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议书贤话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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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议书贤话古今  
王占军


    一、蔡邕

    我对蔡邕的印象是模糊的。毕竟他的时代距离太遥远。远远地望过去，中间的王羲之光彩夺目，便使他显得有些黯然。

    史称他通经史、数术、天文、音律，善辞章，工篆隶。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所以就有了学者、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画家等许多头衔。而我却觉得这些头衔很值得怀疑。据说，他有《蔡中郎文集》面世，可惜已经失传，无从证明他学者的身份；久远的时代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他鼓琴的形象和优美的琴声没能保存下来，也就不能考证他音乐家的素质；汉代是隶书的天下，我们学习隶书，主要是那些大碑，张迁、礼器、石门、史晨、西狭等，一块块碑上却不见书者的名字，哪一块是先生所书？说他是画家，又没有画作流传，虽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记载：“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及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终是耳听为虚。倒是见过他的一首“翠鸟”诗，写得很美，运用自然色彩刻划出一只活泼的小生灵。就凭这一首诗敢称文学家？这一大串头衔犹如今人名片上的职衔，给人的感觉总是虚飘的。虽然，今人名片上的称号多是自己封的，先生的头衔多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时还没有书法家、音乐家此类称谓。

    怀疑归怀疑，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书法理论家这顶帽子我还是愿意戴给先生的。不到200字的一篇《九势》，将书法纳入阴阳矛盾律中，提升到美学的哲理高度，但绝不空泛，还有方法论，诸如“藏头护尾”，“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等，为后世学书者立了法则。这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从古人洋人书中抄袭来的，的的确确是实践的总结，所以至今还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这真值得我们的书法理论家们想一想，我们写的那些个东西，就象当前许多机关里制造的文字垃圾一样，实在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这就是这位大书法理论家告诉我们的。书法是表情的，创作的心态是“先散怀抱”“任情恣性”“随意所适”的，“迫于事”不会有佳作产生。然而，我们是常常“迫于事”的，为参展，为获奖，为润格为出场费，手握毛笔有太多的功利性。我们热衷于各种笔会，喜欢当场表演，如街头杂耍耳。脱帽露顶王公前的张旭不是为了表演，而是用心不分。我们学到的不是实质的东西而往往是一种形式。

    近来读到蔡邕的一帖《辞郡辟让申屠蟠书》。当时的州郡欲将辟蔡邕为孝廉，蔡先生就写了这帖短札，“申屠蟠禀气玄妙，心敏性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谊，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饰。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竭力将到手的功名让出去。我们常常嘴上说“淡泊名利”，用笔写“淡泊明志”，然而，自古以来，真能“淡泊”者有几人？这帖短札，使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顿时高大起来。  

    二、羲献父子

    在《容斋随笔》中，作者洪迈说，王逸少为艺所累。他的意思是说，象王羲之这样和当时的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类人物，凭才能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然而，却只以书艺传名。“《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摹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功，为大累矣。”没能在政治上名垂青史，很为右军遗憾。

    然而，我却不以为然。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人生在世，谁不想流芳百世？然而能实现这种理想的，定是人杰。既然王羲之实现了，又何必惋惜？从其本身而言，羲之不愿进入官场。“抗怀物外，不为人役”，当官做老爷自然感觉很美，但官场的规则是，必先做孙子后才做老爷，即使做了老爷，头上还有更大的老爷管着，除了当了皇帝，否则做多大官也受人役使。不想让人管，就别进官场。故而“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殷渊源做了丞相，请他出山，他说：“吾素自无廊庙，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以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不进官场，追求身心自由，这是自己的决择。正因为有这份潇洒出尘，才有“力屈万夫，韵高千古”的妙迹流传。也正因为“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于翰墨才可大成，若才知平平，无论如何专心钻研书艺，也终难入圣。

    就我等后来学书者而言，历史上再多一两个政治家，也是无所谓的。但如果少了王羲之，你想想那将是什么样的后果？中国的书法史定然大为失色，甚至，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否能成为艺术也值得怀疑了。右军不入仕而以书法艺术立名，是国人的福气。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立身处世的标准，达到了这一标准，人生理想就实现了，也就名垂青史了，达不到则遗恨终生。所以杜甫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致君尧舜”。好在王羲之不是儒家，我们才有了这样的福气。而洪迈是，所以他以书艺为小道。在《容斋随笔》中涉及唐宋四位书法大家的六种帖，如欧阳询的、颜真卿的、苏东坡的和蔡君谟的，都是评价内容，而对书艺不及一语。这种思想自然会对以翰墨名世的王羲之深表遗憾了。

