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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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报 案
曹军庆

      周兴旺正在翻越白龙山。白龙山是座小山包，山上林木茂密。要在以前，周兴旺走这样的山路不费吹灰之力。可现在，他年纪大了，心脏还有毛病。他兜里备有救心丸，手掌里还随时攥着一粒，想着突然间患病了，能马上塞进嘴里，用唾沫给咽下去。周兴旺攥着救心丸，走得气喘吁吁。那些藤子和枝条不时地扯着他的衣袖和裤腿，他为此不得不停下一会儿，费力地用手把它们撕扯开去。

    本来山脚下有现成的一条机耕路，直通新镇。可是周兴旺不能走那条路。人们去新镇赶集，都从那儿走。早就没人再走白龙山上的这条老路，这些年封山育林，越来越密实的林子把老路给遮蔽掉了。周兴旺想要是年轻，他可以拿一把镰刀边走边开道。挥舞着镰刀，嚓嚓嚓，一些挡道的枝条纷纷掉落，碴口上冒出白色或黄铜色的浆汁。尽管还是走得吃力，这些想象中的景象，略微减轻了些他的愤恨。

     眼下正是割谷季节，谷子都熟了。白龙村的田野里一片金黄。若是走在田埂上，温热的风拂过脸庞，直让人兴奋莫名。得把它们都收回来，这些谷子。没人会怀疑，它们的颜色和形状都接近于金子。谷子好啊，可是人们心里却很焦急，乡下不再有强劳力。中青年人大都去了外地，打工这种说法已在乡下流行了好多年。他们在城市和异地干活，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乡下人。他们是一个流动和迁徙的族群。没有劳力，花再多钱也请不来。每一年的收割都让人愁断肠。可是，不能让谷子都烂在地里。电视里的预报说，还有五六天的晴好天气，之后将会是连阴雨。得抢在这几天把谷子收起来。

     村长，这可怎么办啊？吴富贵老人握着镰刀，忧心忡忡地望着周兴旺。他身边还有另外一些人，刘老栓，王光福，冯大银，李道海，和马大华。还有几个人，一眼看去，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老人。

     他们的脸上蒙着一层晦气，怎么了？收成好你们也着急？
     能不着急吗？连阴雨一下来，弄不好谷子就会在地里烂成泥。
     都别急，你们尽管放心吧。周兴旺说，河南来的联合收割机马上就到我们村了，那些个铁家伙，厉害着呢。它们到地里突突突地转上一圈，立马稻草是稻草，谷子是谷子。
人们也正是为这事来问村长。听说河南来的收割机五天前就来了，他们已帮着收了好几个村子，会不会来白龙村呢？

     会来的，会来的，我跟他们联系过。他们出门在外也是为了赚钱嘛，割谁不是割？一亩地六十块。

     六十块？那也比请人强。就盼着他们来啊，这谷子愁得人，真是！
    看着他们急，周兴旺美滋滋的。老东西们，让他们急吧，他心里有数，那些个收割机他见过。白龙村的这些地，要不了多久就能全都收上来。收成好怕什么呢？不比往年，有河南的收割机了，他们来了一个车队呢。

     事倒是好事，有人说，可是也有麻烦。从别的村子不断传出消息，说收割机后面总跟着一帮小混混。各个村子都被划定了地盘，由不同的小混混管着。他们要收保护费，对割掉的每棵谷子强行收款。狠人呢，还动不动就砍人。先割谁家，再割谁，也由他们说了算，他们在维持秩序呢。

     听说了，就跟香港电影一样，街头打手。
    乡里以前没这种事，都是从城里传下来的。
    真遇上，到时候就黑天了。
    没人管吗？
    谁管？他们一弄到钱马上就没影了，上哪儿追去？
    说了一通，都等着周兴旺拿主意。村子里大小事，都由他定夺，只要他有主意了，大伙儿就能安心。周兴旺也听说过，知道他们心里惶恐，可他不在乎，青天白日的，真还翻天了不成？我偏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他们？白龙村不怕，我要治不了他们还有政府呢。他还往上挺了挺腰板，心想我不能让这腰塌下去。

     周兴旺当过兵，是退伍军人，在很久以前，这可是很光荣的事情。他脾气火爆，在村里也得罪过好多人。都老村长了，干了几十年。干久了就会讨人嫌，打前年起他就不想干，连年跟镇上说，可因为找不着接手的人，一直没退。如今要在村里选上一个合适的村长，已不那么容易，没人。到年底，他说什么也不会再干了。我有病，他说。
    镇上的干部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谁没点三病两痛？
    可心脏病不像别的，周兴旺说，人说没就没。

    镇里没办法，答应他年底再换。现在周兴旺在这儿说，别的地方我不清楚，但我要表个态，只要我做一天村长，小混混就别想来白龙村捣乱。

     退伍军人周兴旺咽了口唾沫，他看到周围少数几个人的眼里含着些怜悯。他们不相信呢，乡下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个村长算什么？哼！我倒要让他们瞧瞧。

     林子里闷热，周兴旺敞着衣领，身上也还是汗水淋淋。他在想以前的事，在部队，或是在村里，他都是响当当的汉子啊。说一不二，只要是他要做的，没人能阻拦。他因此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村长嘛，许多事都是听镇上的吩咐才做的，好或坏要到后来才能弄明白。树和树枝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到白龙村的谷子。只能闭着眼睛想它们的模样，它们一棵棵举着饱满的稻穗，就像火苗。一想到它们，周兴旺的心就变得柔软，已经有好多年没见着这么好的收成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河南的收割机群就轰隆隆地到了。但他们进不来，一到村口就被一伙人拦下了。那伙人打头的是小虎，叫虎哥，手下清一色的蛮横少年，一看就是在外面混的，个个手中一把长长的片刀。路上有两人分立两边牵着一根绳子，拦着路。那绳子象征性地算是“路障”，有“禁止通行”的意思。河南人走南闯北见过多种世面，对这阵势也是心知肚明。他们顺溜停下收割机，热情地给虎哥兄弟发烟。几个少年用刀背一个劲猛敲收割机机身，梆梆梆像敲钟样发出脆响。

    别敲了，别敲了，河南人说，我们是生意人，你们也是做生意，那家伙敲坏了，生意还做不做？

    你放心，虎哥说，敲不坏。那东西要是不敲，人来得齐吗？
    差不多有十多台收割机，它们排在路上有很长的队列。都是些大铁家伙，有点像是解放军来搞“演习”。那些河南人，他们懒散地聚在一起，在路边休息。有几个人可能很累，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能听到粗鲁的鼾声。

     他们也有领头人，是个粗黑的河南汉子。虎哥在和他交涉。我们别的不管，河南人说，每亩地收六十块钱。这和他们村长说好了。你们要加多少是你们的事，跟我们无关，只要乡亲们同意就行。这办法和别的地方一样。

    虎哥说，我们一亩加二十。
    二十？你好黑啊虎哥。河南人说，别的地方有加十块，也有加十五，还没见着加二十呢。
    虎哥的眼里射出一道凶光，你不是说别的事不管吗？
    哦，对了，不管。你放心吧虎哥。

     听见敲收割机的声音，村里的乡亲们几乎全都来了。也没多少人，要除掉孩子们，他们上学去了。大家站在一起，很散乱地聚拢着。都是些老人，脸上沉默而疲惫。应该每家每户都有人，他们是地里那些谷子的主人。

    周小虎是周兴旺的儿子，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在白龙村看着他长大。听说在外面瞎混，没想到杀回老家来了。有这样的人吗？黑心烂肝的人才会干出这种事。两堆人像两个阵营界限分明，对峙着，一方是乡亲，另一方是虎哥他们。河南人事不关己，冷眼旁观。

     虎哥站出来，谦卑地对着乡亲们抱了抱拳。嘿嘿，多半是长辈，各位见谅了，没办法，小虎带着兄弟们也是为了讨生活。我们成立了护粮队，每亩地呢，也不多收，只收二十块钱保护费。各位放心，有我们保护，大家的谷子一定会一粒不少地收回来。

    没有人接话，乡亲们都木着，呆着。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或者在听训话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是这样。老百姓的表情。他们都听说过这种事，也知道这种事早晚会来。但他们无法理解，来的人居然是周小虎。

    这可是你老家啊，有人说。

    是老家。虎哥说，老家人可要多支持啊。你们要想开点，护粮队又不止我小虎一个。就像是生意嘛，你们不和我做，也还是会有别人找你们做。

    真是想不到。
    我刚才说的，有不同意的吗？或者不太明白需要解释一下？虎哥和蔼地小声问道。
说得好听，保护费？不就是城里的黑社会嘛。王光福的声音很小，但还是让虎哥听见了，虎哥的耳朵尖着呢。
    黑皮，虎哥指着一个小哥说，你给他解释一下黑社会。
    握着片刀的十几个人，总有人在动弹，有人在摇晃脑袋。他们站的地方，和乡亲们站的地方，像是用看不见的线给圈定了。对峙的中间有块空地。

     名叫黑皮的人一步三摇地站到中间来。他光着膀子，上面的肉鼓鼓的。黑皮用片刀在膀子上轻巧地画了个大十字叉。血涌出来，一个大红叉，血还在涌。第二个人站过来，嘴上叼着支刚点燃的烟卷。他取下烟，把燃着的烟头摁灭在黑皮的鼻头上。哧一下灭了。他剥去烟纸，把烟丝散在掌上。接着出来的是第三个人，他顺手从地上抓起一把灰土。他们把烟丝和灰土混在一起，搓揉着，然后像抹墙泥一样糊在黑皮的红叉上。血一下子被止住了，不再涌。那些糊上去的东西和黑皮的肤色一样。看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明白了吗？虎哥笑眯眯地看着王光福。
     三个人猛地窜过去，王光福被拖出来了。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他，黑皮用片刀背在他脸上比划着，要不再解释一下？
     这时，一个老女人哭着说，王光福你一生吃过的苦头还少吗？没记性啊你，还老出头，你出什么头啊？
    明白了，王光福说，不就是交钱吗？交吧，农民总归是要交钱的。
     那就好，虎哥拍了拍自个的脸颊。这动作像是指令，他们放了王光福。王光福踉踉跄跄地差一点晕倒。
    周兴旺来晚了些。村里人以为他是故意的，就像他知道这些事，知道来的是他儿子。其实冤枉他了，他确实睡过头了。本来今天要来收割机，这事也是他在烟灯村就跟河南人谈好了。割完烟灯村就割白龙村，所以今天准来。敲机器的声音把他也吵醒了，他想让别人家先割，就又在床上赖了会。后来人声好像都集中到了村口，还有一种奇怪的安静。周兴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才穿着凉拖鞋出了门。

    一眼看到周小虎，让周兴旺气得差点吐血。他看到了一群拖着片刀的人。隐约担心过的事，果然还是发生了，叫买路钱也好，保护费也好，业务费也好。总之就是一个意思，黑社会打劫嘛。这种事以前大都在城里，是什么时候转到乡下来的？其他地方也有过。他们好像就附着在这群收割机车队上，走到哪跟到哪。当然他们也分地盘，听说小混混们为争地盘能相互血拚。没想到这些传说中的匪徒竟然到了白龙村，周兴旺更愿意叫他们土匪。妈的，土匪。而且，更让他没想到，首领居然是自个的儿子。

    周小虎几年没回家，在外面混。对他的事，周兴旺时有耳闻。他混过好些个地方，结过婚，但妻子跟人跑了。后来就听说混到黑道上去了。现在倒好，竟敢带着人回到家里闹腾。丢人现眼，他怎么不死在外面？他是我生的吗？当初怎么就没一把掐死扔到山沟去？看他那样子，妈的跟死猪一样。这种事也能做吗？要是有杆枪，周兴旺一准向儿子开火。

     父子俩在这种地方见面，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对周兴旺而言，他的眼色里充满怨毒。虎哥要好一些，他平静地看着父亲。

    但是村民们看不出来，他们以为父子俩交换的眼色是默契，是在对暗号。以为他们早就商量过了，肯定有预谋，在合伙着坑害人呢。

    所以，村民们全都冷嗖嗖的。在那一群人中弥漫着敌意，敌意甚至从他们的衣服上都能反射出来。周兴旺的脊背发凉，他知道那种敌意。他们明白无误地对着地上吐痰，吐口水是最轻蔑的行为。他们都用脚踏着自己的痰迹，还使劲地碾着。就像是各自踩着一只癞蛤蟆，或是踩着一根毒蛇的七寸。

    周兴旺也一样，愤怒聚集着，在变成仇恨。周小虎，他厉声大喝，带着你的人滚出白龙村。

    爹，虎哥叫着，你别管。

    不管？我能不管吗？赶紧带着你的人，滚！

    村民们静极了，连喘气声也听不到。那群河南人，也不再有鼾声，一定是都在暗处竖着耳朵听。

    快滚！周兴旺戳向儿子的那根手指颤抖着。

    虎哥慢悠悠地走到父亲身边，他的笑容明快温柔。我能滚吗爹，你替我想想看。我要是就这么灰溜溜地滚了，那以后儿子还怎么在外头混？
    你要不滚，我就报警。

    看来只能这样，周小虎那一帮人虎视眈眈。周兴旺想儿大爹难做啊，他似乎只剩这条路可走。

     别做这种事，虎哥耐心地劝告着父亲，这种事不能做。
     周兴旺的手伸向口袋，他在掏手机。
     报警？别，爹！这种事也太下流了吧。
     手机掏出来了，是那种老式的翻盖手机。周兴旺的手有些抖。
      报警是最下流的事了，虎哥说，没有比这个更下流的了。
      我打110。
       别逼我，爹。
      还没等周兴旺在手机上按下第一个数字，虎哥就一把夺过去了。他折断手机翻盖，就像揪掉一只鸟的翅膀。随后，他把手机掼在地上。手机裂开，散了架，却没有变成碎片，还有些线和板连着。虎哥捡起来，再一次使出蛮力掼在地上。这一次全碎掉了，碎片飞溅。

     你看你这手机老得，破烂货，还是哪一年的？虎哥笑嘻嘻的，等过了这段时间，我再给你买款新手机。像我这样的，说着，他掏出自己的手机显摆着。还能听戏呢，给你下载些京戏和楚戏，由你听。

      周兴旺差一点摔倒在地，这就是儿子，他气得说不出话。继而他又转过身来，面朝乡亲们，你们谁有？谁有手机借给我，我不信叫不来警察。
        
     敢吗？虎哥的手像按钢琴一样逐个指着他们。你们谁敢？谁要报警，我周小虎认人，可我兄弟们手上的刀子不认人。你们都老了命不值钱，儿女也都不在身边，在城里打工对吧？可你们都有孙子孙女是不？他们的刀子也不认小孩。
   
      这话说得，那些爪牙们全都自觉地往前上了一步，片刀亮晃晃的。这场面看上去一定很假，假得就像是在拍电影，区别在于他们没有在周围架上机枪。乡亲们的表情一味地软弱温驯，颓丧地垂着头，就像是在低头认罪。
  
    这就对了，你们都没手机。家里的电话也都坏了是吧？我爹和我闹着玩呢，你们没发现？这是我们家里的家事。虎哥说，谷子还是要收的，我们正是来帮你们收谷子。技术上的活河南人干，我们负责安全。而且乡里乡亲的，我们收费也不高。

    别听他鬼扯，周兴旺叫着。

    人群里有嗡嗡的低语声。不是和解，而是讥笑。掩着嘴，呜咽似地笑。这不是演戏我们看吗？李道海说，家事？在家里就说好了。一个请人来，一个来收钱。好事都让他们周家给占全了啊。操！有人跟着说，这村长当得值。最后倒霉的总是我们。就是，马大华又啐了一口，他们周家的缺德事还少吗？从前是他爹，现在是儿子，一个白道，一个黑道，个个都骑在我们头上。没办法，刘老栓叹息着说，认了吧。不认又能怎样？冯大银说，演戏吧，人家的戏台子早搭好了。

    虎哥听着他们低声议论，他悠闲地吸烟，踱着方步，假装没听见。得让他们有些怨言，只要最后交钱就行。

    你们都别交！周兴旺气急败坏地吼道，什么家事？这事可跟我没关系，我要护着你们。
    没人理他，乡亲们充满了鄙夷。装吧。他们甚至都没了愤怒，逆来顺受的样子。怎么了你们？周兴旺说，别给钱他，这可是打劫呢。

     村长，王光福说，有事你忙去吧。
   
     我就不信他这个邪！周兴旺绝望地看着这些人，他已打定了主意。那好，我先回家。手机摔了，我家里还有电话。这警，我一定要报。
   
      山上林木葱笼，一些地方的灌木密不透风。兔子，野猪不时地从眼前飞窜而过。周兴旺没心事注意它们。也就是这几年的事，砍伐少了，狞猎少了，树林和野兽都在多起来。他走得浑身是汗，脑袋和脖子上汗水直淌。忘了带水，喉咙干燥。出了太多的汗，会不会脱水呢？得歇会儿，周兴旺在一座野坟上坐下来。他用一片阔大的树叶给自己扇着风。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再穿过三八村的那片田畈，就到新镇了。派出所就在镇政府的旁边。坐在这里，看不到白龙村的谷子，它们都在地里等着收割。
     
      他在跟着我，周兴旺刚进家门，周小虎前后脚就到了。
     你真这么想？爹，果真要报警，好置我于死地？
      
      置你于死地？你也明白啊？不报警可以，你留在家里，让那些人走。或者你带着他们一起走。白龙村不能由着你们这么干。
   
     爹，你跟我讲条件？
     没条件，我管不了你，得有人管。
     

      我这不也是要挣点钱吗？干这个的人多着呢，你这里我们不干还会有别人干。别太天真了爹。这些年我在外面你管过我吗？问过吗？你把这当成黑道，管它什么道？能达到目的就行。你是村长，现在你要保护他们，那么以前呢，以前你不是也这么干过吗？为了收“提留”款，为了计划生育，你专门成立督办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你不能拿我比，周兴旺的脸胀得像猪肝，我那是工作。

      嘿嘿，你无非是要让人家都怕你。恐惧！人人都怀着恐惧，一恐惧你就好办事了不是？嘿嘿，我这可都是跟你学的啊。我也一样，想办法让人怕我，一见着我就怕。我打小就知道，让人怕就能得到好处。
     
       以前村上是有个督办队，赶过猪，拖过粮食，甚至揭过房顶上的瓦。至于王光福，还为他儿媳妇的计划生育吃过苦头。

       那都是以前的事，督办队早就不在了，农村现在也已取消了所有的税费。但是，周小虎还在提那些事。他带着的那帮子人和督办队是一回事吗？不是！混帐，那怎么会是一回事？他们就是匪徒。
   
        随你怎么说，我要做我的事，周小虎说，你别拦我。
          我要管，周兴旺坚定地说，我没用管不了，可是还有国家呢。
        他抓起了话筒，固定电话搁在立柜上，它是红色。
        爹，你一定要逼我对你下手吗？你是我爹啊！
        下不下手是你的事，我就要报警。

        周兴旺记得要拨的号码是110，他要按了。虎哥又提前一步，他扯断了电话线。这一次他没摔电话机，他从墙上扯下很长一段电话线，用刀子把它割成一截一截的。它们像是一些被割断的线头，扔在地上。

         这样行了吧？你真是倔强啊爹。我怎么会让你报警呢？你一报警我可就死定了。
周兴旺的脸色发白，他有片刻虚脱的感觉，眼前一黑。虎哥在注意观察他，他倒了杯水，拿来父亲的药。你不能生这么大的气，他说。

       你有病，这样子生病很危险。说着，他强行把一粒药塞进父亲嘴里。吞下药片，周兴旺好受了些。

      歇着吧爹，别乱动。周小虎说，我得去那边看看，记住，没你的事。走了几步，周小虎又退回来了。不要傻着去镇里，我在路上布有“钉子”。你一动脚他们就能发现，就会报到我这儿来。

       做梦吧你，周兴旺说，我就算是爬，也要爬到镇里去。
        
      周小虎长久地看着他的父亲，就像是在通过眼神比试内力。他在这会儿没有笑嘻嘻，而是眼神凌厉。那样凌厉的眼神，像是可以喷出血来。周兴旺的眼睛虽是浑浊些，可也能喷血。我说过，路上有我的“钉子”，你去不了那里。说完，他举着手机走了。
周兴旺明白“钉子”的意思，不就是放哨的吗？既如此，我不走大路，走以前的小路。自从有了通往镇上的机耕路，这条翻越白龙山的老路早就被人遗忘了。他走在路上，还想着会不会有人盯他的梢呢？所以随时都会往后看上一眼，但是他的身后并没有人。
林子里热，身上老出汗。像是被闷在笼子里，或是穿着衣服在洗热水澡。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喘气也困难。周兴旺估摸着翻过白龙山起码花了一个多小时，或者不止。终于到了山下，一条小河沟，哗哗的水。他蹲下来，喝了几捧，还顺手洗了把脸。周兴旺此时轻松些了。回头再看白龙山，他不禁有些后怕。这么热的天气，他怎么没倒在林子里呢？他若是倒在里面，就不会再有命了。

        那粒被他攥在手掌心里的药丸，早就被汗水化成了泥。周兴旺在河沟里喝水时把它洗掉了。现在他又从药盒里倒出一粒来攥着。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得有所防备。

         穿过一片田野，那是三八村的土地。周兴旺来到镇上，他在杂货铺里买了一瓶汽水，不慌不忙地靠在冰柜上喝。一边喝汽水一边想，儿子说一报警他就死定了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年在外面他到底做了多少坏事？周兴旺不知道，他也管不了。但是他要管这个！周小虎不能在收谷子的时候，来做这种事，这也太丧尽天良了。既能做这种事，那他在外面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既是死定了，就让他死吧。
      
        派出所里好像很清静，接待周兴旺的值班民警有些似曾相识。也难怪，他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经常要来镇上开会，偶尔碰个面在所难免。
      
