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吴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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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吴冠中

卞毓方　　文汇报 　

　　
　　童年照片：《吴冠中百日谈》一书中收有一幅照片，年龄大概在十岁左右，照片中，吴冠中眼眸生猛，鼻孔粗大，下唇宽厚，嘴角紧抿，凸现出一股桀骜不驯之气。人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小小年纪的吴冠中，已经很有一点霸蛮的味道。
　　魂迷丹青：初中毕业，吴冠中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电机科。一年级暑假，偶遇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俩人一拍即合，结为知己。一天，德群带吴冠中参观艺专的美展，他被眼前的美术作品惊呆了，就像婴儿启目第一次看世界，但觉五彩缤纷，眼花缭乱。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艺术，我非投身它不可——吴冠中想。这年，他17岁，是青春期，也是叛逆期。父亲坚决阻拦，告诉他，投身艺术就等于投身贫穷。他不听，前面纵然是万丈悬崖，也要不顾一切地往下跳。母亲无奈，只好随他自主。于是，吴冠中就从工业职业学校退学，义无反顾地考进了杭州艺专。 　　红袍少年：抗战期间，杭州艺专迁居四川璧山。当地女娃喜穿大红袄，真美！红色在吴冠中心头涌动，他突发异想，自己要做一件大红袍。吴冠中很穷，他向一位富有的女同学借钱，女同学问明意图，笑了，一边借钱，一边说：“你敢穿！” 　　吴冠中急忙去布店买了最鲜红的布，又赶到缝衣店做袍，裁缝师傅拒绝接活，说男人哪有穿这种红袍的，谁做谁遭人骂，你还是去别家吧。吴冠中灵机一动，说我们下江（指江浙一带）的男人全穿红的，只有女人才穿绿的，你尽管大胆做，我回老家用。好说歹说，师傅勉强接下活。几天后取衣，回宿舍立即穿上，红袍辉映，满室生光。开饭时，吴冠中身着大红袍走进食堂，满堂轰动，尖叫，鼓掌。吴冠中得意非凡，犹如创造了一件杰作。 　　忆初恋：19岁那年，在沅陵爱上了一位女护士，是单相思，他给对方写了许多信，对方并没有收到。多情且多愁的浪漫维特，在期盼、焦虑、煎熬中过日子，这一苦恋，竟然延续了五十多年，直到“绿树成荫子满枝”的晚年，仍一往情深，铭心刻骨。 　　初恋，是赤子之恋；经霜不败的情，是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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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考试与“状元试卷”：1946年，吴冠中参加全国公费留学考试，绘画专业留法方向，仅有两个名额，吴冠中自信地表示：“只要有一个名额，就是我的！” 　　考试结果，他以绘画专业第一名被录取。时任阅卷老师的陈之佛抄录了他的试卷。60年后，陈之佛的抄件被发现，吴冠中的“状元试卷”得以重现人间。 　　神倾 《最后的晚餐》：1947年夏，吴冠中从上海乘海轮出洋，抵达意大利拿波里，然后下船，改乘火车去法国。中途经过米兰，停车半个多小时。这儿有个圣玛丽教堂，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就画在那里。吴冠中急于一睹名画风采，便拉了一位同学，坐出租车前往。疾驰到教堂，却吃了闭门羹，拿手使劲拍，门里没有一点儿动静。正失望间，身后走来一位神父，吴冠中用法文告诉他，自己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趁火车短暂停靠，想进去看一看闻名世界的《最后的晚餐》。神父颇为感动，为他俩打开了大门。站在壁画前，神父指着耶稣身上的污渍，告诉说那是马粪的遗迹，是拿破仑的骑兵用马粪投掷犹大时留下的。面对残破不堪的世界名画，吴冠中感到几分悲凉，他觉得远不及我国唐墓的壁画来得清晰。时间短促，出租车司机在催，他俩不得不迅速离开，回到车站，刚好赶上列车启动。 　　人是脆弱的芦苇：初到巴黎，复活节放假，吴冠中和一位法国同学结伴，乘小舟顺塞纳河漂流写生。这计划是很大胆的，塞纳河宽达百米，他们的小帆船被波浪涌向河心，随波逐流，颠呀颠，颠呀颠，最终被一个大浪掀翻，俩人都落入水中，吴冠中不会游泳，几乎送命之际，幸遇一艘大船搭救，得以生还。 　　回想起上半年，在国内，女友从重庆乘飞机赶到南京与他完婚，因为赶时间，和别人换了提前一月的机票，结果，她平安抵达南京，而一月后，她原定的那家航班却在空中失事。 　　巴黎，东方和西方：吴冠中进入巴黎美术学院，跟苏弗尔皮教授学习油画。导师是高明的，他站在时代前列，教给学生黄钟大吕的造型和气势磅礴的思维。对此，吴冠中感到十分庆幸。他曾说：“仙人指路，是决定艺术方向的关键问题，不啻于生死抉择。” 　　三年后，故国天翻地覆，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回国与否的问题，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重大抉择。对此，吴冠中和熊秉明在大学城有过彻夜的争辩。争论的焦点在于两个方面，一，不回国的理由:在国外学艺，技术尚未精湛，还没有熟练掌握和应用，再者，技术学到手了，回国却没有用武之地，另外，法国画廊兴旺、艺术信息资源丰富，利于画家生存，建功立业；二，回国的理由:艺术诞生在亲切的感情里，祖国的父老乡亲是亲人，是艺术的土壤和源泉。更要结合实践，探索和创造表现艺术新境的技法。 　　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选择经过多次反复，吴冠中最终下定决心，于1950年暑假离开巴黎，投向新中国。比较起其他人，吴冠中的抉择有着坚实的基础。就在前一年，他曾给杭州艺专的吴大羽老师写过一封信，表白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我的心非常波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将生下来。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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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中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 　　大师当时年少：吴冠中早期的同窗和朋友中，有三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大师级人物，分别是：朱德群、赵无极和熊秉明。 　　朱德群生于1920年，他是吴冠中的引路人，没有他，就不会有 画家吴冠中。朱德群身材高大，吴冠中较为矮小，在杭州艺专，这一高一矮如影随形，一个在哪里，另一个也准会在哪里。吴冠中负笈法兰西，朱德群赴台湾执教，1950年，吴冠中返回祖国怀抱，又五年，朱德群则去了巴黎。 　　赵无极生于1921年，14岁入杭州艺专，高吴冠中一级。赵无极专攻西洋画，对中国画不屑一顾，教中国画的是潘天寿，赵无极不去上课，考试时，胡乱画个圈圈完事，潘教授大为愤怒，执意要把他开除，校长林风眠出面力保，才得以留校继续深造。毕业后，赵无极留校任教。1948年，他也去了巴黎。 　　熊秉明生于1922年，为数学家熊庆来之子，他与吴冠中同船赴法，学的是哲学。尔后，改习雕塑。在留法同学中，吴冠中和熊秉明的心路历程最近，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最多。一个从哲学转向雕塑，一个站在绘画的山头遥望文学之巅，也临近哲学。1950年，吴冠中回国前，熊秉明嘱咐他：回到国内，对于造型规律的问题，一步也不能放松，一步也不能退让。吴冠中回答：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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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吴冠中

