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与诗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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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与诗歌的对话
南方周末　 　2001-09-20
主持人：拉家渡
对话人：
胡续冬，北大文学博士
桑克，"诗生活"网站掌柜
燕窝（女），网络"土著"诗人
多了一只碗吃饭

　　拉家渡：就像被很多人提出的文学"７０后"一样，"网络诗歌"这个概念是将一种次要特征无限夸大。但是网络又必然地构成了当代诗歌和诗人写作的一个外部环境，一个新的诗坛地貌正在形成。网络与诗歌发生着一种怎样的联系？
　　胡续冬：我认为确切地应该叫"诗歌在网络情境中"或者"网络情境中的诗歌"。那只是网络与诗歌遭遇的一种可能----媒质意义上的形式变化。更多的可能目前还在交流方式和交流有效性上。
　　燕窝：网络对于诗歌只是像多了一只碗吃饭。网络提供了一个极其令人兴奋的前景：１·作品与生计的分离；２·作品真正地产生于生计当中，不是作家为了写作而实践生活，我的天！实践生活……
　　胡续冬：我们可能过于天真地以为网络可以利用其覆盖面和便捷性，一揽子解决诗歌生态中很多社会学意义上的困境。但现在我的理想发生了变化，我认为"一揽子"的方案是个幻想，尤其是当大规模流量冲击阅读期待的时候。我现在趋向于局域化地做试点，"文学自由坛"可以说是一个试验田。

辐射过的蘑菇

　　拉家渡：三位都是诗歌网站的负责人，开放的交流平台大家都认同的，但是专业的诗歌水准的"专业"怎么体现？
　　胡续冬：从交流方式上、从不同背景的写作者的构成上，我无限期待所谓"非专业"的人士以网络的方式介入诗歌，同时改变游戏规则。
　　桑克：这个专业是周星星说的那个专业，不是一天什么都不干就知道傻写的专业。
　　燕窝：我反对"专业"这个词。网络写作里越来越多的人不是胡续冬们，也不是桑克们。他们将成为最大多数人，他们是泥水匠、电脑工程师、办公室白领蓝领……这里面涉及网上作者生长的问题。有时他们像辐射过的蘑菇，突然巨大无比，这是你根本无法预料的。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是网络提供了各种生长性，包括所谓"错误基因"，二是网络广阔的传播能力和学习机会充分刺激了人的模仿力。

"土生"与"地面"

　　拉家渡：如果将网络当作写作界面，就会有以网络为背景和传播手段的网络"土生"诗人与在网下写作立足"地面"的诗人，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吗？是否有"非专业人士"对"专业"的介入问题？
　　桑克：问题在于，我们是和"地面"有联系的，而纯粹自网络出生的"诗人"，没有任何包袱。他们可能会和网络自身形成一个"传统"似的东西。非专业人士的介入是肯定的了，也带来很多虽然片面但相当不错的因素。还涉及很多道德伦理的变化。比如权威的问题，比如传统的认识问题等，比"地面"的变化更加明显。
　　胡续冬：我对"文学自由坛"的基本想法，是通过不同背景的人的视野融合达到消除网络"土生"和"地面"介入的写作者身份区分问题。使得至少在自由坛这个小范围，我们可以有一个共享的资源、传统和交流口径。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开阔的传统"基点"，自觉放弃自己的成见，也使网络"自身"的诗人放弃成见，使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中享有更丰富的"基点"。
　　燕窝：哦，当然是个好主意。事实上无论你是否想要这么做，事情已在进行中。但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达成地面权威与地下无名小卒的对话总是有好处的，至少是对新人的鼓励作用。
　　胡续冬："地面权威与地下无名小卒的对话"这个说法是成问题的。我希望在良好的、理想化的网络环境中大家放弃自己的"前理解"，尤其是对自己身份的"前理解"，进入到一个相互促动的状态，尤其是在知识储备和资源借鉴上。

坟墓即天堂

　　拉家渡：网络交流让诗歌和诗人呈现出哪些问题？
　　胡续冬：首先就"土生"诗人来说，燕窝等（包括水木清华、木棉等ＢＢＳ站里面的优秀诗人）是健康的特例，大多数人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无限缩短了"学徒期"，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的认同使他自己的身份定位从"学徒"到"诗人"急剧短路，导致自我意识的无限膨胀，同时减损了谦逊的"学徒期"可能获得的"诗外"的更多"功夫"。第二，视野的狭窄，包括有意的"网络身份保护主义"成见。很多网络写手自认为自己所"出山"的山头就是他们的全部天下，所能够借鉴的资源极其有限。并且有意地和"
地面"写作隔离开，以这种强行的"割裂"确认其自我诗人身份认同的合法性。第三，由前两方面综合的原因造成的浮躁和自我膨胀，导致交流心态的不健康，以至于意气之争多于正常交流。
　　"地面诗人"对网络的介入，问题之一在于很多人将网络视为无法在"地面"上便捷地获取的传播途径，从而专注于传播已有的东西，有意地与网络"土生诗人"拉开距离，这样就有意地放弃了一次融合的机会。第二是，很多"地面诗人"将网络视为在现实空间中无法实现霸权的理想"帝国"。现在很多诗歌论坛无非是"地面"实体的网络"军阀割据"地盘，这些人不过是利用网络很低级的一点传播功能和虚拟性，没有真正把网络看作可以解决诗歌生态问题的致命要素。从网络生态学的角度，网络是土地，我们不能只过度地开采，要促进土地的良好发育。
　　桑克：我以为你这个缩短学徒期，很准确，慢的力量和益处没有获得，只获得了快的。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我领教很多，有时候都没话说了。还有网络本身带来的，缺乏长的思考的时间。这些割据是长不了的，你看很多铁桶一块都破碎了，因利益而合的，必为利益而分。
　　燕窝：我挺喜欢这种割据，正因为权力的分散与可争取使机会也大大萌生了。有点像春秋战国带来的局面。我们现在以为那是诗歌坟墓的，谁知道一百年后文学怎么说？波德莱尔撕裂优雅言辞时想必大家也认为他正带着往坟墓走去吧。我最喜爱的恰好是这一点，大家往不同方向走。有人以为是坟墓的，恰是某些人的天堂。
　　胡续冬：不过我觉得这种割据的场面最终更有助于暴露很多问题，形成更多的裂缝和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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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家渡：诗人凌越访谈——在诗歌的此时此地

