成全周亚夫，当场给足面子，还了当年对周老侯爷的刻薄处置而在周家身上欠的人情债。   
　　刘恒在位二十多年，什么大风浪没见过？他曾经一纸书信，就让南越王赵佗率其数十万兵马甘心俯首称臣。青头周亚夫，在细柳弹丸小营里摆摆排场，就能把他震住，你信吗？  

　　细柳营中一场略显做作的表演，其幕后厉害渊源如是。过了一个月，朝廷就把周亚夫提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   
　　又一年之后，文帝驾崩，临终告诉太子刘启：周亚夫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景帝刘启即位，马上加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在军事系统的排名进入前五。   
　　算算，不到两年，周亚夫就从河内守升为车骑将军。这是什么速度？   
　　这是权术的速度！   
　　其转折就是“细柳故事”。   
　　汉文帝擅长的，绝非普通的权术，而是黄老之学的绝顶神功，是绵里藏针、翻云覆雨、降龙伏虎的帝王心术。其子景帝，心术一如其父，而刻薄多疑胜之。   
　　再看看周亚夫。此人杀伐决断，冷酷无情，与他之前的白起和他之后的杨素、年羹尧相类，都是倾向于把手中掌握的军政资源价值利用到极限的强人。   
　　让这样两个人同台，必然发生故事。         
第15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1)         
　　《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   
　　——景帝为何杀掉周亚夫   
　　这一篇还是有关初中课文《细柳营》的。上一篇说到汉文帝通过筑营演习的方式选帅，军界借此推出了周亚夫为代表。文帝看到周亚夫的能力和周家在军队中的影响后，就选中他作为自己身后给新君留下的撒手锏。于是，周亚夫在景帝朝被任命为中尉，拜车骑将军，即京城警备司令，并节制御林军的一部。
  
　　景帝即位不久，因为文帝朝把太多的军政资源罗致给本家兄弟子侄，而这些诸侯王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又与政风刚猛、主张削藩的“景帝-晁错”改革组合激情碰撞，结果，刘氏后院起火，七国之乱爆发。这场内乱爆发的最直接因素，是“削藩”没有争取到功臣子弟派和外戚派的加盟与支撑。晁错的背后是当时立足未稳的官吏派（这是一个新兴的政治派系，其先驱是贾谊）。这一派真正举足轻重，要等到武帝朝张汤、桑弘羊的时候。
  
　　景帝初登大位，年轻气盛，不信“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刚猛下药，结果七国变乱遽发时，又应对仓促。周亚夫临阵被任命为太尉，统领一支从各处匆忙拼凑起来的中央军——这支汉兴以来规模最大的杂牌军，共有三十六个将军，周亚夫得把他们一一摆平。
  
　　周亚夫之父周勃当年也曾是太尉，指挥一支百战之师，平定了高祖朝多次大规模异姓诸侯的叛乱，战友、旧部遍及全军。但，景帝和反王们给周亚夫留下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有多短呢？18天。   
　　这个时间，《史记》似无记载，但是从《汉书》里的表和列传中，可以推算出来。   
　　景帝三年正月丙午日，由胶西国带头，七国集体处决了朝廷派驻的官吏，朝廷失去对七国所有领土的控制。当月甲子日，吴国20万大军发兵出境，渡淮进入中原，朝廷超过一半的国土失去控制。周亚夫必须率军截住吴、楚组成的主力叛军，避免他们进入关中，威胁首都。
  
　　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七国之乱的共主，是当时已经62岁的吴王刘濞。此人四十多年来收买亡命，厚积薄发，处心积虑，无恶不作。最初促使他决心造反的，是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在下棋时，因为争棋斗气，刘启失手打死了吴王的太子，后者是被派到长安面圣的。从那以后，老刘即与朝廷不共戴天。
  
　　联合诸王造反后，吴王刘濞的第一个战略攻击目标，是景帝的王弟所在的梁国。   
　　这里需要讲解一下吴王为什么不直捣长安，而是攻打梁国。   
　　有人说，因为梁国的位置险要，该国卡在大部分反王的领地和朝廷控制地区之间，所以干掉梁王，反王们的军队才会长驱直入，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梁国再重要，有长安重要吗？当时长安一片混乱，景帝甚至杀了晁错以求缓兵之计，而周亚夫刚刚被任命为太尉（三军总司令），临阵挂帅，他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将短时间内会聚起来的部队打造出卓越的野战能力。所以，直取长安是上策，若不行，则应该攻占雒阳的天下总武器库和敖仓的天下总粮草库，利用这些资源，在反叛地区内完成战略展开，做持久战的准备。
  
