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作坊里的教育

管季超0712

手工作坊里的教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0ecbf01010oyn.html

1、

一向跟人表白“低调”，甚至说，我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低调——明白人一听，会心地笑，知道这是玩笑，或者冷幽默。但我唱歌，虽是左拉和沙翁的弟子，说话的确低调，哪怕偶尔激动，慷慨，也绝不高腔，绝不用神圣、高迈到无限接近于虚无的词语和句式。

比如写作，我更愿意看成是说话。即使偶尔写诗，我也更愿意当成说话——以正常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意思，确保对方能够看懂。“我来了，我看到，我说出”，据说，这是镌在司汤达墓碑上的文字。是否属实，待考。但我严重认同，并多次引用，以“看到”和“说出”，作为自己的写作意义构建。

现在我想“说出”的，是一个久违的词语：手工作坊。在农业时代，大家都很手工，但是经过工作文明，又到了电子信息时代，这个词语，往往与假冒伪劣产品连在一起，泛着不光彩的色泽。在一个无聊的会场上，我突然想起它，并把它打捞或者说打磨了出来——我迟钝地想到，我所做的事，无论教育还是写作，其实都在手工阶段：我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是纯粹的手工制作，虽然经由了键盘，借助了电脑，但我打字时笨拙的姿势，不规范的动作，谁都可以看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是说，连我的技术，都是“手工级别”的，更何况，敲打键盘、操作电脑的，都是我的“手的工作”。

2、

而我更愿意“说出”的是，教育，从本质上来说，也应该是手工作坊式的。

简单说，自古及今的教育，有两种形式：私塾式，学校式。学校教育的意义，不必多说，与之相对，私塾教育的意味，至少有二：

第一，规模不大，就像手工作坊，不大可能有“流水线”，也不大可能有“批量生产”，所以，那样的学生，几乎每个都是“限量版”的，不雷同，更不重复。

第二，速度不快。看禅门公案，很多大德都是，跟随一个老师，一参悟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在这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由手工完成，都浸润着手工者的汗水和心血，甚至凝聚着手工者的精气和神韵。

此二者，是现代学校教育所不可比拟的。而我以为，这样的缓慢，这样的尊重个性，正是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

只是我知道，当我以手工的方式，“说出”这样的意思，一定会有不少的人，暗笑我的陈腐和迂。但我仍然愿意坚持这样迂阔的看法，就像，我依然坚持这样“手工作坊式”的文字。我是很笨的人，而且，愿意越来越笨。

3、

阿常的追梦群里，组织讨论教学模式的推广，时间是在周六。因为家务耽搁，未能参与交流发言，监控结束时，敲了职下的话语，表明我的看法——

模式，简单说，就是一种“方法论”，即总结归纳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它进行理论提升。所谓的教学模式，其实就是某种教学方法的梳理和归纳。而方法，它既然能够解决问题，就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只在于，方法一旦成为模式，就可能固化、僵化、死板化。我们知道，尽管教学有其本质规律，但具体的教育情形，又有巨大差异，不一样的教师，不一样的学生，不一样的文化，显然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更不可能用僵化的模式。正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因此，方法不错，模式无罪——罪在不加选择的搬用，罪在大一统的推广。

但是，在近功近利的时代，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在集权的强力作用下，没有什么“运动”不可以搞，没有什么“人间奇迹”不可能发生。集中学习某种方法，强力推广某种模式，一夜之间，举国上下都推行某种后来被证明滑稽可笑的东西，几乎就是这个国家“原罪性”的现象。置身其中，“被学习”、“被推广”也几乎就是我们别无选择、在劫难逃的宿命。就像，专制早已成为我们的生存背景——这样的东西，也许是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作为个体的教师，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面对，接受能够接受的，拒绝不能接受的；有所妥协，有所坚守，有所放弃，有所保留——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接纳。

支撑我们行动的，或者说支撑我们内心的，应该是对教育的思考，是对教育规律的遵循，是对教育良知和底线的坚守。这样的思考、遵循和坚守，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管季超0712

4、

领导说到，今年的目标和任务很难完成——当教育简化到具体的升学层次和数目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我的意见——但是他说，我们仍然要盯死盯牢质量。我想到的是，对于明知道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果仍要努力去完成，是否会因此而不择手段？有良知的教育人，对于昏庸、糊涂甚至混帐的长官意志，该取什么样的态度？教育人，是永远的教育人，而长官，只是临时的长官，其意志，更只是临时的意志。我敢以契诃夫的名义作证：再没有比官场更盛产“变色龙”的了。

过去的官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现在的官员是：为官一任，政绩一时——莫非，差别在“吏”和“员”上面？或者在“过去”和“现实”的不同？

这是偶然间的感叹。现在想起这事，我想说的是，如果不分清红皂白，不管轻重缓急，所有官员都不断面临和被强化着“届”的意识，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和“工程风”就无可避免，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文化教育。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世界知名的百年企业，大多是家族型的，虽然发展缓慢，甚至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们大多从容，能够走得更远。

如果，无论什么样的目标、任务，都要拼死拼活地去挣，去做，只会撑大混账的长官们的胃口，也只会让教育人更疲于奔命——这对任何一个真正理解教育、热爱教育的人来说，都是残酷的。

