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朝阳：阅读是一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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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阅读是一种提升

蔡朝阳 浙江稽山中学语文教师，被媒体称为“麻辣教师”，曾入选“2010影响中国时代进程100人”之“十大教育工作者” 　　书籍于我 　　读书对于我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有助于一个人的理性成长。人处在世界上，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学会与世界、与社会相处，知识人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尤其尽到一个知识人的责任。 　　严肃的书籍里面，有先贤的智慧与当代最杰出头脑的思考，这些有质地的东西会给我们的思想以撞击。从而，不断地阅读，即不断地校正读者对世界和所处的时代的判断，从而建立起在场感与分寸感，以及以健全理性为核心的有意义的人生。日常生活也给我们这些，但光靠日常生活不够，阅读，是一种提升，永恒的书籍，引领我们上升。 　　影响之书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读中学时，这成为我的启蒙书，从此我以一个懵懂无知的乡村少年，开始懂得文学之美。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大学末期读它时，它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开始从一个文学青年转向关注整个文化哲学。 　　费正清中国历史研究，江苏人民版的海外汉学研究系列，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河青山》：这些阅读有助于一个中国教育体制下出来的文科生重新建立历史观。 　　杨小凯《百年经济学史笔记》：杨小凯对晚清的历史做了一个经济学角度的分析，令我明白，对历史的研究和解释，可以是多层面的。顺藤摸瓜，读到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 　　陈志武与茅于轼：华人经济学家里，除了杨小凯，我最喜欢陈志武和茅于轼。 　　这些阅读，都在帮我建立理性，从而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时，更温和，也更坚定。 　　蔡老师荐书 　　从我个人的观察看，现在的中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可能并不少，但能训练理性思维的阅读却付之阙如。 　　作为中学教师，我认为，显然，引导孩子们独立思考，比多辨别几个错别字、多做对几道选择题更为重要。根据中学生的认知程度，我希望他们能读那些富有智慧，说理透彻，生龙活现，从本土出发，不掉书袋，又有趣又有益的书。按照这样的要求，华语的作者中并不能找到很多。推荐如下几人的书：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幽默、有趣、智慧，一切端赖于王小波一颗热爱自由的灵魂。 　　连岳《来去自由》：连岳是70后中写文章最轻逸的一位，但轻逸之中，是回归常识、从理性出发的可贵努力。 　　刘瑜《民主的细节》：没有比刘瑜更可爱的了，但俏皮风趣之中，你也需去感受她深沉的爱。 　　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熊培云善于化用熟语，在化用之中为我们呈现新的思想境界。重新发现社会，观察在于社会；自由在高处，立足在于个体。熊培云从当前出发，使我们重新记起阿伦特的话：黑暗时代，仍有权利去期待一种启明。而我以为，这种启明，需要每个个体用理性自觉去获取。 　　周云蓬《春天责备》：周云蓬是另一个尺度，一个盲人、歌者、诗人、知识分子，他为盲者看见，为哑子发声。 　　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适合于中学生阅读的母子两地书，没有说教，尽是对彼此观点的尊重。什么时候我们的父母都能像这样将自己的孩子看作对等的能展开讨论的独立个体就好了。 　　梁文道《常识》：常识，常识而已，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而社会的运作规则就建立在常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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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课堂

蔡朝阳(浙江)

一、教育的蒙昧时代
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便经常给学生介绍一些书籍。一方面因为自己在持续不断地阅读，有了会心处便介绍给学生；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在于，我单纯地认为阅读是一件好事，就像喜欢音乐一样。有一本书就叫《读书这么好的事》，但读书究竟好在哪里，作者不明说，我则未必能说得出来。所以有时候想到我所生活的小城市，以及幽暗的社会环境，就觉得自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特丽莎，她走到哪里都拿着一本书，以此区分她和别人的不同。但特丽莎有托马斯，我只有我自己。

当时给学生推荐书籍，没有一个主观的、有意识的目的。因为我自己讲课、读书都信马由缰，从不研究教育理论，从不操心课堂流程，上课想到哪本书了，便推荐一下。隔几天，偶尔会发现某同学桌上有了这本书，便表扬他一下，这位同学有时也会在随笔本里跟我讨论这本书。1996年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古典文学，是大学的一种惯性。记得当时的高一语文课代表，一位长着几粒小雀斑的可爱女生，她因为我对《诗经》的阐释而喜欢《诗经》，高中三年，就是《诗经》陪伴她度过的。但我不知道这种喜欢究竟影响了她什么，对她将来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影响。也许并不是好影响，因为这种喜欢可能反而会影响她对现实生活，尤其是对物质生活的判断。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我自己也是这样，并不清晰阅读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因为阅读，很多时候都和别人格格不入。所以，当初，阅读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就像很多好心的同事建议我的那样：小蔡，读那么多书干嘛呢？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他们认为我假如有一点点痛苦，那也是自找的，如果无知又无思，世界就简单多了。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比如，猪就不会因为知道自己被屠宰的命运而痛苦。《夏洛的网》里，威尔伯的畏惧，就是因为他知道了他也许会被做成“培根”。我当时的困境就在这里，所谓危险的启蒙，你到底要如何对学生言说？如果你反而加重了学生的痛苦，那又如何？

但我还有一种朦胧的确信，比较单纯，我认为阅读还是超越世俗生活的，也许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性的生存。就像海鸥乔纳森，他要为了飞翔而飞翔，因为海鸥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打瞌睡。于是我还是一直不断地读书，一直不断地向不同的学生推荐不同的书。

当时推荐的书有一个特点，以文学作品为多。这也可以说明一点：在10年之前，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简称“文青”。当时的语文教材还是人教社的老版本，作品比较陈旧，我主要以介绍一些新鲜的作品为主，比如海子的诗。我总共买过7本人民文学版的《海子诗选》，送给学生以及朋友，最后自己一本也没有留下。关于海子的藏书中，我最钟爱的是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放在学校办公桌上，经常翻看。后来有一个在我鼓吹下变得爱读书的同学，半偷半借就拿走了。半偷是他并没有事先跟我说明，半借是他后来读大学，才告诉我是他拿了我的《海子诗全编》，但并不打算马上还给我，到现在也没有还我。我只有苦笑。

这是我的教育蒙昧年代，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教书在我是混饭的手段，心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比如培养学生多方面的丰富的好奇，乃至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等，我没这些想法。自己读的书虽然不限于文学，但给学生推荐的，多是文学书籍，也没有一个给学生的阶梯状的阅读计划，一切都随性所至。所以我现在想，其实对于这第一届学生，我和其他语文老师一样，不会给他们任何别的影响。


二、朱桂英与书单1.0时代

我给学生开的第一个推荐书单，是在2002年，我现在称这个书单为1.0版。无知者无畏，我还曾把这个书单贴在网上，遭到了很多尖锐批评。现在我已经很清晰地知道，这些批评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的确也在按照一些朋友说的那样转变。比如，现在看来，这个书单基本以文学作品为主，基本上是国别体的文学史，有现代派的，也有传统著作。我没有意识到高中并不是大学中文系，所以后来也挺内疚的。要是那些孩子，现在才来做我的学生，也许会更好一点吧。这句话我曾经跟一位学生说过，就是朱桂英。

第一个书单是有缘起的。2002年的时候，我带的高三班毕业，暑假里一群男同学经常来跟我踢球，踢完球喝着饮料坐在操场边闲聊。其中一位便说，老师，你以前推荐了那么多书，我都没时间读，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书单，我以后可以按图索骥，找来读一读。后来他又在QQ上找我，向我要书单，我便给他开了这个文学性的书单。比较随意，没有参考任何别人的意见。当时我还没有看到任不寐、钱理群编的“新语文读本”，没有看到傅国涌等编的“中学人文读本”，没有看到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全部一个人闭门造车，所以极不完善是可想而知的。但我还是沾沾自喜，觉得这个书单不错，比较全面，文学大国以及主要流派都注意到了——这就是文青的思维方式。

这件事使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让他们尚在我班里上学的时候，就让给他们多读一点书，多给他们一点阅读的触动呢？于是，这一年新接手的高二班级，我就把这个书单给他们了。但光开书单根本没用，很多原因决定了学生不会按照你的书单去读书。比如，没时间，他们说，作业太多了。但其实我知道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他们没有建立起阅读的习惯。还有客观原因，比如绍兴没有好的书店，我推荐的书未必能买到。

但这个班级在我教他们之前，还是有几位同学很喜欢读书写作的，加之我有意无意地经常在课堂上吹嘘我读了多少书，几位同学便也跃跃欲试。记得我是这样吹嘘的：我一年读书100本左右，以每本厚度1cm计算，那么，10年来，我读过的书，平叠起来，大概比3层楼还要高了。我还吹嘘，我住的地方，除了电脑就是书，床上桌上马桶上，都是书。这种铺张的说法，对学生很有刺激，有人在随笔本里跟我立下宏愿：老师，有一天，我会读比你更多的书。

朱桂英、胡剑、钱学斌和姜景林他们几位学生自己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有小组的章程，规定多少时间内读多少书，并写了细则，还请我担任指导老师。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要是放在今天，我会很有兴趣参与，不过当时，我的心情比较颓唐，极度疏懒，终于没有参与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活动了多久，最后总是星散了事，接着便是高三，接着便是各奔东西。我的颓唐由来已久，人生无趣，所求者何？不过我老是惦记着这几位同学，其中有一个考得不好，去了嘉兴的一个高校，去以后还曾经问过我，秀州书局在哪里。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秀州书局的范笑我先生，只在网上知名，就给范先生发了个短信，范先生告诉我地址了，我便转告，但终不知这位同学有没有去。