　　然而，吴王没有选择上策和中策，而是攻打梁国，取用了下策。大概，吴王被憋得太久了，常言道“长考出臭棋”，所以，他第一步就选错了方向。   
　　古来造反，有两种套路：一种，我们将其总结为“杀人”战术；另一种，则可以称为“放火”战术。   
　　所谓“杀人”战术，就是冲入对手的房子，认准户主，一击毙命，至于是从前门、后门、窗户，还是从烟囱进去的，杀人的武器是刀、枪、雨伞还是折凳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结果；而“放火”战术，则是四处点燃对手的房子，趁乱进去一路打砸抢，对方灭了火，我就再点起来，最后不是我被烧死，就是对手被烧死、被累死。
  
　　历史上，使用“杀人”战术的，不乏造反成功的例子：周武王灭商、安史之乱（得手了一半）、女真推翻辽朝或明朝靖难之役等。   
　　而“放火”战术虽然痛快，却成功者鲜见：陈胜吴广起义、张角的黄巾起义、黄巢造反、吴三桂的三藩之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又杀人又放火的也有，其中朱元璋成功了，李自成则失败了。   
　　吴王刘濞采取的就是放火战术。放火也是有可能得手的，关键要有足够的体能储备和耐心，正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于是，周亚夫在行军路上不断替吴王算账：20万大军平推直进，受阻于守备坚强的梁国城下，他们能带多少粮食，带多少辎重？若打破梁国，又能得到多少补给？   
　　当周亚夫赶到当时汉朝天下的中心——敖仓，发现那里的粮食没有被叛军掠走时，他已经算明白了自己必胜，可以从容按“既定方针”办了。   
　　什么方针呢？出兵前夜，周亚夫秘密面见景帝。   
　　太尉说：陛下，为了保住长安，争取大军动作的时间，臣请必要时牺牲梁国。   
　　景帝点头了，但什么也没有说，那之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起码从给周亚夫造成的结果来看，他正是这样做的。   
　　这便是周亚夫的既定方针，但不一定是景帝的既定方针，皇上毕竟没有给他这样的一张条子。   
　　按此方针，周亚夫扼制住叛军的要害后，坚壁不出，置遭到围攻的梁国于不顾，只派出小股纵队切断了叛军的粮道。梁国被打得险象环生，几乎陷落，但因为有名将韩安国坐镇，终于逐渐挺住。
  
　　叛军没有军粮了。人马越多，供粮越难，何况补给线已经被切断？   
　　于是，叛军弃梁国而攻打周亚夫，被已经“炼成”的周家军从容击退，至此全军崩溃。周亚夫趁势追击，吴王被擒杀，诸路反王或灭或降。         
第16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2)         
　　整场反叛仅历时3个月，便被扑灭。   
　　周亚夫因平叛首功，两年后进位为丞相，因为没有再大的官可以封给他了。   
　　周家的人再次功高震主。   
　　而且，被迫做了一次“肉盾”的梁王，恨死了他。皇帝并没有告诉他关于“既定方针”的事。   
　　所以，梁王想尽一切办法，意在除掉周亚夫。   
　　此时，对条侯周亚夫的前途而言，最关键的是皇帝的态度。皇帝显得非常敬重他，他也以天下为己任，裁决如流，多谋敢断。   
　　于是，在废立太子的问题、封国舅为侯的问题、封匈奴降者为侯的问题上，周亚夫都大胆地坚决顶回了皇帝的意见，一如他的“细柳风度”。   
　　但是，朝廷不是他的细柳营，是皇帝的地盘。景帝和文帝也完全是两种人。   
　　文帝以柔术治天下，景帝以毒术治天下。   
　　于是，当周亚夫又一次以“称病”方式给皇帝施加压力的时候，皇帝批准了他的“请辞”，让他回去“养病”了。他一共当了5年丞相。   
　　和老爹一样，病退之后，周亚夫的命运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天，景帝突然召见他，并赐酒食。   
　　可是，皇帝给了他一大块肉，却没有给他刀和筷子，和项羽当年给樊哙一匹猪肉棒子一样，只不过这次做成了熟的。   
　　皇帝看着他：看你能怎么吃这块肉？   
　　只见条侯，回身对御前侍者说：把餐具给我取来。   
　　御前侍者回头看皇帝的眼色。   
　　皇帝笑着说：这样，还满足不了你吗？   
　　周亚夫脱帽谢罪：恕臣无礼。   
　　然后，他找个关节告退了。皇帝目送着他的背影说：这个较劲的人，将来我死了，还有谁能管得了他……   
　　不久，条侯的儿子为他置办装老的陪葬品，其中有些纸糊的刀枪。但，周公子拖欠了运输工的工资，于是，人家揭发周家“蓄谋不轨”。马上就有办案人员来质询条侯，后者一言不发。皇帝看了审讯纪录后，大怒（他怒得何其古怪），说：“办这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于是，条侯也进了诏狱。皇家司法官廷尉亲自提审他问：您想造反吗？   
　　周亚夫觉得这话问得太儿戏：你认为，我能用纸糊的刀枪造反吗？   
　　可是，廷尉一点不觉得儿戏，背着手说了一句极其经典的推断：您纵使不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在阴间造反啊！   
　　当年，越王勾践曾经对灭吴的谋主文种说：您已经帮助我打败了吴国，可是，我们越国的先王在地下，恐怕对付不了吴国已经死去的君臣啊，我求您下去帮助先王抗击他们的军队。于是，文种被赐死。勾践毕竟是一国之君，没人敢跟他说理，而三百年后，类似无耻的话已经可以从一个普通廷尉的嘴里说出来了，这实在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对条侯的审讯就此告一段落。   
　　这时，却突然传出了条侯的死讯：条侯在狱中绝食5日，呕血而死。   
　　这是《史记》的实录。   
　　可笑，绝食可以死人，可是，古往今来，有因为绝食而吐血身亡的吗？   
　　司马迁是在用春秋笔法告诉我们：条侯周亚夫是被处决的。   
　　周亚夫的文韬武略，都在其父之上，与晁错同样是当时的超一流人才，可是他们却前后死在景帝的手里，这仅仅是因为皇帝刻薄寡恩、卸磨杀驴吗？   
　　不是这样。景帝努力要实现的，是打造一种全新的皇权体制：纵使皇帝的才干平平，也能凭借体制强过臣下。但是，景帝没有找到这个体制。文景两代在忧患意识下聚敛国用，遂至于府库富足，被后世推赞为“文景之治”。其实，该时代的政体有重大欠缺，就是有“治”而没有“制”，有事而无政，一个表现就是，粮仓里的粮食多得都霉变了，金库里的穿钱的贯绳都朽断了——可是匈奴的边患却一年紧似一年，黄河多次泛滥也得不到治理。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国家不能将手中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力和民富。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即在于皇权与府权（如丞相）对接不顺畅。一旦失去平衡，文帝只好使用权术，景帝只好杀人，以挽回危局。
  