5、

偶然回头，看三二十年前的那些同学，和他们今天的状况，我总结了这样的句子：当年的差生大多发家致富，当年的中生大多当了干部，当年的优生大多研究学术。似乎还可以继续梳理：所谓的差生挣钱无数，所谓的中生享乐无数，所谓的优生辛劳无数。

这样的现象，我相信绝对是普遍的。如此，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现在的学生？应该怎样对待我们正教着的学生？

我特别感动于某个校长的话——每当学校新进教师，他都会语重心长地叮嘱：考100分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以后他可能成为科学家；考80分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以后他可能和你成为同事；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以后他可能会捐钱给学校；考试作弊的学生，你也要对他好，他将来可能会当官；中途退学的学生，你也要对他好，他可能会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

可惜，我不知道这位校长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或者，它只是我的一个幻想，或梦境？

6、

有时想，教育，其实用不着那么多创造和创新。教育的元素，更多是恒定的，教育的发展和变迁，注定是缓慢的。一天天播种，一季季耕耘，不出意外，种子就会发芽，生命就会成长。只要有良好的气候，收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总觉得，那些今天一个主张，明天一个想法，不断推陈出新的人，无论他表现或表演得怎样理解和热爱教育，我都觉得面目可疑，甚至心术不正。热衷于名词或概念的游戏，要么是功利心太强，要么是牟利意识太盛。

或许，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然的“原罪”，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要的丧失”。关于现代性，德国哲学家阿诺德•盖伦如是说：“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创新性、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种与之相应的对一切社会秩序的不可靠感和变化形态”。不断地创新，就是不断地否定，不断地抛弃。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只掰苞谷的猴子，不断扔掉手里拥有的，始终忙忙碌碌，却始终只有手里的那根棒子。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教育最终也必然是文化。文化需要积累，需要沉淀。更多的时候，它需要安静，需要常态，需要一种不被影响和打搅的从容与优雅。就像那些生长的植物，其实只要有良好的生态，不被人为破坏的生态，就足够了。

管季超0712

7、

越来越觉得，所谓的教师专业发展，其实是个技术意味过重的词语。一个人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整体的，持续的。就像一棵树的生长，它可能缓慢，但是绝不会有一刻停止生长，也绝不会出现所谓的根的生长，干的生长，枝叶的生长——这一切，都是自然进行的、同时进行的，即使我们在生物学里，作出人为的划分和区别，但树肯定不会接受我们的知识。

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说，教师的发展。如果非要划分和区别，那也只可能是生命和专业两个方面的“共同发展”——生命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意味着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对人事的体察和颖悟。而在这过程中，自然也就伴随着策略的调整，方法的改进，意识的提升，诸如此类，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发展。

没有一个人是先发育身体，再发育意识的，就像没有一个人是先长大成人，再开始求知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学习，这是同步的。

“同步”就意味着全面和整体，意味着和谐和统一。

而现在，我们过份强调“专业发展”，过度弱化“生命发展”，极容易误导和局限于知识与技能，极容易让教师以为，所谓的成长，就是上课，备课，就是多媒体和PPT——教育，怎么可能如此简单，机械？

8、

我其实早已知道，这世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每个人的不公平，早在受精卵着床那一刻便已经开始。在北京、上海受孕的，生来就是北京人、上海人，若是生在四川或福建的某个乡下，得付出不知多少努力，才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与北京人、上海人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

但是，如果一方面，我们在不断倡导和追求公平，以“更加公平”为目标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我们却日益明显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不公平，那不管怎么说，都是有问题的。至少，是公平的内容和追求方式，有问题。

今天的教育也是如此。不公平的问题不再说了，因为那已经不时髦，似乎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现在时兴说均衡，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像春来时的流行感冒一样，热度越来越高。可是，在大力倡导和追求均衡的这些年里，我却发觉，城乡教育，竟然是越来越不均衡。

奇怪吗？也许不。某一年，有人说要“增加人民群众的投资性收入”，股市就上演高台跳水。然后，又有人说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物价就像神九上天（现在虽然没上，但它尽早是要上的）般急速上涨。很多年前，我就悲哀地祈求过：千万不要涨工资，而“绩效”兑现前，我也曾忧心忡忡。道理很简单，工资是眉毛，物价是胡子，眉毛怎么涨得过胡子？

远了，还说教育均衡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均衡，但可以肯定，如果城乡二元差别依然存在，城乡教育就永远不可能均衡。而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在农村学校，不仅是优秀学生在“被掐尖”，优秀教师也在不断流失，再优秀的农村学校校长，也要想尽千方百计进城，哪怕在城里最差的学校，或者在城里较好的学校当一名普通的教师——这就是现状，悲哀的现状。

在追求均衡的过程中，越来越不均衡，就像，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公平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或许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9、

吴家小学“爱的书库”开馆仪式上，最令我感动的，是那帮孩子集体“哗变”。

尽管我知道，善好之事须低调进行，但学校教育里，还是应当有必要的活动，如仪式、典礼、宣誓之类，来洗礼，振荡，激发，向学生宣告主张，传导要求，形成影响——所以，年前建库时，就跟聪伟校长商量揭幕式，同时启动全校的读书活动。“最好放在开学时，主题就叫‘春来正是读书天’。”我建议说。

