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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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

作者：吕叔湘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1985年1—2月

《语文学习》转载我原来为《中国青年报》写的这篇文章，我想加几句说明。我国的语文改革运动，如果从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算起，快要有一百年了。尽管这个运动触及每一个人的生活，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有这回事。有些人知道有“文字改革”，也往往把它仅仅理解为汉字的简化。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语文改革运动是怎么产生的，包含哪些内容，目前已经有了哪些成就，还有哪些工作要做。《语文学习》的读者有的是教语文的老师，有的是学语文的学生，在校的和校外的，总之都是经常钻研语言文字的人。凡是经常钻研一种事物的人，很容易就事论事，把注意力局限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果能够稍微拿出点时间来，站远些，站高些，对所钻研的事物的整体作一鸟瞰，包括它的背景和前景．一定能够获得对那个事物的更通达的理解，能够按照实际的、长期的而不是表面的、短期的需要安排自己钻研的力量。这就是我的希望。 ——作者 一、引言 一九八五年的新年到了，我想借这万象更新的日子跟青年同志们谈谈当前的语文问题。语文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指人们在使用语文的能力有所不足，或者指人们在使用语文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前者是语文教学的问题，后者是语文本身的问题。 语言文字在人们生活里的重要性在增加，学习和使用语言文字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文字。不断的听到埋怨的声音：父母埋怨子女写不好家信，教授埋怨学生写不好论文，局长埋怨秘书写不好文件，等等。念错字，写错字，包括乱造简化字，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说话方面也不是没有问题。开会发言，罗罗唆唆，冗长而不得要领，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方言土语听不懂，也常常遇到。这些都是问题。所以会有这些问题，一半是由于语文教学——其中自然也包括说话教学和普通话教学——效率差，教得不认真，学得不认真，教得不得法，学得不得法，可是还有一半是由于语文本身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今天不谈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只谈语文本身的问题，先从汉语文的特点谈起。 二、汉语和汉字 语言和文字是两样东西；又是一样东西，是一样东西，又是两样东西。从历史发展上看，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世界上的语言有几千种，有文字的不过一二百种，有些文字造是造出来了，却没有广泛使用。语言用声音传达人们的意思，在无法用声音传达的场合，人们就用形象也就是文字来代表声音。最早的文字有直接表示意思的，就汉字说，就是所谓“六书”里边的“象形”、“指事”、“会意”。可是很快就都变成代表声音的符号了。 世界上的文字，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分类，也就是按照文字代表语言的方式来分类，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音素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又叫做音位)。英、法语等等所用的拉丁字母(罗马字母)，俄语、保加利亚语所用的斯拉夫字母，都是音素文字。第二类是音节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就是辅音和元音的结合体。日语的字母(假名)、阿拉伯语的字母，都属于这一类。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字母原则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是偶然的例外。第三类文字是语素文字，它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汉字是这种文字的代表，也是唯一的代表。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的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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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质的文字有利也有弊。有利是很明显的，写成文章，印成书，都节省篇幅。还有，因为汉字有表意作用，它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超时间超空间的特点，关于这个，后边还要讲。汉字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难学。为什么难学呢?有四个原因。第一，看见字形读不出字音——秀才不识字念半边，念错的机会和念对的机会一半一半——读不出字音也就不明白字义，得有人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第二，笔画多，结构复杂，容易写错。第三，字数多，要学上很多字，一般要学上三四千字，才能读书读报。第四，形音义之间很多交叉关系，容易搞错。有多音多义字，像“行”xíng和“行”háng，“还”huán和“还”hái。有一音多义字(指几个意义联系不上的)，像“倒”(倒下来，三班倒)，“批”(批评，大批)。有一义多音字，像血管的“血”念xuè，“流血”的“血”念xiě，“不差什么”的“差”念chā，“差不多”的“差”念chà，这还是合乎规定的一字两读，还有很多不合规定的读音，像“塑(sù)料”念成“朔(shuò)料，“发酵(jiào)”念成“发孝(xiào)”等等。再举一个例子，有六个字：溜、熘、馏、遛、蹓、霤三个读音：“liū，liú，liù”；表达八种意义。是这么分配的：

音义形		溜 熘 馏 遛 蹓  霤
liū	～冰	+
	～肝尖	+ +
liú	逗～	+
	蒸～	+
liù	～馒头	+
	～大街 ～达	+ + +
	大～	+
	檐～	+ +

