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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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报 案
曹军庆

      周兴旺正在翻越白龙山。白龙山是座小山包，山上林木茂密。要在以前，周兴旺走这样的山路不费吹灰之力。可现在，他年纪大了，心脏还有毛病。他兜里备有救心丸，手掌里还随时攥着一粒，想着突然间患病了，能马上塞进嘴里，用唾沫给咽下去。周兴旺攥着救心丸，走得气喘吁吁。那些藤子和枝条不时地扯着他的衣袖和裤腿，他为此不得不停下一会儿，费力地用手把它们撕扯开去。

    本来山脚下有现成的一条机耕路，直通新镇。可是周兴旺不能走那条路。人们去新镇赶集，都从那儿走。早就没人再走白龙山上的这条老路，这些年封山育林，越来越密实的林子把老路给遮蔽掉了。周兴旺想要是年轻，他可以拿一把镰刀边走边开道。挥舞着镰刀，嚓嚓嚓，一些挡道的枝条纷纷掉落，碴口上冒出白色或黄铜色的浆汁。尽管还是走得吃力，这些想象中的景象，略微减轻了些他的愤恨。

     眼下正是割谷季节，谷子都熟了。白龙村的田野里一片金黄。若是走在田埂上，温热的风拂过脸庞，直让人兴奋莫名。得把它们都收回来，这些谷子。没人会怀疑，它们的颜色和形状都接近于金子。谷子好啊，可是人们心里却很焦急，乡下不再有强劳力。中青年人大都去了外地，打工这种说法已在乡下流行了好多年。他们在城市和异地干活，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乡下人。他们是一个流动和迁徙的族群。没有劳力，花再多钱也请不来。每一年的收割都让人愁断肠。可是，不能让谷子都烂在地里。电视里的预报说，还有五六天的晴好天气，之后将会是连阴雨。得抢在这几天把谷子收起来。

     村长，这可怎么办啊？吴富贵老人握着镰刀，忧心忡忡地望着周兴旺。他身边还有另外一些人，刘老栓，王光福，冯大银，李道海，和马大华。还有几个人，一眼看去，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老人。

     他们的脸上蒙着一层晦气，怎么了？收成好你们也着急？
     能不着急吗？连阴雨一下来，弄不好谷子就会在地里烂成泥。
     都别急，你们尽管放心吧。周兴旺说，河南来的联合收割机马上就到我们村了，那些个铁家伙，厉害着呢。它们到地里突突突地转上一圈，立马稻草是稻草，谷子是谷子。
人们也正是为这事来问村长。听说河南来的收割机五天前就来了，他们已帮着收了好几个村子，会不会来白龙村呢？

     会来的，会来的，我跟他们联系过。他们出门在外也是为了赚钱嘛，割谁不是割？一亩地六十块。

     六十块？那也比请人强。就盼着他们来啊，这谷子愁得人，真是！
    看着他们急，周兴旺美滋滋的。老东西们，让他们急吧，他心里有数，那些个收割机他见过。白龙村的这些地，要不了多久就能全都收上来。收成好怕什么呢？不比往年，有河南的收割机了，他们来了一个车队呢。

     事倒是好事，有人说，可是也有麻烦。从别的村子不断传出消息，说收割机后面总跟着一帮小混混。各个村子都被划定了地盘，由不同的小混混管着。他们要收保护费，对割掉的每棵谷子强行收款。狠人呢，还动不动就砍人。先割谁家，再割谁，也由他们说了算，他们在维持秩序呢。

     听说了，就跟香港电影一样，街头打手。
    乡里以前没这种事，都是从城里传下来的。
    真遇上，到时候就黑天了。
    没人管吗？
    谁管？他们一弄到钱马上就没影了，上哪儿追去？
    说了一通，都等着周兴旺拿主意。村子里大小事，都由他定夺，只要他有主意了，大伙儿就能安心。周兴旺也听说过，知道他们心里惶恐，可他不在乎，青天白日的，真还翻天了不成？我偏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他们？白龙村不怕，我要治不了他们还有政府呢。他还往上挺了挺腰板，心想我不能让这腰塌下去。

     周兴旺当过兵，是退伍军人，在很久以前，这可是很光荣的事情。他脾气火爆，在村里也得罪过好多人。都老村长了，干了几十年。干久了就会讨人嫌，打前年起他就不想干，连年跟镇上说，可因为找不着接手的人，一直没退。如今要在村里选上一个合适的村长，已不那么容易，没人。到年底，他说什么也不会再干了。我有病，他说。
    镇上的干部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谁没点三病两痛？
    可心脏病不像别的，周兴旺说，人说没就没。

    镇里没办法，答应他年底再换。现在周兴旺在这儿说，别的地方我不清楚，但我要表个态，只要我做一天村长，小混混就别想来白龙村捣乱。

     退伍军人周兴旺咽了口唾沫，他看到周围少数几个人的眼里含着些怜悯。他们不相信呢，乡下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个村长算什么？哼！我倒要让他们瞧瞧。

     林子里闷热，周兴旺敞着衣领，身上也还是汗水淋淋。他在想以前的事，在部队，或是在村里，他都是响当当的汉子啊。说一不二，只要是他要做的，没人能阻拦。他因此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村长嘛，许多事都是听镇上的吩咐才做的，好或坏要到后来才能弄明白。树和树枝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到白龙村的谷子。只能闭着眼睛想它们的模样，它们一棵棵举着饱满的稻穗，就像火苗。一想到它们，周兴旺的心就变得柔软，已经有好多年没见着这么好的收成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河南的收割机群就轰隆隆地到了。但他们进不来，一到村口就被一伙人拦下了。那伙人打头的是小虎，叫虎哥，手下清一色的蛮横少年，一看就是在外面混的，个个手中一把长长的片刀。路上有两人分立两边牵着一根绳子，拦着路。那绳子象征性地算是“路障”，有“禁止通行”的意思。河南人走南闯北见过多种世面，对这阵势也是心知肚明。他们顺溜停下收割机，热情地给虎哥兄弟发烟。几个少年用刀背一个劲猛敲收割机机身，梆梆梆像敲钟样发出脆响。

    别敲了，别敲了，河南人说，我们是生意人，你们也是做生意，那家伙敲坏了，生意还做不做？

    你放心，虎哥说，敲不坏。那东西要是不敲，人来得齐吗？
    差不多有十多台收割机，它们排在路上有很长的队列。都是些大铁家伙，有点像是解放军来搞“演习”。那些河南人，他们懒散地聚在一起，在路边休息。有几个人可能很累，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能听到粗鲁的鼾声。

     他们也有领头人，是个粗黑的河南汉子。虎哥在和他交涉。我们别的不管，河南人说，每亩地收六十块钱。这和他们村长说好了。你们要加多少是你们的事，跟我们无关，只要乡亲们同意就行。这办法和别的地方一样。

    虎哥说，我们一亩加二十。
    二十？你好黑啊虎哥。河南人说，别的地方有加十块，也有加十五，还没见着加二十呢。
    虎哥的眼里射出一道凶光，你不是说别的事不管吗？
    哦，对了，不管。你放心吧虎哥。

     听见敲收割机的声音，村里的乡亲们几乎全都来了。也没多少人，要除掉孩子们，他们上学去了。大家站在一起，很散乱地聚拢着。都是些老人，脸上沉默而疲惫。应该每家每户都有人，他们是地里那些谷子的主人。

    周小虎是周兴旺的儿子，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在白龙村看着他长大。听说在外面瞎混，没想到杀回老家来了。有这样的人吗？黑心烂肝的人才会干出这种事。两堆人像两个阵营界限分明，对峙着，一方是乡亲，另一方是虎哥他们。河南人事不关己，冷眼旁观。

     虎哥站出来，谦卑地对着乡亲们抱了抱拳。嘿嘿，多半是长辈，各位见谅了，没办法，小虎带着兄弟们也是为了讨生活。我们成立了护粮队，每亩地呢，也不多收，只收二十块钱保护费。各位放心，有我们保护，大家的谷子一定会一粒不少地收回来。

    没有人接话，乡亲们都木着，呆着。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或者在听训话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是这样。老百姓的表情。他们都听说过这种事，也知道这种事早晚会来。但他们无法理解，来的人居然是周小虎。

    这可是你老家啊，有人说。

    是老家。虎哥说，老家人可要多支持啊。你们要想开点，护粮队又不止我小虎一个。就像是生意嘛，你们不和我做，也还是会有别人找你们做。

    真是想不到。
    我刚才说的，有不同意的吗？或者不太明白需要解释一下？虎哥和蔼地小声问道。
说得好听，保护费？不就是城里的黑社会嘛。王光福的声音很小，但还是让虎哥听见了，虎哥的耳朵尖着呢。
    黑皮，虎哥指着一个小哥说，你给他解释一下黑社会。
    握着片刀的十几个人，总有人在动弹，有人在摇晃脑袋。他们站的地方，和乡亲们站的地方，像是用看不见的线给圈定了。对峙的中间有块空地。

     名叫黑皮的人一步三摇地站到中间来。他光着膀子，上面的肉鼓鼓的。黑皮用片刀在膀子上轻巧地画了个大十字叉。血涌出来，一个大红叉，血还在涌。第二个人站过来，嘴上叼着支刚点燃的烟卷。他取下烟，把燃着的烟头摁灭在黑皮的鼻头上。哧一下灭了。他剥去烟纸，把烟丝散在掌上。接着出来的是第三个人，他顺手从地上抓起一把灰土。他们把烟丝和灰土混在一起，搓揉着，然后像抹墙泥一样糊在黑皮的红叉上。血一下子被止住了，不再涌。那些糊上去的东西和黑皮的肤色一样。看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明白了吗？虎哥笑眯眯地看着王光福。
     三个人猛地窜过去，王光福被拖出来了。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他，黑皮用片刀背在他脸上比划着，要不再解释一下？
     这时，一个老女人哭着说，王光福你一生吃过的苦头还少吗？没记性啊你，还老出头，你出什么头啊？
    明白了，王光福说，不就是交钱吗？交吧，农民总归是要交钱的。
     那就好，虎哥拍了拍自个的脸颊。这动作像是指令，他们放了王光福。王光福踉踉跄跄地差一点晕倒。
    周兴旺来晚了些。村里人以为他是故意的，就像他知道这些事，知道来的是他儿子。其实冤枉他了，他确实睡过头了。本来今天要来收割机，这事也是他在烟灯村就跟河南人谈好了。割完烟灯村就割白龙村，所以今天准来。敲机器的声音把他也吵醒了，他想让别人家先割，就又在床上赖了会。后来人声好像都集中到了村口，还有一种奇怪的安静。周兴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才穿着凉拖鞋出了门。

    一眼看到周小虎，让周兴旺气得差点吐血。他看到了一群拖着片刀的人。隐约担心过的事，果然还是发生了，叫买路钱也好，保护费也好，业务费也好。总之就是一个意思，黑社会打劫嘛。这种事以前大都在城里，是什么时候转到乡下来的？其他地方也有过。他们好像就附着在这群收割机车队上，走到哪跟到哪。当然他们也分地盘，听说小混混们为争地盘能相互血拚。没想到这些传说中的匪徒竟然到了白龙村，周兴旺更愿意叫他们土匪。妈的，土匪。而且，更让他没想到，首领居然是自个的儿子。

    周小虎几年没回家，在外面混。对他的事，周兴旺时有耳闻。他混过好些个地方，结过婚，但妻子跟人跑了。后来就听说混到黑道上去了。现在倒好，竟敢带着人回到家里闹腾。丢人现眼，他怎么不死在外面？他是我生的吗？当初怎么就没一把掐死扔到山沟去？看他那样子，妈的跟死猪一样。这种事也能做吗？要是有杆枪，周兴旺一准向儿子开火。

     父子俩在这种地方见面，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对周兴旺而言，他的眼色里充满怨毒。虎哥要好一些，他平静地看着父亲。

    但是村民们看不出来，他们以为父子俩交换的眼色是默契，是在对暗号。以为他们早就商量过了，肯定有预谋，在合伙着坑害人呢。

    所以，村民们全都冷嗖嗖的。在那一群人中弥漫着敌意，敌意甚至从他们的衣服上都能反射出来。周兴旺的脊背发凉，他知道那种敌意。他们明白无误地对着地上吐痰，吐口水是最轻蔑的行为。他们都用脚踏着自己的痰迹，还使劲地碾着。就像是各自踩着一只癞蛤蟆，或是踩着一根毒蛇的七寸。

    周兴旺也一样，愤怒聚集着，在变成仇恨。周小虎，他厉声大喝，带着你的人滚出白龙村。

    爹，虎哥叫着，你别管。

    不管？我能不管吗？赶紧带着你的人，滚！

    村民们静极了，连喘气声也听不到。那群河南人，也不再有鼾声，一定是都在暗处竖着耳朵听。

    快滚！周兴旺戳向儿子的那根手指颤抖着。

    虎哥慢悠悠地走到父亲身边，他的笑容明快温柔。我能滚吗爹，你替我想想看。我要是就这么灰溜溜地滚了，那以后儿子还怎么在外头混？
    你要不滚，我就报警。

    看来只能这样，周小虎那一帮人虎视眈眈。周兴旺想儿大爹难做啊，他似乎只剩这条路可走。

     别做这种事，虎哥耐心地劝告着父亲，这种事不能做。
     周兴旺的手伸向口袋，他在掏手机。
     报警？别，爹！这种事也太下流了吧。
     手机掏出来了，是那种老式的翻盖手机。周兴旺的手有些抖。
      报警是最下流的事了，虎哥说，没有比这个更下流的了。
      我打110。
       别逼我，爹。
      还没等周兴旺在手机上按下第一个数字，虎哥就一把夺过去了。他折断手机翻盖，就像揪掉一只鸟的翅膀。随后，他把手机掼在地上。手机裂开，散了架，却没有变成碎片，还有些线和板连着。虎哥捡起来，再一次使出蛮力掼在地上。这一次全碎掉了，碎片飞溅。

     你看你这手机老得，破烂货，还是哪一年的？虎哥笑嘻嘻的，等过了这段时间，我再给你买款新手机。像我这样的，说着，他掏出自己的手机显摆着。还能听戏呢，给你下载些京戏和楚戏，由你听。

      周兴旺差一点摔倒在地，这就是儿子，他气得说不出话。继而他又转过身来，面朝乡亲们，你们谁有？谁有手机借给我，我不信叫不来警察。
        
     敢吗？虎哥的手像按钢琴一样逐个指着他们。你们谁敢？谁要报警，我周小虎认人，可我兄弟们手上的刀子不认人。你们都老了命不值钱，儿女也都不在身边，在城里打工对吧？可你们都有孙子孙女是不？他们的刀子也不认小孩。
   
      这话说得，那些爪牙们全都自觉地往前上了一步，片刀亮晃晃的。这场面看上去一定很假，假得就像是在拍电影，区别在于他们没有在周围架上机枪。乡亲们的表情一味地软弱温驯，颓丧地垂着头，就像是在低头认罪。
  
    这就对了，你们都没手机。家里的电话也都坏了是吧？我爹和我闹着玩呢，你们没发现？这是我们家里的家事。虎哥说，谷子还是要收的，我们正是来帮你们收谷子。技术上的活河南人干，我们负责安全。而且乡里乡亲的，我们收费也不高。

    别听他鬼扯，周兴旺叫着。

    人群里有嗡嗡的低语声。不是和解，而是讥笑。掩着嘴，呜咽似地笑。这不是演戏我们看吗？李道海说，家事？在家里就说好了。一个请人来，一个来收钱。好事都让他们周家给占全了啊。操！有人跟着说，这村长当得值。最后倒霉的总是我们。就是，马大华又啐了一口，他们周家的缺德事还少吗？从前是他爹，现在是儿子，一个白道，一个黑道，个个都骑在我们头上。没办法，刘老栓叹息着说，认了吧。不认又能怎样？冯大银说，演戏吧，人家的戏台子早搭好了。

    虎哥听着他们低声议论，他悠闲地吸烟，踱着方步，假装没听见。得让他们有些怨言，只要最后交钱就行。

    你们都别交！周兴旺气急败坏地吼道，什么家事？这事可跟我没关系，我要护着你们。
    没人理他，乡亲们充满了鄙夷。装吧。他们甚至都没了愤怒，逆来顺受的样子。怎么了你们？周兴旺说，别给钱他，这可是打劫呢。

     村长，王光福说，有事你忙去吧。
   
     我就不信他这个邪！周兴旺绝望地看着这些人，他已打定了主意。那好，我先回家。手机摔了，我家里还有电话。这警，我一定要报。
   
      山上林木葱笼，一些地方的灌木密不透风。兔子，野猪不时地从眼前飞窜而过。周兴旺没心事注意它们。也就是这几年的事，砍伐少了，狞猎少了，树林和野兽都在多起来。他走得浑身是汗，脑袋和脖子上汗水直淌。忘了带水，喉咙干燥。出了太多的汗，会不会脱水呢？得歇会儿，周兴旺在一座野坟上坐下来。他用一片阔大的树叶给自己扇着风。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再穿过三八村的那片田畈，就到新镇了。派出所就在镇政府的旁边。坐在这里，看不到白龙村的谷子，它们都在地里等着收割。
     
      他在跟着我，周兴旺刚进家门，周小虎前后脚就到了。
     你真这么想？爹，果真要报警，好置我于死地？
      
      置你于死地？你也明白啊？不报警可以，你留在家里，让那些人走。或者你带着他们一起走。白龙村不能由着你们这么干。
   
     爹，你跟我讲条件？
     没条件，我管不了你，得有人管。
     

      我这不也是要挣点钱吗？干这个的人多着呢，你这里我们不干还会有别人干。别太天真了爹。这些年我在外面你管过我吗？问过吗？你把这当成黑道，管它什么道？能达到目的就行。你是村长，现在你要保护他们，那么以前呢，以前你不是也这么干过吗？为了收“提留”款，为了计划生育，你专门成立督办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你不能拿我比，周兴旺的脸胀得像猪肝，我那是工作。

      嘿嘿，你无非是要让人家都怕你。恐惧！人人都怀着恐惧，一恐惧你就好办事了不是？嘿嘿，我这可都是跟你学的啊。我也一样，想办法让人怕我，一见着我就怕。我打小就知道，让人怕就能得到好处。
     
       以前村上是有个督办队，赶过猪，拖过粮食，甚至揭过房顶上的瓦。至于王光福，还为他儿媳妇的计划生育吃过苦头。

       那都是以前的事，督办队早就不在了，农村现在也已取消了所有的税费。但是，周小虎还在提那些事。他带着的那帮子人和督办队是一回事吗？不是！混帐，那怎么会是一回事？他们就是匪徒。
   
        随你怎么说，我要做我的事，周小虎说，你别拦我。
          我要管，周兴旺坚定地说，我没用管不了，可是还有国家呢。
        他抓起了话筒，固定电话搁在立柜上，它是红色。
        爹，你一定要逼我对你下手吗？你是我爹啊！
        下不下手是你的事，我就要报警。

        周兴旺记得要拨的号码是110，他要按了。虎哥又提前一步，他扯断了电话线。这一次他没摔电话机，他从墙上扯下很长一段电话线，用刀子把它割成一截一截的。它们像是一些被割断的线头，扔在地上。

         这样行了吧？你真是倔强啊爹。我怎么会让你报警呢？你一报警我可就死定了。
周兴旺的脸色发白，他有片刻虚脱的感觉，眼前一黑。虎哥在注意观察他，他倒了杯水，拿来父亲的药。你不能生这么大的气，他说。

       你有病，这样子生病很危险。说着，他强行把一粒药塞进父亲嘴里。吞下药片，周兴旺好受了些。

      歇着吧爹，别乱动。周小虎说，我得去那边看看，记住，没你的事。走了几步，周小虎又退回来了。不要傻着去镇里，我在路上布有“钉子”。你一动脚他们就能发现，就会报到我这儿来。

       做梦吧你，周兴旺说，我就算是爬，也要爬到镇里去。
        
      周小虎长久地看着他的父亲，就像是在通过眼神比试内力。他在这会儿没有笑嘻嘻，而是眼神凌厉。那样凌厉的眼神，像是可以喷出血来。周兴旺的眼睛虽是浑浊些，可也能喷血。我说过，路上有我的“钉子”，你去不了那里。说完，他举着手机走了。
周兴旺明白“钉子”的意思，不就是放哨的吗？既如此，我不走大路，走以前的小路。自从有了通往镇上的机耕路，这条翻越白龙山的老路早就被人遗忘了。他走在路上，还想着会不会有人盯他的梢呢？所以随时都会往后看上一眼，但是他的身后并没有人。
林子里热，身上老出汗。像是被闷在笼子里，或是穿着衣服在洗热水澡。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喘气也困难。周兴旺估摸着翻过白龙山起码花了一个多小时，或者不止。终于到了山下，一条小河沟，哗哗的水。他蹲下来，喝了几捧，还顺手洗了把脸。周兴旺此时轻松些了。回头再看白龙山，他不禁有些后怕。这么热的天气，他怎么没倒在林子里呢？他若是倒在里面，就不会再有命了。

        那粒被他攥在手掌心里的药丸，早就被汗水化成了泥。周兴旺在河沟里喝水时把它洗掉了。现在他又从药盒里倒出一粒来攥着。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得有所防备。

         穿过一片田野，那是三八村的土地。周兴旺来到镇上，他在杂货铺里买了一瓶汽水，不慌不忙地靠在冰柜上喝。一边喝汽水一边想，儿子说一报警他就死定了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年在外面他到底做了多少坏事？周兴旺不知道，他也管不了。但是他要管这个！周小虎不能在收谷子的时候，来做这种事，这也太丧尽天良了。既能做这种事，那他在外面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既是死定了，就让他死吧。
      
        派出所里好像很清静，接待周兴旺的值班民警有些似曾相识。也难怪，他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经常要来镇上开会，偶尔碰个面在所难免。
      
        周兴旺告诉民警，他是白龙村的，姓周，是村长。
        哦，周村长，民警从饮水机里倒了杯白开水，先喝点水。你脸色不太好啊，民警关切地说。有事慢慢说。
       我是来报警的。
        报警？民警拿出记录本。
        别记了，赶紧派人去吧，去现场。
        听了周兴旺的叙述，值班民警去打了一通电话。不一会就回来了好些个警察。其中一个所长模样的人对周兴旺说，这些人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你能来报警好啊，很多农民都挺害怕，不敢报警的。我们一直在找线索，找机会在他们集中作案时一网打尽。

       那些人领头的叫周小虎。周兴旺说。
周小虎？
       几个警察心领神会地彼此看了一眼。他们进进出出，手铐，枪，警棍一一佩戴着。要不要穿防弹衣？有人在问。穿吧，另一个声音答道。周兴旺感到他有些虚弱，这没有花多少时间，一切井然有序。他们鱼贯登上警车。
     要不要我和你们一起去？
      不用了，一个人握了握周兴旺的手，不记得是不是那个所长模样的人？白龙村我们知道，那人说。

      他们在路上有钉子。
     你不用担心，我们有办法。那人很有耐心。
     警察一下子走掉了，连同他们的车。周兴旺在镇上突然间就没事了，他心里空得慌。可以找个茶馆喝点茶，或是歇歇，找熟人聊聊天。

       可是没有，他没这份闲心。周兴旺急着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让人送他回白龙村。三轮摩托跑一趟白龙村十块钱。

      机耕路并不平坦，三轮摩托跑着，周兴旺的屁股常常会被弹得跳起来。快到白龙村时，传来了几声尖锐的枪声。

       停一会吧，周兴旺说。

       摩托车手刹住车，怎么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警察才会开枪呢？或者仅仅是为了警告？对着天空而不是人？周兴旺躺在路边的地上，他像吞豆子似地吞下手中药丸，脖子往上梗了一下。没事，这路颠得，颠得人屁股难受。说着，眼里却滚出一行泪来。他一直就这样躺着。
摩托车手却不高兴了，说这时间耗得？我还要做别的生意呢。

