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作一个播种者么——想起教育家黄长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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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作一个播种者么——想起教育家黄长直先生

王栋生

一

　　第一次听到这诗句，是苍凉的颤音；今天读这首诗，忽然感受到青春的激情。虽然经历劫难，那个声音仿佛从来就是那样的平静。诗的作者是已故教育家黄长直先生。他死于1960年，贫病交加，应当说是饿死的。1982年“平反”后，他的哲嗣、学者黄一龙把这首诗刻在他的墓碑上。

　　诗选自黄长直留下的《播种集》。这本书是作者1935年至1946年间的诗文合集，初刊于1946年，收有文论67篇、诗词294首、楹联42幅。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人民教育家的一颗赤子之心。

　　《播种集》放在我的案头有4年了，这首诗也不断地在耳边萦绕。很多次我很冲动地想把自己的感觉记下来。可是我怕写。我惭愧，我总觉得对比前辈的工作，我们的成绩微不足道，我们无颜面对前辈期望的眼神，我无法面对那样的灵魂拷问。我们今天的工作环境，前辈毕生不敢奢望，然而我们正在做的一切，很可能是他们所不齿的。

　　但我还是一遍遍地拿起这本书，问自己：“你愿意作一个播种者么……”

二

　　黄长直，四川成都人，一生追求民主与进步的师范教育家。1919年，他入四川省国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阅读《新青年》，接受“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他一生坚定的民主理念和强烈的爱国感情，就孕育于这个时期。青年时代他外出求学十年，一边读书一边实践。他亲身经历了“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夏天，在天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编辑中共机关报《华北新闻》的副刊《星星》，后来因环境恶化，组织关系中断。193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接受在四川合川县任教育局长的同学吴大猷的邀请，到合川县立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后来又在川东师范、成都女子师范等校任教。

　　在成都女师，黄长直担负学生管理和教学组织的工作，这是他教育思想形成并且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1940年夏，他被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任命为绵阳师范学校校长，离开成都女师赴绵阳主持建校。建一所师范学校，在和平建设时期，未必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则是一件万难的事。黄长直义无反顾，他四方奔走，筹措经费，聘请良师，主持校务并亲自授课。学校建成后，他曾总结说：“校舍不必辉煌，设备不必丰富，经费不必充裕，……但须实事求是，不卑不亢，即可完成极大之贡献。”（《在绵阳模范区国民教师座谈会演说辞》）

　　不管条件多么艰难，黄长直对办教育有一种自信，他曾说：“英雄可造时势，今日之国民教育正需吾人不计苦乐荣辱穷通得失，而兢兢以赴，前仆后继，唯恐失之。则此热忱之精神的投资即为将来伟大的胜利成功之左券。此即就常识而可以判定者，通达之士谅无惑焉。”（同上）

　　研究现代教育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陶行知、晏阳初和黄长直这样的教育家的共同之处，即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把事业的起点放在师范教育和乡村教育上，把民族复兴的希望放在民众的觉醒上，他们关注的是普通人受教育的权利，因而他们选择启蒙性的工作。

　　那是个洪波涌起，星汉灿烂的大时代，当然你也可以称之为“乱世”。常人眼中看到的是国难、贫困、落后、愚昧，而启蒙者、播种者在这里看到的是觉悟、力量、复兴……

　　这一时期的工作中，黄长直把学校教育和抗日救国的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教导学生以复兴民族的伟大事业为己任。他勉励青年学生说：“生活的艰苦恰似一张滤纸，透过它才算是坚贞不拔的志士，而肩负着最大的责任去争取民族存在呼吸的顷刻。”这种对青年进行社会责任教育，品学并重、以品促学的主张，是黄长直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黄长直所一以贯之坚持的办学理念，在今天看来，也未过时。在教学上，他主张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反对灌输式教学。他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主张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尊重学生的学习个性，因材施教。在总结自己的教学管理经验时，他说：“本人所曾努力做到的，只是供给同学一些机会和境遇，使大家优良的素质能够自然发展起来，从这点看来，可以说是成功了的。”