有这四条，念错字的多。写错字的多，用错字的多，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外国来华的留学生都说，他们的学习时间小一半花在汉语上，多一半花在汉字上。

除了难学，汉字还有一个缺点是难查。曾经被人提出来过的查字法不知有多少种。有人说有一百多种。曾经用来编过字典的少说也有二三十种。从原则上分类：(1)音序类，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列。从前“注音字母”时代有按b，p，m，f，d，t，n，l……排列的，现在不用了。(2)部首类。老牌是《康熙字典》的214部，改良的有《辞海》的部首检字，《新华字典》的部首检字，《现代汉语词典》的部首检字．这三家都对《康熙字典》的部首做了修改，可是不完全相同。(3)笔顺类，不止一种。笔形的数目有多有少，次序也不尽相同。(4)字形编码类。四角号码最有名，也还有别的。除这四种以外还有一种方法，数笔画，主要是用做辅助手段，比如先按部首排，同一部首之内按笔画多少排。除此之外就只用在小范围之内，例如排人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这些都是现代的排列法，从前还有按韵排列的，如《广韵》、《佩文韵府》等等，也是字典性质的书。查字法的多，表明给汉字排次序的困难。跟拼音文字比较，难易相差就太大了。拼音文字只有几十个字母，排一个固定的次序，很容易记住。按说咱们现在也有按汉语拼音排列的音序查字法，可是由于汉字本身不表示语音，遇到不知道读音的字就没法子查，所以音序查字法不能单独用，必得附带别种查字法作为辅助手段。缺少一种简便的查字法，不但是影响语文的学习，还在其他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困难，回头还要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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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文字的演变

语言文字总是要有变化的．时间短不觉得，时间一长就明显了。先说语文单位的演变，也就是字音、字义、字形的演变。上古时候的事情有许多现在说不清，姑且拿中古时候的情形来跟现在比较。字音是朝着简化的方向变化。古时候的字音，声母不一定比现代多，韵母可比现代多得多。字音简化的结果，许多古时候不同音的字现在变得同音了。例如：致、制、智、质、治、痔。古时候不同音，现在同音了。立、力、历、利、吏、丽、例、栗，古时候不同音，现在同音了。平、瓶、凭，右、幼、诱，换、患、幻，这三组古时候也都不同音。同音字增多的结果是一个字音代表好多个字，表示为数更多的义项，产生超负荷的现象，不利于交际。为了补救，很多单音词(音字)发展成为双音词，例如力气、经历、利益、便利、官吏、美丽等等。

字义的变化是有增有减。拿“级”字做例子，古时候有等级、台级、首级三个义项，现在首级这个意义不用了，却多了个量词的用法。再拿“报”字做例子，古时候有判罪、报答和报复、告知、答复四个义项，现在判罪这个意义不用了，可是从告知的意义产生的报告、报纸、电报的意义，而报答和报复的意义也分开来各用一个双音词来表示。

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从元朝明朝流传下来的通俗文学作品里就有许多简化字现在还在通甩，例如“独”、“桥”、“万”、“权”。五十年代，国务院公布了一批简化字，有原来就有的，有新造的。繁化的例子如“然”字加“火”成“燃”，“席”字加草头成“蓆”，这是字典里边认可的，安装的“安”写成“按”，包子的“包”写成“饱”，这是字典里边不承认的。

以上讲的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语文单位的演变，也就是从微观方面观察的语文演变。现在再讲语文系统的演变。也就是从宏观方面观察的语文演变。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言问题，一个是方言问题。什么是文言?文言只是书面上的交际工具，不是口头的交际工具，是只能“目治”不能“耳治”的。这句话不但是适用于现代，大概从秦汉以后就可以这样说。比如《论语》这部书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话的。《论语》头一卷的头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在孔子当时一定是听得懂的，而现在就得说成“学习并且时常温习，是一种乐趣”之类的话才能懂。这不等于说在孔子的时代，书面语和口语绝对一致。这种情况恐怕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但是在孔子当时，“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念出来是可以懂的，正如现代的英语、法语、俄语等等，尽管这些文字，包括诗，跟日常说话不一样，可是念出来都能懂。当然，这是指受过教育的人说的。可是咱们的文言。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不能用耳朵听懂，必得用眼睛看才懂——成语和常被引用的诗句、文句除外。这种“文言”是怎么产生的?这跟汉字的存在分不开。如果一种语言用的是拼音文字，它的书面形式必然要跟着口语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要看不懂。当然，在时间上可以有些距离，但是不能让字音改了而拼法老不改，说话的字眼换了而文字上老不换。汉语的书面形式是汉字，汉字可以离开口语而存在，这就促成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口语改变了而书面语不变或者少变。经典著作的学习，世代相传，就把“文言”这种书面语基本上固定下来。说“基本上”，是因为除正规的文言外也还有些受口语影响、不太正规的文言存在。到了晚唐五代，开始出现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用于通俗文学；到宋元以后，这种“白话”越来越成熟，差不多能代表口语，但是直到本世纪初，白话的用途一直局限于通俗文学，除此之外仍然是文言的天下。

