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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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书目 作者: 朵渔     

1966年8月初，顾准在流放地周口店，被一帮青年农民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社科院经济所只得把他调回北京城里，但责令“不准回家”。因头顶多个政治“帽子”，顾准被家人“划清界限”，早已无家可归，便以经济所的一间斗室为窝，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与批斗。


　　那正是运动最残暴的月份，他不再准备“以鸡蛋碰石头”，他要保全自己，以使自己能存活于这个人类最黑暗也最特殊的历史时期，继续作一个历史观察家。在这段如炼狱般的岁月里，顾准并没有意志消沉，他追求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止。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交代、外调、体力劳动之外，他不停地读书，做笔记。有一次，红卫兵勒令每个“牛鬼蛇神”写一份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里。顾准用毛笔写了两个大字“读史”，便贴了上去。别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最近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读了一些史书，只能如实交代。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从他所记载的一份书单中，即可见出他临危不惧、从容钻研的气概：“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认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一锅端”，全部下放河南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在那里组建“五七”干校。在干校期间，顾准被编入劳改队，作为双料“右派”和反革命，他时常要被揪出来残酷批斗，读书变得奢侈而危险。他在“息县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参考不准看，思想不活跃，尤其近来几天，晚上常常很晚才能入睡。幻想消除了，见五日的日记。‘孤老头子’的凄凉感触愈来愈深，怀念孩子，怀念死去的采秀。手头可读的书少，今后一个长时期还不知干什么好。”随后又给自己打气说：“这无非是不坚定，局势有变化，但仅仅是开头。而且局势的变化，再是怎样也是快不了的，它只能是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如果缺乏耐心，只有一条出路——不等了，不等也可以，但是，既然立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为何不等呢？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1972年5月，形势有了转机。据骆耕漠回忆，“当时到河南找我们外调的人很多，浪费人力财力，很不方便。周总理说，他们下去已经两年多了，让他们统统回来吧。于是，1972年5月，我们就回到北京。”1972年5月，从河南息县干校回京后，顾准蛰居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的八号楼，与他做邻居的还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当时，别人都在忙于打派仗，而顾准已年近六旬，身体衰弱，在造反派眼里已成为一只没有斗争价值的“死老虎”。从这时候起，顾准又开始继续他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由于长期的煎熬与迫害，加上营养不良，顾准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他却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仿佛着意要将自己燃尽，每日只带上两个冷馒头，步行到北京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回来后再挑灯夜战，那部希腊史笔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整整持续了三个月时间。在顾准异常简洁的“北京日记”里，自1972年10月13日始，大概两年的时间里，记载着他读过的书目：《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日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述》、《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考古》、《国外科技动态》、《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食制度》、《汉书》、《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荀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西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除此之外，记录的只是一些非常有限的诸如“洗被子”“做饭”“协和补牙”之类的“生活琐事”。


　　从1974年年2月到5月，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顾准写下了十万字的笔记。


　　1974年9月，顾准的六弟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六弟勿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由此而来


　　1974年7月15日，顾准的日记上写道：“去医院，青霉素注射一周。”10月14日记：“《开罗文件》，Macanlay。开始打针。”10月17日，日记戛然中止，从此再无读书目录记载。


　　1974年10月26日，顾准给六弟陈敏之写了人生中最后一封信：“……咯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是我自己无奔走力量，反正‘倒下来’自然会解决。情绪当然是恶劣的。开始是觉悟到我的健康状况，决定我此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了。懂得这一点是痛心的，也有过踌躇。其次是，开始懂得虽然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了，然而也会可以拖得下去，那就拖吧。‘拖’的决心，和‘倒下来再说’的办法倒是对得起头来的。如此一来，倒也安然地拖下去了……”


　　从1974年10月初开始，顾准就咯血不止。他也曾经去就医治疗，医生潦潦草草拍了张片子，说是支气管扩张，开了点云南白药了事。如此拖延了半个多月，每天咯血不止。像顾准这样的“牛鬼蛇神”，虽然已经“倒下来”了，但想住进病房又谈何容易。最终还是骆耕漠找到昔日的战友杨纯（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请她开了个条子，顾准才住进了病房。但此时顾准已病情危重，大夫通知说，经过化验，痰中发现癌细胞，确认为肺癌。得知自己的病情，顾准显得很平静，好像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他说，他并不怕死，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


　　顾准终未拖过那个漫长的冬季。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顾准在北京的严寒中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顾准曾再三慨叹，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但是顾准却亲自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做笨功夫的榜样。”李慎之在一篇纪念顾准的文章里说，“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被称为挟‘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以袭来的大风暴当然也震动了许多人的心灵，激起了他们的反思，但是谁都没有像顾准那样执着，那样用功，想得那样全面，那样深刻，那样彻底，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笨’！”（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