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要有未来的眼光，世界的意识

管季超0712

语文教育要有未来的眼光，世界的意识
——教育部语信司李宇明司长访谈录

胡 晓

    胡晓（以下简称“胡”）：李司长，今年上半年，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有些是对过去一些标准草案的完善，有些结束了过去没有国家标准或规范可以遵循的情况。它们都和中小学识字教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7月1日开始试行的是《现代汉字常用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和《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为什么连续发布这么多语言文字的标准？

    李宇明司长（以下简称“李”）：制定这两个标准，除了对汉字教学提供帮助之外，还考虑到信息技术如何与语文教学形成良性互动。首先是希望弥合识字教学和信息教育两张皮的问题。汉字教育需要对汉字的结构进行拆分，但是由于没有统一之规，语文教师讲的是一套，信息技术课上的键盘布局又是一套。这种现象对成年人来说也许不要紧，但对小学生识字冲击很大。语文教育和信息教育，在汉字拆分上和谐一致，才有利于学习。其次，是希望通过信息产品促进汉字教学。识字教学软件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立体、动态地呈现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配合各种故事促进汉字教学。

    此外，也希望为写字提供帮助。计算机、手机的广泛应用，用笔写字的机会少了，提笔忘字、写错别字等现象突出了。在汉字的国度里，写字是公民素养，且还可以在写字的基础上升华为书法艺术。通过开发计算机软件帮助人们写字练字，是时代提出的课题。这两个标准对解决这一时代课题，也稍有裨益。

    随后，国家还将出台一些语言文字标准，以保证语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能力，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贮存，主要靠语文能力。中小学是形成语文能力的基础阶段，语文能力的培养是中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信息时代的到来，对识字教学有帮助也有冲击，最大限度地消解不利因素，用信息产品助教助学，这是信息时代要实施的重大教育工程。

    胡：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现在它的能量发挥还仅仅是露出了冰山一角，的确需要我们更深刻地去思考。制定一系列的标准，主要就是让信息技术能更规范、更好地服务教学。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规范的制定情况吗？

    李：先说《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从造字法看，独体字包括象形字和指事字，比如，“鱼”是象形字，“本、末”是指事字。汉字历史悠久，字形在古今演变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经过秦末的隶变，汉字彻底符号化了，原始造字理据在隶变中遗失。历史演变使很多象形字、指事字不再是独体字，而有一些非独体字，字形结构扭结勾联，像是独体字了。所以，有必要根据今天的字形面貌，重新确定独体字。这种确定，主要是为了教学，而不是文字学。《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是在一定字量里确立的，研制过程中广泛听取了语文教师和教研员的意见，有理论根据，有教学实践的支撑。当然，收入的字是不是人人都认可是独体字，是不是还有一些独体字没有收入，这是值得研制者和使用者共同审视的。但这不是大问题，可以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去完善。

    胡：确定为独体字的，不需要拆分了，但在识字教学时，是不是能有一些变通方式？

    李：教学是创造性的活动，确定为独体字的，并不妨碍继续进行结构分析。比如“鱼”这个独体字，教师仍可以启发学生的想象：哪是鱼头，哪是鱼身，哪是鱼尾。但是在键盘编码时，最好不要再去拆分。

    胡：这就涉及部件拆分的问题了。规范强调“部件”这个概念。当然，从文字学上看，“部件”的确比“偏旁、部首”的指称更广，更准确。但是现在的词典编纂、教材编写，以及语文教学，都更多的是使用“偏旁、部首”等术语。在这三个概念的使用，尤其是“部件”的使用上，您有什么建议？

    李：部首是词典编纂上的术语。在《说文解字》中，部首基本上表示这部字的意义，是一部之首字，故得“部首”之名。随着汉字的演变，部首的内涵被掏空了，今天它基本上变成了汉字编纂、检索的一种工具。偏旁是传统汉字学的术语，指会意字、形声字的组成部分，在构字上或有表义功能，或有表音功能。古代“偏”在哪边，“旁”在哪边，还有讲究，而今合称“偏旁”。