        周兴旺告诉民警，他是白龙村的，姓周，是村长。
        哦，周村长，民警从饮水机里倒了杯白开水，先喝点水。你脸色不太好啊，民警关切地说。有事慢慢说。
       我是来报警的。
        报警？民警拿出记录本。
        别记了，赶紧派人去吧，去现场。
        听了周兴旺的叙述，值班民警去打了一通电话。不一会就回来了好些个警察。其中一个所长模样的人对周兴旺说，这些人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你能来报警好啊，很多农民都挺害怕，不敢报警的。我们一直在找线索，找机会在他们集中作案时一网打尽。

       那些人领头的叫周小虎。周兴旺说。
周小虎？
       几个警察心领神会地彼此看了一眼。他们进进出出，手铐，枪，警棍一一佩戴着。要不要穿防弹衣？有人在问。穿吧，另一个声音答道。周兴旺感到他有些虚弱，这没有花多少时间，一切井然有序。他们鱼贯登上警车。
     要不要我和你们一起去？
      不用了，一个人握了握周兴旺的手，不记得是不是那个所长模样的人？白龙村我们知道，那人说。

      他们在路上有钉子。
     你不用担心，我们有办法。那人很有耐心。
     警察一下子走掉了，连同他们的车。周兴旺在镇上突然间就没事了，他心里空得慌。可以找个茶馆喝点茶，或是歇歇，找熟人聊聊天。

       可是没有，他没这份闲心。周兴旺急着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让人送他回白龙村。三轮摩托跑一趟白龙村十块钱。

      机耕路并不平坦，三轮摩托跑着，周兴旺的屁股常常会被弹得跳起来。快到白龙村时，传来了几声尖锐的枪声。

       停一会吧，周兴旺说。

       摩托车手刹住车，怎么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警察才会开枪呢？或者仅仅是为了警告？对着天空而不是人？周兴旺躺在路边的地上，他像吞豆子似地吞下手中药丸，脖子往上梗了一下。没事，这路颠得，颠得人屁股难受。说着，眼里却滚出一行泪来。他一直就这样躺着。
摩托车手却不高兴了，说这时间耗得？我还要做别的生意呢。

         周兴旺递给他十块钱，说你回吧，我不要送了。

         摩托车回镇上去了，周兴旺自个儿往家里走。走了一截路，能看到白龙村的地里，已经有收割机在割谷子了。那些个铁家伙，它们割得可真快啊。在他身后，一辆急救车飞快开过来，向村口而去。

         能看到村口了，那儿停着几辆警车。围着一些人，有警察，也有村民。急救车很快到了那里。能断断续续听到人说话的声音。周小虎的名字在被不同的人提到和叫着。周兴旺不想到村口去，他要从地里绕一个弯子，直接回家。这个时候他想躺在床上。







　　 《报案》背后的无奈――浅谈曹军庆小说《报案》


　　 徐育伟


        曹军庆老师的《报案》是一个大义灭亲的故事，烟灯村的稻谷成熟了，请来河南的收割机队，但是却遇到了村长周兴旺的儿子周小虎的阻挠。周小虎要收保护费，而周兴旺要保护大家的利益，在这种矛盾对立下，周兴旺做出了报案的选择，克服困难后，终于报案成功，最终听见一声枪响。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此，从表面看，故事的核心是周兴旺的报案，作者也在一步步将情节朝这个点推进，但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又将农村的若干生活现状摆在了我们面前，同时也提出了大义灭亲故事之外的，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小说本身入手，分析一下这个作品是如何写成的。
　　在小说开始，“周兴旺正在翻越白龙山。――第一句作者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态，将读者拉入现场，从而拉近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接着写周兴旺翻山的情景。由两个细节需要注意，他手中为什么拿着药？他为什么不走机耕路而走难走的白龙山小道？引用阿摩司?奥兹的说法，小说家在开头是想跟读者订立一种契约，让读者接受什么。从《报案》开头看，作者首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其次，周兴旺这个人物背后有故事，引起读者的兴趣。
　　设下悬念之后，接下来应该是释疑的过程。小说并没有接上述时态写下去，而是转入过去时态，交代周兴旺为什么要翻越白龙山（到最后才知道是去报案）。这是小说的主体部份。
　　首先是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即“眼下正是割谷季节，谷子都熟了。白龙村的田野里一片金黄。……得把它们都收回来，这些谷子……”该收谷子了。这时，作者设置了小说情节发展的第一个障碍，烟灯村的青壮年男子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一群老人。我们假设，如果那些男人没出去打工的话，小说情节走向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作为老年人来讲，一般都是怕事的，也没有能力去与作为流氓的周小虎直流抗衡。
　　没有劳力收谷子？怎么办呢？这时，烟灯村的留守老人只能请河南收割队了。在小说中，作者一方面渲染老人们焦急和寄希望于河南收割队的心情；另一方面，又交代了有小混混收保护费的现象。这时，不光老人们神经会紧张，读者的神经也会紧绷起来，故事到底会怎样发展呢？此时，作者荡开一笔，对周兴旺作了一个特写。周兴旺当过兵，脾气火爆，又是老村长，还嫉恶如仇。至此，小说的主要矛盾便立起来了，收保护费的小混混与以周兴旺的村民之间的对立。
　　河南收割队终于来了。受保护费的小混混们也来了。可是让村民没想到的是，来的居然是周小虎。小说中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出场了。而此时作者正在延缓周兴旺的出场。这个延缓有两个作用，一来可以集中笔力描写周小虎的“恶”，二来让村民误以为周兴旺是在跟周小虎搭台唱戏。为什么让村民误解周兴旺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好了，做足铺垫之后，周兴旺终于正面跟儿子交锋了。“一眼看到周小虎，让周兴旺气得差点吐血。”周兴旺做好了遭遇小混混的心理准备，但万万没想到遭遇的竟是儿子。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小高潮。接下来，父子之间的对立，让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周兴旺要报案，手机被儿子抢过去摔了。接下来，周兴旺与儿子周小虎之间的对话，让村民更误解了周兴旺。“没人理他，乡亲们充满了鄙夷。装吧。他们甚至都没了愤怒，逆来顺受的样子。怎么了你们？周兴旺说，别给钱他，这可是打劫呢。”村民不但没了愤怒，还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样子。村民态度的转变，很形象地说明他们的立场是动摇的、不坚定的，在面对强权和强势，很容易产生明哲保身的立场。这里，作者触及到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一个性格弱点――在危急关头，首先考虑的不是伸张正义等价值观，而是牺牲自身利益和尊严来获得安定。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弱者，而是近乎麻木的群体。
　　但是，周兴旺更坚定了报案的决定。或许是为了消除村民的误解，或许是为了保护村民的利益，也或许是惩治作恶多端的儿子，但肯定有一点，周兴旺是一个正直、有自己价值观的人。他的这种性格作者在前面对他的特写作了交代。回家报警再次遭到儿子阻挠后，周兴旺便去翻越白龙山，亲自到镇派出所。
　　自此，小说的追叙部份结束，又回到开头的时态，即周兴旺正在翻越白龙山。
　　报案之后，故事向结局发展。警察去了现场。枪响了。周小虎生死未卜。周兴旺疲惫得想睡觉。这里，作者并没有正面描述周兴旺的心理状态，但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来，他接下来肯定会感到悲伤――到底，周小虎是他的儿子，他是一位父亲。
　　在我们了解了小说的基本面，即故事后，再来分析一下小说故事之外所蕴含的价值。
　　作者肯定不是想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大义灭亲的故事。先看看小说中的人物。
　　周兴旺无疑是正面形象，富有正义感，“说一不二，只要是他要做的，没人能阻拦。他因此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因此，周兴旺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但同时，“……他看不到白龙村的谷子。只能闭着眼睛想它们的模样，它们一棵棵举着饱满的稻穗，就像火苗。一想到它们，周兴旺的心就变得柔软，……”原来周兴旺心中也有柔软的地方，便是他对庄稼的一网深情。这样一个人，自然不会让小混混们阻碍村民收割庄稼，哪怕对手是周小虎。
　　周小虎是“恶”的化身，作者写了他的一些恶行，但同时也没忘写他对父亲的孝心，父亲犯病，他还喂父亲吃药。
　　而村民们，应该属于第三个群体，从起初的愤怒到最后妥协，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样子。
　　可见，作者对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是有层次有波澜的，是立体的。
　　而从各种人物的行为来看，小说中人物的对立，其实是蕴藏在人物内心的价值观的对立。周兴旺的价值观无疑是正面和积极的。周小虎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他施恶，而且在面对父亲时，不但没有醒悟还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你是村长，现在你要保护他们，那么以前呢，以前你不是也这么干过吗？为了收‘提留’款，为了计划生育，你专门成立督办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你无非是要让人家都怕你。恐惧！人人都怀着恐惧，一恐惧你就好办事了不是？嘿嘿，我这可都是跟你学的啊……”村民的价值观不能说是扭曲，应该说是一种真实而普遍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应该否定的。他们在那种情境下，不但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还理所当然地误解周兴旺。这种误解应该说是一种悲哀，是鲁迅笔下“看客”的一种变体。这使我想到，一个自身存在性格缺陷的人去诋毁另一个性格完整的人，意图使其做人的标准降低到自己的档次。
　　故事的结局，以周兴旺大义灭亲结局，可以说是他所坚持的价值观的胜利，但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儿子。
　　我想，曹军庆老师写这个小说的意图，在故事背后，还想告诉我们更值得关注的东西。这个“东西”或许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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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故事干嘛——曹军庆导读

汉网（	2005-12-02	）	来源：	武汉晨报

    曹军庆简介：湖北广水人，现供职于安陆市文联。早年有过写诗经历，现在写小说，尤其爱好短篇小说写作。作品在《上海文学》、《天涯》、《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      文／张执浩     一个名叫“陈秀玲”的女人不幸得了癌症，她不想被火化，她渴望家乡泥土的潮湿和那种腥味，于是临死前要求丈夫“朱必须”将她送回老家安葬。但在她死后不久，“我”却又一次在街道上遇见了她，不过此时，她已经改名为“小玉”……这是一篇题为《雨水》的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作者曹军庆，一个杂志社的朋友在读了我的几篇“导读”文章后向我推荐他。最近，我集中阅读了他的一些作品，觉得作者文笔老到，已具有成熟小说家的气象，值得一写。     《雨水》这个故事并不新鲜，而且情节也不曲折，但读完后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作者用语言营造故事氛围的能力很突出。譬如，他是这样来描写那个名叫“烟灯”的地方的雨季的：“雨始终保持着匀速，看上去好像没下。人早就习惯了，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从不带雨具。家畜也一样，它们淋着雨摇头摆尾，样子和没雨的时候一样悠闲。由于雨水丰沛，山坡上的植被长得茂密。各种菌类、藻类和地衣快速繁殖。有的被采摘，更多的就地腐烂，腐烂处又很快长出新的一茬。所有人家的房间里都一样的潮湿……”。我们常说，一个优秀作家应该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其实，这个“洞察力”具体落实在写作上就是这样一种再现世界、再现生活的能力。曹军庆无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总是显得从容不迫，冷峻，客观。在另外一篇题为《杀人者》的小说里，血腥暴力的场景被稀释在了日常生活的种种不幸之中：一个手上握有三条命案的杀人者潜逃到了“我”这里，被“我”藏在出租房的阁楼上，“我”是一个日渐色衰的妓女，出于双重恐惧，“我”拼命接客，对警察的来访置若罔闻。外面风声正紧，对杀人者的赏金已经提高到了十万元。这时，杀人者突然跪下求“我”，让“我”去举报领赏，然后将这笔赏金转交给他父母。在他被抓获枪毙后，“我”悄悄去看望他的父母，听人说他们已经将这十万块钱全都挥霍在了麻将桌上……这是一个绝望的故事，作者用冷静的笔法剖析着我们身边的小人物的情感，读后令人唏嘘再三。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认为小说家就是会讲故事的人，但我对此一直持不同意见。我曾在一篇“访谈”中谈到，一篇好的小说它的核心其实在故事之外，小说家只是要借助这个外壳来传递他对人生、对他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感觉曹军庆正在有意识地拉开自己与那些通俗写手的距离，他是一个在文学上还有很大上升空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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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军庆的手术刀