聪伟一如既往地憨笑着说，哥，安逸。

开学后正经规划。仪式时间不长，我建议学校上两个节目，既是丰富，也算展示。按聪伟的安排，除“暖场”的经典诵读外，另一个，是全校师生表演《吴家小学咏叹长调》。后者时间长，场面大，元素多，这就需要调度、整合。周三下午彩排时，我去看过一次。在冬日的暖阳里走着，看着，感觉挺好。但是我担心，乍暖还寒的季节，天公不作美。

不幸被我言中：周五一早，雨就下得淅沥索落。在前往一个会场的路上，接到聪伟电话，他郁闷地说，可能得改在室内，去掉节目。我也沮丧。但是我说，两手准备吧，说不定雨停了呢——话虽如此，心却不踏实。好不容易熬到散会，刨了两碗米饭，桌上酒菜还没上齐，我就搭车直奔学校去了。

聪伟正带着一干人在操场上准备。而各色人等正在前来的路上——因为捐建方“中国滋根”的牵扯，动静越来越大，市委副书记要来，副市长要来，统战部、工商联的领导也要来，加上滋根代表，教体局领导，媒体记者，活动开始时，又来了一帮企业家，二十多号不同方面的人物，齐聚这所农村小学，只为着一个目的：“为孩子点亮一盏灯”——这是聪伟为书库开馆拟的主题词。

两点，准时开始。雨虽然停了，操场上的风，却大而冷。所以我不断跟聪伟商议，压环节，砍节目——主持人跟孩子们宣布时，他们呆站着，但是很快地，演主角的100多号孩子，居然齐齐脱掉外套，露出穿在里面的表演服来，而其余的师生，也都鼓起了掌。

后来才知道，孩子们练了好几天，实在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所以公然抗旨。而接下来他们的表现，充分展示了他们的信心和决心。那么认真、投入，真的让人感动。尽管我一直揪着心，担心他们受冷，但同时又想，或者，他们正是因为那场景和气氛，而得到了振奋和鼓舞。

管季超0712

10、

无意中，在大伟先生博里看到“悼肖成全兄”的题目，心里一惊，将信将疑看下去，居然是，肖先生病逝的消息。震惊之余，跟帖问：“怎么回事啊？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也没法想象了！去年，在宜宾我们见过一面，后来在成都的国培班上，当过他的学生，那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啊，怎么就这么快地去了？”

惊疑之余，想起与他的有限接触。

听到这个名字，有很多年了。最初，似乎就是 从大伟先生那里（大伟是我的前任领导）。那时，肖先生还在酒城泸州，做教师培训，却在省内广有影响。彼时我心不在教育，所以，也就只是听说而已。后来，又知道他到了成都，在武侯区做教师教育。我们两个单位似有互访，但我对他，仍只是知其名、见其人而已。不过，随着课改开始，因为好学，肯干，他很快就冲出四川，走向全国了，不少时间都在天上飞着，去各地讲学。

接触只有两次，都在去年。先是6月中下旬，省教育厅在宜宾开会，单位让我去参加大会交流，自然也有他——我讲的是精神共同体与教师专业发展，纯粹的个人感受和民间作法，没想到，刚下来不久，就收到他的短信，夸我讲得好，并要我把自己能讲的内容给他发一些，有机会时也好邀我出去讲。感激他的热心和鼓励，当时给过他一些材料，后来，却再没有消息。

去年11月，省级骨干教师培训班在成都举行，我是学员，他是主讲专家。课堂上，我曾举手回答过他的提问，记得他的微笑和肯定。下课后，他也曾招呼过我，彼此寒暄——我待人接物，一向淡然，只是隐隐觉得快乐，三年时间里，我们一定会有不少接触和交流的机会。

谁知道，那竟然就是最后一次。

“哀伤……”跟帖大伟先生的博文时，在敲出这两个字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能说什么，只好省略了事——人到中年，这样的离去渐渐增多，而且会越来越多，不免伤感。但我还是在伤感中，找出他给我们上课时的课件，重温的同时，似乎又看见那矮壮的身体，略带甜柔的声音。

11、

其实，我们做事情，很多时候没必要那么功利。过于功利，眼睛里便会只有那些功利的东西。为功利而功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反过来，功利心淡些，离功利的目标远些，眼睛就会看得更多一些，世界也会更广一些。或许，不为功利，反倒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样的东西，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我想说的，其实还是教育。如果为了质量抓质量，盯着成绩说成绩，年复一年地盯，日复一日地抓，可能会弄得大家都很累。盯的人累，被盯的人也累，抓的人累，被抓的人更累，只有累感，毫无生趣，久而久之，怕是想死的心都会有。曾经有句经典的台词，感情就像沙子，抓得越紧，流得越快，要是死死握住，掌心里可能就存不下多少——或许，真正的教育质量也是这样吧。

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天天说成绩，天天抓质量，或许我们先做一些“外围”的工作，效果会更好。比如说，先解决兴趣和方法的问题，再营造风气和氛围，最后再考虑效率和节奏。再比如说，尽可能让学生爱读书，多读书，会读书——我一直觉得，一个孩子，只要喜欢读书，学习和成绩，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反过来，牛不饮水强摁头，被摁的牛必定反抗，摁牛的人也尽然难堪。

教师也是如此。我始终相信，状态比方法重要，观念比行动重要，氛围比制度重要。所以，作校长的，与其天天说质量，时时提成绩，不如首先解决观念的问题，状态的问题，氛围的问题——只要教师喜欢教书，愿意认真教书，能够从教书中感觉到快乐和愉悦，他自然会知道该怎么教书，知道该怎么努力把书教好。

