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你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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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你一眼
－－作者：冯敬兰
与中南海隔街相望的这片小胡同。
听说老家在拆迁，不行，得赶快去看一眼。
老家在哪儿？就在人民大会堂西边的胡同里。那是我少年成长的地方，是母亲去世多年而灵魂不散的地方。母亲的骨灰早已回到家乡与父亲合葬，可我只要梦见母亲，她总是笑吟吟地坐在老胡同的老房子里。
很多年前，一个朋友当着很多人说，冯敬兰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大院里长大的，你是小胡同——我接过话茬说——没错儿，我是胡同串子。他知道我的尖刻，被我抢白了，尴尬地使劲眨巴眼睛，准备听我更损的下文，可我闭嘴了。其实他也一样，是胡同串子，不过是“文革”中改从姨父的姓氏，出身家世重写一遍，成了革干子弟。我知道他心中深埋的隐痛，每说到此，就主动休战。
胡同里长大的人，真就那么低人一等吗？
今天我就要仔细串串胡同。
西交民巷的往世今生
从地铁前门站西出口上来，往西北方向走不了几步，一眼就看见了坐落在西交民巷口的那栋赭红色钟楼，从前它叫大陆银行，现今的东家是中国银行。自从1958年天安门广场扩建以后，这座西洋式大楼一直是广场西南角的标志性建筑。在以皇家建筑为主要特色的北京，这种西洋风格的建筑很少见。尽管毗邻巨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仍掩盖不了它卓尔不群的特质。它是一百年前中国的金融街——西交民巷的标志。
我信步走进了西交民巷。历史的清风徐徐而来，轻拂着我的面颊。
紧挨着中国银行的，是中国古钱币博物馆，据说从前叫北洋保商银行，从天津迁来。再往里，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坐落在大清银行的旧址上。
1904年3月，由清朝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经慈禧太后批准，试办户部银行，1905年8月，中国首家官办银行就在今西交民巷27号院开办（户部即财政部，因古代征收赋税要掌握全国户口人丁数目，所以称为户部）。户部银行是央行，主要业务是推行银元取代银两，并筹划发行纸币。1908年3月，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1909年，大清银行发行了印有摄政王载沣头像的纸币，这是中国首次推出纸币。1912年1月24日，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
1928年6月，南京政府“二次北伐”，赶走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取消了北京作为北洋军阀政府首都的地位，将北京降格为“北平特别市”。此后，北洋政府各部纷纷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并，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也迁至南京，中国的金融中心随后转移到上海。作为中国第一金融街的西交民巷，渐趋冷落。即便如此，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西交民巷仍有银行十五家，钱庄两个。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石家庄迁入西交民巷，进驻前大清银行旧址。1969年，央行迁走，大清银行旧址成为职工宿舍。“文革”后，为扩建而将大清银行的老式洋楼拆除。那时候，我已经下乡去北大荒了。
胡同里很安静，不宽的马路，车辆和行人不多。从前，7路公共汽车在胡同里穿行，不知哪年也改道了。小时候，每到周末，我就从西交民巷穿过，去前门外鲜鱼口的澡堂子洗澡，那是每个礼拜日很隆重的活动。有一次为了送一个盲人回家，我和同学雅丽一直走到金鱼池，把那个大人送到家门口。那天我们走了很多路，没有洗澡，也误了午饭，可是心里特高兴。长大后才知道，盲人没有眼睛，用心是能够“看见”路的。今天，还有谁家的孩子以帮助盲人回家为乐呢？