    生活与爱
    生活方式和写作的优劣并没有联系……
    拉：请描述一下你一天的生活。它们和你的内心／诗歌构成什么样的联系？
    凌：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相似的：吃饭、睡觉、娱乐、看书或写诗；它们和我的诗歌有一种因果关系——因为单调的生活所以产生有魅力的诗歌。
    拉：对一名写作者而言，教师好象是一份很合适的职业，它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凌：首先教师这个职业提供了写作所必须的空闲时间，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个性中的某种单纯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
    拉：大学毕业后你为什么选择来广州？对许多内地诗人而言，广州并不是理想的的栖居地。
    凌：因为广州有一所可以接受我的学校，当一名教师而不是为了办案而到处奔波的“公检法”是我当时的理想。来广州之前，对自己是否能够继续写诗也有疑虑，来了之后才发现想象的和实际情况是两回事，只要想写，在哪都一样。
    拉：你对城市生活是喜爱还是失望，或者是其他态度？
    凌：我在广州，那么我过的应该是城市生活，对城市我谈不上是喜欢还是失望，只是我无法想象生活在乡村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城市嘈杂的外部环境，淡漠的人际关系反倒为心灵的自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拉：你身边的诗友会不会对你的写作构成一种尺度？
    凌：很幸运，我在大学时代就和肖开愚、朱朱、陈东东成为朋友，刚来广州又认识了黄灿然，他们都给了我阶段性的帮助，而且这些帮助主要是在人格上的影响。我现在写的诗和任何汉语诗人都没有相似之处，这一点让我意识到我还可以写诗。
    拉：感情呢？可以透露一下你个人的情感吗？这是了解一位诗人的重要线索。
    凌：我爱过一些女人，也被一些女人爱过，就这样。
    拉：就你的生活轨迹上来看，从铜陵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你认为地址的转移会不会加深一个人对生活的敏锐度和感受力？
    凌：我在两年前给香港的《呼吸诗刊》写的一篇随笔中，曾以“暴躁”的方式提到这三个城市给予我的影响，铜陵是我的家乡，知道这两年我才发现这个僻静的长江下游的小城从一开始就给我的诗歌中注入了诚实的品性，而广州就象张晓舟说的那样：“这座繁荣的混乱不堪的城市显然决定性地决定了凌越的诗。”如果我不在广州，我很难想象我的诗会是什么样子。流浪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写作的优劣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拉：你对自己的生活和诗歌有什么期待？
    凌：健康地生活，写健康的诗。
　　诗歌与活动
　　事实是，好的诗歌只能存在于美好的心灵之中……
    拉：据我所知，你的长诗《虚妄的传记》在诗歌界影响挺大，它被认为是一首成熟的作品，请你谈谈这首诗的写作情况。
    凌：《虚妄的传记》是我九五年的作品，由４９首诗歌组成，共计１０００行，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从技巧到观念都有很多想法，而且是针对汉语诗坛的。前不久张晓舟在《新快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首组诗的诗评，他的看法正是我当时的想法。
    拉：我们谈到一个成熟的诗人，是否看他的技巧成熟？
    凌：一个诗人的成熟取决于他的心智是否成熟，技巧只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东西，那么多诗人从技巧出发写诗实在是舍本逐末。
    拉：对你影响巨大的大师有哪些？
    凌：学诗这些年我喜欢过许多诗人，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诗人都有一打，可是到现在我喜欢的诗人越来越少，而对我影响深远的大师只有两位——惠特曼和波德莱尔，我从惠特曼哪里学到的是爱，而以《恶之花》闻名于世的波德莱尔教给我的仍然是爱。
    拉：从去年开始，你组织过几次诗歌朗诵会，好象还吸引了不少外省诗人的参加，这是否就是“文学即气氛”？
    凌：去年我组织过三次诗歌朗诵会，三月份是在“不插电”，五月份是在“水边吧”，九月份是在“蓝调共和”。只有一次比较有意思，来的人多，而且很多是来听音乐的，结果“不幸”碰到了诗歌朗诵会。因为有这样一些需要诗人通过朗诵去“征服”的听众，参与那次朗诵的诗人朋友们都觉得比较刺激。参与朗诵的主要是香港几个写诗的朋友：黄灿然、廖伟棠、王敏、吴季，九月份那次还有肖开愚和郑单衣。本地的参与者有连晗生、杨子、小说家冯坤和李凡。
　　搞朗诵会的念头是从马雅可夫斯基哪里来的。前两年我很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歌的活力以及面对大众的坦然而粗犷的态度令我着迷，而且我试图在朗诵中呈现过于书面化的诗言的做作之处。直接的自然的口语当然是诗歌的正途。朗诵会的整体结果有点令我失望，酒吧朗诵说穿了还是一种沙龙活动，而沙龙是令人厌恶的。
    拉：你先后编辑和参与编辑的一份民间诗刊《新诗人》和一份综合类艺术刊物年刊《卫》，请你谈谈两份刊物的编选思想和艺术取向。
    凌：《新诗人》是我和廖伟棠在９８年创办的一份民刊，上个月第二份也印出来了，作者都很年轻，包括南京的刘立杆、朱朱、北京的杨溢、冷霜、哈尔滨的桑克、香港的吴季、廖伟棠、广州的连晗生和我。他们现在的影响是有大有小，但他们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再过十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成为汉语诗歌的中坚力量。创办这份刊物的直接原因是，汉语诗坛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都没有一份令人信服的刊物，官方刊物自不必说，民刊也多是毫无立场可言的大杂烩，毫不相干的诗人被强行放在一起，导致彼此的诗歌观念都受到削弱。
　　《新诗人》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份主动排斥著名诗人的诗刊，而且我认为我们的主动排斥是有道理的，他们名气那么大，写得那么糟糕，这对一份刊物来说只能是有害无益。
　　《卫》是我和小说家冯坤、摄影家王宁德在去年创办的综合性艺术年刊，刊物的统筹和运做由冯坤负责，我是这份刊物的诗歌编辑。创刊号是年初印出来的，由三本分册组成，小说卷是冯坤的《晃来晃去的人》，摄影卷是王宁德、黎朗和亚牛的〈旅程、白日梦 作品 自画像〉。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这些作品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一流的。以后我们将每年出一本小说、诗歌和摄影的合卷。有些朋友会问“卫”是什么涵义，当初我们决定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觉得“卫”的发音和字型比较好，没有想更多。至于〈卫〉的艺术取向，冯坤已经在发刊辞中以他惯有的猛烈方式做了精彩的阐述。