　　所以，周勃是被整，而周亚夫却是被杀。   
　　到汉武帝时，才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取代了黄老之术，把儒家的圣人之言，经过重新解读，落实为绵密可行的新制度，所以，到武帝前期，汉朝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

读屏跟帖是美德

第17节：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1)         
　　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   
　　——《苏武传》的特殊背景   
　　《汉书?苏武传》里“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之”，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
  
　　《苏武传》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读课文《苏武传》很容易达到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而对关于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现代人看历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因为读史的目的，即在于加深对世界与现实的认识，并增益智能。总之，我们的读史，终于可以不像古人那样“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了——请让我们翻开中国与外国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比照看看“苏武牧羊”的真实历史背景。
  
　　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间谍）。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的，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彻底消灭。   
　　而这次攻击的大的背景，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战争——汉匈百年战争。   
　　匈奴是漠北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匈奴还没有成大气候，与中原国家也没有大的交手纪录。那时，北方的晋（后来是赵）、燕等国，主要对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国，面对的西戎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
  
　　秦朝统一天下后，着力扩张，四面出击。其中，对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带精兵30万，携当时最先进的复合兵器——弩机，把匈奴的部落驱赶出了其世代栖息的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并在那里设郡筑城镇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园，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后来，匈奴出现了轻骑兵大军团战术，这种战术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马（速度）、弓箭（远程杀伤）合一，呈现出强大的机动性和杀伤力。本来，那时候没有马镫，骑手很难长时间驾驭马匹，但匈奴乘用的战马很特别，这种马身量矮、耐力强、跑起来非常平稳。匈奴骑兵使用的战弓，大多数还是骨质箭头，对冶炼技术依赖不大。至于匈奴人的战术，更是非常狠恶：利用旗号和诱击，牵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击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们的游骑骚扰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利用天气、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挤进一个预先设置好的“窝子”（屠宰场），然后就是匈奴主力的出击和宰杀。注意，此战术的精髓，不只是骑射，而是成千上万人组成的骑射兵团的组合运用，和与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这套战术和装备，从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汉军的车骑混合部队玩得找不着北，让欧洲的重甲骑士有劲使不出。汉族人索性修筑长城，步步为营蚕食土地，就是针对这一战术的。
  
　　后来，我在一本当代人写的畅销故事集里，发现了这种战法的灵感来源：原来，北方的战士们，是从一种狡猾、强悍而且有点哲学味道的食肉动物身上得到灵感的，那本书名叫《狼图腾》。
  