但这一届我还是给了一些读书的指导。我把这个书单1.0版打印给他们，把他们分成几个读书小组，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自己决定读什么书，怎么读。寒暑假或者长假的时候，我的作业就是读点书，写点读书笔记。假期归来第一节和第二节语文课，叫他们分小组讨论，跑到教室外面，香樟树下或者亭子里。每个小组有一个召集人，召集人负责翌日在全班面前通报他们阅读了什么书籍，向别的同学推荐该小组认为好的书籍。这几节课都是很热闹的，读书小组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窃窃私语。第二天，每个小组有一个主题发言人，在全班同学面前汇报他们这个组的假期阅读情况。

这些事情都比较有趣，学生的丰富多彩，远远超过老师的预料。以我记录过的后一届高一小朋友的读书会情况为例。

“小弱”作为召集人的这一组，主要讨论《三国演义》。不过他们的讨论没什么我期望的深度，主要是互相提问，三国里面哪一个最厉害；吕布字什么，使什么兵器；谁谁谁怎么死的……我也乐意听到他们这样的讨论，毕竟这也是阅读乐趣之一。我初中时，买过一张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年画，贴在床前，每天晚上睡觉前背一下他们的交椅排位，这也是乐趣。哪怕到了大学，宿舍里有一个“三国专家”，他知道每一个死去的小说人物的死法，很让我们叹为观止。这实际上跟茅盾会背《红楼梦》是一个道理。

另一次，曹道亮一组搞了一个讲故事大会，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的小说的情节复述了一遍。还有一个组都是女同学，她们的读书会变成了电影研究，开始她们还在讨论假期读的书，后来不知怎么，就便成了谈论电影。但是电影未尝不属于读书的范畴。我曾给高一的学生开过一个电影欣赏的兴趣小组，给他们看了一些电影。现在，我简直将电影当作了我最重要的教学手段，眼下的这一届，基本上每周都看一部电影，并且电影也形成了我的一个思考序列。

全班交流很热闹，同学们与我都充满了期待。一般，全班会有七八位同学发言，每一个发言人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很有意思的很精彩的45分钟。发言的同学，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腼腆的，也有豪放的，都展示出了自己可爱的那一面。说到有趣的地方，全班都给以鼓励的笑声。每一届学生中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类人，这个时候，就是读书报告会的高潮。李标明平时是个很憨厚的人，数理化不错，对语文一直没什么兴趣，想不到他们组推荐他来发言。他的发言很大胆，讨论的是“早恋”问题，因为他读了一些小说，发现爱情是一个文学的母题。他实话实说，说高中生这个年龄，已经懂得知慕少艾，但是老师家长都反对，粗暴干涉，简直是禁区，但是偷偷摸摸地谈恋爱的情况还是有。他们组讨论很热烈，都认为中学生有能力解决这个学习和恋爱的矛盾。这个发言博得了全班同学的热烈鼓掌。

但即便我鼓励学生阅读，内心却未尝不处在困境之中。这可能也跟我的状态有关。我当时自认为还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境地。那时候人教社的课本里面有很多鲁迅的文章。现在回忆那些课堂，记忆中充满了鲁迅，而没有别的作者。似乎我们一整年都在学习鲁迅。我知道记忆的不可靠，只不过这些印迹特别深刻，就像电影中突然来了一个特写，周边的一切都虚化了，成了一个朦胧的背景，只留下挟着烟卷的鲁迅先生，只剩下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孤独而高傲的死去的夏瑜，可悲而又可怜的阿Q。而我，这个语文老师，一脸苦大仇深，夹着粉笔，就像鲁迅夹着烟卷，在黑板上，在“冷漠”这个词语下面，划了一道又一道的线，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圈。

朱桂英是这个班中很普通的一个女生，普通到你根本不会在意她。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才从他们的随笔中发现，朱有与众不同的思考。这一点很重要，我必须看到，学生其实已经有了他们的思考和价值判断，那些杰出的孩子，他们的杰出来自他们自身。在我发现并对她有一定的影响之前，她已经很杰出了，她是自己长大的。

她酷爱阅读，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后来她跟我说，高中3年大约只用了20％的时间在数理化外语诸课上，其他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她天分很好，阅读多，思想便有超出同龄人的深刻。别人对中学生活还停留在直觉的厌恶，她已经能够从制度的高度来看待教育的两难。别人还在偷偷摸摸看日本漫画的时候，她在读中西方的大哲。有一次她来问我，说汪晖怎么样。我当时对汪晖没什么好感，便说他是新左，没什么好看的，也有敷衍的意思。她认真地质问，难道，你可以对一个人这么粗暴地下断语，贴一个标签吗？在她那里集中体现了我教书的矛盾：启蒙是危险的吗？如果一个人能够清醒地看清真相，无论如何也会有一些痛苦，而我其实仅仅希望他们能够有一种简单的快乐。

朱桂英可以在图书馆里站着把厚厚两本《人间鲁迅》读完。由此她认识了图书馆很多工作人员以及绍兴本地的一些文化人，成为他们的忘年交。她曾经想把这些朋友介绍给我，可能她觉得我会喜欢这些朋友，又或者她觉得我太孤单了，也许缺少朋友的温暖。不过我婉拒了。

照理说读书会这事她会很喜欢，但是她不喜欢，尽管她也代表他们组发了言。因为她跟同学们在这个方面没什么可以交流的了，她出人远矣。

我跟她的交流，大多数在一周一次的随笔上。有一次，她写到：

现在觉得自己完全如一个“小丑”，那天做诗歌赏析练习卷，从7点多到午夜，结果没写几个字，后来在第二天早晨“辛苦”地在空白的地方填了一些字，因为您说过要检查。我不忍心让您看到一片空白的试卷。很可笑，是吗？那个晚上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折磨。
为什么高考试卷上的诗歌赏析只有古典诗词而没有现代诗呢？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出卷老师的心态。古典诗歌可以有一定范围的情感界限，而现代诗歌，整个地就是一种情感的深渊，无边无际，让人失去所谓的判断力。看到我们亲爱的老师精心编制的两张《古代诗歌鉴赏资料》，满心的悲哀啊——一个所谓的诗歌大国的诗歌，竟落魄成这种模样！更让我难受的是，诗歌鉴赏竟然还要出这样的题目：该诗继承了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他们共同采用了诗歌传统表现手法中的哪一种？我想出题老师是出于“好意”，时刻不忘提醒我们，要我们知道一个所谓诗歌大国的“根”。犹太人声称自己扎根于一本书，那就是《旧约》，有时我想，中华民族是否敢声称自己可能扎根于《诗经》？事实上，一个民族扎根于一本书的设想是荒谬的（民族的根芜杂得多，分岔也繁乱得多），作为诗人个体可能会怀想他的母树，怀想母树悠远的根系，会拥有寻根的欲望，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和播种的喜悦，生长的喜悦相比。或许，后者是更久远的更原初的，更具有诗的纯粹，一本极其值得人类铭记的书，只是让后来的生命穿越而过，只是为了标识更丰富、更广阔的生长的可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根系的挣脱的欲望，才使诗本身得以生长，然而中国古代的诗人，对于根系竟如此执着与虔诚。于是一个悠远、丰盈的根系却只长出了弱小、苍淡的枝条。中国古代的诗歌在感情的充盈度及手法上都有些营养不足。优良传统！优良传统！优良传统？当然，对于中国古代诗人，我是不忍心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他们因社会结构而被迫形成的近于扭曲的心理结构，文化及人格的生长空间，决定他们只能向悠远的根系跪下。

她似乎一直就浸没在这样的情绪之中，但我不敢否认，这是不是由于她的语文教师阴郁沉闷的缘故。以致于有一次，我读了她的随笔，很为她的精神状态担忧。我已经忘了她究竟说了什么，只是觉得灰暗无比。于是我去找她谈话，告诉她世界上也还有美好的光明的一面。我也不知道我拙劣的意见给她产生了到底是正向还是反向的作用。因为这些话其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庸俗的辩证二元论，让它见鬼去吧。我自己此刻就处在这样的关头：除了颓废是可以确知的，此外没有什么可以把握。所以现在想起来就有一种愧疚。因为即使教师的影响有限，但毕竟会有影响。一个语文教师的情绪和思想，偏激或者颓唐，对于处于可塑性最强时代的中学生而言，也许会有我根本料想不到的影响。我认为，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师，无论你希望孩子们有单纯的快乐还是有突破性的深邃眼光，最好你自己先建立一种较为健康的心态。言传身教这个词，还是有道理的。

后来，她考到了浙师大。大三那年回母校见习，跟着我听课。我请她给我当时教的孩子作一个讲座，题目自拟，她化用了我当年给他们最后一课的讲稿：生活是其本身，并大段引用我的文字。她来见习的那次，我跟她原先的班主任谈起，才知道，她还是一个热爱舞蹈的女孩子，甚至在文艺会演中表演过独舞。天，我竟然不知道，她原本那么热爱生活而生活又是那么的充满阳光——我真的太自以为是了。

我跟她说，要是你现在再来做我的学生，也许会好一点。她笑笑。不知道她有没有懂得我的意思。她现在毕业了，继续准备考研究生。也很好。大学四年，她一如既往地读书，甚至整个暑假只回家一次，为了在大学图书馆能无休无止地读书。唯一我不太乐意的是，她纯粹理论的兴趣，比高中时浓厚了很多。我想告诉她，纯粹的象牙塔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选择的唯一道路。但我欲言又止，她的人生是她自己的。