    拉：这两份刊物都是非官方办刊物，你是否认为“诗歌在民间”？
    凌：“诗歌在民间”是韩东、于坚的说法，对于这种牵强附会的教条的说法我毫无兴趣，事实是，好的诗歌只可能存在于美好的心灵中。
    拉：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会尝试写小说吗？
    凌：这两年我希望我能完成我写了两年的组诗〈尘世之歌〉，可能会交叉着去写另外一个组诗，慢慢写，反正我又不是多产的诗人。在更长的时间内我都会写诗，兼及诗歌批评，小说还不会尝试，再晚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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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策展人拉家渡：我们要唤醒生活中的诗歌精神 来源：搜狐文化
　　要在商业力量中获得健康肌体
　　记者：今年的亮点之一是设置了六个站点，并提出“诗歌驿站，点线结合”的全新方式，能介绍下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设置？六个站点之间怎样衔接？这是否会削弱广州作为诗歌节策源地的位置？
　　拉家渡：珠江诗歌节发轫之日就提倡一种“互动中的诗歌精神”，本届分设六个站点首先是出于城市互动的考虑，六个城市从分布上看位于诗歌版图的南北西东，从隐喻上来说，我们分别在这些城市启动诗歌发声，获取到的将是一个个城市精神的切片。 、诗歌站点之间的呼应能让珠江诗歌节走出广州，从形式上更具开放性和合作性。
　　六个站点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开展聚会、朗诵和表演。我们在视觉、调性上统一把握，各地因地制宜根据城市特点而选择在社区、广场、酒吧、大学进行。我们在当地除了有城市召集人，有广州珠江投资集团在当地员工的协助，我们还会分赴各地进行定向沟通、统一布置。站点与站点之间独立开展，但时间上尽量拉开档期，还可将每一个站点的经验带入下一个站点。
　　广州作为珠江诗歌节的策源地，它依然具有“主场”的重要性。广州站设定在6个站点的最后，即9月20日，珠江诗歌奖的颁奖在这一天会揭晓并颁奖。届时，我们会在广州为本届珠江诗歌节画上完美的句号。
　　记者：作为一个民间主办的诗歌节，六个站点的活动想必会大幅度增加活动的成本，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赞助商的商业诉求是否会影响到诗歌节的独立性？
　　拉家渡：成本的增加的确是运作中一个尴尬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2008年以来，整体经济环境的收窄，让主办方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珠江诗歌节今年能如常举办，得益于另外两位策划人陈朝华先生和秦彤先生的高瞻远瞩，可以说越是在非常时期，越能彰显珠江诗歌节的独立精神。本次诗歌节我们努力做到减少浪费、分摊成本，借用多方机构和朋友的力量合作开展工作。长期以来，记者和珠江投资集团为诗歌节达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默契，最大程度地降低商业诉求，保持诗歌的艺术性、纯粹性，同时又在商业力量中获得健康肌体，这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主办者要学会无视派别
　　记者：你们是如何选择各个站点的召集人的？他们在诗歌节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你们是如何处理诗歌圈子化问题的？
　　拉家渡：我们的站点召集人有一些是熟识多年的朋友，有一些是为诗歌节而新近走在一起的诗人，但基本上都是经过我们认真斟酌后的人选。他们从事诗歌写作、文化传播多年，具有很好的行动力和组织力。这些召集人的工作是诗人的组织、作品的整理、调性的把握、现场的把控以及面对媒体等，他们对所在诗歌站点的所有工作负责。
　　就诗歌的圈子化而言，珠江诗歌节有着自己的标准和门槛，那就是永远向着有着优秀质地、写出优秀诗歌的诗人开放。作为主办者，首先要学会无视派别，如果不是你的提醒，我都差点忘记了前几年诗坛上“民间派”“学院派”之争，事实是，各种主张的诗人都曾经来到我们的诗歌节，都能在珠江诗歌节的环境中感受到无隔阂的空间。
　　记者：本届诗歌节的主题是“声带上的中国”，能阐释下这个主题吗？这和往届的“诗人的发声”、“声音的共和”和“重返经典”是否有一定的延续性？
　　拉家渡：我们将诗歌的发声波及四方，传到各个重要的城市站点，这种独特的“声音驿站”会连接成一个诗歌中国。所以，“声带上的中国”是本届的主题。从第一届开始，坚持诗人原声朗诵一直是珠江诗歌节的重要核心内容。在我们看来，朗诵是一个诗人写作的延续，相信每一个诗人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都有一种外人听不见的声音与节奏在诗人的大脑中行进。通过朗诵，能够寻找诗歌内部声音的可塑性，而通过诗人的原声朗诵，而非动用播音员“有感情地朗诵”，其现场意义和实验意义值得期待。
　　记者：你们提出“诗歌与生活共振”的口号，诗歌节的“生活”的一面如何体现，仅仅是在社区举办吗？诗歌节和社区、和市民的联系性在哪里？
　　拉家渡：在公众的理解中，诗歌“曲高和寡”，站在生活的远处；事实上诗意如氧，因为重要，反而让人难以一望而知。每一个敏锐的感知者都能从日常的细节中分析出天堂的坐标，我们试图提醒和唤醒的即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歌精神。我们将诗歌节现场设置在社区、广场、酒吧都是一种努力，暗示诗歌是一种最易生长的植物，你注入心灵，它即刻生长。所以，在本次诗歌节中我们还设置有针对社区中非专业诗人的普通市民的征文。（来源：第四届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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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已是CEO推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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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还是放弃,是挂冠而去呢,还是隐忍,等到荆棘刺破头颅,这是当下每一个有志的诗人都面临的难题。他们曾经引领风气,现在更弄潮于时代尖端。在内心荒芜的时代里,他们向商业里寻求诗意。诗歌之没落,成就了他们另一种天分的发挥。诗生涯,更让他们的商业有别样的灵气与创意。

