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己”与“为人”之间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12:50

在“为己”与“为人”之间

孙　郁

　　我在十几年前，读过叶嘉莹与缪钺合著的《灵谿词说》一书，颇为兴奋，至今仍记得那时的惊异与喜悦的心情。近代以来，除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外，谈词的艺术规律能象《灵谿词说》那样令人赏心悦目者不多。所以私下暗想过：叶嘉莹与缪钺，真真是当代词学领域难得的学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弥漫于学界近半个世纪的浮躁之风，终被拂去，我们于此窥见了古诗词研究的切实之路。而这条路的出现，其意义已越来越明显了。

　　近来较系统地读了叶嘉莹的《迦陵论诗丛稿》、《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词学古今谈》、（与缪钺合著）《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我的诗词道路》等书，感想很多，觉得叶嘉莹身上可总结的东西不少。她的著作所以有魅力，不仅仅是诗学本身的问题，我在她的文字中感到了一种人性的力量，在深厚的学理背后，流动的是人间的忧患与博爱，鉴赏上的天赋与学理上的才气，使其学术之旅一直充满了生气。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古诗词寂寞的存在，经由其手，当代化了。

　　叶嘉莹是个很有诗人气质的人，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其才学就被顾随先生所欣赏。翻看她那时的作品，已感到了其不俗的性灵之气。由于后来漂泊海外，艰苦备尝，加之走上了治学之旅，她在中国古诗词的世界，好象找到了寄托，生命中所有的光和热，差不多都弥散到这个世界里了。作者谈及自己的个性时说：“我之天性中原隐有矛盾之二重性格：一为热烈任纵之感情；一为冷静严刻之理智。此矛盾之性格，在现实生活中，虽不免多害而少益，然而以文学欣赏言之，则或者尚能无违古圣‘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之遗训也。”所以，在古典诗词的研究中，她的个性，较和谐地融入到对象世界中了。

　　这样，她既避开了“为学术而学术”之路，也远离了功利主义的世界，她的笔下几乎嗅不到泛意识形态化的气息，亦无书斋的老朽气。在经历了诸种磨难辗转于台湾、美国、加拿大之后，其心性的悲欣、苦乐，便与古代诗哲的深情远韵交织在了一起。叶氏的研究，很富有个性化的特点，她将生命的体悟，汇入古人深隐幽微的的情思里，并能从中跳脱出来，把人的深层精神隐喻，理性化地爬梳到逻辑的秩序里。以生命的体验、来昭示诗学的奥义，这是她与同代许多学人不同的地方，也是她一直引人注意的原因。

　　在《迦陵论诗丛稿》中，她谈及了自己治学中“为己”与“为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把握她学术生涯的线索。钟情于诗词艺术，偏于主观感受，在神异的境界中体验自我，于是便获得了为己的快慰。而当意识到了这种快慰生成的缘故，便有了使命感与传承的自觉，将古文化中有生命的东西普及于社会，这便是“为人”的内容。始于“为己”，终于“为人”，这在她那里，是悲壮的文化旅程，其学术有意味的地方，正在于此。

　　“为己”，用她自己的话说“乃是全以自己读诗之感受及心得为主，颇有一些近于陶渊明之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及欧阳修之所谓‘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的意味，但求自我抒发乐趣，而并不大在乎我所写的内容之是否能得到一般读者的认同和了解”。但这也正是其文字最有魅力的地方。她写李义山，写王国维的文章，细腻流畅，苍凉超拔，于绵密中见峻急，委婉中带豪气。女性特有的敏锐与内觉汩汩流动着，她将古诗词里只可意会的情境，诗化般的传递出来。那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造访，穿过时光的旧路，两个灵魂碰撞着，散着诱人的光泽。她对杜甫沉郁心绪的感知，对李义山奇异境界的解说，对陶渊明自由心态的注释，毫无时光弥远的隔膜，仿佛同代人的交谈，那内在情境之美，飘然而至，可触可摸。叶嘉莹在为己的写作里，时空过于私人化了，她选择了与自己个性相近的诗人，作为研究对象，几乎排斥了像李白、韩愈、白居易这类诗人，她似乎格外喜欢感伤的、寂寞的、窈妙幽微的作品，在九曲百折的文字间，有自己阅尽苍桑之叹吧？我觉得她在对象的世界里，常常发现自己的影子，这大概是其沉浸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人创造了一个奇异的审美天地，那其中正指示着超越自我的精神之光。叶嘉莹读古代的诗词，很精妙地捕捉了其中深邃的东西，它是属于自我的，也是属于人类的。当她全身心地燃烧于其中的时候，正是其文字最迷人的时候，没有诗人的禀赋和真诚情感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过虽说是“为己”之作，但在其中所反映的却是并不被个人一己私人情感所局限的内心影像，而是带有诗人最诚挚之情的一种善美之心灵的呈现。

　　叶嘉莹的文字里，交织着个人的身世之苦与中国文化苦旅里哲理性的内涵。在这个艰难的跋涉里，她与王国维相遇了。她的大半生学术生涯，一直罩在王国维的影子里。《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颗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作者的词学观，多少受了王国维的影响，而诗词的写作，亦与王国维多有暗合之处。更主要的是，王国维肃杀，凝静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指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风尘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叶嘉莹于此，领会很深。她发现了王氏性格中“知”与“情”兼胜的禀赋，这禀赋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参照。正是在这个参照里，她把握到了古代艺术的精魂，潇洒地游历于古诗词的世界，没有了旧诗话的道学气，也远离了盛行于20世纪中国的“西崽”式批评模式。真切的感受，细致的勾勒，超旷高远的理性把握，使其在“为己”的写作里，很自觉地迈向了“为人”的跋涉之中。

　　无奈中的叶嘉莹对古代诗词的精到的把握，使她看到了人的超越苦难的一种可能。在中国已消亡的古诗词里，其实仍跳动着与现代人息息相关的脉息，她希望这一中断的传统能够被重新激活起来，她隐隐感到：要想开拓出新，一定要根源于传统。因此，她中年以后的工作，大多是古代诗词的普及宣传，其研究具有很强的‘为人’色彩，不在自我地直面历史，而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学术之旅中来，是很有人间情怀的。这时候她的文字，更趋于理性的归纳，明晰的逻辑、感性与知性的结合，东西方研究方式的贯通，成了其学术工作富有魅力的一环。这个劳作是她生命历程最感人的内容，我在此聆听到一位海外游子的心灵的圣曲。每每听之，不禁慨然。

　　为人”的写作，按作者意思是，一是现实谋生的需要，二是理想中传承的责任。而后者使她“逐渐也注意到客观的、知性的、理论的辨析之重要性，希望能使中国年轻的一代，于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之遗产时，在由现代通往古代的长途遥距中，能够受到一些启发。”这里，她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治学模式，在《我的诗词道路》一书中，作者说，自己对诗歌的评赏是以感性为主，又结合了三种不同的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知。这个思路有王国维的痕迹，但更主要的是她自己探索的结果。叶嘉莹与王国维一样，其治学之路中，有着在西方文化刺激下的理性的自觉，她后来越来越注重在大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现代意味的解释。接受美学、语言学、现象学等西方的批评模式都成了她良好的参照。《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中的审美意识，较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时空更为开阔了。她对旧诗词的阐释已不再是单纯的感悟，而总是被一种理性之光照耀着，似乎竭力寻找着深层的隐喻。她承认，自己“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国传统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座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应当说，《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已把旧词学，从静态的文化之笼中解放出来了。

　　阅读叶嘉莹的著作，常被她深层的文化眷恋所打动。这里丝毫无王国维式的‘遗民’情结，陈寅恪式的岑寂也是稀少的。她的世界充盈着对个性生命体验的尊重，以及对先人智慧的向往。她对文化的揭秘，毫无意识形态气与理学气，而完全是个体化和生命哲学化的。在翻滚摇动的激情与明晰透彻的理性朗照下，她的劳作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藩篱，有了形而上的静观这种深层的境界。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缺少的正是这一传统。叶嘉莹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将一个正在消失的文明，以其惊人的劳作，与现代人的自我意味衔接上了。我在这里看到了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种可能。她辛苦的探索，实际上
已展示了这一点。从“为己”到“为人”，是叶嘉莹生命道路与学术道路的一个有趣的选择。“为己”，则不免主观化、自娱化、于忧患之词见生之奥义；“为人”则推己及人，将超越自我的心性之力，成为普天之下众生的借鉴。古诗词欲复活于华夏已不再可能，它已消失于历史的苍茫里。但她很执著地相信，那遗产中富有人性魅力的存在，是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精神的要素的。这一点她与“新儒学”并不一致。“新儒学”强调的是对人伦秩序的规范，而叶嘉莹则看中于人的个体生命中自由的体悟。她那么钟情于李义山、王国维的作品，正是从中看到了不同于伪道学的个性化艺术的魅力。而这一传统中的孤苦、绝望、慈悲之情，具有人类永恒的价值。叶嘉莹希望从这一逆俗的文化支流中，找到丰富现代文化的因子。实际上，她从西方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的比较中，已看到了这一点。每当
作者苦口婆心地宣讲着自己的梦想时，你便会感受到那拳拳之忱的辐射，以个体的生命体验去抵达精神的彼岸，并将其赋予现代意义，这是中国古代词诗研究中少见的吧？叶嘉莹不象王国维那样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这大概限制了她精神上的深度。她的动人的一面在于，其自我体验与逻辑演绎之过程，以闪现了王国维式的精神象喻。读她的著作，我很珍视中国学界尚保存有这一传统。在道学气与理学气传统浓重的学界，这样具有鲜明个性的劳作，是应该珍视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14:38

师表人杰乡根

（此记实散文刊载于1989年10月14日《天津日报》第7版“报告文学”专版）

徐晓莉

一

　　跟名人打交道的经历在我是绝无仅有的，与叶嘉莹的交往实在使我感到三生有幸！她的影响有如水中的涟漪，在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在世界的日本、美国和加拿大，总之在一切有中国文化的地方扩散和传播。

　　终身教授、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的多处任职，中华诗词学会、辅仁大学校友会、全清词编选委员会以及国内外各种学术团体的多处兼职，所到之处给当地学术界带来的冲击波和“叶嘉莹热”，十三部（约二百多万字）中外文专著，数不清的报刊约稿和超负荷的课程安排……这一切
都充分证实着她的确是位名人，她所获得的是真正受之无愧的荣誉！因为她具有真正名副其实的学识和才能。

　　我在天津师大读书时，曾有幸在南开大学听她两个月的课。她的课使我耳迷心醉，她的立身为人，留给我极深的印象。

　　一九七九年底，我曾写了一首长诗寄给她，不料很快就收到她的复信，信中还寄给我一张她在成都杜甫草堂前的留影。这之后，她又让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侄子来我校转达她对天津师大同学们的问候，并转赠她在港台出版的两部著作留做纪念。说心里话，与这样一位良师结识和往来，对我说来，胜似多年寒窗苦读。但我自知学识浅薄，不忍经常写信打扰她。可我万没想到这位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却自七九年之后两度来津都首先询问我这个普通学生的消息。

　　一九八一年秋冬之际，她在南开大学讲学，引起天津文化界和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在她行将离津时，南大中文系一位老师应报社之约撰文报道她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情况。元月六日，我们几个同学去她住处跟她道别，正巧碰上这位老师在征求她对稿件的意见。她看过稿子之后，一边笑，一边迟疑地说：“我觉得写的有些……”这位老师问：“怎样？”她说：“有些太拔高了，其实我并不像文章所写的那样，这会不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呢？我认为还是应主要报道我的教书活动，因为我来天津的主要活动就是教书，那些空泛的‘爱国’‘爱天津“是否有些太……太……”，这位老师很为难地说：“报社要求就是让写爱国和爱天津的主题，还要写的让人一看就懂。”她回答说：“我们应提倡写真的，我以为这类文章应该由他们（指我们在座的同学）去写，因为我与他们接触最多，我想他们是最了解我的。即使他们的文字写的很幼稚，那还可以再修改，但难得的是他们的感觉是准确的，感受是真诚的。如果一开篇就写一些大道理，那么你写得再生动，也会令人怀疑有虚夸的成分……”

　　几年来，经常有记者采访她，仅我亲眼所见到的，就有河南某刊记者，河北某大学编辑前去采访她，为她“树碑立传”。对此，她也热情地接待他们，为他们提供自己的诗文资料。但她有一个要求：凡是写她的文章，一定要忠于事实，而且一定要经过她的审阅同意后才能拿出去发
表。她果然在这事情上很严肃，很严格。她曾对一位作者说：“如果你们写个人对我的印象和感受，那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写，但如果涉及我的思想或生活经历，就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花花草草……”

　　在一次闲谈中，她说在：“我很奇怪，为什么国内凡是写海外华人的文章，总是要用很多‘爱国之心’、‘赤子之情’一类空洞的字眼，甚至连我一向很尊敬一些友人也这样写。”我们回答说：“现在的出版部门有这方面的明确要求，公开发行的东西应基本符合这些宣传旨意。”
她听后感慨很深：“这样下去，人们就会慢慢对‘爱国’的宣传麻木反感的。”

　　事实果然验证了她的忧虑，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过这样的议论：“她‘爱国’为什么还出国？为什么不回来？”还有很多人以为她这样同时在国内外任教会赚很多钱的。对于这些疑问，她或许也有所觉察，在一次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举办的讲演中，她讲述了自己出国前后的经历和回国教书的动机。但有一件事她从不愿讲，就是自七九年以来，每一次回国的旅费都是她自己设法筹划的，从没向国家要过一分钱。她总是说：“这是我自愿回来的。”至于回国教书的报酬，除了长时间聘请她任课的一两所学校曾付给过她讲课期间的生活费外，其余历年来在所有各校的讲学及各种讲座都是没有任何报酬。此外，诸如众多的学会、社团的各种兼职，更是义务性的服务。这一点若不是亲口问及，甚至连我都不会相信的。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外来文化如潮水般地冲进高等院校，考“托福”，出洋留学，以其前所未有的魅力吸引着当代年轻的大学生们，七九年她来南开讲学时同学们对古典诗歌的热烈气氛如今已日渐稀薄，当她八六年再到南开时，一些同学开始要求她讲点“洋”的，研究生会在为她拟订的讲题中明确要求最好带上些西洋文学的色彩，甚至有人公开向她发问：“学古典文学究竟有什么用？”……
对此，她真的在以后几次课上用了西方流行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等“新批评”理论。然而她并非在简单地满足同学们的好奇心，而是要透过西方文学的光照，辨析出中西文学理论上的异同，希望能更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到之处。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那终生难忘的一课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置身其中。那天还没打上课铃她就走上讲台说：“我想利用等同学去取录音机的这点时间，读一封我女儿的来信，我女儿与你们都是同龄人，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她的说法——

　　“……我觉得国内二十多岁的人现在基本上与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差不多，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明目张胆的做坏事的人虽然不多，但嘴巴上、思想中不少东西都不正。我最近常想，中国人为什么似乎比日本人、犹太人容易学人家的坏处，而不学好？并且为什么中国人不去占外国人的便宜，却来欺负自己人…… 我以为无论哪来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吃中国菜，打中国麻将！我们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东西，就连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中国人基本上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也缺乏民族自信与尊严，就连自己做一个人的自尊与自信都没有……”

　　读罢此信，她解释到：“七七年我带女儿第一次回国时，他认为大陆青年较之港台等地的华人青年更有理想和事业心，也很朴实，至少没有功利、金钱所带来的冷漠与追名逐利等坏毛病。那时我们都觉得港台的败坏在于内脏已经坏掉了，而大陆虽遭‘文革’的破坏，但只是受到了严重的外伤。可现在，老实说，这几年性质发生了改变，我们外伤尚未痊愈，有染上了内在的传染病毒。改革与开放是正确的，但我们某些青年人却在改革中只学会了人家的弊端，而没有把人家好的东西学来，诸如遵纪守法，尊重民族传统等等……日本与犹太人这两个民族都很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日本拥有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还保持了自己民族最古老、最淳朴的文化传统，而且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都是很强的……”接着她又叙述了她亲眼所见的两件事：她拿去复印的一本书忘在复印室里，几小时之后再去找，竟然不翼而飞；还有一位青年教师拿着一本很厚的、而且是当时可以买到的新书，要求逐页
地复印，嘴里还讲反正不是花自己的钱。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她讲这些事情时情绪很激动，她说：“情操、品格是自己的操守，不是为别人去守的。社会风气的转变，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谁也不应把自己的堕落单纯只归咎于执
政党的腐败。廉洁清正是我们读书人的传统美德，以恶抗恶的结果最终会导致无限度的恶性循环。”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有位西方的社会学家曾经预言，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我们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要承先启后，各
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如果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你们这一代损毁了，丢掉了，那你们就是这一代的罪人……”

　　那一堂课的讲台下面，整整两个小时始终鸦雀无声。那一天我的日记里写着——

　　你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是带着火与电的诗人，你是一阵清风，一股甘泉，春风化雨，润心无声，你也许从未想过“致君尧舜上”，但你却能“再使风俗淳”！

二

　　记得她曾开玩笑说：“我一生有两种嗜好，一好诗，，二是好为人师。”后来她曾用“师诗”二字为她的侄孙女取名。是的，这“师”“诗”二字中凝聚着她一生的功德。自一九四五年辅仁大学毕业至今，她曾在数十所学校任过教，其教龄整个四十三年没有间断，在她的讲台下，
不止是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大学生，还有党的高级干部，转战南北的将军，甚至也有乡镇中学的初中生……无论在数千人的大礼堂，还是在数十人之间的小教室，她讲起课来都同样倾注着全部的真情。