再说方言问题。古代有没有方言?一定是有的。汉朝扬雄编过一本《方言》，说明汉朝方言词汇分歧的情况。词汇有分歧，语音也不会没有分歧；汉朝有方言，汉朝以前也不会没有方言。春秋战国时代有跟“方言”相对的“雅言”，那大概是一种跟后世的“官话”相类似的口语，是通行于各诸侯国之间的上层人士的语言．同时也就是后世“文言”的底子。这种雅言或官话想来秦汉以后也应该是一直存在的，按照一般通例，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种为全民共同使用的口语逐渐取得对方言的优势。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阶段。也就迟迟未能以某种形式的官话为基础形成全民共同的口语。这期间，用汉字为其表现形式的“文言”能够在各个方言区通行，这一事实对于共同口语的形成也起了消极的阻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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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文改革运动

一方面有不受时代拘束、不受地区限制的，也就是“超时空”的文言，一方面有活跃在各个地区的方言，这二者互相配合，满足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语言生活的需要。这是有条件的。条件是全国只有地主阶级及其附庸阶层，也许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有足够的时间和其他条件学习那艰难的文言，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只会说话，不会读书，不会写文字，其中也许有少数人认识不多的字．可以写个简单的信，记个简单的帐。封建社会不变，这种情况不会变，也没有变的需要。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帝国主义来叩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经过几十年，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认识到，欧美日本等国家的胜过中国，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还在于文化教育的普及。他们也认识到，在文言加方言的局面之下是很难普及文化教育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了语文改革运动。这个语文改革运动有三个组成部分：针对言文不一致，有白话文运动；针对方百分歧有国语运动；针对汉字难学难用，有拼音字运动。赞成其中某一部分的，往往(但不是必然)也赞成其余的部分。

白话文运动最初是包含在拼音字运动里边的，拼音字不可能以文言为拼写的对象。至于撇开拼音字，大张旗鼓的提倡白话文，把白话文引进中小学课程里去，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事情。同时，在文艺创作上，由于有白话小说的传统，白话很快就占领了全部阵地。在应用文方面，三十年代白话就在共产党统治区取得胜利，又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推行到全国。以现在而论，作为汉语的书面语，白话已经完全取代了文言。但是在某些文体里，例如法律文书和考据文章，文言的成分还是相当的多。有些作家的文艺散文里也出现不少文言词语。社会上还流行一种意见，说是要写好白话文，得先学好文言文，有些中学老师也有这种主张。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要在白话文里边使用文言词语(当然是指那些还没有归化的)，能够做到“化”在里边而不是“镶”在上面，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非常容易弄巧成拙，文白夹杂，引起读者的反感。我曾经在一个学校的纪念册上题过两句话：“作文要作现代文，做人要做现代人。”其实白话的潜力是很大的，咱们应当努力耕种白话的田地，不要图省事老向文言伸手。

国语运动和拼音字运动的关系始终是很密切的。国语运动的最早的形式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它的任务是制定_套给汉字注音的字母，这就是一九一三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来又经过修改)。读音统一会演变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后来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在军阀官僚统治下，这项工作没能取得应该可以取得的效果。解放后不说“国语”，改称“普通话”。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五十年代后期成绩显著，可惜在三年困难时期松了劲，到了十年动乱时期更不用说了。现在“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已经写进宪法，有关方面也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但是要达到全国的中青年都能说普通话，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前面说有些人写文章大量使用文言词语，这跟普通话不普及也有关系。你想呢，一个人既不熟悉普通话语汇，又不便搬弄他的方言词语，自然只好向文言求救了。可见为了写好白话文也应当认真学习普通话．