分众传媒CEO江南春:从诗人到首富
朱 坤

诗人生涯赋予他出众的细节捕捉力与想象力,而这些足以让江南春相时而动,在商场无往不利。
江南春——这个有着风雅的来自宋代词牌名字的中国首富,是极少数现在还坚持写诗的CEO之一。
“注意看鸟儿/当它满足于飞翔/注意看河水/当它满足于流淌/然后你让更多的人/
注意看生命/在生长青草的土地/在飘满晚霞的天空/在吹过松树的风中/它在欢舞/
所以愤怒、悲伤和快乐/都在消失,只有一种更大的宁静。”
这首写于他大学时期的旧作,被他贴在了自己近期的博客上。你是否注意到:这篇更像是散文的诗作老是“注意”来“注意”去,却显露出他的一种习惯性动作与思维:总是在注意身边的什么。
同样地,今日中国新传媒的旗帜——分众传媒当初存在的基础就是来自江南春无意中发现的一份A c Nielsen的调查数据: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四地为例,发现,每天人们上下电梯平均4—6次,每次等候时间平均为2.4分钟,每10次等候电梯5-7次会注意收看分众的电视广告。这些细节处,正是今日江南春发家的基石。

抒情的效率
江南春高大、体型微丰、年过三十而依然单身。他的财富数字和感情生活一样神秘,事业上,他迅猛如虎,大张大合,突飞猛进,感情上,他纯情似水,“我的爱情在18岁至23岁已经完结,对我来说,爱情就是回忆。(有人问,他现在的择偶标准是什么?)”这个曾经出版过一本诗集《抒情时代》,喜欢结交文艺人士,喜欢用有节奏和有韵律的言语与人交谈,操纵着数十亿资金流动的“中国封面”,是否颠覆了我们对中国豪富人上的想象?
“谁也达不到顶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着苦难,并且日夜不安的人。我想,真正的诗人大抵就是这样。他们携带着来自天上的秘密口令,怀中藏着武器,用脆弱的花朵抵御着现实的侵害。”
江南春坚持不把自己视为诗人,却以曾经的写诗生涯为荣。“我会用整个下午留心前桌的女生,并郑重地为她写下评语,在傍晚我通常都会鼓足勇气到学校舞厅涉足一场爱情或者被轻易地拒绝,无论怎样,待到月黑风高之时,我一定独自回到寝室,轻轻松松写起小诗。”
但在19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里,一首再深情的诗歌,对于女孩的吸引力,已经比不上一打鲜花、一枚钻成或者一沓钞票。
后来江南春常戏语弃诗从商始于追女孩,或日还债云云,问答两方,都哈哈一笑,没谁当真。难道当日他追女成功或身无负债,就没有今日之分众与江南春?不甘寂寞的人始终不会寂寞,喜欢被人关注的他,或早或晚,总要出头引人注意。昔日写诗、从商、创业乃至投身新媒体,他与时代的脉动无不契合。

商业的诗意
从诗人到商人,于他,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在创造一件不一样的东西,而其中大的道理相差不大。写诗经历让我容易投入、善于思考更本质的东西,也更容易调动激情和创造力到自己喜欢的新媒体事业里面去。”
在江看来,做诗人和做商人有共同点,都需要激情和想象力。只不过诗人更感性一些,商人更理性。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创意”是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让他真正体会到创意带来财富的,是他的同乡兼密友陈天桥。“创意面前生意是不平等的,找到一个全新商业方式,你就会创造超额利益。”
谁说商业不需要创意?江南春正在用诗歌的方式来写PPT文档,“PPT和诗歌存在某种共通性一一都需要借助最简练的语言来展现。”这是最基本的层面,在更高的层面之上,文学教会了江的怀疑和颠覆性思考,而这些,是分众和江南春今日一切一切之源泉。
“每当清晨,我在睡梦中醒来,睁开双眼,就感到自己又重新复活,当我翻身下床,看见昨夜一首略带缺陷的诗还站在狂乱的句法中,我觉得那种感觉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时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会更加纯粹。”
这篇写于1O余年前诗集之序言,也正是今日江南春商旅生活之写照。他将与写诗同等的热情、创造力、能量投射于商业之上,或许,诗人江南春之不复存在,与CEO江南春的横空出世,都是中国之幸运。

合众保险公司总裁丁当:做诗人的体验并不真实
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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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强调反操作的行吟诗人,如今是拥有两万名员工企业的总裁;丁当选择放弃诗人的生命状态。
现在看来,整个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青春期,也是丁当的“怀春”时代。“翻翻以前的日记沉思冥想/翻翻以前的旧衣服套上走几步/再坐到那把破木椅上点支烟/再喝掉那半杯凉咖啡”。这是丁当1985年的《房子》。
如今的丁当只读读里尔克、韩东、多多等少数几位诗人的诗,即使在“飞行中”这个最佳阅读时间,他也通常在处理做不完的工作。而休闲活动的内容,从“翻翻以前的日记”变成打高尔夫、从“半杯凉咖啡”变成了普洱茶。

