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光环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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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光环下的人生


       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28岁的张海迪被树立为楷模，成为“80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今年9月19日，她连任中国残联第六届主席团主席。从小就被病痛折磨的她，一直想成为命运的主宰者，但从成为榜样开始，她的命运却开始发生了无法逆转的改变，其中也包括一些让她身不由己的改变。这30年来，她被打造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又有着不同的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却似乎无人知晓，我们试图通过对她周围的人的采访，还有与她接触过的片段，来还原这个别样的人生
　　2012年4月2日，北京，鸟巢旁的一家酒店内，极具亲和力的声音，洒在大厅每一角落。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来参加这个颁奖晚会。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她就是我亲爱的于蓝阿姨。在29年前，于蓝阿姨还是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时候，就邀请我写一部反映残疾女孩的故事。当时我刚刚开始写作，大家都知道我的名字，我就想悄然地湮没在生活当中……”

　　所有人都注视着轮椅里的她。很早就有人预言她活不过27岁。这一天，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头发微拢耳后，墨绿色的西服上扣着一枚别致的玫瑰胸针。身后的数码屏幕里，一个长发少女在田间蹁跹起舞，阳光下白裙飘飘——那是她早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改编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影协杯“特别表彰优秀剧本奖”。

　　“我们能从张主席身上感到，一个人身体的残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灵魂的直立行走”，在女主持人略显动情的话里，她推着自己，下了舞台。

　　台下，她娴熟地将右腿搬到左腿上，算是回应网上对她“能够跷腿”的争论。面对递上来的《闪光的生活道路》，她愣了一下——正是这本1983年4月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著的小册子，宣告了她的成名——“我真不想在这上面签名，”她望着封面，嘟哝了一句，翻开内页，写下自己的名字：张海迪。

　　病痛

　　“她妈妈说，莫斯科的‘白夜’，尼罗河的歌声是迷人的，渤海之滨的笛声也应该是令人神往的，就叫‘海迪’吧。”1980年代初，曾在团中央宣传部任职、参与宣传的两名干部这样生动地描述。

　　1983年，她在人民大会堂演讲，因为读书，她对前进之路满怀信心，“条条道路通罗马”。讲话刊登后，有人致信报社：她既是青年楷模，为什么不说条条道路通北京?或是通往共产主义?她解释，这句话是革命导师列宁对古罗马繁荣昌盛而言。

　　就连她曾自杀的故事，尽管日后她有过新的说法，但在当年，她声情并茂，“保尔•柯察金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虽然绝望过，想自杀过，但是他终于没有这样做，他终于战胜了，成为生活的胜利者。我要像他那样，我要做一个胜利者。”

　　她在山东的好友、作家张炜说，她后来的理想是，创作出一流的文学作品。她对已逝作家史铁生推崇备至。因为感同身受，他们拥有共同的话题。在《白色的鸟蓝色的湖——写给T.S》里，她对史铁生说——

　　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锤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用棉棒头扯得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试探着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纽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

　　又过去了几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她伏在母亲的背上离开北京中苏友谊医院。一路上，她不断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她的病再也治不好了，可她怕母亲听到她在啜泣。

　　她是5岁时被查出患有脊髓血管畸形的。那是1960年，她还在济南市委保育院，遇上大饥荒年代，物资匮乏，“据医生说，由于身体成长太快，而营养供应不足，一些孩子患上各种各样的病。”接下来，畸形造成血肿，压迫了脊髓，等待她的是4次脊髓减压手术、6块脊髓板摘取。

　　若干年后，《中青报》老记者郭梅尼向我回忆：1983年2月，她跟踪报道张海迪，她们一同到北京，在送往车站的面包车里，张海迪让她触摸自己的身体，摸到肋骨处——那儿是软的，两根肋骨早已被拿掉，“她的脊柱不同常人，座位又没有扶手足以支撑。我如果不挤着她坐，她就会倒。”

　　在北京，郭梅尼为张海迪请过熟悉的中医。针灸时，她目睹过那副饱经磨难的躯体——后背四道沉重的伤疤，脊椎弯成“S”形。针顺着脚尖向上扎，膝盖，腹部，“扎到胸二椎处，她才说有感觉。”

　　1976年冬，脊髓节段性坏死，张海迪最后一次承受了极其痛苦的大手术。医生们预料，她将死于3种可能：肺炎、泌尿系统感染、褥疮——“那是脊髓损伤的病人最可能出现的症状”。

　　5年后，由于长期服用大量止疼片来抑制肋间神经痛，导致严重药物中毒。医院中，她间歇性停止呼吸，5天5夜不省人事。

　　这次病危，却促成了她与时任《山东画报》摄影记者李霞的相逢。

　　不愿终日无所事事

　　1973年，张坦夫从下放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调进县城，担任县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代，他曾供职于济南市文工团、文委文教部文艺科，做过市文联副主席，他在县文化馆当导演的妻子毕江桥，也曾是济南一文工团的话剧演员。早在“文革”前，因家庭成分，她就被划为右派。

　　李霞记得，他们的大女儿张海迪，当初住在文化馆3间平房的小西屋。

　　李霞现在山东省工艺美院任教。1981年，她在《山东画报》专跑聊城地区报道，对张海迪“早闻其名”——一个同事告诉她，自己的爱人与张坦夫原在同一单位。张家离开济南后，双方仍有书信往来。张坦夫有一个女儿，身残志不残……