　　我们偶尔谈及现在学生素质时发牢骚，说普通中学的一些学生是不值得精雕细刻的。她听后便讲起在台湾教书时的往事，她曾教过一所最坏的私立女中，那里的女孩子们大都为混一张文凭当嫁妆，可她却从未因学生们的程度底而敷衍马虎，她说：“纵使我不考虑是否对得起学生，也要考虑是否对得起屈原、杜甫他们。”……她一向认为社会人间，只要你把最真诚的感情投注进去，总会象石子入水一样溅起水花的。八六年暑期她到北京后，就有一位当年她在台湾那所私立女中教过的学生跑来找她。如今这学生是美国一家图书馆的馆长，她曾多次写信向老师表述当年听课时曾被诗词中所描绘的祖国山川景物所打动，因此特意安排了一个暑期专程从万里之外赶来，要与老师同游祖国的名山大川。时隔四十年之后，师生携手共寻当年课堂上梦游其中的祖国名胜，同温那激动人心的壮美诗情，身为教师，那是一种何等美妙的报偿和享受啊！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这是她最喜欢引用的杜甫的两句诗，每当她背出这联诗句时，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她用生命把这两句诗填的满满的，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那每一个字从她嘴里掉出来，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饱满有力。不信请看她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
这一个学年假的日程记录——

　　9月底北上天津至1987年1月25日在南开大学讲授唐宋词。并为《光明日报》撰写《迦陵随笔》

　　87年1月27日（农历腊月27）带着一大捆未改完的试卷回北京过春节。

　　2月3日（农历正月初六）至2月16日应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国家教委老干部局协会等四个单位之邀在教委大礼堂举办唐宋词讲座的前十讲。

　　2月20日至4月25日继续回天津南开大学讲宋词。并为《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撰写了《王沂孙评传》

　　4月27日至5月28日应南京大学之邀讲授唐宋词，并曾应马鞍山李白纪念馆之邀前往讲授李白诗。

　　5月29日至6月3日赴京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并做演说。

　　6月5日至18日转赴四川大学与缪钺先生合作撰书，并做学术报告

　　6月18日至8月而是日应沈阳化工学院、沈阳师范学院、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等校的邀请，在沈阳及大连等地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的后七讲。这期间，她还曾应各地听众及某出版社的要求，对讲座的录音、录象及讲稿进行统一编排整理和审阅。这项工作相当繁重和复杂，尽管昼夜加紧工作，却仍未能在国内完成。

　　1987年8月29日，她带着尚待审阅的录音讲稿匆匆返回加拿大，去迎接一个新的学年。

　　……

　　以上日程记录尚未计及各地报刊与编辑部门的采访、约稿、清样校对，学生答疑、信件处理等等……

　　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无法相信这竟会是一个63岁女性所能承受的工作量。

　　其实，再她即将离开祖国的那段时间里，她险些被超限度和超负荷的工作拖垮：那些天她每讲半小时就开始咳起来，又有几次她发现痰中有血丝。然而她依然象往常一样，全身心的投注在讲台上。我想起她给我的第一封信中的几句话“人生总有一天向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起其他的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我对古人的这些作品研读越久，对他们的景仰和爱慕也就越深，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坛上……”

　　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这生生不已的民族命脉得以延续，为了这星星之火的民族文化得以燎原，她甘愿春蚕丝尽而身亡，她不惜蜡炬自煎而照明！

　　善哉！——“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

　　伟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当今社会，有道是人情冷漠，信仰危机，青年人似乎对什么也不再相信了……然而与此同时，一位平凡的中文教师，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却获得了那么多纯洁地爱戴，那么多真切的关怀，那么多无私的追随，那么多虔诚的崇拜……

　　在我心目中，她是伟大的，她的伟大之处正犹如一颗无比珍贵的明珠，能使每一个想采撷它的人都不由得自觉把手洗干净。可伟大的人也会在两次讲课的间隔中，匆匆离开祖国，不辞远涉重洋，直飞渥太华赶去伺候产后女儿做月子？这又使我不敢理直气壮的动用这一“伟大”的形容词了。那么还是用她对自己的评价来结束本文吧，她有诗道——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

　　是啊，这诗中的乡根无论多么蜿蜒曲折，多么迂曲绵长，总要在民族水土的吸吮中生长壮大；这诗中的“散木”不管是东天的日照，还是西天的日照，总要在光合作用下花繁叶茂。于是，一株硕果累累，桃李满天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地耸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了……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想，倘若我们都来保持水土，不使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流失，那么十年、百年之后，在这片“乡根” 密布的黄色土地上，一定会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15:19

叶嘉莹教授荣誉文学博士赞辞

（2002年11月14日，香港岭南大学颁授叶教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叶嘉莹教授，号迦陵。生于燕京旧家，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是诗词名家顾随先生的入室弟子。叶教授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大家，更是诗词研究的一代宗师。曾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为该校荣休终身教授），又历任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和加拿大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现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院所所长，亦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叶教授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擅长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把当代西方文学概念融汇、应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探讨和诠释，以直悟配合精析，见解独到，卓然成家。叶教授天资敏慧，才思出众，加上典雅细腻的文笔，以及半生颠沛流离、飘泊异乡、浮世坎坷的忧患经历，使她在谈诗论词之际，往往感常人所未感，悟常人所未悟，深入中国文学的艺术和文化精髓，并以精确生动的语言，使读者感发兴起，领会中国诗词的创作过程和精神情韵，以至古代诗人的才性与品格，进而透视世变，深省人心。叶教授著作等身，已经在中、台、港、美刊行的论著包括《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古典诗词演讲集》、《唐宋词名家论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词学古今谈》、《我的诗词道路》等二十余种，其中不少已成为现代诗词学的经典著作。至于创作方面，则另有《迦陵诗词稿》及《迦陵杂文集》。目前比较完整的合集，有出版于台湾的《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册。
　　除了在治学方面博通古今，融合中西外，叶教授更是一位才气纵横、情思深邈的诗人，证真知于实践，尤为难得。叶教授自十余岁起便开始写诗填词，她的诗风并兼婉约灵秀和豪壮激越，透英气于淑襟，具刚柔之双美。下面是一些例子：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
　　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爱向高楼凝望张，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
　　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中华文化传统中怀着理想的诗人，在精神上也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士人。以上的作品，正展现出一种对社会、家国和人生的责任感。叶教授这份读书人的情怀和承担，在教育工作方面尤堪敬仰。在她超过半个世纪，目前仍然不断拓新领域的教学生涯中，有不少特别足以称颂的美事。其中一项，是叶教授一九九零年于加拿大退休后，回国成立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在几番周折的过程中，叶教授不但一直担任所长至今，而且更把自己一半的退休金捐出，成立奖学金栽培后辈，全心全意地将一生的余力，献给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承传工作。除了巡回讲学、著书立说之外，叶教授更特别为青少年和孩童编印了学习古典诗歌的材料，做了诵读和吟唱诗歌的录音带，致力于下一代的心灵及艺术培养。直到今天，自谓“老之已至”的叶教授，仍然穿梭在两岸三地和五湖四海之间，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承传而努力。
　　主席先生，叶嘉莹教授无疑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不论作为学者、教育家或诗人，叶教授都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弘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谨怀着“高山仰止”的尊敬心情，恭请主席先生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予叶嘉莹教授。

（邝䶮子）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16:19

乡根·诗魂

——读加拿大皇家学会华裔院士叶嘉莹教授

谢景林

　　我的愿望只是想把我自己的心中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作为一点星火，希望能藉此也点燃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热爱古典诗词的一点星火，相信我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生命与智慧，必将在神州大地上展现出一片璀璨的光华。

——引自《迦陵文集·总序》



叶嘉莹号迦陵，华裔加拿大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她，1924年生于北平，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60年代任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她，“曾讲学日本、游历西欧，奇书秘籍，恣其研读，鸿生硕彦，相与切磋”（缪铖：《<迦陵诗词稿>序》）：她，以洋洋三百余万言的论著《迦陵文集》与《迦陵诗词稿》奉献于神州；她，在一位学者著述立说、一位诗人艺术创作之盛年——54岁（1978年），毅然提出回国教书的申请；此后，她，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往返讲学。现今，她已年逾古稀，依然以内心那“一点星火”点燃着他人——“特别是年轻人”——而舌耕笔镂，而损资助学，而远渡重洋募损兴教。一首七言小诗吐露了她无限情怀：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她虔心诚意地说：“我只是一株不成材的‘散木’，若把国家比拟做一座画龙点睛在建设中的大厦，则正如杜甫在他的《赴奉先县咏怀》一诗中所说的，国家之多才，自然是‘方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是对于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有着一份‘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感情而已。”

“诗骚李杜魂“犹如一盏灯，照亮了诗人的心，引导着诗人振翅奋飞；“诗骚李杜魂”恰似一团火，与诗人的思想、感情、智慧、生命一同燃烧：“诗骚李杜魂”宛若一棵大树，深深扎根在神州大地，这正是诗人苦苦眷恋、以生命之泉灌注的“乡根”……



一、沃土乡根



……我是一个曾经历过不少坎坷忧患的人，我平生从来未曾萌生过任何成名成家的念头。我只是一个从幼年时代就对古典诗词产生了热爱，并且把终生都奉献给了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是古典诗词给了我维生的工作能力，更是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支持我度过了平生种种忧患与挫折。

——引自《迦陵文集·总序》



叶嘉莹教授为何从幼年就热爱古典诗词，并将终生都奉献给了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事业呢？这自然与她的天赋、成长环境有关，而更得要的是源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对此，叶嘉莹教授在课堂上曾对学生说过一段极为质朴坦诚而又极其深刻的话。她说：“曾经有同学问我，‘老师，你讲的古典诗词我们很喜欢听，可是学了它有什么用呢？’这话问得很现实。的确，学了古典诗词既不能帮助你找职业，更不能帮助你挣钱发财。那么，为什么还要学它？……我以为，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你的心灵不死。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次之。’如果你的心完全沉溺在物欲之中，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那实在是人生中第一件值得悲哀的事。……诗有一种‘感发的生命’，它由作者传达给读者，而且可以不断生长，生生不已地流传下去。这种感发的生命，可以使你的心活泼起来，永不会衰老。这就是诗的好处。辛弃疾有两句词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上次我提到过陆机的《文赋》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倘或一个人能够把松树和竹子都当作知心朋友，听到山鸟的叫声和看到花开花落的变化都会受到感动，那么他对人间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无动于衷？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作为一个人，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人世间的事情。所以杜甫才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看到老百姓的苦难流离，预感到大乱将起，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热，恨自己不骨办法解除老百姓的痛苦。这就是一个真正伟大诗人博大而善感的心灵。”正是这种“博大而善感的心灵”支持叶嘉莹教授“度过了平生种种忧患与挫折”，也正是这种“博大而善感的心灵”令叶嘉莹教授对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写到这里，突然使我联想起40年代中期叶嘉莹教授听她的老师顾随先生讲课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的一段话，顾随先生说：“屈原、庄子、左氏的成就一般人难以达到，但不能不会欣赏，人可以不作诗，但不可无诗心。此不仅与文学修养有关，与人格修养也有关系，读这些作品使人高尚，是真‘雅’。”（《顾随：诗文丛论》）。顾随先生说这番话的时代，正是中国面临亡国之忧的4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恰是叶嘉莹教授涉世的初步……

叶嘉莹教授在《顾随：诗文丛论》的“序言”中说：“我一生从事于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工作，如果说我在这方面也还稍有成绩的话，那我最该感激的有两位长辈，一位是在我幼年时教我育读唐诗的我的伯父狷卿公，另一位就是在我进入大学后，担任我们诗词曲诸科之讲授的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伯父的引领，培养了我对诗词之读诵与写作的能力和兴趣；羡季先生的讲授则开拓和提高了我对诗词之评赏与分析的眼光和境界。先生对诗词的感受之锐，体会之深，其灵思睿智，就我平生阅读交往之所接触者而言，实更无一人可相伦比。因此我对当年听先生讲课时所写录的一批笔记，多年来乃一直视同瑰宝，虽在飘零辗转忧患苦难之生涯中，多数书物皆已散失无存的情况下，而我对这一批笔记则一直随身携带，故幸得始终保存，完好无缺。”叶嘉莹教授生于书香门弟，三岁随父母学识字、辨四声，六岁从姨母读“四书”，从伯父诵读唐诗。十岁始作绝句、文言文，十一岁练习填词。1941年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时已有不少诗词作品。下面试拈举其中几首：

秋蝶

几度惊尺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

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

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咏莲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



秋晓

五更败叶因风落，声声檐际添萧索。

惊飞乌鹊欲何栖，四望寒霜满林薄。



你看她，对自然界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之观察何其细微，对世间生命情境之感触保其敏锐，对远近物我之联想何其丰灵。诗之意境虽因诗人涉世尚浅还未臻浑阔，然而，它在清纯中透着锐远，在婉绵中含着韧拔。她的才分在入大学后很快就被她的老师、古典文学专家、诗人顾随先生发现了，这对于将整个身心扑在中国古典文学教研事业上的教师，其欣喜之情自可想见。自此之后，顾随先生不仅为青年学子叶嘉莹批改诗作，同时还从诸多方面给予嘉勉。这里有一段富有诗意的历史佳话不可不说。顾随先生一次在课堂上以雪莱（Shelley）的《西风颂》(Ode to thd Westwind)中的“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的诗意写了两句词，“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具有慧心的学子叶嘉莹用老师这两句词写成一阕《踏莎行》。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这首词前写有一行“小序”；“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老师阅后给弟子的评语是：“此阕大似《味辛词》”。“味辛”是顾随先生早年的一册词集。当叶嘉莹教授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先生担任我们的‘唐宋诗’课程时，既正值北平为日本军占领之时，我想先生之所以在讲课时拈举出雪莱的诗句，并将之改写为中文词句，其中自也暗含有与同学们互相慰勉之意，则我在《踏莎行》中之所敷演者，与先生之原意，或者也还不甚相远；再则先生早年为词，颇喜用富于思考的语句，我的这首小词既有意模仿先生的作风，所以就也写了些颇用思考的语句。”在祖国处于劫难之时，师生间以具有蕴寄特色的古典诗词形式表达同仇敌忾之心与相互慰勉之情，这已超载了一般师生的情谊，而是一种高尚诗心的交流与共鸣。这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也是弥足珍贵的。关于叶嘉莹教授与她老师顾随先生相互唱和的诗词，将在《迦陵诗词稿》与《顾随全集·创作卷》中刊载，这里就不再抄灵。需要再说的是另一件事。叶嘉莹教授当年将自己初次习作的曲稿呈缴给老师，顾随先生发还时写了下面这样几句评语：“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诗。”顾随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清才”之“清”字，自当不仅仅是指弟子作品的清华、清拔，而是涵盖了弟子人格之清芬的。老师在这里对弟子的老华怀品格之关爱、珍护与殷切期望之情流溢于笔端。

叶嘉莹教授大学毕业后曾同时在三所中学任教，教学任务之重是可以想知的。但她仍未放弃创作和深造。此时，她坚持返校听顾随先生的课，也时常到顾随先生的鼓励。顾随先生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说；“……上课时专为人，假中乃可炎自己作些微胜业也，望君能写出几篇东西来，交不佞一看也。”在此期间，嘉莹教授每有作品，总是先呈缴老师批阅。轭随先生将她的作品送交报刊发表，署笔名“迦陵”，这首次发表的作品，成为她后日三百余万言著述滥觞。又据叶嘉莹教授回忆，当时“由于授课时间甚多，无暇创作四折的杂剧，于是乃写了一篇一折的杂剧”送呈老师。这一折杂剧未及得到老师的评语她便离开了北平南下结婚，且此后再未得晤恩师，这是她引为终生之憾的；但在离平之前，她得到了老师给她的、激励着她一生的一封信和一首诗。那信中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在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孔门之曾参也。

那诗是《送叶子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这一信一诗，足见老师对弟子冀望之高、之殷、之切。叶嘉莹教授深体味到老师“抱有对我的很多奖励和期望”（引语见《<顾随：诗文丛论>序言》），“希望我能继承他”，“我一直记得老师对我的期望”，历经磨难仍“努力去学习和工作”（引语见在南开大学“叶氏驼庵奖学金”首届颁奖大会上的讲话）。而她的老师当年在得知弟子南迁后的一些遭际时，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了无限叹惋的一笔——“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

叶嘉莹教授平生所经历的“种种忧患与挫折”，她是从来不愿对人说的。笔者所能告诉读者的，也只能是简略而浮面的个别事件。且不说她在上大期间所遭遇的亡国之恨、丧母之痛，仅就她初到台湾的几年中的经历便可想见一斑。她1948年冬迁居台湾，就在她的长女1950年出生不久，丈夫即因“思想问题”被捕，她也受牵连入狱。尽管她自己因“查无实据”被释放，而她的丈夫却在狱中被关押了三年之久。在这三年里，她怀抱里有一个刚刚出和不久的婴儿，又借住在一位亲戚家拥挤的走廊里，还要外出教书讨生计，这对一位涉世不久、孤苦无助的知识女性，该是何等凄苦！何况她是一位有抱负、勤进取、思致敏捷、感情丰富的青年诗人，更何况她背负着师长、亲人的厚望！这段时间里，习惯于将自己的心灵与情感寄托在诗词中的青年叶嘉莹，却绝少诗词作品。是无暇，是无力，还是悲寂过深了呢？都是的吧。及至后来为著名学者、诗人缪铖先生拈举的那首七言律诗《南溟》，已是她1964年之作了：

白云家在南溟水，水逝云飞负此心。

攀藕人归莲已落，载歌船去梦无寻。

难回银汉垂天远，空泣鲛珠向海沉。

香篆能消烛易尽，残灰冷泪怨何深。



缪铖先生说，这是诗人“凄婉有致”的代表之作。这时的诗人已40岁，在家已是两个女儿的母亲，承担着繁重琐屑的家务。而在外已先后被聘为台湾大学专任教授、台湾淡江大学及辅仁大学兼任教授，并在台湾教育电台及电视台播讲大学国文与“古诗十九首”。她的著作《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迦陵存稿》、《迦陵谈诗》、《迦陵谈词》等著作刊和虽稍后，但也似是她此一时期的业绩。对这种种业绩，她所付出的心血与经历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顾随先生曾称赞杜甫说：“老杜真要强，酸甜苦辣，亲口尝遍，困苦艰难，一力承当。”（《顾随：诗文丛论》）这话用来说叶嘉莹教授，也当时恰当的罢。前文已介绍过，叶嘉莹教授性格内向，自己的凄苦从不愿与人说，但一旦为诗，这种感情就不能不涌上心头，写在笔下，那凄婉的词，是唱给自己听的心曲。