三、绍兴书店地图与书单2.0时代
与此同时，我兼了校报的编辑工作，这是我的一个新的领地。在我接手校报之前，这个校报无趣、干瘪。我把校报扩版一倍，找来几个学生编辑。这几位学生编辑都非常不错，他们是那几年跟我相处最多的几个学生，我们一起编报纸，还一起参加了浙江省中学生电视辩论赛。

在给这几位学生编辑开会的时候，我说：你们要把这份报纸办成《南方周末》。编辑之一的钱韦同学笑死了，说，老师，这可能吗？你一天到晚要求我们思想思想，可是中学生有几个有思想的？我告诉他几点，首先，你就是很有思想的；其次，思想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需要通过阅读思考来获得；再次，你们编报纸，就是要去引领同学们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比较得意这份报纸的副刊。尽管只是校报，但立意高一点也未尝不可。其实在中国做一些事，靠的就是几个有想法的人。校报虽是小报，我的几个编辑却很不错。我们一起做了几个专题，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可能、也许读者之中有那么一个两个有所触动，就好了。

那一年的3月份，我和编辑策划了一个“三月，诗歌的季节”的专题，纪念海子的。4月份的主题是王小波，“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放暑假之前，我把书单修改了一下，挑选了其中一部分，印在报纸上。这个校报全校师生人手一份，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于是和编辑一起策划了一次全校性的、民间性的暑假读书征文活动。

我把书单做了大量的删改，最大的改变有两个，一是我剔除了古典文学作品；二是除了文学作品，还加入了思想历史类的书目。这是我自身思考的一个重大改变。我认识到，文学不是全部，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学科背景不一样，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判断。这在一个法学专业的人来说也许不是问题，但是文学青年这么想，就是巨大的变化了。我们需要更丰富的知识，更宽广的思维路径，更具体实在的解释世界从而改变世界的方法。这需要我们拥有更广泛的阅读。我把这份经过彻底修改的书单叫做2.0版。比如，我在里面选了杨小凯的《百年经济学史笔记》，关于历史的著作，选了唐德刚、费正清、汤因比等。

但是中学生毕竟活动范围有限，他们并不知道绍兴最好的书店在哪里，除了卖教辅的书店。2002年左右的时候，网上书店也还不是很方便。我找到美编小周同学，叫他先画了一张绍兴市的草图，兼有水墨画与抽象派风格，略略有些大意，几条主要的道路都出现了，然后我在这张地图上注明每一家我认为值得去的书店、碟片店以及图书馆。书店其实也不多，当时最好的只有两家学术书店，三叶书店和江郎书店，另外便是新华书店，以及一家叫做人文图书的书店，还有就是老百姓特价书店和东街夜市书摊。

我把这个地图，叫做绍兴书店地图，因为里面没有别的地名标识，只有书店和碟片店。编辑把报纸的两个版拼起来，把这个地图印在上面，就成了绍兴书店地图了。说来惭愧，教书逾10年，这竟然仍旧是我做过的最得意的一件事。

在此，我还要感谢江郎书店的老板钱栋。他为我们师生提供了许多方便，不仅仅是较低的折扣而已。有时候，我的学生拿着我2.0版的书单，去钱栋店里按图索骥。钱栋有一次就埋怨我，为何不早一点告诉他我的推荐书目，他可以提早准备。还有一些书，别的书店找不到，他会特意为某个学生去杭州跑一趟，在浩瀚的图书批发市场里逛，只为找到这一本书。后来，他和我的几个学生还成了好朋友，学生们上大学之后，放假回家，总会聚一下。我见证了1996年以来绍兴书店的盛衰，也见证了江郎书店的惨淡经营。以前绍兴的书店还是蛮多的，我知道有国营的古籍书店、民营的新空气书店、新世界书店等等，后来一家家关闭。新空气书店的装修很有风格，全部用杉木树皮钉起来，专卖古籍，我进去，只看见成套的“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后来，这里成了一家香烟专卖店。钱栋的江郎书店最后也以关闭了事，钱栋则去从事他的老本行。几位常去他书店买书的同学说起来，至今仍是唏嘘。

读书征文活动也搞起来了。我没有通过校方的行政力量，只是单纯依靠校报的副刊。我叫编辑把2.0版书单的部分印在报纸上，然后边上写一个征文通知。投稿的文章必须是读书笔记或者书评或者读后感之类的，可以是报纸推荐的书籍，也可以不是。暑假回来，编辑部收到的投稿很不少。因为这是纯粹民间的行为，所以我相信来稿的多数是爱读书的好孩子。钱韦编辑拿了一大堆文章叫我看，还吵着要奖品。因为我立足民间，没有获得团委学生会的支持，所以后来的奖品，几本书一些笔记本之类的，都是我自己掏腰包。

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实绩，谁知道有哪位同学看过你的绍兴书店地图，谁又曾读过你的书单2.0呢？但我又安慰自己，教书本来就是务虚的工作。比如，我还曾经为学校图书馆购置过图书，由于我可以支配的金额有限，买的不多，有《小王子》《夏洛的网》等童话，俞平伯、龙榆生的唐宋词，还有罗素、汤因比、哈耶克的书。这些书都埋藏在图书馆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许有一天，机缘巧合，某一个孩子拿起了他，从此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也未可知。我说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在读高中时，曾从图书室积满灰尘的书架的最底下一排的最角落处，发现一本破旧的《唐宋名家词》，龙榆生编的。时间过去已经快20年了，这个场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我甚至还记得阳光是怎样照进木窗，如何撒在木地板上的，灰尘是怎样飞起来，又怎样散发出书籍的气息的。我是多么感激这位我不知名的买到这本书并把它放在这里的老师啊，如果我现在身为教师还尚存一点点教育的历史感和对人生神秘的敬畏感的话，这种情感的唯一来历就在于这位不知名的老师。

四、人文大讲堂与书单2.1时代
后来，大概是2005年吧，因为与人不合，我辞去了编校报的工作，校报从此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但我不管了，我有新的增长点，便是“人文大讲堂”。我征得了校方的支持，为学校开设一系列讲座，学校也承诺，在必要的时候，将提供一定的经费。我对这一点比较满意，因为必要的经费将会使我的活动能量增强。本来，我的意图仅是，这个讲座可以由我，以及校内另外几个爱读书的老师一起来承担。就由我来开第一讲，第一讲的稿件都已经草就了。并且这个工作，全部是义务的，仅出于自身的热情。尽管我更多会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出发，但归根到底，我们已经可能发挥比一个任课教师更多更大的影响。

有时候我就想，当初我的颓唐，那种人生无趣的虚无感，其实并没有遇到敌人，敌人，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可以放弃那些诸如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情结之类的东西，代之以做具体事情的持续努力，我们自身的认知也将获得提升。战胜自己身上的那种虚无感，就意味着你已经战胜了周边环境的庸常，就意味着你可能过上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或云：积极生活。我现在继续给孩子们开书单，继续做“人文大讲堂”，并不再满怀颓丧，原因就在这里。

曾经我怀疑，启蒙是危险的，因而我对自己的做法充满矛盾。现在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像我说的，10年前，阅读带给我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原因就在于我读的还不够多，我的思考还没有成熟。而启蒙之所以是危险的，也仅仅因为，他获得的启蒙还不够。胡适说，仅做好事是不够的，必得用好的方式去做。

现在这个讲座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一般每个学期都会有两个以上，著名学者傅国涌、杭州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郭初阳都给我们学校做过讲座。对一部分同学而言，听讲座成了一个节日，到时间了，便会来问我，最近有什么讲座。而这些讲座起到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郭初阳的讲座结束之后，我的学生纷纷向我提意见，瞿林权退场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被比下去了哦。另一位同学在在随笔本里说，老师，你跟郭老师比起来，差远了，至少你应该向他学习，朗读诗歌的时候要有感情。通过郭初阳，他们知道了杭州外国语学校，知道了“杭外”那些杰出的中学生。这件事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了同龄人究竟在思考什么，可能思考什么。这比我单向的灌输有作用多了，也比阅读大哲的著作有实效多了，因为单向灌输容易引起他们的厌恶——我班里现在就有一个永远的反对派，只要他的语文老师支持的，他就反对。大哲尽管高屋建瓴，但往往太抽象而不能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具体指导，同龄人的思考，更具有现场感，是可以参照的。

这几年里面，我比较喜欢两个男生，一个叫裘舒龙，一个叫王小波。他们现在读大二了，他们见证了人文大讲堂的初创时期。

裘很好玩，我刚接手这个班，开书单叫他们读书，裘是一种比较玩世不恭的姿态。我猜裘当时也有些看不起我之类的——你这样的语文老师我见多了！但恰恰裘这种姿态是我喜欢的。这样的小男孩，他之所以玩世不恭，正因为他比别的孩子肯思考。后来他就很认真地做了一些事情。假期里，他写了一系列寻访他父亲年轻时政治生活的文章，公社、生产队、文革、红卫兵等，多数为他们这代人不知道的东西，他用自己跟父亲、祖父的问答把当年的景象复现出来。我把这些质朴具体的文章在全班面前读。

我继续修改我的书单，把它印出来，交给学生，加进了一些有关公民素养和宪政民主的书籍。因为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大，是局部修改，我把这个书单叫做2.1版。现在看起来，2006年的那个书单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可以说，基本上摆脱了文学青年的污名。我也继续开读书会，继续给他们看电影。不过，我更注意到一点，就是学生的个体差异，所以有时候会单独给某一位同学一些个人建议。