走过几栋老建筑，和一栋半新的六层居民楼，也没有看见雅丽的家。想来她家住的那个整齐的大院子应该是银行的宿舍，怎么不翼而飞了呢？再往前，路南的一个小院，住着我的另一个小学同学小伟，她皮肤白皙，明眸皓齿，漆黑的头发带着自来卷，是个美丽的小姑娘。那时，她俩偶尔会在上体育课时请假，我们在操场跑得满头大汗，她们却在教室里提前把作业做完，她们享有的特权让我心里很嫉妒。后来才懂得，她们是来例假了。
西交民巷61号是居委会，一个“西交民巷地区历史文化展”刚开展几天。大量的图片骄傲地展示了这片街区的悠久历史及显赫声名。原来，明万历年间这里就是富人聚集地，居住着上上户九十九家，上中户三十三家，上下户二十九家。这里曾经怎样富丽堂皇过，不得而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里先后居住过许多皇亲国戚、商业巨贾、社会贤达和演艺大腕，知名的不下几十位。
西交民巷87号，就在西口附近，是一座大门紧闭、粉饰一新的四合院，听说是五星啤酒创始人张廷阁的宅院。五星啤酒最早是由双合盛啤酒汽水厂生产的，后者创建于1915年，是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啤酒厂。张廷阁作为著名企业家，他的宅院也是名冠京城，整座宅院坐北朝南，几进几出，花园的假山石上还有乾隆、嘉庆二帝的御笔题词。当然不是皇上给他祖上的题词了，据说是圆明园的遗物。
早年在西交民巷内还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太常寺、銮仪卫等衙门。从前的京师看守所也在西交民巷，是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被捕后关押和就义的地方。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文华胡同的家里被捕，一直关押在这里，直到4月28日被处以绞刑。看着烈士的遗像，不禁想起以前常常听到的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胡同里捡拾往事
北新华街在西交民巷西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长街，北起西长安街，南至前门西大街。听说从前这儿是河道，清代称东沟沿。1913年填沟修路，1918年竣工。当时准备在前门与宣武门之间新辟一门，拟定名为新华门，这段马路就定名为北新华街，城墙外的则为南新华街。直到1926年，新的城门才打开，已经有中南海的南大门叫新华门在先，这座新城门就叫了和平门。
我站在西交民巷西口，隔着北新华街的马路往西看，那里是一个大工地，在建的是一片灰色的楼房。一看就是城里经济适用房的统一图纸，说是经济适用房，因为政府出让了土地，但是与中南海不过五百米距离，价格至少也得八九千元一平米，甚至打不住。看样子失去老家的居民们，基本上是别想回来了。一拨一拨的老北京市民，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故乡”。我的小学同学玲玲呢？她家从前就住在那片工地，叫松树胡同。
玲玲是我们班的中队主席，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住在松树胡同进口不远，朱红大门，厚重阔大，门洞里边是门房，门洞旁边是车库。门前有多级台阶，大门上又开了小门——这种门叫金柱门，是前清级别很高的门第。院子也大，种着海棠树，花坛里白的是玉簪花，黄的是美人蕉，红的是西番莲。正房旁边有个小侧院，里边的耳房就是厨房。房子很高，都带回廊。北房是宽敞的客厅，有阔大的皮沙发和厚厚的羊毛地毯。客厅两侧是卧室。我每次去她家，都会手足无措。玲玲让我坐下等着，她去父母的卧室翻书借我看。我怯生生地坐下，瘦小的我立刻深陷进沙发，心里纳闷她家难道经常开会或接待外宾吗？但我从来没有问过。
玲玲很快就找出了我想看的书。我在十三岁以前看完了玲玲家拥有的、当时最流行的革命小说如《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等等。我常常为男女主人公因为革命不能终成眷属而黯然神伤，也会牢牢记住叛徒的名字，他们一般是女主人公的前恋人或暗恋者，长相清秀，白面书生。读这些小说，完成了我的文学启蒙。玲玲朗读课文的声音特别好听。她经常穿一件粉红色灯心绒褂子，前襟的绒磨得斑斑驳驳，两肘补着补丁。如果不是班主任吴老师在六年级末的一次班会上泄露了她的家世，我永远没有机会知道她的父亲是副市长。后来，我在中学也有很多高干家庭出身的同学，但像玲玲那样随和安静不事张扬的，却没有第二个。玲玲，你现在何方？
别了！松树胡同。