1966年，叶嘉莹教授应邀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及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1970年她与全家人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的荣衔。这时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专家、诗人的叶嘉莹教授，早已蜚声海内外。

二、舌耕笔镂

……何以我在去国三十年之久以后的一九七八年，竟然提出了想要回国教书的申请。我想这主要是出于书生想要报国的一份感情和理想，以及我个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份热爱。……我是一个终生从事于古典诗歌之教研的工作者，当国内掀起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失望的想我是再也没有机会以自己之所学报效国家了。而多年来我在海外文化不同的外国土地上，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又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

——引自叶嘉莹《试歌谱写的情谊——伴随改革开放同步的我与南开二十年》



20年前，叶嘉莹教授刚回大陆讲学时，曾有好心的友人劝她，“年龄这样大了，不要老跑来跑去，应该静下来写东西”；20年后，又有些人对她这样“饱经忧患且已年逾古稀的老人，何以不在桑榆晚景之年居家自享清福，而却要出资出力不辞辛苦的去办一个研究所（笔者注：叶嘉莹教授近年在南开大学创力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感到困惑难解”。无论20年前友人的劝说，还是20年后人们的困惑，做为他人，总是有一定理由的。20年前，即1979年，那时叶嘉莹教授刚满55岁，这个年龄正是一位学者、诗人著书立说，展示才华的黄金时期。对于叶嘉莹教授的才华与成就，可以摘录已故著名学者诗人缪铖先生的话来说，“吾国诗教，源远流长。女子能诗者，代不乏人。……至于兼能深研文史，发为著述，立足于学术之林者，在古代女诗人中尤少概见。叶君少长京华，离居台峤，遭罹家难，生计艰辛，而以坚忍不拔之操，人十已百之力，撰文讲学，才识日显。”“祖国拨乱反正之后，叶君每岁归来，讲学著书，怀京华北斗之心，尽书生报国之力。专著已刊行者十三种，其余论文不计严焉。其中论析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诸家诗，唐五代两宋名家词，下逮王国维之文论、创作及其为人，均能考订精审，阐发深微，且采用西方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文学新理论，进行反思与观照，遂能度越前修，独创新解。纵观叶君涉世之深，学养之富，出其余渚以为诗词，宜其所作实大声宏，厚积薄发，迥异于前代诸女诗人者矣。”“叶君虽生长中华而足迹涉及北美、西欧、日本，历览各国政俗文化，既精熟于故土之典籍，又寝馈于西方之著作，取精用宏，庶几能继王静安之后，于词体更开新境乎？此则余所馨香祝祷者矣。”（缪铖先生1989年《<迦陵诗词存稿>》序）缪铖先生之言足证友人之劝其减少讲学之奔波多安心于著述之言确实出于肺腑，他人之困惑也确是一番好心，而叶嘉莹教授自己，却别有衷曲。她说：“我当然也很愿意能用较长的时间安静地整理一下以前的学习心得，可是只要是祖国有学校要我来讲，我还是愿意来讲的。国灰中国古典诗歌中所保存、流传的，很多都是古代诗人思想、感情和品格的精华，在祖国教书，只要一谈到古典诗词，大家都有一种感情上的共鸣。我认为我国古代诗歌中有一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这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像长江、黄河一样不停息地传下来，一直感动我们千百年以下的人。”（叶嘉莹《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的评赏》）她还曾说：“这几年，我有幸回国教书，见到祖国青年学生们对古典诗词的欣赏和热爱，使我非常感动，觉得自己去国多年以后，好像又重新投入了这种心灵与心灵可以相互生动的洪流，自己虽然愚拙肤浅，也很愿意能在中加诗歌之感发生命的洪流中，投入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叶嘉莹<迦陵诗词存稿>》代序）

归国讲学，并非是叶嘉莹教授一时之想，而是她长久以来深怀的渴望，是出自一位学者、诗人的良知与使命感。她的《向晚二首》就是抒发自己这种思归情怀的：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余，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在回忆自己归国讲学的历程时，诗人曾谈过这两首诗的创作过程，她说：“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我也终于决定投寄出了我的申请信（笔者按，归国讲学之申请），那是一个暮春的黄昏，我在温哥华的住家的门前，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木，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辉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的亮丽的光影，而马路两边的樱花树则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既更唤起了我对自己之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令我感到了要想回国教书就应早日促其实现的重要性。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金色的夕阳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花虽美，也终将飘堕。我之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如果不能付诸实践，则不过也将如一场美梦之破灭消失终归于了无寻处。而当时满林的归鸟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向晚’二首）。”写到这里，笔者忽然联想起叶嘉莹教授在讲授陶渊明《饮酒诗》中“结庐在人境”一首时那段感人而又精彩的析说。计吉有句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叶嘉莹教授说：“在傍晚太阳快要落下时，山上那些烟岚在斜阳照耀下几乎每分每秒都在变化，真是极尽黄昏之美丽。而在这美丽的黄昏景色之中，飞鸟们结成一队队地都回来了，‘回归’，意味着什么？这话很难说了。鸟回到林中，那是一个归宿，就如同我们讲的《饮酒诗》中所说的‘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意味着你终于在人世间找到一个立足点。当然，我所说的这‘立足点’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一个归宿。有的人，总是盲目追求一些时髦的东西，在精神上却没有一个立足的根基；有的人，虽然一辈子锦衣玉食，穷奢极欲，可是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鸟儿也一样，到了日暮黄昏之时，它必须飞回树林中，寻找一棵树作为自己的托身之所。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什么叫‘真意’？那是诗人在这一片美丽的黄昏景色中体会到的一份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时代风气以外的两位诗人》，收入《汉魏六朝诗讲录》）笔者这里无意用古人的诗与叶嘉莹教授的诗妄加此附，而想说的是，叶嘉莹教授的阐释绝非仅因其学养之丰，倘若没有人生深刻体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顾随先生曾说：“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己怎样活着而知道别人怎样活着的人，不知道自心何以能知人心？能认识自己，才能了解人生。”（《顾随：诗文丛论》）从这种意义上说，叶嘉莹教授是讲陶诗，同时也是阐释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生追求。我想，在这首诗里正是寄寓了她内心回归故土的拳拳之意。

　　从1979年至今，整整20年了。20年来，叶嘉莹教授年年归国讲学，又年年都是自费归国，而且年年归来讲学著述的工作总是排得满满的。就著述说，她与缪铖老先生合著《灵奚词说》，《词学古今谈》，连续出版了《迦陵论词丛稿》、《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诗丛稿》、《唐宋词十七讲》、《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国词学的现代观》、《诗馨篇》、《汉魏六朝诗讲录》、《清词丛论》、《我的诗词道路》等多种学术专著，并汇有《迦陵文集》十巨册出版。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沃土上黾勉耕耘，硕果丰实，独创体系，开启了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新时代。

就讲学说，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学界团体，邀请她讲学，只要时间安排得下，她总是欣然前往，在讲坛上热情洋溢地传播她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精见妙解。20年来，有多少人听过她的课，这已无法统计，仅邀请她讲学的高等院校就有二十余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渝州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而讲学的内容又往往都是根据听课者的要求来定的。譬如南开大学一开始请她讲授“汉魏六朝诗”，后来应师生之请求又增开“唐宋词”课。白天的课排满了，就在晚上讲，她总以满足听课者的要求为乐事。她每到一处讲学，都受到那里的师生热烈欢迎。邀请她讲课的是各院校的中文系，而听课者却不仅仅是中文系的师生，因此，往往是课堂内外挤满了人。令叶嘉莹教授尤为感动的是，在课堂前排就坐的还有许多满头白发的前辈和同辈学人。这种热烈的场景与氛围触动了叶嘉莹教授的诗心，化成一首动人的诗篇——《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其二十）：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1987年，叶嘉莹教授曾应中华诗词学会、辅仁大学校友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邀请，进行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系列学术报告。此后，在一次座谈会上，江树峰老先生发言说，叶教授讲授古典诗词从始至终充满了爱国热情，她能够通过历史的大背景恢复古典诗词的本来面目，又能够纵横比较、中西比较，提出个人开创性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老先生还强调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听叶教授的课。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史树青先生说：“以余所闻，三地听众（笔者按，指当时听讲的北京、沈阳、大连听众）无不钦佩迦陵学养之深醇与对诗词评赏之精辟，言辞清隽，含英咀华，既能深探词人之用心，又能兼顾纵横之联系。”“由于迦陵长期从事诗词创作，更参以东西文论之比较研究，本此宗旨，故论词能博览今古，融贯中西，独造精微，自成体系。所讲唐宋名篇，确有不少真知灼见，足以启迪读者，浚发妙悟灵思。”（《唐宋词十七讲》序）叶嘉莹教授讲学所以受到教育界与学术界的广泛欢迎与赞誉，笔者认为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那就是她在《顾随：诗文丛论序》中评价她的老师时所说的一段话：“古语说‘人师难求’，先生所传授给学生的，决不是书本的知识而已，而是诗歌的精魂与生命，以及结合此种精魂与生命的，先生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品格和风骨。”叶嘉莹教授恰是这样一位传达“诗歌之精魂与生命”、表现出“整体的品格和风骨”的令人仰慕的人师。

三薪火相传

一个人的道路总是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宝藏的诗词之道路，则正有待于继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

——引自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前言》

时光如流，匆匆然20年飞逝，叶嘉莹教授依然在中华文化锦程上书写着一首首感人的诗篇。

叶嘉莹教授曾说：“中国的伟大诗人，都不仅是写诗的诗人而已，他们都是以他们平生的行为实践了他们的人格，而不只是作品之中流露了他们的人格。”（《唐宋词十七讲·第九讲》）她在讲学、著述中不仅屡屡阐释这一观点，用大量史实印证这一观点，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忠实地坚守着中华文化中这种传统的美德。

她2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自费归国讲学。在她未退休前，每隔四年可以申请一年的休假日，安排自己的学术活动，代价则是休假期间只能领到学校发给的一半工资；而她却从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利用一年的休假回国讲学。退休之后，她在南开大学又创办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进行教学、科研，培养研究生、本科生；她给学生讲课，指导他们撰写学术论文，与他们谈诗、谈文、谈治学、谈人生……

她将自己退休金的半数——10万美元贡献出来，在南开大学设立了“叶氏驼庵奖学金”。“驼庵”是她的老师顾随先生晚年的别号，叶嘉莹教授特意奖学金命名为“驼庵”，自有其深衷在，正如南开大学校领导陈洪先生在“叶氏驼庵奖学金”首届颁奖大会上所说，这之中“既有师恩难忘的意思，又有薪传——由顾先生到叶先生，由叶先生到各位——的意思在内。”叶嘉莹教授永记师恩，从未忘怀50多年前老师在她南下前给她的那封信、那首诗，更未忘记老师“传法”的重托。她说：“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之得以绵延于久远，都正赖其有继承之传人，而教学则正是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工作。我个人非常惭愧，多年来流寓海外，更复饱经忧患，未能按照老师的期望尽到自己传承的责任。如今既恐惧于自己之时不我与，更痛心于国内对古典文化之传承的忽视和冷落，所以想到要用老师的名号设立一个奖学金，希望能借此给予青年人一些鼓励，使之能认识到文化承传方面青年人的责任之重大，若果然能使这一点薪火得以继续绵延且加以发扬光大，则庶几也可略减我愧对师恩的罪咎于万一了。所以我诚恳的领得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所表现的一种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引自叶嘉莹《诗歌谱写的情谊——伴随改革开放同步的我与南开二十年》）。叶嘉莹教授所表达的情怀似是仅就“驼庵奖学金”之设立而发的，实则，她的这种思想情感，这种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这种中华文化美德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记得12年前，中国考古专家史树青先生在《唐宋词十七讲》弁言》中就说过：“余与迦陵在校同受业于顾羡季先生（笔者按：顾随，字羡季），所读《顾随文集》所附《驼庵诗话》，知为羡师课堂口讲，迦陵所笔受者，积稿八册，都十万言。三十年来，迦陵生活几经颠沛，贵重物品，或弃或失，而此笔记，珍藏什袭，迄末去身。即此一端，亦可见迦陵自幼读书治学之勤勉与师生情谊之深挚。此种珍爱祖国文化重道尊师之美德，尤足为今日青年之所矜式。”“叶氏驼庵奖学金”自1997年岁末首次颁奖至今，已有近三十名学生获此奖项，叶嘉莹教授还将老师顾随先生写给自己的那首诗《送叶子嘉莹南下》复制给每个获奖同学，激励青年一辈不懈地前行。

为了拓展归国后的教学与研究事业，创造更为适宜的学习与研究条件，她又亲自去海外募集赞助款项，得到了华裔加拿大籍企业家蔡章阁先生的赞助，在南开大学筹建研究所教学办公大楼，并按照蔡先生的建议，将把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改称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叶嘉莹教授的爱是博大的，思虑是久远的。她考虑的不仅是当代青年，而且关爱着第三代、第四化。她在《<与古诗交朋友>代序》中说：“为小朋友们编选一册古诗的读本，而且教给他们怎样去诵读和吟唱古诗，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常存在心中的一个愿望，我抱有这个愿望，还不仅是为了保存中国古典诗歌的宝贵传统而已，而更是想藉着教导小朋友们诵读和吟咏古诗的训练，来培养和提高我们下一代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与学习能力。我深信孩子们如果能在童幼时代，就学会了古诗的诵读和吟唱，这样不仅能使他们长大后成为一个富有爱心的，对社会和人类都更为关怀的人，而且能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富于联想和直观的能力，无论是在文科方面或理科方面，都可以因此获得更为突出的成就……”她在百忙之中不仅与友人编撰出版了《与古诗交朋友》，她还为小朋友录制出版了声情并茂、独具风格神采的吟诵磁带，而且，她还高兴地在天津电视台教幼童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我们或在那字字行行里，或在那音容笑貌中，无时不被她那颗宏博的爱心和崇高的诗心而震撼，而激越。然而，她并不满足自己所做过的这些，她说：“我曾与友人合作编印一一册教儿童学古诗的读本《与古诗交朋友》，也曾应邀在很多地方做过教儿童古诗的示范教学，不过这种教学往往因我个人的忙碌，而不能持之以恒，每次教学的反应虽然都很好，但每当事过以后，则无人为继，遂使我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正如投石于水，投入时虽也可引起一些涟漪，然而涟漪静后则石沉水底，了无踪迹可寻了。所以近来我正在计划做出一套教儿童学古诗的录相，以便向各地推广，更希望能借此唤起负责教育方面之人士的注意，如果能够在幼儿园中设一个古诗唱游的科目，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们学习吟唱古诗，则在持之以恒的浸淫薰习之下，对于儿童们的文化品质的成长和提高，必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在这方面，加拿大的蔡章阁先生也与我有同感，而且还提议除了古诗以外，希望研究所更能编出一册教育青少年学习《论语》的读本……目前这两项工作即将开始，相信不久的研究所在校方（笔者按，指南开大学）的支持和领导下，定会有一片美丽的前景。” 叶嘉莹教授的事业像长河一样源远流长，激荡腾涌。

有人开玩笑地说叶嘉莹教授：“你这是苦行僧，还加了传教士。”她严肃地回答：“是的，如果说我传的是诗教，而且是广义的诗教，要把中国诗里边这一份崇高、美好的思想、感情、品格、修养传下来，那我真的是有这样的理想，我也真的是有这样的意愿和感情的。”也有人关切地说叶嘉莹教授是“不知老之将至”。她意味深长地回答：“其实我不是‘不知老之将至’，是‘不知老之已至’。我之所有仍愿致力于教学，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我们古典的民族文化，不但是不理解，而且经常是不乐于学习和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是我们国家命脉的一个损失。所以我全心全意想为此多做一些事情。”“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我这个教书的人——我教了五十多年的书——在我的有生之日的余年，能够找到传法的人，能够把我老师的希望继续下去。” 叶嘉莹教授胸怀一颗永不衰老的诗心，用她的学养、智慧、品格，在中国文史上抒写着生命辉煌的诗篇。

这篇文章即将结尾了，我愿用叶嘉莹教授在南开大学一次会上所说的一段话作为全文的结束语，这些话是她对祖国的真情诉说，是她内心最真诚、最质朴的剖白：

我的根是种植在祖国的——我是在祖国受的教育……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的祖国得来的，所以我今天愿意把我的一切回报给我的祖国。



[附记]

笔者在10余年前曾与赵玉林合写过一篇传记文学，题目是《明月东天——记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女诗人叶嘉莹教授》，发表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报告文学》上，近年曾被附录在叶嘉莹教授的《我的诗词道路》一书中。《明月东天》是以传主的诗词贯穿全文，主要反映传主思念与热爱祖国的情怀，愿以自己的学养才华报效祖国的渴望。这篇《乡根·诗魂》，是以嘉莹教授的言行贯穿全文，意在反映嘉莹教授归国讲学20年来在事业上呕心沥血为祖国所做的杰出贡献。

叶嘉莹教授做为世界著名学者、诗人，学贯中西，才华横溢、著述等身，弟子遍布海内外，无论反映她的事业上之杰出成就，还是表现她那高洁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才疏学浅的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的。但是，由于读者的渴望、私心的景仰，我只能竭尽驽钝，勉成此文，庶几展现叶嘉莹教授不泯光辉之万一。

景林记于完稿之日凌晨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16:58

有一首诗

席慕容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国风》

　　越过乡间的公路，再穿过一大片玉蜀黍田之后，在我们眼前，是一座长满了野草的两层土坡，顺着小径，有那脚步特别快的朋友先爬上了坡顶，马上回头向坡下的我们做出了阻拦的手势，同时大声地说：

　　“叶老师，您就别上来了，这上面什么也没有了啊！”

　　不过，叶老师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还是继续往前一步步地走了上去。小径上的野草很高，枝梗芜杂而枯黄，时时牵扯着行人的衣角。是九月下旬的东北大地，还算温暖，有阳光，然而空气里也有一层薄薄的灰蒙的尘霾。