这一届的孩子，可能比上一届的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我改变了以往的一些看法。以前我曾大言不惭地跟人说，这些孩子碰上我去教他们语文，已经很幸运了，我干嘛还要兢兢业业地备课呢？现在我为这句话汗颜。我都不知道自己当年灰暗的心情究竟给孩子们造成过怎样的影响。唉，愿理想的光永远照耀他们。

在接手这个班级之前，我心里有了打算。我准备的一些电影和一些书，都是循序渐进的。因为本地的高中生，其实在初中阶段就没读过什么书。我多年之前就做过调查，新高一的孩子们几乎都没有读过一本我的概念中的好书，知道余秋雨的已经不错了。所以我制定了一个阶梯状的阅读表。先读童话，《小王子》《夏洛的网》和安徒生，我认为，读过这些童话，才会知道，世界上是有真正的美和善良存在的，那么我们无论在多么幽暗的时刻，都不会丧失对未来对人性的信心；接着是一些好读的文学性作品和一些传记，审美的或者锻炼人的意志的；再接着是一些历史事实的东西，尤其是近代史，也包括治历史的方法；还有就是一些稍微有些学理的东西。说出真相总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基本信念。

电影也一样，由美好和善良入手，逐渐去探索这个时代的真相，了解隐藏在事情表面之后的根本原因。比如第一部电影是《放牛班的春天》，接着是《死亡诗社》，贾樟柯、《楚门的世界》等，看到最后就是纪录片了。

我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既然我要继续做教师，我就要逐渐在我的课堂中、我的教学活动中贯彻我公民教育的理想，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的、水到渠成的那种。至于能做到几层，那是后话。

裘见我每天在课堂“放毒”，有些怀疑：你这是害我们还是想对我们启蒙？这个时候我的儿子菜虫虫又恰好来到了我的生活中，他就写邮件问我，你怎么做父亲，你会告诉他这些所谓的真实吗？这就是我写《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一文（编者注：即将在本刊发表）的原因。我怎样对待我的学生，我也会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这篇东西，是我的真实想法，私下里以为，我的看法和做法，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鲁迅那篇同题作文。

裘和王是好朋友。王较为内向，裘更加开朗。王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去年下半年，本地选人大代表，他们已经拿了身份证了，第一次作为选民，排队在体育馆投票，候选人是两个谁也不认识的符号式的人物。王就理解为这是践踏他们的公民权利。在投票的时候，王把两个人名涂去了，写了自己的名字。这个事情被班主任看见了，就说，你这什么意思？

这件事，裘和王来问我。我说，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在于你会不会被选上，而是，你认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了，这就是意义。也在于，我们要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还在于，我们通过做这件事情，找到了公民的尊严。
王放学骑车回家，跟我同路，有几次我们碰到了，一起骑回家，边骑边聊。我想告诉他们，生活本身是美好的，但社会进步会很慢。有一点让我很放心，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爱体育、爱艺术，身上有很饱满的情感。相比而言，裘更开朗幽默，王更文学化一些。

高三毕业后，裘来问我借书时，送了我一件特制的T恤衫，他们家是开服装厂的，上面印了这句话：I was born intelligent,but education ruined me。（我生而聪明，教育愚弄了我）这是我教书至今收到的最珍贵的两件礼物之一。另一件珍贵礼物仅仅是一句话，一位毕业多年的学生，新近在她博客里贴了一篇北京游记，篇首有一句献词：献给教会了我思考的蔡老师。这是对我的最高肯定。因为这就是我现在努力在做的，我希望他们学会独立思考。

选自《读写月报 新教育》08年第 7 期  详情见http://bbs.eduol.cn/2008-9/28/3020212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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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与教授作家激辩:小学语文教材是否允许虚构
2011-01-04



　　《陈毅探母》和《爱迪生救妈妈》纯属虚构？去年10月份，由一个民间研究团体发起的教材批判让小学语文教材陷入“造假风波”。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之一、被媒体称作“麻辣教师”的浙江绍兴稽山中学教师蔡朝阳日前做客江苏教育电视台《现在开讲》，与江苏的教授和作家辩论“小学语文教材是否允许虚构”。
　　反方
　　“麻辣教师”蔡朝阳：
　　虚构教材教出的孩子会很“变态”
　　在蔡朝阳看来，小学语文教材事实的缺失非常严重。他觉得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绝不可以原谅。“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主要存在三大问题，”蔡朝阳逐一和记者“数落”，一是杜撰名人故事，典型的是《陈毅探母》和《爱迪生救妈妈》。二是篡改经典原创，有的甚至丢失了原作的韵味。三是塑造病态的母爱。其中存在经典缺失、儿童视角缺失、快乐缺失和事实缺失四大问题。
　　蔡朝阳和他的民间团队针对语文教科书“鸡蛋里挑骨头”的“壮举”是从2009年的暑假开始的。他们在《读写月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孩子在吃错药》的文章，对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进行了挑刺。“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的《晚上的太阳》一文是虚构的。此文的大意是：爱迪生刚满7岁时，就用镜子反光的原理来照明，使医生在自己家里为妈妈紧急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但是根据记载：爱迪生生于1847年，而阑尾炎手术最早的记载是1886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886年第一例阑尾炎手术时，爱迪生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小学语文教材是否应该虚构”的质疑声也随之四起。
　　“按照现在的教材教出来的小孩会很变态。”蔡朝阳在节目现场说出的观点再一次“一鸣惊人”。蔡朝阳认为，教科书作为一种工具，不能有虚构。“虚构的故事无法担负教材的教化功能。”
　　江苏儿童文学作家章红：
　　用虚构的故事教育孩子，难让人信服
　　蔡朝阳的观点得到了江苏儿童文学作家章红的给力支持。“我认为蔡老师‘鸡蛋里挑骨头’的实质是把教科书从神坛上拉下来，”章红说，教科书用虚构的故事来教育孩子们，无法让人信服。
　　章红认为，在鉴别中小学语文教材能否虚构之前应该区别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与恶意“虚构”之间的关系。现场一位二年级的小观众的即兴发言更是振聋发聩，“我不喜欢虚构的故事，我觉得对真实的人物进行虚构是不对的。”
　　正方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吴翔：
　　良好效果的虚构没什么不对
　　而南京晓庄学院的吴翔教授立刻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在吴翔看来，教材中故事的魅力不仅在于情节，更在于其阐述的道理，传递的价值观。那些或真或假的故事更多的是一个符号，指引着人生努力的方向。课文的虚构无可厚非。“我认为，教材中良好效果的虚构应该继续保持。蔡老师大概是有些‘文化洁癖’吧。”
　　“教科书是否要当作历史书来读，”由吴翔教授“领衔”的“质疑团”抛出的问题显得更为理性。“蔡老师在质疑之前应该弄清楚国家开设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在节目现场的一位中学教师的观点显得更为“亲民”，“也许善意的谎言比丑陋的事实更能教好孩子。”
　　蔡朝阳和他的朋友还出了一本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用更好的方式来爱孩子，至于观点表达后会对引发怎样的讨论我没想象过。”蔡朝阳再一次向观众澄清了他的出书动机。“我从没想过对现有的教材取而代之，只是想用自己的努力给现有教材‘打个补丁’。”针对前不久网络上好评一片的《开明国语课本》，蔡朝阳认为是编者叶圣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完整的教育理解让这本书成了老教材中的精品，“我们现在也能做出这样的教材。”
　　记者获悉，这位在学生眼里“麻辣又性感”的年轻语文老师是一个活跃的教育批评者。他曾经自嘲写道：“白天我是语文老师，满手粉笔灰，来吧同学们现在跟我念‘大江东去……’夜晚，我是斗室里不无忧伤的哈姆雷特。”
　　但不无“不无忧伤的哈姆雷特”却无力改变现有的事实。蔡朝阳的孩子今年五岁，马上将迈进小学的门槛面对现有的教科书。对此蔡朝阳觉得非常无奈，“我没有办法像郑渊洁一样自己给孩子撰写课本，所以还是会选择把孩子送到现在的普通小学去上学，”蔡朝阳说，集体生活是孩子成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是会担心孩子长大知道真相后会问我，‘爸爸，你明知道教材这么差，为什么还要把我送进学校？’”　　　杨甜子　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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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抱怨 捧起书卷

蔡朝阳

[url=]　　在统一高考的高中教育体制下，杭州外国语学校多少是个异数。据我所知，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一直是杭外的可贵传统，因此，每个杭外学子的记忆里都有不同的、或长或短的书单。曾是杭外语文教师的郭初阳，多年来也一直在给学生做阅读书目的推荐，尽管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但精神核心是一致的。因为在杭外，这是教学常态。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杭外的毕业生普遍与众不同。

　　有人认为，只有杭外才可能出现这样的寒假作业。因为无论从生源、师资、学校教育传统等各方面，杭外都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一定程度上我认同这样的判断，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这样去理解：不是这个书单太高深，而是目前的教育普遍忽视了中学阶段孩子们可贵的钻研精神、潜在的思考力和创造力。从个人的生命历程看，十七八岁正是思维最活跃、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若不能接触人类文明史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对其一生都将是巨大的憾事。

　　对于多数应试语境下的师生而言，不应止于抱怨或批判，而应思考我们普通中学的教师能不能拿出勇气和智慧，寻求突破应试教育的空间和契机。自由阅读当然不是教育的全部要义，但这确实是练习自由思考的最好方式之一，因而，课外阅读是向教育原生态的大胆回归。选择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对于多数师生而言，是最经济最保险的方式，但同时也是最没有想象力的方式。我并非怪罪这些老师和孩子，毕竟，某种程度上，教育是一种投资，他们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到主流的评价尺度之上。