诗意还在,诗人却没了
2006年10月11日午后,在北京朝阳门合众人寿总部,阳光离开丁当两面通透的办公室,只有风把百叶窗吹得啪啪作响。室内摆满了各式绿色植物,富贵竹、滴水莲、巴西木,巨大的芦荟。而他的座椅跟所有CEO一样宽大而柔软,案头摆满文件。
到今年10月,合众人寿已在全国12个省市铺点,有两万多名员工,在全国同类企业中排名第十。而一年前,这还是一个只有一二千人的小公司。
在所有转型的诗人当中,丁当算是最早也比较成功的一位。这与诗意无关。“作为诗人的一生,生命状态是飘的,而我借助职业牢牢抓住了大地。”这句话可看作是丁当人生转型的依据。
丁当的初次转型发生在16年前,“乘喷气机去南方”为深圳市政府创办了《投资导报》。1990年秋天,丁当第三次来到深圳。此时北方已肃杀,而南方的夏日却没完没了似的。长途飞行之后,满眼长绿树木使丁当幸福起来。
这一次场景转换成为丁当人生的转折点。而这一来,他便不再是诗人了,离“痛苦的灵魂”越来越远。3年后,丁当加盟平安人寿保险,在这行一干就是13年。
丁当是做市场的好手,几年问,他从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做到北区事业部总经理,再做到平安人寿副总经理。那时候他工作非常忙,写诗基本上中断了。“但我内心的诗意还在。”不同的是,他转而在德鲁克的管理学中寻求诗意。
用一段时间写诗而非一生,这是丁当的选择。1982年大学毕业后,丁当在西安一家电子工业部属下的大型企业搞管理工作。此

时,学管理、做管理的他似乎更热爱写诗。
就在这一年冬天,丁当结识了刚到母校陕西财经学院教马哲的诗人韩东。第一次会面在韩东狭小的宿舍,两个人围着煤球炉子谈了一晚。丁当形容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找到组织了。“韩东奠定了我对诗歌的热爱。”
其后,随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强调反操作的丁当也成名了。他与韩东、于坚等人一起创办了“他们”文学社,被誉为80年代最重要和最富有天才的诗人之一。甚至引出了一位冒名四处朗诵的“假丁当”。
丁当形容自己是一个骨子里好动的人。去年底,他放弃成为平安人寿总经理的可能,跳槽小公司合众人寿,重新投入一段“飘”人生。曾劝他改做导演的好友韩东,形容丁当的选择是蜕茧成蝶式的,有重大的人生意义。

诗意还在,它选择了生意
“年轻时做诗人的体验并不真实,现在的管理工作才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真实。实在的生活更有幸福感。”今天,丁当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诗人经历,如果有人问起,他会不知如何面对,只轻描淡写地带过。“我的转型不仅仅是职务的转型,也是心理的转型。”丁当说自己跟诗人过的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生活,“毕竟那种角色在我身上已经褪色了。”
他不再翻阅自己的诗,办公室也找不到一本丁当诗集。
环境如此,以丁当为代表的转型诗人纷纷摘下桂冠,把冲动、激情和各种可能性变成职业的实在。而中国当代诗歌也被掰开了、揉碎了,融进赵丽华的“肉夹饼”里。
丁当现在的朋友大多是公司老总,虽然跟韩东等多年的好友也有频繁联系,但都只谈诗人不谈诗了。他更愿意把自己身上诗意的特质投射到工作中,给团队提气或注入激情。
他现在最想做一个好企业家,带领团队创造行业和市场的奇迹。而真要达到理想中的境界,仍需依赖理性与制度,而非诗意。丁当的目标是将合众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金融集团。这才是他字典里成功的含义。
“在商言商。”丁当说,“想想做诗人那十年,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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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中国CEO方兴东:抛弃诗歌寻找更好的生命状态
何有华

他赶在所有人之前边缘化了诗歌,又赶在所有人之前拥抱了互联网。作为企业家,他有能量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是目前中国的诗歌界所不能达到的。
1987年,受《平凡的世界》一书的影响,浙江青年方兴东考上了作者路遥家乡的一所大学一一西安交通大学。他轰轰烈烈的诗歌年代开始了:直到现在,方兴东还清楚地记得,他做学校文学社社长、诗社社长时,曾参与策划了20多场诗歌论坛、诗歌报告,反应异常热烈。“那时候,还是诗歌很冷的1993年”。在方兴东的印象中,现在的诗歌气候连“很冷的1993年”都比不上。
方兴东毫不讳言:“现在的诗歌没有影响力了。”1987年至1997年这十年,是方兴东写诗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诗歌是方兴东的第一爱好,尽管那时发表了很多诗歌,稿费加起来才1OO多块,但诗歌给其的精神满足却远非金钱所能比拟。而现在,在他的个人著作介绍中,1999年出版的诗集《你让我顺流漂去》,通常会被搁置在最后,甚至不附加任何说明。

诗歌注定要被边缘化
1996年对于方兴东而言,是个重要的年头。是年,方兴东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不久,便有朋友找他帮忙写点IT方面的评论文章。为此,方兴东利用整个假期,将清华阅览室里所有的《计算机世界》、《电脑报》,甚至一些英文的计算机类资料全部浏览了一遍。结果文章一出,反响强烈。从此方兴东便一发不可收,开始了在互联网IT界长达十年,并继续在进行着的浸淫。与此同时,他曾经热爱着的诗歌,慢慢被他自己边缘化了。
从文人工时,方兴东的“写诗是爱好,选择工科是为了饭碗”,到其从攻读高压电到混迹互联网,“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好的生命状态”,写诗需要一种状态,要耐得住清净与寂寞,而这种状态恰恰是目前的方兴东所缺乏的。对于那些今天依然“坚守”着的诗人,方兴东认为,那已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坚守。社会越来越功利化了,大环境在变,诗人很多也变得不再纯粹。当诗歌不能到达主流社会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或者高度,给人以启发、精神力量,诗歌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被边缘化就是其宿命。方兴东认为,现时代中国是可以出伟大的诗人的。他说,今天就算有钱都不算什么了,如果能出一两个伟大的诗人,意义将不同凡响。