         周兴旺递给他十块钱，说你回吧，我不要送了。

         摩托车回镇上去了，周兴旺自个儿往家里走。走了一截路，能看到白龙村的地里，已经有收割机在割谷子了。那些个铁家伙，它们割得可真快啊。在他身后，一辆急救车飞快开过来，向村口而去。

         能看到村口了，那儿停着几辆警车。围着一些人，有警察，也有村民。急救车很快到了那里。能断断续续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周小虎的名字在被不同的人提到和叫着。周兴旺不想到村口去，他要从地里绕一个弯子，直接回家。这个时候他想躺在床上。







　　 《报案》背后的无奈――浅谈曹军庆小说《报案》


　　 徐育伟


        曹军庆老师的《报案》是一个大义灭亲的故事，烟灯村的稻谷成熟了，请来河南的收割机队，但是却遇到了村长周兴旺的儿子周小虎的阻挠。周小虎要收保护费，而周兴旺要保护大家的利益，在这种矛盾对立下，周兴旺做出了报案的选择，克服困难后，终于报案成功，最终听见一声枪响。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此，从表面看，故事的核心是周兴旺的报案，作者也在一步步将情节朝这个点推进，但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又将农村的若干生活现状摆在了我们面前，同时也提出了大义灭亲故事之外的，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小说本身入手，分析一下这个作品是如何写成的。
　　在小说开始，“周兴旺正在翻越白龙山。――第一句作者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态，将读者拉入现场，从而拉近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接着写周兴旺翻山的情景。由两个细节需要注意，他手中为什么拿着药？他为什么不走机耕路而走难走的白龙山小道？引用阿摩司?奥兹的说法，小说家在开头是想跟读者订立一种契约，让读者接受什么。从《报案》开头看，作者首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其次，周兴旺这个人物背后有故事，引起读者的兴趣。
　　设下悬念之后，接下来应该是释疑的过程。小说并没有接上述时态写下去，而是转入过去时态，交代周兴旺为什么要翻越白龙山（到最后才知道是去报案）。这是小说的主体部份。
　　首先是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即“眼下正是割谷季节，谷子都熟了。白龙村的田野里一片金黄。……得把它们都收回来，这些谷子……”该收谷子了。这时，作者设置了小说情节发展的第一个障碍，烟灯村的青壮年男子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一群老人。我们假设，如果那些男人没出去打工的话，小说情节走向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作为老年人来讲，一般都是怕事的，也没有能力去与作为流氓的周小虎直流抗衡。
　　没有劳力收谷子？怎么办呢？这时，烟灯村的留守老人只能请河南收割队了。在小说中，作者一方面渲染老人们焦急和寄希望于河南收割队的心情；另一方面，又交代了有小混混收保护费的现象。这时，不光老人们神经会紧张，读者的神经也会紧绷起来，故事到底会怎样发展呢？此时，作者荡开一笔，对周兴旺作了一个特写。周兴旺当过兵，脾气火爆，又是老村长，还嫉恶如仇。至此，小说的主要矛盾便立起来了，收保护费的小混混与以周兴旺的村民之间的对立。
　　河南收割队终于来了。受保护费的小混混们也来了。可是让村民没想到的是，来的居然是周小虎。小说中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出场了。而此时作者正在延缓周兴旺的出场。这个延缓有两个作用，一来可以集中笔力描写周小虎的“恶”，二来让村民误以为周兴旺是在跟周小虎搭台唱戏。为什么让村民误解周兴旺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好了，做足铺垫之后，周兴旺终于正面跟儿子交锋了。“一眼看到周小虎，让周兴旺气得差点吐血。”周兴旺做好了遭遇小混混的心理准备，但万万没想到遭遇的竟是儿子。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小高潮。接下来，父子之间的对立，让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周兴旺要报案，手机被儿子抢过去摔了。接下来，周兴旺与儿子周小虎之间的对话，让村民更误解了周兴旺。“没人理他，乡亲们充满了鄙夷。装吧。他们甚至都没了愤怒，逆来顺受的样子。怎么了你们？周兴旺说，别给钱他，这可是打劫呢。”村民不但没了愤怒，还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样子。村民态度的转变，很形象地说明他们的立场是动摇的、不坚定的，在面对强权和强势，很容易产生明哲保身的立场。这里，作者触及到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一个性格弱点――在危急关头，首先考虑的不是伸张正义等价值观，而是牺牲自身利益和尊严来获得安定。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弱者，而是近乎麻木的群体。
　　但是，周兴旺更坚定了报案的决定。或许是为了消除村民的误解，或许是为了保护村民的利益，也或许是惩治作恶多端的儿子，但肯定有一点，周兴旺是一个正直、有自己价值观的人。他的这种性格作者在前面对他的特写作了交代。回家报警再次遭到儿子阻挠后，周兴旺便去翻越白龙山，亲自到镇派出所。
　　自此，小说的追叙部份结束，又回到开头的时态，即周兴旺正在翻越白龙山。
　　报案之后，故事向结局发展。警察去了现场。枪响了。周小虎生死未卜。周兴旺疲惫得想睡觉。这里，作者并没有正面描述周兴旺的心理状态，但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来，他接下来肯定会感到悲伤――到底，周小虎是他的儿子，他是一位父亲。
　　在我们了解了小说的基本面，即故事后，再来分析一下小说故事之外所蕴含的价值。
　　作者肯定不是想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大义灭亲的故事。先看看小说中的人物。
　　周兴旺无疑是正面形象，富有正义感，“说一不二，只要是他要做的，没人能阻拦。他因此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因此，周兴旺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但同时，“……他看不到白龙村的谷子。只能闭着眼睛想它们的模样，它们一棵棵举着饱满的稻穗，就像火苗。一想到它们，周兴旺的心就变得柔软，……”原来周兴旺心中也有柔软的地方，便是他对庄稼的一网深情。这样一个人，自然不会让小混混们阻碍村民收割庄稼，哪怕对手是周小虎。
　　周小虎是“恶”的化身，作者写了他的一些恶行，但同时也没忘写他对父亲的孝心，父亲犯病，他还喂父亲吃药。
　　而村民们，应该属于第三个群体，从起初的愤怒到最后妥协，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样子。
　　可见，作者对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是有层次有波澜的，是立体的。
　　而从各种人物的行为来看，小说中人物的对立，其实是蕴藏在人物内心的价值观的对立。周兴旺的价值观无疑是正面和积极的。周小虎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他施恶，而且在面对父亲时，不但没有醒悟还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你是村长，现在你要保护他们，那么以前呢，以前你不是也这么干过吗？为了收‘提留’款，为了计划生育，你专门成立督办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你无非是要让人家都怕你。恐惧！人人都怀着恐惧，一恐惧你就好办事了不是？嘿嘿，我这可都是跟你学的啊……”村民的价值观不能说是扭曲，应该说是一种真实而普遍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应该否定的。他们在那种情境下，不但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还理所当然地误解周兴旺。这种误解应该说是一种悲哀，是鲁迅笔下“看客”的一种变体。这使我想到，一个自身存在性格缺陷的人去诋毁另一个性格完整的人，意图使其做人的标准降低到自己的档次。
　　故事的结局，以周兴旺大义灭亲结局，可以说是他所坚持的价值观的胜利，但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儿子。
　　我想，曹军庆老师写这个小说的意图，在故事背后，还想告诉我们更值得关注的东西。这个“东西”或许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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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点评2005第3期


2005年第3期统稿

【主持人的话】
在上期的点评中，我们提出期刊刊发违规现象不容忽视的问题，引起不少朋友的共鸣。本期我们继续关注这一问题，对有问题的篇目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和质疑。需要再次申明的是，我们完全是本着就事论事、就文论文的态度，在我们阅读期刊的范围内向公众提出报告。也希望各方朋友继续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讯息，让我们为维护文坛秩序共尽绵力。
年初时我们也曾表示，本年度将真正执行刊物“进出原则”，即凡我们正式点评的刊物，如果本期既无重要作品，又无重点话题，就暂不点评，待有进展后重新列入。在本年度进行的三期点评中，我们已经执行了这一原则，细心的读者自会看出。此举也是别无他意，只是希望本论坛点评的有限期刊能真正代表当代创作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也从另一个角度督促优秀期刊保持水准，不断进取。
另外，鉴于近年来小说样式单一，形式探索方面势单力薄，本年度我们在点评作品时，对具有实验创新性的作品格外关注。本期徐则臣的《西夏》（《山花》第5期）就是一篇这样的作品。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论坛讨论的情况，我们不但使用了“插话”，并且增加了“反驳插话”、“第三方插话”等形式。上期我们推荐晓航的作品《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也引起不少争论，我们把争论一并刊出。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使讨论更全面深入。



看《上海文学》

                                                        邵燕君

第5、6期的《上海文学》推出不少力作，在大多数期刊“年中乏力”的态势下，显得格外突出。
“月月小说”栏本是短篇小说精品栏，自第5期起改为“以两期精致的短篇，或一篇好看的中篇，为当期重点推出作品”。看来在当今文坛倡导短篇小说的写作虽人人称道，但真要操作起来，恐有无米之炊之难。
改制后的“月月小说”推出的首个中篇是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小说以作者年轻时工作过的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为背景，以一对父子的冲突和亲情为主线，写了没落的“大厂人”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矛盾。靠退休金安度晚年的高工父亲病倒之后还可以悲哀且悲壮地喊：“厂子都没得了，命有么事用？”，中年下岗劳碌奔波的工人儿子则只有不耐烦地说：“你操那些心做么事？躺倒，命要紧！”虽然认为父亲的高调是“屁话”，但那些高调还是砸中了儿子心中的“空”：做不了成功的人，总得做个好人吧？不能一头都不图。在这样的“高调”的驱动下，儿子做了一件拾金不昧的好事，结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更难以收拾的麻烦，心理也愈加如大厂没落后的中北路一样空空荡荡。与作者去年发表的《出门寻死》（《人民文学》第12期，本论坛推荐作品）一样，这篇小说写的也是小人物无奈的困境和一次徒劳的挣扎。不同的是，《出门寻死》的挣扎最后落在了人物的“认”，《中北路》的挣扎则指向心灵的“空”——在这份“空”里，体现了方方一贯持有的不同于一些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就这篇小说来说，人物的塑造却多少有点概念化，反不如《出门寻死》贴着人物写显得饱满鲜活。当然，方方的写实功力仍是不失水准，尤其将父子之间那种既相互厌烦又相互依赖、不美好但绝对可靠的亲情写得相当到位扎实，武汉方言的适度运用也恰到好处。
“创造”栏目共有4个短篇。刘庆邦的《一捧鸟窝》和《守不住的爹》在故事上有重叠，笔法上也延续《梅妞放羊》《鞋》的风格，清新细腻，与其“煤矿系列”（如《卧底》，《十月》今年第1期，本论坛推荐作品）中揭露现实罪恶的酷烈绝决形成鲜明对照。小说写得很淡，但那一对孤苦的乡村小姐弟渴望爱、渴望呵护的柔嫩情态却让人读之难忘，心生怜惜。出于苛求名家的标准，这两篇小说和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都不作为推荐篇目，但若单纯作横向比较，这三篇名家新作比同期大多数作家的作品明显技高一筹。另两个短篇是曹军庆的《迷失》和漠月的《大草垛》，都写得一般。
经过苛刻的筛选，本期推荐的是杨显惠、烜笠的《打到恶霸——定西孤儿院之十二》。这个系列小说目前已经连载到第12篇，越看到后来越让人感到，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在艺术上也极具功力，这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震撼力具有惊人的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这个系列写的所有故事都一个共同的情节模式：从忍饥挨饿到家破人亡；读者反复体验的也是同一种阅读感受：从震惊刺痛到痛定思痛。以极端的题材书写极端的体验以达到极端的震撼效果，这样的作品创作一个或许还不是太难，完成一个系列则是对作者材料占有的丰富性、选材剪裁的精准性和叙述虚构的技巧性的极高挑战。在目前为止，这个系列发表的12个故事，篇篇都有新的震撼点，篇篇都有着对人性揭示的新拓展。在整个系列中，本篇《打倒恶霸》的特点是，它不但描写了饥饿，也描写了罪恶，重点在于探究是在漫长的饥饿状态下，在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中间，恶是怎么萌生的，霸又是如何形成的。勇敢义气的王汉元率领孤儿院的娃娃们打倒了盘剥霸抢别人馍馍的屈孝仁，为此受到了伙食标准降级的处分和娃娃们由衷的拥戴。没想到，在享受娃娃们的自愿捐献的过程中，王汉元的恶霸心理膨胀起来，成为了第二个屈孝仁，最后，又被“我”率领的娃娃们再次打倒。不难看出在这个故事下面埋藏着一个深刻的主题：成人世界的权力模式如何折射进孩子的世界，而从孩子心灵中渗出的恶的毒素，恐怕也正是这场可怕灾难产生的根源。不过，像以往一样，作者没有发表过多的议论，也没有运用寓意象征的形式，只是以传统白描的手法老实老实地讲一个故事，显得单纯而朴素，却使故事具有了最大程度的可信性，从而使整个系列具有了宝贵的人类心灵档案的价值。杨显惠的写作让人重新思考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衡量一部作品艺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到底是根据其使用艺术手法的新旧程度，还是技巧与创作内容和创作目的的契合程度？在经过“怎么写”的革命性变革和一定的探索积累后，“写什么”的重要性是否应再度被认真考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应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上进行一种更自然的融合？

第6期的《上海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专号”，发表了严歌苓、虹影等6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作家的作品。整体来看，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严歌苓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格外引人，说本期是以一出重头戏单挑也不为过。
这是一篇底气十足的小说，沉重的大陆经验和“十年一觉美国梦”的海外经验经过女性经验的消化贯融，吐出跨越时空的生命之痛的蚌珠。严歌苓以冷峻紧凑的笔调书写了一个漂泊在芝加哥从事色情服务业的大陆女人孤寂哀伤的生活。多年前，风骚的母亲黎若纳随香港富家子弟出走，留给“我”的是前胸大片的烫伤和一颗受伤的心灵。黎若纳就像那见不得人的伤疤一样被“我”痛恨厌弃的又不可剥离。同母异父的妹妹吴川的出现，既引发了“我”强烈的姐妹之情，也唤起了“我”对母爱深层的渴望和对妹妹强烈的嫉妒。爱恨交加悲喜掺杂，加上回忆性叙事结构的千回百转，成就了整篇小说特有的狠，而准，且深的特色。对于“我”职业的设计虽然有刻意安排的痕迹，但是性按摩师与大学生，最卑贱的与最娇贵的，最被遗忘的和最受宠的，最伤痕累累的与最纯洁无暇的，参照映衬，达到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她们来自同一个母体（那个该被诅咒的黎若纳），呆在同一个异乡，彼此命运却天差地别，但是“我”——那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最终选择了原谅并接受一切。因为说到底，“吴川是个黄女孩”，她虽然骄傲冷漠幸福洁净得令人妒恨，受尽宠爱而不自知，但是当“我”的生活发生突然灾变时，竟表现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义愤和亲情，这让读者不禁感到巨大的安慰，再次短暂地相信了血浓于水的神话。在这个漂泊的异乡，究竟可以抓住些什么，又可以握紧些什么？穷途末路，百无聊赖，只好一步步退向最原始的亲情。故事的最后，其实什么实质性问题都没有解决，吴川真的从此就真能和“我”做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了吗？“我”真能从那个如天上掉下来的“古典主义者”身上得到永远的安慰吗？“我”真能原谅黎若纳吗？一切都未知，且作者故意写得让人缺乏信心，但一场变故至少打破了姐妹俩的僵持，拉近了彼此关系，揭示出冷漠戒备之下未必没有温暖亲近的可能。对于人性的挖掘在这个中篇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虽然语气始终维持一种冷冰冰的刻薄，却最终让人慨叹“若得真情，哀矜勿喜”。不是不愿，而是不敢。除了这份刻骨的亲情外，小说对漂泊的海外生活做了多面和深切的表达，无论从严歌苓自己的创作而言，还是从海外华人创作和女性创作而言，这都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本期发表的赵毅衡的理论文章《无根者之梦：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论述这些年来海外创作的情况，也值得一读。

《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推荐作品：杨显惠、烜笠《打倒恶霸——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十二》（短篇）
《上海文学》2005年第6期推荐作品：严歌苓：《吴川是个黄女孩》（中篇）

看《当代》
隋无涯

本期《当代》发表的小说不多，整体水准较之上期也有不如，最大的亮点是阿来的新作《天火》（小长篇）。
继《尘埃落定》之后，阿来似乎又进入新的创作高潮。他计划用六个小长篇来构造散点式的长篇三部曲，继续给川西北藏区写史，写《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被推翻后的当代史。《天火》和《随风飘散》（已经发表于2004年第5期《收获》）只是其中的两个小长篇，它们一起构成这个三部曲的第一部：《空山》（人民文学社2005年5月版）。它们都是围绕一个叫做“机村”的小村而展开，但是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重心彼此不同。可以看出，作者打算扬弃《尘埃落定》那种世外桃源式的唯美传奇和历史挽歌式的抒写，抛开那种有连贯故事和中心人物的叙述方式，转而姿态鲜明地“介入”复杂的当代现实，力图表现出一种更真实的、破碎的当代乡村生活经验。
《随风飘散》与《尘埃落定》尚有某种承接性，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还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是从人的内心探索传统藏族乡村文化的坍毁，而《天火》则偏重从外部来写。它开篇就写火，火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角。火的善与恶，驯良与狂燥，无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巫师多吉能识风向，他每年领着大家放火烧荒，火不会烧着森林，而每年烧荒的地上能长出肥美的牧草。多吉的火象征着传统乡村自然和谐的火。但是如今多吉每年都要被抓进牢房（虽然每次很快又被村民保出来），而且，随着“文革”的开始，连这种象征性的“抓/放”（传统与现代的临时妥协）也不能维持下去。当多吉逃往山林之后，机村外的森林却燃着了大火，一次次地开会“政治动员”把救火的时机也延误了，最后机村也被烧毁。这仿佛象征着，藏区小村那种蒙昧与神奇相混合的生活，也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当代历史的激烈动荡之中。显然，小说对被外部意识形态侵犯过的藏区小村的存在状态持批判态度。这种姿态，使得这篇小说的优点和缺点都比以往更明显。一方面，在对天之火与人之火（意识形态引发的狂热）的描写和渲染中，阿来的笔力和想象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但另一方面，有时难免会陷入简单地用一种意念和思想程式解释小说中的生活（主流的阶级翻身叙述，和泛文化主义的文化消亡叙述，都难以穷尽历史的整个面貌），使人物和事件显得有些“单面化”，使渲染稍欠节制。
继去年在《收获》第4期发表《宝莲这盏灯》（本论坛2004年推荐篇目）之后，丁伯刚又在本期《当代》推出一篇《有人将归》（中篇）。还是将两个人的关系推向极限，在这极限之中来考究人性。但是此篇没有上篇做得成功：它写一对老同学兼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如《宝莲这盏灯》中的丈母娘和倒插门女婿之间的关系更有张力。《宝》深深植根于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使人有切肤之痛，而《有》，在单位办公室人际关系之的营造上既难入微，远不及刘震云《官人》之类的小说老辣；在依靠历史远景构织人物心理上又显得有点故弄玄虚，学韩少功《归去来》而又不及其细致有度。艺术水准只可谓一般。
何申的小说很善于把农民的烦恼和痛苦以某种喜剧方式表现出来，这次的《乡村无眠》（中篇）也是如此。语言仍然很熟络灵活，但也仍然缺乏赵树理那种真正的乡村悲悯，比如德山老汉的失眠和装死，都像是浮在表面的喜剧因素，因而有从通俗堕入媚俗的嫌疑。欣力的《劳伦斯的玉》（中篇）故事俗套、语言做作，而且有严重的自我复制嫌疑。（详见本期论坛对《花城》的点评）。张楚的《人人都说我爱你》（短篇），看得出颇有些深刻意蕴的追求，可惜故事的编织和叙述都显得有些松软，尤其是一些本该“有戏”的关键点写得缺乏想象力，例行公事般地就过去了，错失了深入的机会，读者的心灵之门本已虚掩，可惜未能破门得分。

《当代》2005年第2期推荐篇目：阿来《天火》（小长篇）

看《十月》
王颖

本期《十月》生活感很强，似回到它质朴好看的定位。
“第一阅读”是王旭烽的《柳浪闻莺》（中篇）。小说的叙述语言一开始有些紧，以至显得有些造作，但随着“舞扇”一课的开讲，故事开始真正入味了。扇子不仅是“柳洲扇主”工欲善的看家本领，也是全文的核心意象和重要道具，将所有人物有层次感地组织在其周围。工欲善讲“舞扇”的“遮”，正是三位主人公之间摇曳暧昧的关系的写照。相对来说，工欲善代表了中国男人典型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始终处在半推半就、遮遮掩掩的状态中，两个女人反倒特别明利，无论是世俗务实的银心，还是人戏不分的垂髫，都最终选择破扇而出，与工欲善干净了断。故事以著名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为背景，西湖柔美氤氲的水气扑面而来，柳树荫荫、笙歌琴笛的氛围充盈着诗情画意，散发出的古典矜持的气味，与这个躁郁烦嚣的世界参差映照，保持着冷静的距离又不过分清高。而越剧妩媚的情韵又每每通过两位女主人公吟唱的曲目漾出来，优美唱词里含蓄悠长的情怀不时打动读者，让人屡屡生出人生如戏之感。然而戏曲里的人生可以清坚绝决碎玉裂帛，一旦回到现实却总要寻个中庸保全，现实的冷峻使垂髫与工欲善这段不合时宜的感情从开始就是优雅的伤感的，浸透了悲剧的意味。小说的格调与意境让人想起叶广芩的《谁翻乐府凄凉曲》，如果说后者是名门闺秀的慷慨沉郁，前者便是小家碧玉的婀娜婉转。不过，小说的尾声部分又一下子转得太过快而草率了，之前耐心积蓄的饱满情绪登时泻了气，回到了落难书生衣锦还乡的老套剧情。
“网络先锋”这次选了两位女作家的作品。陆离的《一个人坐云霄飞车》以“我”十年后重新翻出一卷录音带为契机，回忆了自己与当年那位日本老妇人在接受按摩的一小时内的交谈。这位日本妇人是一位充满传奇性的伊丽莎白·泰勒式的妖娆女性，对异性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但真正陪伴她内心的却一直都是深深的寂寞。全文最吸引人之处其实正是这种老妇人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女性主义的情感。小说的写法也算巧，不是宣言化而是呈现式的，通过不停地插入和跳脱，将过去和现在两种时空有机地缠绕在一起，那种隐藏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无望的孤独感，在今昔的反复对照后变得分外强烈。结尾的小包袱也甩得好，虽然说出来的只是“我”十年前无所用心的一句话“她是个疯子，咱们走吧”，背后却凝聚了十年后回望前尘的百般沧桑，原来只有时间能够让人成长，让人懂得悲伤，那种微妙却又重大的感觉，让人感慨无限。不过，以老妇人做大篇幅的情绪独白，相比杜拉斯《情人》的文字折射出的巨大穿透力，这篇显得文气不足，个人体验的传达不够锐利精准。另外，“我”与日本妇人的人生交集虽短，情感交集却长，但小说对“我”的刻画着实清浅。
孔明珠的《东渡人物记》以给小人物作志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悲欢离合、高低起伏。文风平易，每个小故事里或多或少地叫人看出人生的感喟与意趣。
“小说新干线”推了瘦谷的三篇小说：《回溯》（中篇）、《一天》（短篇）和《祥福的生活》（短篇）。《回溯》的虚无飘渺怎样看都像是故弄玄虚，与后两篇对照看来，作者恐怕还是更适合平实路数。《一天》的题材很好，进城靠捡破烂为生的安顺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一切做人的尊严和向往都显得华而不实，最大的念头只是一家人都能够活下去，沉默平静的一天即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整个人生。主人公内心隐忍而绵远的伤痛该是如何波澜暗涌，可惜却被语言的罗嗦和未经充分提炼的细节冲得太过平淡了。不断插入主人公对从前的回溯也有些单调。《祥福的生活》写法和《一天》完全相同，但最后祥福和媳妇被村里的少年们作弄这个细节倒还使全文的调子有了一些明快的跳跃。两篇的缺点都是开头的铺陈过长，对短篇来说不免头大身子小，无法支撑自己。
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中篇）写了一个底层流窜的打工仔的京漂生活，这种生活无论欢喜还是悲伤，都是热闹的，在人群中的。浓郁的生活气息使它的细节很有力量，只是叙述的手艺差了些。
邱华栋的《相亲》（中篇）太过粗糙，唯一的意义是与《白》可堪对照，两种人的京城生活在物质外表上失之千里，其情感内里却都一样孤单寂寥。《白》的生活因为每天都与烟火气相关，反倒更亲切。
段威的《后海不是海》（中篇）是那种我所珍惜的题材。小说讲述了两个孤独绝望的边缘少年的故事。它有一种缘自生活的真实的粗砺感，这种原生态的切肤之痛本身就有感染力。可惜故事的叙述手法太像个剧本，速度感太强，众多人物一直紧锣密鼓地在事件的表面运动着，情节固然强大，情感却迟迟未能深入主人公的内心。
何炬学的《带腰刀的人》（短篇）苍茫的氛围营造使小说有一种寓言的意味，遗憾的是气息太福克纳而结构太博尔赫斯，80年代如此写不算先锋也算实验，现在拿出来则显得了无新意。
《十月》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王旭烽《柳浪闻莺》（中篇）