我走进前细瓦厂。这里明代就是细瓦厂了，提供了几百年的建筑材料，后来大概是因为城市中心的扩张才变成居民区的吧？据说这里曾经有尼姑庵，建于清道光年间，庵内有殿房二十多间，现在已是普通民居。个个院子都因挤满了搭建的房屋，而看不出品质与历史。前细瓦厂不是笔直的胡同，走不了几步就是拐弯和分岔，小时候我走在这里常常找不着出口，因自己的脚步声咚咚地追赶着自己，会害怕得落荒而逃。现在仍旧碰壁，走进两个分岔都是死胡同。问过路的年轻女子哪里是出口，蹦出仨字：不知道！
退出前细瓦厂，我沿着北新华街朝北走，不远就是后细瓦厂。后细瓦厂住着我的小学班主任吴老师。吴老师是个清高干练的女人，当时三十多岁，喜欢穿银灰色的列宁装，有时也穿旗袍（当时叫大褂）。她有点像外族人，皮肤白皙，头发棕黄，眼睛好像是灰绿色，那样的眼睛凝视谁，谁都扛不住。吴老师对调皮捣蛋和学习不努力的同学批评起来又严厉又刻薄，搁现在不知家长要和她打多少场官司。可当年，家长都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能够摊上吴老师教。两年里，她又教算术又教语文，捎带着还教我们做手工，有时还临时代过音乐课，除了体育，她无所不能。二十年前我曾经来看过吴老师，她还是不苟言笑的样子。我以为是她终生未育，所以性情难以随和的缘故。没想到后来吴老师在信中为此再三道歉，说她一生最大的悔就是当年对我们太严厉。老师，为什么要悔？如今教育的诸多弊病，除了体制的问题，最大的坏处就是软弱，学校、老师、家长都软弱，对学生、对子女一让再让，直至放任。
我在一个破旧的大门口流连，拿不准是不是老师的家，因为那个地方只剩下两个大门，邻近一片成了简易楼房。再往里，住着我的小学同学小周，一个圆脑袋、大眼睛的男生，他是学校少先队大队主席，人见人爱的那种男孩。有一次学校在首都电影院包场，是个十字军东征的片子。里面有许多恐怖的场景，譬如把俘虏关在一个封闭的椅子形状的刑具里，还有用烧红的匕首烫瞎俘虏的眼睛，我都是闭紧眼睛捂紧耳朵看的。电影散场出来后，我问身旁的小周：看这么害怕的电影你有什么感想呀？他略微发黄的双眸直视着我，正色答道：我认为，凡是战争都是残酷的。
继续向前，是两条相距不到二十米的东西走向的胡同：新帘子胡同和旧帘子胡同。已故女作家林海音，二十多年前因电影《城南旧事》为大陆观众和读者所熟悉，她幼年随父母从台湾到北平定居，就住在新帘子胡同。每天下午，她从和平门外的师大附小放学回家，老远就看见女佣宋妈（郑振瑶饰）领着弟弟妹妹坐在大门口，一边唱着歌谣，一边拍手欢迎她。如今的新帘子胡同和旧帘子胡同一般“旧”，一般老，胡同里那么清静，没有年轻人脚步匆匆地经过，没有小孩子疯跑着逮人和打仗，甚至，再也听不到那余音袅袅的叫卖声，看不见磨剪子镪菜刀的师傅和剃头匠了。可我却在冥冥之中，听到了宋妈和英子们的歌唱：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先搭棚，后结彩，羊肉包子朝上摆。接姑娘，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
再往北，是绒线胡同，我的小学就在胡同的中间。绒线胡同东口，就是人民大会堂。我的小学从前是个大庙。虽然大门洞的地基沉下去了，可是里面很宽敞，有三进院落，每个大殿都分隔成两个教室。我们五一班就在一进校门第一个院子右边，是一间后建的东厢房。吴老师带领我们，曾经成功地把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排演成木偶剧。第一步，吴老师教我们做木偶。先用泥巴捏出渔夫、渔夫的老婆、女皇、仙女金鱼等不同角色的头，再用报纸一层一层地糊，等到纸壳干透了，用刀子剖成两半，把泥胎取出，用白纸把纸壳重新裱糊好，用彩笔一上妆，就成为有鼻子有眼睛的木偶的脑袋。第二步，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拿些布头，给木偶缝衣裳。我拿的是漂亮的提花绸缎，全是从母亲的针线笸箩里翻出来的。从前母亲的衣裳非常讲究，解放后不时兴了，她就毁了染了改成小孩子的棉袄夹袄，剩下的边边角角她都珍藏着。在华丽的衣裳里，木偶的头套立刻有了生命。第三步，就是剧情排练。我演金鱼，小周演渔夫，玲玲是讲故事的人。这是我“演艺生涯”的开始，后来我参加了西城少年之家的木偶剧小组，经常在暑假演出。吴老师还允许我们班养兔子，在学校西边的一个旮旯，大队主席小周和几个男生用砖头和泥巴搭建了兔窝，养了好几只兔子。