　　同年10月下旬，李霞碰巧来到莘县采访，住进县招待所，偶然听到几个小服务员私下议论，“玲玲这回病得厉害”，“发烧好几天了。”她纳闷了，玲玲是谁?连服务员也这样上心?一打听，才知“玲玲”就是张海迪的小名。

　　张海迪在当地的影响力，让她始料不及。一想到病人尚在抢救中，她打算过段时间再去莘县。

　　半个月后，山东省引黄济津工程潘家闸仪式在东阿县揭幕。媒体记者挤在同去报道的一辆车里。中途，李霞无意中向大伙说起张海迪，引起了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的好奇。他向李霞提出，下次我和你一起去。

　　来到莘县，宋熙文先聆听张坦夫夫妇对女儿日常生活的描述。凭借职业敏感，他认为，人物形象能否立住，不在事迹大小，重在思想基础。这个张海迪，生命力顽强。

　　第二次采访时，担心如果贸然同往，张海迪会拘束，于是他建议李霞，“你们年龄相仿，都是女性，不如你先跟她单独聊聊?”

　　“她坐在单人床沿上，床上摆放着一张小书桌。桌上书架里全是书。她给我看了她的日记。四周布置挺温馨，看得出她很爱干净。有时她说话，上半身会支撑在桌上，鼻梁架着一副眼镜，让人感觉她像一个大学生，只是没起身罢了。”

　　每晚，小镇的青年人都喜欢聚在这里，天南海北地神聊。他们难以描述张海迪的魅力，“反正，自觉不自觉就能玩在一起。”

　　“她能给大家带来一种愉悦的心情。”宋熙文观察过，张海迪喜爱文学，善于感悟人生。她爱唱爱笑，会拉手风琴。一个叫王艳蕊的姑娘，就是循着她“嘹亮悠扬的歌声”找上门来。此外，她对学习的热情，也感召了那些渴望知识、又对知识望而却步的年轻人。

　　张海迪说过，她在莘县城关医院针灸科当临时工时，有人请她翻译一瓶进口药。英文说明书让她一头雾水，也让她萌生了学习外语的决心。

　　当时在县文化站演出的张生，曾帮她找过一位中学校长，未果。她又向在莘县一中教俄语的王充允求教。“对方也懂英语，是一位历史反革命。”张生说。王充允在世时说起过，1975年的夏天，“我还在学校受着批判，每天劳动改造。有一次我打扫完厕所，正坐在地上休息，忽然一位女同志走过来送给我一张折叠的纸条。我打开一看，开头称呼是‘王老师’，不觉心里一热……信的内容是要我教她学习英语，底下署名是张海迪。”

　　一封、两封、三封，顾忌身份不敢回信的王充允，终被“词恳意切”打动。之后7年，他们依靠他人暗地传递作业。

　　“我这样一个人，躺着吃喝，没有任何人会谴责我。可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张海迪曾对郭梅尼说。

　　她宁愿免费行医，也不愿终日无所事事——“我开始学针灸时，没有老师教我。我就一边比着书，一边在自己身上、脸上、胳膊上练习，常常把脸扎肿了，手也扎肿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终于能给大队社员们治疗一些常见病了。”

　　张生记得，她还在新华书店旁搭起简易板，为人修理家电;去过离家很远的皮毛工艺厂，忍受单调乏味的工作、乳胶熏人眼痛的气味、大冬天没有暖气的宿舍;为县外贸公司缝织过茶壶垫。她曾比划，“要把很细的麦秸辫盘成圆圈，再用针线缝结实。手指头每天都被扎破好几次，但还是把每个茶壶垫做得很规整。”

　　很多残疾人写信给她：截瘫以后，我们连大小便都失禁，你怎么还能外出谋生?她说：“我每天出门前，都用手压挤膀胱，尽量把尿全部排出。有几次，我挤出的不是尿，而是血。”

　　198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宋熙文所写短讯《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他最早的标题，取自张海迪的诗句——“只要你能昂起头”。

　　从此，张海迪进入官方与公众的视野。

    　你怎不写写我?

　　“我已经有十几年没见到张海迪了。”赵建国说，他早已从《祝你幸福》的主编位上退下。当年，他是莘县文化馆副馆长。

　　在他眼里，那个一度让他背出抱进的残疾姑娘，从不是什么名人，“《人民日报》报道她前，我在外面组稿。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写写我，行不行?我问她，写你干嘛?她半开玩笑说，今年(1981年)可是国际残疾人年。”

　　“在张家做客时，海迪的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写写你的大侄女?”如今已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光明也笑道。1970年代，他曾任《山东文学》编辑。为了创作，他去过聊城莘县，受到张坦夫一家的热情款待。

　　1982年，王光明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青春之花是这样开放的》。他相信是这篇文章加深了共青团山东省委对张海迪的关注。其后，他又与老诗人苗得雨合作《金星：张海迪的故事》，“在她出名那年，这本书印了几十万本。”