看《收获》第3期
                                                 刘晓南

本期《收获》头条是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小说从“性”这一扇窗窥过去，将半个世纪来中国人非常态生活的泪与笑、苦与悲、迷失与沉沦一一展现。它尽管以漫画的笔法描绘、以夸张的姿态和逻辑铺陈推演，却有着那个年代里真实的血肉：在“文革”那个禁欲的年代中，人们响应着号召，试图以排斥和否定身体的欲望来净化自己的灵魂。然而禁欲非但浇不熄欲望的火焰，反而招惹来一连串的厄运。小说以一个孩子的成长来看待性，起初他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主动以告发父亲来教育父亲，不料弄得家破人亡。长大后，身体的冲动始终压抑于道德的规训之下，在每个唾手可得的好运面前失之交臂，遂成就了他一生“后悔”的记录。然而，时代的轮转却仿佛一个悖论的循环：当正常的生理需要、合理的生活方式被颠覆和践踏后，人们仿佛又堕入另一种失重的真空状态中去。
小说以满纸的荒诞感，营造出一种幽默与滑稽的气息。其叙述方式令人想起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在认真的语调背后，是滑稽的场景，这一表一里构成奇异的反讽效果，透射出那个荒谬年代里的悲剧与苦涩。尽管它轻松得让人捧腹，却难以掩盖主题的沉重，这一轻一重，又构成了奇妙的阅读张力。不过，小说还停留在某种“控诉”的层面上，缺乏更高的形而上的俯瞰，与《傻瓜吉姆·佩尔》一比，悲悯的力量自然相形而绌。另外，小说语调与逻辑的惯性太大，也使得后部有些乏力。主人公总是落入“后悔”的窠臼，这既是小说发展的动力，也逐渐成为阅读快感的阻力。当这个模式一而再地循环重复，较容易使读者陷入到一种“审美疲劳”中去，产生些许厌烦之感。相比之下，作者今年发表在《红岩》第3期上的短篇小说《保佑》，与《后悔录》似有着相似的内核，却在相当短小的篇幅里将小人物的善良与无奈、苦闷与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渗透着崇高与悲悯。可见，作者并不缺乏深透的思想功力，所需改进的是长篇的“火候”，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后悔录》作为一个中篇要更好。
中篇小说各有特色。唐颖的《寂寞空旷》抒写了移民知识女性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成长，颇具女性主义意义。蓝妮本是芭蕾舞者，与丈夫移民新加坡后，事业无发展，丈夫又移情别恋。离婚后，她一人带着孩子，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在新的两性关系中最终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生命。“搬空的卧室”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象征，每当在男人那里遭遇失败后，她便又拣拾起自己热爱的专业，将卧室搬空；在这个空旷的练功房中修炼身心后，再次找到生活的重心和自信。《寂寞空旷》可看作伊蕾十多年前的组诗《单身女人的卧室》的延续：在男人离开之后，女人如何重新建构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结尾，唐颖似乎摆脱了伊蕾在诗中反复对男性的怨诉“你不来与我同居”，让主人公以空房间的姿态对抗婚姻的形式，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上的女性独立。抛却女性主题，小说在技术上则不够巧妙，叙述拖泥带水，抒情又使作者与主人公一同掉进了自恋的陷阱之中。
于晓威的《L形转弯》以侦探、言情的外壳来探测人性的深处，纹理脉络均清晰可见，并且用了一些专业的知识来作引子。不过，或许是格局太小的缘故，小说的意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本期的两个短篇小说是田耳的《衣钵》和竺大文的《某个地方，某个姑娘》，不过，意思都不大，不再多说了。

《收获》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东西《后悔录》（长篇）

看《钟山》
                                                       文珍

《钟山》本年度第3期是“女作家专号”，名家云集，较之前两期质量明显有所提高。
中篇小说里的第一篇是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标题就起得夜色温柔，而内容更是不胜凄惶：“我”的丈夫魔术师两个月前死于车祸，“我”哀伤之下去三山湖做民俗学调查借以忘却，却因为山体滑坡在一个叫做乌塘的小镇下车，从而发现了现实生活真正的残酷：乌塘寡妇蒋百嫂的故事，犹如一个谜团被抽丝剥缕逐渐解开，最后的谜底竟比“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更其黑暗——蒋百嫂失踪的丈夫其实早已在其打工的矿上惨死，尸体却被封存在墙内以免索赔。如果夫妻间的悼亡虽然绝望悲哀却属于人类的美好情怀，现实中真正的残酷却是完全非人道的，阴郁沉重得几欲令人窒息。将这两者穿插对照起来或许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可惜那种对照的张力并没有出来。迟子建小说向来抒情有如散文，但此篇未必适合用“散笔”来写。事实上，本篇散得太过漫长，到篇末“夜晚”的意象总算凸现的时候，读者也许早已被过分散漫的叙事和大段与主题无关的心理描写熬磨得失去了耐性。
    孙惠芬的《三生万物》写一个食道癌患者临终前的心路历程，从绝症确诊到等待复查到重新陷入绝望直到走向生命终点，作者以扎实的笔法靠细节推进，稳扎稳打，一点不偷懒，不虚晃，终于达到同类小说未能达到的深度。叙述虽非第一人称，逼近真实的程度则犹胜似之，从绝症患者鞠振安、他的妻子和父母等各种角度兜兜转转，朴实而细致地描写出一个凡人生命之烛即将熄灭时，自己与亲人心底种种互相怜惜又彼此隔阂的情愫；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其妻秀兰与鞠振安同床时万般微妙的心理状态，对于别人的刻画还是白描，到这里就成了工笔：不是没有爱和了解，但潜意识里对死亡阴影的恐惧一直横亘彼此之间，最终压倒悲哀成就厌弃，死神咻咻的气息越逼越近，愈来愈紧，那种无药可医的绝望感难免令人想起张爱玲的《花凋》：“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读者亦随着心一沉再沉，“不得好死于将死未死之间”。“三生万物”本是一个隐喻，临终对生的狂热被作者演绎得饱含深情，分寸却又拿捏得当，由始至终从未出现泪水横流的廉价抒情场面，即使是最后鞠振安母亲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也并非有意为之的催泪弹，而是悲喜莫辨的长太息；综上种种，我以为该篇当为本期钟山首选推荐之作。
梁晴的《别墅》写了大千世界一幕小小的悲喜剧：文化部小官员言一与其妻冯小倩，为了儿子的前程，更为了自身虚荣，将早已辞退的老保姆方妈在老家的祖屋稍加装潢，便充作自家在乡间的别墅大宴宾客，最终又因为儿子出国缺乏资金而自行租出，而真正的屋主方妈却晚景凄凉，不知所终。通篇笔调轻倩有致，摇曳生姿，字里行间的微妙反讽却贯穿始终。在动辄嬉笑怒骂的当下，这种以泪水沁欢颜的春秋笔法已不多见，行文间暗藏的人文关怀也不容忽视；唯一的缺憾，也许就是方妈这个无私善良、一味宽厚的底层劳动人民形象，一方面与小知识分子言一的懦弱和冯小倩的自私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却也显得平面单薄，稍有概念化之嫌。
林梓的《锁不住的笛声》无疑是本期中篇中较弱的一篇，不提也罢。
两篇短篇小说中，须一瓜的《我的兰花一样的流水啊》其文正如其题，堪称一篇不甚真实的流水帐，或许作者本意想写一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一不小心却弄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模样，纵做如此解释，文字结构却仍嫌失之太糙，主题也含混不清：想要描写现代群体焦灼的尴尬生存状态，却依然停留在个体满腔悲愤的申诉层面。
而蓝薇薇的《慕遥》则类似一篇玄妙的童话寓言，里面充斥了过多类似许愿树、青鸟、仙女、梦境的符号，成分彼此杂糅却又互相排斥，篇幅虽不长，却也难以卒读。
唯一一个长篇，便是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此文也许本当是篇压轴之作，不料结果却与预期迥然相异：不但放在王安忆本人整个创作序列中不算出彩，即使在本期内也谈不上出色。故事描写农村少年韩燕来的一段经历：出生于上海郊区，长大后成为城内一名出租车司机，本自无惊无险地过日子，圣诞夜却为三名歹徒胁持并最终被拖下水去。情节看来惊悚，叙事逻辑却一如既往仍然是王安忆本人的逻辑，且在乡村生活、人物心理刻画方面也有细节经不起推敲，不仅少年韩燕来的面目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那突兀出场的“三王”各自形象也时时面临游移不定的危险。作者能否全凭自己意愿随心所欲地替主人公发言，这问题尚且值得商榷；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新作一再成为成名作家自我重复敷衍塞责的载体，哪怕是瘦死的骆驼，新鲜感和诚意的匮乏也难免不让读者陷入审美疲倦。


《钟山》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孙惠芬《三生万物》（中篇）

看《人民文学》
                             魏冬峰

2005年上半年的《人民文学》在小说方面令人遗憾：去年每期基本都有一两篇精品的状况已不复存在。
第5期刊物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在“特稿”一栏刊登了陈忠实的《娃的心 娃的胆》（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式的抗日故事：八百个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年轻人在抗击日军中，弹尽粮绝，面对两倍于自己的日军，集体从悬崖上跳进了黄河。老作家写作的基本笔力仍在，但几乎是先行的主题却使得小说不容易经营，情节的牵强之处显而易见，借用了太多我们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中都已烂熟于心的因素。因此，无论是栏目的设置还是小说的阅读效果，都明显透露出其“主旋律”写作的性质。
曹征路的《测谎记》（中篇）是本期刊物的头条。小说旨在探讨“谎言”对普通人行为方式的改变和心灵的戕害。在电视台工作的郎京生的轻浮行为危及到他和杨柳的婚姻，从事缉毒侦破工作的杨柳情急之下逼他上了测谎仪。但被视为可以验证郎京生是否忠诚的测谎仪却给出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使郎京生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变本加厉地以一个接一个的谎言一边捍卫自己“新好男人”的形象，一边展开了自以为“高智商”的情感游戏。明知丈夫不忠却无法获得测谎仪支持的杨柳不得不亲手实施对丈夫和自己的惩罚：杀死郎京生并自首。在夫妻纠葛这条主线之外，故事还呈现了杨柳和郎京生各自工作、生活的部分场景，小说基本称得上好读，尤其是等待测谎的过程、测谎结果对每个人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对真实和谎言悖论关系的揭示和探索等都是小说中颇显功力的部分。但结尾部分情节的陡转，不免有些突兀，反倒使小说陷入了惊悚片的常规情境，破坏了此前一直着力营造的常态氛围。
刁斗的《哥俩好》（中篇）有着一个并不鲜见的《知音》版的亲情外衣。成绩同样优秀的兄弟俩因为贫穷，不得不通过抓阄儿完成了身份的“重塑”：哥哥吃苦耐劳地供养弟弟读书，弟弟也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大学。但在这美丽外衣的包装之下，故事的内核却是对同类题材的反写：哥哥的牺牲和奉献与弟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成正比趋势。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残酷现实成为弟弟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心灵重压，原本身份平等的兄弟俩转变为单纯的施惠者与受惠者关系，哥哥的道德优势在弟弟的无以回报前显得越来越强大，弟弟的出走、嫖妓等无疑都是对这种道德优势的小小反叛。当弟弟似乎是偶然的失手导致了哥哥的意外死亡，对责任的回避更是对弟弟心灵的又一重挤压，只有接替了哥哥清洁工的工作才可能使他得以“解脱”。小说前半部对物质贫穷和心灵苦闷的描写不乏细致，细节处也极见功夫。就主题而言，也看得出作者试图反写此类题材的努力：更侧重从弟弟这一“利益”承受者的角度反写苦难、亲情以及其中的道德关系。但小说显然呈现了一种过犹不及的客观效果，尤其是从本科毕业后的弟弟四处找不到工作这一情节开始，小说即陷入为了写苦难而“制造”苦难的写作怪圈中去。在小说这种有着虚构成份的文体里，单纯的情节制造并不可怕，但当这种“制造”违背了常情常理，威胁到原本不坏的主观构想，恐怕才是小说写作真正需要警惕的。
盛可以的《惜红衣》（短篇）依然讲述一种女性经验。为了给下岗的父亲找到一份工作，打工女董葡萄不得不在两个可能为父亲提供机会的男人之间周旋。女性的身体是她的诱饵和筹码，它和父亲的工作之间有了划等号的可能。小说的前半部分依然有着作者习惯的炫技口吻和轻浮文风，比如“门口阴了一下，有个男人阔嘴微张，身体一摆，像条鲨鱼游进来，门框产生了波纹，水从两侧退去，显得他皮肉光洁滑溜”这样的句子。但从董葡萄与两个男人的交叉约会开始，小说的笔触渐渐变得沉稳。董葡萄在是否献身、献身给谁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反复斟酌也显现了作者并不多见的细密文风。结尾部分董葡萄专心致志刮彩票的场面更令人心生悲怆，女性身体和心灵的“被冒犯”不得不成为一种无处诉说的隐痛，她们内心的希望与失望在这样的动作中更是表露无遗，充分显现了题目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作者“小说需要冒犯的力量”的观念里，这样一种在题材、细节和文本效果上都不“冒犯”常规的写作，也许算不上“进步”，但在我们看来，它却肇始了一种“沉下去”的可能。
《测谎记》、《哥俩好》、《惜红衣》这三篇小说都各有看点，但都失之局部，不免令人惋惜。
王手的《双莲桥》（短篇）对双莲桥风情的描写尚可一看，只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流于空疏。陈家桥的《现实中的女人》（短篇）更是不知所云，语言、结构、情节皆无可观之处。

第6期刊物的头条是须一瓜的《在水仙花心起舞》（中篇）。小说对应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情结”，讲述了一个关于“美”的传奇。轻度弱智者阿丹在十五岁那年完全凭着直觉成为美发界的天才。他生命的升华则源于十七岁时与五个美丽女子的相遇和舞蹈。此后对水仙花的喜爱既是他纪念这段梦幻经历的方式，也和他对美的礼赞相映成趣。故事像神话传说一样好看，但在写实笔调和传奇故事之间缺少了一个弥合的环节，使得阿丹和水仙花的故事与作为小说写作背景的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呈现某种脱节。
南翔的《我的秘书生涯》（中篇）走的是官场写实的路子，但人物形象却缺乏现实逻辑。主人公成小梅仿佛仅为了这篇小说而生，其命运变化之惊人和作者试图打造的性格特征完全呈现一个不合常理的对比。其他人物的存在更像被作者幕后支配的木偶，机械生硬。
何立伟的《停电》（短篇）细致呈现了70年代初期车间生活的一个横断面，笔墨扎实，但情节起伏不太明显，读起来有平淡之感。
津子围的《谁爱大米》（中篇）以一种散点透视的方式细致呈现十四五岁的青春期少女宁兹的心理叛逆和行为上的犹疑。望女成凤的父母、被树为模范的大学生表姐、暗中充当色情掮客的美发厅老板水红等人构成了宁兹暑假生活的背景。当宁兹为了获取买MP3的钱而卖身的愿望在几次反复中渐次转化为仅仅为了献身的赌气时，小说的高潮部分才姗姗来迟，这一部分情节的紧凑和其中的张力与此前小说的散漫笔调有了些微的不协调，使得小说的结构上有点失衡。

《人民文学》2005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人民文学》2005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王振峰

本期《花城》总体上质量平平，但是仍有可说之处。
钟晶晶的作品一直对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情有独衷，这次推出的《第三个人》（中篇）仍延续以往的思路，讲述的是“我”和同为流放犯的老简靠吃从死去室友身上割下的肉在沙漠中逃亡、内心却负疚万分的故事。类似的题材，相似的故事，同样的情节演进，让人联想起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系列中的《上海女人》和《逃亡》。《逃亡》中师徒相濡以沫、共同亡命的故事在《第三个人》中改写成了“我”和室友老简的相互扶持，并以此为主线向前推进，《上海女人》中医生和妻子之间的刻骨深情则被处理为插叙和背景。小说看似是在《告别夹边沟》历史叙述的基础上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在杨显惠停笔之处进一步展开虚构和想像，结果却像是对《上海女人》和《逃亡》的拼凑和翻写，除了对杨氏“访谈体”的改变以及故事线索的重构外，并未显出多少新意和深意。《告别夹边沟》可以说既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材料，也是一次满怀幽愤的个人写作，在对事实真相的执着挖掘中透出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人性的沉痛敲击，始终激荡着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此相比，《第三个人》的“艺术再创造”不免有理念先行的印记，故事的讲述成为对艾略特题记——“那总走在你旁边的第三个人是谁”——的一次文学图解，显得干涩和生硬。不禁让人疑问，对于一部发表不久且题材具有独家性的作品进行如此翻写，是否具有合法性？
短篇小说中欣力的《遗书》讲的是出身名门的苏毓茉与丈夫的远房外甥肇志的情感故事，文字简练而不失华彩，但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都过于老旧。叙述也不够圆润，毓茉与肇志的情感发生缺乏必要的细节铺垫，情节转折比较突兀，有前紧后松，虎头蛇尾之嫌。
不过，更令人关注的是欣力在近期创作中出现的严重的“自我复制”现象。作者本年度在几大刊物上几乎同时发表了三篇小说：《母亲和她的情人》（《钟山》2005/2，后收入《小说选刊》2005/6）；《劳伦斯的玉》（《当代》2005/3）；以及《遗书》（本期《花城》），其中《母》更是登上了《文艺报》作品推介榜的前十位。三篇小说不仅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母亲和她的情人”，而且从叙述模式到重要细节都给人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同样是运用临终前老人的恍惚记忆与当年情境的历历交织来展开叙述，在《遗》、《劳》中是用母亲自己的倒叙，在《母》中则是通过信件泄漏；同样有军人形象出场，在《劳》中是剑胆琴心的将军、善解人意的随军记者，在《遗》中是脉脉含情的军官，在《母》中则是英姿飒爽的军医；同样以“寻人启示”为媒介映衬当年的情深似海、今日的旧情难忘，甚至连临终前死守信物最终又不得的情节都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母》中是红色木盒，《劳》中则是白玉双蟹。这些核心元素在作者笔下稍微改头换面，便组合成一篇“新作”。这种“自我复制”如果只是案头练笔，当然无可厚非；但同时在大型刊物上推出，就有点太无所顾忌了。
“花城出发”这次推出的是70年代作家李红旗的中篇小说《怎样才能和黄光辉处好关系》。小说以章节的方式，配合不同的标题展开叙述，少年往事、兄弟情意，初恋感觉、母子情感，可谓众相杂糅，却没有贯穿篇章的线索或者凝聚的焦点。正如他在文本中自言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东西，我很着急”，这恐怕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困惑。小说的题目玩弄了一个叙事技巧，却既不精彩，也看不出什么新意。“怎样才能与黄光辉处好关系”既是李红旗这篇小说的题目，也是小说主人公躺在床上看的书的题目，甚至也是主人公看的书中的主人公正在看的书的题目，就像是一个中国套盒，层层的包裹却只流于文字的游戏而已。小说中不断出现“预备，预备！跳 跳！”的段落，作者似乎一直有一种跳出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跳出自我阈限的渴望，却在结尾又不得不落回絮絮叨叨的家长里短，只能抽着第十七根烟等待春天的来临。“跳”只是定格在“预备”动作，成为一种无妄的超脱。
李铁的中篇小说《冰雪荔枝》题目给人一种素中有艳、冷中带暖的感觉，可故事讲述得却是淡而寡味。中篇小说中还有老那的《幸福生活》和邱华栋的《大鱼、小鱼和虾米》，前者讲的是一个蜗居在地下室的公务员与几个女人“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有些趣味，却没多少意思；后者描写了被迫走上打黑拳道路的“我”从虾米变成小鱼、大鱼，最后又被更大的鱼吞噬的历程，叙述比较散乱，文意也太过直白。

