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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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想念

□上海   丁慈矿

    梧桐焕发新绿，又是一个春天了！回想2008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出了瑞金医院，骑车在复兴中路上，猛然间，看见复兴公园里花儿都开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如泉涌。我从来没有那么绝望过——商老师也许看不到春天了……
    一年多了，我时常想念他。我总想着他是外出讲学或是去旅游了，某一个黄昏，他就会回来，电话在那一刻响起，电话的那头传来他爽朗的笑声，他告诉我又去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又读到了一本好书，“好得不得了，你要快点找来看看！”但是残酷的现实分明又在提醒我，这一幕永远不会再现。
    16年前，我初中毕业，从一个偏僻的小城来到上海师专读书，一个人在外，感到十分孤单，对未来更是迷茫。“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 ——黄仲则的这句诗正是我当时的心态。一天，我从学校橱窗边走过，不经意中看到了“教师著作展”，橱窗里陈列的都是本校教师编的书，大多是上课的教材。忽然，一本小开本的《山情水韵》映入我的眼帘，还有一本装帧精美的《中国旅情》就在它的旁边，封面上是一幅淡淡的古画，竟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们从小用的《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顿时对书的作者产生了敬意。仔细一看，作者就是商友敬老师。
    一周以后，学校请商老师给我们新入校的学生作了一个报告，题目大概是“漫议师范生的形象”。我早早地来到会场，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商老师。商老师时而娓娓而谈，时而慷慨激昂，阳光映照在他的白发上，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他的话语更似一股清泉流入我的心底。最后他说：“我们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从此“读书人”这三个字成了我心目中最有分量的词语。
    师范学校的男生较少，几个年级的男生都住在同一个楼层里，我们对面寝室住的是大二学生，他们都是商老师的学生。我时常去找他们聊天，沈俊兄和刘建忠兄和我最谈得来，我常常惊讶于他们的渊博儒雅，他们对我这个冒失的学弟也很是关心。他们给我讲钱钟书的逸事，推荐我读汪曾祺的小说，并时常向我展示商老师借给他们的书。沈俊兄告诉我，《上海教育报》上面的“师马陀”就是商老师的笔名。于是，我开始留意《上海教育报》的“凡人小语”专栏，果然每期都能读到署名师马陀的文章。那时，商老师还不上我们年级的课。我想，要是能成为商老师的学生该有多好啊！
    就这样大半年过去了，刘建忠兄告诉我他即将毕业，要去实习了，他已经把我介绍给了商老师，还说商老师会来找我的。我听了心中一阵狂喜。几天后，班主任告诉我，商老师已来找过我，请我去他办公室坐坐。我推开中文系办公室的门，诚惶诚恐地站在商老师面前。商老师连忙招呼我坐下，慈祥地看着我，笑着说：“刘建忠说你喜欢读书，今后你可以到我这儿来，想看什么书我借给你……”走出中文系办公室，我的手中多了一本吴小如先生的《古文精读举隅》，这是商老师借给我的第一本书。
    从此，我时常出入中文系办公室，向商老师请教自己读书时产生的困惑。每每与他相对而坐，我感到如沐春风。十多年来，我这个来自异乡的愚钝少年得到了商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他总是微笑地看着我，告诉我许多美妙的故事。与商老师聊天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在聊天中我获得的教益要远远大于课堂上的收获。商老师爱书，他整日读书、教书、编书、写书，聊起关于书的话题，他总是滔滔不绝，还不厌其烦地向我推荐好书。一次，他告诉我说钱满素的《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好极了，要快点读读！说完他就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递给我，书上老师用红笔划了很多圈，我顺着读下来，感觉如醍醐灌顶。
    一次，我禁不住好奇地问道：“商老师，您的笔名为什么叫‘师马陀’？”老师哈哈一笑，说：“我平生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司马迁，另一个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坐过牢，但忍辱发愤，成就了一番事业。在监狱里，是他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听了他的话，我震惊不已。后来我才从几位师兄处得知商老师的经历，他曾在群魔乱舞的年代因蒙受“反革命案”坐过16年牢。16年啊！16年的炼狱仍没有磨灭老师对人对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那一年，我梦想着能拥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可是找了许多书店都没找到，最后在凤鸣书店看到了这套书，可我付钱时才发现钱没带够。我对店员说，请帮我把这套书留下来，一周后我再来买。一周后，家里的生活费还没汇过来，手中只有吃饭的饭票，我仍没有钱买这套书。带着一丝懊恼，我将这件事情渐渐遗忘了。没想到，十多天后，商老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只见他的桌上放着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他笑着对我说：“我今天到凤鸣书店去，听他们说有个小伙子想买这套书，可是人却不来了，我想可能是你。我把书买来了，你拿去吧！” “老师，我……”我不知说什么好。商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这套书，每年暑假都会把它读上一遍，它给了我精神的力量。你一定要收下！”走出中文系办公室，我心里充满了温暖。