也许，这与所谓的“高效”相背，但对教育而言，所谓的高效，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教育是慢的艺术，教师的发展，孩子的成长，都是缓慢的，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等待，多些从容，多些优雅。那种急猴猴的“抓”，那所谓的“一抓就灵”，如果不靠“兴奋剂”，怕是难以保证效果的。即使真有些效果，可能也像“伟哥”一样，不过是盲目的自大，是虚幻的强硬，而且，难有持久的发展。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古人的这话，显然说的不只是花柳，更不是花柳病。我愿意相信，这里面也暗含着教育的意味。

12、

早就知道，镇西是我师兄，但到“末日”之年，才跟他发生关系——通过有限的接触，感觉我们是被“耽搁”了很多年。

当然，责任在我。六七年前，我曾在“教育在线”呆过一小段时间，发过贴，似乎也建过所谓的博客。接下来的新年里，曾收到他寄来的一张贺卡。看到那如雷贯耳的三个字，第一感觉是不可信，但他当时的确是在那个学校。第二感觉，居然不是自豪，而是自卑——那么大名鼎鼎的人，若不是弄错了，怎么会寄我贺卡？所以，极其感动地收下，极其不礼貌地没有答复和回寄。

年初，给《教师月刊》主持专栏，想选用他一篇博文，先是电话，不通。后又短信，未复。走投无路时，才急中生智，通过博客，给他暗送秋波——真的是“暗送”，新浪博客有“发纸条”的功能。仍不得复，只好留言。

终于是联系上了。他说：手机换号了，给我回过“秋波”的，但似乎是我的博客拒收了。然后他说：“几年前，曾经因为敬重你佩服你，给你寄了一个新年贺卡，投进信筒前还对着我那潇洒的钢笔字自恋了好久，但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后来好像和一位编辑说起过你，要他代我问你好，也没有结果。因此，今晚收到你的留言，很是惊喜：那么矜持的谢云（和我表弟同名）也‘不耻下问’了，哈哈！”感觉得出，他也是欣喜的。

我只好一再检讨，表示惭愧，约定他到绵阳时，一定请客，吃一碗绵州酒店附近的“碗杂面”——那是他“特别喜欢”的。

没过几天，为一个专题策划，想向他约稿，这才有了QQ对话。“说实话，我真不想写。现在我特别不喜欢命题作文。”他说，“但是，你第一次‘求’我，我不写又太不好了。所以，我想想，争取给你写。”很谦逊，很随和，并非只因为我是他师弟。看他博客，但凡有教师询问，他总是有问必答的。对他这样的名人，名师，能做到这种程度，不容易。

寒暄后的对话，自然是有主题，有中心的，不过，内容暂时保密——但总体感觉，我们还是能够谈得来的，无论对人生，还是教育。所以，我期待着能够有机会，迅速地把这个“客”请了，免得欠着人情，也吊着胃口。

恩，对了，他就是传说中的李镇西。

13、

知行社四周年庆典前后，把贩年来积存的一些资料挂在博客里，茅卫东先生看了“年度人物”后，问：“男人都去哪里了？在颁奖？”――因为四个年度人物，都是女性。我玩笑着说：“恩，在念授奖辞。”雒宏军老师也感叹：“看来，女教师更优秀啊。”我回复：“呵呵，男的年度人物正在打造中，敬请期待。”

那时，似乎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敬请”二字，我也说得信心满满。

但一年过去，这个“打造”工作，仍未完成，现在看，本年度怕是无法完成了――去年庆典时，趁着酒兴和激情，信誓旦旦的那位兄弟，有些像传统戏剧里的“负心郎”，热血only沸腾了几分钟，短得，似乎他自己都忘了曾有的誓言吧。

激情是容易有的，但激情，也是容易散的。就像人心。《天下无贼》里，黎叔感叹：“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是贼理，也有哲理。

做教育，也如此。每个教师都曾年轻，有激情，有冲劲，想上进，都曾设想、规划过教育追求和未来生涯，但，并非每个教师都能达成。随着岁月流转，雄心和激情，也会风云流散，不复再得。我曾感叹，人长大、成熟的过程，其实就是雄心和理想越来越小的过程。小是因为，生活的琐屑、破碎，需要人心的切合或妥协――同时，生活又是强大的，像汇集了水滴的波浪，置身其中，自不免被裹挟，被卷涌，主动或被动地随波逐流，起落沉浮：无论是短暂的情绪，还是漫长的人生。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那位兄弟，我其实能够理解。一线教师，人又年轻，事情自然多，又任了一官半职，分管教学，公务必定忙。再加上，一家之主，还得考虑住房、生计，这样那样的大烦小事。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对教师而言，或者可以说，教容易，育容易，教育不容易？

管季超0712

14、

禅宗六祖慧能在参学前，是个樵夫，以打柴卖柴为生。在市场上，熟人劝他放下架子，四处吆喝。慧能说：“买柴的自然会来，何苦奔波。”果然，就来了一位老者，看看柴说：“柴是干柴，可惜弯了些。”慧能笑着说：“弯柴不弯火，老翁是要买柴还是买火？”