严厉的吴老师其实很喜欢我，因为我是考试能手啊，总是一百一百的，简直是常胜将军。小学毕业又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学校并不是每届毕业生都有考上男四中或师大女附中的呀。不过，老师也批评过我一次，我至今未忘。是语文课，下午，吴老师一上课就严肃批评有同学在作业本上乱画，起初我并没在意，等到她把作业本举起来给大家看时，我才吃不住劲了，原来老师说的有我啊。老师大声念着上面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周某某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冯敬兰博士！然后让大队主席小周和我站起来。那年我十二岁，根本不知道公民和博士都是什么意思，见到小周那么写，我也照样写了。如今，大半生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遗憾的是，我没有念多少书，自然也不是博士，不知小周是不是？
小学的大门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在铁栅栏门旁边的墙上，“长安小学”的牌子置换了“绒线胡同小学”，校园里是几排整齐的红砖平房，像任何一所希望小学。还有一小块绿色的塑胶操场。从前的操场是沙土的，操场一边是吊在高架上的爬杆、爬绳，一边是双杠、单杠，跳箱、鞍马只在上体育课时才摆放在露天。现在什么也没有。在独生子女的天下，万一孩子磕破了头摔折了胳膊，家长不把老师打个半死，也会拿起法律的武器，要学校赔个底朝天。所以，我们小时候热爱的那些双杠爬杆什么的，早就不见了。当然，连那棵树冠巨大的老垂柳，也退休下岗了。长安小学，和我的少年时代有什么关系呢？
在网上查了一下，我的小学设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宗室觉罗八旗第八高等小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名为京师官立八旗第八高等小学堂，民国一年又改称京师公立第八初高两等小学校，民国五年称京师公立第七高等小学校，1961年我在此读书时叫“绒线胡同小学”，1979年更名为东绒线小学，2001年7月东绒线小学与东栓小学合并，更名为长安小学。
往东走了没几步，就看见已经被拆得剩了半拉胡同的兵部洼，和我家毗邻的半拉石碑胡同。兵部洼的合作社、菜站、粮店、药铺、志成公饭馆……还有我的小学同学柴家珍的家，不见了，也可能早就不见了。新的拆迁计划正在实施时，以便给国家大剧院腾出更大的空间。
与中南海隔街相望
看见国家大剧院时，离我的“老家”就不远了。
有媒体把法国人设计的大剧院叫做“巨蛋”，从高处看，在人民大会堂和一片灰色的民居之间，确实兀然趴着一巨大的半球。须知下这个蛋可真不容易，历经二十多年呢。
1983年，石碑胡同被一劈两半，东边那半身连同花枝胡同、花园大院在很短的时间被夷为平地，用红砖墙围起来。那时，居民搬迁没有什么麻烦，政府给家家户户提供了单元楼，都在三环以里。工地开来了许多大型设备，昼夜施工，挖出了巨大无比的坑，大门口还有士兵二十四小时站岗。地基挖好后，突然就停工了。十几年中，人大会堂西边，就那么守着一个巨坑。有各种传说，居然有一种说法，是某一届政府想盖议会大厦。
自1959年天安门广场的格局确定以后，东西长安街就形成了各自的风格。以天安门为界，东到东单叫东长安街，西到西单叫西长安街。天安门东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红墙里的南池子、南河沿两条南北走向的大街，红墙结束就是百年历史的北京饭店、王府井大街、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影院、东单菜市场等。马路南是革命（历史）博物馆、公安部（安全部）、煤炭部、纺织部、外贸部、东单体育场，两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台基厂、正义路里有北京市委机关和北京医院等，民居很少。西长安街则不一样，天安门西是中山公园，红墙里是南北走向的南长街，然后就是中南海——中国的政治、行政中心，红色围墙一直到六部口，再往西，到西单也没什么显眼的建筑。路南的人大会堂西侧就是一色儿的民居，灰色围墙与红色围墙隔街相对，也延伸到六部口。灰墙后是错落的胡同和四合院，住着北京的普通市民，胡同一直抻到了西单。路南更不摩登，只有首都电影院、长安大戏院算是有点高度的老建筑。
大坑素面朝天，显露着一种举棋不定。没错，在这样的地方，盖个什么样的大房子能与周围环境相匹配呢？紫禁城和中南海把你的身高限制住了，你注定不能长成大个，人大会堂把你的款式又定在那里了，你再有范儿，能超过大会堂吗？用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的、民族味十足的人民大会堂，自有千年不颓的金刚之身，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唯一可以与欧洲那些著名古典建筑对话的中国建筑，它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与皇权威严的紫禁城交相辉映，足以压住场面。正因为此，旁边的巨坑该长出什么样的建筑，是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丘形……是华丽的还是古朴的，能有资格与人大会堂比肩而立？