　　但作为教师，我们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而无能为力”，唯有使自己变得更强悍，更充满智慧，才能抵抗制度性的破坏力，保全自己正常的天性。教师作为成年人，作为掌握课堂话语权的人，较那些尚未成年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强者。如果教师不能有所作为、以身担当，那么学生的力量何来？因此，带领学生阅读、思考、写作，既是教师的自救，也是对教育的一种负责。

　　事实上，杭外的这份书单并非空谷足音。就在刚刚过去的寒假，苏州星海实验中学的史金霞老师也给他们学校的高二学生制订了一份推荐书单，其中有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苏小和的《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我们要看到的是，星海实验中学面临的高考压力比杭外更大，那么，为什么他们竟然也可以呢？杭外的书目不可照搬是实情，但引导学生自由阅读的精神却可以效仿并广泛流传。我经常感慨，能遇上爱阅读的老师的孩子们是有福的，因为思想之光必由他们亲手去开启。

　　据我所知，不单单杭外，不单单史金霞老师，还有很多学校、很多老师，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只是没有成为新闻事件而已。浙江桐乡凤鸣中学的吕栋和他的同事苦李、邮差，多年来一直默默带领孩子们利用课外时间读书看电影。我看到过孩子们写的影评，颇有思想的锋芒。湖北仙桃中学的梁卫星与苏祖祥两位老师，他们在指导学生阅读方面，也一直在不懈地努力。这些老师在中学阶段对学生施加的影响，必将在学生日后的发展中得以显现。

　　我们必须修正一些观念。通常在一部分家长、老师眼里，所谓阅读，无非是“读闲书”。在应试体制之下，“读闲书”往往被看作与学习无关甚至矛盾的事情。这真是大谬不然。因为，从事实来看，即便单纯应对考试，多读书也是有益的。爱读书的孩子不但写作上高人一筹，应试的技巧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一个单纯应试的学生，和一个较喜欢思考而明一定事理的学生，前者的抗击打能力更弱一些，而后者在抵御制度性的摧毁时，常有惊人能量的爆发。写《我的奋斗》的罗永浩便是一例。

　　明事理的孩子，会找到一条调和的路径。而单纯应试的孩子，多只能在消极厌学中苦挨岁月。一种俗见的观点，总觉得自由思想和高考高分是相矛盾的。其实不然，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孩子，他往往能将两者统一起来。读课外书，勤于思考，有助于开启孩子的智慧，智慧之门一旦打开，他会形成一种平衡感，懂得协调自己，高考便也不在话下。

　　当然，这是功利性眼光之下对读书的一种解读。每次我以这样的方式说服学生多读书时，总觉得很无奈。因为阅读本身，已经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诸般色彩尽化为/声音和气味/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妙如奏乐……”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如此吟唱阅读的快意。

　　面对阅读的美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逃避好书的诱惑呢？

　　蔡朝阳，浙江绍兴稽山中学教师，2010年度入选《时代周报》“影响时代进程100人”。着有《阅读抵抗荒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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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小学语文教材值得信任吗？

2012年02月23日
新京报




蔡朝阳 资深语文教师
一个孩子，发现语文教材《同步阅读》材料中的文章涉嫌抄袭，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紧接着的第二个疑问，就是这样的问题是否是孤例。
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从他女儿的口中得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的《同步阅读》中一篇署名“江江”的《树的故事》，和图画书《爱心树》，内容几乎一样，可以看做简单复述，后面还加了几句颇为拙劣的读后感。这自然事关抄袭与侵权。《同步阅读》并非教材，而属于跟教材配套使用的教辅。其实，据我的观察，非但教辅中很多这种篡改，教材本身对原作的篡改与删节也不少。
当年叶圣陶先生曾说，课文无非是个例子。在民国时代，小学语文教材有很多种，供各学校挑选的余地很大。即便仅仅是个例子，这些例子也颇为严谨。以《读库》重版的《共和国教科书》而言，这些小学语文课文在言之有物，观之可亲之外，几乎每一则文章，都有出典，经得起推敲。因为教育要给予孩子们起码的认知能力，以及自由选择的可能。这在前人看来，是不言自明的。而当教材被定于一尊，成为不可质疑的教学经典之后，竟然连内容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起来。以现行的几种小学语文教材而言，对选入教材的原文的篡改与删节，多到令人不敢相信。
吕栋先生曾对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名著《不肯长大的小泰莱莎》进行过文本对照。在选入北师大版的小学教材三年级上册时，该文被改名为《不愿长大的小姑娘》，原作译文三千余字，入选后又改写又删节，仅剩619字。这般篇幅，如何保持罗大里的原意？但问题其实不在于篇幅的压缩，而在于彻底改变了原文的主旨、结构以及人物形象。罗大里何辜啊？
人教社版四年级上册中，有一篇巴金原作的《麻雀》。该文选入教材，删除了两段重要的原文，其中结尾处，巴金的立意在于“爱”，这符合巴金一贯的思想主题。但选入教材后，完全删去了这两句话：“是的；不要笑啊。我尊敬那只英勇的小鸟，我尊敬它这种爱的冲动。爱，据我想，比死的恐惧更强。唯有靠它，唯有靠着爱，生命才得以维持，才得以发展。”这本是画龙点睛的结尾，删除之后，巴金的原意被完全曲解。对爱的赞歌，变成了毫无由来的莽撞的勇敢。难道我们还真好意思继续认为，这是巴金的作品吗？
当然，技术性的删改未必不能做，在不损害原意的前提下，以便于孩子们接受，或许可以。但若这种删改使得原文的意思都被扭曲，首先是对原作者的极大不尊重。尤其，在持续地关注，广泛地考察后，我发现这样的篡改、杜撰并不是偶然的，恰恰是一种常态，甚至我怀疑这些篡改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比如郭初阳曾多次质疑人教社《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的真实性，为了应对这一质疑，在不断的新版中，出版方对此文做了三次修订，以自圆其说。教材如此儿戏，怎能成为孩子学习的经典？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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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凭什么“影响时代进程”

作者：王学进

由《时代周报》发起的“2010影响中国时代进程100人”评选结果揭晓，其中“十大教育工作者”中有浙江绍兴稽山中学的语文教师蔡朝阳。入选理由是：“他幽默、风趣，因此能赢得学生的喜爱。蔡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培育学生读书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他在学生中受到较高评价的重要原因。他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让孩子们看到了真相，知道了不同的观点，扩大了中学生的视野。”     作为相知甚深的朋友，朝阳9日晚得知入选的消息后没有及时告诉我，只是告诉了母亲和妻子。10日早晨，宁波一位朋友短信告知我此消息，情急之中，赶紧电告朝阳，谁知他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一再说评委搞错了，如他这样平常的中学教师哪有资格与朱清时、刘道玉、李培根、袁腾飞等赫赫有名的教育名家同时入选“十大教育工作者”呢？我追问一句：是否因为他与郭初阳他们编写了《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获得入选的资格。他说，不是，如果因为此，郭初阳名气比他大，更有理由入选。     总之，他至今还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凭哪点成了“影响时代进程”的人物？而且还名列第四位。以我对他的了解，知道他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修为到了宠辱皆忘的境界，事实正如他所说，这些年，他只是在一心一意地教书和养儿子，再就是与朋友海阔天空聊天和写博客，并没刻意追求什么。是的，他说的是大实话。但也正因此，我才格外敬佩由100位资深媒体人如新浪网总编陈彤、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闾丘露薇等组成的评委的眼光，他们舍魏书生等当今中学教育中大名鼎鼎的特级教师和功勋教师不评，偏偏看中蔡朝阳、袁腾飞这样有争议的另类教师，委实有独到的眼力。     那么，蔡朝阳到底凭什么“影响时代进程”呢？这评选名头确实够大的，一般人担当不起。毫无疑义，凭朝阳此前和现在取得的业绩还不足以“影响时代进程”，这种“影响”或许体现在今后。不怕出老友的丑，朝阳不是对付应试教育的行家里手。他多次在朋友圈子中夫子自道：他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不怎么样。好几次还乐呵呵地坦陈：在期中（或期末）语文考试中，他所带班级的成绩又是倒数第二位。一点也不难为情。随后又高调声称，他还要给学生看电影，给学生推荐必读书目录，并且依然不屑于什么新课程理念，他仍然要按照自己的教育观和价值理念，上他自己喜欢也为学生喜欢的语文课。     为此，我与几位教师朋友多次私下里议论过朝阳的授课理念和方式，最后一致认为，他走的是一条全然不同于普通老师的路，他有自己的走法，他确实是一只“特立独行的蛋”。其教学实践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在用他的自由思想和公民表达反抗应试教育，他不屑于向学生传授应试技巧，不在乎自己教过的学生能否考高分，而是倾力于向学生传授公民常识、自由平等等民主意识，概言之，即传授普世价值。这种教育成果也许不能体现在当下，但一定能作用于未来。我从他教过的学生中预知到了这点。他有位学生叫朱桂英，浙师大毕业后现在《东莞时报》做记者，今年上半年，她曾为我供职的教育杂志写过一篇有关朝阳的随笔，从中能体会到蔡老师对其影响之深。此种亦师亦友的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是我所向往的。     7年前，蔡朝阳曾以发表在《教师之友》上的一篇《魏书生：技术主义和权威人格末路》名噪一时，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对当时如日中天的魏书生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进行了批判，同时也传递出了他所追求的价值观念，此后，他也的确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价值观，并一直坚持到今天。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追求如今终于得到了认可和回报。此刻，我在为其感到骄傲的同时，更希望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全然不同于当下百病缠身的应试教育的新路来，从而影响未来中国教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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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敢教书
　　——关于郭初阳《颠狂与谨守》