读到这则公案，不禁想起乡下老家人的一句话：木匠眼里无废木。类似的话还有：只好弯木匠，没有弯木头。

刚好看到一则故事：一位教育局长，在一次校长培训会上，要校长们从一堆木料中找出一块有用的木头来。校长们不停地挑挑拣拣，最终，只有5个人找到了有用的木头，其余人看着面前的一大堆“废木”，茫然无措。这时，局长让他请来的木匠谈看法。

“在我眼里，每块木头都是有用的。”木匠说，“如果我要做一张椅子：平整的，可以做椅面；较长的，可以做椅腿；短木，可以做横挡；就连一块小小的木头，也可以做榫子。一句话，只要用得恰当，所有木头都是有用的。”

从杂志上看来的这则故事，结尾说，局长希望校长们，要求教师在对待学生时，做“木匠式的教育工作者”。故事毕竟是故事，这样的教育局长，不知道是否能够有，但木匠的话，无疑值得我们深思。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每个孩子都是为了得着成长，才来到世间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教育，也需要珍惜，需要肯定，也需要赏识。

无论如何，他们每一个，都是“天地间独此一份”。

15、

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论坛上讨论，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教师会不会被电脑、网络、教学课件取替。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所著《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即以探讨“教授死亡”的话题开篇。他注意到：在知识分子的知识权威受到广泛质疑的时代，教育和学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但不幸的是，在当代人头脑里，知识被赋予了一种肤浅的、几近平庸的特性。知识常常被定义为易消化的现成品，能够被‘传递’、‘分发’、‘出售’和‘消费’。” 富里迪说。

按他的说法，正是因为“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后现代主义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才会悍然宣布“教授死亡”。利奥塔注意到，教授“在传播既有知识方面并不比数据库网络更胜任”。

这其实涉及到教师的作用和价值，这个古老的话题。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是韩愈对教师作用的经典解说。传播道理、讲授学业，解除疑惑，这是他对教师职业的定位。在《教育漫话》里，约翰•洛克说：“导师的重大工作在于养成学生的风度，形成学生的心理；在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怀抱德行与智慧的原则；在逐渐将人世的真情实况显示给学生，在使学生喜爱，并且模仿优良的与值得被人称赞的行为；在当学生正做这种行为的时候，给他力量和鼓励。”

这样的角色，仅凭电脑、网络、教学课件，显然不可替代。所以，新课程培训时，我曾跟老师们讨论一个问题：以今天的信息化手段，我们完全可以集全国一流名师，就教材内容授课，全程录播，挂在网上，让孩子自由选择学习，但是这样，教育是否就可以真正完成？

答案是否定的。新课程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教师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传统的观点，教师的职责，就是 “教书”，所以教师也叫“教书匠”。作为职业，“教书”自然偏重内容而偏轻对象。后来提出“教书育人”，指教师不但要教书，还要“教人”——教书，自然可以“以书教之”，“教人”却只能“以人教之”。这里的人，就是教师自己。所以教师所能教给学生的，不是书，而是教师自己。

基于这样的考量，参加论坛讨论时，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尽管现实的教育里，有很多教师不过是在“教会学生如何服从”，但我依然愿意寄希望于教师，不仅能够教给孩子们知识，教给他们“人际交流和包容”的方法和能力，更能够以他们的人格魅力，带给孩子们良好的精神指引和人格影响。

对教育而言，这种指引才是重要的，这种影响才是深刻的。这也正是教师的作用，永远不可能被替代的根本原因。

16、

对“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的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这两个词语，是课改刚开始时，专家们的总结。大致的意思是指，在课程改革之前，绝大多数老师，只是“教教材”，在课堂上，其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对教材的诠释，对教材内容的传递。而在课改开始后，教师应当转变到“用教材教”——这是回应叶圣陶的说法：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解读教材，传递知识，都不是目的，通过知识形成能力，这才是教学的根本。当然，这仍是回应叶老的“教是为了不教”。

事实上，的确如此。

不过，作为“教材”的文本，对学生而言，多少总会有认识的障碍，接受的难度，理解的隔阂，“教”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像我们在“举例”后，总得有所说明，有所阐释一样。所以，真正的教学，其实应该是，先“教教材”，让学生熟悉、理解“教材”，然后，再“用教材教”，二者不可偏废，更不能够因为“课改”而断然否决和舍弃“教材”的作用。

因此，所谓的“用教材教”，不过是说，教师对教材的使用，不可拘泥，更不可刻板——尤其是对那些不好的例子，甚至是糟糕的文本，必须以自己的理性眼光，大胆加以取舍，适度予以替换。这其实就是“驾驭教材”，或者说对教材的“创造性使用”。

这似乎也正是吴非先生说的“不跪着教书”的一个方面。可惜，尽管“课改”已经十多年，还是有不少教师，只能按部就班地“教教材”，心甘情愿地奉“教材”为圭臬，做“教材”的奴隶。

17、

当我突然意识到，对中学教育，再也没有兴趣和激情时，不禁一阵惶恐。

我教过9年高中语文，作过4年多初中语文教研员，现在则是高中语文教研员。应该说，对中学语文是有所知，也有所感的。但是现在，我更关注小学语文，更感兴趣小学乃至学前教育。原因在于，目前的中学教育，已经被“应试”折磨得体无完肤，蹂躏得神形俱毁。