    《现代汉字常用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和《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使用“部件”这一术语，是为了不破坏传统的“偏旁”概念。“部件”的外延显然比“偏旁”大，如果这两个规范也叫“偏旁”，会使偏旁的概念发生变化，于教学于学术皆不利。

        这两个规范具有“助教”性质，帮助教师合理进行汉字拆分。比如“章”字，一般拆分为“立、早”，但是最好拆分为“音、十”，“音、十”体现了“章”的本义。对于软件设计者，也是提供一种帮助，或者说是提出一种要求：在教育领域，不要把键盘布局仅仅看作技术问题，要尽量按照字理对汉字拆分编码。

    需要强调的是，规范既然是助教的，就不需要把规范的知识直接教给学生，包括这些术语。当然，教与不教，怎么教，比如在教学中是否需要引入“部件”这一概念等，应由教师决定。给教师多一些创造发挥的空间，是教育之幸事。

    胡：现在，部件拆分有了具体的规定，各部件也都有了统一的名称，可以避免乱拆分、乱称名的现象，方便教学与研究了。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名称和我们以前习惯的不太一样，要让老师们完全熟悉、自如运用，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李：这个项目研制十来年了。关于部件（包括偏旁）的名称，各本词典不完全一样，各版本教科书不完全一样，全国各地的叫法也不完全一样。从教学本身、字典排序、计算机编码诸方面看，都需要统一部件（包括偏旁）名称。编字典，有时需要按照部首名称排序。利用偏旁编制键盘输入码，音码方案和形音码方案要用到声音，需要偏旁名称统一。

    这些名称，经过了大面积调研，整合了各地、各书的差异，也在网上长时间征求意见，名称定得很审慎。但是学术是无止境的，这些名称是不是科学，要实践检验。但部件命名不会给教师带来大麻烦，不太常用的部件，可以不记，需要时，一查便得。当然，既是推荐，就是应当提倡的，希望教师用规范推荐的名称去称说。

  胡：部件拆分和独体字确定的原则，都是“根据字理、从形出发、尊重系统、面向应用”。主要就是处理好原始造字理据和现代字形的关系问题。这些年对于运用“字理”进行识字教学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一种声音，认为“字理”反映了先人认识客观事物的局限性，容易对学生接受现代科学知识造成负面影响。这种看法站得住脚吗？

  李：课堂是传授人类知识精华的庄重之地，汉字教学要依据学理。比如“臭”字，字形上看是“犬”加“鼻”（自），本义是“嗅”，闻气味，狗鼻善嗅；后来泛指一般的气味，如“其臭如兰”；再后来，意义又偏指，专指臭味。有人拆字解说，“自大一点就臭”，其实，“臭”与“自大”在字理上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为了讲哲理，或者增加生动性，偶尔如是解说，也不为过。但是汉字教学，尤其是小学汉字教学，可能长久影响学生的汉字认知。小学是人生的启蒙阶段，给他打下什么样的底色，他的人生可能就是什么样的基调。

  汉字的字理，不能简单与现实世界、与现代科学相对应。比如，“桥”，为什么用“木”旁？“碗”为什么是“石”旁？石桥、铁桥比木桥多，石碗更是罕见。文字结构所能反映的只是古人构字的根据，通过字理，学生知道先人是怎么想的，知道这个字的本源。这是一个文化的历程，能够透视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字理教学不承担认识现在世界的任务，故而也就谈不上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负面影响问题。

  胡：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很多表意的偏旁都变成了纯粹的记号，丢失了理据，对当前字形进行的分析与从字源上进行分析会产生不一致的现象。遇到这类字，是不是就不要勉强去分析它的字理？

  李：字理是帮助识字的，能讲字理的就讲字理，不能讲的、不便讲的就不讲。字是死的，教学是活的。不过要看到，不依字理的随意联想，在教学中常闹笑话。如“饿”字，解说成“我要吃食物”，倒是生动，但是“峨、俄、鹅、娥”怎么教？难道类推为“我要爬山”“我是人”“我是鸟”“我是女的”？但是利用字形帮助识字，也是一条路子，如“巳、已、己”，用“巳满已半己不出”的字形解说，比字理解说更有效。