王万然　
　　吴冠中的名字很熟，但之前没有看过他的画作。 　　近日在诗人老刀的博客和诗人杨克的微博上，分别看到吴冠中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随即想起了我藏有一本吴冠中文集，还是认真拜读过的。 　　自以为与吴冠中先生有缘，便迫不及待地翻出他的书。家里藏书不多，吴冠中、废名的书放在哪里我心中有数，一查就到。 我保留的吴冠中的书不是画册，而是文集。该书名《东寻西找集》，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画家论画”，我又没学画，买它干嘛？可能当时正埋头阅读美学著作和文艺评论，便买来学习的。在扉页，记录了购买的时间、地点：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五，于潮州。书页中画了不少蓝线，还做了旁批。旁批的字不多，两三字，最多也是七八个字，主要是点明吴先生创作的艰辛和油画如何走民族化的问题。有些地方还注有“1、2、3”，但我自己也忘记了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后来想想，原来这三个数字指的是前面读后感的例证。 　　在目录下面的空白处，我写有几行读后感：“我决定把《东寻西找集》的民族化分为：1.中国文艺与外国文艺的姻缘，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2.生活决定油画要走民族化道路。3.民族化的创作。”时间记录是“1984年7月6日”。这正是我毕业后在碣石家里等待分配的时候。这几句话是我当年对吴冠中先生关于民族化的创作主张、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的总结。 　　而再读吴冠中，先生已仙逝。他人已逝，但精神永在，尤其是他敢于说真话的独立精神和人格，更加深受人们的爱戴和怀念。 　　吴先生从学画第一天开始就是画人物，但“丑化工农兵形象”和“形式主义”的帽子像紧箍咒一样紧紧扣住脑袋，他又坚决不向庸俗的艺术观点低头，无法之法，逼上梁山，逐渐改行搞风景画。他这种宁可当“粪框画家”也不愿意去画“高大全”的执着，体现其创作的严谨及独立的精神。 　　他写得一手好散文,画出市场最高价,在当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苟安于市场世俗标准的时代,吴冠中其言其行其艺,是另类,是孤品,不容效仿，可以这样说,他是当今艺术界最特立独行的画家之一。 　　吴冠中先生曾经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这个年纪了，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真话。”到了晚年,吴冠中每出一语，如“笔墨等于零”、美术界“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取消画院，取消美协”等等,必会引起轩然大波,招致很多非议。他是一个“敏感的艺术家”。 　　他是画坛泰斗，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其各类作品总成交额17.8亿元,被誉为是中国艺术市场的奇迹，2008年，他因画作公开拍卖总成交额达3.7亿元，高居“胡润当代艺术榜”榜首。但他不满足于拍卖的天价，碰到不满意的作品，撕掉、烧掉。斯掉的是钞票，撕不掉的是对艺术最高境界的追求。对待作品的态度里,吴冠中有这样的人格: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从不拿出去,好画更舍不得卖,也不为金钱画画或接受任务作画。他却为伪作“毛泽东肖像中国画《我的一张大字报》”打官司打白了头发，始终维护自己的艺术、尊严和人格。最后的几年里,他将毕生的创作散尽,曾向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捐赠作品。吴冠中先生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艺术作品，更主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老刀在博文说：“和当年的文学大家巴金一样，黄土埋得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吴先生，终于不再沉默，说要趁有生之年多说真话，可见在当今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一个人要说真话是多么艰难。……把吴先生的‘笔墨等于零’引伸也是恰当的，想什么写什么有用吗？有谁会听会看呢，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有谁会听你的真话呢，是的，‘笔墨等于零’。”正因如此，易中天也发表博文《远逝的雷声》说：“斯人已逝，雷声已远。独立思考的人，将永远寂寞。问题是，我们还能听到那样振聋发聩的声音吗？” 　　他轻轻地来，带来无尽的宝藏。他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分钱，不带走一幅画，也带不走他那寂寞、高傲、振聋发聩的风骨、性情和独立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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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的吴冠中更显“大家”风范