　　靠着这一当时世上最强的战术，匈奴的大英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所有的骑射民族，并组建了多达30万人骑箭的主力兵团。         
第18节：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2)         
　　就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据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国，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赶到中亚养骆驼去了；伸出“左臂”，消灭东胡，一直打到兴安岭以南。
  
　　然后，匈奴双臂合拢，准备拥抱中原，却发现新兴的汉朝十分难缠。   
　　汉初，因为打楚汉战争而民穷财尽，所以，高吕文景四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满足匈奴上层，延缓战端，同时，在国内不断积极备战。匈奴多次犯边掳掠，汉军都只是严防要塞，坚壁清野而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武帝时，汉朝已经可以一战了，两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本来，因为多年的和亲，匈奴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了和平的局面（当然，这种和平是以汉朝的憋屈为代价的）。当时很多名将，如韩安国、李广，都不主张以彻底灭掉匈奴为战略目标，而主张占据其南下中原、威胁长安的跳板——河套地区就行了。可是，汉武帝是一个性格很极端的人，力排众议，干脆任用了自己的国舅和家奴，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为统帅，给他们最精锐的军队和无限制补给——就像有钱人玩网络游戏，用重金买最好的装备，以“无敌模式”进入游戏界面一样——卫青、霍去病连续对匈奴发动了不计成本和伤亡的攻击。卫青夺取河套-鄂尔多斯，霍去病占据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而且，从霍去病开始，汉军开始对匈奴境内的人口采取了“犁庭扫穴”式的攻击，也就是开始了对非战斗人员的灭绝式杀掠。匈奴没有办法在漠南立足，于是，全部避往漠北，等待反扑时机。
  
　　两国间大的战事基本停下来了。   
　　因为，匈奴已经没有实力威胁汉朝了：战斗人口锐减，河套和河西走廊丢失，西域各国纷纷倒向汉朝。匈奴在军事、经济上都已经失去了战争潜力。而汉军要与匈奴开战，必须将几十万军队和民夫开到大漠以北，靡费巨大，并且即使汉军胜了，也没法在漠北立足，还得退回来。
  
　　汉武帝几次派兵到漠北，连匈奴的人影都没见到，于是，开始用外交手段，以派使节交涉的方式，侦察匈奴的虚实，搜集北方的气候与地理情报。   
　　到苏武出使前夜，武帝已经掌握了匈奴的虚实和位置，已经准备动手了。   
　　还有一个微观的背景，就是那时汉不光在打击匈奴，促使匈奴人大批来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后来武帝的托孤重臣金日磾，其实，还有大批的汉人混杂在匈奴中间。汉初，北方几个诸侯作乱，失败后逃入匈奴。汉使到匈奴，被扣押后投降成了“汉奸”的也不少：出身胡人的大将赵信，投降匈奴后非常受宠信；卫律投降后成为单于心腹，被封“丁令王”；宦官中行说被强迫做了文帝朝和亲公主的陪嫁奴仆，到了匈奴立即被“重用”，成为单于的作战高参。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其副使张胜等还要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导致两国外交形势急剧恶化。在屠刀面前，张胜投降，苏武不屈被扣。两国就此事件展开激烈交涉。
  
　　而正在这时，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帝，却突然发动了对匈奴的新一轮攻势。当时，霍去病已经早殇，武帝就任命了新统帅李广利。此人是武帝新宠李夫人的哥哥，新得势的国舅。卫青当时还健在，但因为卫子夫已经失宠，大将军卫青只能负责对东、西、南三面的战线，不再参与对匈奴的作战了。李广利的军事水平并不次于卫青，但为什么他的战绩不如后者呢？因为，当时汉的军事潜力和后勤供给能力，都已经远远不如卫霍的时候了。
  
　　新的一轮攻势兵分两路：主力由李广利率领西进，出河西走廊，直扑匈奴与西域的结合地带，意图要扫清匈奴对汉朝准备占据的西域地区的威胁；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步兵（所有好马都已经拨李广利使用），北上进入匈奴境内牵制单于主力。
  
　　这一战汉朝失败，李广利先告败绩，李陵也基本全军覆没。李陵本人投降后，成了匈奴的大将。         
第19节：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3)         
　　苏武因此更不可能回到汉朝。汉朝接下来连年进攻失利，匈奴失去西域的大部分，也感觉疲惫，于是，两国较量的核心环节开始从直接军事对抗，改为主要在西域各国做外交对抗。武帝晚年，国内民穷财尽，上层祸起萧墙，内耗不断，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主帅李广利的家眷，因为国内的“巫蛊之祸”被灭，广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单于当作了祭天的牺牲。而匈奴内部也同样还是天灾人祸不断，并没有因为李广利作了“牺牲”就有了改善，反而天灾更剧烈。
  