从抓毕业班，到从起始年级抓起，从盯死盯牢质量，到抓升学抓出血来，从“周六保证不休息”，到“周日休息不保证”……听听这些说法，就觉得，中学教育，已经恐怖到了什么程度。还有数不尽的考试和检测，屡禁不止的排队排名，形形色色的任务指标，抓A优B优C优，抓踩线生，百日誓师，等等，总感觉，抓质量的人，似乎都绿着瘆人的眼睛，一双双死盯着学生——绿或者不准确，红了眼的可能性更大，既因为过度的疲劳，又像逼急了的兔子，或者输不起的赌徒。

这样的经验里，越发觉得：似乎只有小学乃至更低段的学前，还“像教育”，还有教育的样子在。

接触到一些做校园阅读的NGO组织，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只做小学”，原因也在于，中学不可能有真正的阅读——从周一到周六乃至周日，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学生哪有时间阅读？从初一到初三，从高一到高三，中学的教师，哪有心情和精力考虑阅读？考啥教啥，不考不教，中学普遍的“功利”，实在不可能有“公益”的份儿。

只是小学和学前教育的情形，也已不容乐观——学前教育小学化，苗头早起，势头渐旺，小学的考试、排名，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优生线和优生率一再水涨船高。 傅国涌先生从民国教育的角度，梳理现在教育的问题，感叹“今天的中小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因为它们是为升学而存在的，只是升学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尽管基础教育如此不独立，尽管“应试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但是我想，再不独立，也没有必要从一年级就开始瞄准高考吧，再不独立，也没必要从幼儿园开始，就向大学“抛秋天的菠菜”吧。

但现实已经证明，我的想法是多么愚不可及。而这样的证明，是多么让人失望，乃至绝望——对于教育，对于我赖以为生的所谓“美好事业”。

管季超0712

18、在今天谈教育，或者说思考教育，是很冒险，也很容易显得可笑的。因为今天的学校里，只有教学，没有教育。

关于教育教学的关系，我不想多说，但其区分，我想大抵如此：教学是授受知识，教育是培养能力，教学只关乎成绩，教育则涉及灵魂，教学只关注眼前得失，教育需考虑长远发展——在教学者眼里，只有分，在教育者眼里，才有人。

而今天的学校里，校长只说教学，不谈教育，老师只管教学，不论教育，因为所谓的教育行政部门，只认教学，而不问教育——所谓的教育质量，窄化为考试、成绩、优生率、升学率，所谓的教育思想，不过是盯死盯牢质量，不过是课堂结构改革，教学策略调整，教学方法创新。

所以，在很多教育者那里，只有分数、名次，只有一个个抽象的数字，而没有具体的人，生动活泼的学生。即使我们在谈论所谓的成果，罗列所谓的成绩时，也只有干巴巴的一个又一个的数据，而已。

只有教学，没有教育，这或许是当今校园最悲哀的地方。因此我曾感叹，我们的学生，只有学习，没有生活——没有生活，自然也就不会有鲜活的生命。

19、区内的教育，说起来是好的。无论中考，高考，升学数都远高于其他县区。一直以为，我们似乎也因此而骄傲，而洋洋自得。

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所谓成绩的取得，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以今年的初三毕业生为例，近7000人的规模，我们预计的“国重目标”，不到1300人；即使一再“扩大优生工作面”，学校所关注的，那些能够考上各类高中的，也绝不会超过60%——就是说，如果只看重所谓的质量，只看升学率和考试成绩，其他的近3000学生，近3000个活生生的生命，不过就是陪练，是牺牲品，是被我们轻轻松松忽视掉的部分！

他们的命运谁会关注？他们的伤痛，谁能体会？这些教育的弃儿，我们所谓的“差生”——每次看到他们，我总会忍不住想：他们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

曾经有统计资料说，全国3亿学生中，被老师和家长认定为“差生”的，达到5000万，每6个学生中就有一个“差生”。而这一总数，相当于1个法国、10个瑞士、100个卢森堡的人口总数。

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感叹之余，我所想到的是，在统计学里，他们或许只是一个百分比，但对他们的家庭，都是重要的成员，对于他们自己，那更是全部，是完整的“一”。

20、同事从香港游学归来，交流心得，印象最深、让我最有感触的是，她说，香港很多学校追求的是，让学生一生都记住母校，让学生一生都与母校联系。

市内某校，近年来因高考暴得大名，无论数量，质量，都一流了，名校了，国重了，大规模了，建新校区了，办实验分校了——近2万人的超级高中，所谓的教育航母，或者，用他们自己的定位，“航母中的旗舰”。

但对这所学校，除了每年七八月，报纸的套红喜报，电视的滚动文字，街头铺天盖地的横幅标语，各种层次的状元，升清华北大的人数，上重点学校的个数，硬上线数目及比率，以及诸如此类庞杂的数据，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一是，校园的面积和气派，的确是“大”就一个字；二是，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学生自杀的传闻；三是，一帮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将母校美誉为“全市第一监狱”。

那帮孩子，曾为他们的校长铺排过一则笑话——说是一头马，载货太重，走得太累，再不想动弹，把车夫急得半死。这时那位校长出现了，凑近马的耳朵，只说了一句话，马就开始拼命奔跑。车夫迟疑地问校长施了什么法术，校长淡定地说：我告诉它，再不耕地，就到我们学校来读书。