　　1982年年底，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上明确了共青团在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任务：为着四化建设而英勇劳动，依照四化需要而勤奋学习，适应四化要求而开创新风。王兆国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为常务书记。

　　次年元旦一过，团中央领导层紧锣密鼓，讨论如何开创新局面。

　　“王兆国找我谈话，你是老团干，你要想办法。我说，开创新局面对团中央来讲，有很多目标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但有一样，尽快在全国树立起一个青年先进典型。”魏久明现任中华儿慈会理事长，当时他是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主管团中央宣传工作的胡锦涛提出，青年先进典型要以邓小平倡导“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方针选拔。团中央宣传部立即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发出推荐典型的通知。

　　各地团委上报的近百名人选，多是工农业生产战线上苦干实干拼命干的劳模。他们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走在时间前列，但已落伍于时代的要求。还有，“‘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年轻人没上过学?”魏久明反问。

　　曾任团中央宣传部干事的高伐林在1990年代初定居美国，现在是一名作家。1989年，他发表报告文学《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记载了团中央宣传张海迪的全过程。

　　他回顾当年的背景，“但凡对‘文革’记忆犹新，对中国发展道路充满反思的中国人，都会对树立‘偶像’相当反感，对官方推出的典型表示怀疑。而且，我们这代人赶上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也就是最初，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很难抓出一个叫得响的先进人物的原因。”

　　高考恢复后，年轻一代将“自学成才”奉为圭臬。潘晓的问题——“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对前景的迷惘与思索，引发了他们的共鸣。

　　“那是一种消极的想法。”魏久明迄今不以为然，“所以，我们要竖立一个学习榜样。”

　　“有腿，为什么要说路越走越窄呢?”——这时，张海迪出现了。

　　198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十届四中全会上，山东省团委书记林廷生在分组讨论中提出，他们接到聊城团地委整理上报的材料，认准了张海迪这一典型，准备命名为“模范共青团员”。他郑重地向团中央推荐：这个典型完全够得全国级、中央级!

　　“既然遴选的是一个全国级别、年代级别、要跟雷锋双峰并峙的先进典型，团中央就希望他(或她)的条件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意义，对‘教育对象’有最大的覆盖面，让万千青年们感到与其有最大的可比性，‘要让人找不出拒绝以他(或她)为榜样的理由’。‘残疾人’这个因素就未免太‘特殊’了。”高伐林道出团中央一时的犹豫。

　　1983年1月，魏久明参加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他分别找到参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派出的书记副书记，搜罗各地青年先进。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向他举荐张海迪。

　　关于张海迪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令他眼前一亮——她曾在济南市郊的体育馆，为山东大学三千多名学生演讲。会后，山大决定授予其“名誉大学生”，沉浸在精神海洋里的大学生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索性连人带车将她抬上了马路。

　　榜样登场

　　1983年2月2日，团中央让宣传部干部卢山前往莘县调查张海迪。

　　“批文上有兆国同志与锦涛同志的亲笔签字，派我与《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各一名记者同往，如有可能要见诸报端。特别注明，记者一定要能写的。”卢山说。

　　他与王燕生(原《中国青年》记者)在莘县与张海迪共处了8天。得知她每次唱歌，都唱起电影《小字辈》的插曲《青春呀青春》，他捎去了作曲家雷振邦的信——“如果我早知你这么爱唱这支歌，当初我就会写得更好一些。”张海迪看后，泪光闪烁。

　　2月11日，卢山一行回京第二天，便向团中央汇报——“各方面对张海迪的反映都很好。”

　　2月28日下午，张海迪来到首都。来京之初，她住在万年青宾馆。考虑其行动不便，当天，团中央安排她与二十多家媒体在宾馆会议室见面。

　　高伐林在现场负责与媒体的协调。“面对着闪光灯、摄相机、录音话筒、采访本以及几十双职业性地审视自己的眼睛，她娓娓而叙，侃侃而谈，介绍自己的成长经历与事迹，唱了3支歌：《生活多美好》——中文;《哆唻咪》——英语;《四季歌》——日语;随后又即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不少记者原来也多少听说一些她的事迹，可毕竟不能与听她坐在面前自我介绍的感受相比：顽强抗争高位截瘫的命运……死神的阴影笼罩着自己，却医治了上万上次的伤病号……自学英语、日语、德语、世界语，翻译了十几万字的小说、资料……会场始而鸦雀无声，继而泪光闪烁，终于掌声如潮。”

　　3月1日，团中央旗下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分别在重要版面刊登卢山、王燕生合写的《路，在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和郭梅尼的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

　　3月5日，首都各界集会隆重纪念学习雷锋20周年，万里、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在会前接见了张海迪。随后，她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就座。

　　3月7日，团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命名大会，王震、陈丕显等领导人出席并讲话。

　　3月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张海迪、朱伯儒事迹万人报告会。

　　“3月中旬开始，各报还以大量篇幅发表有关张海迪的社论、照片、连环画、读者来信……信件一袋一袋地往九楼的宣传部扛……每一封信都能抖出一簇炭火，烫手灼心。”