作者：刘川鄂

　　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通常仗着对日常生活的熟悉而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真实地、细致地、别致地展示生活的真相，是他们重要的创作信条。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平面的生活真相摆在什么地方等待作家去展示。而艺术也不是展示，而是发现。“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语）。仅仅靠生活积累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当下的写作，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仅有一大把生活素材，哪怕它们再真实、再新奇，都是不够的。作家是有独立 “发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的、自觉的精神个体，优秀小说家应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而不是一个平面生活图像的书记员。  
　　曹军庆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他毕业于不太知名的大学，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人性的隐秘真实，注重文体的自觉锤炼——一个热爱杰克·伦敦、爱伦·坡和博尔赫斯的作家，他的创作起点绝不会低。如同一个见过绝色美女的人绝不会把稍有姿色者称赞为美人一样。眼光不同了，起点不同了，艺术表现力也不同了。  
　　曹军庆是我省近年涌现的一个有实力的作家。他的创作势头很猛，接连在《长江文艺》、《天涯》、《芳草》等刊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作品。他笔下的题材，无非是乡镇习见的亲情、友情，官场、情场。但其着眼点在世态中的人心变异，在爱与死中的人性探寻。简约叙事中有精心的多侧面铺垫，力图给予合理合情的安排。他尤好用陡转性情节增加短篇幅的张力，表现人性的恒常与变异。《烟灯草》（见《山花》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写长辈通奸、儿子复仇的老式故事。管家与女主人通奸，生下了孽种秦玉林。秦玉林执意要为自己名义上的父亲复仇而杀死生父。诡异的故事中却因烟灯草有两种而更复杂化了。烟灯草一种是慢性毒药，一种是打胎偏方。秦玉林误把后一种当前一种，以为管家要加害亲娘，而决绝地杀死了亲爹。他的复仇已失去了正义感，因此也失去了复仇的快感。这里没有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对繁复人性的有意探寻。《情况》（见《天涯》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写的是一个在单位失意的男人刘科长在清洁女工面前也找不到自我的故事。可见，在一个价值多元而失范的时代，内心无根的人其精神比身体更容易阳痿。同样是写婚外情，当事人双方都期盼对方先离婚，并为对方设计了种种离婚方案。爱变成了折磨，最后却一点情调、一点爱意都剩不下了（《预谋》，见《长江文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曹军庆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他要解剖的是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  
　　本期刊发的《什么时候去武汉》延袭了作家解剖人性的惯常风格而又增添了几分反讽意味，令人忍俊不禁而又掩卷深思。这篇小说，语言干净而有弹性，故事简约中有丰富，充满了张力。虽然开篇对我与刘不宗产生恨意的原因似乎缺乏必要交待，但整个故事是很有趣有味的。  
　　有几处描写相当精彩。当 “我”明明出于“欺占” 朋友刘不宗妻张玉欣而对她假意“抒情”时，张玉欣竟然把两人过去所有的交往（包括“我”与她丈夫的交往）毫不困难毫不牵强地转换为爱的记忆。“许多微不足道的细节，被重新提起，一下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解剖人性，残忍撕裂爱情的能力。“去武汉”是两人落入“俗套”（通奸）的一个符号，却可望不可及，每每到半途却意外中止，也有几分隐喻意味。“我”因为动机不纯，偷情如同嫖娼的心理刻划，是颇见功力。  
　　在作者眼中，友情与敌意不纯然是人情中对立的两极，情欲与灾祸更成为难兄难弟。“我”通过报复朋友妻的方式报复朋友，而报复的却是一个根本就不爱妻且另有相好的对象。有讽刺意味的是，刘不宗大度地容忍“我”一而再“去武汉”，他甚至知道“我”去武汉的真实动机。“去武汉”落了空。报复落了空。“我”的失落是双重的。更“黑色幽默”的是，刘不宗与女邻居兼妻子同事偷情时摔成了残废，令他致残的不是女方的合法性伙伴而是散发治阳痿广告的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滑稽可笑的？  
　　“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人心也是灰蒙蒙的，连人类千秋万代歌吟的爱情也变了味。“武汉”之于张玉欣不过是能令她身心飞扬起来的空洞能指，而在她丈夫眼里，“武汉是个乏味的城市”。  
　　这是一个充满了残废身心的世界——曹军庆的手术刀，冷峻、锋利、残忍。（《长江文艺》2003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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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富孀     《清明》2006年第06期 我认识杨广生。仅仅是认识,我和他不是朋友。不过,他现在已经是死人了。这个城里的死人都被葬在烟灯公墓。那是一个小峡谷。从前是农田,种植烟草、茶叶、和小麦。十几年前改为墓地。自那以后,墓碑和坟墓差不多铺了有小半个峡谷。它们密密麻麻。去到那儿,你才会想到,原来城里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乍一看,似乎那座城市正在进行整体搬迁。只不过这儿的建筑要低矮神秘一些,好像在搬迁途中进行了许多删减。但是整洁,秩序井然。要过多久,那座城市才会全都搬过来呢?这是我站在墓地里一瞬间的遐想。杨广生的骨灰刚被下葬。黑压压的人群,无声地呆立着。只有庞瑞丽哭倒在地。
杨广生死于一场车祸。他的小汽车,在国道上被一辆大货车撞得粉碎。一个人临死时会听到什么,庞瑞丽是知道的。那时候,他们通过一次电话。国道上宽敞空旷,杨广生一定有了片刻的松弛,他就在车里拨通了庞瑞丽的手机。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一辆超载大货车正从一个岔道口拐入国道,在向着他驶来。十分钟后,他们将迎面撞上。
墓地里的景色单调,但肃穆。太阳的光芒直射下来。很多人都在偷窥庞瑞丽。这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她的悲伤里明显掺杂着惊恐和慌乱。她处在纷纷乱乱的目光中。人们的视线很快就从死人那里,转移到了她身上。
奢华冗长的葬礼终于结束了。疲惫不堪的庞瑞丽被几个女人搀扶着,上了一辆车。她的面容苍白如纸。那些人架着她,远远望去,就像她遭遇了一次绑架。
杨广生的死,制造了一个悬念。那就是谁将得到庞瑞丽?许多人都在说,杨广生之死,将会成就另一个百万富翁。这个人无疑是幸运儿。庞瑞丽的冰冷,艳丽和财富,让城里所有的男人垂涎。现在就开始考虑这种事情,的确有些残酷。她的丈夫不是刚死吗?而且还死得那么惨,见过现场的人无不扼腕叹惜。但是我不能掉以轻心,该有多少人在瞄准她啊!死去的杨广生留下了巨额财富,那么活着的庞瑞丽肯定会成为一头猎物。一头美丽的猎物。
早在庞瑞丽嫁给杨广生之前,我们就熟悉。我承认我暗恋过她。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她可能隐隐约约知道我的想法,只是都不曾说透。对于她的婚姻,我蔑视过,也诅咒过。我冷眼观察她的生活。她的富裕和安逸让我愤怒。这都是怨恨引起的。她嫁给了别人,对我是一种伤害。我不相信她能永远快乐。她那么有钱的家里就一定不会出事吗?所以,当我获悉扬广生的车祸后,心里竟有一种意外的欣喜。我独身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头。杨广生的离开,为我拉开了一道缝,或者说打开了一扇门。我说过,我曾暗恋过庞瑞丽。但这份情感,在多年的怨恨和心头滋生的恶念中,被磨蚀掉了。现在吸引我的,是她的金钱,和她依然妖娆的身体。我和城里的其他男人没什么区别。
我必须尽早去看望庞瑞丽,我要让自己显得温情。毕竟她还处在丧期。我想,适度的悲伤,和不失时机的怀旧,可以更好地去接近她。
眼下,庞瑞丽一个人住在一所大宅子里。它是幢三层小楼,楼下有车库和栽种着花草的小院。我来到这里时,她还穿着丧服。所谓丧服,只是我的猜想:她全身都是黑色。但面料和款式却很新潮,甚至略显轻薄,上面镶有一些绦饰,因她的走动而飘拂。她在吸烟。过去她不吸,但现在她却吸了。大概是从杨广生死之后开始吧?她手指细长,夹着烟卷。叼上去后,嘴唇会微微嘬起,显得有些性感。
她的样子可以说是痛苦,也可以说是颓废,我无法说清。一个黑衣寡妇,一个未亡人。她的身上透出一种冷嗖嗖的气息。我推测,在她的脚下应该还有一只猫或狗。我向下看去,果然有。它小小的身躯蜷伏在地板上,就像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但它明显还活着,它只是闭着眼睛而已。我猜不透它的身份。它到底是狗呢?还是猫?
你来了啊,她说。她打了一个哈欠,并没有掩饰。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点燃了烟卷。烟放在茶几上。
我说,我来看看你。
我有些不好意思,像是被她看穿了心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那儿坐立不安。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何面对一个富人的遗孀?
但是,庞瑞丽好像没想那么多。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款款而谈。
她说,杨广生好像有预感,知道他会死。那天,他的举动有些反常。他上了车,又返回来。说是忘了带包,但包明明就在车上。他和遇到的每一个熟人客气地打招呼。那些人后来回忆说,他那么和气,厚道,又有教养,就像是在跟活着的人辞行。
我听过这种说法,城里都在这么传。但我不相信。哪怕现在出自庞瑞丽的口,我也不信。杨广生是出门办事,不是去赴死。如果他知道这次出去将会死掉,那他为什么还要出去呢?他完全可以取消行程。每一个死去的人,都会得到一些牵强的解释。
奇怪的是,他在死之前的十分钟还给我打过电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他说他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让我多和他说几句话。
庞瑞丽垂下眼睛,面色红润。谈到这个电话,使她有些羞涩。那是一个柔情的电话。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辆十分钟后撞上他的大货车,它在哪儿呢?
庞瑞丽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她是不是从死亡里面捞起一些可供怀恋和回味的东西?如果是,那么这个电话将让她怀念一生。
在城里,杨广生是少有的几个顶尖富人之一。他靠做水产生意起家,后来还做过大宗家电产品,最后投身到房地产产业中来。没人能说清他有多少钱。有人说几百万,也有人说几千万。庞瑞丽还不到三十岁,也没有生育过。依据常理,所有这些钱,现在全都归了她。一个女人,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城里的男人们当然不会放过她,他们会像苍蝇一样叮着她。他们会无孔不入。
庞瑞丽突然浮出水面,或是被推上了浪尖。过去,她从不理财,过着慵懒的家庭生活。当初选择杨广生,就是想找个依靠。事实上也是这样,庞瑞丽做了几年阔太太。她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美美容,打打牌,看看电视。杨广生顶在那儿,她从来不会为什么事情操心。可是现在,偌大的产业一下子落到她的手上,让她猝不及防。
外界有很多传言。人们猜测,杨广生的钱会不会分散在多个地方。因为他的死亡,是个突发事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死,所以没有做任何安排和交代。那么,家里的这些钱,以及账上和银行的这些钱,会不会就是他所有的钱呢?或者,他会不会在外面其它地方还有存款和投资?很多人都在议论这种可能性。据说,有钱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钱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狡兔还三窟呢。杨广生会例外吗?这些推测和议论传到庞瑞丽的耳中,让她焦虑不安。
庞瑞丽决定彻底弄清她的家底。她要知道,杨广生到底留给了她什么?留下了多少?她的寻找最先从家里面开始,她到处翻找。寻找账册,记事本,记有数字的纸片,台历上的只言片语。每一个角落她都找遍了。写字台,橱柜,茶几。还有那些夹层,搁板,甚至衣服上的口袋。她肯定有了最初的收获。但她缺乏必要和完整的线索,杨广生过去被遮掩的一切不可能全部呈现在她眼前。她只能偶然看到某一角,某一点或某一面。这更刺激了庞瑞丽的好奇心,让她越发倔强。
庞瑞丽在家里寻找了一段时间。她刨根究底。在各个房间和楼上楼下走来走去。有时还会跺跺地板,或敲敲墙壁。她这样子,就像是一个乡下的守财奴,在不停地挖掘自己的屋基和菜园。她找到了一些可疑的东西。她对着它们沉思,但她理不出头绪。
在家里寻找,还只是第一步。但是,随着寻找的深入,庞瑞丽陷进去了。那些曾经存在过,又因为杨广生的死而消失了的事情,在一一重新显露。这不是庞瑞丽的初衷。但她不得不转过身来,回到从前。从前,她毫无察觉,所以那些事情好像并不曾发生。当她知道以后,它们似乎不是已经在从前,而只是现在才突然发生。
一天夜里,庞瑞丽已经很累,她坐在地上,看着搜集来的物品。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那是一个幽暗的女人的声音,带有浓厚的异地口音。缥缈,遥远。那么幽暗的声音,会不会也是一个幽暗的女人呢?她说,是杨
广生的家吗?
是啊,庞瑞丽说。
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是的。
他死了吗?
死了!
电话并没有挂断。那边是一声幽暗的叹息。两个女人对峙着。庞瑞丽后来对我说,她清晰地看见了一张憔悴的女人面影,从她的话筒上跌落。跌到了电话机上,破碎在那儿。她的五官,变成了上面的数字按键。庞瑞丽说,这个女人的面孔,她似曾相识。
再见到庞瑞丽,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穿那种黑色的衣服。她衣着朴素,也不化妆。虽然还抽着烟,但显得憔悴。她闪烁其词地和我讨论外界的那些传言。她告诉我,她在调查杨广生的财产。这是她应该做的事情。
我说我明白,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她。
这是一个混乱时期。死亡的阴影,曾经对庞瑞丽充满诱惑。但随之而来的忙碌,取证,回忆和思索,把她折磨得疲惫不堪。
我说看到她这样子,我很心疼。
她说没事儿。
我扶住了她的腰。她在我的肩头那里倚靠了一下,她也有柔弱的时候。但很快她就把我推开了。她比杨广生刚死那会儿更忧郁也更坚强。
这时,她对我说到了那天晚上的电话。说到了那个幽暗的女人。她说,问题是他只有一个女人,还是有多个?还有,他和那些女人们的关系深到了哪一步?他有没有和某个女人秘密结婚?或者,有没有哪个女人给他生下过孩子?
听到她如此质疑,我觉得寒彻骨髓。我再次提到了外面的一些说法,并且从中添油加醋。我说,对杨广生的风言风语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我就时有耳闻。但是庞瑞丽毫无察觉,她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
看着庞瑞丽,我有了自己的谋划。这个年轻的寡妇,她现在需要弄清楚杨广生财产的数量和去向。她住在死者留给她的那所大宅子里。宅子里光线明亮,装饰华丽。她吸烟,养宠物狗和猫。如果她穿旗袍,那活脱就是旧电影里的贵妇人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她呢?这是我目前急于知晓的事。
然而,庞瑞丽有自己的打算。她正一寸寸回溯杨广生的生活。她是从账目开始呢?还是他的私生活?也许都一样。它们都露出了破绽。她被弄得焦头烂额。杨广生的过去是一片黑暗区域,她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我建议庞瑞丽请一个律师。实际上我还准备让她请一名会计师和一名私人侦探,他们加在一起,足以解开杨广生之谜。会计师可以把他的账目弄得一清二楚,私人侦探能让他隐秘的私生活暴露无遗。但我隐去了后面的建议。我只是把一位王姓律师介绍给她。
王律师也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我俩在一个露天食摊吃了饭,还喝了啤酒。席间,他不停地眨眼睛。王律师是我的朋友,以前他的眼睛没毛病,可是这一次,他总在眨。弄得我的眼皮子很不舒服,跟着累得慌。我怀疑他对庞瑞丽也有了私心,或某种企图。我在心里冷笑。不过,这也没啥。人之常情嘛。我帮忙起草了一个文字的东西,算是协议吧。王律师签了字。他答应庞瑞丽,一定把什么都搞清楚。他有这个能力。
请王律师,我是有考虑的。毕竟是朋友,无论事前或事后,我可以从他那里套出一些消息。他不会拒绝我。再怎么说,这单生意也是我揽给他的。
除了律师,背着庞瑞丽,我另外请了一个私人侦探。花这笔钱值得,也有必要。庞瑞丽提醒了我。她说,会不会有外面的女人给他生过孩子呢?如果真有此事,那些孩子和女人将会和庞瑞丽争夺这些财产。他们是有力的争夺者。毫无疑问,他们将瓜分遗产。我要私人侦探替我调查清楚杨广生的地下女人们。有钱的男人,都会有一些地下女人,这很正常。我要摸清她们与杨广生的秘密,以及她们的生育情况。
当然,私人侦探还必须监视律师的行踪。王律师不会知道他的背后还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举一动事实上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做了这些安排,我稍稍安心了些。表面上,我只是庞瑞丽的一个陪伴者。我对她说一些温存的话,安抚她,劝慰她。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有别的这种陪伴者?也许我只是其中之一。可是,眼见着我的地位在提高。近来,她频繁约见我。好多事情主动和我商量。也许是我为她介绍了律师的缘故吧?我暗自窃喜。但我不能流露出来,我要把握好分寸。
私人侦探的事,尤其不能让她知道。我要保证有自己的底牌,这是我的秘密。只有把她弄到了手,我才能松懈。
庞瑞丽去了墓地。我也跟着去了。那个山谷。在杨广生的周围,又多出了几个新的墓碑。但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杨广生的墓。杨广生的墓修得高大气派。墓碑的材质明显优于四周。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它的价格不菲。谷地里的风扬起她的长发。她在吸烟,一根接着一根的吸。这期间,庞瑞丽并没有烧纸钱。其实,她根本就没带这些东西。她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墓碑。墓地里的风很硬。纵横交错的树。其间影影绰绰夹杂着其他几个人。此刻,没有人被安葬。
我们在墓地里逗留了很久。庞瑞丽的造访意义不明。她不是来祭奠,也不是来怀念。她来干什么呢?即将离开时,庞瑞丽突然满脸通红。
她说,杨广生活着时我就不了解他,现在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了解他呢?
在他的墓地里,我没法说话。我怕对死者不敬。墓地里的风吹来吹去,庞瑞丽突然红脸没有任何来由。不过,那种充血状态不久就消退了,她重新变得苍白。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谁啊?
杨广生。
我们一起注视着那座墓。此时他被封存在里面。他躺在一只精巧的骨灰盒里。那之前他的车在国道上被撞毁了。再之前,他是个成功而富有的商人。而且他还娶了现在正站在这儿凭吊他的女人。女人的身边还站着我。他知道女人的身边,站着另一个男人吗?
回到那所大宅子,我小心翼翼地和她说话。我说,人都已经死了,何必再想那些事呢?
她一挥手拦住了我,不让我往下说。她的情绪很颓唐。我们不是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室内灯火通明。我们带回了墓地的味道,彼此能从对方的身上嗅出。我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味道,但它肯定来自墓地。它让我们的器官有粘稠的感觉。
庞瑞丽再次说到了杨广生死之前打给她的电话。她说,十分钟后他就死了。他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我是这世上最后一个听到他声音的人。
她为什么要反复说到这个?这很重要吗?
为此,我还去电信部门查过那个手机号。在那十分钟里,他再没有打过电话,也没有接过。之后那部手机沉入虚无。
那么,这个男人,他是不是爱我呢?
庞瑞丽这样问道,我看到她的嘴唇在哆嗦。
王律师和私人侦探的工作都很顺利。我和侦探见了一面。在一个咖啡馆里。他告诉我,杨广生的确有许多女人。她们身份各异,有风尘女子,也有职业女性。有本地的,更多的却分布在外地。我记起了某天夜里,庞瑞丽接到的那个外地电话。总之,他口味很杂。侦探有她们的详细资料。有个奇怪现象是,杨广生对那些女人非常吝啬。他很少给她们钱,即使给,也很少。对她们其中的一部分,杨广生还有暴力倾向和虐待行为。据此,侦探认为杨广生多少在心理上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杨广生对庞瑞丽却恩爱有加。他呵护她,疼爱她。目前的证据显示,杨广生账目清楚,他所有的钱都在庞瑞丽的掌握中。而且,这些钱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杨广生并没有在外面生过孩子。在生育方面,杨广生似乎患有某种隐疾。当然,这只是侦探私下的猜测,缺乏确凿的证据。不过,他对待妻子和外面的女人,在态度上的差异,应该是有所寓意的。他内疚,狂暴。对他而言,有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他殴打女人。而在家里,他又那么温存。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我是雇主。私人侦探和我构成雇佣关系。他喋喋不休地分析着。我感兴趣的是,杨广生没有子嗣,这少了很多麻烦。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不希望节外生枝,有别的人来染指杨广生的钱。庞瑞丽必须是唯一的受益者。
因为放心和放松下来,我有些昏昏欲睡。侦探还在说话。他现在在谈王律师。律师的工作同样很有成效。他不但弄清楚了杨广生钱的数目,眼下,他还在追究这些钱都是怎么一笔一笔赚来的。这当然是庞瑞丽的授意。他沿着杨广生的商业轨迹一步一步地往回追查。从房地产,到家电,再到最初的水产生意。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耐心,需要很专业的技术手段。他的调查和取证,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他已掌握的事实(那些事实他将逐一披露给庞瑞丽)来看,杨广生的钱肮脏,黑暗。它们来路不正。
接下来,侦探给我讲述了一些故事和案例。比如做水产生意时,杨广生曾私吞过对方客户的两大车鲜货。他一分钱也没有给对方。他正是用这两车鲜货做为本钱才起家的。水产有起色后,为了扩大生意,他竟请黑帮的人挤走了相邻的四五家摊位。并砍伤过其中的两位小老板。那是杨广生的暴利时期,那时候,他赚下的钱充满血腥气息。做家电也一样,他同样私吞过对方的货,直到现在都没有付款。至于房地产,那里面的事情就更多了。他非常残忍,不择手段,他的金钱就是这么赚来的。在侦探讲述时,我不住地冷笑。我不知道庞瑞丽为什么要拧开这个瓶盖?她是有意识的吗?拧开这个瓶盖,将会倒出什么东西来呢?
庞瑞丽越来越憔悴。她启动了一种调查,本意是准确弄清她的财富,以及她有没有潜在的对手和敌人?没想到的是,调查的深入却揭开了一道道黑幕。她欲罢不能。是她让律师这么走下去的,她要看个究竟。现在,庞瑞丽至少弄清了两个事实。一个是杨广生的钱,也可以说是她的钱,都是黑钱。再就是这个邪恶的男人,很可能真爱着她。
这种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宅子,我经常在那里出入。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成为这里的主人呢?庞瑞丽的烟吸得更凶了,她还咳嗽,屋子里烟雾腾腾。这天,她接到了又一个电话。我也在现场。同样的外地口音,但不是先前的那一个,是另一个。
她也是这样问,是杨广生的家吗?
是啊,庞瑞丽答道。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总打不通他的手机?
他的手机火化了。
火化?
因为他死了。
沉默。
你想给一个死人打电话吗?
电话,一下子挂断了。
我不明白的是,那些女人,杨广生对她们那么坏。他打她们,也不给她们钱。她们为什么还会记挂着他呢?杨广生死后,这样的电话我就接过很多。
是啊,这是为什么?
但他没有打过我。
谁?我问。
杨广生。他也没有羞辱过我。他总是像抱孩子一样地抱着我。你为什么老是往这儿跑呢?庞瑞丽叹息着问道。
我说,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求婚的。
庞瑞丽笑了说,恐怕很难有这一天吧?
今晚,庞瑞丽要我来见她。她说,她已经把杨广生的钱都还回去了。能还的就还,还不回去的就让王律师捐掉。
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消息,我一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什么还回去?还给谁?
因为那些钱本来就不是杨广生的,也不是我的。有账可查,并且可以找到当事人,能还给别人的,就先还了。更多的钱实在无法还,也找不到当事人。没办法,我干脆让律师一股脑儿捐给了一家疯人院。
为什么是疯人院?
因为我想这个世界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疯子出现。而且我希望让那些疯子们能过得好一点。
这所宅子马上也是别人的了,我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我只要一小套够住就行。
你是在赎罪吗?
不是,罪不罪的与我无关。
那么,你才是一个疯子。
庞瑞丽笑了笑,你说过总有一天你会向我求婚的。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下,发生了这种事,你还会有兴趣吗?
这个愚蠢的女人,亏她问得出来?自打杨广生死后,我就在精心策划这件事。我的目的当然是和她结婚。可是,她把钱都捐出去了,我还和她结什么婚?我的心血算是白费了。
怒火在我的体内燃烧。在我的想像中我开始了对庞瑞丽的殴打。我们在三楼。我把她踢下了楼梯。现在她在那些楼梯上翻滚。疯子!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我还在踢,她继续滚,一直滚落到二楼。你以为你是什么?没有了杨广生的那些钱,你和我嫖过的妓女有什么区别?和你结婚?笑话!她的脸破了[BFQ],鼻子也破了。血迹滴落在地板上,楼梯上。在二楼,我没有停下来,我已经停不下来了。我把她重又踢下楼梯。她磕磕绊绊的,滚向一楼。她的身体,肯定有几处骨折。我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她的脸在我的脚下破碎,她躺在一楼的地板上,她蜷缩成一团。
这是多么痛快淋漓的殴打啊!和杨广生殴打他外面的女人一样。男人有时候就需要这么殴打。但这不是事实。我仅仅只是丢下她,打开大门,轻蔑地扬长而去。我不能留下来,没准儿我会杀死她。她浪费了我多少时间和心血啊。
可是,当我走过几条街道,我又停下了脚步。我回想起当我离开时,庞瑞丽始终一言不发,她的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她是不是真的把钱捐出去了?这是一个疑问。会不会是一个圈套和计谋?她在试探我?还是蒙蔽我?想到这儿,我冷汗直流。
我迅速转身,回到大宅子那里。可是里面一片黑暗,我怎么也叫不开大门。我离开时,大门还开着。但现在却闭得紧紧的。我试着打了庞瑞丽的电话,果然关机。再打王律师,也关机。最后我打了私人侦探,同样关机。我站在大门前疑惑重重。他们,他们呢?
摘自：《清明》2006年06期　作者：曹军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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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军庆的心理世界