    又说“献之立志，亦似其父。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遂不之逼。观此一节，可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

    今人看来，献之何其傻冒！谢安是朝中大员，而且婉转相求，竟不买帐。于今有多少所谓书法家献媚高官，送字者有之，送册者有之，还恭恭敬敬地写上“请指教”。尽管字丑册滥，却也是块敲门砖。此其一也。题榜太极殿，万世留名，这是书法家求之不得的事，送上门来却不要！君不见今日有人那么破的字还到处题写，名利应比尊严重啊。此其二也。

    父子二人，书名盖世，风流千载。品德高尚，傲骨铮铮。羲之的《兰亭序》震培千古，献之的《桃叶歌》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做个书法大家不易也！  

    三、颜真卿

    对颜真卿，我迟迟不敢下笔。人们似乎对他太熟悉了，他的品德，他的书法，都可称为后世学人的楷模。  

    一场安史之乱，动摇了有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也成就了作为平原太守的颜真卿的忠义和谋略。在安禄山眼里的这个书生，不仅对安的反叛早有察觉并充分准备，而且在河北二十四郡相继攻陷势如破竹时遭到平原郡的顽强抵抗。在这场叛乱中，颜真卿失去了哥哥和侄子。叛乱平息后，在蒲州任上的颜真卿找到侄子的尸骸装敛重葬，并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祭奠。这便是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这篇文稿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蔡中郎的书法表情理论，写字是在写心。面对文稿，我常想到书法创作内容的问题。古诗未尝不可写，用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问题是他人这只酒杯是否适合浇自己的块垒。常见书家出行，携《书家必携》小册，印有格言名句诗词佳篇，每至一处，伸纸蘸墨之际，翻开小册，信手抄来。诗的内容尚未明了，却你写我写，横写竖写，书房写笔会写，一首诗写得熟烂。此类作品称诗抄可也，称书法未必。《兰亭序》是不可重复的，《祭侄稿》亦不可有二，这才叫艺术。

    历史上的颜真卿是不幸的。这不幸来自于他的“明如日月坚如金石”的人格。他太正直了。一个人太正直了就会讨人嫌。读唐史我发现颜真卿很倒霉，总是与宰相搞不好关系。几乎受到过与其共事的所有宰相的排挤和嫉恶。杨国忠、房礯、元载、李辅国等等，总是想方设法地把他撵出朝廷，今天平原郡明天蒲州后天又是饶州。最后，宰相卢杞将其在七十多岁时送给了叛军李希烈杀害了。宰相是百官之首，大权在握。人一旦掌了权而无操守就易腐败，喜欢搞不正之风。颜真卿不但不同流合污，还要站出来弹劾，忠于其监察御史的职责。所以就连连遭遇贬谪。

    读杜甫诗集我就琢磨为何就没有提到颜真卿，两个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怎么就没有一点关系呢？而且杜甫也喜欢书法，自信自己的书法还不错，诗中也提及了许多书法家。他和颜真卿都是至德二年四月份抵达凤翔行在的，同朝为官几个月，一个是左拾遗，一个是监察御史。据我的推测，杜甫是不喜欢颜真卿的。理由之一是，颜真卿曾弹劾过房礯的党徒，引起与房的矛盾。杜甫即使不是房的一党，至少与房的关系很好，房被贬黜时杜甫求情惹恼了皇上诏三司推问旋即外放，房死后杜甫哭得“近坟无干土”。这样杜甫就有可能对颜真卿没好感。理由之二是，两人的艺术观不同，颜真卿追求的是宽博丰腴，筋骨饱满，而杜甫祟尚“书贵瘦硬始通神”。

    在唐朝还有宰相推荐接班人的贯例，故而颜真卿也就一直没有升到过宰相之位，很让后人扼腕叹息。不仅如此，而且还常常挨饿，他曾向李太保乞米，信是这样写的“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真卿状。”一个堂堂的朝中大员，一个艺术大师，竟然穷到连粥也喝不上的地步！从世俗的眼光看，高尚人格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际好处。但他坚守着，碰得头破血流而不悔。他告诫子弟：“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会吾志，不可不守也。”