　　到了坡顶，感觉上原来应该是个面积颇为宽广的平台，此刻却长着满满的庄稼，就在我们眼前拥挤着矗立着的玉蜀黍一直延伸到远处，是收成的季节了，带着紫棕色穗子的玉米粒粒金黄饱满，藏在脆裂的叶片里若隐若现，风吹过来的时候，高大的植株微微晃动摩擦，枝叶簌簌作响。

　　面对着这横梗在眼前的秋日的玉蜀黍田，叶老师默然无语，独自伫立了好一会儿之后，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

　　“这真的就是黍离之悲了。我现在的心情，和那首诗里说的怎么完全一样！”

　　那首诗收在《诗经》里，说的是周朝东迁之后，有人走过从前的宗庙宫室所在之地，却发现曾经华美庄严的建筑都已经完全消失，四野只长着满满的庄稼，不禁悲叹再三，徘徊不忍离去。

　　那首诗中抒写着的是接近三千年之前的一个周朝后人的心情，而此刻是公元两千零二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叶赫那拉部族的后人叶嘉莹教授千里迢迢终于寻到了原乡，站在承载着先祖昔日悲欢的东北城旧址之上，一切也几乎都消失了。放眼望去，秋日午后，四野只有无穷无尽的玉蜀黍田，远方的一条河流，天边的一轮红日，以及，心中的一首诗。

　　一首穿越过邈远的时空前来相会，却仿佛是此刻的自己才刚刚写成的诗。



　　世间的遇合有时非常奇妙。这么多年来，我都只是个远远仰慕着叶老师的读者，如今却能陪同她回到原乡，这一切都是起因于我的好友汪其楣教授最初的一番好意。

　　其楣是叶老师的学生，二00二年的三月，叶老师在台北讲学，其楣寄给她一篇自己刚刚发表的论文，里面谈到我的一些以蒙古高原为主题的散文与诗，就又催促我也寄本刚出版的散文集《金色的马鞍》给叶老师看看。

　　过了几天，接到施淑教授的电话，邀我到福华饭店与叶老师共进晚餐，使我喜出望外。更想不到的是，那天晚上，叶老师对我说：
　　“我也是蒙古人。我们的部族是叶赫那拉。我的伯父曾经告诉过我，叶赫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它的地点，也不知道如今这条河流是否还在。”

　　那天晚上，施淑、静惠和我，三个人围坐在叶老师的旁边，静静聆听她讲述先世的历史与传说，在灯光下，年近八十的叶老师容颜恬静开朗，可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她心中那种深沉的寻索的渴望，她说：

　　“我一直希望能找到那一条叶赫水。”

　　那一条河流仿佛是记忆的根源，如果河流还在，那么，旧日的城池或许应该也还在，而在天涯游子心中谨记了多少年的种种线索就终于能够有所依附了吧。

　　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好像有些什么忽然燃烧了起来，还等什么呢？叶老师，我们就去找一找看吧，好吗？

　　二00二年三月里的一个晚上，叶老师微笑着回答我：

　　“好的。如果你找到了叶赫水，我就和你一起回去。”

　　当时，我们都没能预料到，这个愿望竟然在半年之后就实现了。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住在沈阳的蒙古朋友鲍吉尔·原野，他是我心仪已久的作家，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却还没见过面。在电话里他感觉到我的情绪，于是马上又去找他的满族朋友关捷，在《沈阳日报》工作的关捷一口承担了这个寻访的任务。

　　之后的两三个月里，台北与沈阳之间便有了一条热线。关捷去请教了好几位专研清史的学者，也到地方上去打听，然后，美好的消息就传过来了——叶赫水至今犹在，不但没有干涸，也没有改名，而且就发源在叶赫镇，再从整个城镇的中间穿过，这个叶赫镇如今属于吉林省梨树县，离长春市不远。

　　九月下旬，吉林大学的刘中树校长以及多位教授就在长春市迎接叶老师，她在日本教书的侄子叶言材教授也赶来了，还有关捷、鲍吉尔·原野和我，大家一起陪着叶老师走向她念念不忘的先祖原乡。



　　“叶赫那拉”在蒙文的字义里是“大太阳”，也可以引申为“伟大的部族”的意思。“那拉”在汉译中有时写成“纳兰”。

　　史书上说：

　　“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灭纳喇部据其地，遂以地为姓；后迁叶赫河岸，因号叶赫。”

　　遥远的先祖从黑龙江先迁徙到呼兰河流域，再南迁到叶赫河畔的时候，已经是明宣德二年（公元一四二七年）了。在山川富饶的叶赫河畔，这个部族日渐壮大，子子孙孙，世袭相沿，过了一百九十多年的安稳岁月。明朝时，因为与明贸易于镇北关，所以被称作北关叶赫。叶赫与爱新觉罗两族原先互相通婚友好，但是，最后终于在一场惨烈的战争中，被努尔哈赤的后金所灭。就在东北城下，负伤被缢杀之前，叶赫部最后的领袖金台什留下了那句誓言：

　　“我们叶赫氏就是剩下最后一个女子，也要灭了你们爱新觉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由，满清建国以后，叶赫部虽然在八大贵族之列，却始终与清廷处在一种微妙的距离里。满清选后，明令排除叶赫那拉的女子。

　　然而，誓言犹在朝廷的记忆里，民间的记忆却逐渐开始分歧。尽管在史书里叶赫源出蒙古的记录始终没有消失，但是四百多年来，叶赫那拉部族的后代子孙，无论是真正的遗忘还是蓄意的隐晦，有些人最远只追溯到先世是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从此就以满人自居了。

　　在叶嘉莹教授的家族里，记忆从未被湮灭，反倒是以一种反复叮咛的方式传沿了下来。虽然由于一次又一次战乱的阻隔，使得还乡的心愿延宕到如今才能实现，然而，毕竟是实现了啊！

　　此刻，叶赫水正从秋日亮黄沉绿的山林间奔涌而出，穿过叶赫那拉部族曾经生息于其上的大地，穿过那在几百年间曾经辉耀也曾经晦暗的时光，穿过那急速翻动如四野秋声一样簌簌作响的历史书页，终于，和缓地放慢了速度，潺潺地流进了千里寻来的游子心中。

　　毕竟是实现了啊！这寻索的心愿。

　　站在叶老师的身旁，我也随着她的视线往四周眺望，但是，我深信，天地山川此刻都在向她召唤，叶老师所见到的，必然和我们这些旁人所能见到的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当有人从坡顶向她高声呼喊：“叶老师，这上面什么也没有了啊！”的时候，我们之中，谁也没能想到，对于叶老师来说，在这座长满了荒草和玉蜀黍的土坡上，除了满满的几百年的兴衰之外，还有一首诗在等着她。

　　一首清晰而又贴切，恍如她自己提笔刚刚才写成的诗啊！



                              载于2003年3月31日台湾《联合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17:53

明月东天

——记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女诗人叶嘉莹教授

谢景林　赵玉林

黄菊凋残，素霜飘降，他乡不尽凄凉况。丹枫落后远山寒，暮烟合处空惆账。

雁作人书，云裁罗样，相思试把高楼上。只缘明月在东天，从今惟向天东望。

从《踏莎行》这首词里，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远在异国的炎黄子孙，黄昏时分，独立高楼，见丹枫之零落，感漂泊之凄凉，望断关山、怀思故国的情景。然而，故国远在万里之外的东方，放眼望去，惟有一轮明月从东方天空升起。而她心中的故国正象皓月那橛皎洁，那橛令人神往。此刻，她只有向东天怅然遥望，以寄托家国之思了。

这位炎黄子孙是谁？她就是加拿大籍华裔女学者叶嘉莹教授。

叶嘉莹笔名迦陵。她多年来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把西方的文艺理论移植到中加古典诗词研究的园圃中来。她的学术论著独辟蹊径，见解精辟，足以成一家之言，已在学术界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园圃中一枝引人注目的花。

嘉莹女士不仅是一位学者，她还是写作古典诗词的一位优秀的女诗人。仅现在所见到的她的作品《迦陵诗词稿》就有古近体诗二百多首，词九十首，散曲小令十几支，套曲八支。那些未经整理出版的油印稿和手抄稿还未包括在内。

嘉莹女士不是专业诗人，她只是在研究和教学之余，偶有所感，发为诗词，大多信手拈来，但却那橛清新俊逸，真挚感人。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女作家中，李清照之后，虽也偶有佳作，但作者多半湮没无闻。当代女诗人为数不少，但兼长于诗歌理论及诗词曲各体的创作者还不多邮。而嘉莹女士的诗词曲创作，却以她深厚的修养，娴熟的技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目和赞赏。

一

叶嘉莹女士1924年生于北平的一个书香门第。好的父亲叶廷元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北平一家民航公司任职员；她的母亲李立方毕业于一所师范学校；她的伯父叶廷元为自学的“儒医”。嘉莹是父母的长女，也是叶家唯一的女孩子。

嘉莹女士幼小时天赋聪敏，性格内向，喜爱背诵古典诗词。嘉莹的伯父在古典文学方面有扎实的根底，尤其喜爱吟咏诗词。他常常给小嘉莹讲授诗词，教她写绝句小诗。因此，小嘉莹十一二岁时，便能写绝句和短小的文言文。嘉莹女士后来在回忆她的家庭教育时说：“我幼年时，在家里受的是旧式教育，我的伯父和父亲对于女孩子的教育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新知识，旧道德’。”

为了让小嘉莹获取“新知识“，在她十岁时，父母便让她考入北平笃志小学五年级。她由于成绩优异，未上六年级就又考入北平市立女二中。这已是1935年的事了，当时他仅十一岁。

她十七岁时高中毕业，学习成绩优异，在文学方面特别是在诗词写作方面已表现了出色的才能，象五言绝句《咏菊》：

不竞繁华日，秋深放最迟。

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

旧传统都以为从一个人早年习作的诗词吐属，便可以看出以后的品格和意志。嘉莹女士在她后来的那一段历尽艰辛的生活道路中，虽然备受生活的磨难，但始终不叫苦，不流泪，她的坚忍刚毅的精神，在这一首小诗中已可窥见端倪。再如《浣溪沙》：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

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她所写的虽只是从太阳刚落到月亮初升这段时间的寻常景色，但已可见到少年的嘉莹的敏锐善感，以及她在凄寒寂寞中的一片追寻向往的情意。

她的诗词是清丽隽秀的。作为一个中学生写出这样圆熟的作品自是难能可贵。但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词里的情调是低沉的。她写这首诗时年仅十七岁。人们会问，为什么一个十七岁的少女的词作会有这样压抑低沉的调子？

叶嘉莹少年时虽然求学方面是“一路坦途”，但是她的生活境遇却是坎坷的。十三岁时便遇上了国难与家祸。“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她的父亲随民航公司南迁，不久，相依为命的母亲又病故。这时，她身边只有两个幼弟，内心无论怎么痛苦，也不肯在幼弟面前落泪，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含泪写诗，长歌当哭：

叶已随风别故枝，我于凋落更何辞。

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

（《哭母诗》八首之一）

当时严酷的现实又使她感到“苍茫一四顾，遍地皆荆棘”（《咏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福的大地，不能不在她的心灵上留下黑暗的投影。亡国之恨，丧母之悲，怎能不使年青的叶嘉莹内心充满了忧伤？那自然界明媚的春光，给予她的感受只能是悲切、惆怅，她所唱的也只能是哀伤压抑的歌。她触景伤情：

日月等双箭，生涯未可知，

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

眼底空花梦，天边残照词，

前溪有流水，说与定相思。

（《生涯》）

她感怀时世：

十载南冠客，金台古易州。

浊醪无可醉，云树只供愁。

离乱那堪说，烟尘何日休？

高楼一夕梦，风雨又惊秋。

（《秋兴》）

但是，她不是只有哀愁，在她的歌声里，也时有高亢的旋律：“西风倒吹易水波，恍闻当日荆卿歌。”（《短行歌》）“青山碧水赠俊气，有客高歌咏不平”（《读皖峰夫子诗后》）。她虽然凄寂哀伤，但并没有消沉，没有颓唐，就在这低徊婉转与慷慨悲歌之中，她结束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二

1941年，叶嘉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攻读古典文学专业，当时她在同学中不仅以好学深思著称，而且以才思敏捷博得古典文学专家顾随教授的赏识。现在《迦陵存稿》中还保存着叶嘉莹与顾随教授的唱和诗。叶嘉莹的原作是：

深秋落叶满荒城，四野萧条不可听。

篱下寒花新有约，陇头流水旧关情。

惊涛难化心成石，闭户真堪隐作名。

收拾闲愁应未尽，坐调弦柱到三更。

（《晚秋杂诗五首》之三）

顾随教授读后，按叶嘉莹原韵写了和诗，其中第三首是：

青山隐隐隔高城，一片秋声起坐听。

寒雨初醒鸡塞梦，西风又动太关情。

眼前哀乐非难遣，心底悲欢不可名。

小鼎篆香烟直上，空堂无寐到深更。

（顾随《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之三）

叶嘉莹女士读了老师的诗作，又按原韵写了和诗，其第三首是：

尽夜狂风撼大城，哀笳悲角不堪听。

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拚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

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诗如斯总未更。

人们完全可以理解，老教授与学生互相唱和，学生如不是品学兼优那是不可能的。

叶嘉莹常向顾老借书阅读，顾老深深器重这位弟子。顾老在给叶嘉莹的信中说：“携去书数种，恐不能餍足足下读书之欲”，而后老教授又谆谆教诲叶嘉莹以治学途径。一次叶嘉莹写信向顾老求教，顾老回信说：“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佞却并希望足下能为苦水（苦水为顾随教授笔名——笔者注）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民为孔门之曾参也。” 叶嘉莹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和诗词创作方面的成就，说明她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和期望。

嘉莹女士大学时代创作了许多诗词，《迦陵存稿》中大部人旭1941年至1945年间的作品。

她感怀世事，深感任重道远，但又觉得自己没有冲天之翼而惆怅：“世事何期如梦寐，人心原本似波澜。冲霄岂有鲲鹏翼，怅望天池愧羽翰。”（《春日感怀》）

她责备自己在沧陷区只知读书而未能报国：“十八年来同逝水，诗书误到而今。不成长啸只低吟。枉生燕赵，慷慨志何存？”（《临江仙》）

但是，她的内心也有对祖国胜利的期望、祝愿和信心：“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踏莎行》）

少女叶嘉莹有她自己的志趣和心意，而且也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看她写的《醉太平》：眉长，鬓长，天长，恨长。纵然憔悴何妨，苟余情信芳。”（《醉太平》）这是多么坚决的少女的誓言，真象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海”了！

这些诗词，无论它是低徊哀婉，还是慷慨抒怀，都是一个爱国少女的心曲。借读书排除烦恼，以诗词抒发情怀，都是内心的歌。国仇家难压迫着她，她要排遣，要抗争；未来的生活吸引着她，她要追求，要努力，她的心曲就是这样的呼声和缩影。可是在当时，这心曲也只能是唱给自己听的，别人又何从晓得。人们对刀子的印象只是腼腆，不苟言笑，埋头读书。在大学毕业前夕，她的一位堂兄曾送给她十六字的评语，即“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其实这个评语顶多只能说明她当时性格是内向的，其余并未完全说中，他也不了解当时的内忧外患在叶嘉莹心里掀起的感情的波涛。叶嘉莹在回忆她大学毕业前夕一段生活时曾说；“我虽不问世事，而事变之来，其及身切肤之痛则有不能逃避责任。我到现在仍然记得1935年夏天何梅协定的签署，和相继而业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之先后成立。当时我虽然年岁还很小，但我却已经从家人长辈的言谈中，知道我自己是生活在被政府把主权逐步出卖的土地上。其后我更亲眼见到1936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在爱国抗日的游行中，被镇压的大刀队纷纷砍伤的悲惨事件。当然，在我印象中最深的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那年秋季开学时，学校中许多旧日的老师，都突然不见了，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也一页页被涂改和撕毁了。其后经历了八年之久的沦陷，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我那时已经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们伫立在马路边，流着泪欢呼国军的胜利归来。然而曾几何时，‘动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搜刮行为，就使得那些曾经欢呼过的老百姓们都寒了心。”这说明了那时的政治风云在嘉莹女士的心灵中留下了烙印。她的感情，她的诗歌的情调，绝不会不受时世的影响。所以，说她“黜陟不知，理乱不闻”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要从她的生活经历方面理解她的“心曲，她的感情经历。

叶嘉莹女士大学时代的诗词创作，比她中学时代的作品境界开阔，内容广泛，情调也趋于多样化。

首先，我们从她的作品中感到她在学习前人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人说，她有些词“气类苏、辛”，并非过誉。象她的《贺新郎》（夜读羡季师《稼轩词说》感赋）：

此意谁能会，向西窗夜灯挑尽，一编相对。时有神光来纸上，恍见上堂风致。应不愧稼轩知已。爱极还钭小语谑，尽霜毫挥洒英雄泪。柏树子，西来意。

今宵明月应千里，照长江，一江白水，几多兴废。无数青山遮不住，此水东流未已。想人世古今同此。把卷空余千载恨，更无心琐琐论文字。寒漏尽，夜风起。

她也写过效易安（李清照）体的词，其韵调的优美，造语的工致，写青年女子的情态和心理很似李清照。如《破陈子》：

理鬓薰衣活计，拈花斗草心情。笑约同窗诸女伴，明日西郊试马行，踏青鞋已成。

入夜预愁风雨，隔帘细数春星。莫怪新来无梦好，且喜风光到眼明。镜中双鬓青。

由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可以想象到叶嘉莹在学习诗词过程中确实从多方面作了很大努力。