　　“为了让张海迪精神上能松弛一下，有一次团中央安排让她游览熙和园，……下午5点，面包车到达熙和园一个不对游人开放的边门。安排先到昆明湖泛舟，这一段很顺利，摆脱了三三两两游人的注意，上了船……却仅仅是一瞬间——船到岸边，几乎是在她的轮椅被抬下船的同时，眼尖的游客就发现了她：‘张海迪!’顿时呼啦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是高伐林的记录。到了后期，各级部门一拥而上，将张海迪围了个密不透风。宣传声势已非团中央所能控制。

        我就是我

　　“她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跳舞的疯丫头。”诗人雷抒雁在世时曾这样形容张海迪。

　　当年，应《中国青年报》之邀，他为她写了一首《第五根弦上的强音》——“第五根弦属于精神，是琴的心，是歌手的灵魂……”他实言相告，你其实是一个平凡的姑娘，不过战胜了自我。我不会把你写满，也不会借你谴责社会中的某些人——虽然他们肢体健全，灵魂并不健全。

　　与他一起到访的，还有《人民日报》的一位老记者。在稿子里，他引用了她的一段话：“一位好心的叔叔说，这回要上北京了，你是不是把你的头发……怎么一下子!没把我气死!没门!我才不呢，上北京又怎样?我又不是没去过北京。我在生活中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是我!”

　　北师大教授李燕杰念念不忘的，正是这句“我就是我”。1980年代，他是青年人的“精神导师”，张海迪未成名前，曾与他通信。他说，外界盛赞张海迪是“80年代的活雷锋”、“当代的保尔•柯察金”时，她就直言：我不是他们，我就是张海迪。

　　“新华社某位记者夤夜造访，把刚写出的一篇通讯交本人过目。张海迪看后提出，是否不必披露她的入党经过——‘我自己没那么高的觉悟，别人要我申请我也就申请，很快就通过了，这要是写出来，人家不说我是突击入党呀?’弄得记者很下不来台。”高伐林还记得，她的率性而为，最让人难忘的，当属“发型风波”。

　　一位西方记者问我，我想中国6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青年的榜样——雷锋，80年代，中国需要一个青年做新的榜样，所以他们就训练和塑造了你，包括你的头发，是吗?他眯起蓝色的眼睛，狡黠地望着我。

　　我很想笑，我说我不知道谁曾经训练过我，除了我自己，许多年以前我一直训练自己学习各种各样知识，所以我今天能用英语回答你的问题。关于头发，我一直是这样，我喜欢长发飘飘……

　　我住进了医院。有一天，敬爱的康克清妈妈来医院看我。……康妈妈又说我看你的头发太长了，是不是剪一剪，她用手在耳边比划着长短。我想那长短剪出来一定像女游击队长。

　　康妈妈说着送给我两枚红色的闪着晶莹光芒的发卡。……当我十分珍爱地捧着那对发卡时，我感到周围的人们热切期待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他们在等待我回答康妈妈我什么时候剪头发。我没有说话。

　　……康妈妈走了，临走时亲吻了我，这使我轻松了许多。但是，我看出一些人的失望和震惊。

　　我没能轻松，在后来的一些天中，有关的同志曾几次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我是否剪了头发，是不是准备剪，什么时候剪。

　　我沉默着。

　　在《长发飘飘》中，张海迪说，“越是残缺，越要美丽。”

　　第二次调查

　　1983年3月11日下午，张海迪从人民大会堂回到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她情绪原本不错，忽然——”说着，卢山将脖子栽倒一旁。

　　那天出发前，她已向他透露，自己感觉不适。“锦涛同志特别叮嘱过我，她身体不好，你要好好照顾她，不要让她累着。”——他急忙向上级反映。对方询问张海迪，你是否不愿跟青年人交流?“她还能说什么?”

　　当晚，张海迪间歇性停止呼吸，反反复复。王兆国等团中央领导匆匆赶至并商议，将她火速送往北京军区总医院，停止她的一切外事活动，将她父母从山东接到北京。

　　魏久明在场追问张海迪发病原因。过后他分析，宣传日程紧密，演讲又易使人兴奋。为免在台上小便失禁，每次她都不敢吃饭喝水。这些都是透支的因素。

　　高伐林则在文中披露，病发前一天，张海迪乘电梯时，有人塞给她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她演说的事迹部分失实，“她进自己房间读完这封信，没给别人看就销毁了。”

　　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根据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成员，组成15人的“宣传调查小组”，全面核实张海迪的履历。高伐林是小组成员。

　　卢山因病未能加入。“中央要号召全国人民向张海迪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要亲笔为她题字。树立这样一个人物，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年4月上旬，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光暐和魏久明来到山东莘县，督促调查进展。调查汇集上来的问题有：第一. 张海迪的高考分数与实情有出入;第二. 她的入团手续不完备，团员档案不见她的材料;第三. 莘县县委里，有个别干部对张坦夫在任时的行事风格有意见，不同意树立张海迪。

　　团中央主要领导对报告极为重视，坚持张海迪的宣传要实事求是，对不同意见和她的入团问题，一定要“弄清情况，分清是非”。

　　“张海迪曾对外宣称，她的高考分数是436分。据高考成绩登记表记录，却不属实。我们调查过很多人，不止一位当事人说起海迪向他们报告喜讯的经过。她家还为此聚餐庆祝。组内讨论分析，这很可能是家人或她的某位、某几位朋友对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他们看到她为高考费了很大劲，身体受到很大影响。按她的要强性格，如果得知考得不好，第二年肯定要再折腾一趟，一定要达到录取分数线才罢休。但以她的身体情况，就算考了高分，在当时，大学也是不可能录取的。”高伐林说起他对这事的看法。