《花城》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余旸

本期《大家》显然是想突破固有的体例格式，不仅增加了一个特别策划栏目：以爱的名义，且“非虚构作品”持续增多，占据了刊物的大部分版面。而留给“小说”专栏的只是刊物一角，其中的三篇小说虽然不乏特色，但都不是值得推荐的上佳之作。
“以爱的名义”系列出版策划方案是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和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的。为了应对网络时代出版行业的激烈竞争，策划方认为“将图书出版和社会文化及社会活动有机的融合起来，即可有效地提升出版者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为社会公益事业尽一份道德责任和义务，突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度。”为此，出版公司和出版集团策划组织了“以爱的名义”系列出版文化活动
系列文化活动的第一单元，也即本期活动的社会主题是向爱滋病宣战，唤起社会的全社会的爱心，共同抵制日趋泛滥的爱滋病魔。刊在本栏里的短篇小说六家，虽然没有一个是爱滋病的题材，但是多多少少都和爱心有关。山西作家蒋韵的《麦穗金黄》，关注的是弱势群体中的底层民工，从侧面入笔，与爱有关；北北的《李四》则正面出击，写出了挣扎在底层民工正邪之间的心中的善良，与爱有关；吴玄的《绿蜘蛛》细节怪诞，描绘夫妻之间的冷漠，反面敷粉，也与爱有关，宣儿的《向日葵》，明写文革之中互相火拼的无知儿童，重点却在看家护院的老头，又何尝与爱无关？除了范稳的《轮回的熊》，更甭提梅卓的《在那东山顶上》和梁淑琪的《海角天涯》这两篇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了。处处是爱，可以说。
但，小说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码起来的，爱也是一个一个细节砌出来的。上面的六篇写的是爱，却多少让人怀疑是命题作文。篇幅短小不是致命问题，内容单薄却是大忌。尽管呼吁社会责任也是文学的使命之一，但是衡量小说的尺度首先却是艺术。我期待着下次活动能够推出更耐咀嚼的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好作品。
区别于特别策划中小说的短小，小说专栏里的三篇小说篇幅都要厚大得多了。
肖克凡的《你为谁守身如玉》（中篇）讲了一家三个人的故事。妈妈曾子英曾是“文革”时期下放到草原的铁娘子，现在因病离休。爸爸龙庆祥则是纺织厂女儿国里唯一的男工，却被职业雌化，曾获过劳模称号，到了九十年代却被辞退下岗。女儿紫玉沦落为郊区的养奶工，以前曾依靠父母赞助成为全市的藏书状元。父母都曾是过去时代的宠儿，却又在一个新的时代之中，显形为一个被扭曲性别的受害者。虽然不再固守当年的生活，他们却还在坚持着以前的形象而不能自拔。不过，父母自身陷进不能自拔的陷阱里，却更敏感于时代的风向。妈妈的无心之语，恰能切中时代的脉搏，解救了女儿。于是，紫玉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光环，抛弃了对奶牛的浪漫想像，顺应形势，把珍藏多年的二十八本日记投放市场，斥资置办了羊奶厂。当女儿不再坚持幻想，完成了精神到物质的过渡的时候，她的一直固执的父母呢？他们尽管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被过去的时代塑造的理想，怀疑了自己在为谁守身如玉，却又陷入了无尽的迷茫之中。
这部小说的立意无可厚非，但写法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用寓言剧的概括来得准确。故事情节虚构的面目依稀可见，人物设计也显得突兀怪诞，并不可信，而细节上的破绽随时可见。唯一能够让故事完整起来的，就是人物那些哲人似的思索、对话，使小说统一在苍茫恍惚的语调之中，却也落下了概念先行的嫌疑和痕迹。
姚霏的《世道》（中篇）可以看作是八十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的通俗版：爷爷不堪生活的重负，携牛逃跑；奶奶则为地主徐耀祖诞下了小少爷；沦落为放牛娃的父亲，饱受同母异父的少爷弟弟的欺凌，就毒死了他。全国解放后，父亲因为控诉地主有功，得到了主持解放工作的老魏的赏识，从此步步青云，由秘书而主任，文革期间更是顺风顺水，擢升为组织部长乃至县革委主任，而故事的重心不在权力的争夺，落在前台的却是他与母亲、白阿姨之间的感情。应该说，语言简洁，流畅好读，是小说的好处，可是类似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了，而本该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容纳的汁水淋漓的的内涵，又被粗枝大叶地削减为干瘪的线条式的中篇。
李秋生的《谎言或回忆录》（长篇）使用了嵌套的故事情节，以著名的女主持人宋丹个人自传为主体，是为题目中的回忆录；而试图把回忆录改编为电影的翟彪夹批的三言两语，揭示其不尽不实和含混之处，又像是心理分析，成为小说的第二层面，到了结尾，小说又挽了一个套子，让法官严硕点出翟彪即为自传中那个卷款而逃的导演黄小鸣。不能说这个结构不独特，故意混淆了真实与虚构、回忆与谎言，但是，主体的故事实在俗套，滥情地一塌糊涂，所以，点批的片言直语固然揭示了其中的虚伪与真实，却无法替代情节，挽救不了已有的败局；而故事最后的寓意：人们有时对生活掺和了若干谎言，除了恶意之外，还有一种是用善意和理想主义对自身生活的补充，企图现实生活更完善更美好，也是所谓的老生常谈，更像是一条作者加补的狗尾，对于小说的深度，毫无裨益。
   
《大家》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作家杂志》、《天涯》

                                       赵  晖

墨白的《七步诗》（《山花》2005年第5期，中篇）以七个部分记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读《七步诗》的过程仿佛是一个不断与80年代的先锋派叙事相遇的过程，叙说人不断地提及场景中的细节，深层的宿命意识笼罩全篇；只是，《七》的内在线索散乱，各叙述视角间的递转也不够圆熟。同样是家族题材，小说的讲述方式不禁令人联想起苏童在《1934年的逃亡》中的叙述口吻，可惜却缺乏苏童言词的精美和对不断交叉的叙述视角随心所欲的驾驭能力。而人物在凝视世界（景物、人）时，时常出现的幻觉和变形以及对绘有男女合欢图的“厌胜钱”和泛起绿色泡沫的“五挂猪杂碎”等复杂意象的选取，则部分地闪现出余华《劫数难逃》的影子；只是做得生硬、吃力。文字始终在写实与魔幻间徘徊，缺乏更高的整体性构思，恐怕是小说最大的症结所在。《七步诗》的问题不在于运用了一些80年代先锋派的形式与手法，而在于它不能将这种形式、手法运用得收放自如。

继去年的《啊，北京》之后，本论坛又连续推荐了徐则臣的《弃婴·奔马》（《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短篇）与《石码头》（《大家》2005年第2期，中篇）。并非我们对这位“春天文学奖”最新得主情有独钟，而是迄今为止，徐则臣发表的小说篇篇扎实用力，且几乎每篇都在不同的着力点上有新的拓展。这样勤力认真且求新求进的态度，在当下浮躁的文坛是颇为难得的。我们也将以如此的标准持续关注文坛新秀，特别是本论坛曾推荐的文学新人的发展。在今年第5期《山花》上，徐则臣又发表了一个新中篇《西夏》。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风格突破的特点愈加明显。也许正是由于突破幅度较大，该作品在论坛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本着苛求和稳妥的原则，该篇不列为正式推荐篇目。但应该说明的是，比起同期的其他作品，这篇小说相当出色，由其引发的种种争论，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关注。
（有关《西夏》的点评和讨论请见本期“《西夏》讨论专题”）
    孙惠芬的《天河洗浴》（《山花》2005年第6期，短篇）写的是乡下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同年堂姐妹吉美、吉佳，一起进城打工，却因相貌的高下而得到完全不同的礼遇，吉美失身而衣锦还乡，吉佳清白却遭乡人低看，二人关系也随之淡漠。小说中的城乡对比无处不在，隐隐触及山村内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笑贫不笑娼”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微妙变迁，贯穿始终的“豆芽”与“线团”两个意象，更是贴切地形容出吉佳对吉美的怨气。小说的真正看点在结尾的那一道豁口：在“天河洗浴”（县澡堂）忿忿不平的吉佳转身时蓦然发现吉美身上被老板虐待的伤痕，惊愕、难过，爱恨交织的情仇顷刻间都被澡堂的雾气包围，难以尽言。
遗憾的是，在作者一向擅长的情感细描方面，本篇的效果并不佳。孙慧芬的文字很“稠”，密密匝匝的，贴人很紧。这份“稠”用好了是长处，比如去年本论坛推荐的《狗皮袖筒》（《山花》第7期），由于兄弟间的手足情比较内敛，人物的心理变化层次很多，这种“稠”就显得细密而恰到好处。本篇则是有点稠得化不开了。小说本来就偏重于吉佳个人的心理描写，两姐妹间的感情已经写得十分外化，且层次单一，文字的“稠”更使小说滞塞——缺乏推进、变化的同义情节在文中被反复渲染，反而使许多细节都失去了应有的效力，节奏也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有拖沓之感，使结尾那个漂亮的转弯也显得姗姗来迟。

一贯文风干脆的王小妮在《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作家》2005年第5期，短篇）中的语言却嫌罗嗦。也许这篇小说作者原本是当作散文来写的，全然贴近女主人公的心理流程，文字显得散漫，时见稀薄之处，虽每一笔都与主题拉得上关系，但某些部分还是透出游离的倾向，作为小说尤显得笔力不逮。而在直接描写女性心理的地方，又多少有点装腔作势的苍白。相对于去年《很大风》（《当代作家评论》第6期，本论坛推荐作品）那种内在悲悯情怀和行文中含而不露的严妙，《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失之于“无事之轻”和“言语之透”。

陈希我在《旅游客》（《天涯》2005年第3期，中篇）中一如既往的关注婚姻与爱情的关系，责任与欲望的交错，甚至想通过一个现代版娜拉的故事，触及社会道德与内心真实的相背相离；然而好的想法与好的小说之间尚横千山。《旅游客》也延续了陈希我语言一贯的毁灭性穿透力，怎奈令人窒息的文字附丽于他鲜有新意的题材，仿佛听见塑料泡沫反复摩擦玻璃的声音，让人遽然临于忍耐的极点。一种庸常压抑的情绪湮没全篇，部分地掩饰了文字的粗糙，实际上很多情节都依赖单纯的对话表达推进是比较偷懒的写法。而主人公索性就叫作“娜拉”、“海茂”，更是刻意十足。
陈希我在《山花》2005年第6期发表的中篇小说《飞机》则可看作是对“民工”心理的揣测，小说进展单调、乏味，单单从弱势群体（咖啡馆侍者、清洁工）的表面假借来一些不真实的义愤，是不成功的代言，情感浮躁，文字也不踏实。

推荐篇目：空缺

看《芙蓉》《青年文学》《布老虎青春文学》《萌芽》

徐妍  谢俊

第3期《芙蓉》“点击80”栏目此次推出的是青年文学新人沈亦然的《鱼塘》（短篇）。不炫奇的题目，透露出一种清新之气。开篇不兜不绕，直接引出“我”、华伦和贵生三家合伙承包鱼塘所引发的矛盾起因，给人一种朴素之感。随后，小说循着矛盾的切入口，犹如一艘小船轻快地驶入“深水区”：华伦父子在欲望的支配下不可自拔、家毁人亡。然而，就在情节的波涛涌动中，一系列败笔接连出现：那个具有生存意味的鱼塘，本该成为小说中人性与少女“我”成长的映像，却只起到了捆绑情节的外在作用。小说主人公东林的精神光焰在“我”的视角里也只是一闪即逝，便熄灭在俗套的身体叙述中。尤其，情节的曲折、悬念的设计到最后竟然都是为了讲述一个陈腐的乱伦故事，让人很倒胃口。看来，小说倘没有作者真切的体验，而有意地模仿一种成熟的语调，则与扮嫩一样，无论什么样的题材，都将大打折扣。
本栏目还推出了被当下文坛称为“最具潜质的年轻作者”彭扬的《白日灼身》（短篇）。它讲述了一位辍学少年在吸毒之路的陷落与挣扎。随着叙述者与人物的视角不断交替、切换，一颗自闭的心灵逐渐敞开了它的羞怯、自卑、忧郁、恐惧、疲惫、窒息等诸种青春期抑郁综合症。不过，这篇小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并不是这些刺激读者神经的要素，而是小说隐蔽的地方——作者的诚挚。少年主人公都达吸毒、戒毒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致、动人，其秘籍就在于作者对于人物的真诚倾听，尽管倾听与体察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另外，学习编导的彭扬擅长于用视觉任意穿越时空，使得有些冗长的人物独白减少了单调之感。不过，小说与影视毕竟有所差异。电影话外音的解说不断地在读者耳边响起，强化了叙述者的立场，却损害了小说的艺术。结果，《白日灼身》既不是剧本，也不像小说，却类似于一部报告文学。   

比较而言，《青年文学》第5期头条发表的彭扬的小说《烟云》（短篇），虽然依旧选取电影分镜头的方式，但结构更具有小说的精巧。它摄取的是中国大学生烟在正午十二点三分醒时的茫然思绪和日本留学生云在午夜十二点十分睡前的纷乱心理。两组镜头一直限定在短篇小说惯常使用的手法——平行线的大框架之下。这样，所有被频繁转换的画面表面上没有关联，但始终构成一种暗中参照和补充：云在一天开始时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烟在一天结束时却仿佛刚刚开始新的一天。二人既生活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又时刻具有相遇、重合的可能。不同的生活、相似的体味一同构成了寂寞的主题。特别是，彭扬设计人物在小说篇末瞬间重合又永远错过，给读者带来悠长的感伤。遗憾的是：小说叙述者对人物心理的干涉行为影响了小说的味道，如叙述者直接陈述烟的性格如“柔韧程度很高的海绵”。还有，小说篇末点明主题的手法也显得直露。尽管如此，彭扬将小说作为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以及对形式的不懈探索还是让人欢欣鼓舞。
除了彭扬的《烟云》， 5、6期《青年文学》的许多小说都倾心于寂寞的主题。王雪球
的《钟古楼》讲述了永新老人的寂寞晚景；罗亚晴的《异时花开》倾诉了少女海瑞的的孤单心境；祁又一的《高楼》索性让寂寞与上网、流浪、死亡等青春期的诸多神秘性体验联系在一起。还有，林小堂的《雪一直下》、严正冬的《绰号年代》一同叙述了患有白血病的少女、少男的凄清命运。在这些小说中，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一方面让寂寞的主题自在地展开，另一方面，又纵容想象力而沉湎于寂寞之中不可自拔。这导致了小说放得开，却收不拢。比较而言，萧泊零羽的“花鸟”系列小说《花鸟与锦瑟》《花鸟非过日月山》倒有些出彩之处。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寂寞的爱情多么神奇，而是因为小说的想象力一直被作者所掌控并滋润着故事和人物。此外，水格的《流水落水》中想象力的执拗，让人感到颤栗。不过，这些小说的想象力虽然借助了当下热销的悬疑、武侠、言情、动漫等手法，但还是既有单薄之感，也有时尚之嫌。

第3期的《布老虎青春文学》在整体上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反拨时尚、轻巧、浮滥的青春爱情故事，而推出理想、纯真、朴实的情感故事。放慢中、长篇的实验速度，而倾向短篇的稳扎稳打、真刀真枪。不过，正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却发现自身气血不足、心神迷茫。
朱婧的《猫咪森林》（短篇）居于小说栏目之首。拥有一副寂寞生花之笔的朱婧，频频出场，确有动人之处。朱婧一向擅长剖白转型期文化背景下小资少女的青春心事。这一次，朱婧再次施展叙事的魔法，让一位“丑小鸭”在重新找回自信的心路历程中变成了白天鹅。在故事设计上，朱婧绕开了以往轻车熟路的单恋、三角恋、古典恋、现代恋的故事模式，而是让笔触聚集在两位少女小重与小童之间的斗争与依恋。尤其，与以往朱婧小说的精致相比，这篇小说的描写更为自然、朴素。它似乎是情感记忆的自然流淌，润物无声、却惊心动魄。  
两位邻家女孩一同相伴长大，在青春小说中被反复讲述。让一位少女成长在另一位少女强光的阴影下、将两位少女之间的亲密与缝隙作为描写对象也不新鲜。但是，两位少年女分别作为随时都可以逆转的现实与梦想的两种存在形式，并始终被操纵于命运密码的安排，则颇有新意。小重与小童不仅参加了彼此的成长礼，而且还成为了各自成长的见证人。令人遗憾的是，朱婧总是过多地沉湎于记忆之中，如果能够叙述者与记忆中的经历有所疏离，小说会更有一种开阔之感。
似乎和朱婧的《猫咪森林》的朴实风格不同，周嘉宁的《杜撰记之红颜白发》颇有魔幻色彩。小说犹如一首感伤、瑰丽、神奇、诡异的古典与现代相杂糅的多种文体组合。它以神奇的方式讲述了生活在稻山上已经化身为鬼妖的一对姊妹塞娅和塞囡对于城市里三少爷的爱恨情仇。然而，姐妹二人一同爱上三少爷虽然不断死去又醒来，却始终都是一个孱弱、模糊的形象。
此外，庞婕蕾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赵蕾的《路过青春》等几个短篇虽然有些稚嫩，但情感朴实。讲一件成长之路的难忘的故事，以诚实的文字、诚实的心去感动读者，是这几个短篇的共同特点。不过，这几个短篇由于对自我与他人的体察都不够深入，形式也不精巧。
在 “书摘”栏目，值得一说的是蒋峰的长篇选载《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按照蒋峰的说法，这是一个家庭和暴力的故事。但是，小说并没有停止在这样一个时尚的故事模式层面，而依然展现出蒋峰特异的老辣、冷静、机智但又不失朴素之气。

5、6期《萌芽》坚定地站在市场一面，追求小说的阅读快感。主打栏目“小说家族”推出的青年文学新秀冯中才的《落落无尘》和噎死爱肚的《告别安徒生》等短篇，充满感伤、迷茫、忧郁的气息，虽然有的细节确让人心头一暖、一痛，但从整体上看，多是轻巧、夸张、浮滥的青春爱情故事。倒是那些“偶像级”写手的作品，如韩寒的《上海的初次》、李海洋的《决斗》、蔡骏的《玛格丽特的秘密》、那多的《那多灵异手记之神的密码》既为《萌芽》赢得了可观的人气，也标识了自己的品牌。不过，在整个市场对于青少年“娱乐圈文化”的打造下，它们想不落俗，很难。
推荐作品：
彭扬：《烟云》（短篇），《青年文学》第5期（下半月）
朱婧：《猫咪森林》（短篇），《布老虎青春文学》第3期

有关徐则臣《西夏》的讨论

【论坛点评】
《西夏》写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以开小书店为生的京漂“我”，某一天突然遇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不能说话的漂亮女孩西夏带着谜一样的身世突然闯入了“我”的世界，却像童话中的聪明孩子一样，怎么也不能被“我”丢在外面。小说一上来三言两语就将素不相识的男女主人公推至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二人关系由不可能到可能的推进看似小说实验的着力点所在，然而，吸引我们的却并不是两个陌生人怎样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能够相互走近的理念探讨，而是那个孤单、善良、并不富裕的年轻京漂在内心深处对情感、对温暖的渴望，“我”由开始的莫名其妙、尴尬、烦恼、无可奈何到最终对爱的投降都是非常朴素、真实的。妹妹是一瞬间“掉”下来的，爱情却是一点点“长”起来的，随着结结实实的细节，小说才不慌不忙、针脚细密地推进人物的心理变化，读者的一呼一吸都随着情节的起伏而波动；你可以质疑西夏的来历，但是你没有理由质疑“我”和西夏的爱情。小说结尾处，当手机响起，“我”得知能医治西夏哑疾的胡教授已从美国讲学回来时，竟脱口而出“你打错了”，铃声第二次响起时，“我”才“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抚摸她（西夏）的脸，开始说话”。“我”面对真相时本能的脆弱，怕与爱的胶着，情不自禁和清醒理智的交锋全在这短短几行字中。实际上，小说只是以开头设置的特殊情境为契机，书写的是京漂的内心真实，打动我们的是小说内在的抒情气质。——赵晖
【插话】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新鸳鸯蝴蝶梦，《西夏》的诗意浪漫毫无疑问具有一种亲和力，恰如赵晖所言。但这并不是小说最主要的价值所在。如果单从“内心真实”和“抒情气质”方面来讲，《啊，北京》可能更为典型，它已经将作者在这方面的才华展现过了。《西夏》所提供的经验，像京漂的寄居生活、男女关系穿插着邻里关系、生活变故等，并没有超出《啊，北京》和《三人行》（《当代》今年第2期），基本上可以视为重复性的。那么，《西夏》存在的合法性或者说意义在何处？将《西夏》放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当中，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它在徐的小说中是独特的。我宁愿将《西夏》看成一次有野心的小说叙事实验。做一场美梦，描绘一幅爱情乌托邦，都只是小说的表层。而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才是《西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作者是故意进行这样一场化虚为实的小说叙事试验，它的潜台词是：就是要让你和一个不明来路的、美丽可人且贤惠得像老婆的美女发展关系，就是要把假的弄成真的。《西夏》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从生活中来，而是从天上来，把天上的林妹妹合理地安置到琐碎复杂的生活中。总体上说，这样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尤其是哑女藏身柳树洞，哑女与女房东“吵”架等细节的安排，杜撰的功夫十分老到，安置十分成功。但是小说后半部，推进得有些匆忙。哑女的去留是小说的动力。前半部，作者留下钱让她走，推出门让她走，都是去而复返。那么下一步如何让她走呢？作者选择了坐车出行的办法，而且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此处，作者把生活的可能性和丰富性缩小了，或者说，把一个冲突的强度降低了。主动离开的办法似乎来得太早。没有比这更可能的作法了吗？这个办法是唯一的可能吗？当然，我也想不出更令人满意的答案，提供有说服力的、令人信服的可能性，是作者的事情。但让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妙的，说明我已从作者控制的游戏规则中抽身出来了。另一个让我抽身出来的是去协和医院检查的一段故事，作为“京漂”小店主的我，在房租上十分在意，而对去协和这样的大医院看病却毫不犹豫，对付昂贵的医药费这一点只字未提，也使我对小说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当然，《西夏》嘎然而止的结尾提升了小说的精神含量。
——师力斌
【插话反驳】《啊，北京》是正手写京漂，关注的是京漂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生存状况，小说中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无论生活怎样窘迫都不能改变主人公边红旗对北京执着的爱。而《西夏》以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情境展开故事是反手写京漂。与《啊，北京》不同的是，小说撇开其余而特别关注京漂情感上的孤独，将京漂只身在外缺乏温暖和安全感的心理状态写得入木三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虚，无可奈何却又认认真真地和林妹妹谈恋爱是实，小说以实写虚，实质是在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更为内在地书写京漂的“内心真实”。因此，“我”离开西夏却又终而复返，实际是在写“我”心中对爱的渴望，而西夏执拗地不肯另寻他地，其实也暗合“我”心中的希望——那种收留是无可奈何的，同时也是带有“窃喜”的——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在加强“我”内心对情爱的向往罢了；而不是力斌兄所说的“把生活的可能性和丰富性缩小了，或者说，把一个冲突的强度降低了”。西夏不能开口讲话是一个隐喻，因为她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她的纯洁与安静和世界的杂芜与喧嚣是不兼容的，她的温存贤淑又恰恰是“我”困窘的生活中所难以拥有的，西夏不过是孤独漂泊的京漂在感到疲倦时一个小小的梦。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小人物的新鸳鸯蝴蝶梦”是不公平的，而对于这个较真于“情感真实”的梦而言，把眼光停留在对周遭一切事实细节的追根究底上，反而会湮没原本的主题。这个关于情感的梦做得越“实”，醒来的荒凉感也越强；但也正因为它如此脆弱，那种情感才显得那么珍贵而温暖。——赵晖
【第三方插话】对于《西夏》这篇小说，赵晖和力斌显然有不同的关注点。赵晖重在小说对一种情绪的传达，所以对一些情节安排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不甚追究，或者认为是恰到好处的。力斌重在小说在形式上的实验性追求，所以在细节的可靠性上分外较真。关于这篇小说的着力点或说独特性，我同意力斌的看法。我觉得《西夏》和徐则臣以往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篇是从理念出发而非从经验出发的小说，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创造某种独特的情境并在此之中探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本是小说家的一种特权，甚至是艺术对人类的独特贡献。但必须考虑的是，小说创造的特殊情境和现实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容忽视的沟壑。如何成功地弥合、跳跃这道沟壑，同样是小说家的责任。小说家不仅要能创造“不可能”的情境，还必须得有将读者裹挟进这样情境的能力，这样才能从“不可能”走向“可能”。从《西夏》来说，扎扎实实的“京漂”生活经验是支持小说走向成功的重要要素，也是打动赵晖等读者的因素，但是这种柴米油盐的经验恰恰也使读者离不开地面，并且更在意地追究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西夏从哪儿来？为什么“丢不掉”？甚至医药费的问题。所以，我的疑问是，如果换一套同样细密可感，但更超然一点的经验（比如更魔幻一点或更贵族一点的经验，因为这样的生活逻辑中允许包含更多的神秘性或游戏性，不像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那么实打实），是否更有利于实现小说的实验理念？换句话说，以徐则臣现有的经验和风格，是不是特别适合写这样的小说？当然，我这么说的前提是，《西夏》在现有的基础上已经做得相当不错。——邵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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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文学丛书》首发式暨对话会实录