作者：夏元明

曹军庆是我省近年来脱颖而出的优秀小说家。曹生于1962年，湖北广水人。大学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有组诗发表于《长江文艺》、《青年文学》等刊物。但随后不久即搁笔。90年代中期后复出，以小说创作为主，并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曹氏仅短篇小说即发表50余篇，而且大都发表在《上海文学》、《天涯》、《长江文艺》、《清明》等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显示了雄厚的实力。
曹氏小说以短篇为主，中篇、长篇次之。曹氏的短篇以刻画人物心理见长，辅之以略带“迷宫”式的叙事，或透视人性的深层，或折射时代的变幻，或揭示生活的哲理，大多能予人以思索或感染。心理，是曹氏小说的平台，亦是曹氏所致力解剖的对象。无论是个性心理，抑或是社会心理，曹氏均有细致而准确的把握。读曹氏小说，仿佛走进一个心理的大展厅，既能让人领略各种常态心理，亦为各种变态心理所吸引。无论常态或变态，都使我们在惊异于人心叵测的同时，顿感自己亦有此种心态存在，所以不由得有几分惭愧和惶恐。这大概也是曹氏小说的一种功能，能够促人反省，也算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了（汪曾祺语）。
对心理的爱好，其实源于对人的兴趣。文学是人学，而人性的解剖终究离不开心理，这当是曹氏所认同的逻辑。曹氏在给笔者的信函中说：“然后是人。我对人性中比较幽深的一部分（背面？）感兴趣，我探索那里。这有一定的风险，有时候甚至误入歧途。但我喜欢。对人的研究，是写作真正的乐趣和痛苦。人在各种境遇中的心理状态，永远让我着迷。心理。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这是一种令人惬意的‘探险’。”曹氏将自己的心理小说称之为“探险”，则可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描写，而是对人性的深层发掘。这种发掘所以是险，就因为它往往显示出人性的某种幽暗，对这种幽暗的暴露往往是一种残酷的撕裂，既撕裂习见的人性伪装，也撕裂自我，因为同是人类中之一员，面对真实，作者不可能置之度外，更不可能幸灾乐祸。
所谓“背面”，所谓“幽深”，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潜意识”。人可以在表面上装得道貌岸然，但潜意识里极难做到光明磊落。喜欢分析潜意识的人一定会发现，原来自己许多冠冕堂皇的言行背后，实际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也许就是曹氏《背面》一作的主旨。肖雅丽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孤身女人，表面看极富于同情心。邻居家出了什么不幸的事，肖雅丽必定在场，帮着人家痛哭流涕。肖雅丽是悲伤的，但悲伤却使肖雅丽容光焕发，食欲大增。肖雅丽果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吗？非也。小说的叙述人是如此分析肖雅丽的：“我就是想，因为有了不幸，你才能替人分享他们的苦难，并且去安抚对方。你始终在做这些事情，你做得很好。可是，一旦没有不幸，你也就无从做起了。这才是你的悲哀。”也就是说，肖雅丽是在别人的痛苦中，在施舍对别人的同情中获得了一种满足，别人的痛苦冲淡了自己的不幸，因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平衡。这当然是一种病态的满足，然而这种病态却是一种“普遍”的人性！鲁迅的《祝福》中，几乎全鲁镇的人都从祥林嫂的不幸中获得一种慰藉，连打短工的柳妈都拿祥林嫂额头上的伤疤取笑，一面陪出几声叹息。鲁迅看出了人们虚伪的同情，曹军庆深有同感。但我并不认为《背面》是一篇十分优秀的小说，除了有为观念写作的痕迹外，这篇小说显得过于刻薄。鲁迅的《祝福》在批判鲁镇人的同时，却并未放过自己，而曹军庆却有点置身事外的冷酷，似乎在以上帝的眼光审判人性的丑陋，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如果能多一点同情和怜悯，则给人的震撼将更大。
所幸曹氏并非一味刻薄，他的有些优秀之作，便能放弃一般的道德尺度，而致力于某种生命状态的揭示，因而显示出人性的复杂多变来。这样的小说首推《兽皮》和《迷失》。《兽皮》和《迷失》没有了对人物的揶揄和调侃，却细腻而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恐惧意识，表现了人物的人性挣扎，其思考的力量大大超过了《背面》。《兽皮》和《迷失》的主题是“罪”与“罚”，两个主人公都是罪人，一个图财害命（《兽皮》中的郭昌顺），一个贩卖毒品（《迷失》中的“他”）。他们都得到了惩罚，但惩罚却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法律，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恐惧。郭昌顺为了独吞财宝，竟然将下洞探宝的丁石轩弃置洞中，并用石板封死洞口。郭昌顺是暴富了，然而也从此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他从兽皮上的藏宝图里得知此洞另有一个出口，虽然在只有老鹰能到的悬崖上，但他相信以丁石轩的聪明才智，不愁出不来，何况丁身上还有一根长长的绳索呢？这便是郭昌顺的一块心病，也是郭昌顺的恐惧之源，他担心丁石轩的复仇。然而丁石轩始终没有出现，又仿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于是等待复仇便成了郭昌顺更大的痛苦。“我这一生，始终生活在恐惧里。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我随时防备着我的仇人，也就是丁石轩，会来向我复仇。我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但丁石轩就是不来。他耐着性子呆在暗地里。而我，早就没有耐心了。我渴望他来，尽早了断。等待别人复仇，比被人复仇更为难受。”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难受的等待其实不是来自丁石轩，而是来自冥冥中良心的自责。试想，以郭昌顺的毒辣和现实中的权势，即便丁石轩复仇，郭昌顺又何惧哉？显然他真正忍耐不了的是内心未完全泯灭的道德。作者曾经透露他喜欢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陀氏那种严酷的自我拷问，难道不会影响曹氏的创作？虽然笔者无意将《兽皮》看成一篇关乎灵魂自我完善的作品，但我也乐意将“兽皮”和“丁石轩”看作人性中善恶的两极，而郭昌顺对“丁石轩”的恐惧便有了某种寓言色彩。人性是复杂的，善恶争斗不单是外部的情形，同时也是人心深处的图景，一个正常人，内心深处常有善恶争斗，这种争斗有时会相当激烈。歌德《浮士德》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但歌德似乎太多失望，而有着儒家文化底蕴的中国作家，大多信奉孟子的性善论，相信人性中的善可以自动抑制恶的滋生或发展，这就是人性希望之所在。表现人性中善的一面，表现善恶的激烈争斗，比单纯暴露人性恶更有利于人性的健全。暴露人性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拯救，这使曹军庆的小说在冷酷的同时，又多少富有一些人性的亮色。
同样的人性关怀，在《迷失》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主人公“他”虽说误入歧途，干起了贩毒的勾当，但其人本性并不贪婪。这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他向往无罪的生活，却又沉溺于犯罪的生涯；害怕生死报应，却又缺乏自新的勇气。虽然作者在人物的犯罪动机上缺乏有力的铺垫，但这种分裂性格的本身却具有真实性。作者以近乎同情的笔触写了“他”的痛苦和恐惧，写“他”对老婆和儿子的爱，老婆和儿子更加深了他的恐惧。同样，“他”的恐惧不是来自法律的制裁，而是来自内心的道德，来自时常觉醒的良知！“他”为了儿子的安全，将儿子送到了老家烟灯村。“他的父母住在一个名叫烟灯村的地方。在这个世上，他最信赖的，也只能是父母啦。他们是虔诚朴素的农民，整天跟土地和庄稼打交道，信奉一种简单而又原始的宗教。每逢固定的节日，比如月末，端午和年关，他们都会焚香绕纸钱，跪拜祖先和各路鬼神。……过去，他觉得父母的这种行为很可笑。后来他不这么看了，恰恰相反，他相信唯一能拯救儿子的，大概就是他们了。”一个不断犯罪的人，却相信虔诚和朴素的生活，相信因果报应，他自然会承担更大的精神压力。他最后终于断送在这种压力下，恰恰可以看出他未泯的良知。这是一个悲剧，却也是一曲人性的挽歌！
作为一个热衷于心理的小说家，心理往往成了曹军庆的折光镜，透过此镜照出社会的形形色色。正如作者所自述的：“我不是现代派作家。我的文学立场是现实主义。”（作者与笔者的信函）然而现实却借心理聚焦，这才是曹氏小说的个性。《情况》是这方面的一篇优秀之作。刘图木是秘书科的副科长，大家喊他刘科。他给好几届领导写过讲话稿，而自己仍是十几年如一日地没有长进。名义上他排在副科的头名，却除了写材料外，没有半点实权。别的副科长或者可以安排车子（因此自己也可以享受），或者可以签单，唯独他什么权都没有。小说当然暴露了官场的腐败，但与别的官场小说不同，作者的着力点是刻画浸泡在官场里的小职员的畸变心理。刘科没有权，好不容易分派给他一件差事，分管机关的卫生。他便坚持自己挑选清洁工，并且有事没事用严肃的态度大声呼唤“刘嫂”，弄得刘嫂十分怯他，他自己也觉得充实。变化缘自他与另外两位副科长的聚会，他们在外面吃了饭，又在宾馆里开了一个房间，然而开房间却不是为了招待他，而是为了吴心立吴科的“情况”。吴的所谓“情况”就是情妇，是个20来岁的清纯少女，这弄得刘科心里极不平衡。想起自己一堆肥肉似的老婆，想起他同老婆婚礼上的尴尬场面，他觉得活得亏。平时别的科长贪点便宜，刮点油水他勉强可以忍受，这样的反差却是他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居然鬼使神差地让马嫂到他家里帮忙搞卫生。起初，刘科的动机不过是利用“职权”平衡一下心理，可最后却出乎意料地同马嫂上了床。要命的是当马嫂情绪上来时，刘科却还未上阵即已瓦解，让马嫂深感鄙夷。自此以后，刘科不仅不敢在马嫂跟前颐指气使，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不多久，领导将刘科这么一丁点权力也革掉了。刘科是卑微的，最卑微的不过面对马嫂粗糙松弛的身体，想：“马嫂算不算是他的情况呢？如果算，那么在这件事上，刘科同样亏得厉害。”“亏”是刘科心理的核心，也是所有尴尬的根源。这种心理的产生当然与现实官场有关，但它使我们感到的不单是官场的腐败，而是腐败的官场如何扭曲了一个人的灵魂。这看起来像一场喜剧，而喜剧背后却有深深的悲哀。这篇小说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刘震云的官场系列，但与刘震云笔下的小林不同，刘科的不幸不光来自于外部的压力，更来自于内心的欲望，来自于不平衡！当一个人沦为利益的奴仆时，总在斤斤计较利害得失，那么这种人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官场中人如此，其他人亦然，我们从中可以听到曹军庆的一声叹息！
搭建心理平台，上演灵魂喜剧，揭示某种生活的哲理，也是曹氏心理小说的拿手好戏。比如《电话咒语》，本来是女人之间的较劲，但却真的让其中之一死于非命，着实有些荒诞，但荒诞的背后却又有深刻的心理依据，而且从心理的逻辑中，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自作自受”。死者吴国珍有双漂亮的手，和动听的喉咙，她喜欢给人看手相算命，不能说没有卖弄的成份，但她在无意中引起了另一个女人王非的妒嫉却是事实。王非的男人同吴国珍是同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国珍为其看相，结果更加引起王的醋意，于是王决心报复。王经过反复思索，终于得出一条妙计：“你不是喜欢相术么？你不是喜欢看相么？你不是喜欢预测么？我就从这方面来摧垮你。”王让她的一个同伴给吴打了一个电话：“吴国珍吗？你肯定活不过三天。三天之内，你将死于非命。而且，你的死将与水有关。如果你能活过星期天上午十点，那将是一个生命奇迹。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王非的本意可能不过是借此捉弄一下吴国珍，可谁料吴国珍真的紧张起来。“吴国珍却是认真的。这里面有一些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因素，其中不乏游戏的成份。但更多的还是惊恐。这与吴国珍对相术的研究不无关系。比如说前面有一座桥，它实际上是完好无损的，有一个人说它会坍塌，吴国珍相信它绝不会坍塌，但吴国珍还是会选择绕道而行。因为这样即使那座桥真的没有坍塌（它当然不会坍塌），吴国珍也不会有什么损害。”这种心理大概叫做“小心无大过”，或“信则有，不信则无”，是很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吴国珍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支使下折磨了自己三天，也让丈夫苦不堪言。她一面足不出户，见水不沾，一面冥思苦想是谁这么咒她。到了星期天上午十时将近的时候，她终于想到了王非，是的，是王非捣的鬼。她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激动不已，她要将这一发现告诉王非，于是急匆匆出门。然而不幸的是，她一出门就被洒水车撞死，时间正好是星期天上午十点！这几乎是一篇心理实验小说。显然吴国珍的死是一个偶然，真正有意味的是吴国珍的自寻烦恼。试想，如果吴国珍不相信所谓相术预测，她的对手如何达到目的？这才叫“自作自受”！害怕是“我”害怕，恐惧是“我”恐惧，何关外界？佛教有所谓“心魔”之说，如果没有心魔，外崇便无从侵入，小说讲述的就是这道理。
《什么时候去武汉》也是一篇意味深长的小说，小说的动机缘自朋友之间的报复：“我”和刘不宗是朋友，但又恰恰是仇人，“我”的报复就是将对方的妻子张玉欣弄到手。不可否认这种心理的真实性，但真正的意蕴却是“什么时候去武汉”这句问话相对于不同人的不同意义。对于“我”来说，“什么时候去武汉”意谓着一种阴谋得逞；相对于张玉欣而言，则是渴望去圆大学时代留下的浪漫梦；而对于刘不宗来说，可能恰恰是希望得到更多与王小燕单独相处的机会，或者仅仅满足一种窥破别人隐私的快感。“武汉”对于三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目的，但又如此地不同。他们焦虑地等待，精心地策划，但一次又一次为神秘的力量所粉碎。三个人都在欺骗别人，却又遭到别人的欺骗，所以都显得有几分愚蠢可笑。“我”用花言巧语取悦张玉欣，使得张玉欣半推半就地答应去武汉幽会，但实际上“我”只是张玉欣梦中的替代品，谁知道她回想的是少女时代的谁？张玉欣自欺欺人，硬逼着“我”将先前的某些细节赋予新的含意，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但她又清楚的知道，“我”要的不过是“通奸”；最有意思的也许要数刘不宗，他希望将计就计缠上王小燕，殊不知王小燕早就属意于刘德安！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圈套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圈套的制造者，又都逃脱不了圈套的捉弄。那么这个圈套是什么？是命运？是又不是，谁说得清？也许生活本身有一种魔力，在这种魔力面前，人或者表现得很聪明，实际却无时不受这种魔力的制约，受这种魔力的嘲弄。生命是卑微的，人是渺小的，一切聪明计较都将成为人的牢狱，这就是存在的真实。这种“真实”不知道能否让膨胀的欲望有所收敛？
曹军庆说：“我反对那种肤浅矫饰的伪现实主义，反对简单地临摹和复制现实。现实主义必须融入某些现代文学的原素。现代文学的‘技术革命’可以而且应该为现实主义所用。”（作者给笔者的信函）曹氏所说的，大概可以叫“开放的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开放。曹氏好读爱伦·坡、博尔赫斯等，评论家刘川鄂说：“一个热爱杰克·伦敦、爱伦·坡和博尔赫斯的作家，他的创作起点绝不会低。”（《曹军庆的手术刀》，《长江文艺》2003年第9期）刘氏的判断过于绝对，为笔者所难以接受，但多一些借鉴，多一些参照，借以丰富自己的叙事，我相信是曹氏心理小说的一大特色。
曹军庆无疑是擅长叙述的，我以为与其说曹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派艺术，还不如说更多受到80年代中后期国内先锋派的影响。曹氏喜欢迷宫式的叙事，《什么时候去武汉》是一篇，《烟灯草》、《逃亡》等莫不如是。这种叙事固然可以在博尔赫斯那里找到源头，但其间马原、格非的影子更为明显。但同马原、格非略有不同，马原的“叙事圈套”往往热衷于对意义的消解，故事让位于叙事，以迷幻的叙事获得一种快感。而曹军庆仍然不忘意义的建构。叙事在曹军庆那里较少有本体论的意义，他似乎并不看重纯粹的技术主义，这也是他声称自己不是“现代主义”的原因。除了叙事的“迷宫”以外，曹军庆还善于调动诸如推理、凶杀、恐怖、魔幻、传奇等各种手段，借以丰富他的文本，增强其可读性。例如《烟灯草》，秦玉林奇遇玄道子，学得一身好武艺，就使小说蒙上了几分神秘色彩，而这一神秘色彩与衰败的大家族传奇相得益彰，大饱了一部分读者的眼福。还有《电话咒语》、《预言》、《兽皮》等，莫不借助了神秘的力量，利用了人们喜欢猎奇探险的心理。
但曹军庆的生活功底还是相当深厚的，捕捉生活的能力也是出色的，再加上语言的魅力，所以他不是那种靠旁门左道以取悦读者的作家。当我们惊叹他对人性的深层把握的同时，　也会为随处可见的生动细节所折服，我以为这才是一个小说家的当行本色。

《文艺新观察》（总第十五期）2006年特刊《九十年代以来湖北文学研究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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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军庆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曹军庆（2007，11，30）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今天，是我一生中永难忘记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安陆，在这里，你们的到来，你们的在场，让我深感荣幸！谢谢！ 　　其实，我的写作还很不成熟。或许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才刚刚开始。以前所发表的那些作品无非是习作而已。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我想应该是基于这样两点：一是各位领导和老师们对我这么些年坚持写作的一种鼓励。其二是对基层，对基层这些和我处境相似的作者们的一种提携和扶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从这次会上受到教益的将不止我一人。 　　回顾我的写作，我会感到惭愧。我早年热爱写诗，岁月磋砣，浪费了大量光阴。直到2001年前后才开始定下心来写小说。主要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中篇小说要少一些，尝试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迄今发表过一些作品，散见于各文学刊物上。前不久出版了一本小书，中短篇小说集《雨水》。我觉得发表作品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的内在品质。 　　我的写作原则是现实主义。我一直在寻找真实。但是真实到底在哪里？有一个时期，我迷恋于虚构。我试图借助它，建起一条通道，去向那些鲜为人知的领域。这是一种个人探险。因此，我杜撰了一个名叫烟灯村的地方。它是我的故乡。我所有关于乡村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被安置在这里。一些相同的人物，会在不同的小说里出出进进。我喜欢这样一个处于生长状态的地方。因为我的写作，它存在着许多不可预知的变数。即使我停止了乡村写作，进入了另外的领域。但这个地方依然存在。它是我可以栖居的场所。 　　有一个永远的悖论。如果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秘密生活（或情感）。那么，这同时是否也就构成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欺骗或背叛？我喜欢秘密生活这种说法。它有两重意思：一重是现世的，另一重是心灵的。无论哪一重，都更有质量，也更深遂。秘密生活，它具有阴暗、秘而不宣和隐秘激情这样一些特征。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生活的背面，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生活？而在真相的内部是否还有更值得确信的另一种真相？正是这另一面，往往是文学大有作为的地方。它们使人生变得神秘、深奥、不可预知（命运也是如此）。事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也就是生活本身。 而在另一个阶段，我曾经热衷于叙述死亡故事。一些离奇而毫无逻辑的死亡事件接踵而至。那是一个疯狂时期。我的叙述粗励，尖锐，无所顾忌地渲泄。缺乏克制，也不在乎美感。我想，死亡也许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能真正揭示出死亡的奥秘，对生命是有意义的。但是，我的这一阶段已经结束。我正在变得平和，或者希望变得平和。毫无疑问，活着比死亡更复杂，也更深奥。叙述的空间也更阔大。展示生命和人性的各个层面，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终生的幸福和苦役。 　　文学必须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在写作实践中，我的确有很多困惑。如何使文学更有力量？如何让写作得到应有的尊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恳求各位老师能指出我写作中的诸多不足。虽然我的写作还很不成熟。但我仍然充满了信心。这是因为其一，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生长状态，希望我自己的写作也还能有生长空间。其二，至少我的写作是诚实和严肃的，这一点聊以自慰。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写作这条道路上，最后的成功者永远只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所需要的也许只是勇气和坚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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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玻璃发卡