　　魏久明建议，先在莘县召开县委会，探明大家的口风。会上，莘县县委书记率先表态，宣传张海迪是我县的光荣。其后，魏又与张海迪曾在的农村团支部团员谈话，对方表示，张海迪的确有过两三年的团组织生活，但她的入团介绍人已调走，入团档案找不到。

　　“我说这好办，你们认为她够不够入团?够，就为她重新补办入团手续。”

　　剪去长发

　　“我们对她说，调查她也是为了落实事迹，消除有些疑问，这是为她好。”高伐林觉得，张海迪知道后，反应“比较正常”，没显得不安。

　　从小，她便懂得了压抑。无数次在父母快开门时，她飞快抹去脸上的泪水，笑脸相迎。实在不行，她会趁四下无人，一缕缕揪扯自己的头发，狠狠地咬自己，或在身上留下抓痕。

　　“她把痛苦埋藏在心底。”在莘县，与张海迪父母相熟的张岳冰提起，有一次，张坦夫酒后向他诉苦，闺女大了，就更让人犯愁。

　　“找对象时，谁会要她?好的人家看不上她。不如她的，她和她父母也不会接受。精神要求高，只能加重她的压抑。”

　　G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很早以前的事儿，那时你还躺在病床上，有一天我去看你，我去厨房打水，看见你家的阿姨在洗衣裳，她重重地叹口气告诉我，她在洗你的尿布，她说海迪长大怎么办呢?她的腿什么也不知道了，整天躺在那里，身上到处是褥疮，可怜的孩子……G走了。我悄悄地哭泣，无助地绝望。我决心把G忘掉……

　　张海迪自述，文中的G是她14岁时的偶像。她袒露过，她喜欢小镇上一个男孩，他也非常喜欢她。有一天，男孩领着一个“穿着冬妮娅式的毛领大衣”的女孩上她家。张海迪对他所称的“表妹”莫名敏感，男孩将会疏离她的预感陡生。一次，她在胡同对面，一眼看到男孩和“冬妮娅”从对面走来时，“心里像针扎了一样”。

　　“还有一个男性朋友看我的时候，给我留下一句话，让我想了好几年。他说，等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真的你获得了幸福。”几年过后，那人从远方寄来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相片——他跟一名女子站在楼房的台阶上，背后写着：海迪，我已经结婚了。

　　“我想他很可能期待我的祝福。而他对我来说，就好像一颗子弹……”她从幻梦坠落到现实，马上撕掉了信。

　　1974年的一天早上，张坦夫对女儿说，他要再出去，为她谋职拜托别人。父亲口吻中的无奈，刺痛了她。

　　“我常常坐在招工部的门口，冬天，一坐就一下午。我在那里看着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拿着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地出来。我希望有人能叫我说，张海迪，你被录取了。但是，没有。”她学绘画，刚为有点长进而欣慰时，有人提醒她，画家作画要一只手拿画盘，一只手拿笔抹色，可你连坐也坐不住;学乐器，又有人问她，你见过哪一个舞台上，有人报幕说，下一个节目，琵琶独奏，演奏者：张海迪。然后别人推着你上台?

　　“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儿就要离开你们了。当我就要离开你们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的难过。……我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并且还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回想这一幕，张海迪曾对高伐林自嘲，一个将要去死的人，居然在注射冬眠灵前，还不忘给自己涂抹碘酒。

　　小镇医疗设施简陋，氧气袋缺乏，人们轮流为她做人工呼吸。“兴许有人来敲她家大门，发现半天无人响应，这才感到可疑”，“她发作起来，又抓又闹跟吃了大烟似的”，张生等人追述道。第二天，她的症状才缓和稳定。

　　据说那时，莘县还有一女孩，因为爱情不顺，曾约张海迪结伴轻生。高伐林留意到，“她们约定的当晚，张海迪先打发别人带她妹妹去看电影，后请人捎话给女孩，让她过来。对方回话，一会就过来。可不知为什么，等待中，张海迪提前采取了行动。”

　　1985年，共青团中央全会在京召开，张海迪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她诧异的是，那天在会议室，她见到了G。他夸赞她的长发依然美丽，其后送来了一条蓝色发带。

　　她在电话中告诉他，她已不需要发带。刚才，她剪去了长发。

　　婚姻

　　为了调查张海迪的伴侣王佐良，高伐林曾与山东《大众日报》记者李遵伟前往安徽。那时，王还是安徽巢湖油泵油嘴厂的计量工。

　　他们向厂方核实的问题，今天让高伐林感到可笑——“主要询问对方的生理状况、精神详情，以及他追求张海迪是否别有用心。”

　　王佐良生于上海市一个工人家庭。1969年初中毕业后，下放到安徽庐江。“那一年他不到18岁。他不像我们村的知青，10个人在一个村里，他去的村里只有他自己，是一个知青户。他在那里生活了整整7年。他说在那里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无论怎样就是没有放弃学习。”张海迪写道。