大坑储存了多年的风沙和雨水，还曾经成为过兵站，在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终于有人给它拿稳了主意。这个主意，就是用优质钢材和玻璃建造的丘形的庞然大物。从此，在恢弘壮丽的人大会堂旁边，半个月亮爬了上来。
这次拆迁，是为大剧院扩建马路。石碑胡同剩下的一半，又劈下一条子，于是，石碑胡同从此消失。
半个世纪以来，这里的胡同有的消失了，有的改名换姓了。我还记得它们的名字：旧司法部街、花枝胡同、花园大院、石碑胡同、高碑胡同、东文昌阁、西文昌阁、马神庙、兵部洼、绒线胡同、东拴马桩、西拴马桩、东小拴马桩、佟井大院、回回营……各个都有自己的来历。
我家房后，紧贴着灰色围墙的是安福胡同，本来一直延伸到西单，以北新华街为界，分为东、西安福胡同，西安福胡同现今已经拆得所剩不多了，拔地而起的是几栋巨大的玻璃建筑，比肩而立，方正敦实，一律戴着大沿帽，名字叫做广场什么的。东安福胡同中间坐北朝南原来有个三十米长的死胡同，叫回回营，据说乾隆皇帝的宠妃香妃的娘家人当时就住在里边。小时候，每当去西单路过回回营，我心里总是很紧张，不知里面藏着多少秘密，偷偷伸着脖子看两眼，就赶紧加快脚步离开，很害怕被什么人追上来。
1965年，政府对胡同进行了广泛的更名运动，回回营被取消了，（东、西）文昌阁改名为（东、西）文昌胡同，马神庙改名南文昌胡同，（东、西、北）拴马桩改名为语焉不详的（东、西、北）拴胡同，佟井大院更名为铜井大院。
以后的人们再也不会想到，清代曾为祭祀文昌帝君而在这里修建了文昌阁。文昌原是天上六星之总称，文昌帝君是天上掌管考试功名的最高神灵。元明以后，对于文昌帝君的奉祀逐渐普遍。各地争相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一直奉祀不衰。由此可见，当年我的老家这一带该是多么热闹的地方呀。或许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我打小就是考试能手，我的女儿也是。
以后人们再也不会想到，南文昌胡同曾经有过马神庙。明清时期北京城中的马神庙很多，据说当年明朝政府推行马政，百姓养马可以代替赋税，地方官有收马上缴的义务，因此大家都希望马匹健康、繁殖旺盛，各地都为马建庙，供奉马神，以求保佑马的健康。后来虽然马政衰落了，但是对马神的祭祀未减。清朝统治者在马背上打天下，对马更是顶礼膜拜，对马神的祭祀和对马神庙的营建，达到了鼎盛，甚至规定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为祭日。
以后人们再也不会想到，佟井大院，曾是佟姓家族的居住地，不仅有整齐规范的胡同、门楼，还有宽敞的公共聚会场所，一看就是建宅院之初特意留下的，是几丈见方的平地，老槐树巨大的树冠下，男人们下棋，女人们一边舞动着手里的毛线扦子，一边扯着闲篇。改名叫铜井大院后，再无人关心那个家族的繁荣与衰落，人们热心寻找的，是一口铜井。
这一片胡同，因为是给中央的“预留地”，周边已经拆得差不多了，这里却一直未动。这次拆迁，仅仅是国家大剧院对周边的蚕食。也许已有更长远的规划，所以，这一北京城的心脏部位，任其衰老下去，看不见一个被修饰一新的院落。
老家在胡同深处
我家住的小胡同，小到只能走三轮，四个轮的车进去连身也转不了。可是我家的地方显贵，东边是天安门广场和人大会堂，西边有音乐厅和长安大戏院，南边离前门大栅栏和厂甸琉璃厂特近，北边，隔着西长安街，就是中南海的新华门。早先每到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长安街就全面戒严。白天，我们在自己家里，就能听见广场上欢呼的声浪此起彼伏，就能感受到坦克和军车碾过长安街的震动。晚上，坐在院里能听见广场的欢声笑语，能仰望漫天的烟花五彩缤纷，白色尼龙绸的小降落伞有时就落在大枣树上。
从前的小胡同，清静整洁，很多人家的后窗户都开在胡同，高高的小窗口被碎花布的窗帘遮着，成为小孩子最好奇的景儿。胡同里由远而近一路响来的是“兵部洼”合作社和菜站送货车的铃铛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青菜萝卜、鸭梨柿子，应有尽有。上午没有，下午一准儿带来。售货员不是“老张”就是“小李”，和家家户户那个熟络，从说话的语气里就透着亲热。谁家有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就从外面拨开门闩，把货直接送到屋里。