拼音字运动是个总的名称，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要有一套拼音字母。至于要这套字母做什么用，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拿来给汉字注音。一种意见是拿来拼写口语，这里边又可以分为只拼官话和也拼方言，但都是作为一种初级文字，与汉字分工并用。第三种意见就是要用拼音字来代替汉字。清朝末年的拼音字运动者都不主张废除汉字，但是都主张要有一种学起来容易、用起来方便的拼音文字，与汉字并行，不仅仅是要求有一套给字注音的工具。民国以后，占优势的，并且为官方所承认的，是为汉字注音的一派，他们的成绩就是前面说过的注音字母。可是五四运动之后，用拼音字代替汉字的主张也还是不断的出现，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里边就有钱玄同等人写文章鼓吹用拼音字代替汉字。至于具体方案，则先有赵元任、黎锦熙等人研究制定的“国语罗马字”(一九二六)，后有吴玉章、林伯渠和一部分苏联学者研究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一九三一)，后者一度在革命阵营和解放区推行。解放后，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一九五八)，广泛的用于汉语注音。汉语拼音方案为拼音文字提供了一个基础。但是虽然毛主席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话，拼音文字目前还处于研究和试用阶段。尽管是这样，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还是很大的，现在还远远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有一个虽然不在语文改革的主流之内，可是目前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汉字规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自有汉字以来就是一个字往往有几种写法。后来分别“正体”和“俗字”，后者多数是简化字。简化字的产生是由于实际的需要，因为有很多汉字实在笔画太多，结构太复杂。缺点是：一、繁体简体并用，增加学习的负担；二、往往一个字有不止一种简化体；三、有些需要简化的字没有现成的简化体。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规定凡是跟这些简化字相应的繁体字不再在一般场合使用；同时，在公布简化的字表以外的简化字不得作为正式字体使用。这个规定有二十多年一直得到遵守。一九七七年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试用草案，由于社会上反应不好，试用半年之后就停止试用，但一直没有作出最后处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社会上写字混乱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不合法的简化字到处可以看见。另一方面，繁体字又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例如中央电视台)。有些商店的招牌和商品的题名，不光是用了繁体字，并且不是从左到右而是从右到左了。这个问题应当引起严重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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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三个面向

以上谈了汉语文的特点及其历史演变，以及由此引起的语文问题和语文改革运动。现在联系三个面向来谈谈当前的语文问题。

三个面向，第一个是面向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简单点说就是高效率。当然，首先有方向问题：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民主与法制?等等。在保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现代化，就意味着高效率。怎么取得高效率，一是要有高速度，二是要有高精密度，讲到高速度，汉字怎么样也不能跟拼音字比赛。咱们已经有了汉语拼音方案，现在就是要充分利用汉语拼音方案，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利用汉语拼音文字。说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打字。汉语拼音打字，跟外文打字一样，只要记住几十个符号，可是中文打字就得记住几千个字的位置。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差不多人人都能打字；在中国，只有职业的打字员。再讲打电报。拼音文字发电报，直接按字母打，收下来就是文字；汉字发电报，先得翻译成四位数的电报号码，收到之后又得把号码翻译成汉字。两相比较，快慢差远了。再讲计算机，也跟电报一个理，汉字输入计算机先得编成号码，拼音字可以直接输入。再讲编各种索引，也就是检字法的应用。地图后边要有地名索引，很多地方的人名要排次序(例如图书馆里的著者目录，医院里病历．公安局的民名册)，过去习惯用笔画，查起来先得数笔画，第一个字相同的得数第二个字的笔画，且不说画数会数错，同一笔画的字可以有几十个，其中可没有一个固定的次序。如果改用汉语拼音，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千万不要以为索引是件小事情，它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再还有，外国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不附索引的，中国的学术著作相反，附索引的是例外。这对于提高学术水平，普及文化知识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会有这种种差别，归结到一点：汉语拼音只用25个字母，有固定的次序；汉字有好几千个，没有固定的次序，即使编出个次序来也不容易记住。

高速度之外要讲究高精密度。在这一方面，汉语拼音在同音词问题解决以前是不如汉字的。在推广拼音电报上，在计算机的输入输出问题上，汉语拼音遇到的困难不在速度上，速度超过汉字是不成问题的。困难在于区别同音词。