发布时间：2011-03-29

[size=+0]    方方：谢谢各位来参加活动，这个活动是小型沙龙式活动，因为作协正好在这儿开会，所以就借用这样的会场，对发布会来说是大了一点。 [size=+0]    今天举行的《三人行文学丛书》首发式暨对话会，既是首发式也是对话活动。我说一下这套书的出版过程，实际上很多作家也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写了作品，要结集出版很困难，我们看到很多作家，要么到处化缘为自己出本书，都希望自己在创作上都有成果，这个出书的心情是每个作家都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过程很辛酸，每个作家，尤其是基层作家在出书事情上都有一部辛酸史，有时候就会对自己的尊严、自信产生折损。作家协会经常说要为作家做事情，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对他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跟高晓晖一直在商量，我们决定做“三人行”的书，给三位基层作家，写的很好，但出书很困难的作家，我们来为他们出书。这个钱是去年举办文学论坛的结余，加上长江文艺出版社大力支持，在很多事情上开绿灯，使得这套书可以顺利出版。 [size=+0]    出版了这套书之后，我们想到，虽然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但希望作家把创作心态、创作经历和评论家进行交流，让大家从中得到感悟，学到东西。所以我们把新书发布会的活动在这里进行，接下来要进行对话会。希望对话会能够轻松自由，希望作家与评论家对话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提问。我们对话形式，是由一个评论家和作家进行对话，每个人是50分钟。评论家和作家对话30分钟，另外20分钟给大家提问。首先是何存中和於可训，第二个是吕志青和昌切，第三个是曹军庆和刘川鄂。 [size=+0]    我就说到这些，请於可训教授上场，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这样的活动。     [size=+0]    於可训：“公审”何存中大会现在开始（笑）！这个活动以前作协搞过一次，和外国作家的对话，这种形式很好，很活泼。 [size=+0]    首先我能代表你吗？我们俩都感谢一下作协？一个是给何存中出书的机会，一个是给我露脸的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文学的问题。我也很乐意做这个主持。 [size=+0]    何存中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作品，也有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都认识他，但我觉得还是先让他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生平和创作情况，铺垫一下。 [size=+0]    何存中：谢谢！我1953年出生于浠水，1972年高中毕业之后，因为家里成分问题回家务农，同时又在坚持文学创作。有大半辈子了，从文化站到文化馆、县文联、黄冈市文联到黄冈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坚持写作。发表了两三百万字，中短篇100多篇，三部长篇。关于写作，大半辈子也没写出什么。我只是有一种倾诉的欲望，一直在倾诉，所以走到现在。 [size=+0]    於可训：因为我也是鄂东人，与他也算是半个老乡了。在座也有很多从鄂东来的同志，包括鄂东的著名作家，鄂东这个地方出了这么多作家，包括何存中在作协称之为实力派作家，不光是在湖北是实力派，在全国也是。鄂东出了这么多作家，你作为当事人，你自己认为有什么原因没有？ [size=+0]    何存中：鄂东为什么出这么多作家呢，鄂东因为是巴人的流放之地，一边是大别山，一边是长江，要古时候基本上算是一个死角。鄂东在人的精神层面上有意志。鄂东文人有武人气质，像闻一多、胡风。闻一多拍案而起。鄂东的将军和国家主席，像董必武主李先念，武人身上有文人气，这样就构成了鄂东人不折不挠向命运抗争的气质。尤其是巴河人。我也是在巴河边上长大的。巴河是历史上的流放地，代代相传，沉淀了某些特质的东西。巴人在鄂东有八百年的历史，从汉初到明末，有一些特质的文化沉淀，尤其是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size=+0]    於可训：我不大详细了解他的历史，据说他以前受家庭成分影响，很长时间很压抑，自己通过艰苦奋斗，一步一步走上来，从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鄂东人的狠劲，鄂东人也有一股精神，刚才说的闻一多等很多人都有这种劲头，何存中也有这种精神。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对何存中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你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size=+0]    何存中：我的创作过程是三个阶段：首先说我创作的初期阶段，从小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去年腊月二十八的去世，父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儿子，父母亲都是1931生的，母亲1956年就去世了。我有幸读到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就在思考，因为我成绩比较好，我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因为我家出身不好，当时连老婆都找不到，非常痛苦。 [size=+0]    於可训：你多大找的老婆？ [size=+0]    何存中：24岁，还是通过别人介绍的。 [size=+0]    於可训：我28岁才找到。 [size=+0]何存中：那不一样，我在家里务农，是狗崽子。我一方面感到命运不公平，另外也感到了温暖。比如高中推荐时，大队里没有推荐我，但老师开后门让我读了高中。我家是地主出身，但又不是很大的地主，我祖辈父辈还是读了一些书的，给我灌输了一些思想。我记得有一年在红安组织的革命历史题材研讨会时，那是我的早期创作时期，我当时是比较反感职业革命家的。 [size=+0]    於可训：九几年吗？ [size=+0]    何存中：九四年。只因为家里是地主，就要把财产、肉体、精神统统毁掉吗？这是我早期思考的一些问题，部分作品收集在《巨骨》的集子里面。后期作品就是这本《太阳说话》的集子，应该说是比较温暖的。我虽然是孤苦伶仃的孩子，但还是觉得人间温暖的东西。 [size=+0]    我昨天跟夏元明先生说，创作有五味，人生有五味，一味二味好说，五味就难。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五十几岁的人了，要写人生五味来，也就是说到现在我才觉得生命应该是怎么回事，尊严应该是怎么回事，文化应该是怎么回事。 [size=+0]    於可训：这个集子后面有一篇夏教授写的评论，我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了的，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非常完整、系统、深入细致地把何存中的创作历程讲的非常透彻。创作前一个阶段，以《巨骨》为代表，根据自己人生经历发表的作品。我以前看过《巨骨》，觉得他内心里面很多痛苦，很多压抑的东西，发泄出来了。但这部作品由于一些局限性，限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没有发扬开。后期《太阳说话》，确实思路很开阔，关注问题很广泛，非常成熟。 [size=+0]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读，第一篇作品叫《正果》，巴河河滩上，早晨起来抓甲鱼，有人叫捡滩。山东一个作家写了一个类似的作品。上面有气孔，底下是甲鱼，把气孔上插一根香，顺着摸甲鱼。这样的一种事情，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很动情的作品，很不容易。我的家乡黄梅县也有这种风俗，叫“摸脚印”，冬天捕鱼很冷，七八十岁的老人站在河里，脱得光光的，踩一个脚印，插一根竹竿，然后等着。过半天以后，沿着竹竿过去，手伸下去一摸，脚印里一定有一条鱼或者二条鱼。我们那里叫“摸脚印”，这里叫“捡滩”，大致上差不多。这么一件小事，何存中能够把它与人生问题、人生哲理结合起来，非常不容易。 [size=+0]    我想请你谈谈创作这篇作品时的一些想法。 [size=+0]    何存中：《正果》是我97年以前写的，当时我想写一个系列生态小说，写了几个短篇，像《骑得秋风归》、《水底的歌声》、《记得春水泱泱时》等，当时《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都发表了。写了几篇之后我想写关于“捡滩”的小说，因为故事是一连串的。写着写着发现不行了，原来那种思维已经装不下了，有一天晚上我和夏教授聊，因为我所有的创作他都知道，聊到这个事，聊到我们那个地方的“捡滩”，因为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巴河边的这个事，很想写下来。他说要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因为我早期写的是形而下的东西。《正果》里面讲到，有一个瞎子，非常聪明，箫也吹得好，人也有钱。因为非常聪明，也学了一些东西，也练过捡滩。我最后觉得，人生有些事不是凭聪明就能做的，要历练。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开始练“捡滩”时要把游丝挂在眼睛上看，练眼力，练到后来，他觉得他练成了，师傅说他没练成功。我试图想说在人生历练中，有些东西不能从理想角度过生活，但是还是要实事求是，还是要形而下地做好，才能达到形而上的效果。比如说瞎子爹，年轻时吹箫非常好，真正眼睛瞎了以后，吹箫时才看到了内心的辉煌，这时候已经垂垂老矣，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现了人生的真谛，正果不是外在的正果，而是一种对待人生生活的态度。 [size=+0]    於可训：何存中有一些很深邃的想法，我没有听得太明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如果没听明白，可以提问。 [size=+0]    我觉得有一点东西，因为鄂东一代的文人包括一些作家，与鄂东这一代流行的佛学有关，何存中有一些作品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样的意味。我不知道你是很明确或者是很自觉的接受影响，还是无意间中有点影响呢？ [size=+0]     何存中：我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原来在农村的小镇上，然后到浠水，然后到黄冈。但我在浠水时，浠水所有的名胜古迹以及文化遗址，我都去了。到黄冈去了之后，也把黄冈所有的东西都走了一遍，因为我对考古比较感兴趣。我在业余水平还算一个考古专家，一般的还知道一些。 [size=+0]    於可训：挖过人家祖坟没有？ [size=+0]    何存中：没有。讲个笑话，有一次我和夏元明到他老家去，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一座小山，我就认为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他说不见得。我和他打赌。后来果然是的。因为它是椭圆型的，又临水，属于河边二级台地。我是从84年开始，对考古这一块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得出所以然。我没有能力了解全国，也没有了解全省，但黄冈我还是知道的，应该说各个方面我都知道一些。黄冈的历史、现在，特别是历史是怎么演变的，从春秋战国开始，地上的文物有多少、地下的文物有多少，我可以说出所以然。我基本上能判断出文化遗址是怎么回事。 [size=+0]    前不久，有个人请教我古代的铜币，磨边、挫边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有三个作用，一个是古人盗铜，二是装饰，三是辟邪。另外在铜器、瓷器发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古人是用烧红的石头放在器皿煮熟的，叫石煮法。 [size=+0]    我想说明，一个作品要写好，作者必须要对文化有深厚的了解，而且要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进去。因为我们村子里面，经过太平天国烧杀毁灭之后，我从小就看到这些瓦砾，小时候就在上面玩。小时候父亲跟我们讲这些历史时，我觉得家园的毁灭是好可怕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应该了解这些历史。 [size=+0]    於可训：何存中站在你面前，头一次见他，很忠厚老实木讷的形象，实际上很神秘，包括他生活的地方也有很多很神秘的地方，所以他身上有你想不到的莫名其妙的另类想法，这对他的创作很有影响。读他后面的作品，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这个话题放一放，有兴趣的同志再探讨。 [size=+0]    我说一个现实的东西，有一个作品叫《洪荒时代》，是以98年抗洪为背景，这是很务实的，我们称之为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前一段时间很走红，很多人喜欢。我不知道何存中是不是有写官场的意味在里面？ [size=+0]    何存中：我99年调入黄冈市文联，98年我参加了抗洪，我在堤上呆了22天。当时我下去的时候，就有目的每天写日记。 [size=+0]    於可训：98年抗洪要去你。 [size=+0]    何存中：我去了。 [size=+0]    於可训：你赶不上敝县的周濯街，抗洪时所有县委干部都上堤，就是周濯街可以不去。何存中当时怎么没享受这个待遇。 [size=+0]     何存中：我在黄冈市是非常低调的，一般都把我当成一般人，我也不希望怎么样。 [size=+0]    其实《洪荒时代》里很多事情是真实的，虚构的成分很少，只有30%，70%是真实的，因为很多情节都记录下来了。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呢？我们下去之后，很多人整我们，没有要我们带什么，比如说深筒胶鞋、雨衣都没带，第一天睡觉就只有一个蛇皮袋，所以当时很有感触，把人不当人，可以说没有尊严，但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 [size=+0]    后来我想写这篇小说。我在思考时，有一个朋友给我传了一篇东西，是关于后集权社会的稿子。这时我就想到，抗洪非常时期，所有人必须服从，但是后期又有形式主义，好象抗洪整个东西比较符合后集权时期的特征，这个东西非常感人，没有假的。我觉得政治体制的东西，有很多隐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就暴露得非常清楚。同时对干部也是一种考验。《洪荒时代》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考验，那不是虚构的东西，那是所谓比较大气的东西，也比较站得住脚的东西，没有多少聪明在里面。当时写的时候，心里也是有很多感触的。我记得簰洲湾溃口的时候，上级通知，有战士牺牲了，要去打捞遗体，我们真的打捞上来了。尤其感人的是战士手挽手，打捞上来还是保持这种姿态，还真的有很多是真的东西。当然形式主义的东西也在里面，后面我们堤非常牢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但省里面、市里面、县里面每天巡视，以这种形式来做。后来就出现车灯打信号，一打就知道是什么级别领导来了。记得有一次险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十万干部在不到两公里的堤上，搞了三天三晚上。后来就后怕了，当时如果是溃堤了怎么办，当时黄冈市、浠水十万干部肯定是死亡。在那种时候，考验了人性、考验了尊严，还要考验执政党实事求是的执政能力。到现在还值得怀念那篇小说，因为里面我有的生命气味、我的尊严、我的历程在里面。 [size=+0]    於可训：如果真的改成电视剧，也很好看。 [size=+0]    何存中的作品确实很震撼人，不是那种外在的气魄震撼人，而是很多内在的东西让你心里感到震动。刚才讲到，在这种特别情况下对人尊严的考验，包括他批评的形式主义、走过场以及不切实际的作风，都带有一种批判的性质。但我也看出另外一面，在这种特别情况下，洪水到来的时候，很集权、很专制的管理方式，也是必不可免的。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西方有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专制文明如何产生时，曾经联想到中国农业文明。说这种体制的产生，是因为以前农业国要兴修水利，必须掉调动众多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专制体制的萌芽。这可能和何存中写的问题，有类似之处。挺有意味的，既是现实，也有针对性，具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内涵。 [size=+0]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创作资源开发问题，因为文学创作有一种题材让你选择，题材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这种创作资源，有的地方很丰厚，有的地方不一定很丰厚，我觉得鄂东是文学创作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我们经常讲的革命历史题材、传统题材，包括巴河、巴人，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叫巴河，巴河就是巴人迁居在那里留下的名称。鄂东产生这么多作家，一方面与作家本身的天赋、所受的教育、以及创作环境有关，但我觉得还与这块土地上创作资源丰富有关系。何存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size=+0]     何存中：前面我说不喜欢职业革命者，2005年我又主动跨入进去，挂职麻城，担任副部长，写了《姐儿门前一颗槐》、《太阳最红》。我主动走进去，是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黄冈人，解放这么多年，应该反映感天动地的历史，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观念产生了，于是就写了两个长篇，像《姐儿门前一颗槐》，改成了38集叫做《红槐花》的电视剧。正在全国16家电视台热播。 [size=+0]    於可训：什么名字？ [size=+0]    何存中：《红槐花》。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也就是说要探究一下那是怎么回事？给后来者一种启示。其实走进去了以后，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起码来说有了《太阳最红》，论界说，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值得看的战争小说，也是一部走向世界文学的战争小说。以前我国战争小说是一边倒，要么就是革命者对、很对，要么就是对立面很坏，坏得没有人性。创作如果不到五味的程度，真的很说清楚，生活中敌对的一方，也有很伟大崇高的一面。 [size=+0]    其实黄冈有很多题材，其他的比如佛教的，就是敦煌的王道士他也不简单，王道士，麻城人，从平民到官员，有人说王道士是文物流失的罪魁祸首，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已经上报了，但当时官员也不重视。鄂东人还是向善向上的，又疾恶如仇。所以说题材很广泛，还有很多题材。有时候我们把题材简单化了，没有深入进去。单方面，平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我认为都不行。 [size=+0]    如果你的创作是对世界的倾诉，应该是向善向美的倾诉。讲个故事，我父亲也是读书人，他当时在黄石做泥工，我出《巨骨》时，他回来要了一本，说把你本书给我看看，看有没有混帐话。后来我问他，儿子有没有说混帐话，他说没说。就是说他要求儿子不说混帐话。 [size=+0]    我现在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对一个东西不是十分了解时，我不敢动。觉得自己能够承担和表达，力求做到公正，不要偏颇。我早期以为创作是偏颇的艺术，但现在认为不是这样的。 [size=+0]    於可训：方方给我们俩的时间是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已经到了。我觉得从与何存中的交流中，你会感觉到什么叫实力派作家，如果实力派作家的内在的力量没有被挖掘出来，仅凭几个作品是看不出来的。像这样跟作家深刻交谈一下，把他身上的文化底蕴翻开来看一看，才能显示出实力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存中确实是很有实力，很有发展前景的作家，希望今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如果就刚才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展开一下。也可以另外提问，现在我先请夏教授讲一下。 [size=+0]    夏元明：我跟何存中非常熟，我刚才听了您与何存中的对话，很受启发。有的时候，太熟了，太近了，反而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就身在此山中。何存中教授刚才提问里，有一个东西非常启发我。他问何存中一个问题，鄂东这么多文人，这么多历史名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方式上影响了何存中的创作。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学术含量。但何存中的回答好象有点言不尽意，但并不等于说没有影响，只是他无法用理性的语言很清晰的表述出来。 [size=+0]    这个命题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鄂东人文精神核心到底是什么？可能这个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是一个真的深入探讨的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王教授就曾经建议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为什么鄂东这么一个小地方，在近代一两百时间，会出现这么多的历史级文化名人，这绝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鄂东的人文精神，就我的理解，我曾经也跟何存中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一个中心东西是什么呢？逆反，反主流。比如说军事上说，200多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揭竿而起，这当然是反主流。在科学上，李四光，你说这个地方没有石油，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找出石油了，很有创新精神。在文学上，黄梅的废名，浠水的闻一多，废名在五四前后，开始他很想追随鲁迅，但后来更接近周作人，其实他的思想伸出与周作人很有点不一样，无论是思想还是文体，废名在写作文体上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闻一多先生一方面积极参与五四，但另一方面，他与五四的精神有很多是相抵触的，他有很多独特的间接。比如说胡风，他的文艺理论就非常非常独特，一直到解放后，他从监狱里出来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万言书》的看法，我觉得这也是反主流的理论家。还有黄侃，他作为语言文字学家，他的理念也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感觉，鄂东这些文化名人集中的精神就是反主流的精神，一种叛逆的精神，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 [size=+0]    这个东西就源自对文化的自信，我觉得鄂东人非常自信。我们刚才听何存中说，尽管表达有言不及意，说起考古，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懂，可能一般人就很谦虚，他就散发出了一种很自信的感觉。何存中在哪样层面上受到了这种影响呢，何存中生活在当代，不可避免受到当代文学风气、文学主潮的影响，但几十年来，何存中坚持自己的路，他只能走自己的路。与其说这是何存中的一种文化选择、文学选择，还不如说是何存中的文化宿命。他不选择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他只能选择这个东西，否则就不是何存中。 [size=+0]    何存中有很多作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文学主潮比较接近，但实际上内涵有很大区别。比如说於可训教授提到的《洪荒时代》，这是何存中值得骄傲的作品，也是获得文学奖的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的。他说他是写98抗洪，96年也发了一次大洪水，这个时候他在浠水。他参加过永固堤的防汛。98年他在堤上天天记日记，记了没想到要写。98年抗洪四年之后，陈明刚老师就给他一篇文章看，就是有关于后集权时代的文章，看了之后，就把他所有思路点亮了，就写了《洪荒时代》这篇小说。 [size=+0]    於老师说这是官场小说，我认为是政治生态小说，好象这两者没什么区别，我之所以不用官场小说的表述我是有用意的。我觉得现在的官场小说，一个就是暴露，无非就是指出官场的黑暗。后来进步了一些，比如进一步去探讨落水官场是怎么样变坏的，其实他们在本质上也未必就是这么坏。大概也有这样的官场小说。但我觉得何存中的小说不是这样。刚开始就说，如果写小说，是单色就不行，应该是五色的，应该说《洪荒时代》是五味俱全的，所有的人物都无法用善恶、美丑来评论。所有人物在中国当代政治的大网络当中，有意无意、自然和不自然都得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写的是官场文化，是官场生态。我们当代文学批评好象没有关注到这篇小说，因为何存中说他的小说言不及意，我觉得他的小说好象在理论上概括的也不是圆满，所以我在推荐何存中小说时，也做了很多工作。 [size=+0]    举个例子，《洪荒时代》里的老范，他确实生病，县委书记说你不用去了，但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如果不站岗，副县级就上不去了，就随队去大堤了。大家都日夜奋战，县委书记嗓子都喊哑了，说不出话来，一半举着挂瓶一边分发报纸，要大家看报，这个老范也举着挂瓶来了，县委书记说，我举着挂瓶是没有办法，你举着干吗。这句话真是五味俱全。我是必须这样的，你百分之百是没有必要的。县委书记其实也有善良的一面，你不是病得要死吗，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来奋战。所以我觉得他把官场心态，官场文化的复杂，写的真是入骨三分。批评界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说是一个损失。    [size=+0]    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我们要概括一下何存中的创作，於老师说他是实力派的作家，实在哪儿？我想简单说三点：首先他有很扎实的生活。这个话说起来好象是司空见惯的一个话，恕我直言，我也读过不少当代小说，有很多作家他们的生活是编造的，不像何存中确实是从血水里面、盐水里面滚过来的、煮过来的、泡过来的。为什么我们总觉得《红楼梦》非常经典，因为曹雪芹是有自己的生活体验的，不是写着玩的，不是编一个故事要人来同情，来媚俗。同样，何存中也非常扎实的生活，他小说的实就实在生活的体验上，他有非常独特的生活体验。 [size=+0]    我觉得何存中值得搞女性文学的人研究一下，何存中其实不怎么写女性，他刚才说24岁24岁，着急找不到媳妇，两岁就死了母亲。他与异性之间的接触，原来其实是很腼腆的，但他恰恰对女性有非常独特的理解。他的小说当中，除了有真实的生活以外，他对生活的感触非常独特。他的小说对女性的把握、理解主要来源于生活当中的三个原型。 [size=+0]    第一个就是他的外婆，因为他母亲去世了之后，他很小，如果大家读过他的小说，有一个画面非常感人，母亲死了之后，两岁多的孩子，还不知道母亲死了，还含着奶头，拼命吸吮着她的乳汁，这是惨不忍睹的一个画面，其实这就是他真实的生活画面。