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万物最初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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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万物最初的名字
桑小旺
关键词 《诗经名物新证》（扬之水 著）

　与传统的名物考证不同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开辟鸿蒙，“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有诗然后有史，而诗三百所记录与反映的人物情事，在扬之水先生于《诗经名物新证》(以下称《新证》)的解读中，本身亦可自成一部宛然动人的历史。自诗之后，千载以下史家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计数，然而深幽丰美堪与《诗经》比肩者，惟《史记》而已。以史作论，《史记》已是绝唱，《诗经》则胜在超脱，在不自觉的吟咏与传唱、低徊与激扬，在我生之初的天真未凿。以其情真，方得意切。

　名物者，顾名思义，指的是事物的名称与特征等。名物研究古已有之，首推汉代的《尔雅》，公认是历史上第一本训诂著作、名物的百科辞典，此后历代雅书均致力于名物考证与释义，又有《广雅》、《通雅》等。而扬之水先生所著《新证》一书，又与传统的名物考证有所不同。除附论是以特定事物(诗之车、诗之旗、诗之酒)为题、多方引证展开论述外，全书正文一十六篇文字，均以某篇诗作为中心，对某一领域，或曰名物，加以研究，并辅以绘图、文物和历史文献(包括古代诗文)，穷尽各方资源，跨越考古、历史、文学、艺术各个学科，将传统的名物训诂考据与新的历史认知、观察、叙述方式相结合，再现日常生活与特定场景中的历史细节与情感。

　　“定名”与“相知”
　　历来对《诗经》进行解读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或通译，或笺释，或讲读，或图解，极尽委婉曲折之能事。而《诗经》的重要美学特点之一便是它的不事喧哗。以极简淡质朴之语言与极广阔浩渺之想象力，成就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是以工笔描出明媚春日；“四牡孔阜，六轡\在手”是顾盼从容的一个剪影；而“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惊心动魄，这才是华夏初民的敦厚情怀，万籁初醒，惟有静默以对。在诗之前，没有更美的语言；在诗之后，没有更真诚的时代。生死爱欲是每朝每代都不曾或缺的精神命题，却惟有《诗经》最纯粹，因为它尚未蒙昧于生死爱欲，惟有以直觉引路，天地间充盈的是一股英华之气，神完气足，流风铄金。相比之下，坊间流传的众多解读无不情思纷扰，将一切由诗而始的锦衣绣服不管不顾地强加其上，衬得《诗经》在天地间越发一味地落落寡合。南朝钟嵘在《诗品》中对古诗十九首的评语是“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固然温丽隽永，然而既有《诗经》在前，无论是遣字、用情还是巧思，显然都更胜一筹。只是年代久远，文字衍变，那时琅琅上口的民歌与唱颂，今日反而变成了诘屈聱牙的符号。

　　于此扬之水先生的《新证》才愈见可贵与不易。先生在《诗：文学的，历史的》中提到自己的分类“很不‘诗意’”，“更无法概括诗意”，“只是想约略显示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图景，即史中飞扬的一面”。一十六篇专论中，中心诗作均来自国风和大小雅，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农业、建筑、祭祀、射礼、音乐、服饰、天文、车战与田猎。万物皆有名，已逝者有名，将来者亦必有名，是谓名物。有名然后可指代可散播可喻情喻事，然后有史。《诗经》中的物象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个，是开辟鸿蒙的那颗情种。已故的金克木先生曾在《“书读完了”》一文中总结自己的读书心得，说“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后世的书籍和文化，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衍变生发的。只有读懂了这些书，才能够从本源上了解一种文化，因为它们就是文化最初的那一层积淀。我们今日文化里那种感物致知的想象，正是千年以降的累积。《诗经》多以风物入诗，名物之象累累如坠，由物象入心象，氤氲交织，才有诗的深致厚重。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才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有“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才有“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才有“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如是种种，皆以诗始。

　　扬之水先生将自己的研究范式概括为“定名—相知”，“定名，解决的是‘物’的问题，即作为物，它的名称与用途。相知，解决的是‘文’的问题，即其承载的文化信息是什么”。“定名的问题，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有此第一步，才能够呼唤起沉睡已久的生命，才可能有对它的倾听和由此而来的第二步相知”；在“激活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复活了自己的生命”。于是我们在《新证》中看到了精细入微的周代南土诸侯国形势图，看到了沃土周原是如何“北倚岐山，南面渭水，千河迤其西，漆水贯其东”，看到门庭俨然、堂室分明的古居建筑，看到驷驾车的精整密致与两骖两服的奔驰如仪，看到身着绉纱夏衣卫的夫人宣姜何以飘然若仙……而与名物释义同时豁然展现的，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的热烈兴盛，是“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的轻声惋叹，是从“文茵畅毂，驾我骐馵”急转至“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流转自然，是在“既往既来，使我心疚”的愁怨之后将目光指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的俶诡奇幻。惟有懂得才可送出最真挚的赞美，惟有理解才能致以最虔敬的尊重。惟有通晓诗中物象，才能悠游先秦诗书之中，畅谈流风遗韵，遥以目光致敬；否则就算是想借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恐怕也浇得不是那么痛快。《新证》以看似无情的科学态度谈温厚质朴的诗篇，将今日之诘屈聱牙还原成昔日的情事分明，于细致严谨中更见有情。
　　
　结合诗书史籍与考古文物

　　名物“新证”，乃是沈从文先生的生前宏愿之一。在初版后记中，扬之水先生提到此书缘起，是沈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篇考证文字中，希望结合诗书史籍与考古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进而直接提出“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二重证据法”乃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出土的甲骨文字解读中所提出，认为现代考据，除了“纸上的材料”，更有地下的新材料，即考古文物，也应利用起来。一可“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二是“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沈公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正是“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成果。

　“二重证据法”的本源可追溯至北宋时代，由静安先生(编者注：王国维)提炼成纲之后，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又进一步将其归纳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后又有三重证据法乃至后来的多重考据的大趋势，实际上涉及的是多学科结合的问题。考据一门之广博之久远之深邃之细微，几可与历史本身等量齐观，令人浩然兴叹。念及眼前《新证》一书，不仅融合了扬之水先生的多年心血，更有历代大师的积累与升华，拳拳之意，触手生温，又兼《诗经》之温柔敦厚温婉天真，惟有一句“日就月将，学有辑熙于光明”(《诗经·周颂·敬之》)，可遣斯怀。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