蔡朝阳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论语》　　

世间无人比我担负了更艰难的工作，世间艰难的工作亦无人比我做的更善巧。

——废名《阿赖耶识论》　　

“胆敢教书”，是手头这本《颠狂与谨守》的一个备用名，最后郭初阳选择了“颠狂与谨守”，当然更为恰合。所谓颠狂，我以为是指其在语文课堂大胆跃出，不拘于一格；而谨守，则指向其内在的墨守成规，君子有节。作为备用名的“胆敢教书”这个词，现在被我借来作为书评的标题，其实仅是某一瞬间的怒从心头起。起因在于我去听了几位年轻同行的语文课，作为不愿意对体制内语文教育说三道四的人，我后悔听到了令人难受的课堂。这不是语文课堂，而是对语文的践踏。在这样一种场合，无法以平和的心态讨论，又无法忍受耳朵边的聒噪，“胆敢教书”四个字，便跟瞬间的愤怒一起，裹挟住我的神经。
事后想来，愤怒已是不该，观念正确的情绪应该是遗憾加上焦虑。然而我非圣贤，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免不了怒气勃发。人可以浅薄，但人不可以僭越。我明白妄人的产生自有制度性的根源，但尚不能说出“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讽刺在于，我的愤怒质问，仅发生在心底，并于瞬间化为乌有。并且这个质问跟郭初阳“胆敢教书”原意恰恰相反。在郭那里，“胆敢教书”其实所指为一种教育的勇气，这是对教书这件事的敬畏，也包含着郭作为独立语文教师的谦卑。其实，我们无需把郭初阳的语文课堂跟当下的教育现状放在一起，其课堂价值早已卓然挺立。而其本人身上敬畏与谦卑也早已水落石出。　　

一、对课堂的重新定义

起初，我对郭初阳潜心于语文课堂的研究并不以为然。多年来，一直感叹，想他这样的才华，为何要花费在语文教学这一个小道上呢？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私下里跟别人说过，也曾当面对他有过建言。
　　这也是我不愿意花费心思去研究语文课堂的原因之一。人生短暂，为何不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语文课堂，实在腾挪之地太小，举手投足之间，便觉得束手缚足，捉襟见肘。你的世界有多大，你的梦想才有多大。当然，在我，其实最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我缺少像郭那样的研究能力。为了研读课文，郭自己有一个词形容叫“险觅穷搜”，这件事，世上无人比他做得更善巧。所以拿到新书，乍读之下，第一个感受仍是：郭初阳不做学者，真是可惜了。但转念又一想，这如何不是学者，现在他做的课堂实践和研究，如何就不是一个学者才能驾驭的呢？万幸他当初没有考上研究生，那样也许是中国万千学者中多了一位考据癖患者，而语文课堂，则少了一位自由的牧者。
我开始改变对语文课堂的看法，主要是在郭初阳的影响之下。2007年《言说抵抗沉默》出版，恰逢傅国涌新书《文人的底气》出版，我同时读这两本书，乃有所感：读傅师书，愿投身新闻事业，开拓免于恐惧之自由；而读郭兄书，则愿潜心教育，为尚未到来的社会培养新人。而究其实，我什么也没干，闭上眼睛，便是黑夜。2011年夏在《新教育读写月报》无锡会议上，有朋友问，郭初阳与你相互影响，究竟谁比谁更多一点。仓促之间，我并没有说到关键处。当然朋友是我生命中的盐，假如大学是一生的转戾点，那么碰上这样的朋友，对往后漫长的一生，都是最幸运的事情。回到我们赖以谋生的语文教育上，则是郭初阳的践履，才使我明白了语文课堂的有可为。
前面我说，我认为语文课堂的世界是很小的，小到无所措手足。不过明显由于志大才疏，在语文教育之外，我也无所作为。而郭兄十几年的苦心孤诣，生生把这个我以为的小世界做大了。也即是说，在教育的一环，郭初阳对我最大的启示，是用他的努力，为我重新定义了课堂。这个我本以为是尺寸之地无所作为的所在，他开辟了大视野，做到了思想的丰富性。这其实是课堂的本然，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到，唯有朋友的努力，才使我见证美丽新世界。是以我近来突觉他像一个魔术师，课堂便是他的魔盒，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这个启示同时也是一种治学的态度，乃至一种生活的态度。不要以为你从事的事情毫无价值无所作为，关键在于用真诚、持续、敬畏的态度。态度不决定你从事的工作的高下，而见出你心灵的觉解。从《言说抵抗沉默》之后，他越做越从容，如今年近40，乃轻车熟路，捧出这本《癫狂与谨守》，不事张扬，不事雕琢，真有点“不惑”的感觉。
我也在想，为什么他竟可以如此淡定，从事一桩我曾不以为然的工作如手握明珠？我猜想跟他的信仰有很大关系。在认识神之前，郭初阳自己曾说，他是一位“炫技者”，而我跟朋友说，他的公开课，就是巴黎时装发布会。而如今呢，在后记中，他说：“教师之业，潜藏有绵绵无尽之恩典。”这可以说是神所赐予的一方田地，交割的是人们的心魂。这么来看，世上还有哪一件事，有这么庄严与神圣？以前人们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词语不对，灵魂的事，叫做上帝的归上帝，凡人如何僭越。但语文课堂何尝不是一个各自交出自己真实心灵的所在呢？在人的属性中，还有什么比心灵更加重要。这属灵的层面，你说，你如何敢教？你非上帝，如何有大能塑造？这么来看，我们无论用怎样严谨的态度，怎样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谦卑，都不为过。
是以，这本语文课堂的实录，毫无矫饰，淋淋漓漓尽是原生态。而每则课堂的点评，或赞或贬，照单全收。包括范美忠对《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的点评，在我看来，其实值得商榷的地方很多，那种漫无目的的所谓生成性课堂，是一种空中楼阁，即便专业人士有预备的讨论，尚且会跑题万里，更何况中小学生呢？必要的预设，是思想之河的堤岸，有了这些个堤岸，河流的奔腾才更为有理有节。
我也不是说这些个课堂实录都是毫无缺陷。《远与近》《沉重的时刻》等诗歌，在细节上值得改进的地方自然不少，西渡老师的批评从诗歌本身的意义出发，启发颇大，毕竟诗无达诂，过犹不及，如果太早太多给予定性的分析，对审美反是伤害。但课堂既然是时间的艺术，在一维向前的线性流中，缺憾便是这种时间艺术的固有成分。关键在于师者的态度，是封闭的还是包容的。是以，这本课堂实录，对我们这些同行来说，仅是呈现，而无宣教。见仁见智，都在读者。摩西兄的评点说“逊位皇帝”，颇有会意处。但我觉得尚嫌不够，逊位皇帝，毕竟还有皇权的不二属性，不如说这是多声部之中的一部，郭初阳似退实进，拳拳之心可鉴。退的是他的师道威权，进的是他对课堂的敬畏。这样，我们重新来看“谨守”这个词，墨守成规君子有节自然不错，而尤其重要在于，谨守的也许还有一个悟得课堂这一场域的神圣感之后的语文教员的本份，不自矜成就也不自我菲薄，尽人力，守敬畏。也许这才是此书潜在的本意。