胡同里的人家，不管是独门独院还是大杂院，邻里之间一说话，就能听出身份的不同。既有粗声大嗓的坦诚，也有彬彬有礼的客气。卖力气吃饭的人们，会跟着孩子称呼邻里“您张大爷”、“他李婶”，破落资本家的太太，碰见捡破烂的老赵婆子一定恭敬地称呼“赵太太”。而小孩子对大人说话，必须用“您”字，如果直接说个“你”字，不被笑话才怪呢！小院里温良恭俭让的气氛，是邻里和平共处的保证。
小院的宁静是被“文革”打破的。1966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家院门被砸开，一帮红卫兵冲进前院，把北屋的老三——二十刚出头的小学老师痛打了一顿。他们前脚走，后脚又来一帮，直接冲进南屋。南屋的许先生，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穿着吊带西裤、腰板永远挺直的老人，被这群来历不明的红卫兵活活打死。接着，北屋老三家的老保姆“干妈”，一个旧社会无家可归的真正贫下中农，由于惊吓身染重病不治而亡；南屋许太太，终年以看自行车为生的、最能吃苦耐劳的“大婶”带着三个孩子被遣返回了老家；同院的另一对老姐妹，是“逃亡地主”，也被轰回乡下老家。在小院惊心动魄的巨变中，家家的房子被隔成一个个的单间，搬来了更多的红五类家庭，这时，轮到了我们这些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家各奔东西，作鸟兽散。小院从此开始萎靡不振，伴随着胡同走向衰老。
二十年后，等我重新回到北京，回到胡同里的家，我发现，一切都面目全非。胡同老了破了，墙皮斑驳，裸露的砖头都粉了，墙根底下掉一层面儿。胡同窄了乱了，私搭乱建的小房子东凸一块，西鼓一块。老街坊也不见了，下世的下世，搬走的搬走。难得碰到一个老邻居蹒跚走来，你叫不出他是谁，他呢，也根本不认得你了。那些独门小院早已换了主人，大杂院长起来的一茬子年轻人也不见了踪影。能搬走的都搬走了，房子还锁着，并不给别人住，留着拆迁要新房。搬不走的，也家家户户挂着锁，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
白天，我家的前院后院，就剩下母亲一个人。院子小了，前院变成了胡同，从前放当院的大鱼缸早没了，被红砖的小房子侵占。后院虽无私搭乱建，但种西番莲和夜来香的老人下世了，从前种花的地方堆着陈年的沙土和杂物。母亲的屋子矮了，纸顶棚上深黄浅黄的雨渍大圈套着小圈，夜里噼里扑棱跑着耗子。后墙是潮的，一碰就掉渣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塌下来。看起来，这院子这老屋，是再也不能住下去了。
母亲在坑坑洼洼的碎砖地上脚步迟疑，从后院走到前院，从前院来到胡同。她靠着有太阳的山墙，久久站着，茫然四顾，从眼前匆匆走过的人们，怎么就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孤寂中母亲又回到了小院，拐杖咯噔咯噔地响着，不是碰了谁家的泔水桶，就是被凸起的烂砖头绊了。母亲叹息着，在板凳上坐下来，一颗干瘪的枣掉在她的脚边，她用拐棍扒拉到了一边。老枣树龟裂的树皮里爬满了洋拉子，枝头挂的果实却是越来越少了。母亲叹着气，念叨着小院的从前。
不久，单位给我分了楼房。不由分说，我把母亲接到了新家。可是，楼房的闭塞和憋屈，使她很快就迷失了本性，她迅速地糊涂，把早晨当黄昏，把客厅叫院子，因为夜里“院子”太黑，她必须用椅子把自己卧室的门紧紧顶住。老房子虽破，老胡同虽窄，却是她熟悉的家园。在搬家一年后，母亲就去世了。
如今，母亲已经过世十三年了，每每梦见她老人家，都是在西长安街那个小胡同里，母亲坐在床上做针线，目光从老花镜上面不时地看我一眼，笑吟吟地说着话。母亲的灵魂始终在胡同深处的小院里，在她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我知道，母亲魂归之处，就是我永远的老家。
与中南海隔街相望的这片小胡同，因四合院的集体破落而衰败。这些衰败的小胡同，就是无言的历史。近百年中数不过来的“运动”中，它们见证过多少气势恢弘的大世面，亲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啊。如今，它们年老力衰，也许用不了多久就统统下世了。和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老人们，以及老一代坚守的道德、礼节、风俗、习惯和价值观。
关于城市的历史，也会随着胡同们的消失而变得支离破碎，灰飞烟灭。
在新生代的心里，北京，将成为另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