　　古人云，大战之后，必有凶年。穷兵黩武的汉匈双方，也逃不脱这个规律。   
　　直到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汉才改善了与匈奴的关系，两国开始外交谈判。但，匈奴一直拒绝承认苏武还活着。当时，匈奴的单于已经换了好几茬，两国和议也达成了，为什么还不愿释放苏武？
  
　　因为，苏武在北海（贝加尔湖地区）牧羊，那里正是匈奴与丁令（即后来的铁勒）的边界。我们惯常的认识，是苏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凉，没有人迹，兔子都不拉屎。其实不然。那里有包括丁令在内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鸟语花香，草原上歌来歌往，热闹得很。后来，蒙古的数次西征，出发点都离那里不远。
  
　　苏武在北海生活多年，当然就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态、气候与虚实。匈奴给苏武娶了媳妇（当然是匈奴人），苏武在那里还有了小孩，其中有个孩子名叫苏通国，后来随汉使回国，为苏武延续了香火。在匈奴看来，男丁就是战士，生育人口当然也就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上说，也算是苏武变相给匈奴做出了“贡献”。
  
　　这时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虚实与规律的汉使们，回到汉朝，再带着汉军来攻打他们。尤其是苏武这样的杰出人物，回到汉朝，他就是又一个博望侯张骞了。   
　　但是，苏武的部下，小年轻常惠，偷偷把苏武的情况通报给了汉使（这次会面竟然能实现，说明了汉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内鬼”），这样单于不得不放归了苏武。   
　　苏武、常惠回国以后，理所当然成为汉制定对匈战略的高参。常惠后来搞了一个“匈奴包围网”，包括匈奴西边的乌孙、东边的鲜卑、北面的丁令、南边的汉朝，都趁一次匈奴内部衰落而发起了对匈联合军事动作。其中，常惠本人作为乌孙军的参谋长，指挥乌孙军重创匈奴。这一战直接导致匈奴内乱分裂，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常惠因此功被升为右将军，厉害吧。
  
　　这就是苏武一行在匈奴的后期，继续被扣的主要原因，两国的前仇倒成了其次了。   
　　几乎同一时代，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不择手段，终于灭了迦太基并屠城。相比之下，匈奴人的命运稍微还能好一些。   
　　还有一个疑问：汉匈之间真的不能和解吗？也不是。   
　　西汉与匈奴和议达成后，两国间实现了多年的和平。曾经的杀场变成了共同开发的乐土，直到王莽篡汉。王莽机械地依照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别”，错误地在外交上打压匈奴（将人家的国名改为“降奴”），而且因为匈奴是亲汉室的，所以匈奴与莽新政权的关系也全面破裂，直到东汉中后期才开始修复。
  
　　到东汉末期，匈奴衰败，一分为二，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投汉。霍去病曾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按照霍生的理念，这应该算是匈奴的“灭”了。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内迁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内地与当地人混居，汉人始终将其列为“劣等人”。压迫、奴役、歧视、贩卖，这些苦难都落在了内迁胡人的头上。而霍去病这个阶层的后人们，却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执政的司马氏，内战不断，西晋王朝从内部崩溃。原先被压迫的各种异族纷纭起事，造成了中原“五胡乱华”、北方衣冠大部南渡的乱局。
  
　　那么，北方呢？匈奴之后还有鲜卑，鲜卑之后还有柔然，柔然之后还有突厥，突厥之后还有回鹘，回鹘之后有契丹，有女真，有蒙古……只要中原王朝守着“华夷之别”的文化成见，不能平等对待之，不能与之同存，而始终以敌视、蔑视的套路来对立北方，那么北方的所谓“边患”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直到清朝建立，统治者使用多元共存的思路弥合“长城裂痕”，才真正构成了今天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基础。

读屏跟帖是美德

第20节：书圣的后现代生活(1)         
　　书圣的后现代生活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前前后后   
　　某篇文章，由于某种外因而变得妇孺皆知，甚至还被后人奉为了“经典”——这样的个案多吗？不少。在“官样文章”吃香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兰亭集序》就是很典型的这么一篇。
  
　　如果仔细读一下这篇序，你会觉得此文思路颇为跳脱，有些话刚开一句头，下一句却说起不相干的事情了，似乎背后又藏着很多难言之隐，总之，写这篇文章的人，当时一定心事重重，偏偏现场又不能发作。作者情非得以，言不由衷，结果写了不伦不类的这么一篇文字出来。
  
　　《兰亭集序》一如王羲之的其他“言辞”一样，内容并无特出之处，甚至有很多结构失衡这样的硬伤。   
　　那么，文章为什么这样知名呢？因为落笔之人是王羲之，而王羲之是书圣。   
　　《兰亭集序》的走红，在于文以人传，人以书传。   
　　目高于世的书圣   
　　王羲之是个很狂的人，《法帖释文》说他的字“咄咄逼人”，连宠物也都是鹅——这种很嚣张的家禽；而当时之人能入他法眼、引为同类的更少，就是他从其学书法的老师，后来也被他看不起。
  