  教无定法。现在很多识字教学法在争论，是正常的学术现象，有争论就有进步。某种方法好不好，关键看效果，看教学的“信度”和“效度”：信度，教不错；效度，有效率，学生能很快学会。

  胡：这几个标准都定位为推荐性标准，看得出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慎重和务实。其实，您刚才所讲的也是在强调一种理念：小学语文教育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规约、统一的规范，但是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应该强制，怎么适合教学怎么做。

  李：所谓推荐性标准，就是你有困难了，标准帮助你，而不是强制你。中国国情千差万别，东部和西部、农村和城市的教师水平、学生水平都不一样，需要多样性。孔夫子就知道因材施教。尤其是语文，更要有人文性，切合学生特点，每个课堂都争取有特色。教育部合国家语委非常重视小学教育，重视小学识字教学，请那么多大专家做标准，并经过各种严格程序。把标准定为推荐性的，并不完全是慎重，更重要的是在传递一种声音，提倡一种理念：小学语文教学很重要；小学语文教学要充分发挥教师的能动性。

  胡：说了这么多关于小学识字教学的话题，是因为识字、写字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语文素养，识字教学也是语文教学的基础。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您如何评价？

  李：现在的语文教学，更多是从学科体系出发，考虑如何教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语文教学，就是让学生具有适应现代语文生活的能力。语文教学应当研究现代语文生活，也需要从语文生活出发。

  胡：那在您看来，当下的语文生活是什么样的？它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有哪些要求？

  李：准确描述现代语文生活，还是一个科研课题，难以“一言以蔽之”。尽管如此，现在的语文生活，我们都会感受到许多新变化。

  第一，信息传递速度空前加快。信息传递方式由传统的“蛙跳”发展为“点对点”。鼠标动一动，全知天下事。学生能通过各种媒介，接触到大量信息，什么网络新词语啊、火星文啊。对此尽管大人忧心忡忡，但学生没有几个反感的。如果学生不能自己获取信息，获取知识，将来就不能适应社会生活。

  第二，信息化给社会巨大影响。现在，许多人离开信息产品几乎无法生活。教师已经不是全部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习的导航者。信息化向我们提出一系列关于教育基本要素的问题：谁是教师？什么是课本？哪里是教室？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师，学生接触的所有材料都可以是教材，社会生活就是教室。教师从传道授业解惑者，逐渐演变为导师。现在，很多教师和家长仍然把自己看成站在知识高地上的巨人，实际上，在很多领域，教师和家长其实是在信息的洼地上。古代的私塾先生，背会十三经，就可以教人一辈子，现在可不行了。信息时代要求对师生关系做新的思考。

  第三，中国走向世界。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这块土地，未来养活不了全部中国人。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在全世界找工作。理想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有工作机会，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去竞争。因此，教育应当有国际视野。

  胡：在这样的语文生活中，怎样的语文教育才是国际视野？

  李：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现在的语文课本里，介绍了多少国际上的东西？有多少鼓动向外开拓的内容？有多少鼓舞人探索的？这起码从一个侧面说明语文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不够。除了内容还有语种的问题。需要重视母语，但绝不能视外语为外物。只懂母语，生存半径会受到很大限制。

  胡：我现在听到的更多的说法，是对外语热冲击母语的担忧，是对我们不重视母语的批评，是对母语地位下降，母语水平下降的焦虑。在母语和外语的关系上，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母语当然是重要的，我们都是吮吸着母语的乳汁成长的。但不能把母语同外语对立起来，把母语教育通外语教育对立起来，把母语水平下降归因为重视外语教育。母语是根，外语是用。只有根，没有用，人生不茂盛；只有用，没有根，人生是虚飘的。所以，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求公民最少应该掌握两门语言，而且应逐渐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

  放眼欧盟，他们要求学生掌握四门语言。再如瑞士，它有瑞士军刀、瑞士手表和繁盛的银行业，也要看到它的语言优势。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罗曼语等四种国语；联合国和欧洲的组织设在那里，这些国际组织使用的语言、这些国际组织雇员及其家庭的语言，也是瑞士政府重视并加以利用的语言资源。有了这些语言资源，它可以同全世界做生意，可以引进全世界的智力。瑞士是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语言资源在富国的道路上发挥了极大作用。