一切向前看
方兴东还能回去写诗吗?他考虑过这个问题,答案是“不能”。方兴东已经喜欢目前这种忙碌的生活模式,尽管缺乏诗意。“博客网创始人、CEO”、“资深IT评论家”等,是现在的方兴东的标签。抽离种种标签时,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于“学生+农民+诗人”,学生的简单与纯粹、农民的朴买与勤奋、诗人的感性与独立思考,都令方兴东向往。他说,心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时候,在哪一种层面上,保持积极的心态,一切向前看就可以了。”
方兴东涉足互联网已经1O年,伴随着其在互联网上的路越走越远,其热爱的诗歌离其亦渐行渐远。方兴东说,曾为诗人,自己也会比较单纯与纯粹一些,在对人和事的把握上,往往更加敏锐,善于把握本质。2001年下半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很多互联网公司倒闭。当时,方兴东正在做互联网实验室,受之影响,实验室财政吃紧。许多朋友劝其放弃,但方认为,那是最关键、最需要坚持的时刻。在倒闭边缘上徘徊了5次的实验室,终于在2003年看到了春天。
互联网与诗歌一样,都对方兴东有着“致命”的诱惑。除了收获了名利之外,互联网更是以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呈现在方兴东面前,他很快封上写诗的笔,转身投入互联网的怀抱。方兴东有时候也会怀念以前作为诗人的日子,毕竟那些日子更加单纯,精神更加满足舒逸,但,领跑企业何尝不快乐?作为企业家,他有能量为社会做更多事情,有更大影响力。而这些,是目前中国的诗歌界所不能达到的,目前的诗歌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说出这些时,方兴东也难掩自己的失望与迷茫。

《南都周刊》主编陈朝华:现实在一切之上
朱慧憬

一份报纸壮大了,一个诗人“死”了。
陈朝华,南方都市报早期元老之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如今还兼创办的《南都周刊》的主编。在一个常规忙碌的傍晚找到陈朝华,谈到诗歌,他的表达开始让他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他说过,“我的内心永远与诗歌有联系,尽管1995年之后,我不再‘写诗’。”
曾经,在“第三代”之后的诗歌圈各种集体命名活动中,陈朝华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预设或者追列为其中一分子。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陈朝华在《南方周末》做编辑记者的早期。从大学组织诗社开始,他与诗歌圈的一些朋友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私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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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大家都有一大段可以自由支配的

时间进行阅读和崽考,周末聚集住一起泡吧、喝酒、聊某些形而上的话题,聊各自的诗歌,或者直接拿出自己的新作,面对面恶毒吹捧或者无情抨击,那样的日子.那种对诗歌外在的狂热,陈朝华现在回忆起来几乎有点不可思议。

95之后,不再有诗
1995年,是陈朝华与诗歌十年缘分之后的一个转折。借助《南方周末》的媒体平台,他看到,自己的报道所能引发的社会影响,用新闻语言呈现的对真相的逼近与追问远远比诗歌更何力量也更有意义。诗歌对人性的真实体察和探究也许能走得更远,但毕竟太隐蔽而让人有虚无之感。陈朝华在《南方周末》为自己写过一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现实在一切之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当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各种新想法,可以通过人力的整合调配,以报道或者言论的方式表达或者传达出去,并且第二天就能在大众中产生反馈的时候,他体会到的是影响社会潮流的“力量”的快乐。
最近十年,陈朝华刻意回避诗歌圈的聚会,回避所有诗歌圈的活动,他不再发表任何诗歌(虽然如今发表诗歌对他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再买诗歌杂志,只是翻阅着朋友们寄来的自编诗刊。可是,他依旧“感激”诗歌。他认为,青春期,他找到了诗歌这种最符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众人看到了他的价值。“是诗歌使我灵魂开窍,使一个乡村少年发现了自己对人生一种新的表达与眺望,使一个闭塞胆怯的生命找到了接轨当代中国文化逻辑和思想嬗变的通道。”
多年,陈朝华一直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文化报道版块,他也一直努力把个人人文关怀的趣味与南都的办报理念进行有效互动,并通过打磨、整合一个精英团队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版面、每一篇具体的文化报道的价值取向上,去影响更多的人。2003年,陈朝华努力促成《南方都市报》举办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希望恢复对纯粹文字的敬畏之心。
许多知名媒体的主要负责人青春时期都是与诗歌有关的风头人物,如果一定要找寻原因,陈朝华相信,诗歌通常能培养一个人的敏锐、激情、应变力与创造性,对表达准确的挑剔,而那些也许也是优秀媒体从业者所需要的。

“诗歌是很个人的事情”
“所谓成功”,也许很多人包括陈朝华自己都给自己这样一个认定,在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让自己的能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陈朝华有点无奈地发现,对今天的自己而言,理想中的幸福是自己曾经梦想的生活一一隔断所有的通信手段,做一方隐士,读书、写诗。但是,陈朝华知道,今天的忙碌是自己理智的选择,是自己性格决定的。
他曾经与朋友说过,“随着时光粗暴的推移以及现实坚硬的挤压,诗歌于我越来越像一块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即使揭开,在想象中浸透的,也只是旧日的鲜血,而曾经视为精神粮仓的那种荣耀和热闹,早已一去难返了。”
然而回头去,每每收到当年诗歌朋友寄来的杂志和诗集,看到那些名字,陈朝华还是隐隐有微妙情绪的。毕竟比起媒体经营,诗歌是属于个人更永恒的作品,“如果一个人的诗歌语汇能道破这个时代的秘密,能发现当下生活最大的痛与快,那样的诗歌值得珍藏。”他羡慕那样的诗人和那样的作品。
他偶尔写日记,他的很多更为强烈而复杂的情绪,依旧会选择用诗的语言去记录,因为他始终认为诗歌是最准确而隐讳的表达。他并没刻意想要发表那些诗歌,只是认为那是个人的隐私,为自己记录下生活的瞬间,可以回忆。
“诗歌是很个人的事情。”采访尾声,他莫名地打印出来一页纸,那是写于2001年的一些诗句,仿佛却是一代诗人的告白:兄弟,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所谓的理想与激情都是隐私/我已经习惯在繁华中消失/用一张张报纸隔离身体的孤独/兄弟,请容忍我从你们的视线淡出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不习惯舞文弄墨长歌当哭/即使看见和尚走上情侣路/也无法把我的郁闷超度。