监狱和笑话，都是同事告诉我的。她的儿子，曾在那学校呆过。同事还告诉我，校庆时，儿子班上的同学，只有班干部等极少数人回去了，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同学家里聚会——母校，在他们的感情世界里，会是怎样的面目？

21、看过许多学校的宣传资料，说到学校成绩，总是说，他们为上级学校输送了多少优秀人才，但没有一所学校提到，他们曾经制造了多少差生；总是说，某位高官、政要，或专家、学者，或教授、名师，毕业于自己的学校，但没有一所学校提到，某个杀人犯或黑帮头目，曾就读于自己的学校。

想起前些年的北大、清华的校庆，感触更深——那样的沾沾自喜，那样的牛皮哄哄，那样的盛大傲慢，那样的表功表德，似乎一切都是“高大全”，一切都是“伟光正”。而更为牛叉的哈佛大学，在370岁校庆时，思考的却是“有什么内部矛盾和过分行为，会消弱我们的大学，或阻止它满足现代社会和人类的需要而作出贡献”。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彼此的心态、格调和境界。

只知道表功表劳，不知道反思追省的学校，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只罗列成绩经验，而不追思错误教训，只允许歌功颂德，只允许“形势一片大好”，而不能直面问题，甚至刻意掩盖危机，美其名曰河蟹、吻腚，这样的国家和民族，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更多的情形是，庆典越热烈，越喜气，庆典后的光景，往往就会越冷清，越悲剧。

22、成排成排的课本，厚叠厚叠的资料，零乱堆放的哈达卷，桌上到处都是。窄小的教室里，每人课桌前，还有体形巨大的塑料箱，带轱辘的，装着各种各样的教辅，习题集，记录本……这样的情形，早在儿子读高中时，就多次看到，但再一次置身其间，依然觉得恐怖，悲从中来。

我就在这样的教室里，在书本和资料之间，好不容易安顿下一张椅子，开始听课。

高三，二轮复习阶段，内容是给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正是我想关注的。授课的老师我很熟悉，也很优秀，虽是随堂课，课件很漂亮，准备很丰富。一开始，就出示前人评建安风骨的“意丰辞雄”，强调立意的重要，并以之为立意的标准；随后，又示例材料，多角度解说如何立意。但到训练环节，学生的立意，依然浅窄，见不出向度和广度，显不出深度和高度——虽然，那是所很不错的学校，而那个班，是学校所谓的火箭班，优生云集，高手林立。

课后交流，老师颇觉不安，解说，致歉。我说理解，真诚地理解——所谓立意，不过是见识和思想的体现，是一个人生活经验、心灵体悟的外化。而现在的学生，只有学习，没有生活，只有考试、讲评等应试的操练，而缺乏对生活的接触和融入，对阅读的体验和认知，单薄的心灵，怎么可能“意丰辞雄”？短浅的目光，怎么可能有超迈的识见？

有时我们会觉得，是学生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其实，表达不出来，或者表达不清楚，不准确，也只是因为想得不明白，不深透。早就有人说过，“语言即思想”这样的常识，可惜我们时常忽略。

23、不少的城里孩子，周末时，都要去各种“兴趣班”，学这样，练那样，古筝、提琴、钢琴，或者舞蹈、拉丁、表演。有的孩子高兴，有的孩子不乐意。或者开始高兴，后来不乐意，由反感而反抗。开明的家长，会顺从孩子，不强迫孩子，不开明的，则会反复唠叨，催逼，由言语到武力，强迫到让孩子厌恶，边练习边抱怨，甚至暗自咒骂——对所学的项目，也对家长的态度。

原本要培养兴趣的，不成想，却败坏了孩子的胃口，甚至会让孩子，终身厌恶曾经学过的东西，这正所谓“学了一门技术，恨了一门艺术”。

就算是在学校里，这样的情况，也普遍存在。所谓的学习，不过就是反复地抄写、读背，反复地操作、演练。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机械的、缺乏创意的程序里，学生学到了所谓的知识，却失去了学习的乐趣，创造的激情——学生普遍厌学，应该与此有关。而更宽泛地看，学生在学校里的受教育过程，也几乎就是“取得了成绩，却失去了生活”。

有则外国民谚说：“为了得到一根铁钉，我们失去了一块马蹄铁；为了得到一块马蹄铁，我们失去了一匹骏马；为了得到一匹骏马，我们失去了一名骑手；为了得到一名骑手，我们失去了一场战争的胜利。”