其次，她大学时代的诗词内容也丰富起来了。她有清新秀丽的即景小诗：

停车爱看远山岚，一片天光映水蓝。

两岸人家门半掩，板桥垂柳似江南。

（《故都春郊杂咏》之一）

她也有民歌式的《杨柳枝》：

袅娜长条近陌头，闺中少妇怕登楼。

试看一片青青色，不系离人只系愁。

她也写凭吊古迹的诗歌：

萧萧易水自东来，督亢陂前半草菜。

枉说黄金可招士，登临徒使后人哀。

（《故都怀古十咏·黄金台》）

她还用诗歌评论古人：

苏黄李杜漫平章，组绣飞扬各擅长。

谁识放翁诗法在，小楼听雨夜焚香。

（《初夏杂咏》之一）

她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低沉的调子，但也不乏清壮之作：

谁道园林寂寞，榴花煞自红肥。多少春芳零落尽，独向骄阳吐艳辉。神情动欲飞。

一种浓妆最好，十分狂态相宜。好待秋成佳实熟，说与西风尽浪吹，飘零未可悲。

（《破阵子·咏榴花》）

她也用小词表达一种细腻微婉的感情：

欲赋秋情尽费辞，秋情只在碧梧枝。枝头新月如眉好，枝下寒蛩彻夜啼。

蛩不断，月移西，机关报寒袭遍旧罗衣。中宵独下空庭立，几点流莹绕树飞。

（《鹧鸪天》）

还有的小词用写爱情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看她“和浣花”的几首《浣溪沙》词，如同：“弦柱林弹金落索，锦深贮玉玲珑，心花验取旧时红。”以及：“尺素裁成无可寄，双鸳织就与谁看，惟将别泪祝平安。”词句里表面上虽是伤离怨别，但其实却寄托了她在沧陷区中的一片家国之思。

总之，叶嘉莹大学时代的诗词创作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句法圆熟，格律精严，形象生动，给人以美的感受。正象《迦陵存稿》序言的作者所说，这些诗词“皆清真秀逸，饶有情韵，以大学生而有此，洵可谓罕见者矣。”

三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先后在当时的北平佑贞女中、志成女中、华光女中任教。1948年，她南下到南京结婚，不久就随着丈夫职务的迁动去了台湾。她在台湾生活了十八年。在这十八年中，她经历了人生途中一段最艰辛的生活。

嘉莹女士初到台湾生活境遇就很艰难，连书籍也在长途辗转的邮运中全部遗失了。到达台湾高雄附近的海军军区后，既无事可做，也无书可读。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在台湾中部的一所女子中学找到了教书的职位。那年时期，她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四个月后，她的丈夫赵先生即为“思想问题”被捕入狱。当时赵先生任海军的文化教员，因为看不惯当局的腐败作风，又正值当代史上“两航起义”的时刻，就被当局扣上了“共产党嫌疑”的罪名而逮捕捕。事情发生在1949年圣诞节。后来叶嘉莹任职的中学校长也被捕了，接着嘉莹女士与几位同事因受牵连也相继被捕。其后当局由于拿不出丝毫的罪证，不得不将他们先后释放。

嘉莹女士出了拘捕所，便搬到一位亲戚家里暂住。这里房舍狭窄，夜间，她与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言言只能睡在地板上。一年熬过去了，无辜的赵先生出了牢狱，然而他因挂着“嫌疑”，又被送往另一个地主“管训”，三年后才释放回家。这样，生活的全部重担自然地落在了叶嘉莹的肩上。后来当她生下第二个孩子以后，身体更加瘦弱，又染上了气喘病。不久，全家搬到了台北。她在很多学校兼课，教书的工作又极沉重，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象血气精力已全部耗尽……

生活在折磨着叶嘉莹，几乎使她精疲力竭了。以往的苦难也常常浮现她的眼前。她常常梦见自己似乎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又常梦见自己的母亲来了，要接她回到故乡去。

她常想起王国维（静安）咏杨花《水龙吟》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附。”她觉得自己正像这杨花，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但她的性格中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她在梦中可以向母亲流泪，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却以坚强的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她多年来从未向外人透露过自己的遭遇，外貌上也一贯保持着和愉平静的风度。她那时的朋友和学生们，除了记得她很瘦弱以外，大概没有谁知道她所经历的艰苦与酸辛吧。

嘉莹女士就是这样将血和泪深藏在心底，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向苦难命运抗争着。在这种苦难中，幸有旧日辅仁大学的一位老师，介绍她去台湾大学教书。不久后，她便以自己的业绩获得了台湾大学教授的职称，而且先后受到淡江文理学院、教育广播电台、教育电视台和台湾辅仁大学的聘请，在这几个部门同时兼授中国古典文学课。1956年夏，台湾“教育部”举办文艺讲座，又特邀嘉莹教授讲五代与北宋词。那时她是三十二岁。

在这时期，嘉莹教授已饱尝忧患，内心的悲伤痛苦自不待言。西方文艺理论家认为，悲伤是产生诗歌的土壤，殊不知悲伤过度也就没有诗了。鲁迅先生说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苦之后的。因而这一时期，嘉莹教授的诗词创作，数量甚微。正如她自己所说：“自三十七年底（1948年）渡海来台，二女先后出生，既不得不忙于舌耕为糊口之计，而所遇之忧患艰危，更有决不为外人知且不可为外人道者，碌碌余生，吟事遂废。”偶尔因情触景，也有一二诗句涌现脑中，也是任其自生自灭者多，掇拾成篇者寥寥无几。尽管如此，这极少量的诗词也仍然清新隽永，形象鲜明，读后使人感到诗人跳动的心弦。如《郊游野柳偶成四绝》：

岂是人间梦觉迟，水痕沙渍尽堪思。

分明海底当前见，变谷生桑信有之。

郊游野柳，触景生情，感世道之沧桑。

挥杯昔爱陶公饮，避地今耽海上云。

病多辞酒非辞醉，坐对烟波意自醺。

海上云霞，变幻多姿，自然可爱，难怪诗人要耽于这种美景了。然而从诗人当时的情况看，她整日忙于教学工作，甚至是疲于奔命，哪有时间来欣赏“海上云”呢，所以略一接触，即被陶醉。诗人说“耽”实际上正是不能“耽”。再如《海云》：

眼底青山迥出群，天边白浪雪纷纷。

何当了却人间事，从此余生伴海云。

在青山白浪之间，一片白云自由舒倦，诗人愿把余生陪伴它。大自然的景色是如此令人神往！然而“何当了却人间事”的“何当”告诉我们的正是无法了却人间事，那么“伴第云”也就终无可能。于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在对自然美景的欣赏中流露人事的烦忧。她写的小词《浣溪沙》也有这个特点：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凤凰木”是南台湾的一种具有特色的植物，高大的枝干上开满艳红的花朵，异乡景物更增加思乡的感情。花光照眼，景物鲜妍。怀乡情绪正与红花同发，忧患余生更因节序惊心。境界愈明丽，怀乡情绪愈浓重，两相映衬，相辅相成。写来又生动流畅，毫无斧凿牵强之痕，是一片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叶嘉莹教授在台湾这个时期，所作诗词很少，但是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却获得了进展。她首先注意到了王静安先生和他的词作以及《人间词话》，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在学术方面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就是这种研究也正好反映了嘉莹教授当时的思想和情绪。

嘉莹教授在苦难的生活中常常记起王静安先生的词，想到他的词，似乎就感到精神上有些寄托。不仅如此，王静安的《人间词话》还曾对幼年的嘉莹起过启蒙作用。在叶嘉莹考入初中时，母亲曾为她买了一部《词学小丛书》，其中附有一卷《人间词话》，她当时对其中的精义，当然也并不了解。她曾说：“我之喜爱上这部书，似乎只是因为其中一些评词的话，曾引起过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的感动。”到她考上了辅仁大学国文系以后，有一天，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抄录了几首静安先生的词给叶嘉莹看。据叶嘉莹回忆，那同学当时抄的大约是“昨夜梦中多少恨”、“满地霜华浓似雪”、“百尺高楼临大道”等几首《蝶恋花》词。当时叶嘉莹的处境是：不久前母亲才去世，父亲又远在后方的重庆，她所居住的北平也已经沧陷了四年，她的阅读和创作每多悲苦之音。这种主观情绪猝然同到王静安哀悲观的词句，不禁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她就爱上了王静安的词。其后当她在台湾遇到了生活中的挫折艰苦，她默默地吟咏着静安先生的悲观哀戚的词句，心中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于是，她决定写《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当然，当她“论及静安先生悲观寂寞之心境时”，其中也不免有她“当日心情的一些投影”。这是嘉莹教授到台湾以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它以鞭辟入里的分析，独到的见地，由衷的感受和典雅而富有诗意的文笔惊动了学术界。接着索稿信就纷至沓来，嘉莹教授的笔墨也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了。自然，因为她当时心境所致，论文的选材也常与心境相应，笔调多是沉郁的。

不过，当时也有一篇例外，那是《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中的三种境界》。这篇文章不仅选材具有鼓舞的性质，而且笔调也是火热的。原来嘉莹教授这篇论文是专为青年而写的，她说：“我在写作本文时，便自然有一种警惕之心，不愿因自己个人所历之苦难及哀感之心情，而损及青年人所当有的乐观进取之意志，这与在家中不使我的两个女儿分担自己的愁苦是同样的心理。”伟大的爱，慈母的心，教师和学者崇高的品德！

四

从1966年开始，嘉莹教授开始了她的另一阶段的生活。

这一年，嘉莹教授应聘带着两个女儿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任教。不久，在台湾的赵先生也被她接来哈佛，并在不长的日子里谋到一个教学的职务。这时，长女言言考入大学，次女言慧考取了高中。嘉莹教授本可以安定下来做研究和教学工作了，更何况此时此地的嘉莹教授虽说教学工作仍很繁重，家务也不轻松，但精神压力却大大减轻了，新的希望也油然而生。

然而，希望终归是希望，现实依然是现实，希望常被现实击破。嘉莹教授在哈佛和密西根州立大学任教两年之后，又必须返回台湾了。

嘉莹教授在哈佛工作期间，边教学边研究，她以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以对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的学识，以及吸收异邦新鲜理论、知识为己用的聪明天赋，又赢得了外籍教授和学生们的钦佩和尊重。但是，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以交换教授去其他国家讲学的人，任教两年后必须回台湾工作两年才能再度出去。于是她把丈夫和女儿们留在美国，便于1968年秋只身返回台湾。当时她也曾想来大陆探亲，但却因国内正值“文革”，而不敢写信与北京的家人联系，一种别离之情，使她这个海外游子的飘泊之感更加浓重，她只好用诗歌倾诉这种感情了：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

回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

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1968年秋留别哈佛三首》之一）

天北天南有断鸿，人生常在别离中。

已看林叶惊霜老，却怪斜阳似血红。

一任年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

将行渐近登高节，惆怅征蓬九月风。

（同上，之二）

嘉莹教授深受国外学者尊重，现在她要离开美国，他们自然流露着依恋之情，哈佛大学的一位著名美国教授海陶玮先生为了使嘉莹教授能重返哈佛继续研究工作，要她写一份研究计划留在哈佛。于是嘉莹教授便拟定了一个研究王国维的题目留下了，并且写诗留别，表达了她与这些学者的深厚情谊：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

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

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辨古今。

试写长谣抒别意，

云天东望海沉沉。

（同上，之三）

嘉莹教授出国以后的诗词与以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思想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飘泊之感，故国之思，越来越浓烈了。虽然也有哀愁，但这些怀乡忆国之情却是海外游子的共同心声，能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这种思想感情以后逐步形成了她的诗歌中乡国之情的基调。如《鹧鸪天》（用友人韵）：

寒入新霜夜夜华，艳添秋树作春花。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

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这是1967年在哈佛写的，情调已与早期作品不同了。经常生活在父母怀抱的人，会把这种幸福习以为常，以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只有离开了父母怀抱的时候，才会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怀抱的温暖。离开祖国，飘流海外，其思绪常在故土的江河云树之间，遇到艰难困苦这种怀念之情就更加深切，正象“疾痛惨怛，必呼父母”一样。嘉莹教授的诗词已经在表现这一家国怀思的重要主题了。



嘉莹教授返回台湾后，《纯文学》杂志就前来向她索稿。她利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暇，写出了《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这原是她研究王国维的计划的一部分。

当嘉莹教授准备再度飞往哈佛之际，却遭到意外的打，因种种阻难未能成行。怎么办？两个女儿正在美国求学，丈夫一年的聘书已经期满而又一时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为了家庭的团聚与生活，她不得不接受了加拿大温哥华一所省立大学的临时聘约。

温哥华是一所美丽的城市，在世界上享有“花城”的美誉。这时虽已是夏末，然而，那湛蓝的海水，碧绿的草坪，似锦的鲜花，依然充满着春天的魅力。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他人的，嘉莹教授所感到的只是陌生与孤独。她来到移民局申请接家人来温哥华团聚，而移民局却因她是妇女，以丈夫和孩子不算是妇女的家属为“理由”百般刁难。这一时期，嘉莹教授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她曾写了一首题为《异国》的七言律诗：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

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走。

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

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求湄。

诗中表现了极深切的艰辛凄苦的心情。还好，最后她经过多方交涉又通过繁复的手续，申请勉强获准，难题总算解决了。

一个难题解决了，可另一个新难题又摆到嘉莹教授面前，在温哥华、嘉莹教授讲课必须全部使用英语。她的英语水平，在学生时代中虽也名列前茅；她的英语会话能力，在哈佛两年整日与美国人打交道，虽也可以应付，但是而今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诗词，要全部使用英语，那她在备课时就不能不用几倍的时间进行准备和翻译工作了。另外，在这里任教的教师，不单纯是教书，还必须完成校方规定的其它事务性工作。这样，备课，教书，事务工作，还有琐碎而繁杂的家务等等，就象一副千斤重担压在她的肩上。提起生活，对于她这举目无亲的海外游子就更有一份难言之苦。刚到温哥华什么都得白手起家，重新开创，这就使她更精疲力竭了。丈夫因一时找不到工作，心情很烦躁。嘉莹教授不得不随来自生活、工作和家庭诸方面的磨难。在这段时间里，值得慰藉的是，她以工作和学识所显示出来的优异成绩，在很短时间内便得到了终身教授的聘书，生活和工作也得到了安定。



1970年暑期，嘉莹教授为完成研究王国维的计划，再度飞到哈佛。

她一到哈佛，马上投入紧张的研究工作，整日忙碌在燕京图书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早已熟识了这位华裔女学者，他们为了使她的研究工作更方便，交给了嘉莹教授一把图书馆的钥匙，表示了他们对这位女学者的尊敬。这样，嘉莹教授便可以延长她在这无涯学海中每日探索时间。她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那时哈佛图书馆给了我一支钥匙，我可以在闭馆以后仍留在里面工作。因此我可以整天沉溺在对静安先生之著作和生平的阅读及研究中。夜晚，整个图书馆已空无一人，当我从两侧列满书架的黑暗的长长通路上走过时，有时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她在研究中担率地说明自己的倾向性，她说：“我在本书（指嘉莹教授在香港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笔者注）第一章论及静安先生之性格时，对其知与情兼胜之禀赋、忧郁悲观之天性，及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都不仅是客观分析而已，同时还流露有一种钦佩仰慕的心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又明确表示；“然而我的转变也正是从这一年逐渐开始的。”

就是在“这一年”的一天，嘉莹教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遇到一位台湾大学外语系毕业的校友。谈话中，这位校友问她：“您最近读到过大陆出版的书刊吗？” 嘉莹教授坦率地说：“没有，我还未曾读过。”那位校友很诚挚地说；“还是找来读读吧。我觉得读了很受启示。”又一日，另一位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校友到嘉莹教授的住所来拜访，在谈到有关文学艺术的问题时，他忽然问嘉莹教授：“你以为文学有阶级性吗？” 嘉莹教授很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认识，她说：“文学是超然的，它只有艺术方面的好坏之分，没有政党与阶级之分。”这位校友听后，便从中国近代史、当代史的进程谈了一些文学的阶级内容。嘉莹教授送走了他，又想起了那位外语系毕业的校友所说的话，决定开拓一下自己的阅读领域。这时，刀子一面继续自己的撰写计划，一面找业近代史、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蜕变之过程的各种记述文字，以及种种报道中国消息的书刊。这些读物内容是各式各样的，其作者也有各种不同的倾向性，她认真的读着、比较着、思索着、回味着……她终于明确地说：“看来看去，我对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艰苦卓绝的经历，竟然越来越加感动和敬佩起来。而因此也就逐渐认识到我过去所钦佩欣慕的，惟知“独善其身”而以‘清乾’自命的想法和生活，是一种怯懦和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而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也决不能脱离历史和环境的局限而越然自存，因此后来当我写到《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一编之“余论”时，对静安先生‘清者’的道德观，就提了批评的看法；而在第二编余论的《<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一节中，也提出对文学中‘能感之’和‘能写之’的社会因素之应该加以重视。“

这对嘉莹教授的确是极其重要的，她开始接触中国革命问题，并且以吉国革命历程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观点。这是她思想发展上一个转变的关键。

嘉莹教授从旧有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后，精神格外振奋，犹如一种青春的活力注入了刀子的生命之中。每天，无论教学、科研，以及其它事务多么繁忙，她也总要浏览一下报刊，尤其是涉及中国大陆的消息，她是从不肯放过的。

1975年，她再度来到哈佛，恰巧又在燕京图书馆遇到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那位校友。这次是嘉莹教授首先向他提出了问题，她问：“读到大陆‘批儒评法’的文章了么？”那位校友点点头，而后以征询的口吻对嘉莹教授说：“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嘉莹教授真诚地说：“此事我感到困惑，自然，也有些反感。”接着她将多日来一直盘旋在自己头脑中的法告诉了这位校友。她说：“中国思想史中，关于儒法两家思想之融会与消长的问题，原可以写出一些很好的学术论文，但为什么大陆报刊上竟充斥了那些既非学术又无真理的一派肤浅偏颇的言论呢？”这位台大校友听后，也直率地表示了同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陆“批儒评法”的浊浪日益高涨，海外人士也越加不安。于今的嘉莹教授再不是“蹈空梦想”的人了，面对历史现实，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非吐不快。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以至诚之心报效祖国，她振笔写了《谈谢灵运与柳宗元的诗与人》一文，发表在香港的《抖擞》杂志上，试图说明一位诗人的政治思想及其对人民的态度，虽足以影响其内容境界的广狭深浅，但去不必要给诗人戴上什么“儒家”或“法家”的帽子；而且也不应该为了思想的缘故，便将诗人在艺术主面的成就完全予以抹煞。嘉莹教授这篇论文，可以说是针对当时国内“评法批儒”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的委婉的诤议。