“珠江诗歌节”幕后推手拉家渡:做个隐性的诗人
熊雅芳

“诗人和商人是有冲突的,但有一个点可以消解,就是发散身上的流氓性。”从诗人到传媒人又到商人,拉家渡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1994年,还在读高中的拉家渡,在《星星诗刊》发表了一篇诗歌,这是他诗歌之路的第一步。“拉家渡”这个笔名起初是为了网络上的诗歌创作而起的——这也是他在湖北出生的那个小村庄的名字。当1998年年初踏上广州这片土地时,拉家渡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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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广州以后,拉家渡一直活跃于广州各大媒体,直到三年前,他从《南方周末》辞职,不久后拥有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
拉家渡觉得自己比许多人幸运的是,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从诗人到商人,在拉家渡这里,这种转换非常轻松。他觉得自己只是抓住了机会,没有刻意去抗拒什么,而且,写诗做广告在能量上是相通的,一样都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果对语言本身不敏感,诗歌做不好,广告也做不好,整个思想就枯竭了。
拉家渡认为诗歌和商业要互相尊重。这几年,拉家渡一直在策划“珠江诗歌节”,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两届,明年是第三届。提起当年,拉家渡笑称是“意气用事”。那时候诗歌的生态特别乱,网络势必降低诗歌写作的门槛,似乎只要会分行,谁都可以做诗人——倒是和今日“梨花派”横行网络颇为类似。除了北大的诗歌节,全国有影响力的诗歌节并不多,“当时热血沸腾,想要做出一点事情来”。
第一届诗歌节叫“诗人的发声”,把诗歌朗诵从酒吧里带出来,让诗人们来到更广阔的现场朗诵诗歌,原计划只容纳300人,结果来自全国各地的19位诗人吸引了3000名观众。第二届的主题是“声音的共和”,强调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诗歌与商业力量、诗歌内部的话语分支之间的一种“共和”的关系。
“第一届诗歌节的收益只有几千,第二届好了些。要说商业收益,还不如去给别人做书、做纯粹的商业策划。但我就是愿意去做跟诗歌有关的事情,这就像我给别人写文章,你发我的诗歌我可以一分钱都不问你要,但其他文章你必须得给我稿费。”
拉家渡说诗人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的诗人.那是显性的,另一种则是隐性的,他愿意做个隐性诗人。
工作之余,拉家渡仍然坚持写诗,但不再有大面积的创作,只是会在“晚上发生一点”,而且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急着要拿去发表交流的欲望,更像是一种个人的内心沉淀和操练。目前,对于诗歌,拉家渡只有两个期待。个人而言,就是一生只出一本诗集;再就是尽力去推动诗歌的发展,希望能把“珠江诗歌节”办到十届以后。更为理想的状况,给诗歌节成立一个基金会。前面的好实现,后面的有点难度。诗歌节到第二届的时候就感觉有点收不住,到场的人多了,变成一个盛宴和狂欢了。明年会稍微控制一下,而且可能会把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德雷克-沃尔科特请到现场。
作为一个商人,很多时候是有想法、没办法,所幸还能源源不断地从诗歌这里汲取一些能量。拉家渡很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诗歌就像性格,但比性格更勇敢。”他认为诗歌能给心灵增加某种能量,让人更加坚强;每个人都有软弱性,但诗歌可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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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诗歌艺术节：以声音的形式保存诗歌史   2005-4-7   《新浪文化》

2005年4月15日——4月16日，由南方都市报和珠江地产联合主办、《花城》杂志协办的第二届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在广州罗马家园和半山雍景苑盛大举办。 　　此次活动即是两年多前广州“珠江翰景轩之夜诗歌朗诵会”的延续，也是让诗歌走向公众的一次更有力的实践。采用诗人原声朗诵，并辅以相应的艺术形式是该诗歌活动的最大特色。两次活动的主办者和策划者秉承让诗人“原音重现”的传统，并最大程度地与公众 现场互动。 　　从上届受邀诗人食指、林莽、梁小斌、肖开愚、黄灿然、柏桦、陈朝华、欧宁、黑大春、颜峻、胡续冬、凌越、拉家渡、尹丽川、燕窝、莱耳、等到本次受邀诗人舒婷、多多、王小妮、西川、臧棣、蔡天新、郑单衣、桑克、费勇、王来雨、沈浩波、陈旧、青蛇、唐不遇、陈珂、鲁毅、世宾等，先后有六十多名中国当代优秀诗人和十几名来自荷兰、英国、美国、巴西、埃及、新加坡、澳大利亚的外国诗人参加诗歌现场朗诵。青年诗人、评论家胡续冬称誉该大型诗歌活动的推广“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中国诗歌史”，这些资料在多年以后将会保存一个时期的诗人风尚与诗歌形态。 　　从世界诗歌史上看，西方国家一些现代诗人的现场录音、录像在今天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诗歌资料，并成为后来者考察、了解某一时期某一诗人的重要线索。如金斯堡、巴勒斯等人在诗歌录像中的朗诵已经成为大家熟知的金斯堡们的一部分。 　　策划人、诗人拉家渡表示，诗歌具有文字和声音的双重意义，在印刷术已经不能完整地显现诗歌魅力的时候，我们不妨借助于电线、音箱、麦克风、幻灯片、简单的乐器，让一个诗人在他(她)或显粗糙的声音中变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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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诗剧与生活