　　“小伙子内秀，踏实，刻苦，两次救火，平时却不显山不露水。”高伐林进而探知，俩人的结合源于1981年12月29日，王佐良下班后照例到厂图书馆翻阅报刊，注意到《人民日报》对张海迪的报道。“1982年元旦过后第5天，他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仰慕之情，给张海迪写下第一封信。”有人说，信是德文写成，还有人说他一手漂亮的字迹，从众多来信中脱颖而出。

　　“多年以后，他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当我看到他的一瞬间，我忽然想起我的小女伴儿的话：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他像个共产主义者……于是我忍不住笑起来，……那一会儿我很想给我那个小女伴儿写封信，我想告诉她，我找了一个戴眼镜的共产主义者。”张海迪在《爱情的故事》里写道。

　　“我没有其他想法，觉得她非常了不起，她需要有人照顾。既然父母不能照顾她一生，我愿来照顾她。”报道9年后，卢山再次看望张海迪时，王佐良对他说。

　　面对王佐良的执著，最先反对的是张坦夫夫妇，还有他在上海的双亲。张海迪也是顾虑重重。据赵建国所知，“他俩相处的时候，她向他提出不想结婚，他们作为朋友相互鼓励，在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

　　“她还问过我，我这一辈子就只能这样孤独吗?我问她，那么你想孤独吗?”

　　“我的身体也许不适合婚姻，但我的心理一点也不比你们差。”赵转述张海迪的话。

　　1982年7月23日，张海迪与王佐良领取结婚证。这一信息在宣传她的高峰期，由天津的一家纸媒曝光。

　　“我应不应该结婚，都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人们的非议，令她苦恼过。写给史铁生的信中，她感慨万分——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被你书中的人物C感动了，这并不是因为C的残疾，而是C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和爱所做的努力，还有你的笔敢于直面残疾与性的勇气。真的，很多关于C的章节都让我感到惊悸和战栗。性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很多残疾人，却如同荒漠戈壁。他们爱的情感和性的欲望，从来都被传统和偏见排斥在社会的意识之外。

　　“她想过离婚，她父母又不同意了。他们对我说，她没出名时与人结婚，出名了却要离婚。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魏久明向团中央上级报告事情原委。得到的批复是，这属于个人私事，应由她家自行处理。

　　法新社一位记者问过他，以张海迪的身体，无法享有正常人的夫妻生活。那么，她结婚合乎人道吗?魏久明的回答是，“爱情难以用一种标准来衡量。”

　　宣传的度

　　宣传告终，魏久明让下属到基层调查学习张海迪的思想反映。高伐林选择了武汉，“那是我的家乡，母校在那儿，朋友多，听到真心话比较容易。”

　　他走访过武汉大学、毛麻丝公司、武汉商场、省图书馆……得到的反馈是，工商业的团员们、青年学生们对张海迪还是报以钦佩。当然，“他们听多了也就听腻了。”

　　一名图书馆的青年管理员坦言——“张海迪的道路是中国当代青年的惟一道路吗?我们的时代正走向多元化，青年面前出现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张海迪是典型之一，不是让我们无所选择的惟一。由之一变成惟一，我对她就由钦佩变成了抵触。”

　　高伐林则认为，张海迪在那一“宣传”时期，心绪矛盾。她无疑渴求成功，对团中央的宣传目的心知肚明，也愿意配合。可另一方面，她又不想被政治化，成为“一个被塑造的政治偶像”，她更不想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投机者。

　　1985年5月17日，张海迪出版《鸿雁快快飞》，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举行座谈会。

　　“这一天，张海迪要应酬的人极多，我也不可能与她细谈，看上去她与以前没有大变化。我提起我的女儿上了二年级，海迪眼睛一亮——那年在万年青宾馆开会时，星期天女儿没人照管，我只得带到座谈会会场去，她在边上自个儿扇动胳膊转圈作盘旋飞翔状，引得张海迪不转眼珠地盯住她看，又是艳羡又是怅惘。”那是高伐林最后一次见到她。

　　2001年5月，他意外地收到了张海迪的电子邮件。这封信打开了往事的闸门，也唤起他的疑问，“她在信上说，那时候我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你们，让所有的人把我忘掉——为什么?”

　　第二封信里，他读到了“关键的一段”——“你写的《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月亮》我看了，信件依然铺天盖地，当时一些人觉得我就像一个骗子，我偷偷地哭过，可我没让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因我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我并不是一个先知，但是我会忍耐!你不必内疚，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

　　我不写反腐题材

　　聊城文联的一间办公室里，散乱堆砌的书刊文件上布满灰尘，负责人张纬方与儿子对坐，说起张海迪在这里的短暂3年。

　　1983年5月24日离京前，团省委书记对张海迪透露，组织上想让她回山东后担任团省委副书记。她摇着头——“我说我还是希望留在创作室。那时我仅仅是一个空头作家。我刚刚调到创作室。我不知道我将写什么，我也不懂怎样写。”

　　她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聊城文联。随之，张坦夫夫妇也调至聊城文化局，王佐良被安置在文物商店工作。“为让她专事写作，文联在文化局给她借了两间房，还为她配备了医疗小组。”张纬方说道。