  我国物质资源较为匮乏，地大物不博。更需要注意的是，全民语言能力总体较低。中国人要想走向世界，要想强大，必须付出语言学习上的沉重代价。外语学习负担很重，投入多，效率低，必须探寻教育改革之路和教学改革之法。普通话和外语，是中国人必备的两件语言法宝。

  胡：您的这种观点令人深思。我们对母语重视不够，母语教学效率不高，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并不能全然归咎于外语热。要提高母语教学的质量，更多的，还是要从内部找原因，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价方式、教师培养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母语与外语的关系上，不能用非此即彼或者扬此抑彼的简单思维。您在思考教育问题时，一直强调的都是未来的世界，将来的发展。面向未来的语文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

  李：要学好语言，要提高语文能力，就要考虑我们的语文生活；不仅看到今天的语文生活，还要看到明日的语文生活。今日之教育，是明日之科技；今日之教育，是明日之生活。教育是未来的事业，是为明日而劳作。从入小学到大学毕业，需要十六年。十六年，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社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教师都应是未来学家，要考虑到学生走出校门面临的生活，面临的世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教育很有启发。但是，也要问一问，这理念为什么是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而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这么一个教育大国，有着这么悠久的教育传统，应当提出影响世界的教育理念。关键在目光，在眼界，在意识。

  学生越小，教师的水平就应越高。教小学生，应该教一些基本的然而又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东西，诸如热爱生活、充满激情、开拓精神、善良、责任感等等，它们在语文教学中应该有所体现。人生应该是有责任的，有激情的，不断开拓进取的。

  胡：教师职业任务繁重，压力大，教师普遍焦虑感强，久而久之，倦怠感、麻木感自然容易产生。但那些成功的教师，无一不是满怀教育理想、充满激情、富有思想魅力的人。

  李：教育是对明天充满信心的理想家的事业。要把这种理想、这种信心注入到讲课、师生谈心以及与家长的沟通之中。教师不仅要踏实工作，也要时时“仰望星空”。4月23日世界图书日，温家宝总理说：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总理的话很值得深思。有理想的教师，必然也是爱读书的教师。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也是让学生爱书，喜欢读书，尤其是读经典。

  胡：请谈谈您对“经典”的理解。

  李：经典就是人类认可、需要有计划、有步骤传递给后代的精品。经典是“种子”，能成为人生的生长点。教育就是在学生心田里播撒这些种子。

  应该强调，经典不仅是儒家经典，也不应仅是汉民族的经典，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经典，人类各种文化都认可的经典。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忽视。特别是主体民族，更要有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中国要走向世界，就要站在世界的制高点上看待人类文化，包括欧美文化、非洲文化、亚澳文化等等。当下，我国公民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可能对欧美了解得多一些，对其他地区了解不够，了解不够就可能产生误会。对学生进行全人类的经典教育，才能拥有开放的胸怀，才能迈开两腿走向世界。

  胡：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经典和民族文化，一方面要培养起文化的自信和热爱；另一方面，也要有“走出去”的意识和能力。中华文明要主动去碰撞其他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教育，能承担什么样的使命？

  李：你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看以色列人，不管走到哪里，永远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在世界各地，都过着犹太人的生活，保持着犹太人的文化。中华民族，包括华人、华侨，怎样保持民族认同？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没有统一的风俗习惯，唯一有的，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就是传统文化。所以，母语是根，要深深扎下这个根。但是只有这个根是不行的，还要有世界意识，有行走世界的器具，这器具就是语言。

  国家兴，教育兴；教育兴，才能带动国家兴。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逐渐有些话语权了。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能让世界更多地倾听中国的声音。中国人不仅用汉语讲话，用民族语言讲话，还要用世界人民习惯的语言和话语方式讲话。

    语言能力不仅是个人的人生资本，也是国家重要的语言资源，是国家的软实力。为了下一代，为了国家的未来，应当逐步制定公民语言能力标准，并主要通过义务教育来实现。

  胡：咱们从语言文字规范谈到语文教育、谈到大教育了。（笑）您的这些观点启发我们在日常教学之外，思考更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感谢李司长接受我刊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