二、对教师身份的重新诠释

对教师身份的重新认识，其实是跟对课堂的重新定义不可分，两者不是硬币的两面，恰恰是硬币的同一面。因为，只有在课堂中，才是教师的身份最显著的时候。
　　我想说的不是郭初阳独立语文教师的身份给我的启示。诚然与体制决裂，也是一种重新定位。但郭初阳并不是唯一的。尤其时下培训班多如过江之鲫，没能进入体制，被迫独立的教师也不少，但多数培训班依附主流体制而生，是应试体制有益的补充。从这个层面看，人们多赞誉郭兄践行的语文教育，回到了语文固有的审美与思想。而我觉得尤其重要的，是对自由的言说与训练。用他在后记中的话说，“课堂，是练习自由最好的场合”。世道浇漓，教育溃败，我们无能于万一之裨益，只求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到心安理得。
有一天我在微博说，天下苦秦久矣。宁波赵柏田兄调侃道，阿啃兄的兵器是“天下语文”。柏田兄是大作家，观察敏锐，我等自己尚未有清晰感受之时，就已经一针见骨。这是就对应试体制的反抗而言。我们两手空空无所依恃，语文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形势比人强，体制的刚性力量，对教师的塑造，可谓是所向披靡。教师自顾不暇，多安于成为教育体制的一粒螺丝钉，何尝有时间、有能力、有眼光，去审视语文？是以郭初阳这样一个教师，用思想的碰撞，去开启个体的智慧，殊为难得。但正如前面所言，这样的教师也并不少，这仍不是郭兄给我最大启发的地方。
我在阅读这本《颠狂与谨守》的过程中，突然想到曾拟过的一个书名：以自由看待教育。对自由一词的感悟、尝试与践诺，突然一下子在我心中明晰起来。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衡量一节语文课，一个重要尺度，也许可以是，这堂课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师生的自由思想，增进了我们对自由的理解。郭初阳指向的，念兹在兹，无非自由二字。一个人要活过多少你年，才能得到自由的光照？这自由，原本在我们心底深处，教师的职责，便在于重新唤起你沉睡的渴望。我说过郭初阳更加成熟了，因为这里没有空洞的呐喊，而被教师化解在每一节具体的课堂中。我们看到，这本实录中很多是小学生的语文课，原来除了拿腔拿调的诵读之外，除了廉价而庸俗的感动之外，还可以有这样的自由表达和自由创造。我最为叹服的是《套中人》一课，这些高一的学生，应该有一定阅读思考的基础，从而显得训练有素。而我叹服的是，教师顺手带着他们做成了一场知识考古学，而之中，反对奴役，追求个性自由的渴望如此动人。《鸟的天堂》与之类似，如果我们仅看作郭兄作为版本学家的考据癖的又一次发作，那就太浅见了。呈现不同的版本，乃是为了破除盲从、颠覆课文这个伪权威，从而激励学生的质疑精神。吕栋兄从课堂操作的层面，谓之“不完美的乌托邦”。确实，我们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而课堂作为瞬息万变的场域，所谓“完美”就只能是一场演出。因为自由是需要习得的，或许我们永远只能在习得的过程中。那么，在短短的45分钟之内，之前可能从未有过质疑的学生，突然遭遇这样一位教师，在循循善诱之下，迸发的能量竟也光彩夺目，已经令人赞叹了。如果我们设想，孩子们一直在这样的课堂中，该有多少创造力的萌发。前段时间我去杭州越读馆，准备上课的孩子们人手一张《南方周末》，我知道，这并非范文，而是鼓励睁开眼睛，大胆假设的津梁。兹以《弟子规》一课为例，当孩子们突然讲到暴力，以及暴力的传递时，一堂课的精彩之处就呈现出来了。多年以后，当曾经身处该课堂的孩子们，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是否会想起，那个遥远的，郭老师带他们学习《弟子规》的美好秋日？
所以，在蒙受自由之光的照耀后，教师对自身的认识便有了显著的不同。从《言说抵抗沉默》到《颠狂与谨守》，从课堂技巧来看，确实更成熟更自信了。但若仅止步于此，我也无需再来费尽心机，炮制这么一篇书评。正是郭初阳的谦卑与谨守，使我感受到了他对教师身份认识的微小变化。变化虽小，却又如此令人心悸，在我悟得这一点之后，心里忍不住有一种狂喜：师者，自由的牧者也！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以，对自由的谨守，才会成为师者最重要的品质；因真理而得自由，才是师道之最为尊严之处。而作为真理的追寻者，语文教师的责任倍加重大，因为我们手里紧握着母语。为何是母语，如果我们懂得这个词语的深意，就不会不更加满怀敬畏。和所有别的技术类学科不同，母语，这是开启一切幽暗的光芒。《圣经?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另一译本中，这个“道”字，也被翻译作“言”，足见语言的力量。托尔斯泰如此说：“是的，一切始于话语：‘话语是灵魂中最珍贵的东西’……它独自创造世界。”而教师之业，何尝不是得之神授？是以，面对众多幼小的心灵，你将如何述说，又将如何满怀敬畏与感恩？那么，我说，语文教师手里握着世界的未来，也不为过。他要以身担当，接通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精神与物质、神秘与世俗……
在我们当下，日常的汉语，已经跟教育一样沦陷了。汉语很少能再表达对自由的美好追求，而谨小慎微、奴性甚至阴谋秘计，倒是屡见不鲜。林贤治先生有长文，曰：《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作为汉语文学重要的部分散文，林贤治先生以手术刀般的准确切入了创作的肌理——五十年，自由的汉语写作何其稀缺！是以我们看到当下如野草般生长于民间的自由言说，便不禁欢呼雀跃。只要汉语不死，自由的中文依旧生长，就不能说民族没有希望。那么，语文教师是否也应该将自己纳入这一视野，以自由为准绳，来观察我们的教育，来践行他的职业呢。毕竟，一定程度上，汉语就掌握在语文教师的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战战兢兢地说：世间或许无人比语文教师担负了更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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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中老师蔡朝阳：影响中国时代进程

来源:市教育局 发布日期：2010-12-15

浙江在线12月10日讯 今天中午，当绍兴市稽山中学蔡朝阳老师听说自己入选“时代周报—2010影响中国时代进程100人”十大教育工作者时，深表意外。 　　“他幽默、风趣，因此能赢得学生的喜爱。蔡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培育学生读书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他在学生中受到较高评价的重要原因。他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让孩子们看到了真相，知道了不同的观点，扩大了中学生的视野。”这是华文媒体圈的100位传媒精英担任评委对蔡朝阳的评价。 　　2009年暑假，蔡老师与另几位志同道合的同行，在《读写月报》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孩子在吃错药》的长文，对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进行了挑刺。“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的《晚上的太阳》一文是虚构的。此文的大意是：爱迪生刚满7岁时，就用镜子反光的原理来照明，使医生在自己家里为妈妈紧急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但是根据记载：爱迪生生于1847年，而阑尾炎手术最早的记载是1886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886年第一例阑尾炎手术时，爱迪生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 　　“我没有为教育事业做出过多大的贡献，没有获得过任何主流奖项，也没有人推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搞错了？”在蔡朝阳看来，这次获奖是评委对自己的错爱。 　　此外，现住绍兴、被称为“最具人文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的周云蓬也与赖声川、韩寒等一同入选“时代周报—2010影响中国时代进程100人”十大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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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视野的几次转变》
蔡朝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e23f601008rau.html
(以下文字由溪流根据现场听闻记录)

1
其一：害怕人多的场合，两股战战
其二：性格特点，不善于掌握话语霸权
其三：谦虚地接受知识和真理
我的阅读经历几次转变，有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我毕业于浙江师大中文系，一直羞耻于毕业于师范大学，因为中学教师整体层次太低，刚上网时在新浪读书沙龙，羞于告知他人自己是教师，怕别人叫自己是阿啃老师。
目前的新看法是不要过多指责中学教师的低素质，而是思索为什么比其他做文化行业群体素质低，不明白事理。我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之人，如梁卫星等人，通过读书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层次。我们教师的劳动是非常枯燥，没有层次，我们的老师就是体力劳动，从衣着、行为上就体现出自己是一个做体力活的，一般而言，面容苍老的，层次不高的注定是老师。所以辞职的教师挺多。
如何提升自己，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我能够做的就是我读书我写作我表达，努力超越我自己，一个人的精神层次变了，生活肯定会发生变化。如果我对自己工作的看法变了，我怎么去做肯定会发生变化。在认识《教师之友》这一群体之前，我给自己的教师生涯所有的文件起名为“教书混饭”。
我喜欢读书，更喜欢买书藏书。我会把已经买过的书再买一遍，如《知识分子》，因为重版，又买了一遍。
因为读书，有底气，不再耻于毕业于杭师院中文系。大一时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古典文学老师对我很好，我就很喜欢他，并非因为他的学问。我们学院有很好的文学氛围和足球，我们足球队踢败了其他系队。
大学读书时对我影响较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驰东，诗歌写得很棒，另一个是姓朱的同学，读西方经典发现了西方人性萎缩的历史。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喜欢读书可是件困难的事情。杭州虽然学术环境不浓，但是书店很好，如有个三联书店，每到周末就骑自行车去购书。那时的书特别便宜，有1元书，有7毛书。因为环境和朋友的影响，我就爱上了买书和读书。
去年在教师之友发表了一篇关于阅读的文章，以前读书只看古典文学，高中时只读三本书，当时我做班级图书管理员，有了借书的便利，就利用“职务”之便接触到了这三本书，喜欢到与哥哥一起按格律作诗。读大学时古典文学学得好，就得益于这三本书。包括我教书时古典文学教得好，也是吃这一老本。
这是我阅读的第一阶段，我的世界只有古典文学。
附《南山路》
李驰东
每次进入这座城市
洒满肉体花瓣的城市
我都在躲开你
有时一种近乎羞怯的爱如此表达
你和我青春的所有梦想有关
在记忆中逐渐报废的它们
甚至能在一个大雨之夜把你漂起来
我不止一次感到混乱青春的秩序
就像我已经踏上通向黑夜的漫长旅程
躲开你
也许是一颗星，你孤寂的存在
使你倾向于呼吸和打开
接纳那些被露水打湿前额的人
我已无须任何光辉，因为你就是光辉

2
读大学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学。接触并非从西方古典开始，而是从现代文学开始。特别喜欢《百年孤独》，它向我打开了一扇让，一扇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大门打开了，里面丰富的世界就向我依次走来。由此喜欢和崇拜马尔克斯，然后大量地阅读了西方小说，读福克纳、卡夫卡、阿斯图里亚斯、乔依斯、爱伦坡、博尔赫斯……。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的小说，先锋派，马原、徐星、刘索拉、吕新、孙甘露、格非、扎西达娃、苏童、余华、北村等等。这下我明白了我国先锋文学的师承。
读完后开始写小说，自我感觉有马尔克斯的味道。结果有个高年级的写小说的家伙跟我说，很象苏童，我晕倒，因为我最鄙视苏童，竟然说我象苏童。不过自己最得意的小说是《黑暗中的谶语》、《虚拟之城》。
四年很快过去，我恐怖于去做中学教师，当时想考研究生，结果没考取，英语只考了三十多分。然后就被发配教书，这一教，就是10年了。