　　王羲之学书的师祖是曹魏时的钟繇。钟繇为人雍容盛气，书如其人；钟繇书法传给了卫夫人（卫烁），卫夫人又教王羲之正书。王羲之书有小成后，出访天下碑帖胜迹，见到前代李斯、曹喜、钟爵、梁鹄、蔡邕、张昶的真迹，痛悔自己从卫夫人那里的学书不过“徒费年月耳”，决心干脆自成一家，再不信从什么师长。但，王羲之的童子功里已经抹不去卫夫人阴柔摇曳的法则，所以，后人会做出“王字有女郎气”的评价。
  
　　王羲之的狂，一是来自他书法天下无双，更重要的是他身世显赫。晋室南渡之后，赖太原王氏为首的士族支撑，才在江南立足复祚。王家出将入相，掌握内外军政大权，有“王马共天下”之说。其中，王导位极人臣，几与皇帝一同接受群臣朝拜。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
  
　　当时的名士之间流行炒作。王羲之成年后，由尚书左仆射周顗负责炒作他。此人是个酒鬼，绰号“三日仆射”，意思是喝一回就醉倒三天。这样一位为老不尊的，推荐后进的方式自然特别：当时贵族盛行烤牛心肉吃，于是高朋满座之际，主人老周待烤好的肉上来，便先割下一片给小王，以此表示对他的推重，王羲之遂借此上位。
  
　　再就是太尉郗鉴到王家选婿。虽然幕后的比选早已定了结果——王羲之以书法才艺雀屏高中，郗鉴之女也长于书法，这大概是当时的普遍雅好——但郗鉴仍派一个考察团到王家府里去做样子。王府其他子弟不明就里，在考察团面前表现得很庄重矜持，只有王羲之成竹在胸，往东边竹榻上一躺，敞着肚皮狂吃小食品。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形象，但郗鉴为炒作女婿，违心地说：好也！太有个性了，这样的人就是我未来的女婿！是为“东床快婿”典故之由来。
  
　　王羲之被隆重推出之后，沉浮政坛，逐渐参与到东晋高层的复杂倾轧之中。他很快发现这个圈子远非对外表现出的那样淡定崇玄，而是争权斗气，实际得紧。   
　　出仕之后，王羲之先担任东晋长江上游荆州统帅庾亮的参军。庾亮和庾翼兄弟都是很了得的人，在国防前沿经营多年，逐渐蚕食北方失去的土地。庾氏兄弟爱才更爱书法，庾亮死时，在朝廷处给王羲之留下极高的评价。朝廷就任命王氏为当时政坛大红人殷浩的护军将军（其实是相当于高级幕僚）。
  
　　但很快，一场剧变席卷南北，也波及了王羲之。   
　　东晋的一次存亡危机   
　　当时东晋偏安一隅，北方动荡，胡、汉矛盾尖锐。羯族建立的后赵一度很强大，怎奈后期国君石虎是暴君，把国家基础败坏了。他死后儿孙自相攻击，汉族军阀冉闵趁机推翻后赵建立冉魏，尽屠羯族以及胡人数十万。中原陷入胡、汉互相屠杀的大乱之中。于是，人心思晋，大大小小的军阀纷纷向东晋皇室示好乃至上表归附。
        
第21节：书圣的后现代生活(2)         
　　但是，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实在太大，太突然，砸得东晋上下长时间惊慌失措。东晋小朝廷本来就内耗重重，这下更因此彻底陷入了混乱。当时朝臣巨族，不谈玄改谈兵了，终日激烈论战。朝廷上下辩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要不要趁势北伐，二是由谁来北伐。
  
　　今人看来，当时东晋北伐势在必行，因为中原根本没有足以对抗东晋北上的核心势力。其实，形势远非这样简单。当时，王羲之就是北伐的激烈反对者。反对北伐者提出：晋在东南立足未稳，皇权又受到士族的掣肘，无法调动足够的人力物力北伐；更主要的是，庾氏兄弟先后早逝，他们手里的军政资源落在大野心家桓温头上。桓温其人，红须如戟，面有七星，自以为异相，毕生只有一个理想：当皇帝。所以，如果让桓温北伐，成了，桓温功高盖主，天下就是桓家的；不北伐，或北伐败了，东南至少还是司马家（还有王家）的。
  