    不论为官为艺为人，都面临“守”与“不守”的选择。前不久看了一部叫《沧浪之水》的小说，就是反映当代知识分子“守”的问题的。那是现代知识分子选择的一个标本。它在向人们昭示：现实生活中，“守”是如此艰难，要付出很大代价。
    四、怀素

    怀素是个和尚书法家。他当和尚不如当书法家成功。和尚从事书画的不少，但那都是以书画行禅。书法在佛教界只是一种技能，抄写经文用。象怀素这种热心书艺，想成名成家的实在不多。他的身份是和尚，但他一生所从事的似乎只有书法。

    他说自己幼而事佛。从小进入佛门，不是因为孤穷不能生存，就是与佛有缘，被某位高僧接引。总之，出家并非其志愿。故而经禅之暇，颇好翰墨。经禅是本职，翰墨是爱好。正如我们这些公务员，工作是为了吃饭，将书法作为了事业。我们可以想象，烈日炎炎的古道上，一个年轻和尚担着书箱，拄着锡杖正朝着长安行走。汗湿袈裟，面染尘土。他不是在行禅，而是去求艺。犹如我们学习书法的，都要去京城找名人指点一样。在地方红只红一小块，在京都红便红遍全国，古今通例。

    所以说，怀素是个红尘和尚。他将当时显贵名流对其书法的评价集书成册，请大书法家颜真卿作序。他常与酒徒词客欢集，喝酒谈诗，醉来信手两三行，粉壁长廊驰毫骤墨，大呼小叫，狂态可掬。那场景肯定好看。怀素是颜真卿的学生，颜真卿是张旭的学生。于是怀素得到了草法金针，那就是师法自然。这是书法之生命力所在。不管做谁的学生，艺术要靠自己悟。张旭、颜真卿、怀素都悟出来了，所以他们成功了。

    怀素还给学书人树立了勤奋的榜样。书芭蕉叶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常被画家作为素材；还有书漆板漆盘，板盘皆穿。学习书法是个磨练的过程，正如佛佗修行，日积月累。想三日五日则成家成名，心情可以理解。当今时代，人们追求速成，吃饭有速食品，种植有速生素，养殖有催肥剂，书坛也有速生书法家。正如速成的东西没有多少营养一样，速成书家也没多少内容。

    读陆羽的《怀素别传》便对人的名字发生点联想。陆羽说，怀素在绢素上写字，不知用了多少绢素，这不就是说他怀抱绢素的意思么？凡人真书则藏其草，草则藏其真，这不就是他的字藏真么？这是作者的机智处。人起名字，有时的确寓点理想在里面，实现了便觉得名字起得好。但最终实现不了的为多。名字毕竟是名字，成事还在于人。倘若怀素根本就不喜好翰墨呢？  

    五、蔡君谟

    君谟是蔡襄的字。欧阳修作《蔡君谟墓志》云“公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书，则辞不肯，曰：‘此待诏职也。’”蔡君谟在给欧阳修的信中提到过此事，“曩者得陛下清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而已。”在艺术作品进入市场的今天，老蔡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一是太把自己的字当回事了，二是太不把钱当回事了。皇上的面子不给，说是待诏的职责，推辞了；王公大臣拿着朝廷的命令求你写，你也推辞，说这是有关部门的事，是待诏的职责。这大概就是清介有守吧。殊不知，一个书法家的字若被皇帝喜欢那是多么幸运的事啊！在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国度里，让皇帝喜欢自己的字那是多少书法家梦寐以求的，先生却不知珍惜，真让我辈恨煞也。要知道这比做一个电视专题，让某个领导、某个名人说句话、写个评语要影响大得多。书一块碑，就名垂青史了，就好象建了一个艺术馆。你竟然拒绝，那些可都是王公大臣，有权有钱的主儿，人家有行政命令，而且还给润笔费，哪一笔不够你买辆桑塔那？又不用缴个人所得税，为何不赚他个盆满钵满？你若惹得皇帝不高兴，又把王公大臣得罪了，你还想在书法圈子里混？书协主席肯定没你的份。

    就凭这一点，我敢肯定，北宋四大家中的蔡一定是蔡襄，绝不可能是别人！  

    六、徐文长

    不知是因读了先生的传记才觉得先生的草书中有一股不平之气，还是就从先生的草书中发现了这股不平之气呢？总之，那点画狼籍粗头乱服的书法，给人的感觉就是声声怒吼，不平不平不平……是以书法的自白，是人物形象的线条化。只有徐渭才能写出这样的字，也只有这种字才能出自徐渭之手。不信，试试看？