　　师范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怎样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教师观，早在那些年里，黄长直就有自己的考虑。在成都女师和绵阳师范的办学实践中，他一直倡导学校教育和社会责任相联系的方针。他撰写的《绵阳师范校歌》里，有“良师兴国，舍我其谁”那样豪迈的口号；他还把“良师兴国”四个大字大书于学校大门墙上，鼓舞学生和民众。在抗战期间，他仍然也向社会宣传了“重教尊师”的进步思想。他在确定“绵师精神”的内容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培养民主观念”、“提高读书风气”、“发挥专业精神”——这样的口号，即使在当今的师范教育或是教师专业发展教育中，仍然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在绵阳师范校长任内，他始终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待人赤诚、宽厚和平，由此赢得同事的信赖和学生的尊敬。

　　黄长直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至死不渝，命运却给了他更严峻的十年。1950年初，人民政府热情邀请他回绵阳师范续任校长，因为像他那样的教育专家实太难得了。他到达学校时，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列队欢迎。黄长直万分感动，热泪盈眶。这位在旧时代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知识分子，曾为教育理想无法实现而失望，现在，他认为自己愿望可以实现了，他重获新生了。怀着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情感，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参加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投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他真诚地准备改造世界观，同时准备改造和重建自己的教育理论，完成未竟之事业。

　　但他这种火一样的工作激情却遇到空前的冷落。没几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天天地“向左转”，不公正的对待开始了。1953，这位深受师生爱戴的学校的创建者突然被免去校长职务，调往德阳县中任语文教师。这次政治横祸，始于1939年寒假参加教育部中等以上学校校长、训育主任“聆训会”时，他曾按统一要求，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和三青团。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在旧时代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他曾在旧时代洁身自好一尘不染，他在教育界享有的盛誉，统统被一笔抹杀。屈辱的日子还没有完结：1959年3月，学校大会上，宣布“县委决定”，把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押送到临近的罗江县农村“监督劳动”。此时的黄长直病饿交加，而原任小学教师的妻子其时也被“下放”去喂猪，无法照料他。他于1960年3月20日逝世，死时全身浮肿。一代教育名家，就这样死于非命。22年后，才有政府的“平反通知”下达。

三

　　读完《播种集》，不能不为黄长直的命运而哭。他忠诚民族的教育事业，至死不渝。他有在两个时代办学的经历，遭遇了不同的环境，都遇到了不可想象的艰难，特别是1953年被解除校长职务之后，他已无用武之地。可是谁能评价他的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呢？因为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已经播下了理想的种子；作为教育家，他的思想注入了一批人的心里……

　　作为教育家的黄长直对中国的教育现象有许多真知灼见，他的特点是独立思考，客观清醒。在批判的同时，他总能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教育界，对教师专业和人格修养的情况，往往讳莫如深。早在60多年前，黄长直对此就有深刻的分析和对策。他说：“专业精神既不易陶冶，模范人格亦不易养成，则于实施师资训练时，允当使其生活环境内视听接触之一切均含有教育之意义。身心浸润与外俱化，提撕警惕铭缕玉中。蓄德之印象日深，薄俗移引乃可无患。（《非常时期学校教育之改进》）

　　教师常常被冠以圣洁之名，社会对之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光环既多，而往往名不副实，在很多教师的眼光中，教书不过是谋生的手段。黄长直恪守教育理想，在师范教育中，谆谆教导学生，坚守职业道德的底线。每届学生毕业，他都要为学生的纪念册写一篇序。《师四、五班毕业同学录序》一文，写得尤为痛切：