为了一根马蹄铁，最终输掉一场战争，如此惨痛的结局，是否也是我们时常所谓的“必要的丧失”？

管季超0712

24、
这些天，许多学校，都在讨论30%的奖励性绩效——去年的钱，现在讨论分配方案，什么时候能到手，还是未知数；相对于物价，升值还是贬值，也是未知数。但至少有指望了，应该是高兴的事儿。
但老师们的情绪，很纠结。主要的问题是，分配决策太随意：以前涉及的项目，突然取消了，以前没有的项目，莫名增加了，甚至拒不执行基本的规定。比如说，班主任的15%，被校长以“班主任工作不是班主任一个人作的”为由模糊掉，然后以加分的形式体现，而其分值，低得可笑。随意的加分项目，却很多：财务人员的数据录入，因为停电不能进行，晚上做就算加班；后勤人员外出领一下试卷，或送一次资料，就给加分——而所加分值，远远超出教师多上的几节课。
实施绩效的初衷，是要奖勤罚懒的，结果，却成了新一轮的大锅饭，甚至奖懒罚勤，成了校长平衡关系，牟取私利的手段——有不少校长，巴不得女教师都向他献媚，男教师都请他喝酒。本来不多的钱，不大的差距，因为这些因素，所谓的“绩效工资”，真的就成了“讥笑工资”。
如果我说，“绩效工资”其实就是一种阴谋，以“二桃杀三士”的方式，羞辱和败坏教师群体的人心，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对于通过绩效工资，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我始终悲观。2009年，我曾说过：
“一个教师，如果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为什么当教师，没有体验过教育的千姿百态，没有真正理解学生的千差万别，没有能够随着教育生活的变化而改变自己，调整自己，没有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欣悦，那么，他拿1000的月薪会觉得痛苦，让他拿10000的月薪，他照样会觉得倦怠。”
现在看，这话依然不过时。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都不会过时。

25、
有时我感觉，今天的农村，就是庞大中国的缩影。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长文，《打工的母亲》，感慨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整个乡村，似乎只有妇女、儿童、老人、在留守家园。尽管那个时候，还要交皇粮国税，而现在已经不交了，但是“青壮打工去，种田童媪叟”，这句“剥”自彭老总的诗，仍然是今日乡村的真实写照：但凡有力气的，有技术的，都选择了在城市里生活，或者定居，乡村的命运，自然只有“没落”。
庞大的中国，现在也是如此——不只是“官二代”、“富二代”在不断移民，但凡有钱的人家，都想尽千方百计，要把孩子送到国外，“精英阶层”的流失，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还有很多留学生，哪怕洗碗端盘，作“洋打工”，受尽种种痛苦和歧视，也不愿意回来。媒体早有感叹：因为“上流社会”的弱化，中国正在进入“下流社会”——就像整个乡村，只剩下那些“走不动”的老弱病残。
更可怕的是，政府对这样的状况视若无睹，置若罔闻——他们的目标，是否就是这样的“天下大同”，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心寒，就像偶尔回家，看到我所熟悉却凋敝不堪的乡村。

26、
前几天，有人大代表说，中国现在有1000万公务员，而4年前，这个数据是600万。每年新增100万吃皇粮的，代表感叹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但是很快，这一说法就“被辟谣”，说，总数没那么多，不到700万而已；每年增加人数，大概在15万，而且都是有法可依、按需配置的。
实际的数据是多少，可能没人知道，至少，像我等升斗小民，是没办法知道的。按照惯例，官方的数据，在我们听时，凡是喜报，大多要打折扣，凡是噩耗，则往往需要增加——“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那就说我所知道的吧：我所在的市，原来的行政级别是“地区”，下辖现在的好几个市，后来被拆分，独立建制了四个市。我所在的区，是10多年前，由原来的一个“市中区”分拆而来的，以当时的市中区概念来看，我们只是其中的五分之一。1000万人一套“四大班子”，分成10份，自然“需要”10套“班子”，而相关的部门，自然也就“需要”10套。
古时候是把当官比作“放羊”的，现在仍然不妨一比：羊群规模没有明显的增加，放羊人却多出10倍，他们的“需要”，显然不只是原来的10倍。以前我所在的县，一个小小的广电局，就曾经有过一正六副的“豪华配置”。而刚刚看到的消息，广东某地的国土城建与水务局，竟然有19个副局长，加上正职，正好满满两桌。
想起《抓壮丁》的电影：你抓多少人，就可以捞个连长干干，再抓多少人，就可以捞个团长当当——不过，壮丁总是有限的，抓壮丁也需要心思、力气，甚至汗水、鲜血，而正科、正县之类头衔和人员，似乎是无限的。从数学上说，一群羊虽然规模有限，但只要愿意，就可以无限地分解下去。如此，实现短命隋朝杨尚希所说的“十羊九牧”，可能不会比共产社会更遥远。
当然我们知道，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而且，也只能出在羊的身上。

27、
我刚读书的时候，几乎每村都有小学，公社也有一所，因此叫中心校。记得，是以小学为主的，虽然也有初中班，但没有独立，所以叫“戴帽初中”——我就是从那所学校“戴帽”毕业的。
那时，没有打工之说，农村人口很多。当然，读书的孩子，也多。这是简单的道理。
后来，打工的人多了，农村的人少了，学校状况也就有了变化——先是初中单设，每乡镇都有，然后是撤并村小，齐刷刷地，不几年时间，孩子都集中到中心校读书了。
现在，情形似乎又有了变化：随着生源的萎缩，中心小学还在，但是初中校，大多撤并了，或者是几个乡镇合办一所，或者归属到中心小学——跟当年的“戴帽初中”一样，不过换了个新的词语：九年一贯制学校。就像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发型一变，服饰一变，就成了“柿油党”了。
以后的情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许多农村的中学，原本修得很漂亮，但现在的作用，似乎就是装灰尘，养老鼠。而据说，基本国策可能调整，农村人口有增强的可能——或许，领导们已经高瞻远瞩地把握住了这一趋势，提前为乡村教育的复兴和繁荣，作好了物质的准备吧。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总是有耳福听到，教育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去年或前年，看到两句话，怕忘记了，姑且放在这里：他们满口谎言，我们假装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