张传发　

　　现在一些当代艺术家,发家之后最爱干的事就是买别墅购豪车,大肆享受生活。而像吴冠中这样一位身价上亿的艺术大家,在现实的生活中却是异常的简朴。吴冠中晚年一直住在北京方庄芳城园一套两居室的家中,用流行的话讲,算得上是“蜗居”了。(6月27日《广州日报》)

　　享年91岁的画坛巨擘吴冠中,生前不仅“很有名”—— 我国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法兰西学士院艺术院通讯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而且还“很有钱”——在2009年,吴冠中的作品公开拍卖总成交额为2.2亿元。然而,吴老晚年一直“蜗居”在北京方庄芳城园一套两居室内,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吴冠中的“蜗居”是一种因果关系。人生在世,除了吃穿之外,当然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窝”。不过,我猜想,吴老如果不是“四世同堂”的话,有个一套两居室的家,应该是够住的；而绘画树人,才是吴老一生的不懈追求,才是他的事业所在。反观之,如果吴老因为很有钱就整天到晚想着怎样住豪宅、摆阔气,而一住就是楼上楼下三五百平方米,或许吴老就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家”了。

　　不少为官者,从“台上”到“台下”,仍然住的是普普通通的面积不大的旧房子,他们很注意“晚节自保”。相反,还有一些为官者,其住所不仅“一换再换”,且“越换越大,越换越阔气”；更有甚者,有的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而在多个城市拥有多套住房,甚至多达数十套豪宅,结果是“先有多处楼房,后进逼仄的牢房”。这些“贪”者,毁在自己过于迷信“今”之“贝(钱)”也。

　　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自然资源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资源和能源。现在,不说那些有权者、有钱者中的一些人住豪宅,就连一些百姓人家,家庭人口越来越少,住房面积动辄一套100多平方米乃至200多平方米,不说打扫卫生费时费力,起码是“高碳不环保”,也过多地占用了有限的土地资源。

　　当然,说起吴老的“蜗居”,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吴老的“蜗居”,不是住“胶囊公寓”,起码除厨卫之外还有“两居室”。现在的问题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很多人甭说“两居室”,不说“厨卫”,就连“一居室”也没有。而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不是说各级政府不重视,不是说各地不在建设保障房,只是从“供求关系”上来看,目前,“求”之量很大,“供”之量非常有限,所忧的是,这种保障房的供给往往是“杯水车薪”,而普通商品房价格也“高不可攀”。这其间,解决“住房难”,当下的中国,不是缺地,不是缺钱,不是缺钢筋水泥,而是缺“进度表”,缺“排行榜”,缺“问责制”,缺对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