五

嘉莹教授关心祖国，怀念故乡，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重新回到祖国、回到故乡来。自从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以后，她就开始了回国探亲的申请。1974年，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嘉莹教授回到了阔别三十年之久的、时刻使她魂梦牵萦的故乡——祖国的首都北京。

三十年啊，时光是何等悠长！当民航乘务员向旅客报告飞机已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上空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感情的潮水，热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紧紧贴近机窗，透过盈盈泪水，透过迷茫的云雾，向大地张望着、辨识着……

飞机降落了。家人们早在机场迎候着刀子。她看到了久别的弟弟们，她看到了倒儿侄女们，不禁百感交集。这位在大学讲台上娓娓而谈的教授，这位在国际论坛上侃侃而论的学者，这位蜚声文坛的诗人，此时此刻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流着泪欢笑着，回到了她早年在北京的旧居。这是她真正的家，她在这里出生成长，她在这里度过了她的学生时代，这里的一切都会使她回忆起过去那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兴奋的心情象一团火在她心里燃烧，诗人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她把千言万语化作了一首两千多字的长诗《祖国行》：

卅载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

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

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

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

天安门外广场开，诸馆新建高崔嵬。

道旁遍植绿荫树，无复当日飞黄埃。

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

空悲岁月逝浸浸，半世飘莲向江海。

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

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

嘉莹教授多年来的还乡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而那天突然停电，家人点起蜡烛光焰闪烁，更增加了诗人当夜重逢似梦、悲喜交集的感慨。

床头犹是旧西窗，记得儿时明月光。

客子光阴弹指过，飘零身世九回肠。

一别三十年，往事如流，注到心头，无限感慨。感慨终于抑不住故园重聚的喜悦——还乡梦终于变成了眼前的现实！

1977年，叶嘉莹教授再次归国探亲。这次她最难忘怀的是读到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她一面读，一面流泪。她在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文章中写道：“这些作品（指《天安门革命诗妙》——笔者注）的出现，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心志确实已经有了极在的改变。因为在这些作品的作者中，包括了各行各业的无名人士，他们的作品都不是为了追名求利，或为了标榜任何口号教条而写的。他们当时也正处于‘四人帮’的官僚腐败作风的黑暗压迫之下，然而他们所想的，却不再是悲观，不周是绝望，不再时贾宝玉式的悬崖撒手，也不再是陶渊明式的退隐或王国维式的自杀，而是联合起来向邪恶的势力斗争。他们原来都并不是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文艺技巧方面有些也不够成熟完美，但是他们的血泪，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斗争精神，却明白地表现出来了，中华民族真正从历史久远的封建腐化的心态下，有了彻底转变和觉悟的一种新生。他们所追悼的周恩来总理，他的为国家、为人民、无私无我的奉献精神，更是有力地击碎了千百年来国贼禄的官僚政府的黑暗，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留下了何等光辉的榜样。这种光芒的透露，和这种心态的转变，才是中国革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也是中国未来的最大的希望。这种千古未有的民族心态的转变，是每个流有炎黄血液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都应该对之珍惜重视，而加深自己的思索和反省的。”

早在1976年，在遥远的美国，华裔人士也举行的追悼周恩来总理的大会。大会的挽联就是叶嘉莹教授撰写的。1978年，她又为纪念“周总理冥诞”作了一首《金缕曲》，表达了对这位举世闻名的中中国革命家的深情与哀思：

万众悲难抑，记当年大星陨落，漫天风雪。伫立街头相送处，忍共斯人长诀。况遗恨跳梁未灭。多少忧劳匡国意，想临终滴尽心头血。有江海，为呜咽。

而今喜见春风发。扫阴霾，冰澌荡尽，百花红缀。待向忠魂斋献寿，怅望云天寥阔。算只有娥比洁。一世衷怀无私处，仰重霄万古悬明月。看此际，清光澈。

从祖国大陆探亲回到温哥桦，嘉莹教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思念着自己的亲爱人。她被国内的许多见闻激动着，诗思如潮，不能不尽情抒发，于是提起笔业，把经历和感触化为深情而激越的诗歌。

1978年一个春日的傍晚，她独自在温哥华住家附近一条林间小路漫步，落日的余晕渐渐收尽，鸟儿吱吱喳喳地归巢，周围越来越寂静，她触景生情，归思悄然而生，于是她用诗句唱出了自己的心曲：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冰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可处惜余阴。

（《向晚二首》）

这心曲，随着中国大陆的朋友来信，其情调更加明朗高昂。她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大陆教育界近来气象一新，形势颇佳，内心无限喜悦，她想回国来同大家一起为福贡献力量的情怀越来越深切了：

劫后书来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

而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

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感怀二首，再用前韵》）

这种怀念祖国的思想情绪，在她这一时期的诗词中成了重要的主题，她归国探亲更加深了这种感情。1978年，她与海外的一位华裔好友，相约将来一同回祖国服务，在分别以后，她写了一首《金缕曲》：

难忘临歧际。赋离歌，短诗数首，盈襟别意。世事茫茫从此去，明日参商万里。叹聚散匆匆容易。自信平生萧瑟惯，甚新来岁晚怜知己。沉思处，凭谁会。

高山流水钟期谊，曾共话夷齐列传，马迁心事。惆怅胸中家国恨，几度暗伤憔悴。剩迟暮此心未已。若遂还乡他日愿，约重逢聚首京华里。然诺在，长相记。

她也常常记起现在依然在台湾的朋友们。她深切地理解他们对于大陆上的骨肉亲人的思念之情，渴望与大陆骨肉亲人团聚之心，他深感到炎黄子孙应该团结起来，实现祖国的统一，台湾海峡的一湾清浅不应隔断台湾与大陆的骨肉之情。她在《水龙吟·秋日感怀》词中发出了统一祖国的呼声：

满怀霜叶红时，殊乡又值秋光晚。征鸿过尽，暮烟沉处，凭高怀远。半世天涯，死生离别，蓬飘梗断。念燕都台峤，悲欢旧梦，韶华逝，如驰电。

一水盈盈浅浅，向人间做成银汉。阎墙兄弟，难缝尺布，古今同叹。血裔千年，亲朋两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没，同心共举，把长桥建。

1978年10月14日，深秋的夜晚，她又在怀念她的友人，勉励海内外同胞，要抓紧时机为祖国做出贡献。她在《水调歌头·月夜有怀大陆、台湾，及美东剑桥诸地友人》中写道：

天涯常感旧，江海隔西东。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燕市亲交未老，台岛后生可畏，意气各如虹。更念剑桥友，卓荦想高风。

虽离别，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

词里的一片报国之心，为什么如此急切？她在一首《临江仙》里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首词好像是她的经历、性格、思想的自述：

惆怅当年风雨，花时横被摧残。平生幽怨几多般。从来天壤恨，不肯对人言。

叶落漫随流水，新词写付谁年。惟余乡梦未全删。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

在这时期，怀乡有国的感情在嘉莹教授的诗词中燃烧着，这一团火光照耀着她的诗词创作，使她的诗词呈现出新的面貌。本文开端所引的《踏莎行》（“黄菊凋残，素霜飘降”）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词中对于故国和家乡所表现出来的一片痴情，无疑地，会使炎黄子孙们受到感动，并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

1979年，嘉莹教授两度踏上故国的土地。她多年来曾先后在台湾省、美国、加拿大等地著名学府讲学，但是，从未像这次归国讲学的心情那么激动。她开始在南开大学讲学，后来又陆续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讲学。亲友们看她过于劳累，劝她留出时间休息休息。她却说：“趁现在还跑得动，多留下些东西奉献给祖国，直到跑不动了为止。”她也不要祖国负担她的归国旅费。她说；“祖国现在经济还困难，这些钱还是留给国家进行建议吧。”若问嘉莹教授为什么不远万里，抛弃国外的舒适生活，离别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经常归国到各地讲学？她的诗歌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

（《还乡有作绝句四首》之一）

原来她要用屈原和杜甫那样热烈而深沉的爱国感情为祖国培育人才，贡献力量。

嘉莹教授对屈原和杜甫是非常景仰的，他们的品格，他们的精神，他们有爱国情怀，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时时都在激励着嘉莹教授。她曾写过一首《水龙吟·题屈原图像》：

半生想象灵均，今朝真向图中见。飘然素发，悠然独往，依稀泽畔。呵壁深悲，纫兰心事，昆仑途远。哀高丘无女，众芳芜秽，凭谁问，湘累怨。

异代才人相感，写精魂凛然当面。杖藜孤立，空回白首，愤怀无限。哀乐相关，希文心事，题诗堪念。待重滋九畹，再开四亩，植芳菲遍。

提起这首词，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70年4月中旬的一天，南开大学的两们教师伴随嘉莹教授到北京西郊碧云寺中山堂参观画展。画家范曾绘的一轴屈原巨幅画像紧紧地吸引着嘉莹教授。她正在凝视着这一幅千古骚魂，被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忽然一位管理人员将这幅画取下，说画像已被一位日本客人买走。嘉莹教授回到天津后，一直为此而惆怅，并写了一首词赞美屈原以及再现屈原精神的丹青妙手。这首词放在桌上，不料被一位来访的朋友发现，抄录后转交给了住在北京的范曾先生。画家范曾极为赞赏嘉莹教授的词，并为她火热的爱国之情所打动。于是他邀请嘉莹教授来京，愿为她当面绘画屈原像。后来当嘉莹教授离开天津时，南开大学就送了她一幅范曾画的屈原像作为纪念。为这件事，嘉莹教授又写了一首《八声甘州》词，对南开大学和范曾表示感谢：

想空堂素壁写归来，当年稼轩翁。算人生快事，贵所欣赏，情貌相同。一幅丹青赠我，高谊比云隆。珍重临歧际，可奈匆匆。

试把画图轻展，蓦惊看似识，楚客遗容。带陆离长铗，悲慨对回风。别津门，携将此轴，有灵均深意幼吾衷。今而后，天涯羁旅，长共相从。

嘉莹教授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肯随意丢掉一寸光阴。她一面讲学，一面忙着收集、整理她的老师顾随教授的遗著。而且对朋友和学生的来访，从不肯谢绝。她和朋友们切磋学术，讨论创作，谈论政治，闲话家常，无不表现出一片赤子之心。有的朋友说，嘉莹教授心中象燃着一团火，她总是那样热情，富有生气；有的朋友说，嘉莹教授不愧为一位诗人，她有一颗诚挚、纯正的诗心；还有的朋友说，嘉莹教授活象钟摆，她总是不停地工作着。一位天津的青年大学生写诗给嘉莹教授，赞颂她以渊博的学识和诚挚的热情点燃听讲者求知的烈焰，开阔了人们的心胸。听过她讲课的青年学生常有热情的书信寄给她，说听了她的课既掌握了许多知识与学问，又领悟了很多人生哲理；说她将一腔热情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深切情思之中，把自己所领悟的那一份真知讲了出来，自然而然地给予了他们启迪，打动了他们的心；并且说她讲一位作家的诗词，总是旁征博引，纵横古今中外，使同学们在比较中明了一位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并认识了其中的源与流。他们对嘉莹教授十分钦佩和尊敬，说她常常以敏捷的才思拨亮听者的眼睛，以生动工的语言打动读者的心弦。而更可宝贵的是，嘉莹教授不仅讲授了古典诗歌中的艺术成就，她还透过了这些诗歌的艺术成就，传达出了古人一些杰出的诗人在品格与心灵方面的修养，陶渊明的任真自得，杜子美的缠绵忠爱，欧阳修和苏东坡在被贬谪后的遣说的意兴与旷达的襟怀。这些千百年前的古人，在她的讲授中都变得栩栩如生。她认为越是在患难挫折中，才越能表现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而这种不同的生命的品质才是形成诗人的不同风格的最重要的素质。所以听过她讲课的同学都以为他们从她所学习到的不仅是对诗歌的评论和欣赏，同时也学到了许多做人的修养和誓师。

叶嘉莹教授在她自己的生活中，也果然实践了这些修养和哲理。所以她一生中虽然经历了不秒艰苦酸辛，但她给人的印象却一直是恬静安祷、纯真诚挚，充满积极的热情。她在1976年曾遭受过一次重大的打击。她早年在忧患生活中所相依为命而抚养长大的长女言言，与新婚不到三年的女婿，在一次不幸的国祸中突然同时去世。当时的嘉莹教授真是悲恸欲绝。她曾经写过十首《哭女诗》，其中两首是：

早经忧患偏怜女，垂老欣看婿似儿。

何意人天劫变起，狂风吹折并头枝。

（十首之五）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十首之九）

这些诗句写得极沉痛，催人泪下。但她却不曾被悲痛所打倒，正如她早年未曾被忧患所打倒一样。她在1977年回国时，就已经把丧女的悲痛转化成了对祖国中兴的祝愿。她在旅游途中曾写过如下诗句：

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雩杜间。

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

（《纪游绝句十二首》之一）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

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

（同上，之二）

在这次旅游返回加拿大后不久，她就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而祖国的青年学子对她讲课的热烈反应，也更坚定了嘉莹教授要以教学来报效祖国的信念。她常对亲友们说，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蕴含的古代诗人们的修养和品格，是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命脉。要想培养年青人的爱国心和民族精神，不能只靠空泛死板的说教，而一定要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受到感化和感动才行，而中国古典诗歌中就正充满了这种感发的力量。嘉莹教授已经超越了她个人的忧患与悲哀的打击，而把理想、希望和爱心，都寄托在自己的祖国和祖国的广大的青年身上了。她曾经写过一首小词，表现了这种超越的修养：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

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踏莎行》）

本来《庄子》一书中所写的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其不为大旱水溺所伤损的形象，原来只是一种精神修养的象喻，而我们在嘉莹教授身上，却真的看到了这种修养的具像的人格的表现。而且更进一步，庄子所写的修养只不过不为忧患所伤而已，而嘉莹教授所表现的则还不仅是消极的不受忧患伤损，而且还要为祖国贡献出自己忧患余生的一份力量。这种精神正是同学们深受感动的原因吧。

嘉莹教授在祖国不仅交了许多青年朋友，同时还结识了许多前辈学者、教授与同辈朋友。有的朋友虽未见过面，但却常有书信往来。她和朋友们通过学术探求、教学研究，获得了不知音。国内师生的热情，使嘉莹教授十分感动。她曾在百忙中拜访了自己往日的老师和学术界的专家们，老一代那切切实实的钻研精神，孜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以及发他们的成就，使她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同时，她还会见了很多青年时代的同窗，与她们共同回顾了那难忘的已经逝去了的岁月，展望了祖国的未来。她在赠给一位中学时代的女同学的诗中写道：

几回风雨忆联床，卅载思君天一方。

纵改鬓华心未改，平生知已此情长。

这次归国，她在完成了讲学工作之余，还游历了雄伟壮丽的泰山，秀丽奇幻的三峡，更参观了古都西安的史迹，又拜谒了诗人杜甫的草堂……

嘉莹教授这次再飞回温哥华，不仅带回了近百张珍贵的照片，还带回了祖国亲人的无限深情，而且她在这一段时间的诗词创作方面也有了新的篇章。她写了不少绝句，表现了她在祖国的各种感受。

登临重上翠微巅，一塔遥天认玉泉。

都是儿时旧游地，人间不返是华年。

（《还乡有作绝句四首》之三）

还有一首写她自己与青年时代老同学欢聚的情形：

左家娇女本书痴，江海归来鬓有丝。

多少故人相见后，共惊疏放异前时。

嘉莹教授青年时代曾有人认为她是“黜陟不知，理乱不闻”的性格，她埋头读书，少言寡语，性格内向。这次海外归来，竟非常爽朗地和老同学们谈笑着，难怪老同学们说她“变了”，说她乐观了，热情了，有人干脆把她的性格归为“疏放型”。当然，这主要是由于祖国形势的转变，使她充满理想与期望，因为她是在当年沧陷区生活过的，今昔对比，自然使她感到非常振奋。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

历尽艰辛愁句在，老来思咏中兴篇。

（同上）

从祖国大陆带回的温暖回忆，使她记起了两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未到过祖国大陆的朋友，总向她问起大陆、北京……的情形。有位女同学从台湾来到加拿大，对她说，词中所写的丁香、海棠，格韵馨逸，可惜台湾没有这样的花，没能亲眼见到。她为了慰藉朋友，也为了慰藉自己想念祖国的情怀，便邀她驱车同去欣赏温哥华各地的丁香花、海棠花，她告诉那位女同学，这些台湾看不见的花，祖国大陆却到处盛开着。那位女同学不禁意往神驰，非常想到大陆看看，于是她们有“聚首京华”之约。但是现在自己已经数次回国了，而那位女同学却因家在台湾，不久就回台湾去了，她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于是嘉莹教授为此又写了一首《蝶恋花》以寄托情怀：

记得当年花烂漫。长日驱车，直欲寻春遍。一自别来时序换，人间几处沧桑变。

又见东风牵柳线。聚首京华，此约何年践。惆怅花前心莫展，一湾水隔天涯远。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炎黄子孙，心怀祖国，离家万里，故土情深。嘉莹教授不仅她本人一次次地重返祖国，还希望她的朋友们也同她一样，返回祖国，聚首京华。这种故土深情，何其感人！

1981年夏，嘉莹教授又要放弃假日，应邀归国讲学了。一位美国教授惋惜地对她说：“您的研究计划又要中断了。” 嘉莹教授深深地理解这位教授的好意，倘若这年她不归国讲学，一部著作又会问世了。她向这位教授表示了谢意，仍旧毅然地飞回祖国。