他很小就在外婆家长大，外婆身上的善良大气对他影响很大，因为他外婆也是大家之后。 [size=+0]    第二个就是老婆。《画眉深浅》，煎鸡蛋煎糊了以后去接电话，这个原型就来自于他老婆。比如说当时《飞来的草帽》在文化部获奖了，中央电视台播的小戏，播之前他跟老婆说，今天晚上早点吃饭，他老婆说吃这么早干吗，他说今天晚上播我的电视剧，他老婆一笑说，天天这么多人播，播你的一部算什么呀。 [size=+0]    这个话题很值得研究，但现在没有时间展开了。 [size=+0]    第三个就是他有非常个性化的表达。我概括就是拙与巧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单说就是大巧若拙，表面上看起来，何存中很笨，其实他是有大大的智慧。 以后有时间再展开。 [size=+0]於可训：谢谢夏教授。我觉得夏教授这番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非常完整的、非常精彩的何存中评传。相信大家会有所启发，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场面。我们两个退场，谢谢大家！ [size=+0]          [size=+0]    方方：下面请昌切教授和吕志青上场！ [size=+0]    昌切：很高兴，跟吕志青有这么一个对话的机会，作协安排得非常好。於老师坐的位置也很好，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中国文化是上左，作家在左边，我是右。左是很重要的。 [size=+0]    因为是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对话，有点紧张。不像於可训老师做过，做得很好，我不知道怎么提问。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吕志青写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从80年代一直创作到现在，这与何存中的情况有些相似。当然何存中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从那个时候过来，而且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整个湖北文坛来看，吕志青的创作好象与何存中等其他作家有些不太一样的。我想问一下问题，也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在宜昌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开始自己的写作？就像国际笔会经常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写作？我想问这个问题。 [size=+0]吕志青：也许跟最初的阅读有点关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借给我一本书：《攻克柏林》，一本苏联小说。当时还有很多字不认识。情节已经忘了，还记得两个细节，但也可能不是很准确。其中一个细节，是一个炼钢工人，每天下班以后，洗个澡，把身上弄弄干净，换上一件衬衫，去等一个女教师，守在别人家的篱笆那里，这个女教师好像不大理会他。这个细节我反复看了很多遍，这是我最初接触到的男女情感，这种情感里带着一种忧伤。随后是卫国战争，两人分开了，战争胜利后两个人在红场上看见了彼此，隔着许多人，见面的情形有点像电影中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书很少。一般人家里都没什么书。我母亲是教师，订了一些《儿童文学》之类的东西。我父亲留给我的只有一本书：《联共（布）党史》。里面有一些涉及到苏联革命的史料。可能也就是这类最初的阅读，无形中使自己对写作有了一些兴趣。那时高中毕业后一律下乡。到高中二时，学校让我们学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三机一泵啊。我自己找人学柴油机，要卸开，再装上去，当时非常认真，对照图纸，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认过来。师傅说照你这个样子，三个月就能独当一面。但到了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我觉得自己以后也许要写作。那时我们在学机械制图，这时我就不学了，放弃了。随后是下乡，再后来上大学。大学的几年里几乎没怎么上课，全部用来看书。主要看外国小说，中国的古典文学也看了一些，先秦以来的东西，一些选本，潦潦草草地过了一下，后来也没什么印象了。读得多的还是外国文学。这可能对自己以后的审美取向也有点影响。慢慢到了80年代中期，就写了一些东西。早期也写了一点，在大学期间，写过一个小说，我有一个同学，字写得非常好，他帮我复写了几份，还在几个同学之间传阅了一下。我留了一份，直到前几年才烧掉了。现在想来有点可惜，不是指小说，而是那位同学的字写得实在太好了。一冲动，烧了，有点可惜。 [size=+0]    昌切：从他的经历来说，多次谈到书，小学本来是书很少的，但他们家是做老师的，所以有书。我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这些书。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作品是靠知识推开的。比如说他写到种花，讲了很多很多花，比如说讲到养生，写了很多很多养生的方法，这些东西都是来源于书本。我在写他的评论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书本知识是推动他小说的一个基本动力。他基本上靠这些东西积累起来以后，一写到什么的时候，就马上说出一串，所以可以写出《南京在哪里》这样的作品。《南京在哪里》比如说到某一个地名，与这个地名相关的人、事件都可以出来，这就来源于读书，当然读书也是写作的一个源头。 [size=+0]    我想说的是，他原来主要是写先锋小说，就是刚才他自己讲的，读外国东西多一些，中国的东西读了都忘了，当然他现在也在读《红楼梦》。我记得方方说过一句话，说写先锋小说的不会写实。当然何存中是有生活底子，怎么写怎么有。是不是真的像方方所说的这样，我想恐怕不是。像曹军庆的情况，原来他写了很多先锋小说，基本上前面很多我都读过。湖北还有写先锋小说的，像刘继明等人，里面有他们特有的书本生活中形成的人生，以及对世界的看法。有这些东西，这些往往是哲理性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想也给吕志青打下了文学技巧，特别是文学构思方面以及语言展开的特有技巧，这个方面打下了基础。 [size=+0]    后来，吕志青大概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现在收进集子里的作品来看，基本上是94年以后的。94年以后的这些作品，我觉得很切入现实。切入现实之后，他的发现与一般作家不一样。比如说《黑暗中的帽子》，小说写得非常好，以及《失去楚国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个小说，它一开始谈现代社会上流行的绝技，后来把一个故事引出来，这里面隐含的东西，真让人吃惊，特别是举重若轻的文笔。我觉得你切进现实，你在后记里面讲，一个现实，一个是“存在”，“存在”也是西方来的概念。另外，他不仅仅看到个人“存在”的问题，还涉及到中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我想问一下，你后来切进现实的动机，除了创作上想寻找一个出路以外，你在这个上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有些什么理解？这是我非常想知道的。我自己都不清楚，因为读作品也不完全清楚。 [size=+0]吕志青：现实非常重要，小说如果没有现实之根，没有心灵之根，这个小说是无效的。无论你写得怎么漂亮。我觉得小说要有两个根，一个是心灵之根，一个是现实之根。你刚才说到先锋小说，先锋小说在国内主要是指八十年代的一股写作潮流。我当时也非常关注。但实际上这时国外的很多东西都进来了。比如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出了，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这个短篇集就是其中的一本。为什么一些人会趋向先锋？原因当然很多，我想其中可能跟人的年龄也有点关系。年轻的时候，一个特点就是求新，追新逐异。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怪异的东西，甚至是“为怪而怪”的东西。但随着对艺术本质的理解的加深，有些问题会逐步得到克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涉及到现实，现实之根。《搜神记》里面也有一些很怪的东西，但那不是小说，不过读一读也蛮有意思。 [size=+0]    昌切：《搜神记》是受佛教的影响。 [size=+0]吕志青：我想先锋、以及国外的现代派，这些东西可能也跟写作者的年龄有点关系。年轻人喜欢追新，不会跑就要飞。在文学上，不会跑有时也可能会飞。比如说直升飞机就是这样，不用跑，直接飞。比如一些现代派戏剧，如果拿传统戏剧的人物、情节标准去靠的话，那可能是靠不上的。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接受的问题。它要你接受，你一旦接受，它就站住了。当然，能被接受也一定有它的道理。我想这就涉及到现实之根和心灵之根。到了90年代中期，我的小说理想有了一些改变。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看重作品与现实的联系，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有力量的。方方老师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她提到了力量这两个字。在这之前我也一直在思考。如果一个小说没有力量，没有对现实说话，没有对现实发言，那是没什么意思的。我希望作品要触及现实，而且要尽可能地触及主要的现实。现实有很多方面，比如说环保也是其中之一。环保问题是我们要面对的主要现实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但我不会认为它真的是我们要面对的主要现实。所以对于现实我也会区分一下。 [size=+0]    昌切：你的现实所指的环保，是不是人的精神生态？ [size=+0]吕志青：我说的主要现实指的是我们的生存状态，其中包括政治生态，民生状况，人的权利，人的发展，等等，我所说的主要现实就是指的这些。关于存在，我曾说小说应该对存在有所发现。我所说的这个存在，就是捷克一个诗人说过的那个东西，他说诗人并不发明诗，诗在那后面某个地方。所谓存在，也就是在“那后面某个地方”的东西。诗人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个东西并不会自动对我们敞开，显示。在我看来它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心灵与现实的互动中。 [size=+0]    昌切：吕志青的一部小说最早在全国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南京在哪里》，《南京在哪里》是一个中学代理的地理老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问题引起了一连串的反映。这一连串的反映包括学生都会寻找南京在哪里，但南京在哪里最后不是一个地理的问题，最后引起了学校领导发生教学秩序全部混乱，教育局也发现这不是一个事体，而是一个事件。这是一个构思。我觉得吕志青构思是很奇崛的。我跟他聊天时他说，他写的是不可能性中的可能性，也就是可能性的中不可能，比如这个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但是发生了，我就想问，因为从我的理解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人类思维或者人类行为包括人类语言的荒谬现象，就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悖谬。我发现武大有个教授，一次我看到他在马路上跟别人谈话，总是谈很长很长时间，我跟他谈过一次，我发现，他的谈话是这样的，先跟你谈到一个什么事情，这里面牵到一个事，就说到这个事上，然后就是一连串的事都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收回来，回到原话题就回不来了，就是漫无边际的走。后来刘震云在他的创作谈里谈到，人说的话里面99%都是废话，他有一篇小说就是《一腔废话》，以及《我的名字叫刘跃进》，有点绕口，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我在想，你与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我也想知道，你最后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南京在哪里》是不是我说的人生悖谬？ [size=+0]吕志青：我希望写出一种日常中的神奇，神奇中的日常。《南京在哪里》这个小说，它所写的一些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后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有一个小学老师，他看了这个小说以后，他和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布置了一些东西，他以为这样一来学生会就此生发出来许多，结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知道实际上他不可能返回去。小说不是我们眼前见到的东西，它被创造出来，有别于我们见到的。 [size=+0]    昌切：他刚才谈到了《联共（布）党史》，他有一篇小说叫《穿银色旗袍的人》，写到了一对夫妻，女性是原来充满激情，很单纯的革命者。进城以后，对党非常忠诚，而且她的信仰非常坚定，这两个人在谈恋爱时，谈的不是恋爱，谈的是《联共（布）党史》，谈的是信仰。 [size=+0]    后来他们结婚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小说的妙就在这里——女性变成了伊斯兰教徒，她的丈夫变成了传销的迷失者，信仰传销了。这里面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转弯，这样一个强烈时间变换的对比中，你在里面有什么样的思想，因为这个构思真的很奇特。 [size=+0]吕志青：在生活中有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有一次我有点事到浙江去采访，晚上没什么事我去参观一个家庭教会。也就是很多人聚在某个人的家里做礼拜。基督教做礼拜天一般是在星期天，但他们是安排星期四。我问为什么是星期四？他们说从前政治学习就是安排在星期四。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的小说里面，一个从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他的信仰失去了之后，他找到了传销。而就组织形式来看，两者在某些地方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文件，也唱歌，唱《请跟我来》，一些人失去了组织，从这里又找了回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有组织。 [size=+0]    昌切：实际上《失去楚国的人》非常有意思，时间有限，不再多说。下面进入交流阶段。 [size=+0]    刘诗伟：我过去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是今天听昌切老师和吕志青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你写小说有心灵的根和现实的根，这两个“根”是否要长出思想的苗，你怎么去长出这个“苗”，或者说思想的“苗”在你的作品里面，你是怎么看待的？ [size=+0]    第二个问题，我想了解，吕志青先生你认为怎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 [size=+0]吕志青：现实之根，心灵之根。有人曾问我，《南京在哪里》的构思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看过别人的什么作品受到了启发？我说不是的。其实非常偶然，某个早晨突然从脑子里蹦了出来。我想它应该是来自现实与我心灵的一种互动。 [size=+0]小说里当然会有思想。有时你得到了某个灵感还不够，还必须敲打，给它一个思想的方向。但小说里的思想并不是要我们奔向某个结论。更不是要去论证几百年前的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不是要去论证它。小说里会出现多种声音。思想只是作为一种材料进入小说。为什么这样？因为生活里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些人，一些带着思想生活的人，犹如带菌者。思想者就像带菌者一样，我要做的就是考察这些思想带菌者的生存境遇。 第二个问题，好小说的标准。在我眼里，好小说不是对于现实的模仿，不是模写，不是一种再现的东西。而是一种表现。你在现实中可能看不到它，但它的根却又的的确确扎在现实中，也扎在你的心灵中。如果要举例的话，那就是卡夫卡的《城堡》和《诉讼》，我觉得这两部长篇达到了短篇的完美程度。当然，卡夫卡是不可模仿的，但也可以产生出一些变种。比如前几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萨拉马戈，他有一部作品叫《失明症漫记》，台湾翻译成《盲目》，这是我在最近十几年中看到的一部品位极高的作品，在我看来它就是卡夫卡的一个变种。 这个作品的产生也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有点关系。萨拉马戈有一段失明的经历。不过我不认为光有这个经验就能使他写出这样一部作品。这其中有某种演变。而他碰巧又得到了它。 [size=+0]   王芸：何存中老师的小说，好象地域性的成分比较多，而吕志青老师的小说把地域性模糊掉了，你是有意识的将地域性模糊掉，让它具有普泛意义，还是说你对本土文化不是很感兴趣，导致这样的创作状态。因为我自己也有一点困惑，到底是植根于本土文化意识，还是普泛。 [size=+0]吕志青：对于地域文化，我一直既不轻视也没有特别看重。实际上我也写过一些地域文化比较浓厚的小说，九十年代初我写过一个中篇《沧浪曲》，写三峡船工，那里面有许多地域文化的东西。但我没有刻意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它不是我主要要考虑的。但有时它也可能会自动地来到我的笔下，如果需要的话。这里也涉及到我对所谓民族性的看法。过去有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对这个说法是有点怀疑的。大家都在这么说，实际上可能没怎么去认真推敲。博尔赫斯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他说，他注意到许多国家选择了不十分有代表性的人来代表他的国家。比如，在英国是莎士比亚。在博尔赫斯看来，莎士比亚是最缺少英国人色彩的英国作家。因为，英国最典型的特色应是节制，或者说有节制地谈论某件事情。但莎士比亚却倾向进行夸张似的比喻。他说，在法国，如果要选出一个代表，那么一般倾向于雨果。雨果用词华丽，比喻层出不穷，在博尔赫斯眼里，雨果不是典型的法国人，而是住在法国的外国人。他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包括他自己的写作经验。他说他有一次很认真地描绘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外景色，是一种基于观察基础上的描绘，但他的朋友们看了之后说没有写出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特点。而另一次，他用的是天马行空的方式，朋友们看了后说，嗯，这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在这里首要的是艺术性。而艺术性又需要放到一个大的范围里去考察，如果从艺术上讲，一个作品是世界的，那它也就是民族的，至少它会被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印度有个拉什迪，他在印度出生，在英国长大，在小说写作上他吸收了许多西方的东西，他写出了《午夜的孩子》等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当人们提到他的时候，他几乎就是当代印度文学的代表，或代表之一。实际上，在今天，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文学都在互相影响。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所谓民族性。因为即便你不强调它也在那里。比如在我们这个文化中，我们生存其中，本身就携带了一些东西，我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我们对于某一件事的反应方式等等，还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肯定会不同于其他民族。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这一点。我这么说也决不意味着刻意排斥它。我只是反对把它当成一个首要的条件。因为如果那样做，很可会造成为民族性而民族性，随后由所谓民族性进一步缩减为地域性。 [size=+0]    昌切：可能涉及到文学的地域性和世界性问题。举个例子，我们把十九世纪巴尔扎克翻译到中国，这个时候我关注的是巴尔扎克所描绘世界里的地域吗，不是，我们关注的是给你提供故事里的普遍性。另外连语言都转变了，因为地域性很好的体现就是语言，连语言都体现了，转换成汉语了，但仍然可打动你，这就是超越性。我想他说的是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最好的写出民族精神，这是最好的。如果要堆砌一些地域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不感兴趣。比如说你写武汉人怎么热爱热干面、喜欢豆皮，这是没意思的，因为外面的人没有体会，如果你作为一个背景，这是可以的，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感觉。如果你写东西，让人一看，觉得这个人就是武汉人，这就是高手。刚才聊天时我说我以前不太懂浮士德，看了很多人分析他以后，包括外国专家在特定时期研究浮士德，浮士德实际上是日耳曼精神的体现，读这个人就读出了日耳曼精神，后来我找了好多资料，反复证明他是一个日耳曼人，这是最高明的。里面很细碎的东西是没有。《红楼梦》也一样，你看《红楼梦》里面个个都是中国人。 [size=+0]    夏元明：我听了你们的对话以后，我觉得小说写作其实是多元的，比如说吕志青的写法与何存中是完全两码事，如果拿何存中的写法来强行要求吕志青的写法，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拿吕志青的写法来说何存中的写法也是不行的。比如说吕志青，我没有读他很多作品，但《南京在哪里》给我印象很深刻。像《南京在哪里》除了主题深刻、多元之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说历史和现实对话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词。我读的是语言和事实的关系。语言是无论如何表达不了事实，事实只存在于语言之中。《南京在哪里》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真要找一个对应物很难找。我觉得他的小说有可能不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他来自于一种理性的东西、理念的东西。然后他的小说结构方式就是用语言推动语言，所以他的小说非常聪明，所以你刚才说特别奇崛，语言特别流畅。他更多是受西方的影响。他们两个人的写法不一样，比如说你唱昆曲，就可以拿优雅的东西来要求昆曲，这就白说了。这里面就是评价标准和尺度问题。就像热干面，不能说写个武汉人，用热干面一贴就是武汉人了。所以我说小说是多元的，我很欣赏吕志青的写法，我也很欣赏何存中的写法。 [size=+0]   何子英：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表达方式，与作家个人的精神气质是有很大关系的。就像刚才夏教授说的何存中和吕志青两个人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先锋。吕志青一直没谈他的成长，他选择了这种表达方式，第一是与他的阅读有关系，与他的审美取向有关系。另外与你认知世界的方式，与你个人的经历有什么关系？ [size=+0]    另外我觉得湖北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比较多，像你这种是不太主流的，在当今文坛不太主流，选择这种方式大红大紫好象比较困难，你为什么还在坚持这样的创作？ [size=+0]吕志青：我非常同意你说的，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与人的气质、阅读趣味、阅读方向都有很大的影响。也与一个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及个人的经历有关系，我只是没有谈到这一点。实际上，我的许多小说，也许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来自阅读，其实不是这样，而是从现实中来的，从心灵中来。现实给我一种感受，光有这种感受还无法做成一个作品。但这种感受肯定是留在心里了，它会发酵，发酵了以后，偶然冒出一个什么念头，就在里面搅合搅合，然后跳出来。比如说《失去楚国的人》就是这样。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读者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记得亨利·詹姆斯说过这样话，他说，读者对我们来说是从树上掉下来的一枚果实，我们并没有去摇动这棵树，可它意外地落了下来。我的态度也是这样的：读者对我来说等于是一个意外的奖赏，得到这个奖赏我会感到很高兴，很幸运，但我并不会刻意去要求这种奖赏。谢谢！ [size=+0]             [size=+0]    方方：两场都是高水准的对话，我真的很受启发，现在进行第三场，由刘川鄂教授和曹军庆对话。 [size=+0]    刘川鄂：各位下午好，这是第三场。今天这样的活动体现了文学评论工作者对文学的真正参与，所以这样的安排，这样的配对，我都是很乐意的。我觉得再忙，这样的活动都很有意义。 [size=+0]    我与曹军庆在2003年认识，当时长江文艺给他搞了作品研讨会，省作协很多作家都去了。我记得在会上，他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对他评价很高。当时参加研讨会的省内作家、评价家，都对曹军庆的成就、特色都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把握。 [size=+0]    我自己也写过曹军庆两篇文章的评论，当时他写了一篇小说叫《什么时候去武汉》，没看过的人去看一下的话，在今天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在今天这个得到异性很容易的时代，这种微妙的心理，可以说曹军庆把握的确实是非常精道的。后来又因为编写小说集，把他最近写的中篇小说读了一下，和他是老朋友了。我开头就说，曹军庆是一个很低调、很沉稳，但是又很能够坚守自己的作家。因为我总觉得，作家琢磨人，我们也要琢磨作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时刻都在琢磨世道人心的作家。我先问一下曹军庆，我对你的琢磨对不对？ [size=+0]    曹军庆：整个世界好象都是无法把握的世界，从表象上看，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是杂乱无章的。但如果仔细地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也是我写作所坚守的对世界的一种观察。 [size=+0]    很多事情显得比较慌乱，在某一个地方会出现的一件事，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另外一件事，或者说在不同地点有不同的人物，但通常我们能够从内在发现他们的一种关联、一种因果关系。 [size=+0]    在这儿讲一个小故事，非常短。我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少年，我经常去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写诗的，在他的办公室，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两个人我不太认识，只是见过，见面可以点头。