　　但是，这次北伐机会实在太好了，手握重兵的桓温在前线径自厉兵秣马，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准备北伐，干脆不在乎你朝廷这边的空谈。此前，他已经攻灭了氐族李氏在长江上游建立的成汉政权，扫除后方隐患，并锻炼了队伍，北伐已是箭在弦上。东晋朝廷节制不果，悲愤之余，想出两个十分孩子气的对策来。
  
　　第一，推出朝廷版（正版）的北伐，以搅乱桓温版（盗版）北伐。王、马两家联合推出的统帅，正是善于高言干名，被炒作得红透东南的殷浩。殷浩慷慨陈词，誓要北上，但他手里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军，只好临时抽调地方部队（很少），并纠集乱民和零散武装，招降纳叛，以壮声势。
  
　　第二，派出很多“能人”，潜入北方。这些人携带巨量盖好了大印的空头委任状，任务就是煽风点火、滥施许愿，让北方的各族各部“自相攻杀”，由远在江淮行辕摇鹅毛扇的殷浩“遥镇之”，以期最后“坐得中原”。
  
　　北伐在即，王羲之是殷浩的高参，当年又长期在庾亮帐中做事，知道殷浩盘子里这点汤汤水水，与桓温的惯战之师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桓温坐视殷浩北伐，殷浩无异于羊入狼群，必败无疑，所以，王羲之开始暗箱操作桓温与殷浩的“将相和”：桓温的价码是朝廷以他为北伐统帅，殷浩的价码则是桓温必须归他节制。双方非但寸步不让，且有越劝越来劲之势。王羲之也顾不得书圣的矜持，给双方的劝解信写了一批又一批，各方面也把桓、殷和解的希望落实在王羲之等名士身上。但，王羲之自视甚高，对桓、殷二人，仍一派教训口吻，且王本人就是反对北伐的，所以斡旋终于失败。
  
　　但是，形势不等人，殷浩那边还急着要“为朝廷”建功呢。   
　　形势的彻底恶化，是在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抢在殷浩之前誓师上表，同时，数万精兵进至武昌，似乎要北上，又似乎要进京“清君侧”。王羲之调解失败被公开化，遂主动申请降职，到会稽做父母官去了。
  
　　这下朝廷里几乎所有人都出来劝桓温，让桓温觉得篡位时机还不成熟，自己有失冲动，于是退回荆州老巢静观其变。   
　　永和八年，殷浩正式北上，开始军事动作。当时，北方形势早已经变化，由于东晋内争而迟迟不北进，有心归晋的冉闵已经被诸胡势力所吞灭。聚居于河南的氐族苻氏率众而起，准备占据关中地区做根据地。恰逢其时的是，东晋派去的“能人”又送去了空头委任状，于是，人家不客气地在空白处填上了“大将军”字样，使得苻氏东征西讨，均得以借东晋名义占地征粮。几年后，待殷浩北伐军到时，苻氏已经根基深厚，建都长安，国号为秦，自称天王、大单于了。
  
　　东晋朝廷小手腕产生的大恶果远不止于此。因为桓温拒绝出兵，殷浩兵锋很快被前秦挫败，索性不打了，又开始用空头支票收买苻氏朝中的大将，让他们自乱。永和九年，前秦的几个将领因此叛乱，殷浩立即麾军进攻，但他军队不能作战，只好把另一个手持委任状的羌族军阀姚襄充作先锋，玩“代理战争”。但殷浩万万没有料到，刚刚从东晋领到军饷物资的姚襄立即反叛，把殷浩击溃。朝廷版北伐，至此宣告完败。桓温马上上奏弹劾，朝廷也落井下石，废殷浩为庶人。
        
第22节：书圣的后现代生活(3)         
　　很快，桓温开始了他的北伐，几经反复，才于永和十二年收复了洛阳。   
　　殷浩回到江南，精神明显受到了刺激，整日无语，只用手指在空气中写字，看护他的人时间一长，发现他写来写去的只是那四个字：咄咄怪事。   
　　兰亭能有什么会议   
　　那是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在会稽山北麓某溪边的兰亭，几十位贤士（也是闲士）来此雅集修禊，祓祭沐浴，品酒吟诗，感受春意，一派太平假象。   
　　同一时间，北方战云密布，殷浩率必败之师苦苦支撑局面；桓温拥兵坐视，乐见朝廷的最后一点精锐和威信散失殆尽，他好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这样背景下，兰亭诸公心照不宣，都弥漫着那种挣不脱又说不得的不祥预感。在座有什么人呢？有来自谢家的青年才俊谢安、谢万兄弟，辞赋家孙绰，高僧支道林及王羲之的子、侄王献之、凝之、涣之、玄之等，一共42人。
  