　　年来忝负领导青年学子之大责，夙夜戒惧，唯恐贻误后生。十四年间，诸生从而受业者，先后不下数千。尝以觇于诸生学成去后，发扬蹈励者，固不乏人，而泄泄沓沓者则比比皆是，甚或昔为芳草，今为萧艾；一离师友，前后判若两人。若不谓此为青年教育之失败，其可得乎。不佞诚信未孚，不及感化诸生。而诸生不知立志，不辨义利与为君子小人，则尸咎亦多。……今绵师第四、五班又且临毕业以去，惩前所以毖后，则凡所以痛惜于前此不能耳提而面命于诸生，使深造而自得者，不得覆辙复蹈，一误而再误矣。良师兴国，千载一时，将如何始无负于祖国付托之重，诸生其自珍。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教育家的襟抱与自省意识。学校培养学生，学生离校后辜负母校培养，难以担负社会重任，这样的情况，当今之世，习以为常。更恶劣的，是校长教师亲自教学生吹牛说大话，教学生媚俗、混世。而像黄长直那样坚持教育立场，实事求是地把情况告知学生，引以为戒的做法，真是很难一见了。黄长直那样的胸襟，对得起“教育家”三个字。

　　黄长直长期担任校长，只有书生气，没有任何官气，学生称这位温和慈祥、事必躬亲的校长为“黄妈妈”。在旧时代，他先后在多所学校担任校长，可是这位播种者离职时经常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在那个被我们认为污浊的旧时代，一名校长能这样清廉自律，献身民族教育，足以使当今的教育管理者深思。如今教育界的腐败与社会腐败同步合拍，当个校长，能不染指校舍基建和招生的，很少很少，于是秘而不宣的故事也就很多很多。今年五月，汶川发生大地震，就在黄长直先生当年办学的地区，大批校舍（据报道有7000间）倒塌，造成师生重大伤亡，对比黄长直那一代教育家的两袖清风，为保持教育的纯洁，教育界当如何从灵魂上反思，并从躯体上割除毒瘤啊！

　　黄长直认为，教师的工作崇高，要有精神追求。他在《展开师范教育运动》一文中写：“‘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传道最要紧。不能一日无师，不能一日无道。传道的工作无条件。譬尤国家有事，执干戈以卫社稷，生命且所不惜，温饱更何足道。”——他的家人回忆，无论是在民族危难关头，还是遭受政治迫害，处在贫病之中，他始终保持了一名教师的尊严。早年他曾口占一诗留给儿女：“传家何事付儿曹？国社颠危劫未消。平安温饱俱无恃，最要艰难品节高。”（《复兴台晚步示儿》）这其实正是他坚守至最后一息丝毫不改的“道”。

　　我在读《过去的教师》时，也想到“过去的校长”。一个时代过去了，像黄长直那一辈人做的很多工作，若非专门的教育史家，一般人是不会注意的。像黄长直那样的教育家，中国曾经有很多，他们从没有想成名成家，那个时代也没有如今天这些名目繁多的称号和头衔，他们追求别一样的生活，唯一的期盼，就是做一个精神上的富足者，一名精神的播种者。

　　我沉浸在“你愿意作一个播种者”的思考之中，而思绪又时时飞翔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为什么像黄长直那样的教育工作者越来越少了？为什么那么多的教育常识在中国会成为难题？对中国教育出现的许多问题，我多年苦思，难得其解。后来换了思路，想到，正因为我们的思维前提正常，我们也天真地把所有的人想得一样正常，这才会有困惑。其实，如果我们能想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想发展教育；真正的有价值的教育，最终必将导致受教育者的觉醒与思考；而这个结果并非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因为有这样的利益考虑，就有了对教育的扭曲，也才有了对教育家的打击和迫害，才有了对教育的毁灭。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文革”之类人祸的发生。

　　在黄长直的生命被定格一株枯木时，他用最后一口气播下了最后一把种子。

　　你是一个播种者吗？你有勇气把自己思想的头颅当作种子播人世间吗？你真的有勇气面对孤独与饥饿吗？在专制的烈日刺射下的荒芜上，在如火如荼的崇拜与迷信中，在结满愚昧之果的荆棘丛里，在盘根错节的权力交易的链条中，面对众口嚣嚣的呆滞目光，播种者仍然怀着希望，播下自己的头颅……

　　遍周遭都是流沙与乱石

　　你愿意作一个播种者么？

　　这就是黄长直和《播种集》留给我的思考。

　　（原刊于《教育參考》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