曹军庆

村长垮掉了，就地免职。据顾厂长说没让他坐牢，就算便宜他了。这个人在村子里太无法无天，简直就是村霸。无论什么事，他说一不二，没人敢反抗他。如果要数一数他的罪状，那可不是一会儿两会儿就能说完的。顾厂长斜着眼睛瞟了一下李福正，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吧?比方说他贪污公款，到处吃吃喝喝，还像以前的地主一样糟蹋妇女。说到这里，顾厂长有意识地顿了顿，他看到李福正的脸变得刷白。顾厂长对此很满意，他喜滋滋地吸了口烟，喷出一大口烟子。村里这几家村办企业，像砖瓦厂啦，河沙厂啦，预制板厂啦，都像是他自个家里的，是他私人的钱袋子。他想什么时候伸手捞一把，就什么时候捞一把。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让他这么弄下去，几个厂子早晚得败在他手里。现在好啦，村长垮了，村子里又有指望啦。
以上谈话，是白天里的事，发生在砖瓦厂办公室里。顾厂长倒背着手，一边吸烟一边通报了村长垮台的消息。到了这天夜里，李福正在自家床上，通宵达旦地暴打蔡雪儿。蔡雪儿手脚被捆，裸着身子，横躺着。屋顶上亮着的灯光一个劲儿地晃动。李福正把一条蓝碎花布带子浸泡在水里。他审视着床上的女人，冷笑。他简单搓洗了一下手，从水中捞起布带子，拧麻花似的，把它拧干。布带子长约三尺，李福正抡了几圈，还算满意。
像顾厂长一样吸完一支烟，李福正又开始抽打蔡雪儿。他闷声不响地打，一下接着一下。被布带子打过的地方，在蔡雪儿白嫩的肌肤上，出现了一道道紫色的淤斑。她的腹部、胸部、手臂和脖子那里，紫色的斑痕纵横交错。李福正暂时还没有打到她的脸上去，他还给她留着脸面。捆蔡雪儿时，本来准备用抹布或丝袜堵上她的嘴巴，以免她叫喊。后来一想，要叫喊就让她叫喊吧，村里人也应该知道她男人在收拾她呢。但是，出乎他的意料，蔡雪儿并不叫喊。屋子里现在是这样一幅场景：李福正闷声不响地打着床上的女人，而床上的女人圆睁双眼，也闷声不响地承受着。看上去这不像是一场正在进行着的殴打，倒像是两个人在做一个很枯燥的游戏。
拧干了的布带子还是湿的，它被拧着，像一股绳，抽打在蔡雪儿的身上。她发现，疼痛是一个过程。当它刚接触到皮肤时，有一些微凉，随之，痛感烙在那儿，并向别处扩散。抽打的声音不像木棍击打身体时那么沉闷，也不像鞭子那么脆响。它的声音是中性的。
疼痛，在身体的表层和内部蔓延。它们随着李福正不停顿地抽打连成一片。蔡雪儿的全身都在燃烧，皮肤红肿。火烧火燎，各个关节处木头似的突出着。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粗糙，在膨胀。捆着手脚的绳索，在向着肉里面陷落。它已经不再是绳索，像是细细的线。好像一使劲，就能挣脱它。但事实上不会，它更紧地捆绑着。
蔡雪儿注视着这个疯狂的男人，他抽打时，鼻孔张得很开。他哼哧着，在使出浑身的力气。墙上，唯一的窗户关闭着。透过窗口，能看到外面。因为窗户关闭着的缘故，蔡雪儿的视线被阻挡着，但她知道外面的一切。在村头，有一棵皂角树。结婚的那一天，正是在这里，蔡雪儿看到村长和李福正在皂角树下说了一会儿话。李福正低着头，大部分时间是村长在说，远远看去，村长的样子显得很亲切，也很温和。然后，村长骑着那辆红色摩托车一溜烟地离开了。
晚上，喜酒喝到很晚才散。李福正喝醉了，村长给他猛一下灌了两大碗。村长是村干部，经常可以喝酒。所以他有酒量，两碗酒小意思，根本放不倒他。可李福正不行，李福正一喝完就趴下了。村长哈哈大笑，用手指着他说，李福正你都这样了，看你怎么入洞房。
村长的话李福正还是听到了，他想说村长，我没事。可是旁边还有一些人在起哄，他们吵吵嚷嚷的。李福正听到他们说，李福正要是不行了，村长可以帮忙啊。村长说，哪能呢。这么闹着，夜便深了，闹新房的人一拨一拨地走了，屋子里只剩下蔡雪儿和李福正。她看到李福正脸色很差，眼神总是躲向别处。
这时，屋里的灯突然熄了。电工喜顺晃着一根长长的手电筒过来了，他对李福正说，可能是保险丝断了，又跳闸。
李福正站都站不稳，说跳就跳吧。
喜顺说村长让你帮我去弄呢。以前出了这种事，也都是喜顺跟李福正去弄。
今天我不弄，李福正说。
村长说要你弄你也敢不弄吗?喜顺惊讶得张大了嘴。
村长!李福正像是回过神来了，跟着喜顺歪歪倒倒地往外走。
蔡雪儿看到李福正那样子走了出去，在他前面，手电筒发出的光柱像蛇一样扭动。过了好久，灯还是没亮。好像李福正回来了，蔡雪儿听到了脚步声。他摸着黑上了床。他压到蔡雪儿的身上，一下子就撞进去了，把她灌得满满的。他撕扯着她的胸脯，撞击着她，好像要把她撞碎为止。蔡雪儿还不曾受过这般撞击，她几乎要窒息，晕厥。一股温热黏稠的液体，顺着她的大腿往下流淌。蔡雪儿啜泣着，低声说道，李福正你轻点儿，李福正你弄疼我了。
在黑暗里，李福正也不回答，他只是嘿嘿地笑着。蔡雪儿闻到了酒味、蒜味和汗味混杂在一起的奇怪味道。还有鱼腥味，鱼腥味里像是掺杂了血丝。
李福正什么也不说，他又出去了。蔡雪儿想，大概他又帮喜顺弄保险丝去了吧?
这下子灯亮了。李福正悄无声息地站在灯下。他显得疲惫不堪，嘴皮子灰白。他像是被抽去了脊梁骨，或是被打断了脊梁骨，身子软塌塌的。他的目光依然躲躲闪闪，但看得出来，他在窥视什么?他的鼻头耸动着，也像是在刻意地嗅着什么。
他拉上了灯。一直到天亮，他再也没有碰过蔡雪儿。好像身边睡着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枕头或被子什么的。
过了好一会儿，李福正还有呼吸，蔡雪儿估摸着他并没有睡着，说村长跟你说什么呀?
什么时候?
白天呀，在皂角树下那会儿。
哦，你都看见了?也没啥事。村长问我想不想去砖瓦厂，我说我当然想去。他说那好，叫我明天就去砖瓦厂报到。他还给我安排好了，先做办公室主任。他其实早就在民办教师里物色过了，想要我出任办公室主任，就是不知道我愿不愿意?这可是好事。他还说顾厂长年纪大了，也做不了几年了，等他一退下来，就让我顶上去。
可真是好事啊，那你去弄保险丝怎么也弄了这半天?
喜顺家里的保险丝没啦，又和他一起去了小卖部，在那里翻翻找找就给耽搁了。
听这么一说，蔡雪儿一转身，就沉沉地睡了过去。李福正却睡不着。砖瓦厂此时正红火，农民有了点钱就要做新房，做新房谁不要砖啊?再说当了厂长，那可就不同啦。看看村里的厂长经理，哪个没有发财?就说那顾厂长吧，在村里做了一栋楼房，在镇里有一栋，听说在县里也有。如果能坐上他的位置，民办教师李福正就将摇身一变成为农民企业家。到那时，他还会缺什么吗?女人?哼，简直是笑话。想到这儿，李福正的心里不再那么刺痛。
抽打了一阵子，李福正手上的布带子松开了。它不可能永远保持被拧着的状态。因为蔡雪儿肉体上的体温和不停挥舞的缘故，它里面的水分在减少。松散开来的布带子仅为半湿，像是毛巾，或擦汗用的披肩，上面满布着皱褶和折痕。
它抽打下去，发出的响声变成了啪!啪!新的疼痛明显在减弱。李福正丢下了布带子，扔在水盆里。它像一匹海带，在盆里马上吸饱了水。
李福正第二天就去上班了。顾厂长年龄偏大，精瘦，阴恻恻的，有点像账房先生或看风水的。他说这么急啊，舍得把新娘子搁在家里?李福正说，早些来熟悉些情况吧。什么情况?顾厂长说都一个村子里，什么情况不了解?嗯?他故意把最后一个字拖出很长的音来。李福正听着特别难受，他浑身上下像是爬满了松毛虫。
在砖瓦厂里当办公室主任，李福正成天觉得无所事事。顾厂长不吩咐他做事，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是和当老师不一样，李福正时常要在外面喝酒。一有喝酒机会，顾厂长就会带着他。顾厂长跟人介绍说，这是村长提拔来的，李主任。有人敬酒，遇到顾厂长招架不过来的，就让李福正代喝。在他第一天来报到时就喝醉了。喝醉了的李福正一回来就睡下了。他又上了蔡雪儿的身子，这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了，可是他的东西仍然软着。它就像一块死去了的肉，冷冰冰的。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又一起试过无数次，它还是如此。它病了。
李福正成了一个病人，这是为什么呢?他后来放弃了，放弃了和蔡雪儿之间的夫妻生活。他不再上她的身子。他的心事全在厂里。这也是他剩下的唯一希望。他也有野心，一个男人谁没有野心啊?尤其是到了厂里，他亲眼见识了顾厂长手上的权力和随时可以得到的好处，更让他心急如焚。他盼着顾厂长能尽快退下来，由他接任。李福正非常露骨地和村长表达了他的意思。现在，他和村长说话不再低三下四，他的眼睛坚定地看着一个方向。这表明了他强硬的立场。村长说他在想办法，不能性急。村长还说，他早就有换厂长的打算，派李福正去厂里明摆着就是这个意思，明眼人谁都能看出来。可是，顾厂长这个人的背景比较复杂，在镇上有人，听说县里他还有人，所以不能硬来。这些都是村长的底牌，当着李福正的面他都亮出来了，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李福正放心。
最后，村长说，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可是，蔡雪儿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她为丈夫而忧虑，李福正怎么会这样呢?在新婚之夜里，他不是很威猛么?她越来越对这事存有疑虑，却又不愿深想。村长为什么突然间对李福正这么好呢?当厂长，那可是每个男人做梦都想得到的肥缺。她必须追究，她要询问李福正。
她说，你怎么就病了呢?
我吗?我没病，我一直就是这样子。
不对，那天你不是。
哪天?
结婚那天呀。
那天我没要过你呀。
你要过。
可是，李福正惨笑着，那天是我吗?
说出这句话，李福正就像是在自己心上扎了一刀。他本来还侥幸地希望事情不是那样子。当他和喜顺一起去弄保险丝时，心里就很有些不安。当时他还头疼，就像是有锥子在里面钻。弄好保险丝回来，他看到村长鬼鬼祟祟的影子正从他家走过。他想否认这事，那不是村长。或者那就是村长，不过也只是刚好从他门前路过。李福正这么想过。但他明白，那是在骗鬼呢。村长!村长糟蹋的妇女还少吗?他会放过我?还有，他以前为什么没要我去砖瓦厂?偏偏一看见我新娶回来的媳妇就要我去砖瓦厂。我从来就没跟他提出过，那么好的事我想都不曾想过。看来村长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包括在皂角树下对他的许诺，停电，喜顺来找他，去小卖部买保险丝。这些事连在一块儿，李福正想通了，这个交易他能接受。村长睡了他的女人，他又能怎么样?村长睡的女人可多了，谁能把他如何呢?如果村长能兑现他的承诺，让李福正顺利地当上厂长，他还要感激村长呢。对，当然要感激。
但是，对蔡雪儿，那又是另一回事。她已经是个肮脏的女人。她要么知道真相，要么是在装糊涂。李福正的病根，正是源于她的所作所为。他不能对村长怎么样，却可以迁怒于蔡雪儿。他一定要撕开这层纸，让那暗处的事情裸露出来。
李福正的身子硬挺挺的，像一具僵尸。他在观察蔡雪儿的反应。
蔡雪儿哆嗦着，所有的疑问此时全解开了。她记起来了，从窗口看到了李福正和村长的身影，他们在皂角树下密谈。还有暗夜里嘿嘿的笑声，她记得李福正很少这么笑过，村子里经常这么笑着的，似乎只有村长。细想想，李福正身上也没有那样浓烈的蒜味。以及，那天夜里古怪的停电，和李福正极不情愿的离去。还有，李福正突然现身灯下，活像个鬼魂。
布带子在水盆里，充分地舒展开去。新一轮殴打，尚在酝酿中。李福正在喘息。蔡雪儿平躺着，头下没有垫枕头。她努力地把头伛着，这样使劲转动脑袋显然是想看到她自己刚被打过的身体。但她只能看到很小一部分。
李福正不会放过她，他还会再打她。打自个儿的女人，他可真有一套，简直要往死里打。在这短促的间歇期里，她身上的疼痛稍稍有些消退。蔡雪儿感到只有一部分身体还是她的，另一部分好像已经是别人的了。或者不再是肉体，变成了物品，比如木板或织物之类的。肢体无法动弹。表皮全成了创面。它们连结成一块，像新结出的一层硬壳，或甲胄，或鳞片。总之，就是这一类与自己全无干系的东西。它们是一些附着物，是蔡雪儿新长出来的，蔡雪儿就罩在这里面。
蔡雪儿相信会有这么一天，他一直就在等着她。自从蔡雪儿知道真相后，她就明白会这样，李福正肯定会报复。那么，他报复的对象又是谁呢?村长吗?他不敢。不要说村长还在给他好处，就算村长什么也不给，他也没胆子对村长下手。蔡雪儿太清楚了，村里的男人都一样，李福正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他为此还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他娶回了妻子，却要不了她。他所受到的刺激和屈辱太大了。正是这刺激和屈辱，让他变得不再是个男人。如此说来，蔡雪儿也是有罪的。尽管她当时并不知情，或许在懵懵懂懂中她也是受害者。但她还是认为自己有罪，她和村长都有罪。所以，被李福正这样殴打，她觉得是早晚的事。她没有痛哭，也没有叫喊。
在李福正挑明了那件事之后，蔡雪儿曾和他商议过，她愿意去告发村长。听她说出这种话，李福正就像大祸即将临头似的，吓得魂不附体。他一把捂住她的嘴，这话也能说吗?天哪，这话也能说?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你还想再怎么害呢?李福正其实用不着这么害怕。更有可能，他怕的是不能当上砖瓦厂厂长。那时候他以为这个厂长位子马上就可以到手了。
李福正在殴打他的妻子，在他家里。行凶的理由，场所和凶器，一切都是现成的。他粗暴地绑住了蔡雪儿，随手抓起了一条布带。它是家庭里很普通的一件杂物，椅背上，篾器上随处可见。然后，他看见了地上的一盆水。那是蔡雪儿准备洗澡用的，李福正把布带子丢了进去。
蔡雪儿看到李福正又在拧布带子。他把它对折了两次，在齐腰的位置上拧着，哗哗的水声逐渐变得淅淅沥沥。
他扭过头来，眼睛看着蔡雪儿。突然，他怕烫似地松开双手，布带子掉落在水盆里。他扑了上去，就的蔡雪儿的身上褪去了衣服。冲动来得那么迅猛，他鼓胀着，进入了蔡雪儿。他忘我地做着，身上的能量似乎无穷无尽。
李福正喜极而泣。他捧着自己的东西，它活过来了。是的，它复活了!它曾经死去过，现在又复活了，李福正怎能不哭上一场?
蔡雪儿也哭了。她亲眼目睹了李福正的复活，这真是一个奇迹啊。假如自己被毒打，才是治疗他的药方，她情愿这样。李福正的心里苦过了那么久，这是她的丈夫，她期待着此时能跟他和好。蔡雪儿的心里涌上了一股温情。这温情覆盖着她，她甚至想要伸出手来抚摩一下李福正。嫁过来以后，她还不曾好好地抚摩过他呢。他是她的男人，这就够了。能当上砖瓦厂的厂长固然好，就算当不上，只能回家做农民，她也无所谓。可是，她的手伸不出来，她一直被绑着，她无以表达她的温情。只能呻吟似的说，李福正，你好啦。
他看到了蔡雪儿的泪水。也看到了她身上的血丝。那些创口，被他刚刚蹭破的地方，或是被他挤压过的地方，有殷红的血迹和乳白色的体液在往外渗。但那些泪水和血迹并不能打动李福正。他所获得的是一种恶意的快感。此刻，李福正厌恶地皱着眉，他回味着刚结束的一切。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他才能恢复性的能力呢?一定要在他的愿望完全破灭之后，他才能重新做回男人。这是为什么?他又一次想到了村长，村长是他的奇耻大辱。但他只能把这笔账算到蔡雪儿头上。村长在位时，他唯有忍气吞声，并企图从这件事里获取一些好处。如果村长不垮台，这是可能的。可是村长垮台了，他说垮就垮了。垮台以后的村长也无非是个农民，此时再去找他算账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让人耻笑而己。
愤怒、仇视和悔恨，彼此交织在一起。隐约间，还有蔑视。李福正痛苦地问道，那天夜里，村长也是这么干你的吗?
蔡雪儿答，是啊。
你也是这样让他干的吗?
蔡雪儿又答，是啊。
蔡雪儿本不想回答。可是，从他的神态，蔡雪儿看出了他的心事。他不愿跟她和好，他的仇恨还在增加。她几乎能看得见他的恨意，男人的恨意那么明显，在他眼里燃烧。蔡雪儿想，既然如此就让他打吧，这会儿就算让他打死又有何妨?
李福正恢复了沉默，不再问话。他拧干布带，把它抖开，再把湿布拧成绳的形状。他在抽打。抽打的声音持久均匀地继续着。像是河边石上捣衣的声音。
蔡雪儿身上的血痂，在抽打下纷纷破裂。血水进溅。体内的疼痛远离她而去。她已经麻木。好像她的身体也变成了抽打的声音，飘浮着，一直飘荡到某一条河边。或者，她的身体已和抽打她的布带连成了一体。她躺着，是被抽打着的更大的一块布料；而高高举着的布带子，则是从她身上撕下的一个截肢体，或一块血肉。
只有当布带子从她的身上扬起时，蔡雪儿才会感到一些痛。而当它落下时，她几乎要以为那是一种抚慰。然而，她不怀疑李福正会打死她。她想，李福正如果不打死她，没准儿她也会弄死李福正。她可以在他的酒里，或是在他的饭里下毒。这是最普通的做法，恰是它的普通，因而最难让人防范。乡村里的许多次谋杀，都是下毒。以前，蔡雪儿也想过要以这种方式对付村长。李福正不让她去告发村长时，她就这样想过。而此时闪现的这一念头，针对的却是李福正。它让蔡雪儿极度亢奋，她简直要因此而发抖。她的脸上露出了模糊的笑容。
此时他们彼此憎恶，相互仇恨。追根究底，这件事的根源在于村长。但他们好像都刻意忘记了这一事实。尤其是李福正，他在家庭的内部处置蔡雪儿，他要整治她。是啊，他把所有的账都算到了蔡雪儿的头上。他在发泄，他总要找到一个可以泄愤的地方，并摆脱羞辱。男人，他为什么如此的歇斯底里?惩办自己的女人可能更为便捷，也更为随意一些。
李福正停止了抽打，他又一次上到蔡雪儿身上。
毫无疑问，这个男人在强暴她。她的丈夫，在残暴殴打之后，又变换一种花样来折磨她。他的冲撞无休无止。这种事，本来应该是两个人的快乐，她曾无数次渴望委身于他，却不能够。而现在，它变成了一种恶毒的侵犯。蔡雪儿圆睁双目，汗水把她的发丝贴在脸颊上。
你这个恶棍!
她在心里呼喊着，却发不出声，她只是死盯着他。
身体的摩擦，比布带子的抽打更痛苦。那些创面，被多次而重复地磨破。但李福正毫无顾忌，他抽动着、痉挛着，像是临死前的挣扎。蔡雪儿隐忍着。她觉得无比丑陋，但这是她丈夫，她只能隐忍。这个时候的李福正，和那天夜里的村长又有什么区别呢?蔡雪儿在心里偷偷地拿他和村长进行了比较。她在思忖，男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或者说男人之间有区别吗?她痛恨，而且鄙视身上的这个人。他居然不去报复村长，却拿自个儿的妻子撒气。
李福正最终没能当上砖瓦厂的厂长。在村长和顾厂长的争斗中，村长落败了。所以，李福正是当然的牺牲品。精瘦的顾厂长是只老狐狸，他很清楚李福正的来历。他曾在心中暗笑，哼!跟我玩这种花招啊?玩吧，我陪着你们玩。而表面上，顾厂长却不动声色。李福正来到厂里不多久，顾厂长就去县医院里住院了。他身体不好，据说是肠胃有问题。村长代表村委会到县医院去看了一回。按村长的观察，顾厂长的确气色不好，精神委靡。他还跟村长诉苦，说他是累成这样的，不想再干了。
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一招，没想到村长还是中招了。回来后，他暗示李福正时机快要成熟，要他赶紧熟悉厂里的情况，争取早点接手。
村长拍着李福正的肩头，说顾厂长也该歇歇啦。
对李福正而言，所谓熟悉情况不在话下，厂里的情况很容易掌握。他在担心顾厂长的病情，这个人是否真的病了?或者他的病情还有没有可能加重?按惯例，村办企业的负责人，村长有权更换。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李福正期待着村长能独断专行，快刀斩乱麻，在顾厂长住院期间就让他接手。只有真的接手了，才算是板上钉钉了。否则，他总害怕会出岔子。
岔子果然还是出了。顾厂长住院是假，他在活动，并频繁地来往于县里和镇里之间。顾厂长有很复杂的关系背景，能说得上话的地方很多。他假装住院，有效地麻痹了村长。村长毫无抵抗和防范。顾厂长对村长的告发非常有效，他手上有很多证据。可以看出顾厂长是个有心人，他在平时就很注意搜罗这些东西。它们大多是村长在经济和生活上的问题。除了砖瓦厂，还有村里的其他企业，顾厂长都一并搜罗到了。从内容上看相当严重。村长根本来不及撤换顾厂长，他自己就被搞垮了。
镇里要撤掉一个村长真是太简单了。私底下，一名副镇长还气愤地说，镇里担了担子，要保护下面的干部，不然的话，是完全可以把他抓进去的。抓进去是指哪里?当然不言自明。他也太胆大了，副镇长说，政府可以法办他。
得知这一消息，李福正差点儿瘫痪了，一股凉意寒透他的骨髓。仿佛被扔进了一部绞肉机。他的血肉，他的身躯被绞成了纷飞的碎块。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而顾厂长却笑嘻嘻的，面色红润，一点也看不出病人的迹象。顾厂长心情不错，他复述了一遍上头对村长的处理意见。他个人认为，这样处理是对的，组织上再不出面，村长肯定会把这么好的村子彻底搞垮。
接着，话锋一转，顾厂长说到了李福正的事情。
他说，设办公室主任一职，是村长强行安排的。这一点相信李福正自己也清楚。作为厂长，他本人并不同意。因为这是个小厂，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打打杂，接接电话就够了。以前本来就有一个人，人家干得挺好的，没有必要再另设一职。现在，顾厂长正式告诉李福正，他要么下到车间去当工人，要么回家。当然，如果李福正有很过硬的关系，他还可以再回到学校去。据他所知，李福正从前的岗位已经有人顶上去了，学校里目前并不缺人。你多少是个文化人，顾厂长说，我不跟你来弯弯绕。
李福正骂了一句，骂了一句什么，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他的脸像死人一样。折腾了这么一番，他李福正什么也不是。就算学校有空位，他还有脸回去吗?回家，他只能回家种地。他的一切都已落空。
走在路上，李福正忽而想哭，忽而想笑。他也可能真的哭过或笑过了，只是那些哭声和笑声都被憋在心里，它们在他心里胡乱冲撞。想着经历过的事，李福正一阵阵恶心，他作呕，想吐。他看到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一个被传扬着的笑柄。他好像听到了嗡嗡嘤嘤的讥讽声和窃笑。他不想在路上碰到哪怕一个熟人，可能他真的没有碰到。他的脑袋昏胀，手上像是握着两块烙铁，火辣辣的痛。同时，他的手指头和掌心里痒酥酥的。他这时候想到了蔡雪儿，蔡雪儿是他的奇耻大辱。交易落空了，他所承担的痛楚因此在一瞬间就被放大了。他想到了痛打她。忍耐了这么久，他还没有打过她呢。他不会苒忍了，他要揪住蔡雪儿的头发，把她摁在地上，往死里打。这样兴许才能好受点，不然的话，他会崩溃的，他宁愿撞墙而死。
李福正独自喝了酒，他很少这么喝酒。在一家小酒馆里，他酒喝得多，菜吃得少。他那样子是成心要把自己灌醉。他可能还没醉。有时候你越想醉，越是醉不了。他没醉是因为他还记得自己的耻辱。回到家里，已到了晚上。李福正径直走进卧房。他看到地上有一盆清水，蔡雪儿正准备擦洗身子。那是一只红色塑料盆，蔡雪儿总用它来洗浴。他一眼就瞥见了椅背上搭着的一块布带子。它半新半旧，上面有一些蓝色的碎花点。不知道蔡雪儿要拿它做什么用。它不是毛巾，也不可能用来缝制衣服。那它是什么呢?或者它就是缝制衣物或被服剩余的布料。谁知道呢?好像并没有见过这一类东西。而此时，它被闲置着。李福正沉思着，他抓起它来，把它扔进水盆。
手掌上火辣辣的痛和奇痒消失了。它们变得冷飕飕的，像是刚从冰窖里提上来。
李福正被一股奇异的力量驱使着，他把她捆绑在床上。当第一次抽打落到蔡雪儿身上时，他热血奔涌，他的心里猛地踏实了。是啊，痛打，发泄，至少让他找到了一件可以做下去的事情。他的心里充盈着难以言表的酸楚和喜悦。
天快亮啦，一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一整个夜晚，他对自己的妻子进行了多次殴打和奸污。这就是他做的事。现在他弯腰站着，他在端详蔡雪儿。而蔡雪儿却在冷却，灼痛感钻入到里面。她身上血痂的颜色发黑，变得乌紫。那上面的硬壳，鳞片在变厚、加重。像一只乌龟，或甲壳虫，蔡雪儿被裹在或是背负着一层厚厚的壳盖。
而在脖子以上的部位，她的脑袋并不曾受伤。可是，仍然浮肿着。肿胀，使她脑袋上的皮肤油光闪亮。像是害过长时间的肾病。从她口里呼出的气息，赤热，带有腥气。她的上嘴唇也在出血，可能是被她自己咬过，因此她的牙龈上沾有血丝。
蔡雪儿望着李福正，轻声说，你下手真重啊，你这样打我，你会打死我的。
真的!你这样打我，总有一次会把我打死。
李福正的腰弯得更低了，他像是俯着身子查看，或倾听。
你知道吗?李福正，你是个恶棍!你打我，强奸我，又打我，又强奸。你可真狠啊。是不是这么做你就成了男子汉?或是这么做你就不窝囊了?李福正，你是不是现在就不再窝囊了?
李福正不回答她，但他在听着。
你就不怕报应吗?不怕我复仇?你信不信7，如果你不打死我，我也可以害死你。我可以给你下毒，像毒死一只老鼠那样毒死你，你不怕吗?
蔡雪儿意味深长地笑着，笑容，让她的脸更可怕。
李福正可能累坏了。他给蔡雪儿松绑，然后洗了个澡，四仰八叉地躺下。他很快就入睡了，睡得那么香。很久以来，他都没有睡得这么香过。他打起了呼噜，喉结上下窜动。乡间的男人做够了农活，都会这样睡去。蔡雪儿看着他。一个农妇，看见自己的男人睡得这样香甜，是可能会生出一分柔情来的。而她却没有。只不过是想要看到自己的男人无忧无虑地睡觉，她不明白如此普通的幸福，为什么对她却是这样难?李福正在打鼾，鼾声均匀。她想道，我能不能去抚摩一下他呢?但是，身上的疼痛却又提醒她，在刚刚逝去的这个夜里，他对她所犯下的罪行。他打我，我恨他吗?蔡雪儿呜咽着，我当然恨他。我恨死他了，我再不会像这样恨一个男人。
蔡雪儿往自己身上涂满了药膏。她把能找到的眼药膏，皮炎膏，甚至冻疮膏全涂了上去。药膏涂完了，有些地方还没有涂到。她又走进厨房，把做菜用的食油倒在手上，往身上涂。她一边涂抹，一边哭泣。看着熟睡中的李福正，胸脯那里在轻微地一起一伏。蔡雪儿哭得更厉害了。当她被毒打的时候，她没有哭过，而现在她尽情地哭着。她太冤屈了，不过是要让李福正这样平常地活着，却要她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而且，她不知道所付的这些代价是否已经完结。
过了几天，蔡雪儿慢慢地开始复原，涂过药膏或食油的身体表皮，就像是长满了疮疤，看上去那些东西是那样的肮脏。她小心地穿上衣服，遮盖上它们。她的头部虽然还有些浮肿，却没有任何曾遭到过毒打的痕迹。这是一件丑事，蔡雪儿不想让外人知道。这天，蔡雪儿要去镇里赶一趟集。为什么要去镇上呢?她自己并不清楚。可是她要上街。
蔡雪儿在路上碰到了一些村里的人，她尽量避开和他们交谈。要在平时，蔡雪儿是个话比较多的女人，喜欢跟人东长西短地随意聊聊。现在她却有意地躲着他们。她因此看上去有些古怪。到了街上，蔡雪儿首先去了卖农药的商店，她在那些剧毒农药的柜台前转悠着。柜台后面的一位大嫂面目和善，她对着蔡雪儿微笑，细心地向她介绍这些新药品的药性和用法。蔡雪儿很有耐心地听着，脸上一直挂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并时不时地露出梦呓般的笑容。大嫂终于介绍完了，她问蔡雪儿，你想好了吗?打算买哪一种呢?蔡雪儿一怔，像是突然间醒过来了，她想了想，说还是不买了吧。
走出店门，蔡雪儿又回过头来看了看，这家商店名叫“庄稼医院”。蔡雪儿并没有在大街上逛，她进入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子。这里住着一位瞎子男人。瞎子给人算命，顺便还捎带着卖鼠药。镇里派出所明文规定不准销售鼠药，可是乡下谁都知道算命的瞎子偷着在卖。蔡雪儿走进了瞎子的住处，为什么瞎子住的地方一定要这样阴暗呢?蔡雪儿闻到了一股柴油或酱油混杂在一起的奇异味道。蔡雪儿问道，你这儿有老鼠药卖吗?
瞎子躲躲闪闪地试探着，当他确认蔡雪儿不是“暗访”时，才放下心来。他告诉蔡雪儿，近段时间风声比较紧，派出所查得很厉害。然后，他亮出那些破报纸包裹着的粉末。他说，这就是著名的“三步倒”。“三步倒”听说过吗?它的毒性那可是最强的。蔡雪儿听着瞎子慢条斯理地说话，瞎子说你要多少?但蔡雪儿最后还是没有买，她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外面的阳光刺得她的眼睛想流泪。
我是怎么了?蔡雪儿想，我怎么就什么也没买呢?
现在蔡雪儿漫无目的地逛着，她到了一处地摊。地摊上摆满了一些女人用的发卡、橡皮圈和饰带。摊主是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他瞟着蔡雪儿，一看就是个擅长恭维女性的男人。他说，你这发型，这肤色和容貌，若是配上这种发卡，那可真是太漂亮啦!说着，他张开手掌，上面托着一只玻璃发卡。那发卡有着俗气而亮丽的色泽，是一只蝴蝶造型。蔡雪儿看着它，心有所动。她真的是一直都想着能有这样一只发卡，把头发拢在一起，别上它一定不错。摊主看出了她的心思，说要不你戴上试试。蔡雪儿戴上了。她对着一面镜子左顾右盼。从镜子里，蔡雪儿看到了那只玻璃发卡。她的面孔苍白而肿胀，但她的头发还是黑油油的。她喜欢那只发卡，从一见到它就喜欢上了，这样好的头发配得上它。她还看到自己的眼睛亮闪闪的，她的眼睛骗不了她，那是一种由衷的喜爱。摊主还在游说，他说这种发卡若是在商场里要卖五十块钱，而他只卖三十。它戴在蔡雪儿的头上真是太好看了，他还没见过谁戴着能有这么好看。蔡雪儿相信，即使是三十块钱，摊主也还是赚了她的钱，但是她乐意让摊主赚她一点，她买下了。那只蝴蝶在她的口袋里动弹，似乎是想要飞翔。蔡雪儿按了按口袋，隔着一层衣服就能摸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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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文学丛书》首发式暨对话会实录