讲高效率，也不得不涉及方言问题。方言对于高效率是有妨害的。无论是开会，听报告。办事，彼此的语言不能畅通，轻则一再询问，浪费时间，重则听错了话，产生不好的后果。所以普及普通话也是实现高效率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面向是面向世界。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语言文字要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在这个问题上，汉字也是远远不如汉语拼音便利。汉语拼音用的是拉丁字母，就因为拉丁字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字母。拿国际电报来说。苏联、日本这些各有自己的字母的国家，向国外发电报，也得转写成拉丁字母。中国的四码电报，在国外是当作密码看待的。密码电报收费比明码电报贵，贵几倍我不知道，只知道贵得多。我们派到国外去的新闻记者发新闻电报回来，都是或者用外文，或者用汉语拼音，都不用四码电报，因为又慢又费钱。

汉字的不利于国际化，突出的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件事情是翻译外国人名地名。用汉字译写外国人名地名有三个缺点。第一是往往不准确，例如Aden[eidn]译做“亚丁”，而“艾登”却用来译Eden[idn]，Bombay译做“孟买”，Michigan译做“密执安”。第二是译名往往很累赘．不如原文容易记住，写起来也费事，例如Zagreb，2个音节，6个字母，译成“萨格勒布”，4个音节，37画；Magnitogorsk，4个音节，12个字母，译成“马格尼托哥尔斯克”，8个音节，57画。第三是译名分歧，难于统一，例如《辞海》和地图出版社的《世界地图集》都是权威性的工具书，但是Michigan一个译做“密执安”(辞海)，一个译“密歇根”(地图)，Cheliabinsk一个译做“车里雅宾斯克”(辞海)，一个译做“切利亚宾斯克”(地图)。这些都还是有名的地方，不出名的小地方的译名就更难统一了。曾经有人查考过，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从国外回到俄国的时候暂时藏身的一个小村庄，在中文文献中有九个不同的译名。外国人名地名，如果用汉语拼音转写，只要定下几条简单的规则，就可以既统一又好记，而且尽可能的准确。

汉字不利于国际化的另一件事情是科技名词。科技名词以及一般外来事物的名称，现在也还有少数译音词在通用，例如雷达、马达、摩托、咖啡、吗啡等等，但是数目极其有限，绝大多数是译意词。有些事物曾经一度用过译音而后改为译意的，例如：水门汀(士敏土)→水泥，德律风→电话，莱塞→激光，等等。为什么译音输给译意呢?主要原因就是前面说过的，汉字不适宜于译音。只要用汉字翻译，就宁可译意而不译音。译意的科技名词不像译音的人名地名那么累赘，一般也没有不准确的问题，可是不统一的问题还存在的。五十年代曾经有人搜集过microphone(麦克风)这东西的译名，从十四种词典里找到十四个译名：传声器，传音器，播音器，广播器，扩声机。扩音机，扩音器，扬声器，强音器，增音器，微音器，听微机，显微声器，显微音器。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一个科技术语有两三个译名还是常见的，因此才不得不设立“名词统一委员会”之类的机构。

但是，尽管有这个缺点，还是掩盖不了译意名词的优点，那就是，能够让人“望文生义”，容易懂，容易记。译意名词的缺点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学了这一套名词述语之后仍然不得不学另外一套国际通用的名词术语；知道“铀”不够，还得知道 uranium，知道“坐骨神经痛”不够，还得知道sciatca。uranium，sciatica等等是国际通用，尽管不同语言里边在发音上和拼法上可能有些小出入，大体上可以彼此相通。科学名词无国界，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可惜这句话不适用于中国。人家一个科技工作者只要学一套名词术语，唯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不得不有加倍的负担，既要学汉语的一套，又得学外语的即国际的一套，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对于培养科技人才是非常不利的。解决的办法是把科技名词分别一般和专门的，前者译意，后者用汉语拼音转写。现在有很多专门学科的出版社出版了好多种中外文名词对照词典，大多数没有注释，只是一种名词对照表。如果专门术语都用汉语拼音转写，这种对照表都不需要了，外国就看不见这种对照表式的词典。日本的科技名词从前也多用意译，后来，尤其二次大战以后，已经大量改用拼音转写。

以上是汉字不利于国际化的两大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此外，在外国人学汉语方面，汉字是一大障碍，需要更多的利用汉语拼音。另一方面，中国人学外语，如果学过汉语拼音，有拼音的习惯，也会有些帮助。

第三个面向是面向未来。面向未来意味着什么呢?按照我的理解，面向未来就是要更进一步现代化，更进一步国际化，而决不是相反。那么，它的内容已经包括在上面两个面向里边了。

青年朋友们，未来是属予你们的。你们继承了一份语文遗产，它既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怎么样发扬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就有赖于你们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