    徐渭不是书法大师，因为他的字没有法，后人不能学不可学。无其遇其奇其气而学其迹，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但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书法家，因为他有情，每条墨线都凝聚着情。尼采说“一切文学，我爱以血书者”，文长之书亦是血书者也。自他之后，这样的书法家还没有。

    徐文长有才。一般有才华的，就难从时俗。所以，科举考试总是落榜。浙江巡抚胡宗宪很赏识他，将他招入幕府。徐文长穿一身粗布衣裳，头戴乌巾，摇着纸扇，在幕府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为抵御倭寇出谋划策，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他为管理军政伏案劳神，千言公文一挥而就。于是自负自傲，认为天底下的知识分子都不是自己的个儿，博得功名如探囊取物。然而，命运好捉弄人。胡宗宪虽说功勋卓著，但是严嵩一党，严嵩倒台，胡氏受到牵连，也便结束了徐文长的政治生命。中国的政治是，不怕上错床，不怕装错兜，就怕站错了队。背靠大树好乘凉，倘若树选不准，不但凉没得乘，说不定还会误了卿卿性命。徐文长于是佯狂避祸。精神有毛病，法律就要网开一面。装疯装得像，时间久了，再加上不平之气火攻心，就易患上真狂疾。于是便有了杀妻入狱之灾，斧击头锥锥耳之行。书法史上也有“狂张颠素”，但那是书写时的一种状态，不若先生的真实而长久。

    先生真是不幸。几乎一生都生活在不平之痛苦中。那个时代，做官是人生唯一的价值体现。倘若现在，人们的价值多元化，凭先生之才，以艺术名世，是否也就不会如此痛苦了呢？然而，这痛苦也成就了他的艺术，如蚌之生珠。先生的诗好，袁宏道称一点都不比古人差。不平出诗人，不平也出书画家。心中没有痛苦的人，能搞得成艺术吗？艺术是痛苦的花朵，痛苦是艺术的根茎。  

    七、黄道周

    某人从地摊上花2000元得黄道周一帖，八行书信，拿到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鉴定，专家认为是黄氏真迹，且笔画精到，出价20万元人民币。令人惊叹不已。黄氏书法价值如此高昂，除其艺术性外，更主要地来自人们对其学问人品的推崇。

    据说黄道周曾作过编修中的经筵展书官，按贯例这种官上朝办公必须膝行向前，而道周偏不如此，惹得魏忠贤用眼睛盯着他，不久就被免了职。黄先生的骨头很硬。

    在当时他是学者的领袖，学贯古今，精通天文历数皇极等学问，特别是对易经研究造诣极深，他撰写的这方面的著作别的学者年年研究都弄不通，他却可以用来预测未来。自然先生还擅长书画。就先生所精通的领域，任何一门拿到现今都可以弄个高级职称或是著名的什么家当当。起码称其为国学大师预测大师是不为过的。行笔至此，我就有点为我们这些后来学书者气短了，从学问上就先输给先生一大截。

    有一次先生游金陵，朋友们请他喝酒。那天天下大雪，朋友特意找了个姓顾的小姐坐陪。顾小姐国色天香，精通书史，见者莫不心醉。有红袖佐醪，大家放开了喝，不久就把先生灌醉了。朋友们让顾小姐搀扶先生进入到早已准备好的卧室中，从外面锁上门。先生并没有因酒乱性，小姐几次挑逗，皆不为所动。自己盖上被子，调整好呼吸，酣睡过去。第二天早上，顾小姐就将夜里的情景告诉朋友们，并说：“公等为名士，赋诗饮酒，是乐而已矣。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终归黄公。”

    明朝灭亡后，先生被抓到金陵监狱。正命前夕，朋友拎了酒肉与他诀别，他照常吃喝，一觉睡到天亮。起来洗漱更衣，对仆人说，以前谁谁向我求字，我已经答应了，不能骗人家。于是，和墨抻纸，先写小楷，再写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盖上印章，始出就刑。

    上面的这两个小故事是我从《虞初新志》中得到的。当时读了，我真想给先生鞠三个躬，以表达我深深的敬意。面对美色与死亡竟然如此坦然而从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非常难能可贵了。现在的我们是很难禁得起美色的诱惑了。媒体上常有落马贪官玩女人成十上百的报道，就是艺术家们也不甘寂寞。据说有一女士好书，展转求某省一书协领导为师学艺。拜年毕，领导便去插门，女士惊恐。人笑传“闭户先生”，正与“关门弟子”相对。在生死考验中，我们就更难及格。尽管有的人为了名利不顾生命，但作为人生只有一次的性命人们还是珍视的，谁会为一个灭亡了的朝廷去白白地殉葬呢？没了脑袋，字写得再好，也卖不到钱了。