　　那会儿的文化局门前，各路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们或为一睹张海迪，或是向她求医。“她也只能治疗小病小痛，大病也治不了。”他表示，张海迪自身有病，自顾不暇。为排除干扰，文联对外传达，只有持有省妇联与省团委介绍信者，才能请张海迪看病。这一措施持续到1986年，她从聊城调回济南。

　　细腻的内在情感，异于他人的生命体验，让她急于表达。

　　1990年代，张海迪刻意淡出公众视野。“我最大的困惑就是对自己永远不满意，也无法满意，首先疾病不能让我有一个稳定的写作状态，这点健康人很难体味，这是一种持续的，让人无可奈何，又无法抗拒的苦痛。在这种状态下只有平躺在床上才会好过一点，这是指肉体，而一旦真的长时间躺在床上，恐怕精神的苦痛又会远远大于肉体的，我只能一再坚持自己，同时保持平静的写作心态，尽管如此，我的写作还是不断被疾病带来的各种麻烦搅乱，所以小说可能会出现不协调。再就是我的职业是专业作家，可是由于我最初被人们认识的时候是一个被宣传的人物，因此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总是被掩埋。我曾反复强调，我不希望我身上沾染太多的文学之外的东西，但遗憾的是我很难摆脱，我常常无可奈何。这样说是因为我和别人在工作中都是平等的，我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病人而降低对写作的要求，更不希望被人们首先看作是一个公众人物，然后才是作家。我要摆脱这种囹圄需要很长的时间。”

　　政协委员、山东残联副主席、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社会职衔，曾让她苦于写作时间被占用。作家刘玉堂为她出主意：何不调到省作协，起码可以避开市里的外事干扰。

　　有一年，省作协办活动，张炜邀她前来。不料过后，抱她下楼的高个青年突然绊倒，她被硬生生甩出几米处。腿骨骨折，血液循环不畅，腿伤难以愈合，她久卧病床，又生起了褥疮。这事让张炜内疚了好久，“那时，她正致力于长篇小说。她的臀部两块骨头被摘除，胳膊肘必须撑住轮椅扶手方能坐稳，可想而知她的写作难度。作家每写一部长篇小说，相当于半个体力劳动者。我们写累了，还能起身走走，她只能陷在轮椅里。”

　　身陷轮椅的现实让她忧虑，因为无法深入生活很多领域，造成创作上的局限。

　　2002年4月，张海迪发表长篇小说《绝顶》。书的前言中，她写道——我写这部长篇也是一种攀登，如同真正的登山者，一次次向高峰冲击，又一次次撤退，回到大本营，回到平淡无奇的生活中。这种攀登让我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很大，在经历了40年的病痛之后，身体瘫痪部位的肌肉萎缩了，我越来越难以支撑自己，总有一种明天就会因疲惫而死去的感觉。其实，我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力不从心了，激情常被肉体的麻木疼痛和精神的忧郁绝望掩埋……我想这将是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了。

　　10年后，她在发给我的短信里说道，“在我的另一本长篇《天长地久》中，我也写了几位知识女性，她们都是我残缺生命的补偿，描述了她们，我心里便轻松了许多。”

　　“如果说《绝顶》是她查阅大量资料，依据现实人物原型，发挥想象力塑造了一群登山者。那么《天长地久》，则涉及高科技领域。无论人物关系、还是人物职业都远比《绝顶》复杂。她写得比较费劲。不过想想，写作内容上，她也不想一再重复过去吧?”一位与她长期合作的编辑说。

　　颇为有趣的是，2002年6月，张海迪做客人民网读书论坛，与网友们对话——

　　你对反腐题材怎么看?你会写这样的题材吗?

　　我不会写反腐的小说，因为我远离官场。如果故事好，有震撼力，有艺术感染力，那就好，可要是太多，人们就会对国家失去信任和信心……

　　每部作品里，弘扬自己认定的“正能量”，是张海迪创作的一以贯之的中心。这位编辑指出。

　　这与她的成长背景紧密相关。魏久明曾说，张坦夫是老党员，对张海迪的教育是按体制的价值观实行，即向身处逆境的女儿灌输自己信仰的“正能量”，“所以她能按过去的是非观指导她的人生。”

　　逆境中跋涉，也让她下意识地选择“正能量”作为精神依托。她对史铁生描绘过，“过去一些苏联电影里，常有人们站着唱歌的情景。我那时很向往长大后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庄严肃穆地唱歌……”

　　2008年，她担任中国残联主席后，在访谈中也说：“一个人幸福了，不是真正的幸福。10个人幸福了，也不是真正的幸福。100个也不是，只有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才有真正的幸福——人应该有理想主义。”

　　争议与回避

　　1980年代中期，张海迪再次来京时，李燕杰、雷抒雁和以倡议恢复高考而闻名的温元凯来到京西宾馆，与她相会。

　　3个男人高谈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张海迪虚心旁听，意见较少，“她还是活在文学世界里，喜欢谈冰心、艾青、贺敬之等作家诗人。”李燕杰说。

　　中国残联创建前，现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召集他与张海迪等人，聚在上将杨勇家里，建言献策。“那时，她在邓朴方的心目中，还只是一个新涌现的优秀青年，不多言不多语，顶多是为残疾青年代言。”