有一天我在小巷子里面，下雨的时候，见到这个男的从我身边走过，我点了一下头，大约两分钟以后，见到了这个女的，也是点头之后匆匆过去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个很小的生活细节。但是过去几个月之后，这个小城里出现了爆炸新闻，这两个人因为婚外恋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家庭悲剧。这个事情一下子让我特别震动，我一下子回想起了，某一天下雨的某一个小巷子里面，曾经非常偶然的遇到了这两个人前后从我身边过去，我一下子发现这件事的意义。当我们发生身边任何一个小事情没有任何意义时，它实际上具备非凡的意义，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size=+0]    在我的少年时期，这样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使我对文学找到了观察生活的某一种途径。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谢谢！     [size=+0]    刘川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我们今天这个事情，一个陌生人突然可能会成为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作家有时候可以捕捉到，有的作家捕捉不到的。在曹军庆的作品里都是小县城里常见的生活常见，他觉得他是可以经常捕捉到的，而不是满足于表面故事的描绘，而是着力挖掘人性的内涵，所以他的作品里经常有一些很奇掘的语言，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局，我称之为陡转的结局。就说他所说的，你看到没意义的背后到底意义是什么，这个做法对很多以写实标榜的作家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size=+0]    前面两位作家也谈到了现实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湖北文学的一种强势的写作方法。谁是湖北浪漫主义作家，如果说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人说我无知，但我真的要这样怀疑，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精神、叛逆精神，这种浪漫仅仅是情绪上对主流意识另外一种宣泄方式。我对湖北浪漫主义作家是打点折扣的。对于湖北的现实主义作家，吕志青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追求。但湖北的作家艺术生命都是短的，在中国新的东西常常很短命，在湖北尤其如此，因为湖北是农耕文化意识比较强大的地域，所以湖北浪漫的作家未必是真浪漫，湖北的现实主义作家都在边缘。 [size=+0]    我们标榜着，最自豪、最强势的现实主义是怎样，湖北现实主义作家，有的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大多数的湖北作家，我感觉到还是在对现实审视和反叛层面上，做得不是太好。仅仅停留在一种经验表达的层面上，以前很自豪地说这是湖北热情的现实主义，当现实主义里面没有反思、没有批判时，再来宣扬所谓热情时，热情有时候可能就掩饰了对现实干预的力度。有的作家仅仅是用传统的眼光、个人的经验对现实的一种观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湖北很多作家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真正理解现实主义。如果没有方方在今天开幕式致辞里面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独特的审视，没有在人群中证明自己信念的话，不行，我觉得要在现有中国文学格局中再有突破的话，恐怕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湖北有些现实主义作家，现实和参与批判的力度，即使在湖北文坛上都是没有被充分注意的。比如说胡发云《如焉》里面对当下中国政治这种表达，即使在湖北文坛，对他们的价值，我们觉得是注意的不够的。曹军庆主要是从人性心理的层面，所以我觉得曹军庆的作品，这种心理现实主义应该是湖北文学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还想请曹军庆谈一下，你自己是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的？你自己觉得对内敛世界的参与渗透，对于有些人认为你是带有先锋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你是怎样看待的？ [size=+0]    曹军庆：我在不同场合中说过，我的创作原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写作姿态。但是我对当下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质疑。     我觉得我们当下文学显得比较软弱，当下文学软弱的原因在哪？因为当下文学面对着两种非常强大的对应物，一种就是现实本身的强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荒诞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然后这个价值体系或者物质化各方面的东西都很多，现实非常强大。以前我们说很多东西可以虚构，但现在发现，很多事情已经到了作家虚构也达不到边界，比虚构更加像是假的，更加不可想象。     第二个强大对应物是什么呢？就是现代传媒，现代传媒充斥着各种资讯，这样一种现代资讯有可能是在改变或者涂改现实本身，现代传媒中的现实有可能也有欺骗。     当文学面对两种强大对应物时是如此软弱。现实中的写作也有一些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实主义的写作好象越来越丧失了，或者大面积丧失了文学想象力。现在如果重提文学想象，好象就应该回到文学本身最基本的那些东西上去。但现在很多的作家，都是一种比较功利的写作，面对如此强大的现实和如此强大的现代传媒，有点晕头转向，是对现实简单的摹写。好象是我们把现实抄写下来就是很好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一个状况，很多小说，我们看起来会很头疼，头疼的原因就是很多作家写的东西如此相似。因为相似而显得面目全非。所有的作家都说，我写的是看到的生活，写的是身边的生活，为什么跟别人相似呢？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这是现实主义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     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真实性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因为作家功利性的写作，让我们离现实的真实性越来越远了。如何让文学对抗当下的现代传媒，我觉得作家有责任，通过笔、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对当下现实有一种记录。我刚才在发言开始就说到，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写作者。面临当下的现实一定要进行一种改造，我觉得它不应该排斥先锋文学的某种东西。当我们写作时，我们不应该排斥，不应该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写作者，就应该排斥文学的先锋精神，恰恰是文学的先锋精神，才具有文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回答一下刘川鄂老师心理现实主义的问题？     在我的童年，我度过了非常贫困、匮乏的时代，少年时，有幸经历了80年代文学的黄金启蒙时代，这个时候所有的同龄人都成了年轻诗人，后来我们被抛到底层，在底层生活，放弃了诗歌写作。多年以后，我重新写作，并开始写小说。     我开始写小说时，有着一种非常深刻的怀疑精神或者非常绝望的悲观情绪在里面，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文学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具有哲学意义的很个人的想法。在我最初的写作当中，这种怀疑精神和悲观主义直接就进入了写作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写作阶段，我甚至比较偏执的认为，所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都是具有怀疑精神的，都是具有绝望的悲悯情怀在里面。这样一种想法进入写作时，让我对现实生活有了一种质疑，觉得自己看到的现实不是真实的。同时对文学也开始质疑，觉得自己读到的文学也是虚假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进入生活的背面。我们看到的生活是表面，通过写作进入背面去，甚至有一篇小说名字就叫做《背面》，有些类似于精神探险。这就使我对人物内心进行了一种很深刻的挖掘。这就是早期一直到现在，有一种对人内心的把握的原因。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有失偏颇，但和我最初的创作冲动是一脉相承的。 [size=+0]    刘川鄂：听了这段话，加深我对他以及他作品的更多了解。他刚才说要探寻到生活的背面，这样的探寻其实都有一个创作的基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题材领域，才能寻找到背面。就像方方写武汉，都有自己独特的题材领域。在曹军庆作品里面，也有一个独特题材领域，就是烟灯村，就是他创作的题材领域，这个里面生活的人和事情都是小人物，都是很有趣的。但他背后，背面的意义都是曹军庆所着力挖掘的。烟灯村就是曹军庆作品的背面，就是他的品牌，就是他的名牌。我觉得烟灯村应该有更多读者知道它。所以想您谈一下，你是怎样看待烟灯村和这个小县城的？ [size=+0]    曹军庆：说到我最初的写作冲动是怀疑精神以及对现实的质疑。我当时想到，要回到真实的状态或者获得真实，途径可能一个是追述，一个是虚构。所谓追述就是回到自己的故乡，烟灯村就是一个类似的地方，一个就像故乡一样的地方。我认为人的来处有两处，一处就是子宫，一处就是出生的地方。子宫象征着母亲，后者代表着土地。母亲和土地可能是所有作者无法回避的共通的文学命题，开始的写作冲动很容易就回到故乡了。90年代中后期，刚开始写作小说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到烟灯村，回到出生的乡下，回到故乡。这样回到故乡，实际上是一种追溯的感觉。我的第一篇乡土小说《翠兰的狗子》就是，当我写这篇小说时，地名就安置在烟灯村，因为老家有一个村就叫烟灯湾，所以把人物就放在烟灯村，后来对此意犹未尽，就有不同人物出现，我把他们都放置在烟灯村。     早期的作品都发表在一些外省刊物上，没有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开始的烟灯村出来是无意识的，后来越来越有意识了。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自己的虚构，把烟灯村变成一个完整的、虚构的文学世界，它和现实世界不一样，当然它由我的老家生成，但又不一样，它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世界。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有意识，由最初的无意识到后来的有意识，后来是有意识对烟灯村进行了建设，当然我也写了城市题材，也写了知识分子题材，当我写到农村题材时，必须要对烟灯村进行文学建设，通过我写的每一个人物，通过我新写的每一篇小说，甚至通过一些细节，通过一些故事、一些情节对这个村庄进行建设，希望它能成为完整的文学世界。     而且我现在正在写长篇小说，也希望对烟灯村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描述。因为我写过不同的人物在烟灯村里出出进进，不同人物在里面出生、死亡、恩爱，在里面有各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写作，让它越来越丰富，成为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 [size=+0]    刘川鄂：这个长篇小说叫《烟灯村》吗？ [size=+0]    曹军庆：最初的题目叫《疯狂的救赎》，现在更名为《苏醒》，最终题目还不知道。上次我跟方方老师交流说，我说我有很丰富的写作资源，我说到晃晃馆的事情，她说不如叫《晃晃馆》，于是名字就产生了。这篇小说的名字还没定。     [size=+0]    刘川鄂：前面三位都是写大东西多一点，你写小东西多一点，一说起吕志青就想起《南京在哪里》，说起何存中就想到《太阳说话》，你的每篇小说都写的很认真，很精致。我希望下一篇长篇小说能成为你的品牌性、标志性作品。这是我个人的一定希望。 [size=+0]    曹军庆：长篇小说天天在写，而且进度还可以，我写了一个开头。向后面看，越往后写，我能看到它后面的大模样。我长篇小说写作没有经验，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写作打开更大的空间。上次李俊国老师提到小说空间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精致是在细节方面，在作品的细部，而从整体来看应该要有大的格局，我尽力去做好。 [size=+0]    刘川鄂：一个有耐心的读者和评论家如果仔细读曹军庆的作品，会发现真的很有收获。这个世界转型期，中国一个县城里面，大家日常生活，打麻将也好，开房也好，日常交学费也好，教育孩子也好，曹军庆真的是很细致的现象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我是非常看好曹军庆的写作前景。刚才也提到了方方说到，他们是实力派作家，方方说他们三位是基层派作家，要做这样的活动，推荐他们的作品。在今天有三种作家，一种就是饭馆式的作家，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安身立命，事业和职业二二唯一。第二种就是玩票式的作家，像韩寒，写一写玩别的。还有一种就是自娱自乐的作家，我最近几年来接触比较多。这三块作家，在今天这个文学比较边缘的时代，像刚才曹军庆说到的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对作家生存环境的挤压，一个非常好的小说家，在今天仍然是被埋没的，这是搞创作和搞评论的人面临的问题。 [size=+0]    学术界也是这样，夏老师知道，80年代写一篇作家论，评价论是可以出名的，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影视时代文学被边缘化。再精再用心，写过很多精美作品的作家可能都是默默无闻的。在这样的时候，作协隆重推出这三个作家，力图发生文学声音，坚守文学阵地的积极努力。 [size=+0]    我个人希望这三位作家能够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得到一些激励。说到这里，我想起原来欣赏的一个作家，叫王小波，他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秩序完全是颠倒的，一流的作家默默无闻，三流的作家大行其道，最糟糕的是最优秀的作家还没有诞生。他主要是指现代文学。这句话看起来比较奋进，但并不是没有道理。湖北看起来可能也有一个隐含着对作家的排座次，这三位实力派作家，我觉得你们都是可以冲击这种秩序和座次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希望。 [size=+0]    下面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对话就到这里。     [size=+0]江岳：评论和创作对话，我们经常搞评论的，想问一个问题，三位作家，你们感觉到评论是否影响了自己的创作？或者说什么样的评论才能对自己创作有所帮助？有所影响？虽然对话是评论与创作的互动，但真相是怎样的，不太清楚。现在评论声誉很不好，报纸上都说评论没人看，都是广告式的东西。《当代文学》发表了三位作家的长篇评论，有一篇我印象很深。有人说何存中创作的提高与他的谈话有关，讲了一次故事，何存中就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开，有这样的细节，非常激动。从那以后就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创作就有了一个转变。我不太了解真相，但我看了这个文章，编写这个文章时，我是非常兴奋得。我搞了这么多年，创作一般来说，有时候走到一起，有时候互不相干，“两张皮”，但何存中是创作与批评良性循环，导致后来创作也发生了核裂变，使何存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是第一个问题。 [size=+0]    第二个问题，作协推出这三本书，而且吕志青，我很多年前，跟他说，要开一个研讨会，你的书为什么不早点出来？这也是市场问题。你们的创作是否考虑如何适应和提高阅读市场（读者的接受度）。创作受到市场多大的影响，市场对你创作有多大的干预？吕志青书终于出来了，我首先是祝贺，随便提出问题。 [size=+0]    第三个问题，往往我们强调思想，有时候就容易思想大于形象，如果说你强调生活，形象就缺乏思想，你们创作中间，怎么样在思想和形象之间找到平衡点，保持一种平衡？这三个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实际上评论文章里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提出，你们三位都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大，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你们可以组成创作团，使更多搞评论的人知道作家在想什么。创作与评论互动是多方面的。今天会开的很好，可惜人少了一点，使搞评论、创作的人都失去了很好的机会。就说这么多！ [size=+0]     曹军庆：评论家对创作的关注肯定会给作家启发，但评论家对创作的影响是不是立竿见影，或者马上见效，可能因为作家不同而有差异。您说了何存中一个例子。     我觉得一个作家创作过程本身可能有一些比较神秘的因素在里面，我说神秘不是要强调这个东西，而是这个作家可能有意识想要追求某种东西，在他的写作过程当中。当他进入写作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贯彻进去，不一定能够真正做到；然后他没有想到的，没有有意识追求的一些东西，但在他的作品当中却又出现了，却又做到了某种东西。     第二个问题，形象大于思想或者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理论化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其实不用考虑在写作当中去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或者写作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作家自身有着什么样的精神高度，或者他自身的思考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写作过程中都会自然而然的渗透进去，而不是有意识的要去表达某一种观念性的思想。谢谢！ [size=+0]    龚玉林：我们三位作家都是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我作为一个读者谈以下自己的观点，何存中老师的作品像太子这样的餐馆厨师的作品，吕志青像西餐厅厨师的作品，趋于理性的东西多一点，何老师感性的东西多一点，曹军庆像一个家庭主妇，做得比较精，比较细，把家里的菜谱做得比较细。这是从读者角度来看三位作家。 [size=+0]    确实是三位实力派作家。我想问一下曹军庆，曹军庆早期作品带有很多悲观主义色彩，我想问一下，你个人有没有悲观主义情绪的发泄？ [size=+0]    曹军庆：您说中餐、西餐、家常菜，很有意思。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悲观主义精神和怀疑情绪，最初写作是这样的。但可能是一种写作方面的东西。跟我打过交道的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很明朗、很简单的一个人。我觉得写作和生活是可以分开的。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是怎么看待世界的，可以有一种真实的内心表达。当我作为普通人生活时，我有一种很乐观的，很积极上进的生活姿态。    [size=+0]   何子英：和刚才他回答这个问题也有点关系，曹军庆的作品，我读的比较多，我个人非常欣赏曹军庆的作品。我感觉曹军庆的作品色调是比较冷的，就是刚才说的悲观主义的东西。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冷色调影响到了他，因为这是一个狂欢的社会，冷色调与当下精神状态格格不入，所以影响了他作品的传播。我觉得他很多很精致的短篇小说，可以让更多读者知道或者喜欢，但实际上没达到这种效果。特别是他有几个短篇小说，当时发的时候，我推荐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推荐了几家杂志都没有选，他们选的作品都是很平庸的。 [size=+0]    所以我建议曹军庆，你在短篇小说中，一直保持着这中冷色调，还是可以的。但您在中篇和长篇创作中，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色彩。这是我的一个问题。你自己是怎么思考的，有没有合理性，这是一个方面。 [size=+0]    在座的很多评论家，对于怎么样让作品既保持高品位、高艺术水准，同时让读者能够更广泛的接受，今后在创作中处理这个问题，你谈谈自己的想法？ [size=+0]    曹军庆：谢谢！在座的有很多湖北非常顶级的评论家，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请教一下你们。我们对文学似乎有一种双重标准在里面。什么意思呢？当我们面对经典作品时，我们对那些“阴郁的力量”和“残酷的真实”，可以众口一词地说它是如此伟大，没有人会从冷或灰暗的色调上加以质疑。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认为可以给经典作品、经典文学加分，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标准来看待经典文学，因为经典文学接受了时间的淘洗。而对当下的写作，评论家采取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标准，这种标准是否是文学标准？或者说又另外有了其他的一些东西的介入，我不太清楚。当下的写作，如果你是一个冷色调，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尽管真实，但过于残酷，有可能就会受到诟病，或者说不太被重视。我觉得文学的双重标准是存在的。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当下很多冷色调的写作就一定是好的。我们需要有一种宽容的姿态，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并给出它们生长的空间。     我对当下很多写作也是不太满意的，和经典作品比较起来，我们最大的差距在哪儿？最大的差距就是经典作品的悲剧性东西，很重要的是有一种悲剧感在里面，悲剧感意味着崇高，意味着力量。而当下的很多写作实际上是对苦难的一种展示，我们展示了很多苦难的东西，悲惨的东西，但没有悲剧感，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异。     何总刚才提的建议，对我很关心，我们私下也交流过。我的写作一直在进行着一些调整，这样一种调整可能不一定有很大的效果，但我觉得，每一个写作者都需要调整。我现在写作和以前的写作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这样一种写作也不是一种妥协，在坚守的同时，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size=+0]    刘川鄂：有的评论家有的是借文章说社会说历史，这一种比较多，另外一种评论家是一种职业方式，可能有一些规则。也不是两重标准，并不是对冷色调不认识，感性表达一个作品时可能把作品已经说透了。但在今天话语环境中，并不是每一个涉及到人生的话语都能说透的，可能有的评论家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不太适合的。 [size=+0]    另外还有一种作家，他知道什么时候说的话上面喜欢，现在没时间，这个方面不说了。 [size=+0]    我想说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尤其是早上，我一进来，方方早上说的很好，不知道作协领导都能不能明白方方所说的话，我认为湖北作家有的太静，有的太乖，为什么太静呢？为获奖写作，为获得钱而写作，为什么太乖呢？就是为主流意识写作，为领导写作。湖北其实有很多好作家，我觉得作家就是要有鄂东文人敢于反主流、叛逆的东西，也有吕志青所说的可以坚守的东西，也有曹军庆对他冷色调固执的坚守。我是个人看好，不大适合变成文字。谢谢！    [size=+0]    方方：谢谢三位教授主持，也谢谢三位作家的精彩发言，今天活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没有想到。当他们对话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下，而且说出了很多平常听不到的东西。我作为一个写作者非常受启发。我真的有点意外，没有想到。 [size=+0]    而且下面提问的水准非常高。从我个人印象中，何存中他谈到鄂东文人身上有武人气，武人身上有文人气。而且他说人生有些事不是凭聪明可以做到的，尤其写作是这样。这句话很像他的作品，这么多年来，何存中的创作没有一点点玩聪明，完全是扎实的写作。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size=+0]    吕志青的对话中间，谈到了阅读对他的重要。他说到：他认为小说有两个根，心灵的根和现实的根，小说没有这样两个根是没有意义的，他在写作中寻找日常中的神奇，这是很有意思的观点和话语。 [size=+0]    曹军庆和另外两个作家完全不同，曹军庆谈到了，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是比作家虚构更无边际，每个都有这样的体会。他谈到现实主义作品中，现实主义与先锋精神的关系，你是不是写现实主义就是临摹，就是把现实表达出来？他提到现实主义与先锋精神，我很受启发。而且他有一个观点，“走到真是背后去”，这些话，这些想法，都对写作者有很深的启发，也很有意义。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他们谈的非常好。我个人有很大的收获。 [size=+0]    只可惜，我们选对了一种方式，但是选错了地方。选错在作协开全委会的时候，而全委会的委员更喜欢听报告，而不喜欢听专业的文学对话。所以以后不要再在全委会上开这样的会议，让喜欢听报告的委员还是听报告，让专业对话放在专家中进行。今天有一点遗憾，这么好的专业对话，这么多的好作家，这么多好的观点，全委会的委员毫无兴趣。这也说明，我们面对的文学生存、文学发展的环境，仍然是很艰难的，仍然要靠我们继续往前努力，面对着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可能各位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挣扎，继续像你们以前一样慢慢地爬。 [size=+0]    今天在这里特别感谢各位坚持到最后，感谢几位教授的点拨、引导。做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兴奋，而且有莫大的惊喜。会议马上结束，再次祝贺《三人行文学丛书》首发式圆满成功，同时感谢执行主编高晓晖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工作！也对在座的各位表示感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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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玻璃发卡