    但是，黄道周做到了，大清的皇帝敬佩他，几百年后的我们也敬佩他。他气贯第虹，他永垂不朽。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做个庸常之人，活着的时候不为人知，死后更是身与名俱灭。我们的书法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禁不起许多诱惑。圣人说人都是学而知之，所以生来就会写字的人不会有，但临死前还从事书法活动的，也就有数几人，先生就是一个。这给中国的书法史添了多么光彩的一笔啊！      

    八、邓石如

    邓石如是个布衣书法家。在中国古代学书者欲名满天下，或要有政治地位，或要有奇才。邓石如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政治背景，却一身布衣登上全国书坛，并在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要归功于他具有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个性。先生为人耿直，不慕功名。在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的幕府，同事们都是“裘马都丽”，穿名牌开宝马，先生不艳羡，不自卑，不受诱惑，布衣徒步，怡然自得，表现出极强的定力。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曹文敏非常赏识先生。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曹公入朝祝贺，强烈邀请先生同往。先生不搭蹭车，不沾一点光，独自头顶草帽，脚踏芒鞋，骑毛驴一头，择路前行。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个性，人穷而品高。

    第二个条件是遇到了贤朋良友。“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是人生的一大财富。先生在巴东经人推荐认识了江宁梅举人。梅家曾受朝廷殊遇，收藏至富，秘府异珍犹多，特别是秦汉以来金石善本俱全。举人对先生非常友好，不但将所藏拓本都搬了出来，还为先生提供学习生活条件。这是个了不得的支持。一个穷山沟的青年想看秘府珍藏的拓本，那个时代做梦也别想。哪里象现在，网络、印刷技术如此发达，想看什么都容易。然而，因为容易，我们就对这些“秘府珍藏”失去了耐心，不再珍视，不下苦功钻研。在歙县，先生遇见了编修张惠言，张也是书法家，研究秦篆的，非常推崇先生，将先生引荐给其主家金榜。金榜又将先生推荐给曹公。在北京城，先生受到了刘墉的赞赏，刘宰相还亲自登门去看望布衣先生。这些朋友对先生的艺术和生活都给予了很大帮助。

    第三个条件是刻苦。这是一个书法家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他将《石鼓文》《峄山碑》《泰山刻石》《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国山》《天以神谶碑》《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了百遍。还将《说文解字》写了二十遍。每天天不亮起床，研一盘子墨汁，一直写到深夜墨汁尽了才睡。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学了整整八年！八年两个大学本科的时间。倘若我们也肯下这么八年功夫，即使悟性再差，所写的字也定会可观的。另外，他游历了名山大川。虽不读万卷书，却行了万里路，一双芒鞋，一头毛驴，自然心胸开阔。心中有丘壑，笔下自生风云。

    俗语言，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先生所遇并非皆贤良之人，也有几个有意思者。一个是翁方纲，官至内阁学士，又是书坛篆分协会的主席。他嫌先生不到他那去拜门户，便利用手中的权势压制、排挤先生，说先生的字少数卷书，俗气等等。周围许多“书混”们跟着随声附和，起哄架秧子。国人喜欢分门别派，不惟书坛，不惟古时，像翁方纲式的“书霸”和以书谋私的“书混”，香火不绝，绵延至今。除了翁方纲，还有一个是钱坫，因为先生的水平高而眼红，认为先生的篆书不合六书而诋毁之。另一个也姓钱，更有意思，因为他的执笔与古人不同，他诋毁古人；以为先生的执笔与他同，欲用先生证明自己的正确。结果发现先生执笔与他不同，他就帮着钱坫起劲整先生。这些可笑之人，不是从艺术上切磋，取长补短，共求进步，而是不分优劣，不讲事实，从门户出发，诋毁，排挤，压制。此类手段的实行毁灭不了先生的艺术和形象，反更衬托出这类人的卑劣与无能。当今书人应引以为鉴。

    书法是一种艺术，是靠自己的勤学善悟所得，不是靠投机钻营所能成，更不是靠某个大家名流赐予。用自己的名望与权势压制、打击年轻人，有用有效也有限。