　　南方网讯　在广州，活跃的诗人都是幸福的诗人。这里没有卧轨者，没有激流岛上的幽魂，没有知识分子诗人们的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有的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女与酒的热忱，对于诗歌永恒的忠诚。这是一个健康的诗人群体，活跃的是一群健康的灵魂。

　　□诗人与胡子
　　胡子代表着阳刚。大胡子诗人安石榴；脸上胡子不多、后脑勺却挂着一条长“胡子”（辫子）的浪子（吴明良）；留着两撇小胡须的魏克（此人同时是一位优秀的漫画家），此三人留给我的印象最深。至于杨克、黄礼孩、老刀、黄金明、凡斯、许许、江城、拉家渡等男性诗人，或多或少都有几缕胡须作为面子上的装饰。别小看这几缕小小的胡须，它有时候比葡萄藤的触须更为敏感，生活的真谛就通过这几缕胡子传送到他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女诗人当然不长胡子，但她们有把握胡子的眼睛。李明月、吕约、马莉、陈会玲、阿樱，都拥有一双或忧郁、或明亮、或深邃、或刚强的眼睛。眼睛的优点不在大小，而在其对于人生经脉（或曰人生的胡子）的捕获能力。她们的眼里容不下任何一根细小的胡须，你若对她们吹胡子瞪眼睛，那么，今天晚上你就会成为她们诗中的“花蝴蝶”。

　　□诗人与酒
　　圣地，从行政区域划分属广州的一个村。随着诗人安石榴的乔迁之喜，圣地也成了爱喝酒的诗人们的天堂。据载：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７日晚，即记者前去采访的前一天，由于深圳诗人潘漠子、彭天朗前来广州做客，圣地附近一啤酒广场立刻沸腾起来，酩酊大醉的诗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爱好跳舞的安石榴也扭起了笨拙的肥腰；更有甚者，潘漠子与魏克还在“哥俩好”的吆喝声中爬上了广场上的舞台，声情并茂地吼起了愤怒的摇滚歌曲。可怜广场上那么几十桌平民百姓们，在这样的噪声中受罪。

　　诗酒从来就不分家，印象中：安石榴、浪子、魏克是海量，老刀、凡斯、许许是河量，其他几位分属池量、洼量、滴量不等。巾帼诗人中，李明月、阿樱应该可以用斗喝酒，其余是否能喝，有待资料查证。安石榴、浪子、魏克、李明月等，均为圣地的常客。据说“圣地诗酒俱乐部”马上就要诞生了。这真乃酒厂之福。

　　广州的酒吧也因这一群体的存在而色彩倍增。摇滚音乐人王磊所开的“碟瓦”、文化人江南藜果所开的“水边吧”、年轻而富才华的艺人文盲（艺名）所开的“红颜酒吧”等，均为这群人经常光顾之地。“红颜酒吧”曾举办的“先锋诗歌朗诵会”，一度把广州的诗歌氛围引向高潮。

　　□诗人与美女
　　据说，某诗人在２００１年做了一件大事：他成功地逃避了前女友结婚的追逼。他很得意，从此他就可以比以前更加意气风发、自由自在，更加肆无忌惮地写诗，更加明目张胆地追求心目中的美女。

　　逃避了家的束缚的人，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想念家的温存与祥和。诗人们都抱着这样一种念头：美女有如醇酒，啜饮一小口，芳香满人心；喝一大口，其意无穷；整天都在喝，头脑开始昏沉。干脆抛弃了罢，把她们当作梦境中的女神。

　　浪子诗云：她在跳舞／戴着金丝眼镜，我到达之前／她已被强劲的舞曲主宰／她似在释放，又似在放纵／谁知道呢？直到我离开她还在／让美好的身体曲线显露无遗。她是谁？浪子摇摇头，他也不清楚。

　　好在广州的漂亮女诗人不在少数，有时也能在四目相对中寻求一丁点的温暖。聊起天来滔滔不绝，一到谈婚论嫁，倏然间寂静无声。

　　幸福的家庭也不少。江城，一名警察诗人，自从被他的美女夫人牵住之后，再也不怎么在外面“撒野”了。一群诗人到他家做客，取笑江城金屋藏娇、见色忘友，嫂夫人都不好意思了，江城还在呵呵笑。我们在屋里感觉到的，是浓浓的暖意、真挚的友情，还有满屋的欢乐与无言的祝福。

　　□诗人与诗
　　再没有比以诗会友更古典、更纯真、更温馨、更理想化的方式了。诗歌是惟一支撑他们活下去、活得更好、活得像个人样的物什，也是他们成为好朋友、知心朋友、贴心兄弟姐妹的最佳“红娘”。有人称：诗歌是诗人隐秘的存在。

　　有一段时间，一场名为“诗歌污染城市”的活动把广州搅得颇为热闹。大街小巷忽然间贴满了诗歌便条，这些内容丰富而又充满积极意义的诗，让市民们大开眼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诗歌远离大众的今天，广州诗人们所做的努力，显得尤其特殊、极具深意，它让人们看到理想的风依然吹拂在这座经济植被极度茂盛的古老城市。

　　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也成为诗人们讨论诗歌、以诗会友的极佳所在。“扬子鳄”、“诗生活”、“甜卡车”、“诗歌月刊”、“诗江湖”等网络诗歌论坛，都是广州诗人们的常驻网点。

　　安石榴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策划一次“中国特区绿色诗歌笔会”，同时，茂名诗人赵红尘以千万元转让长诗《酒神醉了》的新闻发布会也在筹备当中；而由诗人杨克主编的《２００１中国新诗年鉴》很快就要与读者见面，而以办诗歌民刊著称于世的诗人黄礼孩也在策划编辑又一本诗选。想必广州的诗人们从来都闲不住，工作之余都想为中国诗歌做点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