　　李燕杰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张海迪又一次在网络世界成为焦点人物。

　　2009年新年前后，传知行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郭玉闪将一位残障人士的材料交给史铁生，请他转呈张海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瀚也发邮件给史的妻子陈希米，希望张海迪关注此事。其后，不断有网民在张海迪的微博上表达类似请求。

　　这年夏天，张海迪关闭自己微博的评论功能，并且留言：“不做自己不明白的事，不做稀里糊涂的事，不做没有调查的事。认准的事就努力做好，一丝不苟。”这时，网上正流传她“加入德国国籍”的消息。

　　网民对她的不满、质疑纷至沓来。2011年10月27日凌晨3点，张海迪在博客里说，“想郑重告诉大家，我从没加入德国国籍。”她宣布：“今后，不再写微博。”

　　早在2001年就有传闻，她在这年3月全国政协会上与其他委员建议，为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取消营业性网吧。对此传闻，高伐林在给她的信中提出不同看法，“在我看来，碰到自己所看不顺眼的言论或行动，首先想到去禁止、去取消，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思维方式。”

　　他也反感网上对她不理性的“狂暴反弹”——“有人竟建了一个叫作‘万炮齐轰张海迪’的论坛，辱骂她……对听不顺耳的言论，就让之闭嘴，这遵循的岂不 仍是同样的逻辑?她的提案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和侮辱?”后来，张海迪对外表示，“我从没有说过要关闭网吧，而是要加强管理。”

　　10年后，他仍不赞同她关闭微博评论。但他也纠结，“这种事在每个人身上都会遇到两难。我在想，在公然支持与反对之间，不是非黑即白，还有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或许，我们对很多事情还不曾了解。”

　　“几年前，我与作家史铁生就为此做了该做的事。只是我不便在微博上谈太多。”——“国际盲人节”那天，征得张海迪同意，曾在网上批评她的网民“闻正 兵”，披光她发给自己的私信。陈希米也向我证实，张海迪收到他们转来的邮件后，确有行动，尝试过努力，“至少她找过相关负责人，希望站在人道主义角度，不 要太过分。可是对于整件事，她不可能起太大作用。”

　　“张海迪女士曾在博客中声称，她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不希望自己的微博成为一个传播谣言的地方，不希望有不干净的文字。我以为，她没有充分理解这一时 代和社会的变化。媒体资讯传播方式改变后，她应学会怎样与服务对象沟通。她现在站在一个担当重任的位置，不再适宜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心态，沉浸在个人内心对 世事人间的体认上。”维权律师江天勇说。

　　对此，在山东，与张海迪来往密切的作家也聊到，他们喜欢张海迪，是她不装腔作势。私下里，对腐败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她也敢于斥责。但当问题白热 化时，她却未见得公开表态，“有一年在省作协，一群作家合力反对某一党组成员。海迪对此人也有个人意见，有人找到她时，她却回避了。她表现出，只想专心写 作，不想掺和人事纠纷。”

　　人生就像梦一样

　　“最近，又有我的国籍的谣言疯狂散布，把我从德国又编到了日本，还编造了像大片一样的情节，真的荒唐又可笑。就在前不久，我刚刚参加十八大，并且是主席团成员。十八大代表是层层严格选出来的，外国人绝不能参加这样的大会……几十年来，我从不做任何不该做的事情，更不做任何一件坏事。自尊自律是我对自己始终的要求，我对自己和周围的同志，还有家人甚至有些苛刻，或是有点不近人情。而我觉得这样的要求是正确的，这是我的选择。为了我父辈的理想，为了做一 个正义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必须这样做。因此，当我个人受到伤害时我可以不在乎，但是，当我的名字与我的祖国有联系的时候，我决不会让她的名誉受到损害!”

　　去年11月28日，张海迪重回微博，义正辞严。有人在这篇后被拿掉的帖子下，跟帖夸她像战士。她在信中说，“我笑了。我本质其实就是战士，只是别人没看出来!今生今世壮志难酬，如有来生定会投笔从戎，驰骋疆场……”

　　这番话与她19岁时的宣言何其相似：“我要不死了拉倒，要不一鸣惊人!”

　　“80年代，青年人主要思考，如何为社会需要。这一过程中，怎样实现自我价值。张海迪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推动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自强不息。从这一层面上，树立她作典型是对的。但就她个人而言，到底是福是祸?我还没有答案。。”越洋电话中，高伐林总结道。

　　“二十多年来，我们宣传了好多人。她比较稳定。”魏久明很欣赏当年张海迪传扬的信条：“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我们这代人都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根本，这与市场提倡把个人放在第一位的价值观不同……”在中华儿慈会办公室里，他与高伐林“隔空”争论。

　　“亲爱的孩子们——”今年3月23日，英国约克大学在华举行的“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张海迪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音调依旧，微笑着端望台下：学子们脸上带着对未来的热望，混杂着些许犹疑。那是她熟知的神情。

　　他们不曾见到，就在更衣时，她的双手在扶手上猛一支起，身体腾空，两条腿咣咣当当，形同虚设。

　　待坐下后，环视一圈，她感叹，“我常说，人生就像梦一样。”说完，目光转向一旁，不再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