曹军庆

村长垮掉了，就地免职。据顾厂长说没让他坐牢，就算便宜他了。这个人在村子里太无法无天，简直就是村霸。无论什么事，他说一不二，没人敢反抗他。如果要数一数他的罪状，那可不是一会儿两会儿就能说完的。顾厂长斜着眼睛瞟了一下李福正，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吧?比方说他贪污公款，到处吃吃喝喝，还像以前的地主一样糟蹋妇女。说到这里，顾厂长有意识地顿了顿，他看到李福正的脸变得刷白。顾厂长对此很满意，他喜滋滋地吸了口烟，喷出一大口烟子。村里这几家村办企业，像砖瓦厂啦，河沙厂啦，预制板厂啦，都像是他自个家里的，是他私人的钱袋子。他想什么时候伸手捞一把，就什么时候捞一把。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让他这么弄下去，几个厂子早晚得败在他手里。现在好啦，村长垮了，村子里又有指望啦。
以上谈话，是白天里的事，发生在砖瓦厂办公室里。顾厂长倒背着手，一边吸烟一边通报了村长垮台的消息。到了这天夜里，李福正在自家床上，通宵达旦地暴打蔡雪儿。蔡雪儿手脚被捆，裸着身子，横躺着。屋顶上亮着的灯光一个劲儿地晃动。李福正把一条蓝碎花布带子浸泡在水里。他审视着床上的女人，冷笑。他简单搓洗了一下手，从水中捞起布带子，拧麻花似的，把它拧干。布带子长约三尺，李福正抡了几圈，还算满意。
像顾厂长一样吸完一支烟，李福正又开始抽打蔡雪儿。他闷声不响地打，一下接着一下。被布带子打过的地方，在蔡雪儿白嫩的肌肤上，出现了一道道紫色的淤斑。她的腹部、胸部、手臂和脖子那里，紫色的斑痕纵横交错。李福正暂时还没有打到她的脸上去，他还给她留着脸面。捆蔡雪儿时，本来准备用抹布或丝袜堵上她的嘴巴，以免她叫喊。后来一想，要叫喊就让她叫喊吧，村里人也应该知道她男人在收拾她呢。但是，出乎他的意料，蔡雪儿并不叫喊。屋子里现在是这样一幅场景：李福正闷声不响地打着床上的女人，而床上的女人圆睁双眼，也闷声不响地承受着。看上去这不像是一场正在进行着的殴打，倒像是两个人在做一个很枯燥的游戏。
拧干了的布带子还是湿的，它被拧着，像一股绳，抽打在蔡雪儿的身上。她发现，疼痛是一个过程。当它刚接触到皮肤时，有一些微凉，随之，痛感烙在那儿，并向别处扩散。抽打的声音不像木棍击打身体时那么沉闷，也不像鞭子那么脆响。它的声音是中性的。
疼痛，在身体的表层和内部蔓延。它们随着李福正不停顿地抽打连成一片。蔡雪儿的全身都在燃烧，皮肤红肿。火烧火燎，各个关节处木头似的突出着。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粗糙，在膨胀。捆着手脚的绳索，在向着肉里面陷落。它已经不再是绳索，像是细细的线。好像一使劲，就能挣脱它。但事实上不会，它更紧地捆绑着。
蔡雪儿注视着这个疯狂的男人，他抽打时，鼻孔张得很开。他哼哧着，在使出浑身的力气。墙上，唯一的窗户关闭着。透过窗口，能看到外面。因为窗户关闭着的缘故，蔡雪儿的视线被阻挡着，但她知道外面的一切。在村头，有一棵皂角树。结婚的那一天，正是在这里，蔡雪儿看到村长和李福正在皂角树下说了一会儿话。李福正低着头，大部分时间是村长在说，远远看去，村长的样子显得很亲切，也很温和。然后，村长骑着那辆红色摩托车一溜烟地离开了。
晚上，喜酒喝到很晚才散。李福正喝醉了，村长给他猛一下灌了两大碗。村长是村干部，经常可以喝酒。所以他有酒量，两碗酒小意思，根本放不倒他。可李福正不行，李福正一喝完就趴下了。村长哈哈大笑，用手指着他说，李福正你都这样了，看你怎么入洞房。
村长的话李福正还是听到了，他想说村长，我没事。可是旁边还有一些人在起哄，他们吵吵嚷嚷的。李福正听到他们说，李福正要是不行了，村长可以帮忙啊。村长说，哪能呢。这么闹着，夜便深了，闹新房的人一拨一拨地走了，屋子里只剩下蔡雪儿和李福正。她看到李福正脸色很差，眼神总是躲向别处。
这时，屋里的灯突然熄了。电工喜顺晃着一根长长的手电筒过来了，他对李福正说，可能是保险丝断了，又跳闸。
李福正站都站不稳，说跳就跳吧。
喜顺说村长让你帮我去弄呢。以前出了这种事，也都是喜顺跟李福正去弄。
今天我不弄，李福正说。
村长说要你弄你也敢不弄吗?喜顺惊讶得张大了嘴。
村长!李福正像是回过神来了，跟着喜顺歪歪倒倒地往外走。
蔡雪儿看到李福正那样子走了出去，在他前面，手电筒发出的光柱像蛇一样扭动。过了好久，灯还是没亮。好像李福正回来了，蔡雪儿听到了脚步声。他摸着黑上了床。他压到蔡雪儿的身上，一下子就撞进去了，把她灌得满满的。他撕扯着她的胸脯，撞击着她，好像要把她撞碎为止。蔡雪儿还不曾受过这般撞击，她几乎要窒息，晕厥。一股温热黏稠的液体，顺着她的大腿往下流淌。蔡雪儿啜泣着，低声说道，李福正你轻点儿，李福正你弄疼我了。
在黑暗里，李福正也不回答，他只是嘿嘿地笑着。蔡雪儿闻到了酒味、蒜味和汗味混杂在一起的奇怪味道。还有鱼腥味，鱼腥味里像是掺杂了血丝。
李福正什么也不说，他又出去了。蔡雪儿想，大概他又帮喜顺弄保险丝去了吧?
这下子灯亮了。李福正悄无声息地站在灯下。他显得疲惫不堪，嘴皮子灰白。他像是被抽去了脊梁骨，或是被打断了脊梁骨，身子软塌塌的。他的目光依然躲躲闪闪，但看得出来，他在窥视什么?他的鼻头耸动着，也像是在刻意地嗅着什么。
他拉上了灯。一直到天亮，他再也没有碰过蔡雪儿。好像身边睡着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枕头或被子什么的。
过了好一会儿，李福正还有呼吸，蔡雪儿估摸着他并没有睡着，说村长跟你说什么呀?
什么时候?
白天呀，在皂角树下那会儿。
哦，你都看见了?也没啥事。村长问我想不想去砖瓦厂，我说我当然想去。他说那好，叫我明天就去砖瓦厂报到。他还给我安排好了，先做办公室主任。他其实早就在民办教师里物色过了，想要我出任办公室主任，就是不知道我愿不愿意?这可是好事。他还说顾厂长年纪大了，也做不了几年了，等他一退下来，就让我顶上去。
可真是好事啊，那你去弄保险丝怎么也弄了这半天?
喜顺家里的保险丝没啦，又和他一起去了小卖部，在那里翻翻找找就给耽搁了。
听这么一说，蔡雪儿一转身，就沉沉地睡了过去。李福正却睡不着。砖瓦厂此时正红火，农民有了点钱就要做新房，做新房谁不要砖啊?再说当了厂长，那可就不同啦。看看村里的厂长经理，哪个没有发财?就说那顾厂长吧，在村里做了一栋楼房，在镇里有一栋，听说在县里也有。如果能坐上他的位置，民办教师李福正就将摇身一变成为农民企业家。到那时，他还会缺什么吗?女人?哼，简直是笑话。想到这儿，李福正的心里不再那么刺痛。
抽打了一阵子，李福正手上的布带子松开了。它不可能永远保持被拧着的状态。因为蔡雪儿肉体上的体温和不停挥舞的缘故，它里面的水分在减少。松散开来的布带子仅为半湿，像是毛巾，或擦汗用的披肩，上面满布着皱褶和折痕。
它抽打下去，发出的响声变成了啪!啪!新的疼痛明显在减弱。李福正丢下了布带子，扔在水盆里。它像一匹海带，在盆里马上吸饱了水。
李福正第二天就去上班了。顾厂长年龄偏大，精瘦，阴恻恻的，有点像账房先生或看风水的。他说这么急啊，舍得把新娘子搁在家里?李福正说，早些来熟悉些情况吧。什么情况?顾厂长说都一个村子里，什么情况不了解?嗯?他故意把最后一个字拖出很长的音来。李福正听着特别难受，他浑身上下像是爬满了松毛虫。
在砖瓦厂里当办公室主任，李福正成天觉得无所事事。顾厂长不吩咐他做事，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是和当老师不一样，李福正时常要在外面喝酒。一有喝酒机会，顾厂长就会带着他。顾厂长跟人介绍说，这是村长提拔来的，李主任。有人敬酒，遇到顾厂长招架不过来的，就让李福正代喝。在他第一天来报到时就喝醉了。喝醉了的李福正一回来就睡下了。他又上了蔡雪儿的身子，这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了，可是他的东西仍然软着。它就像一块死去了的肉，冷冰冰的。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又一起试过无数次，它还是如此。它病了。
李福正成了一个病人，这是为什么呢?他后来放弃了，放弃了和蔡雪儿之间的夫妻生活。他不再上她的身子。他的心事全在厂里。这也是他剩下的唯一希望。他也有野心，一个男人谁没有野心啊?尤其是到了厂里，他亲眼见识了顾厂长手上的权力和随时可以得到的好处，更让他心急如焚。他盼着顾厂长能尽快退下来，由他接任。李福正非常露骨地和村长表达了他的意思。现在，他和村长说话不再低三下四，他的眼睛坚定地看着一个方向。这表明了他强硬的立场。村长说他在想办法，不能性急。村长还说，他早就有换厂长的打算，派李福正去厂里明摆着就是这个意思，明眼人谁都能看出来。可是，顾厂长这个人的背景比较复杂，在镇上有人，听说县里他还有人，所以不能硬来。这些都是村长的底牌，当着李福正的面他都亮出来了，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李福正放心。
最后，村长说，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可是，蔡雪儿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她为丈夫而忧虑，李福正怎么会这样呢?在新婚之夜里，他不是很威猛么?她越来越对这事存有疑虑，却又不愿深想。村长为什么突然间对李福正这么好呢?当厂长，那可是每个男人做梦都想得到的肥缺。她必须追究，她要询问李福正。
她说，你怎么就病了呢?
我吗?我没病，我一直就是这样子。
不对，那天你不是。
哪天?
结婚那天呀。
那天我没要过你呀。
你要过。
可是，李福正惨笑着，那天是我吗?
说出这句话，李福正就像是在自己心上扎了一刀。他本来还侥幸地希望事情不是那样子。当他和喜顺一起去弄保险丝时，心里就很有些不安。当时他还头疼，就像是有锥子在里面钻。弄好保险丝回来，他看到村长鬼鬼祟祟的影子正从他家走过。他想否认这事，那不是村长。或者那就是村长，不过也只是刚好从他门前路过。李福正这么想过。但他明白，那是在骗鬼呢。村长!村长糟蹋的妇女还少吗?他会放过我?还有，他以前为什么没要我去砖瓦厂?偏偏一看见我新娶回来的媳妇就要我去砖瓦厂。我从来就没跟他提出过，那么好的事我想都不曾想过。看来村长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包括在皂角树下对他的许诺，停电，喜顺来找他，去小卖部买保险丝。这些事连在一块儿，李福正想通了，这个交易他能接受。村长睡了他的女人，他又能怎么样?村长睡的女人可多了，谁能把他如何呢?如果村长能兑现他的承诺，让李福正顺利地当上厂长，他还要感激村长呢。对，当然要感激。
但是，对蔡雪儿，那又是另一回事。她已经是个肮脏的女人。她要么知道真相，要么是在装糊涂。李福正的病根，正是源于她的所作所为。他不能对村长怎么样，却可以迁怒于蔡雪儿。他一定要撕开这层纸，让那暗处的事情裸露出来。
李福正的身子硬挺挺的，像一具僵尸。他在观察蔡雪儿的反应。
蔡雪儿哆嗦着，所有的疑问此时全解开了。她记起来了，从窗口看到了李福正和村长的身影，他们在皂角树下密谈。还有暗夜里嘿嘿的笑声，她记得李福正很少这么笑过，村子里经常这么笑着的，似乎只有村长。细想想，李福正身上也没有那样浓烈的蒜味。以及，那天夜里古怪的停电，和李福正极不情愿的离去。还有，李福正突然现身灯下，活像个鬼魂。
布带子在水盆里，充分地舒展开去。新一轮殴打，尚在酝酿中。李福正在喘息。蔡雪儿平躺着，头下没有垫枕头。她努力地把头伛着，这样使劲转动脑袋显然是想看到她自己刚被打过的身体。但她只能看到很小一部分。
李福正不会放过她，他还会再打她。打自个儿的女人，他可真有一套，简直要往死里打。在这短促的间歇期里，她身上的疼痛稍稍有些消退。蔡雪儿感到只有一部分身体还是她的，另一部分好像已经是别人的了。或者不再是肉体，变成了物品，比如木板或织物之类的。肢体无法动弹。表皮全成了创面。它们连结成一块，像新结出的一层硬壳，或甲胄，或鳞片。总之，就是这一类与自己全无干系的东西。它们是一些附着物，是蔡雪儿新长出来的，蔡雪儿就罩在这里面。
蔡雪儿相信会有这么一天，他一直就在等着她。自从蔡雪儿知道真相后，她就明白会这样，李福正肯定会报复。那么，他报复的对象又是谁呢?村长吗?他不敢。不要说村长还在给他好处，就算村长什么也不给，他也没胆子对村长下手。蔡雪儿太清楚了，村里的男人都一样，李福正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他为此还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他娶回了妻子，却要不了她。他所受到的刺激和屈辱太大了。正是这刺激和屈辱，让他变得不再是个男人。如此说来，蔡雪儿也是有罪的。尽管她当时并不知情，或许在懵懵懂懂中她也是受害者。但她还是认为自己有罪，她和村长都有罪。所以，被李福正这样殴打，她觉得是早晚的事。她没有痛哭，也没有叫喊。
在李福正挑明了那件事之后，蔡雪儿曾和他商议过，她愿意去告发村长。听她说出这种话，李福正就像大祸即将临头似的，吓得魂不附体。他一把捂住她的嘴，这话也能说吗?天哪，这话也能说?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你还想再怎么害呢?李福正其实用不着这么害怕。更有可能，他怕的是不能当上砖瓦厂厂长。那时候他以为这个厂长位子马上就可以到手了。
李福正在殴打他的妻子，在他家里。行凶的理由，场所和凶器，一切都是现成的。他粗暴地绑住了蔡雪儿，随手抓起了一条布带。它是家庭里很普通的一件杂物，椅背上，篾器上随处可见。然后，他看见了地上的一盆水。那是蔡雪儿准备洗澡用的，李福正把布带子丢了进去。
蔡雪儿看到李福正又在拧布带子。他把它对折了两次，在齐腰的位置上拧着，哗哗的水声逐渐变得淅淅沥沥。
他扭过头来，眼睛看着蔡雪儿。突然，他怕烫似地松开双手，布带子掉落在水盆里。他扑了上去，就的蔡雪儿的身上褪去了衣服。冲动来得那么迅猛，他鼓胀着，进入了蔡雪儿。他忘我地做着，身上的能量似乎无穷无尽。
李福正喜极而泣。他捧着自己的东西，它活过来了。是的，它复活了!它曾经死去过，现在又复活了，李福正怎能不哭上一场?
蔡雪儿也哭了。她亲眼目睹了李福正的复活，这真是一个奇迹啊。假如自己被毒打，才是治疗他的药方，她情愿这样。李福正的心里苦过了那么久，这是她的丈夫，她期待着此时能跟他和好。蔡雪儿的心里涌上了一股温情。这温情覆盖着她，她甚至想要伸出手来抚摩一下李福正。嫁过来以后，她还不曾好好地抚摩过他呢。他是她的男人，这就够了。能当上砖瓦厂的厂长固然好，就算当不上，只能回家做农民，她也无所谓。可是，她的手伸不出来，她一直被绑着，她无以表达她的温情。只能呻吟似的说，李福正，你好啦。
他看到了蔡雪儿的泪水。也看到了她身上的血丝。那些创口，被他刚刚蹭破的地方，或是被他挤压过的地方，有殷红的血迹和乳白色的体液在往外渗。但那些泪水和血迹并不能打动李福正。他所获得的是一种恶意的快感。此刻，李福正厌恶地皱着眉，他回味着刚结束的一切。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他才能恢复性的能力呢?一定要在他的愿望完全破灭之后，他才能重新做回男人。这是为什么?他又一次想到了村长，村长是他的奇耻大辱。但他只能把这笔账算到蔡雪儿头上。村长在位时，他唯有忍气吞声，并企图从这件事里获取一些好处。如果村长不垮台，这是可能的。可是村长垮台了，他说垮就垮了。垮台以后的村长也无非是个农民，此时再去找他算账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让人耻笑而己。
愤怒、仇视和悔恨，彼此交织在一起。隐约间，还有蔑视。李福正痛苦地问道，那天夜里，村长也是这么干你的吗?
蔡雪儿答，是啊。
你也是这样让他干的吗?
蔡雪儿又答，是啊。
蔡雪儿本不想回答。可是，从他的神态，蔡雪儿看出了他的心事。他不愿跟她和好，他的仇恨还在增加。她几乎能看得见他的恨意，男人的恨意那么明显，在他眼里燃烧。蔡雪儿想，既然如此就让他打吧，这会儿就算让他打死又有何妨?
李福正恢复了沉默，不再问话。他拧干布带，把它抖开，再把湿布拧成绳的形状。他在抽打。抽打的声音持久均匀地继续着。像是河边石上捣衣的声音。
蔡雪儿身上的血痂，在抽打下纷纷破裂。血水进溅。体内的疼痛远离她而去。她已经麻木。好像她的身体也变成了抽打的声音，飘浮着，一直飘荡到某一条河边。或者，她的身体已和抽打她的布带连成了一体。她躺着，是被抽打着的更大的一块布料；而高高举着的布带子，则是从她身上撕下的一个截肢体，或一块血肉。
只有当布带子从她的身上扬起时，蔡雪儿才会感到一些痛。而当它落下时，她几乎要以为那是一种抚慰。然而，她不怀疑李福正会打死她。她想，李福正如果不打死她，没准儿她也会弄死李福正。她可以在他的酒里，或是在他的饭里下毒。这是最普通的做法，恰是它的普通，因而最难让人防范。乡村里的许多次谋杀，都是下毒。以前，蔡雪儿也想过要以这种方式对付村长。李福正不让她去告发村长时，她就这样想过。而此时闪现的这一念头，针对的却是李福正。它让蔡雪儿极度亢奋，她简直要因此而发抖。她的脸上露出了模糊的笑容。
此时他们彼此憎恶，相互仇恨。追根究底，这件事的根源在于村长。但他们好像都刻意忘记了这一事实。尤其是李福正，他在家庭的内部处置蔡雪儿，他要整治她。是啊，他把所有的账都算到了蔡雪儿的头上。他在发泄，他总要找到一个可以泄愤的地方，并摆脱羞辱。男人，他为什么如此的歇斯底里?惩办自己的女人可能更为便捷，也更为随意一些。
李福正停止了抽打，他又一次上到蔡雪儿身上。
毫无疑问，这个男人在强暴她。她的丈夫，在残暴殴打之后，又变换一种花样来折磨她。他的冲撞无休无止。这种事，本来应该是两个人的快乐，她曾无数次渴望委身于他，却不能够。而现在，它变成了一种恶毒的侵犯。蔡雪儿圆睁双目，汗水把她的发丝贴在脸颊上。
你这个恶棍!
她在心里呼喊着，却发不出声，她只是死盯着他。
身体的摩擦，比布带子的抽打更痛苦。那些创面，被多次而重复地磨破。但李福正毫无顾忌，他抽动着、痉挛着，像是临死前的挣扎。蔡雪儿隐忍着。她觉得无比丑陋，但这是她丈夫，她只能隐忍。这个时候的李福正，和那天夜里的村长又有什么区别呢?蔡雪儿在心里偷偷地拿他和村长进行了比较。她在思忖，男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或者说男人之间有区别吗?她痛恨，而且鄙视身上的这个人。他居然不去报复村长，却拿自个儿的妻子撒气。
李福正最终没能当上砖瓦厂的厂长。在村长和顾厂长的争斗中，村长落败了。所以，李福正是当然的牺牲品。精瘦的顾厂长是只老狐狸，他很清楚李福正的来历。他曾在心中暗笑，哼!跟我玩这种花招啊?玩吧，我陪着你们玩。而表面上，顾厂长却不动声色。李福正来到厂里不多久，顾厂长就去县医院里住院了。他身体不好，据说是肠胃有问题。村长代表村委会到县医院去看了一回。按村长的观察，顾厂长的确气色不好，精神委靡。他还跟村长诉苦，说他是累成这样的，不想再干了。
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一招，没想到村长还是中招了。回来后，他暗示李福正时机快要成熟，要他赶紧熟悉厂里的情况，争取早点接手。
村长拍着李福正的肩头，说顾厂长也该歇歇啦。
对李福正而言，所谓熟悉情况不在话下，厂里的情况很容易掌握。他在担心顾厂长的病情，这个人是否真的病了?或者他的病情还有没有可能加重?按惯例，村办企业的负责人，村长有权更换。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李福正期待着村长能独断专行，快刀斩乱麻，在顾厂长住院期间就让他接手。只有真的接手了，才算是板上钉钉了。否则，他总害怕会出岔子。
岔子果然还是出了。顾厂长住院是假，他在活动，并频繁地来往于县里和镇里之间。顾厂长有很复杂的关系背景，能说得上话的地方很多。他假装住院，有效地麻痹了村长。村长毫无抵抗和防范。顾厂长对村长的告发非常有效，他手上有很多证据。可以看出顾厂长是个有心人，他在平时就很注意搜罗这些东西。它们大多是村长在经济和生活上的问题。除了砖瓦厂，还有村里的其他企业，顾厂长都一并搜罗到了。从内容上看相当严重。村长根本来不及撤换顾厂长，他自己就被搞垮了。
镇里要撤掉一个村长真是太简单了。私底下，一名副镇长还气愤地说，镇里担了担子，要保护下面的干部，不然的话，是完全可以把他抓进去的。抓进去是指哪里?当然不言自明。他也太胆大了，副镇长说，政府可以法办他。
得知这一消息，李福正差点儿瘫痪了，一股凉意寒透他的骨髓。仿佛被扔进了一部绞肉机。他的血肉，他的身躯被绞成了纷飞的碎块。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而顾厂长却笑嘻嘻的，面色红润，一点也看不出病人的迹象。顾厂长心情不错，他复述了一遍上头对村长的处理意见。他个人认为，这样处理是对的，组织上再不出面，村长肯定会把这么好的村子彻底搞垮。
接着，话锋一转，顾厂长说到了李福正的事情。
他说，设办公室主任一职，是村长强行安排的。这一点相信李福正自己也清楚。作为厂长，他本人并不同意。因为这是个小厂，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打打杂，接接电话就够了。以前本来就有一个人，人家干得挺好的，没有必要再另设一职。现在，顾厂长正式告诉李福正，他要么下到车间去当工人，要么回家。当然，如果李福正有很过硬的关系，他还可以再回到学校去。据他所知，李福正从前的岗位已经有人顶上去了，学校里目前并不缺人。你多少是个文化人，顾厂长说，我不跟你来弯弯绕。
李福正骂了一句，骂了一句什么，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他的脸像死人一样。折腾了这么一番，他李福正什么也不是。就算学校有空位，他还有脸回去吗?回家，他只能回家种地。他的一切都已落空。
走在路上，李福正忽而想哭，忽而想笑。他也可能真的哭过或笑过了，只是那些哭声和笑声都被憋在心里，它们在他心里胡乱冲撞。想着经历过的事，李福正一阵阵恶心，他作呕，想吐。他看到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一个被传扬着的笑柄。他好像听到了嗡嗡嘤嘤的讥讽声和窃笑。他不想在路上碰到哪怕一个熟人，可能他真的没有碰到。他的脑袋昏胀，手上像是握着两块烙铁，火辣辣的痛。同时，他的手指头和掌心里痒酥酥的。他这时候想到了蔡雪儿，蔡雪儿是他的奇耻大辱。交易落空了，他所承担的痛楚因此在一瞬间就被放大了。他想到了痛打她。忍耐了这么久，他还没有打过她呢。他不会苒忍了，他要揪住蔡雪儿的头发，把她摁在地上，往死里打。这样兴许才能好受点，不然的话，他会崩溃的，他宁愿撞墙而死。
李福正独自喝了酒，他很少这么喝酒。在一家小酒馆里，他酒喝得多，菜吃得少。他那样子是成心要把自己灌醉。他可能还没醉。有时候你越想醉，越是醉不了。他没醉是因为他还记得自己的耻辱。回到家里，已到了晚上。李福正径直走进卧房。他看到地上有一盆清水，蔡雪儿正准备擦洗身子。那是一只红色塑料盆，蔡雪儿总用它来洗浴。他一眼就瞥见了椅背上搭着的一块布带子。它半新半旧，上面有一些蓝色的碎花点。不知道蔡雪儿要拿它做什么用。它不是毛巾，也不可能用来缝制衣服。那它是什么呢?或者它就是缝制衣物或被服剩余的布料。谁知道呢?好像并没有见过这一类东西。而此时，它被闲置着。李福正沉思着，他抓起它来，把它扔进水盆。
手掌上火辣辣的痛和奇痒消失了。它们变得冷飕飕的，像是刚从冰窖里提上来。
李福正被一股奇异的力量驱使着，他把她捆绑在床上。当第一次抽打落到蔡雪儿身上时，他热血奔涌，他的心里猛地踏实了。是啊，痛打，发泄，至少让他找到了一件可以做下去的事情。他的心里充盈着难以言表的酸楚和喜悦。
天快亮啦，一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一整个夜晚，他对自己的妻子进行了多次殴打和奸污。这就是他做的事。现在他弯腰站着，他在端详蔡雪儿。而蔡雪儿却在冷却，灼痛感钻入到里面。她身上血痂的颜色发黑，变得乌紫。那上面的硬壳，鳞片在变厚、加重。像一只乌龟，或甲壳虫，蔡雪儿被裹在或是背负着一层厚厚的壳盖。
而在脖子以上的部位，她的脑袋并不曾受伤。可是，仍然浮肿着。肿胀，使她脑袋上的皮肤油光闪亮。像是害过长时间的肾病。从她口里呼出的气息，赤热，带有腥气。她的上嘴唇也在出血，可能是被她自己咬过，因此她的牙龈上沾有血丝。
蔡雪儿望着李福正，轻声说，你下手真重啊，你这样打我，你会打死我的。
真的!你这样打我，总有一次会把我打死。
李福正的腰弯得更低了，他像是俯着身子查看，或倾听。
你知道吗?李福正，你是个恶棍!你打我，强奸我，又打我，又强奸。你可真狠啊。是不是这么做你就成了男子汉?或是这么做你就不窝囊了?李福正，你是不是现在就不再窝囊了?
李福正不回答她，但他在听着。
你就不怕报应吗?不怕我复仇?你信不信7，如果你不打死我，我也可以害死你。我可以给你下毒，像毒死一只老鼠那样毒死你，你不怕吗?
蔡雪儿意味深长地笑着，笑容，让她的脸更可怕。
李福正可能累坏了。他给蔡雪儿松绑，然后洗了个澡，四仰八叉地躺下。他很快就入睡了，睡得那么香。很久以来，他都没有睡得这么香过。他打起了呼噜，喉结上下窜动。乡间的男人做够了农活，都会这样睡去。蔡雪儿看着他。一个农妇，看见自己的男人睡得这样香甜，是可能会生出一分柔情来的。而她却没有。只不过是想要看到自己的男人无忧无虑地睡觉，她不明白如此普通的幸福，为什么对她却是这样难?李福正在打鼾，鼾声均匀。她想道，我能不能去抚摩一下他呢?但是，身上的疼痛却又提醒她，在刚刚逝去的这个夜里，他对她所犯下的罪行。他打我，我恨他吗?蔡雪儿呜咽着，我当然恨他。我恨死他了，我再不会像这样恨一个男人。
蔡雪儿往自己身上涂满了药膏。她把能找到的眼药膏，皮炎膏，甚至冻疮膏全涂了上去。药膏涂完了，有些地方还没有涂到。她又走进厨房，把做菜用的食油倒在手上，往身上涂。她一边涂抹，一边哭泣。看着熟睡中的李福正，胸脯那里在轻微地一起一伏。蔡雪儿哭得更厉害了。当她被毒打的时候，她没有哭过，而现在她尽情地哭着。她太冤屈了，不过是要让李福正这样平常地活着，却要她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而且，她不知道所付的这些代价是否已经完结。
过了几天，蔡雪儿慢慢地开始复原，涂过药膏或食油的身体表皮，就像是长满了疮疤，看上去那些东西是那样的肮脏。她小心地穿上衣服，遮盖上它们。她的头部虽然还有些浮肿，却没有任何曾遭到过毒打的痕迹。这是一件丑事，蔡雪儿不想让外人知道。这天，蔡雪儿要去镇里赶一趟集。为什么要去镇上呢?她自己并不清楚。可是她要上街。
蔡雪儿在路上碰到了一些村里的人，她尽量避开和他们交谈。要在平时，蔡雪儿是个话比较多的女人，喜欢跟人东长西短地随意聊聊。现在她却有意地躲着他们。她因此看上去有些古怪。到了街上，蔡雪儿首先去了卖农药的商店，她在那些剧毒农药的柜台前转悠着。柜台后面的一位大嫂面目和善，她对着蔡雪儿微笑，细心地向她介绍这些新药品的药性和用法。蔡雪儿很有耐心地听着，脸上一直挂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并时不时地露出梦呓般的笑容。大嫂终于介绍完了，她问蔡雪儿，你想好了吗?打算买哪一种呢?蔡雪儿一怔，像是突然间醒过来了，她想了想，说还是不买了吧。
走出店门，蔡雪儿又回过头来看了看，这家商店名叫“庄稼医院”。蔡雪儿并没有在大街上逛，她进入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子。这里住着一位瞎子男人。瞎子给人算命，顺便还捎带着卖鼠药。镇里派出所明文规定不准销售鼠药，可是乡下谁都知道算命的瞎子偷着在卖。蔡雪儿走进了瞎子的住处，为什么瞎子住的地方一定要这样阴暗呢?蔡雪儿闻到了一股柴油或酱油混杂在一起的奇异味道。蔡雪儿问道，你这儿有老鼠药卖吗?
瞎子躲躲闪闪地试探着，当他确认蔡雪儿不是“暗访”时，才放下心来。他告诉蔡雪儿，近段时间风声比较紧，派出所查得很厉害。然后，他亮出那些破报纸包裹着的粉末。他说，这就是著名的“三步倒”。“三步倒”听说过吗?它的毒性那可是最强的。蔡雪儿听着瞎子慢条斯理地说话，瞎子说你要多少?但蔡雪儿最后还是没有买，她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外面的阳光刺得她的眼睛想流泪。
我是怎么了?蔡雪儿想，我怎么就什么也没买呢?
现在蔡雪儿漫无目的地逛着，她到了一处地摊。地摊上摆满了一些女人用的发卡、橡皮圈和饰带。摊主是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他瞟着蔡雪儿，一看就是个擅长恭维女性的男人。他说，你这发型，这肤色和容貌，若是配上这种发卡，那可真是太漂亮啦!说着，他张开手掌，上面托着一只玻璃发卡。那发卡有着俗气而亮丽的色泽，是一只蝴蝶造型。蔡雪儿看着它，心有所动。她真的是一直都想着能有这样一只发卡，把头发拢在一起，别上它一定不错。摊主看出了她的心思，说要不你戴上试试。蔡雪儿戴上了。她对着一面镜子左顾右盼。从镜子里，蔡雪儿看到了那只玻璃发卡。她的面孔苍白而肿胀，但她的头发还是黑油油的。她喜欢那只发卡，从一见到它就喜欢上了，这样好的头发配得上它。她还看到自己的眼睛亮闪闪的，她的眼睛骗不了她，那是一种由衷的喜爱。摊主还在游说，他说这种发卡若是在商场里要卖五十块钱，而他只卖三十。它戴在蔡雪儿的头上真是太好看了，他还没见过谁戴着能有这么好看。蔡雪儿相信，即使是三十块钱，摊主也还是赚了她的钱，但是她乐意让摊主赚她一点，她买下了。那只蝴蝶在她的口袋里动弹，似乎是想要飞翔。蔡雪儿按了按口袋，隔着一层衣服就能摸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