嘉莹教授198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半年之后，1982年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成都四川大学讲学。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她与川大的一位前辈学者缪铖教授开始了一项合作的撰书计划，他们要合写一部评论中国历代词人与词作的专书，书名为《灵溪词中》。这部书的撰写方式别具一格：以先以绝句综括所论述的要旨，然后再以散文对其中的要旨作详细的说明；所论述的对象，将自敦煌之曲子词开始，历晚唐五代两宋金元明迄于晚清的词人和词论。而且，他们力图使此书具有一种“史”的性质。这部书就其体例与合作方式而言，可以说是中外古今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个创例。而就缪铖教授与嘉莹教授之互相知赏与合作而言，则更是古今文学史上一桩难得的遇会。原来嘉莹教授早在三十多年前初读缪铖前辈的著作《诗词散论》时，便对作者兴起了一种钦仰之心。更巧的是当嘉莹教授在1981年4月参加在成都杜甫草堂召开的杜甫学会首次年会时，当时任杜甫学会会长的缪铖教授也恰好刚读过了国内出版的一本嘉莹教授的著作《迦陵论词丛稿》。缪铖教授对这本书见解的精辟与文笔的优美十分欣赏。所以当他们刚一被介绍相识时，就马上产生了一种倾盖相在的情谊。缪铖教授在大会结束时，就写了一首诗送给嘉莹教授：

相逢倾盖许知音，谭艺清斋意万寻。

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

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

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

嘉莹教授对于前辈学人缪铖教授地她的奖勉和知赏之情非常感动，她在返回加拿大后也立即写了一首诗回赠缪铖教授以为酬答：

稼轩空仰渊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师。

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

纵然飘泊今将老，但得瞻依总未迟。

为有风人仪范在，天涯此后足怀思。

更巧的是那年暑期后，嘉莹教授得到了一年休假的机会，所以她8月就又回到了祖国，先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相继讲授了古典诗词，然后在1982年4月应四川大学的邀聘又到了成都。她与缪铖教授常在课余之时互相讨论，相知益深。缪铖教授本来在与嘉莹教授第一次相见时，就曾提出过合作撰写有关诗词论著的提议，这个提议在这次重见时，就果然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他们从1982年开始合作撰写的《灵溪词说》已经在《四川大学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期刊中陆续发表了近二十期，约数十篇之多，得到了国内外词学界的普遍重视。近三年中嘉莹教授每年都获得了加拿大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双方学术交流计划的赞助，经常利用暑期假日返回祖国来到成都与缪铖教授一同合撰这一部专著。预计1986年把晚唐五代及南北宋的词论撰写完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按此书将在1987年内出版）。

嘉莹教授此次回国，尤其可以欣慰的是，她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实现了多年来的一桩夙愿，完成了对她的老师顾随教授遗著的搜集、整理工作，交给了顾随随教授的女儿、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顾之京，不久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出版了（按此书已于1986年出版——编者）。

嘉莹教授是著名的学者，她在国内进行讲学和学术活动，并在国内出版了自己的著作。1980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一部《迦陵论词丛稿》，在我国学术界激起颇大的反响。有的论者撰文说：《丛稿》“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作者始终把古典诗词当成有生命的艺术整体，从作品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生动的立体的活的分析，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常上之所未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并且具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点。”有的论者在文章中写道：“作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古典诗词与古典文论，对于古典诗歌与古典文论的研究，对于比较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使读者深切地感到，作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凝聚着真挚浓厚的故国情思，反映了黄帝子孙对祖国的眷恋和向往。”诚如评论者所指出的：“很多有爱国思想的海外华裔学者怀着书生报国的壮志，愿将毕业研究的成果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叶嘉莹女士正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截至今日国内已出版了她的四本著作：《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在最后的一本著作的前面；有对嘉莹教授特别知赏的前辈学人缪铖教授为她这一本著作所写的一篇《题记》，对她在创作和评赏古典诗歌方面的成就，都作了深入的介绍，称她的评论诸作为“真知出于实践”，“独造精微，自成体系”，又称她的诗词创作为“发英气于灵襟”，“具异量之双美”，而且“孤怀幽抱，隐寓其中”，“义蕴所寄，有待推寻”。而缪铖教授所提出的“具异量之双美，实在极能概括嘉莹教授无论在为学、做人、研究、创作各方面的特色。嘉莹教授在海外生活多年，她当然吸收了不少国外的新知，另一方面她也具备了中国古典的许多美好的修养；她做研究既有精深的功力，也有飞扬的灵感；她的创作既有苏、辛之豪放，也有李清照之婉约。她在一篇评论陶渊明诗的论文中，曾经写道：”渊明的天赋中，似乎生而具有着一种极可贵的智慧的烛照，他能摆落一切形式与拘执，自然而然地获致到最适合于他自己的一点精华。这种天赋，使他能把自任何事物中汲取之所得，都化为了足以添注于其智慧之光中的一点一滴的油膏。“这其中应该也有嘉莹教授自己的体验吧。所以缪铖教授称赞嘉莹教授的学术论著，说“孤怀幽抱，隐寓其中”，这话是极可寻味的。



最后，我们想再介绍嘉莹教授的几首近作，首先让我们来欣赏她于1982年在加拿大所写的一首《水龙吟》吧：

天涯又暑清光，恒娥伴我飘零久。阴晴历遍，常圆无缺，几时能够？北国春宵，南台秋夜，乱离经后。算他乡迟暮，韶华一往，对明月，空搔首。

凉露苍苔湿透，立多时，寒生衣袖。长晖万里，愿随流照，故人知否？当日高楼，阑于同倚，此情依旧。望加餐共勉，千秋志业，向他年就。

乡国之思，故人之情，是那样的真挚而深沉，飘流海外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也溢于言表。但诗人还是要与朋友“加餐共勉”，为了那“千秋志业”而努力。她还有一首《鹊踏枝》，是1983年在加拿大写的：

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抉追寻遍。

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诗人登楼凝望，想看到祖国，但只见海阔天遥，苍波浩渺。诗人为什么这样痴情？就是想实现为祖国“九畹滋兰”的“芳菲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报国的壮志何其感人！让我们再读一首《减字木兰花》（1982年于加拿大作）吧：

天涯秋老，叶落空阶愁未归。独下中庭，为看长空月影明。

此心好在，纵隔沧溟终不改。夜夜西风，万里乡魂有路通。

好一个“万里乡魂有路通”！诗人明确表示，“纵隔沧溟”而对祖国的爱终不改变。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飘流海外的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在诗人的作品中，一再写到“明月”，象“清辉”，“月影”、“恒娥”，这样的词经常出现，“明月”已在嘉莹教授的诗词中形成了一个美好的艺术形象，它寄托着诗人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希望。不是吗，海外游子举目无非异域情调，似乎只有那轮明月是从祖国带去手工艺，每见到那轮明月，就好象自己置身于祖国的身旁，难怪诗人总要对月长吟了。

　　嘉莹教授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了。愿我们的当代女诗人常存此心如皓月，为我们写出更多的见解精辟、充满着智慧之光的论文，更多的激动人心、闪耀着皓月清辉的诗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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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18:44

迦陵词心赋绝唱

——浅议叶嘉莹先生的词学研究

单正平

（海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叶嘉莹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词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经过几十年逐渐深化的努力，叶先生对词的体式，词的内涵，词的类别，词有别于诗的根本特征，以及直到王静安的词学研究，都达到了真正融会贯通的理解。而这体现在她充分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要眇宜修”是词所独具的审美范畴，“境界”是这一审美范畴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感发”则是要眇宜修之审美活动得以发生，境界得以形成的动力所在。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对要眇宜修和境界都有深刻精彩的论述，但两者之间没有真正打通。叶先生的贡献，我认为就是在静安的基础上，独创“感发”这个概念，使作为审美对象的词和审美主体的词人、读者，通过不同层次的“感发”（审美精神活动），完成从创作到鉴赏批评的整个过程。说到底，境界、要眇宜修、感发这三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而这种统一，正好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基本概念）的最根本的特征：对象、主体和活动的三位一体。

关键词：词；王国维；要眇宜修；意境；境界；感发

中国分类号：I1206.6

文献标识吗：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2-0112-06

  一、引言

叶嘉莹先生，本是诗人和词学研究专家；在进入新世纪之时，她又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她的师辈如钱钟书先生这一代鸿儒博学，如今已凋零殆尽；她的同代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大陆学人，由于种种原因，可谓中学西学两相耽误，人生学术乏善可陈；她的晚辈也即如今的中青年学人，则大多于传统既不具深厚修养，又缺乏情感兴趣与责任；当此之时，饱经沧桑而终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教学研究，桃李遍及天下，著述秀于士林，声誉著于中外的叶嘉莹先生，就成了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一个古典文化之诗意与美雅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叶先生，几可等同于谈论活着的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诗词；而此种谈论，实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最为缺乏者；故我愿不揣冒昧，向更多人极为简略地介绍叶先生的学术。我虽有幸亲聆叶先生教诲，但自忖不具述列先生学术之资格与水准；勉力作此文，实出于对先生和古典文化的尊重景仰。本文之肤浅错鲺实属难免，敬望方害不吝批评指都。

二、学术经历及渊源承传

叶嘉莹先生，家族属满洲叶赫那拉氏一系。当其出生之时，满清已覆亡十余年，而溥仪尚留居故宫。此时虽已有新式学校，但叶先生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接受的主要是传统儒学、历代文章及诗词歌赋。这一阶段，奠定了叶先生后来学术发展的基础和路向。及长，入辅仁大学，仍以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词学为主要努力方向，此一阶段，主要受教于顾随先生，对古典计词深入研习，虽多有心得而未开始学术著述。大学毕业后，叶先生因内战，辗转播迁而至台湾，始在中学任教，继而为多所大学开设古典文学课程；同时开始学术著述。后又转往北美，任加拿大不列颠歌伦亚大学终身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她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在诗词作品的分析、传统词学、王国维研究，以及用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重构中加古典词学理论，等等。从1979年开始，叶先生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自任所长，并担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与名誉教授。她的学术著作由大陆和台湾的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叶嘉莹文集》，收主了叶先生的全部主要著作。本文论述，主要依据叶先生最新出版的词学专著《叶嘉莹说词》，[1]（P99）笔者认为，此书集中地体现了叶先生的基本思想。

中国传统学术，极理承传，视之为文化延续发展之根本。叶先生所持论，就其大乾观之，甚少与传统见解对立；其说初看似无甚新奇，细读比较，方能见其发展演进痕迹。此就一般情形而言。叶先生之学术渊源，由大到小，可从三个层面观之。

第一是中国的儒学传统。儒家计学，在叶先生身上，体现为士人情怀，即对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应承担的一分责任，以及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这一个层面，虽不是叶先生学术研究的内容本身，但却是一切学术言说的根基所在。即学术应当有益于世道人心、修辞立其诚等儒家观念。我们在叶先生各体文章的开篇，在各种专著的序跋中，随处可见她对学术与民族文化命运之关系的反复申说。这些游离于论题之外的“闲话”，初看以为罗嗦，实则如孔子所说，是“不得已”的必须之言。

第二是词学传统。幼时接受的词深究熏陶，使叶先生具备了了解体会古典词的优越条件。具体说来，对诗骚以降直至近代中国诗词长期持久的反复阅读体会、一直坚持的诗词创作，使她具备了相当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异常敏锐的艺术感觉，诗骚李杜的诗歌精神，实已融化在她的灵魂中，形成了如今罕见的古典诗歌艺术直觉能力。而这样的直觉，是现在一般研治古典文学者可望不可及的梦中境界。

第三是王国维的学术影响。静安先生的悲剧美学精神，他提出的造境与写境、主观与客观、有我与无我、写实与理想等两分对举的概念，以及对境界说的具体阐发，因为是以西方现代哲学精神对传统诗学的新诠释，因而对叶先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静安关注的《红楼梦》和词学，也正是叶先生的兴趣所在，静安因此成了她的兴趣的导师；静安的人生遭际和悲剧意识，与叶先生的家世、经历在精神实质上有相通之处而在文化层面形成共鸣；静安借助叔本悲剧哲学和现代理性思维深化中国诗学的学术努力，亦引导了叶先生的研究方向。

需要特别强调一句，上述三个层面，看似大而空泛，实则对于今日中国古典学界来说，是最为缺乏的；第一个层面，是学术的人文传统基础，后两个层面则是学术传统本身。脱离了这两者的人文学术，是很难想象有什么真价值的。叶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基础上，再加上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她终生所从事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工作，使她对整个中国诗史特别是词，烂熟于心，其体会的细致微妙幽深悠远，似已经达到无须语言，亦难以用语言传达的极致境界。而她长期给非中国文化背景的欧美学生讲授诗词，要求她从一种陌生的立场，用对方所能理解的方法解释作品；这样的反复讲解，使她的词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明晰性。抉幽发微而又丝丝入扣，诗意盎然而又清晰明了，这样的词学阐发，正是遭受多年政治动荡、文化“革命”的国内古典文学教育所缺乏的——教学双方大量似是而非的模糊理解和解释，使我们本应熟悉的经典，离我们越来越远。这一切的因缘际会，造成了叶嘉莹先生独特的学术面貌，而与固有之传统明显区别了开来。

三、学术贡献

讨论叶嘉莹先生的学术贡献，不能不约略提及现代中国的学术潮流。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是受胡适实用主义的影响，在整理国故的号召下，文学研究几成考据的同义语。一是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文学研究成了说明阶级斗争、论证社会发展史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工具。所以近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考据为基础的典籍整理和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文学史论，而对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自身规律的研究，基本阙如，词学尤其如此。1949年后迄今，大陆出版了几乎所有著名词人的专集或合集，但重点都在版本整理，文字校勘，名物训诂及作者考证等；在成百种文学史著作数万篇研究论文中，也都有对词的论述，但真正能阐发词之艺术魅力和特殊价值的则甚少；而且，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词的消极低沉情感，词的绮靡浮艳风格，词的女性阴柔气质，常常受到指责批评，其价值被严重贬低。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后，中国词学在校勘出版之外，实乏善可陈。①正因此，叶先生1979年回大陆讲词，专注于词的审美感性的艺术生命本身，就使学界耳目为之一新。

具体说业，叶先生词学研究的贡献，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进一步凸为显了词有别于诗的根本特征。在传统文学史和诗学著作中，对词与诗的区别，主要着眼于其音乐形式的变化推进和句式的变化，而对于词与诗内在品质上的差异重视不够。静安为提升词的艺术地位，特别推崇李的玉，认为词自他以后，感慨遂深，境界始大。其潜在含义是，词在情感的广度和力度，在视野的广度和宽度上，完全可与诗媲美。他在《人间词话》中，已经意识到词的独特的审美特征是“要眇宜修”之美，而且从多方面有所涉及。并没有特别明确使其理论系统化。叶先生较静安更进一步。她指出，词不但在音韵体制上有别于诗，而且在情感类型和精神内涵上亦有别于诗。具体说来，诗是言儒家之志，抒士大夫之情的，其功能如《毛诗序》所说，在厚教化，美人伦，观风俗之生衰，察政教之得夫，而且如孔子所说，有训练言谈交际，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的实际作用。但词则不同，词是“空言”，戏言，是闲情，“伪”情，其作用在游戏，在消遣，既无明道载道之使命，亦少有抒情言志之命意。在这个意义上，词其实最具备康德所说的审美的无利害（唐诗所抒之情，常与诗人自己的情感有过于直接的关联）和无功利性（唐诗常有干谒、考试及因诗名世而再得实利的种种实际效用），因而是最纯粹的文学形式之一。叶先生更进而把整个词的形态依历史发展顺序，概括为唐末宋初的歌辞之词、北宋中叶逐渐形成的诗化之词和南宋后期出现的赋化之词，此三类彼此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其中的佳作，“莫不以具含一种深运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1]（P152）虽然词与诗的区别宋代以降即一直有人言说，而且推崇婉约词者亦代不乏人；但现代以来，因为特殊的时代社会环境的缘故，婉约词实际上一直受到贬抑，未获公允评价。叶先生一反此种“进步”偏见，推崇婉约词，确有重新为词正名，恢复其本来面目，给予公正评价的积极作用。而且叶先生如王静安一样，始终讨论词的重点放在温韦冯李等花间派词人和宋代晏秦柳姜等婉约词人身上，其用心亦在此。她说，词非但不逊于诗，而且具有一种“既可以显示作用心灵中深幽之本质，且足以引发读者意识中丰富之联想的微妙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词的一种最值得注意的特质”。[1]（P147）实际上这种“歌辞之词”，也叶先生最为欣赏的，因为它能给读者提供最大的审美再创造空间。因此，评词就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儒家言志缘情的诗学标准。词既自成一体，理当有自己的评价标准。

2.明确了词作为独特文体的美学品格。王静安已提出词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是“要眇宜修”。如同中国传统诗学的其他范畴一橛，人们对这个“要眇宜修”很难作出清晰的说明和严格的界定。叶先生从这个词的缘起，仔细考察了其含义的演变，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作了简明而又准确的解释：从形式方面说，词的“参差错落之音韵及节奏”，是促成其要眇宜修之美的一个主要因素；从内容方面看，早期小词的专写闺阁儿女伤春怨别之情，以及作者写作时不经意流露的“内心所潜蕴的一种幽深隐微的本质”，这两点正是内容上的要眇宜修所以存在的根据。[1]（P94）形式方面比较好理解，内容上的这两点需要略加申说。前者，是说闺阁儿女全国各地春怨别之情，常常是一种轻微含蓄无法直言明言又不能不言的感情乃至感觉，妙在若有若无，似是而非，似非又是的轻灵朦胧；后者则说说，作者言志的严肃用心，虽然更多是通过诗文等其他艺术形式来表达，但在词这种“诗余”的消遣游戏笔墨中，又不可能不流露那种严肃的心志。张惠言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把作者的不经意的自然流露，勉强解释为刻意所为，就走向了谬误。更得要的则在于，从读者来说，该如何把握理解的分寸？读者发现作者用心或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作者，这两者的界限何在？为解决这个问题，叶先生又进而从审美动力的角度提出了“感发”这个概念。所谓“感发”，即是激发读者想象感的力量。“感发”源于古典诗学的基本概念“兴”，而兴即是兴发感动之意。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首词的文本中，这个感发的作用究意是如何存在，如何发生的。传统诗学至此，即语焉不详了。叶先生的贡献在于，她综合运用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解释学等等现代西方批评理论，对这个棘和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说。首先，从根本上说，词之具备感发力量，按照罗曼英迦登的现象学美学观点，是因为词作为艺术作品，是一个潜在的审美对象，其中就隐含有激发读者审美心理活动的意向性结构。所谓意向性结构，是说作品在未被欣赏之前，还是一个简单的，留有大量空白有待填充的“略图”、“框架”，只有进入欣赏过程后，读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完形”的心理功能，填充这个略图、框架，从而成为完成了的审美对象。由此可以认定，感发力量并不是作品中某种纯然客观的特质，而毋宁是具有诱发读者想象情感作用的艺术结构。其次，叶先生特别强调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因时性结构的观点对解释词之感发力量的重要性。任何一个词语，其意义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或者说一个词的丰富含义是长期沉积的结果，叶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词的意义生成的关键所在。自《论语》问世后，松柏就有了人格象征的意义；自屈原以后，诗歌中的香草美人就再也不是纯粹自然的香草美人。所谓作者未必如此想，而读者未尝不可如此想，其道理就在于，诗词中的一般词语（广义的词语也应包括用事用典），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这些内涵，正是读者可以展开联想的前提保证。第三，叶先生更进而用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的观点为这种审美再创造的可能性作了充分论证。按这两种理论，任何文本的现实意义，都是被解释出来的，不存在超然于读者解释这上的客观意义；而且，同一文本，因为时代、文化和解释者个人条件的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解释意义。一言以蔽之，无论文本有何种意义功能，最终文学价值的实现，靠的是读者的解释。以上三点，正好从主客体关系、作品（语言）本身的多层意义结构和读者作用这三方面，论证了感发得以发生的条件和原因，从而使一个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模糊范畴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清晰性和说服力。理论界一直有人在讨论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但这种讨论总是停留在表态阶段，大家都在讲原则、方向和可能的方法，却很少有人作具休的转化研究工作。我认为叶先生对“兴”或“感发”的解释，就是这种转化的成功例证。叶先生对王静安境界说的阐发界定，同样敢是如此。我在后面还要论及。

