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争：大师、教授与“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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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争：大师、教授与“公共知识分子”

● 宗争

教授与“公知”

一些大学教授经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针砭时事，一般被称之为“公知”。而最近两年来，中国的“公知”却正在被污名化。

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起源于美国，通常是指具有一定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践行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主义者。

把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缘起于1987年美国学者雅各比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书中强调专家应该走出象牙塔，不仅要在专业领域内有担当，也应该在公众事务中发言，一般认为，三类知识分子可以对社会事务发表评论，一是专家、大学教授；二是有思想的媒体记者或专栏作家，如弗里德曼、克里斯托夫·希钦斯等；三是独立作家，比如苏珊·桑塔格、早期的马克·吐温等。雅各比在书中忧虑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很多知识分子选择高等学府为归宿，追逐终身教授职位，躲进象牙塔自娱自乐。

现在的中国既有类似的情况，也有更复杂的乱相，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高的教授不愿意对公众事务发言，而一些学术水平不高、社会知名度高的教授却热衷于在媒体上发言，在学院里讲学，扰乱公众视听，甚至惹出不少的笑话，比如，今年夏天即有一位以在电视上讲三国而出名的教授在媒体上认为“女娲是一只青蛙”。

事实上，专业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即专家不一定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公知”必须是专业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公知”，首先应成为专业领域上的强者，然后，再成为建言公共事务的建设者。

真正的“公知”的准入门槛显然比专业知识分子更高，不仅要有经得起质疑的专业水准，还需要有悲天悯人的良知、以及把握媒体批评尺度的分寸。在当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艺术界有一位陈丹青，不过，陈丹青并不以“公知”而著称，他首先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艺术家。

在中国的大学里，尤其是文科院校，教授都会给本科生上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优秀的本科教授，一是因为教授的讲课水平与专业素养并不成正比，比如，有的教授理论素养高、却囿于口才不好，其二则是很多文科教授的职称与水平也不一定成正比。在公共事务上、甚至在常识问题上开黄腔的教授，见诸媒体的也并不鲜见，这样的教授，只可能误人子弟。

因此，一流人文院校的本科教育，并不取决于教授是否给本科生上课，而在于是否有自由讲学的风气。前不久，笔者曾与一些北京学者交流，说起国内某排名前五位的名牌大学，该大学新校区地处江南，自然风光优美，以低于市场价格上百万的别墅力邀国内一流学者前往任教，几年来几乎无人应招，别墅完全空置，其原因正在于，这座大学没有讲学之风，同时，其所在的这座著名城市里也没有民间的文化活动。一个真正的一流学者根本无法适应没有思想交流的地方。

而这所大学，当年曾留下过大师讲学的一段经典佳话。

大师的聚众讲学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力邀国学大师马一浮任教北大。马回电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拒绝蔡的邀请。马的回答依于《礼记》，意思是说，中国的教育传统是学生来找老师受业，不是现在这样去学校教学生，其反对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是明显的。

在随后给蔡的一封信中，马一浮进一步说明自己不去北大的原因：

……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甚愧不能徇教，孤远伫之勤。幸值自由之世，人皆获求其志。委巷穷居，或免刑僇……（《马一浮集》第二册，  453页）

据说，蔡元培请不到马一浮，改而邀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才有了陈独秀、胡适的“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29年8月，陈大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又力邀马一浮前往北大任教。并请马一浮的好友马叙伦等人代为劝说。在回复马叙伦信中，马一浮详细说明自己辞谢的理由：

……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然义在应机，亦非一概。故道逢尹喜，始出五千；退老西河，乃传六艺。感然后应，信然后从。是知教化所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也……（《马一浮集》第二册，455—456页）

“明堂辟雍”即为学校，在这封信里，马隐微提出了一个新办法，那就是像孟子、荀子往齐国稷下学宫自由讲学一样，自己可以在北大讲学，但须独立于教育制度之外，不要“学职”，不受其制约。可惜陈大齐似乎未洞悉马一浮的微言大义，错失时机。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避难途中，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国学讲座”。

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9年夏，马一浮应陈诚之邀，蒋介石拨出专款，于乐山创建“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杭州陋巷，隐居林下。

马一浮固守传统，与现代大学教育很不相容，其主要观点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统摄于孔子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他认为：“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统摄诸学。”他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一切学术。简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句话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以唯心史观的立场，认为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马一浮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自己体验出来”的。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