发布时间：2011-03-29

[size=+0]    方方：谢谢各位来参加活动，这个活动是小型沙龙式活动，因为作协正好在这儿开会，所以就借用这样的会场，对发布会来说是大了一点。 [size=+0]    今天举行的《三人行文学丛书》首发式暨对话会，既是首发式也是对话活动。我说一下这套书的出版过程，实际上很多作家也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写了作品，要结集出版很困难，我们看到很多作家，要么到处化缘为自己出本书，都希望自己在创作上都有成果，这个出书的心情是每个作家都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过程很辛酸，每个作家，尤其是基层作家在出书事情上都有一部辛酸史，有时候就会对自己的尊严、自信产生折损。作家协会经常说要为作家做事情，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对他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跟高晓晖一直在商量，我们决定做“三人行”的书，给三位基层作家，写的很好，但出书很困难的作家，我们来为他们出书。这个钱是去年举办文学论坛的结余，加上长江文艺出版社大力支持，在很多事情上开绿灯，使得这套书可以顺利出版。 [size=+0]    出版了这套书之后，我们想到，虽然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但希望作家把创作心态、创作经历和评论家进行交流，让大家从中得到感悟，学到东西。所以我们把新书发布会的活动在这里进行，接下来要进行对话会。希望对话会能够轻松自由，希望作家与评论家对话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提问。我们对话形式，是由一个评论家和作家进行对话，每个人是50分钟。评论家和作家对话30分钟，另外20分钟给大家提问。首先是何存中和於可训，第二个是吕志青和昌切，第三个是曹军庆和刘川鄂。 [size=+0]    我就说到这些，请於可训教授上场，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这样的活动。     [size=+0]    於可训：“公审”何存中大会现在开始（笑）！这个活动以前作协搞过一次，和外国作家的对话，这种形式很好，很活泼。 [size=+0]    首先我能代表你吗？我们俩都感谢一下作协？一个是给何存中出书的机会，一个是给我露脸的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文学的问题。我也很乐意做这个主持。 [size=+0]    何存中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作品，也有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都认识他，但我觉得还是先让他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生平和创作情况，铺垫一下。 [size=+0]    何存中：谢谢！我1953年出生于浠水，1972年高中毕业之后，因为家里成分问题回家务农，同时又在坚持文学创作。有大半辈子了，从文化站到文化馆、县文联、黄冈市文联到黄冈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坚持写作。发表了两三百万字，中短篇100多篇，三部长篇。关于写作，大半辈子也没写出什么。我只是有一种倾诉的欲望，一直在倾诉，所以走到现在。 [size=+0]    於可训：因为我也是鄂东人，与他也算是半个老乡了。在座也有很多从鄂东来的同志，包括鄂东的著名作家，鄂东这个地方出了这么多作家，包括何存中在作协称之为实力派作家，不光是在湖北是实力派，在全国也是。鄂东出了这么多作家，你作为当事人，你自己认为有什么原因没有？ [size=+0]    何存中：鄂东为什么出这么多作家呢，鄂东因为是巴人的流放之地，一边是大别山，一边是长江，要古时候基本上算是一个死角。鄂东在人的精神层面上有意志。鄂东文人有武人气质，像闻一多、胡风。闻一多拍案而起。鄂东的将军和国家主席，像董必武主李先念，武人身上有文人气，这样就构成了鄂东人不折不挠向命运抗争的气质。尤其是巴河人。我也是在巴河边上长大的。巴河是历史上的流放地，代代相传，沉淀了某些特质的东西。巴人在鄂东有八百年的历史，从汉初到明末，有一些特质的文化沉淀，尤其是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size=+0]    於可训：我不大详细了解他的历史，据说他以前受家庭成分影响，很长时间很压抑，自己通过艰苦奋斗，一步一步走上来，从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鄂东人的狠劲，鄂东人也有一股精神，刚才说的闻一多等很多人都有这种劲头，何存中也有这种精神。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对何存中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你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size=+0]    何存中：我的创作过程是三个阶段：首先说我创作的初期阶段，从小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去年腊月二十八的去世，父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儿子，父母亲都是1931生的，母亲1956年就去世了。我有幸读到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就在思考，因为我成绩比较好，我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因为我家出身不好，当时连老婆都找不到，非常痛苦。 [size=+0]    於可训：你多大找的老婆？ [size=+0]    何存中：24岁，还是通过别人介绍的。 [size=+0]    於可训：我28岁才找到。 [size=+0]何存中：那不一样，我在家里务农，是狗崽子。我一方面感到命运不公平，另外也感到了温暖。比如高中推荐时，大队里没有推荐我，但老师开后门让我读了高中。我家是地主出身，但又不是很大的地主，我祖辈父辈还是读了一些书的，给我灌输了一些思想。我记得有一年在红安组织的革命历史题材研讨会时，那是我的早期创作时期，我当时是比较反感职业革命家的。 [size=+0]    於可训：九几年吗？ [size=+0]    何存中：九四年。只因为家里是地主，就要把财产、肉体、精神统统毁掉吗？这是我早期思考的一些问题，部分作品收集在《巨骨》的集子里面。后期作品就是这本《太阳说话》的集子，应该说是比较温暖的。我虽然是孤苦伶仃的孩子，但还是觉得人间温暖的东西。 [size=+0]    我昨天跟夏元明先生说，创作有五味，人生有五味，一味二味好说，五味就难。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五十几岁的人了，要写人生五味来，也就是说到现在我才觉得生命应该是怎么回事，尊严应该是怎么回事，文化应该是怎么回事。 [size=+0]    於可训：这个集子后面有一篇夏教授写的评论，我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了的，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非常完整、系统、深入细致地把何存中的创作历程讲的非常透彻。创作前一个阶段，以《巨骨》为代表，根据自己人生经历发表的作品。我以前看过《巨骨》，觉得他内心里面很多痛苦，很多压抑的东西，发泄出来了。但这部作品由于一些局限性，限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没有发扬开。后期《太阳说话》，确实思路很开阔，关注问题很广泛，非常成熟。 [size=+0]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读，第一篇作品叫《正果》，巴河河滩上，早晨起来抓甲鱼，有人叫捡滩。山东一个作家写了一个类似的作品。上面有气孔，底下是甲鱼，把气孔上插一根香，顺着摸甲鱼。这样的一种事情，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很动情的作品，很不容易。我的家乡黄梅县也有这种风俗，叫“摸脚印”，冬天捕鱼很冷，七八十岁的老人站在河里，脱得光光的，踩一个脚印，插一根竹竿，然后等着。过半天以后，沿着竹竿过去，手伸下去一摸，脚印里一定有一条鱼或者二条鱼。我们那里叫“摸脚印”，这里叫“捡滩”，大致上差不多。这么一件小事，何存中能够把它与人生问题、人生哲理结合起来，非常不容易。 [size=+0]    我想请你谈谈创作这篇作品时的一些想法。 [size=+0]    何存中：《正果》是我97年以前写的，当时我想写一个系列生态小说，写了几个短篇，像《骑得秋风归》、《水底的歌声》、《记得春水泱泱时》等，当时《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都发表了。写了几篇之后我想写关于“捡滩”的小说，因为故事是一连串的。写着写着发现不行了，原来那种思维已经装不下了，有一天晚上我和夏教授聊，因为我所有的创作他都知道，聊到这个事，聊到我们那个地方的“捡滩”，因为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巴河边的这个事，很想写下来。他说要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因为我早期写的是形而下的东西。《正果》里面讲到，有一个瞎子，非常聪明，箫也吹得好，人也有钱。因为非常聪明，也学了一些东西，也练过捡滩。我最后觉得，人生有些事不是凭聪明就能做的，要历练。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开始练“捡滩”时要把游丝挂在眼睛上看，练眼力，练到后来，他觉得他练成了，师傅说他没练成功。我试图想说在人生历练中，有些东西不能从理想角度过生活，但是还是要实事求是，还是要形而下地做好，才能达到形而上的效果。比如说瞎子爹，年轻时吹箫非常好，真正眼睛瞎了以后，吹箫时才看到了内心的辉煌，这时候已经垂垂老矣，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现了人生的真谛，正果不是外在的正果，而是一种对待人生生活的态度。 [size=+0]    於可训：何存中有一些很深邃的想法，我没有听得太明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如果没听明白，可以提问。 [size=+0]    我觉得有一点东西，因为鄂东一代的文人包括一些作家，与鄂东这一代流行的佛学有关，何存中有一些作品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样的意味。我不知道你是很明确或者是很自觉的接受影响，还是无意间中有点影响呢？ [size=+0]     何存中：我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原来在农村的小镇上，然后到浠水，然后到黄冈。但我在浠水时，浠水所有的名胜古迹以及文化遗址，我都去了。到黄冈去了之后，也把黄冈所有的东西都走了一遍，因为我对考古比较感兴趣。我在业余水平还算一个考古专家，一般的还知道一些。 [size=+0]    於可训：挖过人家祖坟没有？ [size=+0]    何存中：没有。讲个笑话，有一次我和夏元明到他老家去，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一座小山，我就认为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他说不见得。我和他打赌。后来果然是的。因为它是椭圆型的，又临水，属于河边二级台地。我是从84年开始，对考古这一块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得出所以然。我没有能力了解全国，也没有了解全省，但黄冈我还是知道的，应该说各个方面我都知道一些。黄冈的历史、现在，特别是历史是怎么演变的，从春秋战国开始，地上的文物有多少、地下的文物有多少，我可以说出所以然。我基本上能判断出文化遗址是怎么回事。 [size=+0]    前不久，有个人请教我古代的铜币，磨边、挫边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有三个作用，一个是古人盗铜，二是装饰，三是辟邪。另外在铜器、瓷器发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古人是用烧红的石头放在器皿煮熟的，叫石煮法。 [size=+0]    我想说明，一个作品要写好，作者必须要对文化有深厚的了解，而且要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进去。因为我们村子里面，经过太平天国烧杀毁灭之后，我从小就看到这些瓦砾，小时候就在上面玩。小时候父亲跟我们讲这些历史时，我觉得家园的毁灭是好可怕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应该了解这些历史。 [size=+0]    於可训：何存中站在你面前，头一次见他，很忠厚老实木讷的形象，实际上很神秘，包括他生活的地方也有很多很神秘的地方，所以他身上有你想不到的莫名其妙的另类想法，这对他的创作很有影响。读他后面的作品，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这个话题放一放，有兴趣的同志再探讨。 [size=+0]    我说一个现实的东西，有一个作品叫《洪荒时代》，是以98年抗洪为背景，这是很务实的，我们称之为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前一段时间很走红，很多人喜欢。我不知道何存中是不是有写官场的意味在里面？ [size=+0]    何存中：我99年调入黄冈市文联，98年我参加了抗洪，我在堤上呆了22天。当时我下去的时候，就有目的每天写日记。 [size=+0]    於可训：98年抗洪要去你。 [size=+0]    何存中：我去了。 [size=+0]    於可训：你赶不上敝县的周濯街，抗洪时所有县委干部都上堤，就是周濯街可以不去。何存中当时怎么没享受这个待遇。 [size=+0]     何存中：我在黄冈市是非常低调的，一般都把我当成一般人，我也不希望怎么样。 [size=+0]    其实《洪荒时代》里很多事情是真实的，虚构的成分很少，只有30%，70%是真实的，因为很多情节都记录下来了。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呢？我们下去之后，很多人整我们，没有要我们带什么，比如说深筒胶鞋、雨衣都没带，第一天睡觉就只有一个蛇皮袋，所以当时很有感触，把人不当人，可以说没有尊严，但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 [size=+0]    后来我想写这篇小说。我在思考时，有一个朋友给我传了一篇东西，是关于后集权社会的稿子。这时我就想到，抗洪非常时期，所有人必须服从，但是后期又有形式主义，好象抗洪整个东西比较符合后集权时期的特征，这个东西非常感人，没有假的。我觉得政治体制的东西，有很多隐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就暴露得非常清楚。同时对干部也是一种考验。《洪荒时代》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考验，那不是虚构的东西，那是所谓比较大气的东西，也比较站得住脚的东西，没有多少聪明在里面。当时写的时候，心里也是有很多感触的。我记得簰洲湾溃口的时候，上级通知，有战士牺牲了，要去打捞遗体，我们真的打捞上来了。尤其感人的是战士手挽手，打捞上来还是保持这种姿态，还真的有很多是真的东西。当然形式主义的东西也在里面，后面我们堤非常牢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但省里面、市里面、县里面每天巡视，以这种形式来做。后来就出现车灯打信号，一打就知道是什么级别领导来了。记得有一次险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十万干部在不到两公里的堤上，搞了三天三晚上。后来就后怕了，当时如果是溃堤了怎么办，当时黄冈市、浠水十万干部肯定是死亡。在那种时候，考验了人性、考验了尊严，还要考验执政党实事求是的执政能力。到现在还值得怀念那篇小说，因为里面我有的生命气味、我的尊严、我的历程在里面。 [size=+0]    於可训：如果真的改成电视剧，也很好看。 [size=+0]    何存中的作品确实很震撼人，不是那种外在的气魄震撼人，而是很多内在的东西让你心里感到震动。刚才讲到，在这种特别情况下对人尊严的考验，包括他批评的形式主义、走过场以及不切实际的作风，都带有一种批判的性质。但我也看出另外一面，在这种特别情况下，洪水到来的时候，很集权、很专制的管理方式，也是必不可免的。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西方有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专制文明如何产生时，曾经联想到中国农业文明。说这种体制的产生，是因为以前农业国要兴修水利，必须掉调动众多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专制体制的萌芽。这可能和何存中写的问题，有类似之处。挺有意味的，既是现实，也有针对性，具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内涵。 [size=+0]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创作资源开发问题，因为文学创作有一种题材让你选择，题材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这种创作资源，有的地方很丰厚，有的地方不一定很丰厚，我觉得鄂东是文学创作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我们经常讲的革命历史题材、传统题材，包括巴河、巴人，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叫巴河，巴河就是巴人迁居在那里留下的名称。鄂东产生这么多作家，一方面与作家本身的天赋、所受的教育、以及创作环境有关，但我觉得还与这块土地上创作资源丰富有关系。何存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size=+0]     何存中：前面我说不喜欢职业革命者，2005年我又主动跨入进去，挂职麻城，担任副部长，写了《姐儿门前一颗槐》、《太阳最红》。我主动走进去，是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黄冈人，解放这么多年，应该反映感天动地的历史，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观念产生了，于是就写了两个长篇，像《姐儿门前一颗槐》，改成了38集叫做《红槐花》的电视剧。正在全国16家电视台热播。 [size=+0]    於可训：什么名字？ [size=+0]    何存中：《红槐花》。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也就是说要探究一下那是怎么回事？给后来者一种启示。其实走进去了以后，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起码来说有了《太阳最红》，论界说，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值得看的战争小说，也是一部走向世界文学的战争小说。以前我国战争小说是一边倒，要么就是革命者对、很对，要么就是对立面很坏，坏得没有人性。创作如果不到五味的程度，真的很说清楚，生活中敌对的一方，也有很伟大崇高的一面。 [size=+0]    其实黄冈有很多题材，其他的比如佛教的，就是敦煌的王道士他也不简单，王道士，麻城人，从平民到官员，有人说王道士是文物流失的罪魁祸首，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已经上报了，但当时官员也不重视。鄂东人还是向善向上的，又疾恶如仇。所以说题材很广泛，还有很多题材。有时候我们把题材简单化了，没有深入进去。单方面，平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我认为都不行。 [size=+0]    如果你的创作是对世界的倾诉，应该是向善向美的倾诉。讲个故事，我父亲也是读书人，他当时在黄石做泥工，我出《巨骨》时，他回来要了一本，说把你本书给我看看，看有没有混帐话。后来我问他，儿子有没有说混帐话，他说没说。就是说他要求儿子不说混帐话。 [size=+0]    我现在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对一个东西不是十分了解时，我不敢动。觉得自己能够承担和表达，力求做到公正，不要偏颇。我早期以为创作是偏颇的艺术，但现在认为不是这样的。 [size=+0]    於可训：方方给我们俩的时间是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已经到了。我觉得从与何存中的交流中，你会感觉到什么叫实力派作家，如果实力派作家的内在的力量没有被挖掘出来，仅凭几个作品是看不出来的。像这样跟作家深刻交谈一下，把他身上的文化底蕴翻开来看一看，才能显示出实力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存中确实是很有实力，很有发展前景的作家，希望今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如果就刚才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展开一下。也可以另外提问，现在我先请夏教授讲一下。 [size=+0]    夏元明：我跟何存中非常熟，我刚才听了您与何存中的对话，很受启发。有的时候，太熟了，太近了，反而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就身在此山中。何存中教授刚才提问里，有一个东西非常启发我。他问何存中一个问题，鄂东这么多文人，这么多历史名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方式上影响了何存中的创作。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学术含量。但何存中的回答好象有点言不尽意，但并不等于说没有影响，只是他无法用理性的语言很清晰的表述出来。 [size=+0]    这个命题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鄂东人文精神核心到底是什么？可能这个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是一个真的深入探讨的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王教授就曾经建议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为什么鄂东这么一个小地方，在近代一两百时间，会出现这么多的历史级文化名人，这绝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鄂东的人文精神，就我的理解，我曾经也跟何存中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一个中心东西是什么呢？逆反，反主流。比如说军事上说，200多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揭竿而起，这当然是反主流。在科学上，李四光，你说这个地方没有石油，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找出石油了，很有创新精神。在文学上，黄梅的废名，浠水的闻一多，废名在五四前后，开始他很想追随鲁迅，但后来更接近周作人，其实他的思想伸出与周作人很有点不一样，无论是思想还是文体，废名在写作文体上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闻一多先生一方面积极参与五四，但另一方面，他与五四的精神有很多是相抵触的，他有很多独特的间接。比如说胡风，他的文艺理论就非常非常独特，一直到解放后，他从监狱里出来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万言书》的看法，我觉得这也是反主流的理论家。还有黄侃，他作为语言文字学家，他的理念也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感觉，鄂东这些文化名人集中的精神就是反主流的精神，一种叛逆的精神，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 [size=+0]    这个东西就源自对文化的自信，我觉得鄂东人非常自信。我们刚才听何存中说，尽管表达有言不及意，说起考古，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懂，可能一般人就很谦虚，他就散发出了一种很自信的感觉。何存中在哪样层面上受到了这种影响呢，何存中生活在当代，不可避免受到当代文学风气、文学主潮的影响，但几十年来，何存中坚持自己的路，他只能走自己的路。与其说这是何存中的一种文化选择、文学选择，还不如说是何存中的文化宿命。他不选择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他只能选择这个东西，否则就不是何存中。 [size=+0]    何存中有很多作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文学主潮比较接近，但实际上内涵有很大区别。比如说於可训教授提到的《洪荒时代》，这是何存中值得骄傲的作品，也是获得文学奖的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的。他说他是写98抗洪，96年也发了一次大洪水，这个时候他在浠水。他参加过永固堤的防汛。98年他在堤上天天记日记，记了没想到要写。98年抗洪四年之后，陈明刚老师就给他一篇文章看，就是有关于后集权时代的文章，看了之后，就把他所有思路点亮了，就写了《洪荒时代》这篇小说。 [size=+0]    於老师说这是官场小说，我认为是政治生态小说，好象这两者没什么区别，我之所以不用官场小说的表述我是有用意的。我觉得现在的官场小说，一个就是暴露，无非就是指出官场的黑暗。后来进步了一些，比如进一步去探讨落水官场是怎么样变坏的，其实他们在本质上也未必就是这么坏。大概也有这样的官场小说。但我觉得何存中的小说不是这样。刚开始就说，如果写小说，是单色就不行，应该是五色的，应该说《洪荒时代》是五味俱全的，所有的人物都无法用善恶、美丑来评论。所有人物在中国当代政治的大网络当中，有意无意、自然和不自然都得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写的是官场文化，是官场生态。我们当代文学批评好象没有关注到这篇小说，因为何存中说他的小说言不及意，我觉得他的小说好象在理论上概括的也不是圆满，所以我在推荐何存中小说时，也做了很多工作。 [size=+0]    举个例子，《洪荒时代》里的老范，他确实生病，县委书记说你不用去了，但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岗，如果不站岗，副县级就上不去了，就随队去大堤了。大家都日夜奋战，县委书记嗓子都喊哑了，说不出话来，一半举着挂瓶一边分发报纸，要大家看报，这个老范也举着挂瓶来了，县委书记说，我举着挂瓶是没有办法，你举着干吗。这句话真是五味俱全。我是必须这样的，你百分之百是没有必要的。县委书记其实也有善良的一面，你不是病得要死吗，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来奋战。所以我觉得他把官场心态，官场文化的复杂，写的真是入骨三分。批评界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说是一个损失。    [size=+0]    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我们要概括一下何存中的创作，於老师说他是实力派的作家，实在哪儿？我想简单说三点：首先他有很扎实的生活。这个话说起来好象是司空见惯的一个话，恕我直言，我也读过不少当代小说，有很多作家他们的生活是编造的，不像何存中确实是从血水里面、盐水里面滚过来的、煮过来的、泡过来的。为什么我们总觉得《红楼梦》非常经典，因为曹雪芹是有自己的生活体验的，不是写着玩的，不是编一个故事要人来同情，来媚俗。同样，何存中也非常扎实的生活，他小说的实就实在生活的体验上，他有非常独特的生活体验。 [size=+0]    我觉得何存中值得搞女性文学的人研究一下，何存中其实不怎么写女性，他刚才说24岁24岁，着急找不到媳妇，两岁就死了母亲。他与异性之间的接触，原来其实是很腼腆的，但他恰恰对女性有非常独特的理解。他的小说当中，除了有真实的生活以外，他对生活的感触非常独特。他的小说对女性的把握、理解主要来源于生活当中的三个原型。 [size=+0]    第一个就是他的外婆，因为他母亲去世了之后，他很小，如果大家读过他的小说，有一个画面非常感人，母亲死了之后，两岁多的孩子，还不知道母亲死了，还含着奶头，拼命吸吮着她的乳汁，这是惨不忍睹的一个画面，其实这就是他真实的生活画面。他很小就在外婆家长大，外婆身上的善良大气对他影响很大，因为他外婆也是大家之后。 [size=+0]    第二个就是老婆。《画眉深浅》，煎鸡蛋煎糊了以后去接电话，这个原型就来自于他老婆。比如说当时《飞来的草帽》在文化部获奖了，中央电视台播的小戏，播之前他跟老婆说，今天晚上早点吃饭，他老婆说吃这么早干吗，他说今天晚上播我的电视剧，他老婆一笑说，天天这么多人播，播你的一部算什么呀。 [size=+0]    这个话题很值得研究，但现在没有时间展开了。 [size=+0]    第三个就是他有非常个性化的表达。我概括就是拙与巧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单说就是大巧若拙，表面上看起来，何存中很笨，其实他是有大大的智慧。 以后有时间再展开。 [size=+0]於可训：谢谢夏教授。我觉得夏教授这番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非常完整的、非常精彩的何存中评传。相信大家会有所启发，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场面。我们两个退场，谢谢大家！ [size=+0]          [size=+0]    方方：下面请昌切教授和吕志青上场！ [size=+0]    昌切：很高兴，跟吕志青有这么一个对话的机会，作协安排得非常好。於老师坐的位置也很好，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中国文化是上左，作家在左边，我是右。左是很重要的。 [size=+0]    因为是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对话，有点紧张。不像於可训老师做过，做得很好，我不知道怎么提问。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吕志青写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从80年代一直创作到现在，这与何存中的情况有些相似。当然何存中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从那个时候过来，而且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整个湖北文坛来看，吕志青的创作好象与何存中等其他作家有些不太一样的。我想问一下问题，也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在宜昌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开始自己的写作？就像国际笔会经常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写作？我想问这个问题。 [size=+0]吕志青：也许跟最初的阅读有点关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借给我一本书：《攻克柏林》，一本苏联小说。当时还有很多字不认识。情节已经忘了，还记得两个细节，但也可能不是很准确。其中一个细节，是一个炼钢工人，每天下班以后，洗个澡，把身上弄弄干净，换上一件衬衫，去等一个女教师，守在别人家的篱笆那里，这个女教师好像不大理会他。这个细节我反复看了很多遍，这是我最初接触到的男女情感，这种情感里带着一种忧伤。随后是卫国战争，两人分开了，战争胜利后两个人在红场上看见了彼此，隔着许多人，见面的情形有点像电影中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书很少。一般人家里都没什么书。我母亲是教师，订了一些《儿童文学》之类的东西。我父亲留给我的只有一本书：《联共（布）党史》。里面有一些涉及到苏联革命的史料。可能也就是这类最初的阅读，无形中使自己对写作有了一些兴趣。那时高中毕业后一律下乡。到高中二时，学校让我们学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三机一泵啊。我自己找人学柴油机，要卸开，再装上去，当时非常认真，对照图纸，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认过来。师傅说照你这个样子，三个月就能独当一面。但到了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我觉得自己以后也许要写作。那时我们在学机械制图，这时我就不学了，放弃了。随后是下乡，再后来上大学。大学的几年里几乎没怎么上课，全部用来看书。主要看外国小说，中国的古典文学也看了一些，先秦以来的东西，一些选本，潦潦草草地过了一下，后来也没什么印象了。读得多的还是外国文学。这可能对自己以后的审美取向也有点影响。慢慢到了80年代中期，就写了一些东西。早期也写了一点，在大学期间，写过一个小说，我有一个同学，字写得非常好，他帮我复写了几份，还在几个同学之间传阅了一下。我留了一份，直到前几年才烧掉了。现在想来有点可惜，不是指小说，而是那位同学的字写得实在太好了。一冲动，烧了，有点可惜。 [size=+0]    昌切：从他的经历来说，多次谈到书，小学本来是书很少的，但他们家是做老师的，所以有书。我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这些书。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作品是靠知识推开的。比如说他写到种花，讲了很多很多花，比如说讲到养生，写了很多很多养生的方法，这些东西都是来源于书本。我在写他的评论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书本知识是推动他小说的一个基本动力。他基本上靠这些东西积累起来以后，一写到什么的时候，就马上说出一串，所以可以写出《南京在哪里》这样的作品。《南京在哪里》比如说到某一个地名，与这个地名相关的人、事件都可以出来，这就来源于读书，当然读书也是写作的一个源头。 [size=+0]    我想说的是，他原来主要是写先锋小说，就是刚才他自己讲的，读外国东西多一些，中国的东西读了都忘了，当然他现在也在读《红楼梦》。我记得方方说过一句话，说写先锋小说的不会写实。当然何存中是有生活底子，怎么写怎么有。是不是真的像方方所说的这样，我想恐怕不是。像曹军庆的情况，原来他写了很多先锋小说，基本上前面很多我都读过。湖北还有写先锋小说的，像刘继明等人，里面有他们特有的书本生活中形成的人生，以及对世界的看法。有这些东西，这些往往是哲理性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想也给吕志青打下了文学技巧，特别是文学构思方面以及语言展开的特有技巧，这个方面打下了基础。 [size=+0]    后来，吕志青大概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现在收进集子里的作品来看，基本上是94年以后的。94年以后的这些作品，我觉得很切入现实。切入现实之后，他的发现与一般作家不一样。比如说《黑暗中的帽子》，小说写得非常好，以及《失去楚国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个小说，它一开始谈现代社会上流行的绝技，后来把一个故事引出来，这里面隐含的东西，真让人吃惊，特别是举重若轻的文笔。我觉得你切进现实，你在后记里面讲，一个现实，一个是“存在”，“存在”也是西方来的概念。另外，他不仅仅看到个人“存在”的问题，还涉及到中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我想问一下，你后来切进现实的动机，除了创作上想寻找一个出路以外，你在这个上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有些什么理解？这是我非常想知道的。我自己都不清楚，因为读作品也不完全清楚。 [size=+0]吕志青：现实非常重要，小说如果没有现实之根，没有心灵之根，这个小说是无效的。无论你写得怎么漂亮。我觉得小说要有两个根，一个是心灵之根，一个是现实之根。你刚才说到先锋小说，先锋小说在国内主要是指八十年代的一股写作潮流。我当时也非常关注。但实际上这时国外的很多东西都进来了。比如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出了，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这个短篇集就是其中的一本。为什么一些人会趋向先锋？原因当然很多，我想其中可能跟人的年龄也有点关系。年轻的时候，一个特点就是求新，追新逐异。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怪异的东西，甚至是“为怪而怪”的东西。但随着对艺术本质的理解的加深，有些问题会逐步得到克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涉及到现实，现实之根。《搜神记》里面也有一些很怪的东西，但那不是小说，不过读一读也蛮有意思。 [size=+0]    昌切：《搜神记》是受佛教的影响。 [size=+0]吕志青：我想先锋、以及国外的现代派，这些东西可能也跟写作者的年龄有点关系。年轻人喜欢追新，不会跑就要飞。在文学上，不会跑有时也可能会飞。比如说直升飞机就是这样，不用跑，直接飞。比如一些现代派戏剧，如果拿传统戏剧的人物、情节标准去靠的话，那可能是靠不上的。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接受的问题。它要你接受，你一旦接受，它就站住了。当然，能被接受也一定有它的道理。我想这就涉及到现实之根和心灵之根。到了90年代中期，我的小说理想有了一些改变。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看重作品与现实的联系，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有力量的。方方老师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她提到了力量这两个字。在这之前我也一直在思考。如果一个小说没有力量，没有对现实说话，没有对现实发言，那是没什么意思的。我希望作品要触及现实，而且要尽可能地触及主要的现实。现实有很多方面，比如说环保也是其中之一。环保问题是我们要面对的主要现实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但我不会认为它真的是我们要面对的主要现实。所以对于现实我也会区分一下。 [size=+0]    昌切：你的现实所指的环保，是不是人的精神生态？ [size=+0]吕志青：我说的主要现实指的是我们的生存状态，其中包括政治生态，民生状况，人的权利，人的发展，等等，我所说的主要现实就是指的这些。关于存在，我曾说小说应该对存在有所发现。我所说的这个存在，就是捷克一个诗人说过的那个东西，他说诗人并不发明诗，诗在那后面某个地方。所谓存在，也就是在“那后面某个地方”的东西。诗人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个东西并不会自动对我们敞开，显示。在我看来它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心灵与现实的互动中。 [size=+0]    昌切：吕志青的一部小说最早在全国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南京在哪里》，《南京在哪里》是一个中学代理的地理老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问题引起了一连串的反映。这一连串的反映包括学生都会寻找南京在哪里，但南京在哪里最后不是一个地理的问题，最后引起了学校领导发生教学秩序全部混乱，教育局也发现这不是一个事体，而是一个事件。这是一个构思。我觉得吕志青构思是很奇崛的。我跟他聊天时他说，他写的是不可能性中的可能性，也就是可能性的中不可能，比如这个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但是发生了，我就想问，因为从我的理解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人类思维或者人类行为包括人类语言的荒谬现象，就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悖谬。我发现武大有个教授，一次我看到他在马路上跟别人谈话，总是谈很长很长时间，我跟他谈过一次，我发现，他的谈话是这样的，先跟你谈到一个什么事情，这里面牵到一个事，就说到这个事上，然后就是一连串的事都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收回来，回到原话题就回不来了，就是漫无边际的走。后来刘震云在他的创作谈里谈到，人说的话里面99%都是废话，他有一篇小说就是《一腔废话》，以及《我的名字叫刘跃进》，有点绕口，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我在想，你与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我也想知道，你最后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南京在哪里》是不是我说的人生悖谬？ [size=+0]吕志青：我希望写出一种日常中的神奇，神奇中的日常。《南京在哪里》这个小说，它所写的一些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后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有一个小学老师，他看了这个小说以后，他和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布置了一些东西，他以为这样一来学生会就此生发出来许多，结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知道实际上他不可能返回去。小说不是我们眼前见到的东西，它被创造出来，有别于我们见到的。 [size=+0]    昌切：他刚才谈到了《联共（布）党史》，他有一篇小说叫《穿银色旗袍的人》，写到了一对夫妻，女性是原来充满激情，很单纯的革命者。进城以后，对党非常忠诚，而且她的信仰非常坚定，这两个人在谈恋爱时，谈的不是恋爱，谈的是《联共（布）党史》，谈的是信仰。 [size=+0]    后来他们结婚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小说的妙就在这里——女性变成了伊斯兰教徒，她的丈夫变成了传销的迷失者，信仰传销了。这里面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转弯，这样一个强烈时间变换的对比中，你在里面有什么样的思想，因为这个构思真的很奇特。 [size=+0]吕志青：在生活中有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有一次我有点事到浙江去采访，晚上没什么事我去参观一个家庭教会。也就是很多人聚在某个人的家里做礼拜。基督教做礼拜天一般是在星期天，但他们是安排星期四。我问为什么是星期四？他们说从前政治学习就是安排在星期四。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的小说里面，一个从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他的信仰失去了之后，他找到了传销。而就组织形式来看，两者在某些地方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文件，也唱歌，唱《请跟我来》，一些人失去了组织，从这里又找了回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有组织。 [size=+0]    昌切：实际上《失去楚国的人》非常有意思，时间有限，不再多说。下面进入交流阶段。 [size=+0]    刘诗伟：我过去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是今天听昌切老师和吕志青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你写小说有心灵的根和现实的根，这两个“根”是否要长出思想的苗，你怎么去长出这个“苗”，或者说思想的“苗”在你的作品里面，你是怎么看待的？ [size=+0]    第二个问题，我想了解，吕志青先生你认为怎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 [size=+0]吕志青：现实之根，心灵之根。有人曾问我，《南京在哪里》的构思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看过别人的什么作品受到了启发？我说不是的。其实非常偶然，某个早晨突然从脑子里蹦了出来。我想它应该是来自现实与我心灵的一种互动。 [size=+0]小说里当然会有思想。有时你得到了某个灵感还不够，还必须敲打，给它一个思想的方向。但小说里的思想并不是要我们奔向某个结论。更不是要去论证几百年前的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不是要去论证它。小说里会出现多种声音。思想只是作为一种材料进入小说。为什么这样？因为生活里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些人，一些带着思想生活的人，犹如带菌者。思想者就像带菌者一样，我要做的就是考察这些思想带菌者的生存境遇。 第二个问题，好小说的标准。在我眼里，好小说不是对于现实的模仿，不是模写，不是一种再现的东西。而是一种表现。你在现实中可能看不到它，但它的根却又的的确确扎在现实中，也扎在你的心灵中。如果要举例的话，那就是卡夫卡的《城堡》和《诉讼》，我觉得这两部长篇达到了短篇的完美程度。当然，卡夫卡是不可模仿的，但也可以产生出一些变种。比如前几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萨拉马戈，他有一部作品叫《失明症漫记》，台湾翻译成《盲目》，这是我在最近十几年中看到的一部品位极高的作品，在我看来它就是卡夫卡的一个变种。 这个作品的产生也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有点关系。萨拉马戈有一段失明的经历。不过我不认为光有这个经验就能使他写出这样一部作品。这其中有某种演变。而他碰巧又得到了它。 [size=+0]   王芸：何存中老师的小说，好象地域性的成分比较多，而吕志青老师的小说把地域性模糊掉了，你是有意识的将地域性模糊掉，让它具有普泛意义，还是说你对本土文化不是很感兴趣，导致这样的创作状态。因为我自己也有一点困惑，到底是植根于本土文化意识，还是普泛。 [size=+0]吕志青：对于地域文化，我一直既不轻视也没有特别看重。实际上我也写过一些地域文化比较浓厚的小说，九十年代初我写过一个中篇《沧浪曲》，写三峡船工，那里面有许多地域文化的东西。但我没有刻意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它不是我主要要考虑的。但有时它也可能会自动地来到我的笔下，如果需要的话。这里也涉及到我对所谓民族性的看法。过去有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对这个说法是有点怀疑的。大家都在这么说，实际上可能没怎么去认真推敲。博尔赫斯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他说，他注意到许多国家选择了不十分有代表性的人来代表他的国家。比如，在英国是莎士比亚。在博尔赫斯看来，莎士比亚是最缺少英国人色彩的英国作家。因为，英国最典型的特色应是节制，或者说有节制地谈论某件事情。但莎士比亚却倾向进行夸张似的比喻。他说，在法国，如果要选出一个代表，那么一般倾向于雨果。雨果用词华丽，比喻层出不穷，在博尔赫斯眼里，雨果不是典型的法国人，而是住在法国的外国人。他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包括他自己的写作经验。他说他有一次很认真地描绘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外景色，是一种基于观察基础上的描绘，但他的朋友们看了之后说没有写出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特点。而另一次，他用的是天马行空的方式，朋友们看了后说，嗯，这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在这里首要的是艺术性。而艺术性又需要放到一个大的范围里去考察，如果从艺术上讲，一个作品是世界的，那它也就是民族的，至少它会被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印度有个拉什迪，他在印度出生，在英国长大，在小说写作上他吸收了许多西方的东西，他写出了《午夜的孩子》等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当人们提到他的时候，他几乎就是当代印度文学的代表，或代表之一。实际上，在今天，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文学都在互相影响。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所谓民族性。因为即便你不强调它也在那里。比如在我们这个文化中，我们生存其中，本身就携带了一些东西，我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我们对于某一件事的反应方式等等，还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肯定会不同于其他民族。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这一点。我这么说也决不意味着刻意排斥它。我只是反对把它当成一个首要的条件。因为如果那样做，很可会造成为民族性而民族性，随后由所谓民族性进一步缩减为地域性。 [size=+0]    昌切：可能涉及到文学的地域性和世界性问题。举个例子，我们把十九世纪巴尔扎克翻译到中国，这个时候我关注的是巴尔扎克所描绘世界里的地域吗，不是，我们关注的是给你提供故事里的普遍性。另外连语言都转变了，因为地域性很好的体现就是语言，连语言都体现了，转换成汉语了，但仍然可打动你，这就是超越性。我想他说的是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最好的写出民族精神，这是最好的。如果要堆砌一些地域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不感兴趣。比如说你写武汉人怎么热爱热干面、喜欢豆皮，这是没意思的，因为外面的人没有体会，如果你作为一个背景，这是可以的，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感觉。如果你写东西，让人一看，觉得这个人就是武汉人，这就是高手。刚才聊天时我说我以前不太懂浮士德，看了很多人分析他以后，包括外国专家在特定时期研究浮士德，浮士德实际上是日耳曼精神的体现，读这个人就读出了日耳曼精神，后来我找了好多资料，反复证明他是一个日耳曼人，这是最高明的。里面很细碎的东西是没有。《红楼梦》也一样，你看《红楼梦》里面个个都是中国人。 [size=+0]    夏元明：我听了你们的对话以后，我觉得小说写作其实是多元的，比如说吕志青的写法与何存中是完全两码事，如果拿何存中的写法来强行要求吕志青的写法，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拿吕志青的写法来说何存中的写法也是不行的。比如说吕志青，我没有读他很多作品，但《南京在哪里》给我印象很深刻。像《南京在哪里》除了主题深刻、多元之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说历史和现实对话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词。我读的是语言和事实的关系。语言是无论如何表达不了事实，事实只存在于语言之中。《南京在哪里》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真要找一个对应物很难找。我觉得他的小说有可能不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他来自于一种理性的东西、理念的东西。然后他的小说结构方式就是用语言推动语言，所以他的小说非常聪明，所以你刚才说特别奇崛，语言特别流畅。他更多是受西方的影响。他们两个人的写法不一样，比如说你唱昆曲，就可以拿优雅的东西来要求昆曲，这就白说了。这里面就是评价标准和尺度问题。就像热干面，不能说写个武汉人，用热干面一贴就是武汉人了。所以我说小说是多元的，我很欣赏吕志青的写法，我也很欣赏何存中的写法。 [size=+0]   何子英：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表达方式，与作家个人的精神气质是有很大关系的。就像刚才夏教授说的何存中和吕志青两个人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先锋。吕志青一直没谈他的成长，他选择了这种表达方式，第一是与他的阅读有关系，与他的审美取向有关系。另外与你认知世界的方式，与你个人的经历有什么关系？ [size=+0]    另外我觉得湖北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比较多，像你这种是不太主流的，在当今文坛不太主流，选择这种方式大红大紫好象比较困难，你为什么还在坚持这样的创作？ [size=+0]吕志青：我非常同意你说的，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与人的气质、阅读趣味、阅读方向都有很大的影响。也与一个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及个人的经历有关系，我只是没有谈到这一点。实际上，我的许多小说，也许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来自阅读，其实不是这样，而是从现实中来的，从心灵中来。现实给我一种感受，光有这种感受还无法做成一个作品。但这种感受肯定是留在心里了，它会发酵，发酵了以后，偶然冒出一个什么念头，就在里面搅合搅合，然后跳出来。比如说《失去楚国的人》就是这样。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读者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记得亨利·詹姆斯说过这样话，他说，读者对我们来说是从树上掉下来的一枚果实，我们并没有去摇动这棵树，可它意外地落了下来。我的态度也是这样的：读者对我来说等于是一个意外的奖赏，得到这个奖赏我会感到很高兴，很幸运，但我并不会刻意去要求这种奖赏。谢谢！ [size=+0]             [size=+0]    方方：两场都是高水准的对话，我真的很受启发，现在进行第三场，由刘川鄂教授和曹军庆对话。 [size=+0]    刘川鄂：各位下午好，这是第三场。今天这样的活动体现了文学评论工作者对文学的真正参与，所以这样的安排，这样的配对，我都是很乐意的。我觉得再忙，这样的活动都很有意义。 [size=+0]    我与曹军庆在2003年认识，当时长江文艺给他搞了作品研讨会，省作协很多作家都去了。我记得在会上，他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对他评价很高。当时参加研讨会的省内作家、评价家，都对曹军庆的成就、特色都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把握。 [size=+0]    我自己也写过曹军庆两篇文章的评论，当时他写了一篇小说叫《什么时候去武汉》，没看过的人去看一下的话，在今天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在今天这个得到异性很容易的时代，这种微妙的心理，可以说曹军庆把握的确实是非常精道的。后来又因为编写小说集，把他最近写的中篇小说读了一下，和他是老朋友了。我开头就说，曹军庆是一个很低调、很沉稳，但是又很能够坚守自己的作家。因为我总觉得，作家琢磨人，我们也要琢磨作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时刻都在琢磨世道人心的作家。我先问一下曹军庆，我对你的琢磨对不对？ [size=+0]    曹军庆：整个世界好象都是无法把握的世界，从表象上看，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是杂乱无章的。但如果仔细地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也是我写作所坚守的对世界的一种观察。 [size=+0]    很多事情显得比较慌乱，在某一个地方会出现的一件事，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另外一件事，或者说在不同地点有不同的人物，但通常我们能够从内在发现他们的一种关联、一种因果关系。 [size=+0]    在这儿讲一个小故事，非常短。