3.由此又进而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更广义的文化角度看诗词的功能。在现代中国文史学界，对诗的文化作用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相反意见。一种是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即，或由诗的意义推想诗人的心理乃至推究诗人的行为经历（代表作是《桃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笺证稿》）；或以诗为史料，使之成为历史研究的佐证（代表作是他的唐史研究著作）一种是钱钟书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诗既是想象的情感的产物，因而大多不足征信，情感心灵的真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的真寮，他甚至认为一般传记都难免有向壁虚构的嫌疑，因而不可信[2]（P88-91）这两种意见当然都有所本，比如朱熹就大力抨击汉儒解释《诗经》时以虚为实的弊病，章学诚则有“六经皆史”的著名主张。陈先生相信诗近于史而钱先生则怀疑史伪似诗。这二位大师范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在这里不能妄议。我想说的是，叶先生对词的态度，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她认为，有的词人，比如韦庄、冯延巳、李煜，所作词与他们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解释时，不可完全脱离诗人身世行事；凿空妄语；相反，还应以“本身”为解释的基本依据。但是有的词人，比如温庭筠及北宋前期、南宋晚期一些词人，他们的一些词作，确实是消遣游戏的“空言”假语，由这些词去推想词人的身世和情感经历，显然不妥；相反，正因为这些词不具备“传记性”历史价值，因而最符合新批评的理论主张——专注于文本本身，而不必考虑作者的因素；正是这样的作品，才最能给解释者提供发挥其想象联想的足够空间，可以自由驰聘而不必顾虑作者是否解有“寄托”之命意。叶先生从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学派纷争以及学者个人学术渊源等方面，对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作了非常细致到位、令人信服的分析，[3]（P160-202）否定其简单独断毫无根据认定词人必有寄托的错误判断，又肯定其命理内涵，认为“重视由语言及意象所引发之联想的所谓‘兴于微言’之批评方式，则实在与西方现代派诗论更为接受。”[1]（P111）近百年来关于常州词派理论的纷乱争执，在叶先生这里得到了相当彻底的梳理澄清。叶先生对常州词派的研究，为我们借鉴西方现代批评理论，检讨认识传统诗论，建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范例。

4.叶嘉莹先生对王静安的研究，在她整个词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众所周知，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是用西方现代哲学思想解释中国传统经典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它与同时代中国学者的传统学术研究判然有别。但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却是一部有创建的古典著作，“既有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和突破，也有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融汇。”[1]（P160）但总的说来，此书整体上仍然属于传统的诗话词话范畴，所用概念未得到明确界定，理论言说仍然采用片言只语的随感方式，“于是使得一些极精辟的见解都成为了零星琐屑的谈话”，[1]（P163）整本著作虽隐含有较为统一的思想关联，但缺乏严密完整明确的理论结构。叶先生的贡献，可以说是把王静安在《红楼梦评论》中获得成功的方法，移用于《人间词话》的研究，使我们对《人间词话》各基本概念的含义，有了清晰的了解，使该书的内在思想逻辑，得以彰显。[1]（P160）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叶先生对“境界”这个最重要术语的解释阐发略加介绍。在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特别是大学文学理论教科书中，一般认为王静安的境界说和传统的意境论其内涵大体相同，但境界或意境究竟所指为何？我们看两例：

意境是在情感主导下情理形神多层次交融的统一体；是意象系统的特殊结构与审美知觉的整合作用共同创造的可供心理情思自由活动的艺术空间；是能诱发人们超越具体意系（疑为象——引者）去领悟含蓄丰富的人生最高灵境的诗意胜境。简而言之，所谓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和谐广阔的自然和生活图景，渗透着作者含蓄丰富的情思而形成的能诱发读者想象和思索的艺术境界。[4]（P294）

意境主要是指运用艺术意象，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时空，富有形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5]（P234）

这两个定义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特征的描写，而不是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第一个是同义反复——“意境是……艺术境界”；第二个则几乎令人无法理解——“意境是运用艺术意象……将读者引向境界中”。那么叶先生又是如何说的呢？她首先仔细分析了《人间词话》每一则的具体涵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说，王静安“能够从那些本无言志抒情之用心的歌辞之词的要眇之特质中，体会出许多超越于作品外表所写之情事以外的极丰美也极自由的感发和联想。这种感发和联想与诗中经由作者显意识之言志抒情的用心而写出来的内容情意，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境界’一词是也含有泛指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普遍含意，然而却并不能径直地便指认为作者显意识中的自我言志抒情之内容，而乃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1]（P170）我认为，叶先生的上述表述，虽然没有使用很多西方概念，但却比前面那两个定义更清楚地提示了境界的主要涵义，更容易为人所理解。当然，叶先生也使用多种现代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从多方面对境界说作了理论阐发。这一点我在前面说“要眇宜修”之涵义时已经论及，不再重复。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几十年逐渐深化的努力，叶先生实际上对词的体式，词的内涵，词的类，词有别于诗的根本特征，以及直到王静安的词学研究，都达到了真正融会贯通的理解，而这体现在她充分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要眇宜修”是词所独具的审美范围，“境界”是这一审美范畴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感发”则是要眇宜修之审美活动得过且过发生，境界得以形成的动力所在。王静安在《人间词话》对要眇宜修和境界都有深刻精彩的论述，但两者之间没有真正打通。叶先生的贡献，我认为就是在静安的基础上，独创“感发”这个概念，使作为审美对象的词和审美主体的词人、读者，通过不同层次的“感发”（审美精神活动），完成从创作到鉴赏批评的整个过程。说到底，境界、要眇宜修、感发这三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而这种统一，正好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基本概念）的最根本的特征：对象、主体和活动的三位一体。明白了这一点，王静安所谓的有我，无我，三种境界等等著名的模糊说法，都会豁然开朗，一派澄明。叶先生依凭她对古典文化通达无碍的理解，引用西方理论解释了王静安，而我们则通过叶先生的解释，理解了词、王静安和叶先生自己的思想。

四、结语

自王静安先生以降，以西方理论治中国旧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1950年代以前，这种自觉意识的成果，如前所述，一方面体现为实证主义思想和传统考据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大量考据校勘著作；另一方面体现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术思潮（比如文化人类学）影响下的文学史论的大量涌现。1950年代以后，台港和海外学者逐渐开始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大陆学者的这方面研究开始得很晚，成果也很有限。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学成了证明西方文学理论的材料，从总休上并没有深化发展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比如郑树森、周英雄等人的一些研究就给人以此种印象。而高友工、梅祖麟两教授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所达到的严密细致程度，确实令人折服；[6]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成功是以对传统诗歌的烂熟于心和相当深入的了解为前提的，要是没有这一点，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解读完全陌生的唐诗，我相信梅高二先生也将束手无策，或者其解读将使熟悉唐诗的人感到不知所云。我读他们的著作所产生的一个感想就是，不用这些西方理论，他们也可以对杜甫诗作出几乎同样好的解释，而且还可能更好读一些。我认为叶先生在学术方法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研究对象的高度熟悉，和对西方理论的遗貌取神，为我所用。她运用西方理论不是为了证明这种理论的正确和普适，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说明中国的文学和传统的理论。她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道理：彻底了解研究对象，是一切方法的前提，是方法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如今的中国人，对传统的诗和词，了解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浅，甚至完全不能了解。即如此，叶先生的方法，就几乎成了无人能效法的绝唱。这是我写作此文的深切体会，也是一个令人难堪但又不得不承认的枯涩结论。



参考文献：

[1]叶嘉莹：叶嘉莹说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4]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5]蒋孔阳，朱立元，美学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高友工，梅祖麟，李世耀译，唐诗的魅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①陆侃如、冯沅君所著《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为当代论诗名者，然竟不对诗词作区分界定。国内最为通行的学文史著作，对词的论述亦极其简略：词的特点是“内容以抒写日常生活的情感为主，意境比较细巧，表现手法比较委婉，语言比较凝练精致；诗歌特点是歌行、排律等诗体中大开大阔的结构，粗放、质朴的语言，在词中是少见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复旦在大学出版社，1996，270页）“虽然温庭筠及花间派词人一开始就将它推上了艳情的颓靡道路，但它仍为宋词的发展准备文学上的条件。经过宋代一些杰出词人的努力，终于成为我国文学的百花坛上一枝丰美的花朵。”（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36页）以上三书之观点，似可代表国内学术界对词的基本看法。

  Comments on Ye Jiaa-ying’s Study of Ci

SHAN Zheng-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Hainan)



Abstract:Ye Jia-ying’s academic achievements lie in his study of Chinese Ci and relevant issues. After decades of arduous study, Mr Ye has attained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i in terms of form,connotation, category,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well as Wang Jing-an’s Ci study, Mr Ye’s attainments are fully embodies in his proposition that yaomiaoyixiu is the typical aesthetic category whose mode of expression is the preferred state while spiritual aesthetic activity constitutes the motive force to inspire and prompt the aesthetic activity. Aang Jing-an has elaborated on the two concepts”yaomiaoyixiu”and “jingjie”in his works Renjianshihua, but he has been unable to integrate in his research the two terms. Based on the study by Wang Jing-an, Ye Jia-ying has advanced the term “ganfa”(spiritual aesthetic activity),thus making it possible to integrate the poet, readers and the poem and to cover the process from creation up to artistic appreciation.  In short, “jingjie”,”yaomiaoyixiu”and “ganfa”are ,in fact, unified; for they reveal the most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s well as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thought——trinity of object, subject and activity.

Key words:Wang Guo-wei;yaomiaoyixiu;artistic conception;jingjie(realm);ganfa(spiritual aesthetic activity)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22:30

叶嘉莹——在学术史上

■高克勤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一批海外华人学者怀着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热爱，回大陆讲学，并在大陆出版著作，给闭塞已久的大陆学坛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冲击和新的启示，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大陆的学术发展。其中于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终身教授叶嘉莹先生及其著作的影响一时可谓无人比肩。犹记得，1980年，叶先生的词学论集《迦陵论词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一销而空。这本书从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和表达方式等方面，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冲击，在词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紧接着，她的《迦陵论诗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著作次第出版，影响波及古典文学研究界。直至今日，叶先生犹以耄耋之年，演讲著述不辍，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叶嘉莹，笔名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幼承家学。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受业于著名词学家顾随。顾随对中国古典诗歌敏锐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给予叶嘉莹以很大影响。她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员。1948年举家迁居台湾，在台湾大学等校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开始发表有关学术论文。1966年应聘赴美国讲学，后赴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自70年代起，她多次回国探亲、讲学，与国内学者合作进行学术研究。退休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倾全力于中华古典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之中。

　　关于叶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她在中西诗学研究方面的特点及贡献，复旦大学徐志啸教授的近著《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已作了简要的介绍和精当的评述。本文主要阐述叶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我认为，叶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中西诗学研究方法的会通及其运用，包括对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叶先生自言其治学方法：“对于诗歌的评赏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的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知。”其《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一部资料整理汇编和理论研究并重的学术著作，是运用其治学方法的范例。这本书搜辑了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数十家，分别为之考订异同，对诸家之说各依时代先后加以整理校评。举凡前人注杜、评杜的重要版本几乎包罗无遗。而尤可称道者，在集解之后每每缀以自己的评论，整理分析旧说，提出自己的见解，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更是新见迭出。叶先生认为，七律成为“中国诗歌中最凝练精美的一种体式”，是由于杜甫“以其过人的感受力与思辨力，及其创作的精神与热诚，扩展了七律一体的境界，提高了七律一体的价值”，其《秋兴八首》这组诗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一种经过艺术化了的情意，在技巧上表现出句法的突破传统和意象的超越现实，由此方真正挣脱了格律的束缚，使七律得以真正发展臻于极致，在诗坛上奠定了地位。这本书的整理校评用的是中国传统诗学研究的方法，但阐述解析用的是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方法。受其影响，美籍华裔学者高友工、梅祖麟合作发表了《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实践》（1968）、《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1971）、《唐诗的语意、隐喻与典故》（1978）三篇论文，运用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方法全面分析唐诗因素，在欧美汉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86年，叶先生在南开大学为研究生开设海外学人有关中国古典文学英文著作导读的课程，就以这三篇论文为教材，指导学生将其译成中文，并作序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由我担任责任编辑，并定名为《唐诗的魅力》。出版后，引起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界尤其是唐诗研究界的很大反响。

　　其次，是重申王国维以来的诗词阐释传统，并构建了王国维-顾随、缪钺-叶嘉莹的词学谱系。叶先生论词，尤其强调“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生命的重要性”，善于从感发与联想中体验并发掘出词人之“词心”。其论词，既能深探词人之用心，又能兼顾词史，强调词之不同于诗的感发力量、深婉情思及其独特境界。这一观点，是与王国维、顾随、缪钺的词学观一脉相承的。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在词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而顾随和缪钺的词学成就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词学界却鲜为人知。由于叶嘉莹与顾随亲属及学生对顾随文稿的搜集整理出版，顾随（1897-1960）作为一代词学和禅学大家的成就才广为人知。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随文集》；1992年，叶嘉莹又将她听课时所作的笔记出版为《顾羡季先生诗词讲记》。此后，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顾随全集》四卷，收录了顾随现存全部著作。有学生如叶嘉莹，顾随先生应庆幸得人。正如叶嘉莹曾表示的，师生之间的感情，比血肉的亲情更加密切，因为文字的姻缘超过了骨肉，骨肉只是肉体上的传承，而文字的因缘是精神上的传承。缪钺先生（1904－1995）向以史学家知名于世，其实他最早从事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早在1948年，开明书店就出版了他的《诗词散论》一书，其中《论宋诗》、《论词》等文论述精辟，影响至今不衰。1981年，叶嘉莹回国至成都开会，意外地见到了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缪钺先生，欣幸万分，如其所言：“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三十余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都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迦陵论诗丛稿·后序》）缪钺当时也读过《迦陵论词丛稿》，亦“钦佩其中评赏辨析，精邃深微”；且与自己一样“论词都推重王静安先生，尤其有针芥之合”（《灵溪词说·后记》），遂与叶嘉莹合作，撰写词学专著《灵溪词说》，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纵论唐五代两宋著名词人、词作、词论，其中缪钺撰写的论文有23篇。此后，两人继续合著，评论的词家由唐宋下移至明清，1993年以《词说古今谈》为名由岳麓书社出版，其中缪钺撰文12篇。在这两本词学论著中，缪钺保持了从词人的创作心态及艺术风格揭示词的特质与词人之词心的治词特色。可以说，叶嘉莹对缪钺的钦仰，使缪钺有获知音之感，重新焕发了学术热情，以深厚的底蕴，在耄耋之年犹能不废著述，为词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次，是本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的热爱之情，倾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叶嘉莹长期从事教学，一直以讲授中国古典诗词为主业。她既有深厚的学养，又有创作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而又不渝的感情，所以她的讲授有独特的风格，对诗词的解说别有会心，能够讲得深入浅出，声情并茂。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在复旦大学讲演时很受学生欢迎的情形。她晚年的学术活动以讲演为多，出版的著作也以讲演汇编为主，其内容多是其论文观点的稀释，虽然学术性较之其论文相对不强，但影响广泛，从学坛走向了社会。几年前，中华书局同时出版叶嘉莹和于丹的学术普及作品，有媒体将她俩称为“两代学术超女”。其实，论学术功底，于丹是无法与叶嘉莹相提并论的；但是，就对普及学术的热情及将古典作品当代化、浅切化的能力，于丹还是可以称得上是叶嘉莹的后继者的。

　　我以为，叶嘉莹在当代学术史上是有自己独特地位的，而且不局限在学术史范围。

（《文汇读书周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2-11 10:26:09

叶嘉莹先生词学著述年表

1957年台湾《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
1958年台湾《温庭筠词概说》
1958—1962年台湾《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大晏词的欣赏》
《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
1966年美国《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
1968年《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
1969年加拿大《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
1960年代末—1970年代中《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1977年加拿大《碧山词析论》
1980年7月《迦陵论词丛稿•后叙》
1982—1986年《灵谿词说》
1986年《王沂孙其人及其词》
1986—1988年《迦陵随笔》
1988年《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
1989年《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的评赏》
《论陈子龙词——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谈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
1990年《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
1991年《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
1992—1994年《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
《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
1995年《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兼谈传统士人文化修养与词之美学特质》
1996年《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
1997年《对传统词学中之困惑的理论反思》
1998年《论词的弱德之美——石声汉〈荔尾词存〉序》
2000年《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
2004年《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
2005年《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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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己”与“为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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