在上海师专读书期间，商老师送了我很多书。有一年冬天，上海下了一场大雪，天冷极了。班主任袁老师找到我，轻声对我说：“有一位老师看你穿得太单薄，怕你着凉，叫我把这件羊毛衫送给你，你不必打听他是谁，只要你穿上，他就高兴了！”这是一件崭新的红色羊毛衫，我捧在手中一下子就想到了商老师，当我去见他，他只是对我笑笑，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有说，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毕业后，我和几位师兄闲聊时才知道，商老师看到好书，常常会买下很多本，送给自己的学生。他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他的关心和爱护。
    商老师退休前给我们上的最后一门课是“中国文化概论”，他要求我们做笔记，考查的内容也就是检查笔记。笔记本发下来，我看到商老师给我写了一张留言：“爱默生说，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谨以此意书赠即将走上讲台的丁慈矿君。”这张纸我一直珍藏着，它不仅包含老师对我的期望，也蕴含着老师的教育理想。
    退休以后，商老师更忙了，为了实现由立言而立人的语文教育理想，他参与了《新语文读本》的编写，并且主编了《教师人文读本》。与此同时，他还应邀赴各地讲学，大声疾呼，呼唤“以人为本”的“活泼的”语文教育，提倡语言、情感、想象并举的诗歌教学。尽管很忙，他仍在关心着我的读书，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打电话来，询问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告诉我最近又出版了什么好书，并给我讲他读书的感受。听着老师的娓娓叙说，我感到读书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一次，我告诉他，区教研员要我做一个关于“对课”的讲座，即将面对许多老师，我很紧张。老师问了讲座的地点和时间，并安慰我说不必紧张，他将会到会场来。我劝他不要来，路实在太远了。我作讲座的那天，老师果然出现在会场上，他慈祥地看着我，一直到报告结束。他的微笑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信心，讲座取得了成功。每当我的生活出现了困顿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老师的微笑。
    2007年7月底，飞来横祸！商老师从东北讲课回上海，查出食道肿瘤。手术前，我去看他，他对我说：“没事的，你不必紧张。等开完刀，我就要写《白茅岭旧事》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手术后，老师还写了四首旧诗《病中杂咏》，刊载在《新民晚报》上，诗中流露出与病魔斗争的乐观情绪，让许多读者为之动容。在化疗与放疗的间隙里，老师仍然没有停止写作，《教育参考》的专栏仍在继续。他告诉我，他还想给《语文学习》和《小学语文教师》各开一个书评的专栏，向中小学语文教师介绍好书。
    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抽空去医院看望老师，见老师一天比一天消瘦，我心如刀割。而老师依然乐观而坚定，他总是笑着安慰我：“再过几个月，我体力恢复了，就可以静心写书了。”有一天，他和我说起了狱中的一个难友的悲惨遭遇，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师流泪。病房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连忙拭去老师眼角的泪花。老师说：“我如果不把《白茅岭旧事》写出来，那些被迫害、被凌辱的生命就不会有人再记起了，这是历史的责任！”我默然良久。临别，他坚持要送我到车站，我不同意，可他说散散步也有助于身体恢复，于是，我们师生二人一起走向车站。路上他嘱咐我去读王元化先生的新书《沉思与反思》，并说这本书太重要了，悉心读完一定会有收获。上了公交车，我向他挥手告别，见他苍老的身影立于夕阳之下，仍然微笑着向我挥手，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了。
    2008年3月21日，老师抱病参加了第四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并发表了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所有的老师都爱他的学生，爱他的每一个学生；我梦想所有的学生都爱他的老师……”这声音在上海师大的礼堂中回荡，我看到许多人眼中噙着泪花，我也在泪眼迷离中看着老师走下讲台。临别，他捧着新出版的《眷恋讲台》让我分赠给相识的老师。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他最后的演讲。
    一个月后，4月21日22点零8分——敬爱的商老师在上海大华医院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今，《讲台内外》已经付梓，《白茅岭旧事》残稿六篇也已收入书中，愿老师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到欣慰。
    在这个春夜里，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欲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