我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少年，我经常去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写诗的，在他的办公室，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两个人我不太认识，只是见过，见面可以点头。有一天我在小巷子里面，下雨的时候，见到这个男的从我身边走过，我点了一下头，大约两分钟以后，见到了这个女的，也是点头之后匆匆过去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个很小的生活细节。但是过去几个月之后，这个小城里出现了爆炸新闻，这两个人因为婚外恋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家庭悲剧。这个事情一下子让我特别震动，我一下子回想起了，某一天下雨的某一个小巷子里面，曾经非常偶然的遇到了这两个人前后从我身边过去，我一下子发现这件事的意义。当我们发生身边任何一个小事情没有任何意义时，它实际上具备非凡的意义，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size=+0]    在我的少年时期，这样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使我对文学找到了观察生活的某一种途径。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谢谢！     [size=+0]    刘川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我们今天这个事情，一个陌生人突然可能会成为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作家有时候可以捕捉到，有的作家捕捉不到的。在曹军庆的作品里都是小县城里常见的生活常见，他觉得他是可以经常捕捉到的，而不是满足于表面故事的描绘，而是着力挖掘人性的内涵，所以他的作品里经常有一些很奇掘的语言，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局，我称之为陡转的结局。就说他所说的，你看到没意义的背后到底意义是什么，这个做法对很多以写实标榜的作家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size=+0]    前面两位作家也谈到了现实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湖北文学的一种强势的写作方法。谁是湖北浪漫主义作家，如果说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人说我无知，但我真的要这样怀疑，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精神、叛逆精神，这种浪漫仅仅是情绪上对主流意识另外一种宣泄方式。我对湖北浪漫主义作家是打点折扣的。对于湖北的现实主义作家，吕志青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追求。但湖北的作家艺术生命都是短的，在中国新的东西常常很短命，在湖北尤其如此，因为湖北是农耕文化意识比较强大的地域，所以湖北浪漫的作家未必是真浪漫，湖北的现实主义作家都在边缘。 [size=+0]    我们标榜着，最自豪、最强势的现实主义是怎样，湖北现实主义作家，有的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大多数的湖北作家，我感觉到还是在对现实审视和反叛层面上，做得不是太好。仅仅停留在一种经验表达的层面上，以前很自豪地说这是湖北热情的现实主义，当现实主义里面没有反思、没有批判时，再来宣扬所谓热情时，热情有时候可能就掩饰了对现实干预的力度。有的作家仅仅是用传统的眼光、个人的经验对现实的一种观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湖北很多作家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真正理解现实主义。如果没有方方在今天开幕式致辞里面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独特的审视，没有在人群中证明自己信念的话，不行，我觉得要在现有中国文学格局中再有突破的话，恐怕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湖北有些现实主义作家，现实和参与批判的力度，即使在湖北文坛上都是没有被充分注意的。比如说胡发云《如焉》里面对当下中国政治这种表达，即使在湖北文坛，对他们的价值，我们觉得是注意的不够的。曹军庆主要是从人性心理的层面，所以我觉得曹军庆的作品，这种心理现实主义应该是湖北文学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还想请曹军庆谈一下，你自己是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的？你自己觉得对内敛世界的参与渗透，对于有些人认为你是带有先锋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你是怎样看待的？ [size=+0]    曹军庆：我在不同场合中说过，我的创作原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写作姿态。但是我对当下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质疑。     我觉得我们当下文学显得比较软弱，当下文学软弱的原因在哪？因为当下文学面对着两种非常强大的对应物，一种就是现实本身的强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荒诞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然后这个价值体系或者物质化各方面的东西都很多，现实非常强大。以前我们说很多东西可以虚构，但现在发现，很多事情已经到了作家虚构也达不到边界，比虚构更加像是假的，更加不可想象。     第二个强大对应物是什么呢？就是现代传媒，现代传媒充斥着各种资讯，这样一种现代资讯有可能是在改变或者涂改现实本身，现代传媒中的现实有可能也有欺骗。     当文学面对两种强大对应物时是如此软弱。现实中的写作也有一些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实主义的写作好象越来越丧失了，或者大面积丧失了文学想象力。现在如果重提文学想象，好象就应该回到文学本身最基本的那些东西上去。但现在很多的作家，都是一种比较功利的写作，面对如此强大的现实和如此强大的现代传媒，有点晕头转向，是对现实简单的摹写。好象是我们把现实抄写下来就是很好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一个状况，很多小说，我们看起来会很头疼，头疼的原因就是很多作家写的东西如此相似。因为相似而显得面目全非。所有的作家都说，我写的是看到的生活，写的是身边的生活，为什么跟别人相似呢？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这是现实主义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     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真实性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因为作家功利性的写作，让我们离现实的真实性越来越远了。如何让文学对抗当下的现代传媒，我觉得作家有责任，通过笔、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对当下现实有一种记录。我刚才在发言开始就说到，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写作者。面临当下的现实一定要进行一种改造，我觉得它不应该排斥先锋文学的某种东西。当我们写作时，我们不应该排斥，不应该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写作者，就应该排斥文学的先锋精神，恰恰是文学的先锋精神，才具有文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回答一下刘川鄂老师心理现实主义的问题？     在我的童年，我度过了非常贫困、匮乏的时代，少年时，有幸经历了80年代文学的黄金启蒙时代，这个时候所有的同龄人都成了年轻诗人，后来我们被抛到底层，在底层生活，放弃了诗歌写作。多年以后，我重新写作，并开始写小说。     我开始写小说时，有着一种非常深刻的怀疑精神或者非常绝望的悲观情绪在里面，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文学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具有哲学意义的很个人的想法。在我最初的写作当中，这种怀疑精神和悲观主义直接就进入了写作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写作阶段，我甚至比较偏执的认为，所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都是具有怀疑精神的，都是具有绝望的悲悯情怀在里面。这样一种想法进入写作时，让我对现实生活有了一种质疑，觉得自己看到的现实不是真实的。同时对文学也开始质疑，觉得自己读到的文学也是虚假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进入生活的背面。我们看到的生活是表面，通过写作进入背面去，甚至有一篇小说名字就叫做《背面》，有些类似于精神探险。这就使我对人物内心进行了一种很深刻的挖掘。这就是早期一直到现在，有一种对人内心的把握的原因。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有失偏颇，但和我最初的创作冲动是一脉相承的。 [size=+0]    刘川鄂：听了这段话，加深我对他以及他作品的更多了解。他刚才说要探寻到生活的背面，这样的探寻其实都有一个创作的基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题材领域，才能寻找到背面。就像方方写武汉，都有自己独特的题材领域。在曹军庆作品里面，也有一个独特题材领域，就是烟灯村，就是他创作的题材领域，这个里面生活的人和事情都是小人物，都是很有趣的。但他背后，背面的意义都是曹军庆所着力挖掘的。烟灯村就是曹军庆作品的背面，就是他的品牌，就是他的名牌。我觉得烟灯村应该有更多读者知道它。所以想您谈一下，你是怎样看待烟灯村和这个小县城的？ [size=+0]    曹军庆：说到我最初的写作冲动是怀疑精神以及对现实的质疑。我当时想到，要回到真实的状态或者获得真实，途径可能一个是追述，一个是虚构。所谓追述就是回到自己的故乡，烟灯村就是一个类似的地方，一个就像故乡一样的地方。我认为人的来处有两处，一处就是子宫，一处就是出生的地方。子宫象征着母亲，后者代表着土地。母亲和土地可能是所有作者无法回避的共通的文学命题，开始的写作冲动很容易就回到故乡了。90年代中后期，刚开始写作小说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到烟灯村，回到出生的乡下，回到故乡。这样回到故乡，实际上是一种追溯的感觉。我的第一篇乡土小说《翠兰的狗子》就是，当我写这篇小说时，地名就安置在烟灯村，因为老家有一个村就叫烟灯湾，所以把人物就放在烟灯村，后来对此意犹未尽，就有不同人物出现，我把他们都放置在烟灯村。     早期的作品都发表在一些外省刊物上，没有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开始的烟灯村出来是无意识的，后来越来越有意识了。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自己的虚构，把烟灯村变成一个完整的、虚构的文学世界，它和现实世界不一样，当然它由我的老家生成，但又不一样，它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世界。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有意识，由最初的无意识到后来的有意识，后来是有意识对烟灯村进行了建设，当然我也写了城市题材，也写了知识分子题材，当我写到农村题材时，必须要对烟灯村进行文学建设，通过我写的每一个人物，通过我新写的每一篇小说，甚至通过一些细节，通过一些故事、一些情节对这个村庄进行建设，希望它能成为完整的文学世界。     而且我现在正在写长篇小说，也希望对烟灯村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描述。因为我写过不同的人物在烟灯村里出出进进，不同人物在里面出生、死亡、恩爱，在里面有各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写作，让它越来越丰富，成为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 [size=+0]    刘川鄂：这个长篇小说叫《烟灯村》吗？ [size=+0]    曹军庆：最初的题目叫《疯狂的救赎》，现在更名为《苏醒》，最终题目还不知道。上次我跟方方老师交流说，我说我有很丰富的写作资源，我说到晃晃馆的事情，她说不如叫《晃晃馆》，于是名字就产生了。这篇小说的名字还没定。     [size=+0]    刘川鄂：前面三位都是写大东西多一点，你写小东西多一点，一说起吕志青就想起《南京在哪里》，说起何存中就想到《太阳说话》，你的每篇小说都写的很认真，很精致。我希望下一篇长篇小说能成为你的品牌性、标志性作品。这是我个人的一定希望。 [size=+0]    曹军庆：长篇小说天天在写，而且进度还可以，我写了一个开头。向后面看，越往后写，我能看到它后面的大模样。我长篇小说写作没有经验，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写作打开更大的空间。上次李俊国老师提到小说空间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精致是在细节方面，在作品的细部，而从整体来看应该要有大的格局，我尽力去做好。 [size=+0]    刘川鄂：一个有耐心的读者和评论家如果仔细读曹军庆的作品，会发现真的很有收获。这个世界转型期，中国一个县城里面，大家日常生活，打麻将也好，开房也好，日常交学费也好，教育孩子也好，曹军庆真的是很细致的现象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我是非常看好曹军庆的写作前景。刚才也提到了方方说到，他们是实力派作家，方方说他们三位是基层派作家，要做这样的活动，推荐他们的作品。在今天有三种作家，一种就是饭馆式的作家，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安身立命，事业和职业二二唯一。第二种就是玩票式的作家，像韩寒，写一写玩别的。还有一种就是自娱自乐的作家，我最近几年来接触比较多。这三块作家，在今天这个文学比较边缘的时代，像刚才曹军庆说到的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对作家生存环境的挤压，一个非常好的小说家，在今天仍然是被埋没的，这是搞创作和搞评论的人面临的问题。 [size=+0]    学术界也是这样，夏老师知道，80年代写一篇作家论，评价论是可以出名的，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影视时代文学被边缘化。再精再用心，写过很多精美作品的作家可能都是默默无闻的。在这样的时候，作协隆重推出这三个作家，力图发生文学声音，坚守文学阵地的积极努力。 [size=+0]    我个人希望这三位作家能够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得到一些激励。说到这里，我想起原来欣赏的一个作家，叫王小波，他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秩序完全是颠倒的，一流的作家默默无闻，三流的作家大行其道，最糟糕的是最优秀的作家还没有诞生。他主要是指现代文学。这句话看起来比较奋进，但并不是没有道理。湖北看起来可能也有一个隐含着对作家的排座次，这三位实力派作家，我觉得你们都是可以冲击这种秩序和座次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希望。 [size=+0]    下面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对话就到这里。     [size=+0]江岳：评论和创作对话，我们经常搞评论的，想问一个问题，三位作家，你们感觉到评论是否影响了自己的创作？或者说什么样的评论才能对自己创作有所帮助？有所影响？虽然对话是评论与创作的互动，但真相是怎样的，不太清楚。现在评论声誉很不好，报纸上都说评论没人看，都是广告式的东西。《当代文学》发表了三位作家的长篇评论，有一篇我印象很深。有人说何存中创作的提高与他的谈话有关，讲了一次故事，何存中就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开，有这样的细节，非常激动。从那以后就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创作就有了一个转变。我不太了解真相，但我看了这个文章，编写这个文章时，我是非常兴奋得。我搞了这么多年，创作一般来说，有时候走到一起，有时候互不相干，“两张皮”，但何存中是创作与批评良性循环，导致后来创作也发生了核裂变，使何存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是第一个问题。 [size=+0]    第二个问题，作协推出这三本书，而且吕志青，我很多年前，跟他说，要开一个研讨会，你的书为什么不早点出来？这也是市场问题。你们的创作是否考虑如何适应和提高阅读市场（读者的接受度）。创作受到市场多大的影响，市场对你创作有多大的干预？吕志青书终于出来了，我首先是祝贺，随便提出问题。 [size=+0]    第三个问题，往往我们强调思想，有时候就容易思想大于形象，如果说你强调生活，形象就缺乏思想，你们创作中间，怎么样在思想和形象之间找到平衡点，保持一种平衡？这三个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实际上评论文章里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提出，你们三位都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大，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你们可以组成创作团，使更多搞评论的人知道作家在想什么。创作与评论互动是多方面的。今天会开的很好，可惜人少了一点，使搞评论、创作的人都失去了很好的机会。就说这么多！ [size=+0]     曹军庆：评论家对创作的关注肯定会给作家启发，但评论家对创作的影响是不是立竿见影，或者马上见效，可能因为作家不同而有差异。您说了何存中一个例子。     我觉得一个作家创作过程本身可能有一些比较神秘的因素在里面，我说神秘不是要强调这个东西，而是这个作家可能有意识想要追求某种东西，在他的写作过程当中。当他进入写作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贯彻进去，不一定能够真正做到；然后他没有想到的，没有有意识追求的一些东西，但在他的作品当中却又出现了，却又做到了某种东西。     第二个问题，形象大于思想或者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理论化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其实不用考虑在写作当中去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或者写作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作家自身有着什么样的精神高度，或者他自身的思考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写作过程中都会自然而然的渗透进去，而不是有意识的要去表达某一种观念性的思想。谢谢！ [size=+0]    龚玉林：我们三位作家都是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我作为一个读者谈以下自己的观点，何存中老师的作品像太子这样的餐馆厨师的作品，吕志青像西餐厅厨师的作品，趋于理性的东西多一点，何老师感性的东西多一点，曹军庆像一个家庭主妇，做得比较精，比较细，把家里的菜谱做得比较细。这是从读者角度来看三位作家。 [size=+0]    确实是三位实力派作家。我想问一下曹军庆，曹军庆早期作品带有很多悲观主义色彩，我想问一下，你个人有没有悲观主义情绪的发泄？ [size=+0]    曹军庆：您说中餐、西餐、家常菜，很有意思。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悲观主义精神和怀疑情绪，最初写作是这样的。但可能是一种写作方面的东西。跟我打过交道的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很明朗、很简单的一个人。我觉得写作和生活是可以分开的。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是怎么看待世界的，可以有一种真实的内心表达。当我作为普通人生活时，我有一种很乐观的，很积极上进的生活姿态。    [size=+0]   何子英：和刚才他回答这个问题也有点关系，曹军庆的作品，我读的比较多，我个人非常欣赏曹军庆的作品。我感觉曹军庆的作品色调是比较冷的，就是刚才说的悲观主义的东西。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冷色调影响到了他，因为这是一个狂欢的社会，冷色调与当下精神状态格格不入，所以影响了他作品的传播。我觉得他很多很精致的短篇小说，可以让更多读者知道或者喜欢，但实际上没达到这种效果。特别是他有几个短篇小说，当时发的时候，我推荐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推荐了几家杂志都没有选，他们选的作品都是很平庸的。 [size=+0]    所以我建议曹军庆，你在短篇小说中，一直保持着这中冷色调，还是可以的。但您在中篇和长篇创作中，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色彩。这是我的一个问题。你自己是怎么思考的，有没有合理性，这是一个方面。 [size=+0]    在座的很多评论家，对于怎么样让作品既保持高品位、高艺术水准，同时让读者能够更广泛的接受，今后在创作中处理这个问题，你谈谈自己的想法？ [size=+0]    曹军庆：谢谢！在座的有很多湖北非常顶级的评论家，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请教一下你们。我们对文学似乎有一种双重标准在里面。什么意思呢？当我们面对经典作品时，我们对那些“阴郁的力量”和“残酷的真实”，可以众口一词地说它是如此伟大，没有人会从冷或灰暗的色调上加以质疑。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认为可以给经典作品、经典文学加分，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标准来看待经典文学，因为经典文学接受了时间的淘洗。而对当下的写作，评论家采取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标准，这种标准是否是文学标准？或者说又另外有了其他的一些东西的介入，我不太清楚。当下的写作，如果你是一个冷色调，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尽管真实，但过于残酷，有可能就会受到诟病，或者说不太被重视。我觉得文学的双重标准是存在的。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当下很多冷色调的写作就一定是好的。我们需要有一种宽容的姿态，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并给出它们生长的空间。     我对当下很多写作也是不太满意的，和经典作品比较起来，我们最大的差距在哪儿？最大的差距就是经典作品的悲剧性东西，很重要的是有一种悲剧感在里面，悲剧感意味着崇高，意味着力量。而当下的很多写作实际上是对苦难的一种展示，我们展示了很多苦难的东西，悲惨的东西，但没有悲剧感，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异。     何总刚才提的建议，对我很关心，我们私下也交流过。我的写作一直在进行着一些调整，这样一种调整可能不一定有很大的效果，但我觉得，每一个写作者都需要调整。我现在写作和以前的写作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这样一种写作也不是一种妥协，在坚守的同时，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size=+0]    刘川鄂：有的评论家有的是借文章说社会说历史，这一种比较多，另外一种评论家是一种职业方式，可能有一些规则。也不是两重标准，并不是对冷色调不认识，感性表达一个作品时可能把作品已经说透了。但在今天话语环境中，并不是每一个涉及到人生的话语都能说透的，可能有的评论家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不太适合的。 [size=+0]    另外还有一种作家，他知道什么时候说的话上面喜欢，现在没时间，这个方面不说了。 [size=+0]    我想说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尤其是早上，我一进来，方方早上说的很好，不知道作协领导都能不能明白方方所说的话，我认为湖北作家有的太静，有的太乖，为什么太静呢？为获奖写作，为获得钱而写作，为什么太乖呢？就是为主流意识写作，为领导写作。湖北其实有很多好作家，我觉得作家就是要有鄂东文人敢于反主流、叛逆的东西，也有吕志青所说的可以坚守的东西，也有曹军庆对他冷色调固执的坚守。我是个人看好，不大适合变成文字。谢谢！    [size=+0]    方方：谢谢三位教授主持，也谢谢三位作家的精彩发言，今天活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没有想到。当他们对话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下，而且说出了很多平常听不到的东西。我作为一个写作者非常受启发。我真的有点意外，没有想到。 [size=+0]    而且下面提问的水准非常高。从我个人印象中，何存中他谈到鄂东文人身上有武人气，武人身上有文人气。而且他说人生有些事不是凭聪明可以做到的，尤其写作是这样。这句话很像他的作品，这么多年来，何存中的创作没有一点点玩聪明，完全是扎实的写作。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size=+0]    吕志青的对话中间，谈到了阅读对他的重要。他说到：他认为小说有两个根，心灵的根和现实的根，小说没有这样两个根是没有意义的，他在写作中寻找日常中的神奇，这是很有意思的观点和话语。 [size=+0]    曹军庆和另外两个作家完全不同，曹军庆谈到了，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是比作家虚构更无边际，每个都有这样的体会。他谈到现实主义作品中，现实主义与先锋精神的关系，你是不是写现实主义就是临摹，就是把现实表达出来？他提到现实主义与先锋精神，我很受启发。而且他有一个观点，“走到真是背后去”，这些话，这些想法，都对写作者有很深的启发，也很有意义。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他们谈的非常好。我个人有很大的收获。 [size=+0]    只可惜，我们选对了一种方式，但是选错了地方。选错在作协开全委会的时候，而全委会的委员更喜欢听报告，而不喜欢听专业的文学对话。所以以后不要再在全委会上开这样的会议，让喜欢听报告的委员还是听报告，让专业对话放在专家中进行。今天有一点遗憾，这么好的专业对话，这么多的好作家，这么多好的观点，全委会的委员毫无兴趣。这也说明，我们面对的文学生存、文学发展的环境，仍然是很艰难的，仍然要靠我们继续往前努力，面对着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可能各位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挣扎，继续像你们以前一样慢慢地爬。 [size=+0]    今天在这里特别感谢各位坚持到最后，感谢几位教授的点拨、引导。做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兴奋，而且有莫大的惊喜。会议马上结束，再次祝贺《三人行文学丛书》首发式圆满成功，同时感谢执行主编高晓晖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工作！也对在座的各位表示感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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