第二次转变，我从文学转向了思想。
3
我开始转型，是从大学时开始的，虽然我96、97年才记下这句话：余英时令我耳目大开。当时主要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中篇《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同时，我开始关注当代中国文学，切入点是先锋派小说：北村的《施洗的河》，它使我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去思澄堂听布道，买了《圣经》，把施洗者的呼告贴于床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我一路读先锋小说，最喜欢三位：马原、北村和余华。
这种跟西方现代文学的对照阅读是很有意思的，我从格非那里看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子，从余华那里看到卡夫卡和川端康成的影子，而扎西达娃的《野猫走过漫漫岁月》，我敢说就是一次对马尔克斯的翻版。所以有文学批评家说我们的先锋派基本上只是把西方现代派给演习了一遍。2001年时，马原和格非分别出了一本书，《阅读大师》和《塞壬的歌声》，均谈到西方现代派小说对他们的影响，多少印证了我当年的直觉。不过我认为当代最棒的还是史铁生，他有深刻的沉思。

4
当然我也读书一些经典，如雨果、罗曼罗兰、茨威格和帕斯捷尔纳克，诗人有荷尔德林、叶芝、里尔克等。如果说现代派文学叫我看到存在的深渊，那么，雨果这位浪漫主义作家，则给了我人道主义精神的滋养。我喜欢《九三年》等热血上涌热泪盈眶的书。
大学三年级时，我开始关心文艺思想。这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李泽厚和刘小枫。
后来，喜欢上了当代一位杂文家和小说家，王小波。因为他用无厘头的方式，完成了颠覆，实现了启蒙。他并没有多少高深的思想，依靠的无非是英美的经验主义理发，但是他强调一个常识，而这恰恰是我们国人所缺少的。这也导致我比较喜欢罗素。
后来，喜欢上了当代一位杂文家和小说家，王小波。因为他用无厘头的方式，完成了颠覆，实现了启蒙。他并没有多少高深的思想，依靠的无非是英美的经验主义理性，但是他强调一个常识，而这恰恰是我们国人所缺少的。这也导致我比较喜欢罗素。


◆对话
△关起捕鱼：
你喜欢王朔吗？虽然他已老去，一如崔健。
▲阿啃：
不喜欢王朔,因为他真正破坏了一种对真善美的追求
△网友：
为什么现在不喜欢王小波?
▲阿啃：
因为我读到了更好的文章,王小波相比而言不是一个深刻的一个作家,喜欢他只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不合体制的自由撰稿人,但他的写法以退为进,以嘲笑的中吻写作.再有他没有悲悯意识,这不让人尊敬
△网友：
平时怎么上课?
▲阿啃：
课前五分钟自由演讲,无师生互致问候,一堂课主要是我讲,公开课时也注意让学生参与活动.
△网友：
如何找到生活的一个支点?
▲阿啃：
这世界不是仅有我一个人,一个人无法改变世界,要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真正做一些自己能做到的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
对高考作文的思考?你接手的班作文水平如何?
▲阿啃：
高考作文命题内容、方式不欣赏,它会让学生习惯于说假话.
曾经辅导过一个作文基础差的同学，教他用杨朔的手法写作文，有很大可能得高分。
△网友：
如何看待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阿啃：
伪问题，教育应该是人的教育。
△qywx32：
1、你是一个很爱阅读的人，写的作品虽然我看得不多，但是能找到的全看了；虽然短小，但按钱锺书的看法，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我的问题是：你觉得你的阅读在中学教师中有普遍意义吗？你对教师阅读的期待是什么？或者你想借自己的阅读对我们的阅读环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你的工作是教师，这样的阅读应该怎样和中学教学的实际结合起来？请说出具体的结合的维度，并举出一些例子。
3、每个人的阅读维度是不一样的，就我个人而言，很多的阅读经验与爱好，甚至一些行文、生活方面的爱好跟你大体差不多，但你的有一些观点，或者说你所批评的，就有我所喜爱的，甚至我个人具有的。比如苏童，我就挺喜欢他，读他的小说不着眼于词句，而是着眼于整篇的体悟，相对于北村、格非、余华等人，他似乎更如挂角羚羊、留爪飞鸿，请问你是不愿与苏童作深刻的交流，还是存在着阅读前的偏见？再如王小波与杨朔，你觉得读他们，后来对他们进行批评，是你阅读与思考的不断超越，还是“变化”？
4、现在“第三条道路”或“自由主义”主题的阅读也还是一股潮流，他们充当“叛逆”者或曰“盗火者”的形象，请问你有这种倾向吗？你觉得自己的关怀的热情与“叛逆”的革命两种成分，哪一种更多一些？你认为他们，比如林贤治、以赛亚·伯林，讲得就全部正确吗？你认为李欧梵的文章如何？
我的问题还有很多，也有很具体的，就不一一问了，如果阿啃在现场的话，可以回答，也可以在这里回帖。真想跟你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或者干脆第三期就放在杭州或南京得了，这样，我们很多人会近一些，也可以请傅国涌到场设坛布道呀。
▲阿啃：
1、我想中学里面，喜欢读书的，恐怕不会特别多吧，中学里面毕竟不是闲闲书话，不过我发现，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一个两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有很多例子的。所以我觉得，读书毕竟是一件小众化的事情，这些不多的人里面，阅读的层次和角度也各自不同。所以我更觉得读书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读书，仅仅代表我读书而已，什么“普遍意义”这样的词我就不敢说了。说到对中学教师的阅读期待，我同样不敢有。昨晚助理问我，现在读书主要读点什么，我说还是兴趣。就是为了一个乐子。
2、你的工作是教师，这样的阅读应该怎样和中学教学的实际结合起来？请说出具体的结合的维度，并举出一些例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把教书当作混饭的职业，所以读书和教书，分得比较开。教书是职业，读书则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跟我喜欢玩电脑游戏差不多。
但是读书毕竟会带来自己思想的变化。比如我对教材里面的课文有了选择，有了自己的看法，不迷信。对教参也颇有异议，我在课堂上会把我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比如人教版高一第一册，对《我的呼吁》《宽容序言》《名人传序》《我有一个梦想》这几篇课文特别重视。
在学习《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刚好我们附近一个学校，发生了学生斗殴伤人事件，我就从学生的暴力开始，叫学生讨论如果一个人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怎么办，然后联系到“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样的思维习惯，从而引出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思想资源，是我们所稀缺的，正如史怀泽《我的呼吁》里面敬畏生命的思想，我觉得都是很可贵的，就特别重视。
另外我做过一些诸如编校报/主持人文讲堂等事情，都尽量能够推荐一些我认为好的作者和作品，给学生阅读。
在自己的语文课堂上，经常举行一些读书会之类的事情。这些书，有些是我推荐的，比如我推荐他们读奥威尔《动物庄园》，果真有同学读了，还很震动。因为我的学生毕竟初中时没怎么读过书，《小王子》他们也是第一次才知道。这本童话很多同学后来都爱上了。不过学生自己最喜欢的郭敬明和安妮宝贝，还有一些玄怪小说。我并不明确反对他们读，只是有机会的时候推荐一些更好的。毕竟，对高中学生来说，读书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考试自然也是要关心的，这没有办法，不过我并不放很多时间在诸如做练习之类的事情上面，从我自己中学时学语文的经验看，我都是不太爱听课的，但是读了许多课外书，结果语文成绩还不差。
3、每个人的阅读维度是不一样的，就我个人而言，很多的阅读经验与爱好，甚至一些行文、生活方面的爱好跟你大体差不多，但你的有一些观点，或者说你所批评的，就有我所喜爱的，甚至我个人具有的。比如苏童，我就挺喜欢他，读他的小说不着眼于词句，而是着眼于整篇的体悟，相对于北村、格非、余华等人，他似乎更如挂角羚羊、留爪飞鸿，请问你是不愿与苏童作深刻的交流，还是存在着阅读前的偏见？再如王小波与杨朔，你觉得读他们，后来对他们进行批评，是你阅读与思考的不断超越，还是“变化”？
我很高兴我们身上有许多相似点。其实我之前从兄的很多帖子，就发觉了我们身上这种相似点，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呵呵。
前面说了阅读是个人化的，所以我们在看法上有所不同，很正常。苏童这个人，我本来也是很喜欢的，他的“枫杨树”系列什么的，我都曾经很喜欢。但是后来，我读了他的《肉联厂的春天》《紫檀木球》《蛇为什么会飞》等小说，就彻底对他失望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该不断的超越自己啊。比如史铁生就是不断超越的。
现在我有两位网友，也还是十分喜欢苏童的，比如有一位跟我谈到苏童的小说叙事，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对于苏童，恐怕我有偏见在里面吧。但是当代小说我现在真是不感兴趣了。缺乏更为超越的纬度，比如我从雨果/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里看到了某种高贵的东西，但是中国当代小说很少使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只从史铁生和潘婧的小说里看到过。倒是散文，这两年出了好几本。比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
王小波的确是我以前入迷的。我还写过《当王小波成为一种流行》这样一篇文章，我认为那些“王小波门下走狗”基本上没有理解王小波，他们学习王小波的笔调也不象，更不用说王小波的启蒙意义了。
我当初把王小波当作一个有启蒙意义的作家，同时他的经验主义证明了他的理工科的思想背景，我读文学出身，阅读视野还很狭窄，1994年第一次读到王小波，就被他俘获了，成了他的fans，有许多年。现在我觉得王小波最大的问题在他采取的是一种以进为退的姿态，他似乎在批判，可是他批判的是多年以前的事情，很安全。当我读到萧雪慧/王怡/傅国涌这样的文章，就发现了王小波的局限。另外，王小波的笔下一直有一种智力的优越感，而我现在觉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也许应该更加谦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