　　王羲之也不是彻底绝望：他儿子王徽之缺席此次雅集，因为他正在前线。王羲之把他安排在桓温身边做了参军。   
　　近来，有人根据兰亭雅集之日的到场者很多后来做了军政大员这一点，推测兰亭雅集是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其实不然。当时，大军都在桓温手中，朝廷的军队则在殷浩手中，兰亭这些人手中无兵，又无计可施，跑到离前线千里之外的山沟里，有什么军事可“会议”的呢？明显地不合逻辑。退一步讲，就算男人聚在一起，免不得要谈点政治，然而王羲之两边投机的做法又拿不上台面，也只好是清谈，云里雾里自作聪明一番，最后相视一笑罢了。
  
　　据记载，当时与会42人中，有11人各赋诗两首，有15人各成诗一首，时年九岁的王献之等16人拾句不成，各罚酒三觞。王羲之将37首诗汇集起来，编成一本集子，并借酒兴写了一篇324字的序文——
  
　　于是就有了《兰亭集序》   
　　什么是“序”？出一本书，一本集子，都要写一篇文章，说明出书的因由和甘苦，再拔高一下“意义”，是为序。同样，兰亭雅集去了那么多高人名士，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不能白白串联吟诗这一把，于是，大家推自视最高的书圣上去为合集写这篇序，做个纪念。可是王羲之提起笔来，能写什么呢？
  
　　写写国家将兴盛，北伐将成功，黎民将有安定富庶的生活，还是兰亭诸公将来都有好的出路？又实在写不出。   
　　他只好讲生死，讲参悟，写了非常个人化的一篇序文。此文处处落笔，都想写出点“意义”，但是却捕不出什么意义，想抒发，话未说完却又不得不回来。于是，文章系之于感慨，行之于迷惘，而收之于云烟。
  
　　但也正是他这种心态，笔随意走，使得这篇书法暗合了“绵郁守拙”的最高境界，古今临摹书圣此作者，大概都有这种即时的感会——正如文中说的“幽情”。   
　　什么是幽情？就是那种很复杂的、说不出的情感。   
　　从文章本身看，这篇序的意境递进很不连贯。诗文有句无篇，是两晋南朝之人容易犯的一个通病——那时的文言文章还远没有后来唐宋时期的成熟。   
　　在东晋士林之中，王羲之为世所重，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绩和文辞，而是因为他的书法实在好得前无古人。一个人的字有名以后，会有个副作用，就是会经常有大人物给你写信，而且文末还多有“盼回信”“待高论”之类的字样。所以，王氏得意之余，也常自诩“能为言辞”（自夸理论水平很高）。其实，书圣作到王羲之这个份上，就算他写句骂人的脏话，也会有人淘去收藏，精心装裱并悬而挂之的。
  
　　王羲之的“言辞”因此传世的有很多，但与其同时人的文章细比，王氏的文法、思维水平都实在没有什么特出之处。   
　　后人不察这里边的曲折，又觉得《兰亭集序》的味道实在有些奇怪，于是就断章取义“找优点”。比如说，序里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话，就拔高说，王氏是在指斥当时玄学的“虚妄的人生观”，而“明确地肯定了生命的价值”，好像王氏是个很崇实而且唯物的实干家。事实上，王羲之一家世代信奉五斗米教（即后来的道教）。永和十二年，王羲之被本家王述排挤，辞去官位，从此赋闲，与道士许迈一起修炼，服食丹药，在江南各地神出鬼没，直到59岁去世。而五斗米教的基本教义“长生久视”，就是鼓吹长生不老的。王氏在《兰亭集序》里，其实正是这一层意思的俗语流露：谁说活得长活得短都一样？长命百岁才是最重要的！
  
　　王氏之子王凝之，更痴迷于五斗米教。后来当孙恩起义，攻打会稽时，王凝之不修战备，进入“靖室”祷告，出来对诸将说：“我已经搬来神兵破贼了！”于是，在敌兵来时不设防备，王凝之被杀。
  
　　兰亭雅集之后3年，桓温收复洛阳，上表要求朝廷迁都（其实是怀着跟当初董卓迁都长安一样的目的）。朝廷并不就范。桓温恼火，与朝廷激烈交涉，曾私下对亲信说：实在不能流芳后世，至少我们也要遗臭万年！但，桓温及时早逝，没有能够实现篡位的梦想。他的理想，后来由其幼子桓玄实现了。而北方的氐族苻氏也越来越强，到苻坚时重用王猛等，一举扫平了北方。
  
　　兰亭雅集之后30年，苻坚南下。当时的东晋朝廷由谢安掌权，打赢淝水之战，又帮东晋挽回了三十多年的气数。谢安也是参加过兰亭雅集的。桓温死后，谢氏牵头重建了有战斗力的“北府军”作为朝廷的直属武装，因而，淝水之战中，谢安虽然在家里下棋，却是胸有成竹，不必再像30年前那样的硬充风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